中国主流经济学批判（15）——评茅于轼的“投机有益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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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7/08 17:20 | by admin ]
2011/07/08 17:20 | by admin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投机经济
——评茅于轼的“投机有益论”
金融体制改革的后面，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金融体制改革是资本运营向知识运营上升、知识运营对资本运营提升的资本运营与知识运营之间的双向运动。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恰恰就在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求同现有国际金融体制之间的不对称。而国际金融投机使这种不对称所蕴含的产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转变成现实性。
茅于轼认为：“投机活动对社会是有益还是有害？如果赚了钱，这是财富的创造，是对社会有利的。如果赔钱，则对社会有害。其中的道理我在以前写的著作中有详细的解释。正因为这样，各国政府都允许投机买卖的存在。比如期货市场，就是投机市场。它对社会是有利的”。这就是茅于轼的“投机有益论”。 “投机有益论”的理论基础是价格经济学，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投机经济是泡沫经济的根源、经济危机的根源，也是两极分化的根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之一，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投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比资本主义更完善的市场经济，绝不容许任何投机的存在。
投资、投机与危机
投机：配置型的投入产出活动，是配置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投资：再生型的投入产出活动，是再生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在经济活动中，投机与投资应该哪个为主的问题，实质上是以配置经济学还是以再生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配置经济学看来，经济活动就是资源配置活动，经济学就是研究资源优化配置的；而资源配置是否优化的根本的、也是唯一的标准，就是能否赚最多的钱。而
投机、特别是金融投机带来的配置的数量、速度与频度，是投资所无可比拟的，虽然投机有风险，但风险与机会成正比，而且善于投机的也善于把风险转给别人，把机会留给自己——反正能通过价差利润赚到钱就行。但在再生经济学看来，只有能产生生产力的活动才是有效的经济活动；因此风险与机会成反比。前者以资产转移为目的，后者以资源再生为目的。因此，前者崇尚投机，后者注重投资。配置型经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再生型经济。再生经济学要求银市股市房市应成为投资的场所而不是投机的场所，因此要求建立一套完整的监管机制，在准许投资者进入与退出的同时，最大限度防止投机行为的发生。
要把投机和促进流通区别开来。投机人为抬高或压低物价，使价格与价值背离，是一种破坏正常的价格机制，扰乱市场的行为，与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对立的。在经济微观化时期，投机的危害性不明显；但到了经济宏观化时期，投机将给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危害。这时运用宏观调控手段控制投机既有必要又有可能。
投机，是市场经济早期市场无序化、平面化、微观化、不规范的产物，在市场经济宏观化、有序化、立体化、规范化时期必须被立法取谛，以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的发展。那些以市场经济完全自由竞争为名反对取谛投机的经济学家，都是金融投机以及其它投机的既得利益者或者是其代言人。而在背后支撑他们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市场原教旨主义。
危机的根源是泡沫，泡沫的根源是投机
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泡沫经济。形成泡沫经济的根源有三个：货款膨胀、虚幻经济与口袋经济。如果说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主要由货款膨胀引起，这次美国次贷危机主要由虚幻经济引起，那么中国有可能产生金融危机的根源，则主要是口袋经济。
虚拟经济如果离开了实体经济就会演变成虚幻经济，而虚拟经济如果成为投机的平台就必然脱离实体经济；而口袋经济，则是实体经济中的虚幻经济，或实体经济外表掩盖下的虚幻经济。
危机的本质是不对称，不对称的根源是投机
金融危机（包括美国当前的次贷危机）的本质是不对称：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不对称、经营权与所有权不对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不对称、经济要素与经济系统不对称、经济概念和经济现实不对称、理性预期与经济现实不对称、企业信用与经济实力不对称、经济转轨过程中客观原因与决策失误造成结构失衡的不对称。投机的要害，是通过人为操纵控制，强化不对称——知识不对称、信息不对称、能力不对称，扩大道德风险、社会风险、自然风险，尔后一方面从中获取暴利，另方面造成社会危机。
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不对称：由自由竞争演变成自由投机。经营权与所有权不对称：
间接投融资发展成银行贷款膨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不对称：由金融衍生品催化出泡沫经济。理性预期与经济现实不对称：金融衍生品使理性预期与经济现实脱节。企业信用与经济实力不对称：金融泡沫与信用泡沫互为因果，使企业信用脱离自身经济实力，泡沫破灭即企业信用破产；金融企业信用破产即酿成金融危机。转轨过程中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不对称造成社会结构失衡：两极分化形成的弱势群体与权贵集团，是投机猖獗、扩大两极分化的社会基础与制度保证。
投机的催化作用，使经济概念和经济现实不对称。如土地可再生、再生的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这一现实和 “土地不可再生”这一“经济共识”之间、“房价只升不降”这一经济“理性预期”与房地产供过于求这一残酷的现实之间的不对称，造成了房地产泡沫，从而造成危机——从房市危机通过金融衍生品杠杆橇动金融危机，并牵动整个经济危机。美国当前的次贷危机就是这样产生的，也是这样形成的。
投机的催化作用，使经济要素与经济系统不对称。主流经济学家的线性思维方式决定了只抓一点不及其余的行为方式，认为虚拟经济可以离开实体经济而独立运行，似乎这就是“新经济”、“GDP经济”。知识经济不是虚拟经济，虚拟经济也并非虚幻经济。通过金融创新而创造出来的金融衍生品，只是整个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其能否畅通无阻、可持续赚钱，取决于整个经济体其他因素的相互制衡。如果这个相互制衡的经济体有一个缺口被打破，将会造成整个经济体的重组。在重组过程中，泡沫被挤掉就是必然的。所以虚拟经济不是万能的，金融衍生品的工具作用不能被神化；经济运行的因果、本末关系不能被倒置。
投机的催化作用，使经济转轨过程中客观原因与决策失误造成结构失衡。与经济全球化、知识化相伴随，是经济的立体化、系统化。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一竿子插到底的小生产思维方式与运作方式，同系统化的经济运作模式是不对称的，最终破产是必然的。必须用经济系统论、经济控制论代替经济原子论。只要控制投机，经济危机就可以避免。
投机和垄断
正好像投资有自由竞争与垄断之分，投机也有自由竞争与垄断之别。如果说，平面的投机是二维平面配置的产物，垄断的投机则是三维、四维甚至五维立体“落差”的结果。平面的投机是寻找市场机会、钻市场的空子、获取风险利润；立体的投机则是制造机会、操纵市场、兴风作浪、请君入瓮，无风险获取暴利。如果说，平面的投机是竞争的负产品，并不排斥竞争，那么垄断的投机则使竞争不再充分，竞争的游戏规则不再有效。垄断支撑投机，投机强化垄断，从而使有钱投机的人获得更高暴利，没钱投机的人只能买高价房居住或在房贷的诱惑下成为房奴，从而使穷者越穷，而富者越富。从房地产泡沫可以看出：垄断与投机结伴的垄断投机，是促成两极分化的罪魁祸首。因此垄断投机与完全的市场经济不兼容。
投资性垄断由人文资源（专利、专有、专用的知识产权）、自然资源、行政资源和企业资源（企业集团或企业联盟）的垄断形成。其中，知识产权的垄断是知识产权主体对自己人身权的垄断，本身就是自由竞争的前提也是自由竞争的产物，并不损害其它市场主体的利益与公平竞争的权利，因而可以同自由竞争并行不悖。其它垄断如果限制了自由竞争，也要被打破。
投资垄断和投机垄断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使价格背离价值，从中牟取暴利，从而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而投资垄断往往是通过投机垄断或变相的投机垄断来进行。要把股票正常交易、用脚投票同投机区别开来。如果不能像挤脓包一样地把投机行为从股市和期货交易中挤出去，那么就没有规范的股市和期货市场。一方面想要建立规范的 股票市场，另一方面又容许投机行为存在，这本身是一种悖论；这个悖论是造成中国股市好坏之争的根源。中国股票是否规范、要不要规范，不是以西方股市为模本，也不是主流经济学家说了算，而只能以规范经济学、规范的市场经济为标准。
权力垄断、官商勾结，既是投机的内在机制之一，又是投机的催化剂；权力垄断往往通过投机为官商勾结的不当得利洗钱，使之披上合法的外衣。
从本质上看，权力寻租、权力所有也是一种垄断，也是自由竞争、公平竞争的障碍。所以，反腐败，也是保护公平竞争的手段，也是政府干预的必要一环。世界上最自由的商业环境——香港，也必须反腐倡廉，说明香港的自由经济也离不开政府干预。不要政府干预做不到充分竞争，完全不要政府干预的、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不可能、也从未存在过。
打破投机垄断与投资垄断，靠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廉政风暴、财政银行手段和其它行政手段。
并不是只有计划经济才需要反投机，规范的市场经济更需要反投机。政府宏观调控同充分的自由竞争之所以不矛盾，就是因为前者可以抑制垄断投机，保护充分的自由竞争。通过反垄断与保护公平，政府干预与自由竞争二者可以得到统一。所以政府干预经济与自由竞争不是对立的，而是对称的。从充分的自由竞争就是反垄断来讲，自由竞争就是公平竞争；从自由竞争就是公平竞争来讲，政府干预就是保护公平竞争，而保护公平竞争就是保护自由竞争。保护竞争的公平性就是政府干预的目的、功能与界线。
垄断价格的形成
垄断价格的形成，不是所谓价格对价值的背离，而是权力渗入价格，并成为价格形成的因素。必须利用政府更大的权力进行制衡以打破垄断。所以政府本身也是市场的环节。政府是充分竞争、公平竞争的保障。只有充分竞争，才有公平竞争；只有公平竞争，才有充分竞争。所以政府干预同充分竞争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
因此，价格只有合理不合理，没有背离价值。而合理不合理的标准，在于是否公平，是否在法制保障下的充分竞争。只要是公平的，就是合理的；只要是合理的，就是反映价值的。这就是市场经济——打破垄断、充分竞争形成的价格就是合理的、“理性”的、反映价值的价格。
股市只能投资不能投机
股市本身应是投资的场所而不是投机的场所；在不规范与投机相互作用的股市中，只能是负和博弈；其结果，就是失去投资者的信心，使股市逐步进入瘫痪状态。所以，在目前股市整体上处于投机+不规范的境界时，股市低迷应是常态，同物价、利率高低本质上无关。因为你可以一时骗得了所有人，也可以一直骗部分人，但你不能永远欺骗所有人。
股市投机是股市泡沫、股市成为圈钱机器的最根本原因。不能把西方发达国家也存在股市投机作为中国股市可以而且应该鼓励投机的合理依据。中国股市投机与泡沫，是诸如房地产等行业投机与泡沫的典范；由于前者的示范作用，投机的内在机理被整体移植到其他行业中，形成泡沫、造成中国经济过热的假象，并以此误导政府决策和人们心理预期，从而破坏了我国的经济安全。
要避免金融危机，就要发展直接投融资，这要求除了要扶持创业工程以外，首先要规范现有股市的运作，防范投机：1、企业上市与否、原始股发行价高低必须举行公开听证会，由电视与网络视频现场直播；并把听证过程与结果在报纸财经版全文刊载；2、严禁内线交易；3、股票记名，限制交易次数；4、严禁公款炒股；5、扩大股市容量；6、设立创业板、中小企业板以及允许企业上柜交易。
股市只能投资不能投机，否则一切监管手段统统失灵。只要股市有投机存在，任何监管政策、手段出台只是自欺欺人。为了贬抑投机、鼓励投资，应该除了加强股市监管以外，还要扩大股市容量，开辟二板、三板——创业直接投融资市场，使直接投融资由大企业为主转向创业与中小企业为主，使直接投融资纳入创业工程。
加强股市监管与鼓励股市投机是一个悖论。投机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也要被历史所淘汰。真正的股市监管，使股市真正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就要杜绝投机；连溢价上市都要控制。价格由市场来调节不是由投机来调节。上市只是融资的渠道而不是圈钱的渠道。既然上市入场卷是垄断资源，其股票发行原始价格必须听证。
在股市监管问题上不是与国际接轨，而是与国际潮流合拍。与时俱进，不是与美国俱进，不是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俱进，不是在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领导下前进，而是与时代脚步俱进。
金融衍生品与投机
