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冠军成乞丐说明了什么——谈市场化改革中的显规则与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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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7/21 10:06 | by admin ]
2011/07/21 10:06 | by admin ]
世界冠军，是人生巅峰的象征；乞丐，是彻底失败的典型。世界冠军，是励志向上的标本；小偷，是好吃懒做的结局。而这根本对立的两方面——成功与失败、励志向上与好吃懒做——却奇异地组合在前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双料冠军得主张尚武身上。而这一切又是怎样产生的呢？是市场化改革中的显规则与潜规则相互碰撞产生的。
任何外因都要通过内因起作用，无论怎样“举国体制”重点培养，也无论张尚武的先天身体素质多优越，张尚武能拿到世界冠军没有自身励志向上的精神与坚强的意志与毅力，是不可想象的。只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可以认为，把张尚武后来当小偷、成乞丐说成是自身好逸恶劳、好吃懒做的结果根本讲不过去。根据媒体报道的张尚武对自身经历的描述，是竞技场上的平等竞争的显规则，不敌现实生活中的潜规则造成的。竞技场上的平等竞争的显规则使贫困家庭出身的张尚武辉煌，现实生活中的潜规则却使贫困家庭出身的张尚武重新回到原来的出发点上——张尚武事件说明，通过竞技场上平等竞争的显规则取得辉煌成就不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最终决定一个人命运的，是现实生活中的潜规则。现实生活中的潜规则就像地球引力，使贫困家庭出身的人要想通过自身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像拔着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根本不可能。
显规则，就是公开、公平、公正的行为方式。其中，公开是前提；任何东西只要能够做到公开，就必然会做到公平公正。这就是“显”字的含义所在。与之相反，潜规则，就是拿不到桌面上来、只能暗箱操作的，不公开、不公平、不公正的行为方式。不公开必然导致不公平、不公正；之所以不公开，就是为了不公平、不公正。这就是“潜”字的内涵揭示。体育竞技运动的比赛规则就是显规则，市场经济明码实价、平等交换也是显规则，所以体育精神与市场经济有着天然的一致性；而通过私下不正当交易进行不平等竞争，既违背了体育精神，也违背了市场经济原则。
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显规则不敌潜规则、潜规则制约显规则的现象比比皆是。统考的学历不如半路出家的“文凭”，学术论文不如版面费“论文”，真正的专著不如补贴出版、自产自销的“砖著”。“学好数理化，不如一个好爸爸”、“我爸是李刚”现象就是这样产生的，逆选择逆淘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就是这样形成的。这是劳动的异化、市场经济的异化，将极大地阻碍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真正提高。
劳动是创造价值的主体性活动。人类社会就是通过人与人之间互相交换劳动，实现个体与整体的生存与发展。互相交换劳动中平等的程度，决定互相交换劳动的频度；互相交换劳动的频度，决定人类社会的发展速度。市场，就是互相交换劳动的场所、促进互相交换劳动的机制，保证平等交换劳动的制度。市场经济，就是在人类互相交换劳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以平等交换劳动为主要内容与根本动力、通过平等交换劳动实现资源再生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经济形态。从市场与市场经济的定义与功能来看，市场经济的本质和核心是平等。正因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平等，所以好的市场经济就是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坏的市场经济就是不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不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可以利用，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这句话中的“市场经济”是抽象意义上的，在具体的意义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同一个市场经济。正因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平等，所以只有好的、平等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而坏的、不平等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因此，市场经济首先是主体化经济而不是货币化经济，市场化改革首先是重塑人的主体性而不是一切向钱看。所谓主体性，就是系统的自组织“能力”，就是人作为系统的自我意识、自我设计、自我控制、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能力，就是企业作为系统通过自组织同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流从而进行生产和竞争的能力，就是个人和企业的创新-创造-创业能力，就是企业通过建立创业型组织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提高公司价值的能力。主体性高低同自组织能力成正比，由系统的要素和结构两方面决定。一个人创新能力强，是主体性强的表现；一个人能白手起家，是主体性强的表现；一个人能得世界冠军，是主体性强的表现。人的创造价值的能力和人的主体性成正比，而人的主体性，又和人摆脱人身依附关系的程度成正比。经济结构中，人的要素是首要的要素。人的主体性，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标准与动力。改革开放以前生产力发展不快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超经济强制对人的主体性的压制，改革开放意味着以往建立在超经济强制基础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得到摆脱，改革开放以后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人的主体性的解放。团队主体性、企业主体性、区域主体性、政府主体性、国家主体性，是逐步放大了的人的主体性。总体上国民整体摆脱人身依附关系的起点平等，大大提高人的主体性，对人的行为从质和量两方面作出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导向。制度高于技术，结构对要素的提升作用，主要是通过制度（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产权制度只是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私有制是产权制度的必要环节，而非必要条件）对人的主体性的导向、催化和提高来实现的。如果改革开放只是意味着以往建立在超经济的行政强制基础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得到摆脱，而建立在经济强制基础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在金钱至上的潜规则面前得到强化，那么这样的改革只能是改革的异化。