金融属于经济系统的高端；金融衍生品的远期合约、套期保值、价格发现、信用约束、风险回避功能，说明市场越来越立体化、系统化、主体化、自觉化，市场的自发调节功能越来越让位于自觉调控。
金融衍生品是经济系统的整合器、经济系统功能的催化剂，而不是投机的工具。把金融衍生品当作投机工具而片面长足畸形发展，必将形成金融泡沫，而走向金融衍生品功能的反面。金融衍生品工具可以回避投资性风险，但不能回避投机性风险。由于它的融资杠杆作用，可以通过强化、扩大泡沫来扩大与强化投机风险。
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多样与多元化，同鼓励投机是两码事。不能把金融衍生品的套期保值、价格发现与风险逥避功能归功于投机。投机是配置经济学中“风险越大机会也越大”理论的产物，本身是强化风险、制造风险的催化剂，而不是逥避风险；这和本质上控制风险的金融衍生品创新在功能上是对立的。投机行为和金融衍生品功能相互抵消，是金融衍生品的异化，只能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金融衍生品是中性的，既可以拿来投资，也可以拿来投机。如果拿来投资，可以回避、分散风险，通过杠杆原理以小博大、融通资金。如果拿来投机，就只能扩大风险、并产生多米诺骨牌连锁反应，产生经济危机。是投资还是投机，要看它的根扎在投资还是投机上面。认为土地不可再生是稀缺资源、房地产等不动产可以无限增值，在此基础上进行金融衍生品的延伸延长，本身就是一种投机。因为随着人类二次创业时代的到来，生态产业链使土地再生成为可能。“土地不可再生”已成为昔日黄花，房地产产品必将供过于求后趋于平衡；房地产绝不可能靠土地不可再生的神话来坐而赚钱，必须靠同其他产业、产品一样的质量竞争才能赢利。以竞争产业来定位房地产业，其金融衍生品的功能就是投资，否则就是投机。投机泡沫总有破灭的一天。
要使金融衍生品工具发挥其稳定型经济的作用，避免其成为投机的工具，必须使其建立在再生型经济基础上。这就要求金融衍生品工具成为宏观调控的手段，成为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转化的环节，而不是放任自流。否则金融创新工具一旦失控，将成为泡沫经济的催化剂。
投机的没落与监管
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当前美国的“次贷危机”非常明显的看出金融投机对经济体系的危害。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熏陶下的西方世界，对索罗斯这样的金融大鳄只能从道义上谴责，而在法律对其无可奈何甚至还有不少人抱着羡慕的眼光、赞赏的态度，看着他通过金融市场兴风作浪而大赚美元。而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是绝不容许他这样的人大行其道。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是不完善的市场经济；钻世界金融体系的空子来赚钱，是一种损人利己的行为，而不是市场正当竞争的胜利者。虽然把宏观经济微观化的新自由主义总喜欢给市场中损人利己的行为披上一层又一层的遮羞布，但如果连索罗斯这样的人在这次“次贷危机”中都意识到市场原教旨主义行不通时，新自由主义者终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应该将投机纳入商业欺诈的范畴进行监管。投机与正常交易的区别，在于炒作——人为抬高物价、违背市场平等竞争的规律，从而触犯了《反不正当竞争法》。
投机理论依据批判
对称问题是范式问题，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要不要对称的问题是范式问题。配置经济学：经济虚拟化有利于促进交易与配置，有利于数字GDP增长，不需要实体经济与之对称。再生经济学：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对称问题是根本问题；虚拟经济演变成投机经济就会与实体经济脱钩，而转变成泡沫经济。泡沫经济是金融危机的根源也是金融危机的实质。配置经济学通过扇情橇动全国大量股民把时间精力金钱花在炒股上，再生经济学引导人们把时间精力金钱放在自己创业上。上市公司之所以能“圈钱”，使“资产”膨胀，就是借助于投机的催化作用。而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投机合理论，则是股市泡沫、房市泡沫的吹鼓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经济投机行为的理论基础。主流经济学家的要害也就在于以新自由主义与市场原教旨主义为理论基础，鼓吹投机合理论、股市正常论、房市看涨论。
配置经济学的“风险越大机会也越大”的博弈学原理，是投机行为的理论依据之一。配置经济学的行为方式是博弈，再生经济学的行为方式是对策。在再生经济学看来，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的，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的目的，是提高人在经济活动中的自觉性，减少盲目性。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越深刻，人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动性就越大，自由度也就越高，成功的机会也就越多。如果说，风险越大机会也越大，做生意，办企业像赌博，那还要经济学干什么。经济学必须研究如何正确估价风险与收益，怎样有效迴避风险；经济管理者要提高自身的经济学素养，使他们按照经济活动的客观规律办事，而不是根据“风险越大机会也越大”的“原理”盲目大搞负和博弈的投机活动。
所谓的“价格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的经济学原理，也是投机行为的理论依据。根据这一原理，投机是零和博弈。今天从市场上赚到的 “不义之财”，明天会还给市场；投机者总体上只是从中赚得一种冒险的刺激与娱乐，而对社会总体上不但无害而且还会促进市场车轮的运转。但我们一旦发现，市场经济价格本来反映价值；价格反映价值是常态，价格背离价值是非常态，那么就会发现人为造成价格与价值背离的投机就和赌博一样，对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害无益。而且投机者也不是什么零和博弈，而是负和博弈；他们通过兴风作浪、空手套白狼，从社会套走的真金白银，不可能从其他途径以其他方式回报社会。如果说他们的所得同社会的所失相抵，那对于他们来讲是正和，对于社会来讲是负和。如果说，这样的零和博弈可以增加GDP的总量，那么这样的 GDP总量增加对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无关。
投机实践依据溯源
当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生产社会化到了必须由社会直接占有资本、实现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统一，金融体制必须是直接投融资为主、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为主、实业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为主、再生型直接投融资为主、增长方式由资本运营上升到知识运营的时候，整个国际金融体制仍然停留在间接投融资为主、股市直接投融资为主、虚拟资本直接投融资为主、配置型直接投融资为主、增长方式停留在以资本运营为主导的增长方式状态时，投机泡沫不可避免、金融危机必然产生。这是增长方式中客体因素与主体因素、客观趋向与机制设计、经济微观活动与宏观调控的不对称造成的危机；危机将迫使人类转换机制、加强调控以实现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而所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的主体因素，改变人们的观念、特别是转变发展观与经济学范式，政府间组织和国际金融组织必须制定新规则、建立新体制、设计新机制、设立新机构，实观经济运行中宏观与微观、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以消除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根源。
增长方式中客体因素与主体因素、客观趋向与机制设计、经济微观活动与宏观调控的不对称的直接表现，就是游资和游资通道之间的不对称。游资各个通道之间的关系，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游资通道基本的有两条：间接投融资与直接投融资。游资可导不可堵。当今时代，为了避免投机，就要开辟直接投融资的渠道，因势利导、开源疏流，使游资由潜在生产力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否则，如果由于金融体制滞后造成游资通道堵塞，游资将变成洪水猛兽。如果说，工业市场经济时期，投机的源头在于产品的供给与需求的不对称，经济运行中主客体的不对称主要也是表现在产品的供给与需求的不对称，那么知识市场经济条件下投机的源头、经济运行中主客体的不对称则主要表现在国际大量游资的无序运动、巨额游资与投资渠道的不对称、以及巨额游资与投资的对称要求同现有的投融资体制的不对称。国际大量游资的无序运动与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为国际金融投机提供了巨大的操作空间。国际金融投机屡屡造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说明必须改变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造成的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通过直接投融资，实现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的统一，使社会不但直接占有资本，而且直接占有生产资料。
危机也是机遇与“投机也是机遇”
“危机也是机遇”同“风险越大机会也越大”有本质的不同。后者的方法论基础是博弈论，前者的方法论基础是对称学——找出已经发生的危机的深层次根源，提出相应的对策。
如果说，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节，那么金融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则是消除造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的根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使资本运营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以知识运营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通过知识运营的主导作用，使资本与资产、资本运营与资产运营由分离重新走向统一，使金融体制由间接投融资为主导转变为以直接投融资为主导、以再生型直接投融资为主导。
这说明，金融危机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出了金融体制改革的要求；金融体制改革，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这一次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资本运营向知识运营转化，所以金融体制改革处于这一次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前沿。而促使金融体制改革的契机，则是游资的困境与出路问题。
金融体制由间接投融资为主向直接投融资为主转化，在宏观调控上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由所谓的货币手段为主向财政手段为主转化。要实行中性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运用积极的财政手段扶持再生型、创业型直接投融资，可以充分利用国内游资，摆脱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和投资、消费疲软互为因果、恶性循环的金融“二律背反”。再生型直接投融资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运营的逻辑与资本运营的逻辑、知识运营的历史与资本运营的历史的统一，是杜绝金融投机与金融危机的根本途径。所以，危机也是机遇——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金融体制改革的机遇。如果说，工业市场经济时期的危机带来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由资源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向资本运营转化，那么知识市场经济时期的危机带来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则是由资本运营向知识运营转化。
而金融体制改革的后面，也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金融体制改革是资本运营向知识运营上升、知识运营对资本运营提升的资本运营与知识运营之间的双向运动。金融体制改革的这一双向运动是共性化与个性化同步增长的过程。共性化是经济全球化、金融国际化、货币稳定化；个性化是投资银行的发展、企业直接投融资的发展、中小企业的发展。体现知识运营这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再生型、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将根绝金融投机，走出金融“二律背反”、“三元悖论”，使社会大量游资能转变成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使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得以统一，从根本上避免金融危机，使各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这一潮流，是历史必然性的表现；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是揭示这个历史必然性、并为这个必然性开辟道路的历史机遇。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不能仅仅强调同国际惯例接轨，而应同国际潮流合拍，并争取后来居上，为人类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全球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滚滚车轮底下，没有投机的生存空间。让投机与“投机合理论”一起见鬼去。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评茅于轼的“投机有益论”
金融体制改革的后面，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金融体制改革是资本运营向知识运营上升、知识运营对资本运营提升的资本运营与知识运营之间的双向运动。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恰恰就在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求同现有国际金融体制之间的不对称。而国际金融投机使这种不对称所蕴含的产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转变成现实性。
茅于轼认为：“投机活动对社会是有益还是有害？如果赚了钱，这是财富的创造，是对社会有利的。如果赔钱，则对社会有害。其中的道理我在以前写的著作中有详细的解释。正因为这样，各国政府都允许投机买卖的存在。比如期货市场，就是投机市场。它对社会是有利的”。这就是茅于轼的“投机有益论”。 “投机有益论”的理论基础是价格经济学，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投机经济是泡沫经济的根源、经济危机的根源，也是两极分化的根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之一，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投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比资本主义更完善的市场经济，绝不容许任何投机的存在。
投资、投机与危机
投机：配置型的投入产出活动，是配置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投资：再生型的投入产出活动，是再生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在经济活动中，投机与投资应该哪个为主的问题，实质上是以配置经济学还是以再生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配置经济学看来，经济活动就是资源配置活动，经济学就是研究资源优化配置的；而资源配置是否优化的根本的、也是唯一的标准，就是能否赚最多的钱。而
投机、特别是金融投机带来的配置的数量、速度与频度，是投资所无可比拟的，虽然投机有风险，但风险与机会成正比，而且善于投机的也善于把风险转给别人，把机会留给自己——反正能通过价差利润赚到钱就行。但在再生经济学看来，只有能产生生产力的活动才是有效的经济活动；因此风险与机会成反比。前者以资产转移为目的，后者以资源再生为目的。因此，前者崇尚投机，后者注重投资。配置型经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再生型经济。再生经济学要求银市股市房市应成为投资的场所而不是投机的场所，因此要求建立一套完整的监管机制，在准许投资者进入与退出的同时，最大限度防止投机行为的发生。
要把投机和促进流通区别开来。投机人为抬高或压低物价，使价格与价值背离，是一种破坏正常的价格机制，扰乱市场的行为，与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对立的。在经济微观化时期，投机的危害性不明显；但到了经济宏观化时期，投机将给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危害。这时运用宏观调控手段控制投机既有必要又有可能。
投机，是市场经济早期市场无序化、平面化、微观化、不规范的产物，在市场经济宏观化、有序化、立体化、规范化时期必须被立法取谛，以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的发展。那些以市场经济完全自由竞争为名反对取谛投机的经济学家，都是金融投机以及其它投机的既得利益者或者是其代言人。而在背后支撑他们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市场原教旨主义。
危机的根源是泡沫，泡沫的根源是投机
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泡沫经济。形成泡沫经济的根源有三个：货款膨胀、虚幻经济与口袋经济。如果说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主要由货款膨胀引起，这次美国次贷危机主要由虚幻经济引起，那么中国有可能产生金融危机的根源，则主要是口袋经济。
虚拟经济如果离开了实体经济就会演变成虚幻经济，而虚拟经济如果成为投机的平台就必然脱离实体经济；而口袋经济，则是实体经济中的虚幻经济，或实体经济外表掩盖下的虚幻经济。
危机的本质是不对称，不对称的根源是投机
金融危机（包括美国当前的次贷危机）的本质是不对称：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不对称、经营权与所有权不对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不对称、经济要素与经济系统不对称、经济概念和经济现实不对称、理性预期与经济现实不对称、企业信用与经济实力不对称、经济转轨过程中客观原因与决策失误造成结构失衡的不对称。投机的要害，是通过人为操纵控制，强化不对称——知识不对称、信息不对称、能力不对称，扩大道德风险、社会风险、自然风险，尔后一方面从中获取暴利，另方面造成社会危机。
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不对称：由自由竞争演变成自由投机。经营权与所有权不对称：
间接投融资发展成银行贷款膨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不对称：由金融衍生品催化出泡沫经济。理性预期与经济现实不对称：金融衍生品使理性预期与经济现实脱节。企业信用与经济实力不对称：金融泡沫与信用泡沫互为因果，使企业信用脱离自身经济实力，泡沫破灭即企业信用破产；金融企业信用破产即酿成金融危机。转轨过程中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不对称造成社会结构失衡：两极分化形成的弱势群体与权贵集团，是投机猖獗、扩大两极分化的社会基础与制度保证。
投机的催化作用，使经济概念和经济现实不对称。如土地可再生、再生的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这一现实和 “土地不可再生”这一“经济共识”之间、“房价只升不降”这一经济“理性预期”与房地产供过于求这一残酷的现实之间的不对称，造成了房地产泡沫，从而造成危机——从房市危机通过金融衍生品杠杆橇动金融危机，并牵动整个经济危机。美国当前的次贷危机就是这样产生的，也是这样形成的。
投机的催化作用，使经济要素与经济系统不对称。主流经济学家的线性思维方式决定了只抓一点不及其余的行为方式，认为虚拟经济可以离开实体经济而独立运行，似乎这就是“新经济”、“GDP经济”。知识经济不是虚拟经济，虚拟经济也并非虚幻经济。通过金融创新而创造出来的金融衍生品，只是整个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其能否畅通无阻、可持续赚钱，取决于整个经济体其他因素的相互制衡。如果这个相互制衡的经济体有一个缺口被打破，将会造成整个经济体的重组。在重组过程中，泡沫被挤掉就是必然的。所以虚拟经济不是万能的，金融衍生品的工具作用不能被神化；经济运行的因果、本末关系不能被倒置。
投机的催化作用，使经济转轨过程中客观原因与决策失误造成结构失衡。与经济全球化、知识化相伴随，是经济的立体化、系统化。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一竿子插到底的小生产思维方式与运作方式，同系统化的经济运作模式是不对称的，最终破产是必然的。必须用经济系统论、经济控制论代替经济原子论。只要控制投机，经济危机就可以避免。
投机和垄断
正好像投资有自由竞争与垄断之分，投机也有自由竞争与垄断之别。如果说，平面的投机是二维平面配置的产物，垄断的投机则是三维、四维甚至五维立体“落差”的结果。平面的投机是寻找市场机会、钻市场的空子、获取风险利润；立体的投机则是制造机会、操纵市场、兴风作浪、请君入瓮，无风险获取暴利。如果说，平面的投机是竞争的负产品，并不排斥竞争，那么垄断的投机则使竞争不再充分，竞争的游戏规则不再有效。垄断支撑投机，投机强化垄断，从而使有钱投机的人获得更高暴利，没钱投机的人只能买高价房居住或在房贷的诱惑下成为房奴，从而使穷者越穷，而富者越富。从房地产泡沫可以看出：垄断与投机结伴的垄断投机，是促成两极分化的罪魁祸首。因此垄断投机与完全的市场经济不兼容。
投资性垄断由人文资源（专利、专有、专用的知识产权）、自然资源、行政资源和企业资源（企业集团或企业联盟）的垄断形成。其中，知识产权的垄断是知识产权主体对自己人身权的垄断，本身就是自由竞争的前提也是自由竞争的产物，并不损害其它市场主体的利益与公平竞争的权利，因而可以同自由竞争并行不悖。其它垄断如果限制了自由竞争，也要被打破。
投资垄断和投机垄断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使价格背离价值，从中牟取暴利，从而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而投资垄断往往是通过投机垄断或变相的投机垄断来进行。要把股票正常交易、用脚投票同投机区别开来。如果不能像挤脓包一样地把投机行为从股市和期货交易中挤出去，那么就没有规范的股市和期货市场。一方面想要建立规范的 股票市场，另一方面又容许投机行为存在，这本身是一种悖论；这个悖论是造成中国股市好坏之争的根源。中国股票是否规范、要不要规范，不是以西方股市为模本，也不是主流经济学家说了算，而只能以规范经济学、规范的市场经济为标准。
权力垄断、官商勾结，既是投机的内在机制之一，又是投机的催化剂；权力垄断往往通过投机为官商勾结的不当得利洗钱，使之披上合法的外衣。
从本质上看，权力寻租、权力所有也是一种垄断，也是自由竞争、公平竞争的障碍。所以，反腐败，也是保护公平竞争的手段，也是政府干预的必要一环。世界上最自由的商业环境——香港，也必须反腐倡廉，说明香港的自由经济也离不开政府干预。不要政府干预做不到充分竞争，完全不要政府干预的、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不可能、也从未存在过。
打破投机垄断与投资垄断，靠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廉政风暴、财政银行手段和其它行政手段。
并不是只有计划经济才需要反投机，规范的市场经济更需要反投机。政府宏观调控同充分的自由竞争之所以不矛盾，就是因为前者可以抑制垄断投机，保护充分的自由竞争。通过反垄断与保护公平，政府干预与自由竞争二者可以得到统一。所以政府干预经济与自由竞争不是对立的，而是对称的。从充分的自由竞争就是反垄断来讲，自由竞争就是公平竞争；从自由竞争就是公平竞争来讲，政府干预就是保护公平竞争，而保护公平竞争就是保护自由竞争。保护竞争的公平性就是政府干预的目的、功能与界线。
垄断价格的形成
垄断价格的形成，不是所谓价格对价值的背离，而是权力渗入价格，并成为价格形成的因素。必须利用政府更大的权力进行制衡以打破垄断。所以政府本身也是市场的环节。政府是充分竞争、公平竞争的保障。只有充分竞争，才有公平竞争；只有公平竞争，才有充分竞争。所以政府干预同充分竞争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
因此，价格只有合理不合理，没有背离价值。而合理不合理的标准，在于是否公平，是否在法制保障下的充分竞争。只要是公平的，就是合理的；只要是合理的，就是反映价值的。这就是市场经济——打破垄断、充分竞争形成的价格就是合理的、“理性”的、反映价值的价格。
股市只能投资不能投机
股市本身应是投资的场所而不是投机的场所；在不规范与投机相互作用的股市中，只能是负和博弈；其结果，就是失去投资者的信心，使股市逐步进入瘫痪状态。所以，在目前股市整体上处于投机+不规范的境界时，股市低迷应是常态，同物价、利率高低本质上无关。因为你可以一时骗得了所有人，也可以一直骗部分人，但你不能永远欺骗所有人。
股市投机是股市泡沫、股市成为圈钱机器的最根本原因。不能把西方发达国家也存在股市投机作为中国股市可以而且应该鼓励投机的合理依据。中国股市投机与泡沫，是诸如房地产等行业投机与泡沫的典范；由于前者的示范作用，投机的内在机理被整体移植到其他行业中，形成泡沫、造成中国经济过热的假象，并以此误导政府决策和人们心理预期，从而破坏了我国的经济安全。
要避免金融危机，就要发展直接投融资，这要求除了要扶持创业工程以外，首先要规范现有股市的运作，防范投机：1、企业上市与否、原始股发行价高低必须举行公开听证会，由电视与网络视频现场直播；并把听证过程与结果在报纸财经版全文刊载；2、严禁内线交易；3、股票记名，限制交易次数；4、严禁公款炒股；5、扩大股市容量；6、设立创业板、中小企业板以及允许企业上柜交易。
股市只能投资不能投机，否则一切监管手段统统失灵。只要股市有投机存在，任何监管政策、手段出台只是自欺欺人。为了贬抑投机、鼓励投资，应该除了加强股市监管以外，还要扩大股市容量，开辟二板、三板——创业直接投融资市场，使直接投融资由大企业为主转向创业与中小企业为主，使直接投融资纳入创业工程。
加强股市监管与鼓励股市投机是一个悖论。投机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也要被历史所淘汰。真正的股市监管，使股市真正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就要杜绝投机；连溢价上市都要控制。价格由市场来调节不是由投机来调节。上市只是融资的渠道而不是圈钱的渠道。既然上市入场卷是垄断资源，其股票发行原始价格必须听证。
在股市监管问题上不是与国际接轨，而是与国际潮流合拍。与时俱进，不是与美国俱进，不是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俱进，不是在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领导下前进，而是与时代脚步俱进。
金融衍生品与投机