因此，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平等化的经济而不是弱肉强食的丛林经济，市场化改革就是平等化改革而不是弱肉强食的丛林化改革。平等化改革，就是用体育竞赛中的平等竞争的显规则代替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人交易的潜规则。市场经济的完善程度与平等竞争的显规则适用范围成正比，同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人交易的潜规则的适用范围成反比。健全的市场经济就是付出与回报相一致、贡献与索取相统一的经济。什么是道德？为国争光就是最大的道德！付出与回报相一致、贡献与索取相统一就是最大的道德！市场经济是平等竞争的经济；任何一个人，不管他的家庭出身、背景、文凭、长相、信仰，都在平等的起跑点上竞争，只要为社会作出贡献，就应该得到相应的回报，而不是在奉行丛林法则的潜规则面前被社会边缘化。世界冠军，既是付出的结晶，也是贡献的标志。在这里，不是张尚武的身体状况尚且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而是张尚武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对于一个付出人一生最宝贵的青春与身体健康代价并取得世界冠军的人来讲，得到与其对社会的付出与贡献相匹配的荣誉、地位、岗位和物质待遇是应该的；如果社会没有主动给他，他自己提出相应的要求也是合理的。这就是市场经济。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世界冠军要求国家给予自己在上学、工作环境、社会地位、物质待遇方面相对应的要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而不是什么挑肥拣瘦、贪图享受、妄图不劳而获。不要用某某运动员可以怎样来要求张尚武也可以怎样，别人可以去挖煤他也应该可以去挖煤，别人可以做清洁工他也可以做清洁工；而应该用社会其他领域付出同样的努力、取得同等程度的成功所得到的平均回报率来参照他应该得到的回报。如果社会不能自动给他这种相应的回报，政府就应该给。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以民间微观经济调节为基础、以政府宏观经济调节为主导、以平等为核心、以价值为机制、以对策和价格为手段、民主与法制相对称、效率与公平相协调、通过资源对称配置实现资源优化再生的经济形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贡献与索取的对称、效率与公平的对称是市场经济的根本动力，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结构，平等性、对称性、主体性、价值性、系统性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就是平等，而平等就是付出与回报相一致、贡献与索取相统一；而这种付出与回报的一致、贡献与索取的统一往往要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来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没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样的“外部性”，之所以能够把竞技场上平等竞争的显规则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任何方面，就在于政府宏观调控是社会市场经济的必要一环。所以不要用俄罗斯体操冠军去挖煤、全国举重冠军邹春兰当搓澡工、中国女子体操世界冠军樊迪靠教练接济度日、前自行车全国冠军徐翠娟沦为打工妹、跳水奥运冠军桑雪卖艺救母来证明张尚武现状的合理性，而应该用这种普遍现象的存在来证明市场经济就是规范经济的必要性。所谓规范的市场经济，就是把竞技场上的平等竞争的显规则整体移植到市场经济中，成为整个社会的通行规则。根据各方面情况来分析，如果市场经济规范了，作为世界冠军的张尚武，既不会当小偷，也不会成乞丐，而只会成为通过励志向上在为国争光的同时改变自身贫困命运的榜样。
世界冠军成乞丐，说明了以市场化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就是要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建立虚假的市场经济。正因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平等，所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是两张皮，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与市场化改革不是两张皮。社会主义就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模式就是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改革就是通过建构完善的市场经济模式来建构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就是真正的、完善的、好的市场经济模式。既能提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又能提出社会主义具体模式的社会主义，就是真正科学的科学社会主义。世界冠军成乞丐说明市场化改革只能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而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任何外因都要通过内因起作用，无论怎样“举国体制”重点培养，也无论张尚武的先天身体素质多优越，张尚武能拿到世界冠军没有自身励志向上的精神与坚强的意志与毅力，是不可想象的。只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可以认为，把张尚武后来当小偷、成乞丐说成是自身好逸恶劳、好吃懒做的结果根本讲不过去。根据媒体报道的张尚武对自身经历的描述，是竞技场上的平等竞争的显规则，不敌现实生活中的潜规则造成的。竞技场上的平等竞争的显规则使贫困家庭出身的张尚武辉煌，现实生活中的潜规则却使贫困家庭出身的张尚武重新回到原来的出发点上——张尚武事件说明，通过竞技场上平等竞争的显规则取得辉煌成就不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最终决定一个人命运的，是现实生活中的潜规则。现实生活中的潜规则就像地球引力，使贫困家庭出身的人要想通过自身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像拔着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根本不可能。
显规则，就是公开、公平、公正的行为方式。其中，公开是前提；任何东西只要能够做到公开，就必然会做到公平公正。这就是“显”字的含义所在。与之相反，潜规则，就是拿不到桌面上来、只能暗箱操作的，不公开、不公平、不公正的行为方式。不公开必然导致不公平、不公正；之所以不公开，就是为了不公平、不公正。这就是“潜”字的内涵揭示。体育竞技运动的比赛规则就是显规则，市场经济明码实价、平等交换也是显规则，所以体育精神与市场经济有着天然的一致性；而通过私下不正当交易进行不平等竞争，既违背了体育精神，也违背了市场经济原则。
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显规则不敌潜规则、潜规则制约显规则的现象比比皆是。统考的学历不如半路出家的“文凭”，学术论文不如版面费“论文”，真正的专著不如补贴出版、自产自销的“砖著”。“学好数理化，不如一个好爸爸”、“我爸是李刚”现象就是这样产生的，逆选择逆淘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就是这样形成的。这是劳动的异化、市场经济的异化，将极大地阻碍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真正提高。
劳动是创造价值的主体性活动。人类社会就是通过人与人之间互相交换劳动，实现个体与整体的生存与发展。互相交换劳动中平等的程度，决定互相交换劳动的频度；互相交换劳动的频度，决定人类社会的发展速度。市场，就是互相交换劳动的场所、促进互相交换劳动的机制，保证平等交换劳动的制度。市场经济，就是在人类互相交换劳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以平等交换劳动为主要内容与根本动力、通过平等交换劳动实现资源再生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经济形态。从市场与市场经济的定义与功能来看，市场经济的本质和核心是平等。正因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平等，所以好的市场经济就是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坏的市场经济就是不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不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可以利用，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这句话中的“市场经济”是抽象意义上的，在具体的意义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同一个市场经济。正因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平等，所以只有好的、平等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而坏的、不平等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因此，市场经济首先是主体化经济而不是货币化经济，市场化改革首先是重塑人的主体性而不是一切向钱看。