金融属于经济系统的高端；金融衍生品的远期合约、套期保值、价格发现、信用约束、风险回避功能，说明市场越来越立体化、系统化、主体化、自觉化，市场的自发调节功能越来越让位于自觉调控。
金融衍生品是经济系统的整合器、经济系统功能的催化剂，而不是投机的工具。把金融衍生品当作投机工具而片面长足畸形发展，必将形成金融泡沫，而走向金融衍生品功能的反面。金融衍生品工具可以回避投资性风险，但不能回避投机性风险。由于它的融资杠杆作用，可以通过强化、扩大泡沫来扩大与强化投机风险。
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多样与多元化，同鼓励投机是两码事。不能把金融衍生品的套期保值、价格发现与风险逥避功能归功于投机。投机是配置经济学中“风险越大机会也越大”理论的产物，本身是强化风险、制造风险的催化剂，而不是逥避风险；这和本质上控制风险的金融衍生品创新在功能上是对立的。投机行为和金融衍生品功能相互抵消，是金融衍生品的异化，只能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金融衍生品是中性的，既可以拿来投资，也可以拿来投机。如果拿来投资，可以回避、分散风险，通过杠杆原理以小博大、融通资金。如果拿来投机，就只能扩大风险、并产生多米诺骨牌连锁反应，产生经济危机。是投资还是投机，要看它的根扎在投资还是投机上面。认为土地不可再生是稀缺资源、房地产等不动产可以无限增值，在此基础上进行金融衍生品的延伸延长，本身就是一种投机。因为随着人类二次创业时代的到来，生态产业链使土地再生成为可能。“土地不可再生”已成为昔日黄花，房地产产品必将供过于求后趋于平衡；房地产绝不可能靠土地不可再生的神话来坐而赚钱，必须靠同其他产业、产品一样的质量竞争才能赢利。以竞争产业来定位房地产业，其金融衍生品的功能就是投资，否则就是投机。投机泡沫总有破灭的一天。
要使金融衍生品工具发挥其稳定型经济的作用，避免其成为投机的工具，必须使其建立在再生型经济基础上。这就要求金融衍生品工具成为宏观调控的手段，成为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转化的环节，而不是放任自流。否则金融创新工具一旦失控，将成为泡沫经济的催化剂。
投机的没落与监管
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当前美国的“次贷危机”非常明显的看出金融投机对经济体系的危害。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熏陶下的西方世界，对索罗斯这样的金融大鳄只能从道义上谴责，而在法律对其无可奈何甚至还有不少人抱着羡慕的眼光、赞赏的态度，看着他通过金融市场兴风作浪而大赚美元。而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是绝不容许他这样的人大行其道。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是不完善的市场经济；钻世界金融体系的空子来赚钱，是一种损人利己的行为，而不是市场正当竞争的胜利者。虽然把宏观经济微观化的新自由主义总喜欢给市场中损人利己的行为披上一层又一层的遮羞布，但如果连索罗斯这样的人在这次“次贷危机”中都意识到市场原教旨主义行不通时，新自由主义者终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应该将投机纳入商业欺诈的范畴进行监管。投机与正常交易的区别，在于炒作——人为抬高物价、违背市场平等竞争的规律，从而触犯了《反不正当竞争法》。
投机理论依据批判
对称问题是范式问题，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要不要对称的问题是范式问题。配置经济学：经济虚拟化有利于促进交易与配置，有利于数字GDP增长，不需要实体经济与之对称。再生经济学：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对称问题是根本问题；虚拟经济演变成投机经济就会与实体经济脱钩，而转变成泡沫经济。泡沫经济是金融危机的根源也是金融危机的实质。配置经济学通过扇情橇动全国大量股民把时间精力金钱花在炒股上，再生经济学引导人们把时间精力金钱放在自己创业上。上市公司之所以能“圈钱”，使“资产”膨胀，就是借助于投机的催化作用。而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投机合理论，则是股市泡沫、房市泡沫的吹鼓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经济投机行为的理论基础。主流经济学家的要害也就在于以新自由主义与市场原教旨主义为理论基础，鼓吹投机合理论、股市正常论、房市看涨论。
配置经济学的“风险越大机会也越大”的博弈学原理，是投机行为的理论依据之一。配置经济学的行为方式是博弈，再生经济学的行为方式是对策。在再生经济学看来，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的，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的目的，是提高人在经济活动中的自觉性，减少盲目性。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越深刻，人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动性就越大，自由度也就越高，成功的机会也就越多。如果说，风险越大机会也越大，做生意，办企业像赌博，那还要经济学干什么。经济学必须研究如何正确估价风险与收益，怎样有效迴避风险；经济管理者要提高自身的经济学素养，使他们按照经济活动的客观规律办事，而不是根据“风险越大机会也越大”的“原理”盲目大搞负和博弈的投机活动。
所谓的“价格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的经济学原理，也是投机行为的理论依据。根据这一原理，投机是零和博弈。今天从市场上赚到的 “不义之财”，明天会还给市场；投机者总体上只是从中赚得一种冒险的刺激与娱乐，而对社会总体上不但无害而且还会促进市场车轮的运转。但我们一旦发现，市场经济价格本来反映价值；价格反映价值是常态，价格背离价值是非常态，那么就会发现人为造成价格与价值背离的投机就和赌博一样，对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害无益。而且投机者也不是什么零和博弈，而是负和博弈；他们通过兴风作浪、空手套白狼，从社会套走的真金白银，不可能从其他途径以其他方式回报社会。如果说他们的所得同社会的所失相抵，那对于他们来讲是正和，对于社会来讲是负和。如果说，这样的零和博弈可以增加GDP的总量，那么这样的 GDP总量增加对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无关。
投机实践依据溯源
当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生产社会化到了必须由社会直接占有资本、实现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统一，金融体制必须是直接投融资为主、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为主、实业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为主、再生型直接投融资为主、增长方式由资本运营上升到知识运营的时候，整个国际金融体制仍然停留在间接投融资为主、股市直接投融资为主、虚拟资本直接投融资为主、配置型直接投融资为主、增长方式停留在以资本运营为主导的增长方式状态时，投机泡沫不可避免、金融危机必然产生。这是增长方式中客体因素与主体因素、客观趋向与机制设计、经济微观活动与宏观调控的不对称造成的危机；危机将迫使人类转换机制、加强调控以实现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而所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的主体因素，改变人们的观念、特别是转变发展观与经济学范式，政府间组织和国际金融组织必须制定新规则、建立新体制、设计新机制、设立新机构，实观经济运行中宏观与微观、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以消除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根源。
增长方式中客体因素与主体因素、客观趋向与机制设计、经济微观活动与宏观调控的不对称的直接表现，就是游资和游资通道之间的不对称。游资各个通道之间的关系，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游资通道基本的有两条：间接投融资与直接投融资。游资可导不可堵。当今时代，为了避免投机，就要开辟直接投融资的渠道，因势利导、开源疏流，使游资由潜在生产力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否则，如果由于金融体制滞后造成游资通道堵塞，游资将变成洪水猛兽。如果说，工业市场经济时期，投机的源头在于产品的供给与需求的不对称，经济运行中主客体的不对称主要也是表现在产品的供给与需求的不对称，那么知识市场经济条件下投机的源头、经济运行中主客体的不对称则主要表现在国际大量游资的无序运动、巨额游资与投资渠道的不对称、以及巨额游资与投资的对称要求同现有的投融资体制的不对称。国际大量游资的无序运动与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为国际金融投机提供了巨大的操作空间。国际金融投机屡屡造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说明必须改变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造成的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通过直接投融资，实现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的统一，使社会不但直接占有资本，而且直接占有生产资料。
危机也是机遇与“投机也是机遇”
“危机也是机遇”同“风险越大机会也越大”有本质的不同。后者的方法论基础是博弈论，前者的方法论基础是对称学——找出已经发生的危机的深层次根源，提出相应的对策。
如果说，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节，那么金融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则是消除造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的根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使资本运营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以知识运营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通过知识运营的主导作用，使资本与资产、资本运营与资产运营由分离重新走向统一，使金融体制由间接投融资为主导转变为以直接投融资为主导、以再生型直接投融资为主导。
这说明，金融危机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出了金融体制改革的要求；金融体制改革，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这一次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资本运营向知识运营转化，所以金融体制改革处于这一次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前沿。而促使金融体制改革的契机，则是游资的困境与出路问题。
金融体制由间接投融资为主向直接投融资为主转化，在宏观调控上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由所谓的货币手段为主向财政手段为主转化。要实行中性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运用积极的财政手段扶持再生型、创业型直接投融资，可以充分利用国内游资，摆脱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和投资、消费疲软互为因果、恶性循环的金融“二律背反”。再生型直接投融资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运营的逻辑与资本运营的逻辑、知识运营的历史与资本运营的历史的统一，是杜绝金融投机与金融危机的根本途径。所以，危机也是机遇——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金融体制改革的机遇。如果说，工业市场经济时期的危机带来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由资源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向资本运营转化，那么知识市场经济时期的危机带来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则是由资本运营向知识运营转化。
而金融体制改革的后面，也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金融体制改革是资本运营向知识运营上升、知识运营对资本运营提升的资本运营与知识运营之间的双向运动。金融体制改革的这一双向运动是共性化与个性化同步增长的过程。共性化是经济全球化、金融国际化、货币稳定化；个性化是投资银行的发展、企业直接投融资的发展、中小企业的发展。体现知识运营这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再生型、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将根绝金融投机，走出金融“二律背反”、“三元悖论”，使社会大量游资能转变成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使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得以统一，从根本上避免金融危机，使各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这一潮流，是历史必然性的表现；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是揭示这个历史必然性、并为这个必然性开辟道路的历史机遇。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不能仅仅强调同国际惯例接轨，而应同国际潮流合拍，并争取后来居上，为人类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全球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滚滚车轮底下，没有投机的生存空间。让投机与“投机合理论”一起见鬼去。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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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流经济学批判（14）——评厉以宁的股份制理论