所谓主体性，就是系统的自组织“能力”，就是人作为系统的自我意识、自我设计、自我控制、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能力，就是企业作为系统通过自组织同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流从而进行生产和竞争的能力，就是个人和企业的创新-创造-创业能力，就是企业通过建立创业型组织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提高公司价值的能力。主体性高低同自组织能力成正比，由系统的要素和结构两方面决定。一个人创新能力强，是主体性强的表现；一个人能白手起家，是主体性强的表现；一个人能得世界冠军，是主体性强的表现。人的创造价值的能力和人的主体性成正比，而人的主体性，又和人摆脱人身依附关系的程度成正比。经济结构中，人的要素是首要的要素。人的主体性，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标准与动力。改革开放以前生产力发展不快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超经济强制对人的主体性的压制，改革开放意味着以往建立在超经济强制基础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得到摆脱，改革开放以后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人的主体性的解放。团队主体性、企业主体性、区域主体性、政府主体性、国家主体性，是逐步放大了的人的主体性。总体上国民整体摆脱人身依附关系的起点平等，大大提高人的主体性，对人的行为从质和量两方面作出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导向。制度高于技术，结构对要素的提升作用，主要是通过制度（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产权制度只是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私有制是产权制度的必要环节，而非必要条件）对人的主体性的导向、催化和提高来实现的。如果改革开放只是意味着以往建立在超经济的行政强制基础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得到摆脱，而建立在经济强制基础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在金钱至上的潜规则面前得到强化，那么这样的改革只能是改革的异化。
因此，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平等化的经济而不是弱肉强食的丛林经济，市场化改革就是平等化改革而不是弱肉强食的丛林化改革。平等化改革，就是用体育竞赛中的平等竞争的显规则代替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人交易的潜规则。市场经济的完善程度与平等竞争的显规则适用范围成正比，同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人交易的潜规则的适用范围成反比。健全的市场经济就是付出与回报相一致、贡献与索取相统一的经济。什么是道德？为国争光就是最大的道德！付出与回报相一致、贡献与索取相统一就是最大的道德！市场经济是平等竞争的经济；任何一个人，不管他的家庭出身、背景、文凭、长相、信仰，都在平等的起跑点上竞争，只要为社会作出贡献，就应该得到相应的回报，而不是在奉行丛林法则的潜规则面前被社会边缘化。世界冠军，既是付出的结晶，也是贡献的标志。在这里，不是张尚武的身体状况尚且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而是张尚武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对于一个付出人一生最宝贵的青春与身体健康代价并取得世界冠军的人来讲，得到与其对社会的付出与贡献相匹配的荣誉、地位、岗位和物质待遇是应该的；如果社会没有主动给他，他自己提出相应的要求也是合理的。这就是市场经济。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世界冠军要求国家给予自己在上学、工作环境、社会地位、物质待遇方面相对应的要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而不是什么挑肥拣瘦、贪图享受、妄图不劳而获。不要用某某运动员可以怎样来要求张尚武也可以怎样，别人可以去挖煤他也应该可以去挖煤，别人可以做清洁工他也可以做清洁工；而应该用社会其他领域付出同样的努力、取得同等程度的成功所得到的平均回报率来参照他应该得到的回报。如果社会不能自动给他这种相应的回报，政府就应该给。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以民间微观经济调节为基础、以政府宏观经济调节为主导、以平等为核心、以价值为机制、以对策和价格为手段、民主与法制相对称、效率与公平相协调、通过资源对称配置实现资源优化再生的经济形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贡献与索取的对称、效率与公平的对称是市场经济的根本动力，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结构，平等性、对称性、主体性、价值性、系统性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就是平等，而平等就是付出与回报相一致、贡献与索取相统一；而这种付出与回报的一致、贡献与索取的统一往往要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来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没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样的“外部性”，之所以能够把竞技场上平等竞争的显规则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任何方面，就在于政府宏观调控是社会市场经济的必要一环。所以不要用俄罗斯体操冠军去挖煤、全国举重冠军邹春兰当搓澡工、中国女子体操世界冠军樊迪靠教练接济度日、前自行车全国冠军徐翠娟沦为打工妹、跳水奥运冠军桑雪卖艺救母来证明张尚武现状的合理性，而应该用这种普遍现象的存在来证明市场经济就是规范经济的必要性。所谓规范的市场经济，就是把竞技场上的平等竞争的显规则整体移植到市场经济中，成为整个社会的通行规则。根据各方面情况来分析，如果市场经济规范了，作为世界冠军的张尚武，既不会当小偷，也不会成乞丐，而只会成为通过励志向上在为国争光的同时改变自身贫困命运的榜样。
世界冠军成乞丐，说明了以市场化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就是要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建立虚假的市场经济。正因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平等，所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是两张皮，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与市场化改革不是两张皮。社会主义就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模式就是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改革就是通过建构完善的市场经济模式来建构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就是真正的、完善的、好的市场经济模式。既能提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又能提出社会主义具体模式的社会主义，就是真正科学的科学社会主义。世界冠军成乞丐说明市场化改革只能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而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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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流经济学批判（16）——评茅于轼的“房价泡沫论”
[ 2011/07/12 19:28 | by admin ]
2011/07/12 19:28 | by admin ]
房地产泡沫是怎样形成的
——评茅于轼的“房价泡沫论”
只要搞清楚反城市化与土地可再生是时代的脉搏，那么“房地产价格总体趋势是上升”就成为立马破灭的神话。所以造成房价泡沫的根源不是保护耕地的措施，而是经济学中的伪科学。