[ 2011/07/04 20:55 | by admin ]
2011/07/04 20:55 | by admin ]
股份制有姓“社”姓“资”的问题
——评厉以宁的股份制理论
建立规范化的产权制度的中心环节，是建立完善的劳动力产权制度。劳动力产权制度是把社会主义股份制和资本主义股份制区别开来的根本标志。只有社会主义的股份制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只有社会主义的股份制理论才是具有创新性的股份制理论。
厉以宁的股份制理论认为：“中国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它揭示的是企业的资本结合形式，体现着企业的法律形式。就股份制企业自身的性质而言，它不具有特定的社会经济性质，也就没有姓‘社’姓‘资’的问题。股份制从其起源来看，既不是产生于资本主义，不是产生于社会主义，而早在古罗马时期就有了股份制的原始形态。”问题是，这种“早在古罗马时期就有了”的股份制原始形态，早在西方资本主义就已经成熟了的股份制与股份制理论，把它照搬到中国来造成工人下岗、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理论却能获得2009度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股份制没有姓“社”姓“资”的问题吗？NO!在中国推行股份制改革以来的实践证明，股份制有姓“社”姓“资”的问题，社会主义股份制与资本主义股份制有本质的区别；其本质区别不仅仅在于通常认为的抽象的谁控股的问题，而在于劳动者在企业中是否有主人翁的地位、劳动者的利益能否得到保障、国有资产能否保值增值的问题。使劳动者在股份制企业中有主人翁的地位、劳动者的利益能得到保障、在劳动者的监督下国有资产能保值增值的唯一的制度设计，就是劳动力产权制度。如果没有劳动力产权制度，公有控股只不过是提供了国有资产流失的通道。所以是否公有控股不是把社会主义股份制和资本主义股份制区别开来的根本标志。如果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是建立现代化的股份制企业制度，建立现代化的股份制企业制度的中心环节是建立规范化的产权制度，那么建立规范化的产权制度的中心环节，是建立完善的劳动力产权制度。劳动力产权制度是把社会主义股份制和资本主义股份制区别开来的根本标志。只有社会主义的股份制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只有社会主义的股份制理论才是具有创新性的股份制理论。
劳动力产权制度——社会主义的股份制的基础和核心
所谓产权，就是所有权。处置权、使用权、收益权，是产权的实现；权、责、利，是不同所有权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产权本身。所以劳动力产权就是劳动力的所有权。狭义的劳动力是指劳动者个人的劳动力；广义的劳动力包括人格化的企业法人劳动力和劳动者个人的劳动力。如果说，明确商品产权是商品交换、商品成为商品的前提，那么明确劳动力产权、明确劳动者对自身劳动力的所有权即劳动力私有权，则是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前提。
狭义的劳动力产权制度，就是狭义的劳动力的产权及其实现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同的劳动力产权及其实现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法律制度。广义的劳动力产权制度，就是广义的劳动力产权及其实现、不同劳动力产权及其实现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法律制度。劳动力产权，就是劳动者对自己劳动力的所有权。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劳动者即使丧失了任何物质生产资料，也是自己劳动力的主人，也是自己的“人力资本家”。一切财富都是劳动者创造的，只有真正建立劳动力产权制度，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劳动者才会逐步地由少到多占有物质生产资料，最终使每个人都成为占有物质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并形成共同富裕的“资产阶级”。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这些“资产阶级”也不得不“联合起来”。劳动者没有联合起来是私有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实行联合劳动了，就是个人所有基础上的共有。在公有制经济成分中建立劳动力产权制度，可以使公有制经济成分（包括国有独资企业）成为本质上的股份制企业，成为共有制的微观形式，从而使劳动人民同生产资料的结合更加紧密，从一个侧面解决公有制经济中的所有者空位和激励空缺问题，避免公有制资产的流失。所以共有制的基础和核心是劳动力产权制度；“民有、民管、民享”的原则是劳动力产权制度的基本原则。只有共有制才是真正的劳动人民占有生产资料，才是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同的经济基础。当然共有制必须随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完善。
劳动力产权制度使股份制成为完全意义上的股份制
如果我们把企业看成是一个系统，实物资产和劳动力是系统的两个基本要素（其中劳动者是主导性要素），那么企业法人产权就由两个方面的基本初始产权：实物初始产权和劳动力初始产权组成；相应地，任何一个企业，本质上都有两大类股东：拥有实物初始资本的股东和拥有人力初始资本的股东组成。这样，在空间上任何一个企业本质上都是股份制企业；在层次上使股份制真正落实到实处，使之彻底化；在时间上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的统一，成为股份制的现代发展、经营权和所有权相互关系的现代发展的必然方向。这种完全的股份制是实物资本的保值增值和人力资本的保值增值相辅相成，股东、企业、员工相互关系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必要条件。
劳动力产权制度使股份制和科学管理得到有机结合
有的人认为股份制就是私有制，因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不是股份制而是科学管理。
然而，科学管理的核心是什么？是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而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关键是什么？是明确劳动力产权，建立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统一的企业治理机制。只有明确劳动力产权，建立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统一的企业治理机制，才能真正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才能切实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经营权中心同所有权相统一为核心的劳动力产权制度是股份制和科学管理两者的结合点，也是两者的共同本质。只有股份制和科学管理的有机结合，才有真正的股份制，也才有真正的科学管理。两者都必须以劳动力私有制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有机结合为基础和前提。
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最根本目标是建立完善劳动力产权制度
国有企业之所以一收就死，一放就乱，是因为不能处理好国企的财产所有权和法人所有权、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关系。这是国企改革的难点，也是改革的关键。只有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思想道德观念上确立经营权中心同所有权统一为核心的劳动力产权制度，在明确国有资产产权的同时，明确劳动力产权及其两者的相互关系，国有企业才能管而不死，放而不乱，国企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难点和关键才能迎刃而解。
有的人认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关键不是股份制，而是国有资本雇佣制或国有资金优先股权制。但细细推敲起来，这种观点只是变相承包制而已。其合理之处在于确保了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肯定了经营者的剩余分配权；其不合理之处在于不能真正做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因为，作为优先股的国有资产，或“雇佣”给劳动者经营的国有资产，其价值的量化评估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如果是长期的，那么国有资产将随着通货膨胀而贬值；如果是短期的，那么经营者则照样有可能使用各种手段，在下次评估前使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到自己腰包。而且因为有这种变相的承包，使这种“淘金”更能障人耳目。即使账面上或者实际上的“亏本”甚至“破产”，经营者拿什么东西来“赔偿”？如果没有，国有资本的优先股息或雇佣利率何以兑现？所谓的国有资产雇佣制和国有资金优先股权制，仍然只是国有资产的负亏不负盈机制。
现在占主导思想的国有企业股份制也是仅仅从实物资产或其货币化着眼。这种股份制即使能达到保值增值的目的，也是不彻底的。大量的因为种种原因只能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则不能用这种方法来股份化，也就不能通过股份制，确保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真正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益，以达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目的。
确立经营权中心同所有权统一为核心的劳动力产权制度，使国家股（国有资产）和私有股（劳动力产权）按合理的比率分红可以使企业在使用国有资本时认真考虑经济效益。如湖南省轻机厂的资产增效过程，通过确认企业法人产权的独立主体，实行资产有偿占用，报酬按效支付，形成了高效使用资产的动力，实现了节能降耗，提高了经济效益。这样，一方面使国家可以依国有资本参与由企业盈亏直接决定的企业收入剩余的分配，另一方面又可以使国家完全放手让企业自负盈亏，独立经营，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因而能够充分调动起来。
有一种观点认为，独立经营的企业总有办法让国有资本亏损，而私人资本获利，认为“只要采取适当措施便能消除国有资本收益跟企业盈亏挂钩与企业自负盈亏之间的矛盾”，只是“从良好的愿望出发，无视事理的幼稚想法”（刘恒中）。
我认为作为科学立论出发点的只能是必然性而不是偶然性，否则可以证明世界上任何一种观点是正确的。当国有资产产权不明确，法制和管理对于国有资产的流失无能为力时，国有资产的非法流失是必然的；当国有资产产权明确、而劳动力产权不明确，劳动者的积极性不能调动、法制和管理对“效益流失”无能为力时，国有资产的“合法”流失也是必然的。但是，当国有资产产权和劳动力产权两者都明确，国有资产的流失只能是由于法制不力管理不严造成，因而只能是偶然的。这种由于法制不力管理不严造成的资产流失，不但在产权不明确的体制下可以发生，而且在产权明确的私有制下也有可能发生。前几年《参考消息》报载由于用人不当、管理不严造成已233年高龄的巴林银行转眼间毁在一名年仅28岁的职员手里，就是一例。要避免这种偶然情况的发生，在任何制度下都只能通过加强法制严格管理来解决。
从逻辑和事实两方面来看，要真正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只有在建立经营权中心同所有权统一为核心的劳动力产权制度使股份制彻底化的基础上，加强管理和法制。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劳动力资本的保值增值在明确产权、建立劳动力产权制度、加强管理和法制的基础上，互为前提，互为因果，相辅相成。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评厉以宁的股份制理论
建立规范化的产权制度的中心环节，是建立完善的劳动力产权制度。劳动力产权制度是把社会主义股份制和资本主义股份制区别开来的根本标志。只有社会主义的股份制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只有社会主义的股份制理论才是具有创新性的股份制理论。
厉以宁的股份制理论认为：“中国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它揭示的是企业的资本结合形式，体现着企业的法律形式。就股份制企业自身的性质而言，它不具有特定的社会经济性质，也就没有姓‘社’姓‘资’的问题。股份制从其起源来看，既不是产生于资本主义，不是产生于社会主义，而早在古罗马时期就有了股份制的原始形态。”问题是，这种“早在古罗马时期就有了”的股份制原始形态，早在西方资本主义就已经成熟了的股份制与股份制理论，把它照搬到中国来造成工人下岗、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理论却能获得2009度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股份制没有姓“社”姓“资”的问题吗？NO!在中国推行股份制改革以来的实践证明，股份制有姓“社”姓“资”的问题，社会主义股份制与资本主义股份制有本质的区别；其本质区别不仅仅在于通常认为的抽象的谁控股的问题，而在于劳动者在企业中是否有主人翁的地位、劳动者的利益能否得到保障、国有资产能否保值增值的问题。使劳动者在股份制企业中有主人翁的地位、劳动者的利益能得到保障、在劳动者的监督下国有资产能保值增值的唯一的制度设计，就是劳动力产权制度。如果没有劳动力产权制度，公有控股只不过是提供了国有资产流失的通道。所以是否公有控股不是把社会主义股份制和资本主义股份制区别开来的根本标志。如果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是建立现代化的股份制企业制度，建立现代化的股份制企业制度的中心环节是建立规范化的产权制度，那么建立规范化的产权制度的中心环节，是建立完善的劳动力产权制度。劳动力产权制度是把社会主义股份制和资本主义股份制区别开来的根本标志。只有社会主义的股份制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只有社会主义的股份制理论才是具有创新性的股份制理论。
劳动力产权制度——社会主义的股份制的基础和核心
所谓产权，就是所有权。处置权、使用权、收益权，是产权的实现；权、责、利，是不同所有权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产权本身。所以劳动力产权就是劳动力的所有权。狭义的劳动力是指劳动者个人的劳动力；广义的劳动力包括人格化的企业法人劳动力和劳动者个人的劳动力。如果说，明确商品产权是商品交换、商品成为商品的前提，那么明确劳动力产权、明确劳动者对自身劳动力的所有权即劳动力私有权，则是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前提。
狭义的劳动力产权制度，就是狭义的劳动力的产权及其实现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同的劳动力产权及其实现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法律制度。广义的劳动力产权制度，就是广义的劳动力产权及其实现、不同劳动力产权及其实现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法律制度。劳动力产权，就是劳动者对自己劳动力的所有权。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劳动者即使丧失了任何物质生产资料，也是自己劳动力的主人，也是自己的“人力资本家”。一切财富都是劳动者创造的，只有真正建立劳动力产权制度，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劳动者才会逐步地由少到多占有物质生产资料，最终使每个人都成为占有物质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并形成共同富裕的“资产阶级”。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这些“资产阶级”也不得不“联合起来”。劳动者没有联合起来是私有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实行联合劳动了，就是个人所有基础上的共有。在公有制经济成分中建立劳动力产权制度，可以使公有制经济成分（包括国有独资企业）成为本质上的股份制企业，成为共有制的微观形式，从而使劳动人民同生产资料的结合更加紧密，从一个侧面解决公有制经济中的所有者空位和激励空缺问题，避免公有制资产的流失。所以共有制的基础和核心是劳动力产权制度；“民有、民管、民享”的原则是劳动力产权制度的基本原则。只有共有制才是真正的劳动人民占有生产资料，才是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同的经济基础。当然共有制必须随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完善。
劳动力产权制度使股份制成为完全意义上的股份制
如果我们把企业看成是一个系统，实物资产和劳动力是系统的两个基本要素（其中劳动者是主导性要素），那么企业法人产权就由两个方面的基本初始产权：实物初始产权和劳动力初始产权组成；相应地，任何一个企业，本质上都有两大类股东：拥有实物初始资本的股东和拥有人力初始资本的股东组成。这样，在空间上任何一个企业本质上都是股份制企业；在层次上使股份制真正落实到实处，使之彻底化；在时间上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的统一，成为股份制的现代发展、经营权和所有权相互关系的现代发展的必然方向。这种完全的股份制是实物资本的保值增值和人力资本的保值增值相辅相成，股东、企业、员工相互关系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必要条件。
劳动力产权制度使股份制和科学管理得到有机结合
有的人认为股份制就是私有制，因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不是股份制而是科学管理。
然而，科学管理的核心是什么？是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而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关键是什么？是明确劳动力产权，建立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统一的企业治理机制。只有明确劳动力产权，建立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统一的企业治理机制，才能真正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才能切实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经营权中心同所有权相统一为核心的劳动力产权制度是股份制和科学管理两者的结合点，也是两者的共同本质。只有股份制和科学管理的有机结合，才有真正的股份制，也才有真正的科学管理。两者都必须以劳动力私有制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有机结合为基础和前提。
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最根本目标是建立完善劳动力产权制度
国有企业之所以一收就死，一放就乱，是因为不能处理好国企的财产所有权和法人所有权、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关系。这是国企改革的难点，也是改革的关键。只有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思想道德观念上确立经营权中心同所有权统一为核心的劳动力产权制度，在明确国有资产产权的同时，明确劳动力产权及其两者的相互关系，国有企业才能管而不死，放而不乱，国企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难点和关键才能迎刃而解。
有的人认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关键不是股份制，而是国有资本雇佣制或国有资金优先股权制。但细细推敲起来，这种观点只是变相承包制而已。其合理之处在于确保了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肯定了经营者的剩余分配权；其不合理之处在于不能真正做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因为，作为优先股的国有资产，或“雇佣”给劳动者经营的国有资产，其价值的量化评估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如果是长期的，那么国有资产将随着通货膨胀而贬值；如果是短期的，那么经营者则照样有可能使用各种手段，在下次评估前使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到自己腰包。而且因为有这种变相的承包，使这种“淘金”更能障人耳目。即使账面上或者实际上的“亏本”甚至“破产”，经营者拿什么东西来“赔偿”？如果没有，国有资本的优先股息或雇佣利率何以兑现？所谓的国有资产雇佣制和国有资金优先股权制，仍然只是国有资产的负亏不负盈机制。
现在占主导思想的国有企业股份制也是仅仅从实物资产或其货币化着眼。这种股份制即使能达到保值增值的目的，也是不彻底的。大量的因为种种原因只能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则不能用这种方法来股份化，也就不能通过股份制，确保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真正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益，以达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目的。
确立经营权中心同所有权统一为核心的劳动力产权制度，使国家股（国有资产）和私有股（劳动力产权）按合理的比率分红可以使企业在使用国有资本时认真考虑经济效益。如湖南省轻机厂的资产增效过程，通过确认企业法人产权的独立主体，实行资产有偿占用，报酬按效支付，形成了高效使用资产的动力，实现了节能降耗，提高了经济效益。这样，一方面使国家可以依国有资本参与由企业盈亏直接决定的企业收入剩余的分配，另一方面又可以使国家完全放手让企业自负盈亏，独立经营，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因而能够充分调动起来。
有一种观点认为，独立经营的企业总有办法让国有资本亏损，而私人资本获利，认为“只要采取适当措施便能消除国有资本收益跟企业盈亏挂钩与企业自负盈亏之间的矛盾”，只是“从良好的愿望出发，无视事理的幼稚想法”（刘恒中）。
我认为作为科学立论出发点的只能是必然性而不是偶然性，否则可以证明世界上任何一种观点是正确的。当国有资产产权不明确，法制和管理对于国有资产的流失无能为力时，国有资产的非法流失是必然的；当国有资产产权明确、而劳动力产权不明确，劳动者的积极性不能调动、法制和管理对“效益流失”无能为力时，国有资产的“合法”流失也是必然的。但是，当国有资产产权和劳动力产权两者都明确，国有资产的流失只能是由于法制不力管理不严造成，因而只能是偶然的。这种由于法制不力管理不严造成的资产流失，不但在产权不明确的体制下可以发生，而且在产权明确的私有制下也有可能发生。前几年《参考消息》报载由于用人不当、管理不严造成已233年高龄的巴林银行转眼间毁在一名年仅28岁的职员手里，就是一例。要避免这种偶然情况的发生，在任何制度下都只能通过加强法制严格管理来解决。
从逻辑和事实两方面来看，要真正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只有在建立经营权中心同所有权统一为核心的劳动力产权制度使股份制彻底化的基础上，加强管理和法制。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劳动力资本的保值增值在明确产权、建立劳动力产权制度、加强管理和法制的基础上，互为前提，互为因果，相辅相成。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中国主流经济学批判（13）——评茅于轼的土地成本观
[ 2011/06/28 09:05 | by admin ]
2011/06/28 09:05 | by admin ]
异化的土地成本观——茅于轼的土地成本观
茅于轼先生认为，“设保护耕地的红线是有成本的。有了红线就不能把耕地转换成城市建设用地，对城市建设是不利的。阻碍城市建设就是保护耕地红线的成本”。这是土地开发中的“外延成本观”。
用“外延成本观”来考察土地开发的成本，是土地成本观的异化。因为既然是土地“开发”的成本，那就应该是土地“开发”过程中所开支的成本，而不是占有土地所开支的成本。而茅先生的“保护耕地的红线是有成本的”中的成本、“阻碍城市建设就是保护耕地红线的成本”中的成本，则是占有土地、包括占有粮田的“成本”。这样的“成本”，同土地“开发”的“成本”之间，无论在概念上，还是在实际操作上都有本质的不同。
由于土地可以卖钱，各地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提高GDP数字，争相出卖好地。这是造成我国耕地面积急剧减少的根本原因。而大量的未开发土地，由于“开发”成本较大、售地价格不高，反而闲置、荒废，造成浪费。现在的所谓“房地产开发”，就是未开发的照样无人开发，已开发的重复开发、深度开发，把重复建设当开发。“开发”的结果不是使土地可再生，而是使土地被垄断；不是增加土地供应，而是反而减少土地供应。这种把良田拿去盖房子的败祖宗家产、断后代良仓的败家子行为却冠冕堂皇地贴上“开发”的标签，“开发”的结果是人为造成土地资源被垄断、土地资源枯竭、土地资源难以再生，是土地“开发”中的异化。
因此，消除土地“开发”中的异化，化解土地开发观中的悖论，不是靠取消保护耕地的红线，而是恰恰要靠保护耕地的红线。只有坚守保护耕地的红线，才能使“开发”回归本义，从而减少土地开发的社会成本；如果规划得好，也能减少开发商的企业成本。
在这里，不是要不要土地“开发”中的成本的问题，而是由谁来支付成本的问题——如果是以“开发”为名占用耕地，那么就是社会、民族、我们的子孙后代成本最大化，开发商成本最小化，而政府利益最大化；如果是真正的、内涵地开发土地，那么就是开发商成本最大化，政府利益最小化，而社会、民族、我们的子孙后代利益最大化。
土地可再生与不可再生的辩证法，决定了土地开发中的辩证关系，也决定了只有辩证地看待土地开发中的成本，才能实现土地开发中社会成本最小化与社会利益最大化，使土地成本观成为科学发展观的组成部分。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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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先生认为，“设保护耕地的红线是有成本的。有了红线就不能把耕地转换成城市建设用地，对城市建设是不利的。阻碍城市建设就是保护耕地红线的成本”。这是土地开发中的“外延成本观”。