茅于轼：“我觉得房地产市场价格是供给需求决定的，供不应求就会涨价，不解决这个问题，而用行政干涉，力量是有限的，市场力量远远超过行政的力量。当然，现在房价高是有行政的原因，主要是土地供给不足，供给不足就会涨价。……需求方面就是大家的钱没有地方用，就去买房子，而且又有通货膨胀，存银行利息是负的，房价还在涨，很自然大家就去买房了”，“现在房价完全脱离实际了， 有一天泡沫破灭， 房价就会掉下来”。（ 茅于轼：中国房产泡沫将会在一两年内破灭。http://news.nb.soufun.com/2011-05-11/5017830.htm）茅于轼这段话隐函着一个悖论：“房地产市场价格是供给需求决定的，供不应求就会涨价”与“现在房价完全脱离实际了， 有一天泡沫破灭， 房价就会掉下来”。既然“供不应求就会涨价”哪来泡沫？既然是泡沫，又怎么会是“供不应求”造成的呢？“供不应求”竟然能造成泡沫，“供不应求”引起的涨价居然是“完全脱离实际”的泡沫，这样的泡沫“有一天”也会“破灭”，是否违背了他到处兜售的价格经济学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供求与价格相互决定的基本原理？他的“房价泡沫论”与他的属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价格经济学二者必有一假，这就是上述茅于轼高论中的悖论。作为中国主流经济学领军人物的茅于轼先生居然也会出现悖论，我对中国主流经济学的逻辑实在不敢恭维。实际上，茅于轼的上述悖论并不属于他个人，而属于整个主流经济学阵营——价格经济学、配置经济学与市场原教旨主义同市场经济的实际情况不对称，以及主流经济学家的线性思维方式决定了主流经济学出现悖论的内在必然性。上述“茅于轼悖论”只是“主流经济学悖论”的典型。
现在让我们用再生经济学的眼光，看看房地产泡沫是怎样产生的。
伪科学造成的泡沫
从再生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房地产泡沫根本不是土地供给不足造成的，而恰恰是中国主流经济学整天鼓噪的“土地不可再生”的配置经济学与“供不应求就会涨价”的价格经济学等等伪科学造成的。
土地本身，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是可再生的，其再生的速度远远超过目前地球人口增长的速度。随着人类二次创业时代的到来，反城市化运动的兴起，交通高速化的实现，信息高速路的普及，以及城市土地的内涵再开发，城市房价的不断下降才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北京全市土地面积16807.8平方公里。按每平方公里一百万平方米计算，全国13亿人口全部住到北京来，人均占地面积13平方米左右。如果考虑到楼房平均层高6层，和地下可使用面积，每个人可平均占有空间70平方米以上。如果规划得好，即使扣除交通、公园、学校等公共设施因素，全国13亿人都在北京居住，每个人将不低于20平方米的实际居住面积，将住得比较舒适宽敞。所以与其整天吵吵嚷嚷土地不可再生，不如想着怎样开发土地、提高土地使用效率，使之由不可居住转变为可居住、不可再生转变为可再生。
所以，用人均可居住土地面积或土地供给的绝对数量来论证房价不断上涨的必然性，是彻头彻尾的伪科学。如果排除人为垄断因素，仅仅从土地供给的可能性和人的实际居住需求来看，全国13亿人口都住到中国任何一个大城市，都不应该会造成该市房价上涨。“城市化”不是造成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工业化”不是造成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农民工进城”不是造成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外来人口增加”不是造成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城市人口增加”不是造成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人口增加速度超过土地增长速度”不是造成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是对土地开发权和土地使用权的人为垄断、开发商的忽悠性宣传、不良学者带有忽悠性质的伪科学的论证。这种伪科学，任何一个懂得小学算术的人板着手指头都可以立即把其驳倒。
可立马破灭的神话
因此，只要揭开伪科学的面纱，“房地产价格总体趋势不断上升”是可立马破灭的神话。
房地产泡沫的直接原因是“供给不足”，而房地产“供给不足”完全是经济学范式错误及由此引起的心理预 期造成的假象。
从房地产泡沫及其危害可以看出，目前经济结构失衡中最根本的失衡是主流经济学范式同时代要求的不对称，以及由此造成的人的心理预期同经济发展现实的不对称；正是由于这种主客观不对称才形成房地产泡沫、并引发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原因在于“供给不足”，“供给不足”的源头在于“房地产供给不足”，而房地产供给不足的根源在于“土地不可再生”的神话。土地不可再生的神话源于工业经济时代的增长方式及因此形成的思维方式、配置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及由此形成的经济模式。
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房地产实际供给不仅远超过人们的有效需求(购买力)，而且远超过人们的潜在需求；所以房价居高不下只能是一种泡沫。只要搞清楚土地可再生是时代的脉搏，那么“房地产价格总体趋势是上升”就成为立马破灭的神话。房地产增值的神话破灭，通货膨胀的势头就被遏止，人民币内部升值的障碍就会清除，“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就会大大提高，只有GDP增长数值会降低。
土地所有权是谁的
国有土地不等于地方的国有企业；中华大地上的每一寸土地，法人所有权只能属于国家，初始所有权只能属于全体中国人民；各地政府对当地土地没有所有权，只有规划权、监管权，而没有土地本身的收益权。既然初始所有权属于全体中国人民，那么只要是中国公民，就有权居住在这块土地上。这是中国公民基本人权的基本体现。以出卖土地款作为GDP增长的数据源本来就是一种愚民政策；如果再把土地转让金纳入房价成本，让老百姓为GDP增长数据买单，那实际就是一种欺民政策。各地政府借开发为名，把出卖耕地的钱纳入当地财政收入，是对国有土地国家法人产权的侵犯，是对国有土地人民初始产权的侵犯；在转让优地良田的交易中扩大寻租空间，是对全国人民的犯罪。除非工业用地，商品房用地必须无偿，但对每个人购房面积必须进行控制。
泡沫的后面是泡沫
房产价格虚高的根源在于地产价格虚高，地产价格虚高的根本原因在于卖良田、炒地皮、主管部门与官员收取巨额回扣，而这一切的根源则在于土地有价；土地有价的根源又在于“土地有限”，“土地有限”的根源在于土地批发权、开发权的行政垄断。而各地各级政府部门之所以要对土地开发权进行垄断，把监管权异化成卖地权，是由于只有这样才能增加当地财政收入、增长当地GDP、提高政绩，同时为大小官员集体寻租提供租源、扩大寻租空间。这样在地价虚高带动房价虚高的同时，人为减缓了土地开发与土地再生的速度，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房产价格虚高是双向垄断造成的。双向垄断：主体（客户）心理资源垄断和客体（土地）资源垄断，投机、腐败是把两个垄断结合起来从中获取暴利的中间环节。而投机和腐败相互间又互为因果、相互促进，从而使房产价格扶摇直上。
衡量房产价格高低的标准
衡量房产价格的标准不是其涨幅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之比，而只能是其自身的价值。如果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都被房产价格增幅扯平，那无非就是说，只要买房，人们的生活水平就永远不要提高。这实际上是在住房市场化的名义下，通过房产的人为垄断地位来剥夺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过上富裕生活的权利。这是强盗的逻辑。目前房价虚高的根本原因，除了垄断和投机，就是这种强盗逻辑。说好听一点，把房产价格增幅是否合理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挂钩这种做法，是一种欺民规则，是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人制定出来的房产游戏规则。这种欺民规则之所以能大行其道，除了其似是而非的表述方式有直观上的迷惑性，还有人们有自己的房子就有一个安稳的家，小富即安、“知足长乐”的小农心理。
房产是传统产业，房产价格只能是同等技术含量的产业的平均利润率加成本。经研究，近几年我国全社会的平均利润率最高在10%至15%之间，电子信息百强企业平均利润率仅为2.5%，国际汽车行业平均利润率水平仅3%至5%。而我国房地产业的平均利润率大约在40%——50%。房地产业的超高利润率之所以不能参与全社会的利润率平均化过程，根源在于开发商近50%的利润率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行贿来维持房地产业的自然垄断与行政垄断。因此，根据房地产业的技术含量，只要房地产业的平均利润率没有降到我国全社会的平均利润率以下，房价就属于过高，买房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供开发商行贿。
土地的无价与无限、开发与再生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良性循环；商品房开发前的毛地应该无偿——成本中应只有土地开发费没有土地使用费。只有商品房用地无偿，才能有效保护耕地；才能促使和鼓励各地政府对开发进行科学规划、有效监管，促使和鼓励开发商开发荒地、山地、边角地、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具有垄断性质的行业只能国有国营，房地产企业只能国有国营，但产品价格不能随行就市，而只能根据上述标准进行听证后制定。只有这样，土地可再生才能由可能转变为现实，房地产业才能真正回归理性，GDP增长数据才能挤掉泡沫，人民才能真正安居乐业。
土地是否不可再生性资源
“土地不可再生”符合人的感性直观，然而不符合科学发展观。
在人类二次创业的过程中，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转化，工农业的生态化将使用地越来越生态化、高密度集约化，工业与农业用地将越来越少——不仅是相对于工业产值的相对减少，而且是绝对减少。就拿房地产所需的土地资源来讲，其本质上并不是有限的，其有限性是相对的——相对于人类现有活动空间来讲是有限的，但无限性是绝对的——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扩展，人的活动能力和空间将不断扩展，将拥有越来越多的可使用土地资源。因此抑制房价的根本途径是开发可支配用地资源，其中最重要的是基础设施建设。
根据五度空间理论，时间、空间、层次可以相互转化，在时间空间层次相统一的经济系统中，使时间空间层次相互转化的枢纽，是高速公路——交通高速公路与信息高速公路。交通高速公路可以用时间换取空间——用速度来扩大人们活动空间，信息高速公路可以用层次换取空间——用在家办公换取空间。因此，当人们抱怨城市空间太小、交通拥挤、房价上涨时，完全可以根据时间空间层次相互转化原理，通过建设高速公路来拓展人们的活动空间，改善人们的居住条件，降低房地产物价，提高人们生活水平。
实际上，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不多，但人均国土面积不小——人口密度不大。就前者来讲，只要提高耕地单位面积产量，中国人吃饭似乎还不会成为问题。就后者来说，问题的关键，恐怕还不在于土地的绝对量，而在于相对量——在于城区人口密度太大而造成的拥挤。但如果交通高速公路（这里的公路是广义的，包括传统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高速城际铁路，高速城区铁路，下同）和信息高速公路解决了，就可以打破城区土地这个瓶颈，而向郊区、向山区要地，包括工业用地与住宅用地。这样就可以降低城市人口密度、消肿城区交通，大大提高工作效率、经济发展速度与人民生活水平。
所谓土地资源稀缺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之所以土地资源稀缺是相对的，是因为土地资源是可再生的。可再生有两种：内涵的与外延的。只要把反城市化作为宏观调控的战略规划并采取有效的配套措施，就可以从外延方面稀释土地资源的垄断程度。加强城区规划和旧房改造，使旧城区有更大的容量，就可以从内涵方面稀释土地资源的垄断程度。通过农村宅基地置换，将分散居住的农民集中起来，搬入规划合理、新建多层的住宅中，腾出大量的农村非农用地，就是农村土地的内涵可再生；提高农村土地的单产面积，就是农田的内涵的可再生；因为从产量来看无异于扩大了播种面积。提高房屋质量，加高楼层，向地下延伸，就是可居住土地的内涵可再生，因为在单位土地上可以居住更多的人。通过交通高速化、住宅田园化，可以开发更多的郊区、田边、山坡作为宅基地，就是居住土地的外延可再生。通过棚种农作物，延长农作物生长季节，就是通过时间换空间，使农田得以外延再生。通过资本、知识密集化，可以浓缩厂房用地，就是通过层次换空间，使工业用地得以内涵再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人类将有更多的使土地可再生的手段。所以，所谓土地不可再生是一种神话，这个神话是房地产商制造出来、由投机者鼓吹出来的泡沫神话。
从长远发展来看，人类最不稀缺的，是土地资源。之所以从长远发展来看土地资源最不稀缺，是因为宇宙是无限的，人类智力资源是无限的。只要充分开发人类智力资源，就可以使资源主体化、功能生态化，不断地使自然人化；就可以提高工业用地与生活用地的使用效率；就可以通过科学技术，使荒地变废为宝；就可以改变经济区域结构与人口分布，提高土地结构功能，使土地得以再生。只要土地再生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土地就是无限的。土地资源有限的表面现象和土地资源无限的本质，是造成一方面新建房空置率高，另一方面有价无市的房地产泡沫的认识和心理根据。美国次贷危机及其连锁反应，充分说明房地产泡沫的脆弱，说明房地产垄断地位的虚弱。告别土地资源有限性、寸土寸金的迷幻，回到地球土地资源无限性的现实，才是科学发展观。
耕地保护的行政措施与权力寻租的行政垄断
实际上，茅于轼的“房价泡沫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剑指我国的耕地保护政策，认为是我国的耕地保护的政策措施造成了房价泡沫，所以必须取消我国的耕地保护的政策措施。
保护耕地是国家粮食危机防范体系的基础，粮食危机防范体系是国家经济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经济安全体系是国家民族主体性的必要保障。保护耕地是必要的。要把保护耕地的行政措施与对土地的行政垄断区别开来。房地产开发中的权力寻租与房地产泡沫是对土地的行政垄断造成的，而非保护耕地的行政措施造成的。保护耕地的行政措施是对土地合理规划、集约使用、可再生使用前提下对耕地的最大限度的保护，行政垄断是对土地包括耕地的盲目扩张、粗放经营、不可再生性使用基础上对土地的囤积居奇。行政垄断保护的是官商的利益而不是保护耕地，对耕地的无限制使用并不能消除行政垄断。市场经济不等于商品经济，市场有效配置资源不等于完全靠价格调节市场。市场经济是立体经济，由宏观调控与微观自由两个层面组成。市场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而非价格机制。对于土地这样关系国计民生、国家经济政治安全的重要资源，更应该靠价值——国家内政外交、民族主体、社会稳定、经济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价值来调节而非眼前金钱价值——价格来调节。只要看看各个城市商品房空置率和商品房有价无市的现状，就会把属于国家宏观调控范畴的保护耕地的行政措施和地方政府对土地的行政垄断区别开来。属于国家宏观调控范畴的保护耕地的行政措施本身是市场经济的必要环节，而地方行政垄断则与市场经济原则格格不入。市场化改革不是自由化改革，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取向是市场化改革而非自由化改革。市场化改革，宏观调控与微观自由是对称的。任何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土地转让的自由是充分的，但不是完全的；保护耕地的行政措施，限制的是完全自由的土地转让，而不是充分自由的土地流通；行政垄断垄断的是充分自由的土地流通，而不是完全自由的土地转让。直接推动房价上涨的，是腐败；造成土地审批过程中腐败的，是土地审批权力寻租，而不是由于宏观调控被强化的土地审批权力本身。如果权力本身可以和腐败划等号，认为市场经济应该排除任何权力限制，那实际上是把市场经济和无政府主义混为一谈，某种意义上是为权力寻租提供合理化的理论依据。事实上，行政垄断并非保护耕地的行政措施造成，而是人为的；造成人为的行政垄断的真正原因，是腐败。行政垄断与腐败互为因果，二者同保护耕地的行政措施表面有关，实际无关。如果说，把行政措施与行政垄断划等号是只看现象不看本质，那么把土地审批和行政垄断划等号更是荒唐。市场经济不是无序经济，自由流转不是无序运转。要规划就要审批，审批的必要性源于规划的合理性而非仅仅土地的有限性。即使土地放开限制，甚至土地本身就是无限的，要合理有序使用也要审批。如果审批权意味着腐败，那么土地放开限制也照样有腐败——即使没有土地有限审批权力的“绝对地租”，也有土地优劣、位置好坏审批权力的“级差地租”。与其说行政垄断与腐败同土地审批权力有关，还不如说行政垄断与腐败同错误运用土地审批权力有关。运用土地审批权力的“错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权钱交易，二是非再生、不合理使用土地。而这两个“错误”，恰恰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价格经济学造成的：前者符合他们的等价交换原则，后者符合他们的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完全自由流通原则。在再生经济学看来，限制土地使用的外延盲目无序扩张，可以促进土地使用的内涵再生性有序发展；只要合理规划、再生性开发，农村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和房地产市场土地供应的非行政垄断同保护耕地的行政措施之间不但不矛盾，而且互为前提、互相促进。土地使用不要限制、放弃审批，既无可能又无必要。与其取消土地审批权力，还不如想办法使土地审批权力的运用纳入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使之透明廉洁、科学合理。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使用行政措施与行政垄断、价值与价格、权力审批与权力寻租二者间关系的态度集中体现了对称经济学、再生经济学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本质区别；不过试图踩我国土地“红线”、挑战民族主体性基础与生存底线、让耕地完全由价格机制来调节并自由流转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当他们把市场原教旨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运用到中国土地问题上的时候，充分暴露了他们理论的荒谬性与有害性。我国耕地保护的“红线”，是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运用范围的警戒线，新自由主义者最好知耻而后退。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评茅于轼的“房价泡沫论”