用“外延成本观”来考察土地开发的成本，是土地成本观的异化。因为既然是土地“开发”的成本，那就应该是土地“开发”过程中所开支的成本，而不是占有土地所开支的成本。而茅先生的“保护耕地的红线是有成本的”中的成本、“阻碍城市建设就是保护耕地红线的成本”中的成本，则是占有土地、包括占有粮田的“成本”。这样的“成本”，同土地“开发”的“成本”之间，无论在概念上，还是在实际操作上都有本质的不同。
由于土地可以卖钱，各地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提高GDP数字，争相出卖好地。这是造成我国耕地面积急剧减少的根本原因。而大量的未开发土地，由于“开发”成本较大、售地价格不高，反而闲置、荒废，造成浪费。现在的所谓“房地产开发”，就是未开发的照样无人开发，已开发的重复开发、深度开发，把重复建设当开发。“开发”的结果不是使土地可再生，而是使土地被垄断；不是增加土地供应，而是反而减少土地供应。这种把良田拿去盖房子的败祖宗家产、断后代良仓的败家子行为却冠冕堂皇地贴上“开发”的标签，“开发”的结果是人为造成土地资源被垄断、土地资源枯竭、土地资源难以再生，是土地“开发”中的异化。
因此，消除土地“开发”中的异化，化解土地开发观中的悖论，不是靠取消保护耕地的红线，而是恰恰要靠保护耕地的红线。只有坚守保护耕地的红线，才能使“开发”回归本义，从而减少土地开发的社会成本；如果规划得好，也能减少开发商的企业成本。
在这里，不是要不要土地“开发”中的成本的问题，而是由谁来支付成本的问题——如果是以“开发”为名占用耕地，那么就是社会、民族、我们的子孙后代成本最大化，开发商成本最小化，而政府利益最大化；如果是真正的、内涵地开发土地，那么就是开发商成本最大化，政府利益最小化，而社会、民族、我们的子孙后代利益最大化。
土地可再生与不可再生的辩证法，决定了土地开发中的辩证关系，也决定了只有辩证地看待土地开发中的成本，才能实现土地开发中社会成本最小化与社会利益最大化，使土地成本观成为科学发展观的组成部分。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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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流经济学批判（12）——评钟朋荣“超额货币量形成的倒逼机制”
[ 2011/06/26 10:37 | by admin ]
2011/06/26 10:37 | by admin ]
钟朋荣在《中国通货膨胀研究》一书中提出了“超额货币量形成的倒逼机制”概念，来对我国经济中超额货币量形成与通货膨胀的特殊原因和特殊过程，进行了概括，分析了银行总得为填补企业的资金缺口发贷款的原因，认为在货币供给方不独立于货币需求方的情况下，要想真正“闸住”货币供给量，到头来也就只能由政府通过“指令”，强行约束各货币需求者的需求量；控制货币总量的有效办法，只能是“控制住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在这里，钟朋荣是把贷款增加与贷款膨胀划等号。众所周知，资本是能够带来比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如果所增加的贷款是运用于社会所必须的再生产项目，给社会带来更多的有效产品，那么所增加的贷款只会增加有效经济总量，相对减少社会货币量，并降低物价。认为仅仅增加贷款就必然会造成超额货币量形成，把“超额货币量形成”归因于所谓“倒逼机制”，是本末倒置。“超额货币量形成”的原因只能到经济增长方式即配置性经济增长方式中去寻找；正是配置型经济增长方式，或不分配置与再生、增长与发展的GDP增长方式，才使企业的贷款增加必然转变为贷款膨胀，“倒逼机制”才会形成“超额货币量”。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只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就可以看到，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的泡沫GDP，是供给不足、货币效率降低、超额货币量形成、通货通胀的根源。
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有效经济总量应为社会有效投入总量与社会有效产出总量之和，社会有效产出总量即社会有效供给总量。当货币总量增长速度超过有效经济总量增长速度时，货币效率降低、物价上涨。而货币总量增长速度超过有效经济总量增长速度的根源在于泡沫GDP——在GDP统计数据中，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以致造成有效供给不足。而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既有发展观、发展战略方面的原因，也有过度投机的因素。
发展观、发展战略方面的原因：以GDP数字作为考核各级政府官员的政绩指标，使各级政府官员千方百计、绞尽脑汁地要提高GDP数字（当然不是指在统计报表上弄虚作假），似乎只要全国13亿人每人花一万元买一张本科文凭（当然是正规院校的正规文凭，因而地下经济不在此列），国民经济总值就增加了13万亿元；以致造成配置型经济急速膨胀，无效经济总量大幅增长，使货币效率降低、物价上涨。
只知道个人利益最大化、奉行价格拜物教、不能从理论上区别“投资”与“投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支配下的发展观、发展战略，是过度投机的重要原因之一。过度投机的根源在于供给不足：绝对供给不足与相对供给不足，过度投机的结果又反过来造成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造成有效供给不足、超额货币量形成。
无论是哪一种原因造成有效供给不足，通货膨胀都不是所谓“增加贷款额度”造成，也不是“超额货币量形成的倒逼机制”造成；而由投机造成的“过热”，不是真正的“过热”，而只是病人的“发烧”；要退热不在于“紧缩”或减少贷款额度，而在于改变发展战略；通过宏观调控，提高经济主体性、再生型经济比重与改善经营环境，以增加产出，并不给投机及国际炒家以可趁之机。市场经济不是投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抑制投机。政府扶持创新-创造-创业，就是打破银行的垄断地位，抑制货币投机的必要手段；就是打破上市公司的垄断地位、抑制股市投机的必要手段；就是打破房地产公司的垄断地位、抑制房市投机的必要手段。政府扶持创新-创造-创业是抑制投机之本，加强监管、规范银行股市房市是末。如果不是以创新-创造-创业为本，那么所谓“加强监管”、控制贷款指标，只是强化银行垄断地位、使银行得以自由地大量寻租的手段。
降低物价、抑制通胀的根本措施是根本上改变发展战略，提高本国经济主体性，提高再生型经济比重。以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的泡沫GDP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本身就是一种泡沫经济；泡沫经济发展战略本身就是不可持续发展战略。通货膨胀是经济泡沫膨胀的结果；抑制通货膨胀不但要挤掉泡沫，而且要挖掉产生泡沫的根源——泡沫GDP。钟朋荣“超额货币量形成的倒逼机制”概念源于主流经济学通行的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只看数量不看质量的线性思维方式，仅仅消除“超额货币量形成的倒逼机制”不能从根本上抑制通胀。
抽象来看，“倒逼机制”是客观存在的，但绝非“超额货币量”形成的根本原因。只有配置型经济、GDP经济才是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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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有效经济总量应为社会有效投入总量与社会有效产出总量之和，社会有效产出总量即社会有效供给总量。当货币总量增长速度超过有效经济总量增长速度时，货币效率降低、物价上涨。而货币总量增长速度超过有效经济总量增长速度的根源在于泡沫GDP——在GDP统计数据中，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以致造成有效供给不足。而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既有发展观、发展战略方面的原因，也有过度投机的因素。
发展观、发展战略方面的原因：以GDP数字作为考核各级政府官员的政绩指标，使各级政府官员千方百计、绞尽脑汁地要提高GDP数字（当然不是指在统计报表上弄虚作假），似乎只要全国13亿人每人花一万元买一张本科文凭（当然是正规院校的正规文凭，因而地下经济不在此列），国民经济总值就增加了13万亿元；以致造成配置型经济急速膨胀，无效经济总量大幅增长，使货币效率降低、物价上涨。
只知道个人利益最大化、奉行价格拜物教、不能从理论上区别“投资”与“投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支配下的发展观、发展战略，是过度投机的重要原因之一。过度投机的根源在于供给不足：绝对供给不足与相对供给不足，过度投机的结果又反过来造成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造成有效供给不足、超额货币量形成。
无论是哪一种原因造成有效供给不足，通货膨胀都不是所谓“增加贷款额度”造成，也不是“超额货币量形成的倒逼机制”造成；而由投机造成的“过热”，不是真正的“过热”，而只是病人的“发烧”；要退热不在于“紧缩”或减少贷款额度，而在于改变发展战略；通过宏观调控，提高经济主体性、再生型经济比重与改善经营环境，以增加产出，并不给投机及国际炒家以可趁之机。市场经济不是投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抑制投机。政府扶持创新-创造-创业，就是打破银行的垄断地位，抑制货币投机的必要手段；就是打破上市公司的垄断地位、抑制股市投机的必要手段；就是打破房地产公司的垄断地位、抑制房市投机的必要手段。政府扶持创新-创造-创业是抑制投机之本，加强监管、规范银行股市房市是末。如果不是以创新-创造-创业为本，那么所谓“加强监管”、控制贷款指标，只是强化银行垄断地位、使银行得以自由地大量寻租的手段。
降低物价、抑制通胀的根本措施是根本上改变发展战略，提高本国经济主体性，提高再生型经济比重。以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的泡沫GDP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本身就是一种泡沫经济；泡沫经济发展战略本身就是不可持续发展战略。通货膨胀是经济泡沫膨胀的结果；抑制通货膨胀不但要挤掉泡沫，而且要挖掉产生泡沫的根源——泡沫GDP。钟朋荣“超额货币量形成的倒逼机制”概念源于主流经济学通行的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只看数量不看质量的线性思维方式，仅仅消除“超额货币量形成的倒逼机制”不能从根本上抑制通胀。
抽象来看，“倒逼机制”是客观存在的，但绝非“超额货币量”形成的根本原因。只有配置型经济、GDP经济才是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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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流经济学批判（11）——评林毅夫“比较优势论”
[ 2011/06/20 17:42 | by admin ]
2011/06/20 17:42 | by admin ]
林毅夫认为，“当一个国家劳动资源相对丰裕”，该国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这个国家遵循比较优 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其产品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低，可以作为资本积累的剩余量也就较大；“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并不会导致中国永远落后”， 相反会使我国资本快速积累。随着资源禀赋的变动，可以不断从国外引进现成而较先进的技术来达到技术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林毅夫教授“比较优势论”是我国要教育产业化不要国民创新体系、使中国沦为世界工厂的政策的理论基础之一。
要素禀赋不是静态的纯客体的，而是动态的、主客体共同决定的。在知识经济时代，要素禀赋、先天优势能否转变为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取决于人的主体性的发挥程度。
先天优势转变为比较优势要靠提升要素禀赋。提升要素禀赋使先天优势转变为比较优势是人的主体性发挥的微观体现。
一个国家的资源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个要素不是分离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低层次的要素固然是高层次的要素的基础，但低层次要素的质和量由高层次要素的质和量决定。一个国家的制度和组织程度、国民素质，可以决定低层次资源的开发和使用程度。这就是为什么总体上资本密集型国家会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总体上劳动密集型国家，会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根本原因。资源禀赋是劣势还是优势，不仅着眼于某个资源本身，而且要着眼于整个社会发展水平；是资本密集还是劳动密集，不是着眼于单个产品，还要着眼于社会组织化程度。国际贸易的基础固然是优势互补，但作为互补的优势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制约的。在资源禀赋观与国际贸易观上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线性思维方式的局限性。