只要搞清楚反城市化与土地可再生是时代的脉搏，那么“房地产价格总体趋势是上升”就成为立马破灭的神话。所以造成房价泡沫的根源不是保护耕地的措施，而是经济学中的伪科学。
茅于轼：“我觉得房地产市场价格是供给需求决定的，供不应求就会涨价，不解决这个问题，而用行政干涉，力量是有限的，市场力量远远超过行政的力量。当然，现在房价高是有行政的原因，主要是土地供给不足，供给不足就会涨价。……需求方面就是大家的钱没有地方用，就去买房子，而且又有通货膨胀，存银行利息是负的，房价还在涨，很自然大家就去买房了”，“现在房价完全脱离实际了， 有一天泡沫破灭， 房价就会掉下来”。（ 茅于轼：中国房产泡沫将会在一两年内破灭。http://news.nb.soufun.com/2011-05-11/5017830.htm）茅于轼这段话隐函着一个悖论：“房地产市场价格是供给需求决定的，供不应求就会涨价”与“现在房价完全脱离实际了， 有一天泡沫破灭， 房价就会掉下来”。既然“供不应求就会涨价”哪来泡沫？既然是泡沫，又怎么会是“供不应求”造成的呢？“供不应求”竟然能造成泡沫，“供不应求”引起的涨价居然是“完全脱离实际”的泡沫，这样的泡沫“有一天”也会“破灭”，是否违背了他到处兜售的价格经济学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供求与价格相互决定的基本原理？他的“房价泡沫论”与他的属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价格经济学二者必有一假，这就是上述茅于轼高论中的悖论。作为中国主流经济学领军人物的茅于轼先生居然也会出现悖论，我对中国主流经济学的逻辑实在不敢恭维。实际上，茅于轼的上述悖论并不属于他个人，而属于整个主流经济学阵营——价格经济学、配置经济学与市场原教旨主义同市场经济的实际情况不对称，以及主流经济学家的线性思维方式决定了主流经济学出现悖论的内在必然性。上述“茅于轼悖论”只是“主流经济学悖论”的典型。
现在让我们用再生经济学的眼光，看看房地产泡沫是怎样产生的。
伪科学造成的泡沫
从再生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房地产泡沫根本不是土地供给不足造成的，而恰恰是中国主流经济学整天鼓噪的“土地不可再生”的配置经济学与“供不应求就会涨价”的价格经济学等等伪科学造成的。
土地本身，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是可再生的，其再生的速度远远超过目前地球人口增长的速度。随着人类二次创业时代的到来，反城市化运动的兴起，交通高速化的实现，信息高速路的普及，以及城市土地的内涵再开发，城市房价的不断下降才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北京全市土地面积16807.8平方公里。按每平方公里一百万平方米计算，全国13亿人口全部住到北京来，人均占地面积13平方米左右。如果考虑到楼房平均层高6层，和地下可使用面积，每个人可平均占有空间70平方米以上。如果规划得好，即使扣除交通、公园、学校等公共设施因素，全国13亿人都在北京居住，每个人将不低于20平方米的实际居住面积，将住得比较舒适宽敞。所以与其整天吵吵嚷嚷土地不可再生，不如想着怎样开发土地、提高土地使用效率，使之由不可居住转变为可居住、不可再生转变为可再生。
所以，用人均可居住土地面积或土地供给的绝对数量来论证房价不断上涨的必然性，是彻头彻尾的伪科学。如果排除人为垄断因素，仅仅从土地供给的可能性和人的实际居住需求来看，全国13亿人口都住到中国任何一个大城市，都不应该会造成该市房价上涨。“城市化”不是造成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工业化”不是造成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农民工进城”不是造成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外来人口增加”不是造成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城市人口增加”不是造成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人口增加速度超过土地增长速度”不是造成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是对土地开发权和土地使用权的人为垄断、开发商的忽悠性宣传、不良学者带有忽悠性质的伪科学的论证。这种伪科学，任何一个懂得小学算术的人板着手指头都可以立即把其驳倒。
可立马破灭的神话
因此，只要揭开伪科学的面纱，“房地产价格总体趋势不断上升”是可立马破灭的神话。
房地产泡沫的直接原因是“供给不足”，而房地产“供给不足”完全是经济学范式错误及由此引起的心理预 期造成的假象。
从房地产泡沫及其危害可以看出，目前经济结构失衡中最根本的失衡是主流经济学范式同时代要求的不对称，以及由此造成的人的心理预期同经济发展现实的不对称；正是由于这种主客观不对称才形成房地产泡沫、并引发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原因在于“供给不足”，“供给不足”的源头在于“房地产供给不足”，而房地产供给不足的根源在于“土地不可再生”的神话。土地不可再生的神话源于工业经济时代的增长方式及因此形成的思维方式、配置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及由此形成的经济模式。
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房地产实际供给不仅远超过人们的有效需求(购买力)，而且远超过人们的潜在需求；所以房价居高不下只能是一种泡沫。只要搞清楚土地可再生是时代的脉搏，那么“房地产价格总体趋势是上升”就成为立马破灭的神话。房地产增值的神话破灭，通货膨胀的势头就被遏止，人民币内部升值的障碍就会清除，“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就会大大提高，只有GDP增长数值会降低。
土地所有权是谁的
国有土地不等于地方的国有企业；中华大地上的每一寸土地，法人所有权只能属于国家，初始所有权只能属于全体中国人民；各地政府对当地土地没有所有权，只有规划权、监管权，而没有土地本身的收益权。既然初始所有权属于全体中国人民，那么只要是中国公民，就有权居住在这块土地上。这是中国公民基本人权的基本体现。以出卖土地款作为GDP增长的数据源本来就是一种愚民政策；如果再把土地转让金纳入房价成本，让老百姓为GDP增长数据买单，那实际就是一种欺民政策。各地政府借开发为名，把出卖耕地的钱纳入当地财政收入，是对国有土地国家法人产权的侵犯，是对国有土地人民初始产权的侵犯；在转让优地良田的交易中扩大寻租空间，是对全国人民的犯罪。除非工业用地，商品房用地必须无偿，但对每个人购房面积必须进行控制。
泡沫的后面是泡沫
房产价格虚高的根源在于地产价格虚高，地产价格虚高的根本原因在于卖良田、炒地皮、主管部门与官员收取巨额回扣，而这一切的根源则在于土地有价；土地有价的根源又在于“土地有限”，“土地有限”的根源在于土地批发权、开发权的行政垄断。而各地各级政府部门之所以要对土地开发权进行垄断，把监管权异化成卖地权，是由于只有这样才能增加当地财政收入、增长当地GDP、提高政绩，同时为大小官员集体寻租提供租源、扩大寻租空间。这样在地价虚高带动房价虚高的同时，人为减缓了土地开发与土地再生的速度，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房产价格虚高是双向垄断造成的。双向垄断：主体（客户）心理资源垄断和客体（土地）资源垄断，投机、腐败是把两个垄断结合起来从中获取暴利的中间环节。而投机和腐败相互间又互为因果、相互促进，从而使房产价格扶摇直上。
衡量房产价格高低的标准
衡量房产价格的标准不是其涨幅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之比，而只能是其自身的价值。如果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都被房产价格增幅扯平，那无非就是说，只要买房，人们的生活水平就永远不要提高。这实际上是在住房市场化的名义下，通过房产的人为垄断地位来剥夺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过上富裕生活的权利。这是强盗的逻辑。目前房价虚高的根本原因，除了垄断和投机，就是这种强盗逻辑。说好听一点，把房产价格增幅是否合理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挂钩这种做法，是一种欺民规则，是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人制定出来的房产游戏规则。这种欺民规则之所以能大行其道，除了其似是而非的表述方式有直观上的迷惑性，还有人们有自己的房子就有一个安稳的家，小富即安、“知足长乐”的小农心理。
房产是传统产业，房产价格只能是同等技术含量的产业的平均利润率加成本。经研究，近几年我国全社会的平均利润率最高在10%至15%之间，电子信息百强企业平均利润率仅为2.5%，国际汽车行业平均利润率水平仅3%至5%。而我国房地产业的平均利润率大约在40%——50%。房地产业的超高利润率之所以不能参与全社会的利润率平均化过程，根源在于开发商近50%的利润率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行贿来维持房地产业的自然垄断与行政垄断。因此，根据房地产业的技术含量，只要房地产业的平均利润率没有降到我国全社会的平均利润率以下，房价就属于过高，买房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供开发商行贿。
土地的无价与无限、开发与再生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良性循环；商品房开发前的毛地应该无偿——成本中应只有土地开发费没有土地使用费。只有商品房用地无偿，才能有效保护耕地；才能促使和鼓励各地政府对开发进行科学规划、有效监管，促使和鼓励开发商开发荒地、山地、边角地、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具有垄断性质的行业只能国有国营，房地产企业只能国有国营，但产品价格不能随行就市，而只能根据上述标准进行听证后制定。只有这样，土地可再生才能由可能转变为现实，房地产业才能真正回归理性，GDP增长数据才能挤掉泡沫，人民才能真正安居乐业。
土地是否不可再生性资源
“土地不可再生”符合人的感性直观，然而不符合科学发展观。
在人类二次创业的过程中，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转化，工农业的生态化将使用地越来越生态化、高密度集约化，工业与农业用地将越来越少——不仅是相对于工业产值的相对减少，而且是绝对减少。就拿房地产所需的土地资源来讲，其本质上并不是有限的，其有限性是相对的——相对于人类现有活动空间来讲是有限的，但无限性是绝对的——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扩展，人的活动能力和空间将不断扩展，将拥有越来越多的可使用土地资源。因此抑制房价的根本途径是开发可支配用地资源，其中最重要的是基础设施建设。
根据五度空间理论，时间、空间、层次可以相互转化，在时间空间层次相统一的经济系统中，使时间空间层次相互转化的枢纽，是高速公路——交通高速公路与信息高速公路。交通高速公路可以用时间换取空间——用速度来扩大人们活动空间，信息高速公路可以用层次换取空间——用在家办公换取空间。因此，当人们抱怨城市空间太小、交通拥挤、房价上涨时，完全可以根据时间空间层次相互转化原理，通过建设高速公路来拓展人们的活动空间，改善人们的居住条件，降低房地产物价，提高人们生活水平。
实际上，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不多，但人均国土面积不小——人口密度不大。就前者来讲，只要提高耕地单位面积产量，中国人吃饭似乎还不会成为问题。就后者来说，问题的关键，恐怕还不在于土地的绝对量，而在于相对量——在于城区人口密度太大而造成的拥挤。但如果交通高速公路（这里的公路是广义的，包括传统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高速城际铁路，高速城区铁路，下同）和信息高速公路解决了，就可以打破城区土地这个瓶颈，而向郊区、向山区要地，包括工业用地与住宅用地。这样就可以降低城市人口密度、消肿城区交通，大大提高工作效率、经济发展速度与人民生活水平。
所谓土地资源稀缺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之所以土地资源稀缺是相对的，是因为土地资源是可再生的。可再生有两种：内涵的与外延的。只要把反城市化作为宏观调控的战略规划并采取有效的配套措施，就可以从外延方面稀释土地资源的垄断程度。加强城区规划和旧房改造，使旧城区有更大的容量，就可以从内涵方面稀释土地资源的垄断程度。通过农村宅基地置换，将分散居住的农民集中起来，搬入规划合理、新建多层的住宅中，腾出大量的农村非农用地，就是农村土地的内涵可再生；提高农村土地的单产面积，就是农田的内涵的可再生；因为从产量来看无异于扩大了播种面积。提高房屋质量，加高楼层，向地下延伸，就是可居住土地的内涵可再生，因为在单位土地上可以居住更多的人。通过交通高速化、住宅田园化，可以开发更多的郊区、田边、山坡作为宅基地，就是居住土地的外延可再生。通过棚种农作物，延长农作物生长季节，就是通过时间换空间，使农田得以外延再生。通过资本、知识密集化，可以浓缩厂房用地，就是通过层次换空间，使工业用地得以内涵再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人类将有更多的使土地可再生的手段。所以，所谓土地不可再生是一种神话，这个神话是房地产商制造出来、由投机者鼓吹出来的泡沫神话。
从长远发展来看，人类最不稀缺的，是土地资源。之所以从长远发展来看土地资源最不稀缺，是因为宇宙是无限的，人类智力资源是无限的。只要充分开发人类智力资源，就可以使资源主体化、功能生态化，不断地使自然人化；就可以提高工业用地与生活用地的使用效率；就可以通过科学技术，使荒地变废为宝；就可以改变经济区域结构与人口分布，提高土地结构功能，使土地得以再生。只要土地再生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土地就是无限的。土地资源有限的表面现象和土地资源无限的本质，是造成一方面新建房空置率高，另一方面有价无市的房地产泡沫的认识和心理根据。美国次贷危机及其连锁反应，充分说明房地产泡沫的脆弱，说明房地产垄断地位的虚弱。告别土地资源有限性、寸土寸金的迷幻，回到地球土地资源无限性的现实，才是科学发展观。
耕地保护的行政措施与权力寻租的行政垄断
实际上，茅于轼的“房价泡沫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剑指我国的耕地保护政策，认为是我国的耕地保护的政策措施造成了房价泡沫，所以必须取消我国的耕地保护的政策措施。
保护耕地是国家粮食危机防范体系的基础，粮食危机防范体系是国家经济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经济安全体系是国家民族主体性的必要保障。保护耕地是必要的。要把保护耕地的行政措施与对土地的行政垄断区别开来。房地产开发中的权力寻租与房地产泡沫是对土地的行政垄断造成的，而非保护耕地的行政措施造成的。保护耕地的行政措施是对土地合理规划、集约使用、可再生使用前提下对耕地的最大限度的保护，行政垄断是对土地包括耕地的盲目扩张、粗放经营、不可再生性使用基础上对土地的囤积居奇。行政垄断保护的是官商的利益而不是保护耕地，对耕地的无限制使用并不能消除行政垄断。市场经济不等于商品经济，市场有效配置资源不等于完全靠价格调节市场。市场经济是立体经济，由宏观调控与微观自由两个层面组成。市场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而非价格机制。对于土地这样关系国计民生、国家经济政治安全的重要资源，更应该靠价值——国家内政外交、民族主体、社会稳定、经济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价值来调节而非眼前金钱价值——价格来调节。只要看看各个城市商品房空置率和商品房有价无市的现状，就会把属于国家宏观调控范畴的保护耕地的行政措施和地方政府对土地的行政垄断区别开来。属于国家宏观调控范畴的保护耕地的行政措施本身是市场经济的必要环节，而地方行政垄断则与市场经济原则格格不入。市场化改革不是自由化改革，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取向是市场化改革而非自由化改革。市场化改革，宏观调控与微观自由是对称的。任何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土地转让的自由是充分的，但不是完全的；保护耕地的行政措施，限制的是完全自由的土地转让，而不是充分自由的土地流通；行政垄断垄断的是充分自由的土地流通，而不是完全自由的土地转让。直接推动房价上涨的，是腐败；造成土地审批过程中腐败的，是土地审批权力寻租，而不是由于宏观调控被强化的土地审批权力本身。如果权力本身可以和腐败划等号，认为市场经济应该排除任何权力限制，那实际上是把市场经济和无政府主义混为一谈，某种意义上是为权力寻租提供合理化的理论依据。事实上，行政垄断并非保护耕地的行政措施造成，而是人为的；造成人为的行政垄断的真正原因，是腐败。行政垄断与腐败互为因果，二者同保护耕地的行政措施表面有关，实际无关。如果说，把行政措施与行政垄断划等号是只看现象不看本质，那么把土地审批和行政垄断划等号更是荒唐。市场经济不是无序经济，自由流转不是无序运转。要规划就要审批，审批的必要性源于规划的合理性而非仅仅土地的有限性。即使土地放开限制，甚至土地本身就是无限的，要合理有序使用也要审批。如果审批权意味着腐败，那么土地放开限制也照样有腐败——即使没有土地有限审批权力的“绝对地租”，也有土地优劣、位置好坏审批权力的“级差地租”。与其说行政垄断与腐败同土地审批权力有关，还不如说行政垄断与腐败同错误运用土地审批权力有关。