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不是静态的纯客体的，而是动态的、主客体共同决定的。在这里，随着社会的发展，主体性的地位越来越高、作用越来越大。在知识经济时代，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将由主体来定义与定位。因此，离开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人的主体性发展的不同阶段，静态地、消极地看待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实际阻断了象我国这样目前来看资源贫乏国家、特别是贫穷国家的发展道路，使之消极地沦为“世界工厂”的地位，靠出卖廉价劳动力来糊口。所以，要把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同建设我国国民创新体系结合起来。如果仅仅从工业经济的眼光消极地、静态地、纯客体的角度去理解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问题，只能使穷的越穷、富的越富，使富国与穷国的两极分化现象更严重，使我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继续拉大。
社会的发展，先天的比较优势会越来越弱化，而后天比较优势则会越来越强化。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时代，比较优势取决于知识、制度与新科技产业中的核心技术。而恰恰是后者，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垄断，“你方唱罢我登场”是规律性的普遍现象西方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克歇尔、俄林、萨谬尔森等人的建立在“生产要素比例——生产要素密度原理”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原理，只适合于工业经济时期。在人类创业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同一个地方、同一种要素禀赋、同一种文化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在国际经济体系中也就有不同的地位。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的发展，可能要以西方“天人相分”为前提；而以相对论、量子为学为代表的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则恰恰需要以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为框架。在工业经济时代，也许东部平原地带更适合车水马龙；在生态创业时期，也许人们更需要西部山区的郁郁葱葱。我国劳动力密集的优势并非只能通过出口产品价格低廉来体现；植树造林、开发荒地也许更能产生生态生产力。“竞争力”这个时髦概念出现于自由竞争时期；然而就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层结构而言，“生产力”是个更重要的概念。以竞争力为核心，价格举足轻重；以生产力为窠臼，人的数量与质量更根本。不同的范式、不同的增长方式，决定不同的比较优势。在这里，是主体决定客体而非相反。
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要靠模式转轨。模式转轨使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是人的主体性发挥的宏观展开。
在16、17世纪以前的一、二千年间，中华文明曾经作为人类当时最鼎盛的文明，中华文明都占有主导地位。只是到了近代，中国逐渐衰弱，人类文明才由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西方世界独占鳌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成为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高级的经济形态。经济全球化时期，全球经济是一个巨型系统，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主体性，或有主体性而不参与全球化，都不能使自己处于同全球经济系统中其他要素的对称关系中，从而实现能量、信息、物质的交流与再生。而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主体性，使之在经济全球化中，使自己处于同经济全球化中其他要素的对称关系中，在全球经济重新洗牌中尽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利，从而实现跳跃式且可持续发展。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该自觉地顺应历史潮流，建立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统一、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统一的经济发展模式。以生产资料共有制为主导的经济制度、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制度，应该成为建立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统一、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统一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制度优势；中华民族固有的集体观念和协作精神优势，应该成为建立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统一、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统一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精神优势。只有这样，中华文明才会发挥自己的“先天优势”和“后发优势”，使自己重放光彩，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由盛而衰、又由衰而盛的文明。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要素禀赋不是静态的纯客体的，而是动态的、主客体共同决定的。在知识经济时代，要素禀赋、先天优势能否转变为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取决于人的主体性的发挥程度。
先天优势转变为比较优势要靠提升要素禀赋。提升要素禀赋使先天优势转变为比较优势是人的主体性发挥的微观体现。
一个国家的资源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个要素不是分离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低层次的要素固然是高层次的要素的基础，但低层次要素的质和量由高层次要素的质和量决定。一个国家的制度和组织程度、国民素质，可以决定低层次资源的开发和使用程度。这就是为什么总体上资本密集型国家会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总体上劳动密集型国家，会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根本原因。资源禀赋是劣势还是优势，不仅着眼于某个资源本身，而且要着眼于整个社会发展水平；是资本密集还是劳动密集，不是着眼于单个产品，还要着眼于社会组织化程度。国际贸易的基础固然是优势互补，但作为互补的优势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制约的。在资源禀赋观与国际贸易观上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线性思维方式的局限性。
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不是静态的纯客体的，而是动态的、主客体共同决定的。在这里，随着社会的发展，主体性的地位越来越高、作用越来越大。在知识经济时代，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将由主体来定义与定位。因此，离开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人的主体性发展的不同阶段，静态地、消极地看待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实际阻断了象我国这样目前来看资源贫乏国家、特别是贫穷国家的发展道路，使之消极地沦为“世界工厂”的地位，靠出卖廉价劳动力来糊口。所以，要把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同建设我国国民创新体系结合起来。如果仅仅从工业经济的眼光消极地、静态地、纯客体的角度去理解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问题，只能使穷的越穷、富的越富，使富国与穷国的两极分化现象更严重，使我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继续拉大。
社会的发展，先天的比较优势会越来越弱化，而后天比较优势则会越来越强化。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时代，比较优势取决于知识、制度与新科技产业中的核心技术。而恰恰是后者，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垄断，“你方唱罢我登场”是规律性的普遍现象西方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克歇尔、俄林、萨谬尔森等人的建立在“生产要素比例——生产要素密度原理”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原理，只适合于工业经济时期。在人类创业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同一个地方、同一种要素禀赋、同一种文化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在国际经济体系中也就有不同的地位。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的发展，可能要以西方“天人相分”为前提；而以相对论、量子为学为代表的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则恰恰需要以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为框架。在工业经济时代，也许东部平原地带更适合车水马龙；在生态创业时期，也许人们更需要西部山区的郁郁葱葱。我国劳动力密集的优势并非只能通过出口产品价格低廉来体现；植树造林、开发荒地也许更能产生生态生产力。“竞争力”这个时髦概念出现于自由竞争时期；然而就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层结构而言，“生产力”是个更重要的概念。以竞争力为核心，价格举足轻重；以生产力为窠臼，人的数量与质量更根本。不同的范式、不同的增长方式，决定不同的比较优势。在这里，是主体决定客体而非相反。
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要靠模式转轨。模式转轨使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是人的主体性发挥的宏观展开。
在16、17世纪以前的一、二千年间，中华文明曾经作为人类当时最鼎盛的文明，中华文明都占有主导地位。只是到了近代，中国逐渐衰弱，人类文明才由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西方世界独占鳌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成为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高级的经济形态。经济全球化时期，全球经济是一个巨型系统，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主体性，或有主体性而不参与全球化，都不能使自己处于同全球经济系统中其他要素的对称关系中，从而实现能量、信息、物质的交流与再生。而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主体性，使之在经济全球化中，使自己处于同经济全球化中其他要素的对称关系中，在全球经济重新洗牌中尽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利，从而实现跳跃式且可持续发展。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该自觉地顺应历史潮流，建立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统一、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统一的经济发展模式。以生产资料共有制为主导的经济制度、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制度，应该成为建立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统一、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统一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制度优势；中华民族固有的集体观念和协作精神优势，应该成为建立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统一、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统一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精神优势。只有这样，中华文明才会发挥自己的“先天优势”和“后发优势”，使自己重放光彩，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由盛而衰、又由衰而盛的文明。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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