运用土地审批权力的“错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权钱交易，二是非再生、不合理使用土地。而这两个“错误”，恰恰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价格经济学造成的：前者符合他们的等价交换原则，后者符合他们的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完全自由流通原则。在再生经济学看来，限制土地使用的外延盲目无序扩张，可以促进土地使用的内涵再生性有序发展；只要合理规划、再生性开发，农村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和房地产市场土地供应的非行政垄断同保护耕地的行政措施之间不但不矛盾，而且互为前提、互相促进。土地使用不要限制、放弃审批，既无可能又无必要。与其取消土地审批权力，还不如想办法使土地审批权力的运用纳入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使之透明廉洁、科学合理。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使用行政措施与行政垄断、价值与价格、权力审批与权力寻租二者间关系的态度集中体现了对称经济学、再生经济学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本质区别；不过试图踩我国土地“红线”、挑战民族主体性基础与生存底线、让耕地完全由价格机制来调节并自由流转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当他们把市场原教旨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运用到中国土地问题上的时候，充分暴露了他们理论的荒谬性与有害性。我国耕地保护的“红线”，是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运用范围的警戒线，新自由主义者最好知耻而后退。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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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流经济学批判（15）——评茅于轼的“投机有益论”
[ 2011/07/08 17:20 | by admin ]
2011/07/08 17:20 | by admin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投机经济
——评茅于轼的“投机有益论”
金融体制改革的后面，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金融体制改革是资本运营向知识运营上升、知识运营对资本运营提升的资本运营与知识运营之间的双向运动。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恰恰就在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求同现有国际金融体制之间的不对称。而国际金融投机使这种不对称所蕴含的产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转变成现实性。
茅于轼认为：“投机活动对社会是有益还是有害？如果赚了钱，这是财富的创造，是对社会有利的。如果赔钱，则对社会有害。其中的道理我在以前写的著作中有详细的解释。正因为这样，各国政府都允许投机买卖的存在。比如期货市场，就是投机市场。它对社会是有利的”。这就是茅于轼的“投机有益论”。 “投机有益论”的理论基础是价格经济学，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投机经济是泡沫经济的根源、经济危机的根源，也是两极分化的根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之一，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投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比资本主义更完善的市场经济，绝不容许任何投机的存在。
投资、投机与危机
投机：配置型的投入产出活动，是配置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投资：再生型的投入产出活动，是再生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在经济活动中，投机与投资应该哪个为主的问题，实质上是以配置经济学还是以再生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配置经济学看来，经济活动就是资源配置活动，经济学就是研究资源优化配置的；而资源配置是否优化的根本的、也是唯一的标准，就是能否赚最多的钱。而
投机、特别是金融投机带来的配置的数量、速度与频度，是投资所无可比拟的，虽然投机有风险，但风险与机会成正比，而且善于投机的也善于把风险转给别人，把机会留给自己——反正能通过价差利润赚到钱就行。但在再生经济学看来，只有能产生生产力的活动才是有效的经济活动；因此风险与机会成反比。前者以资产转移为目的，后者以资源再生为目的。因此，前者崇尚投机，后者注重投资。配置型经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再生型经济。再生经济学要求银市股市房市应成为投资的场所而不是投机的场所，因此要求建立一套完整的监管机制，在准许投资者进入与退出的同时，最大限度防止投机行为的发生。
要把投机和促进流通区别开来。投机人为抬高或压低物价，使价格与价值背离，是一种破坏正常的价格机制，扰乱市场的行为，与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对立的。在经济微观化时期，投机的危害性不明显；但到了经济宏观化时期，投机将给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危害。这时运用宏观调控手段控制投机既有必要又有可能。
投机，是市场经济早期市场无序化、平面化、微观化、不规范的产物，在市场经济宏观化、有序化、立体化、规范化时期必须被立法取谛，以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的发展。那些以市场经济完全自由竞争为名反对取谛投机的经济学家，都是金融投机以及其它投机的既得利益者或者是其代言人。而在背后支撑他们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市场原教旨主义。
危机的根源是泡沫，泡沫的根源是投机
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泡沫经济。形成泡沫经济的根源有三个：货款膨胀、虚幻经济与口袋经济。如果说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主要由货款膨胀引起，这次美国次贷危机主要由虚幻经济引起，那么中国有可能产生金融危机的根源，则主要是口袋经济。
虚拟经济如果离开了实体经济就会演变成虚幻经济，而虚拟经济如果成为投机的平台就必然脱离实体经济；而口袋经济，则是实体经济中的虚幻经济，或实体经济外表掩盖下的虚幻经济。
危机的本质是不对称，不对称的根源是投机
金融危机（包括美国当前的次贷危机）的本质是不对称：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不对称、经营权与所有权不对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不对称、经济要素与经济系统不对称、经济概念和经济现实不对称、理性预期与经济现实不对称、企业信用与经济实力不对称、经济转轨过程中客观原因与决策失误造成结构失衡的不对称。投机的要害，是通过人为操纵控制，强化不对称——知识不对称、信息不对称、能力不对称，扩大道德风险、社会风险、自然风险，尔后一方面从中获取暴利，另方面造成社会危机。
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不对称：由自由竞争演变成自由投机。经营权与所有权不对称：
间接投融资发展成银行贷款膨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不对称：由金融衍生品催化出泡沫经济。理性预期与经济现实不对称：金融衍生品使理性预期与经济现实脱节。企业信用与经济实力不对称：金融泡沫与信用泡沫互为因果，使企业信用脱离自身经济实力，泡沫破灭即企业信用破产；金融企业信用破产即酿成金融危机。转轨过程中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不对称造成社会结构失衡：两极分化形成的弱势群体与权贵集团，是投机猖獗、扩大两极分化的社会基础与制度保证。
投机的催化作用，使经济概念和经济现实不对称。如土地可再生、再生的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这一现实和 “土地不可再生”这一“经济共识”之间、“房价只升不降”这一经济“理性预期”与房地产供过于求这一残酷的现实之间的不对称，造成了房地产泡沫，从而造成危机——从房市危机通过金融衍生品杠杆橇动金融危机，并牵动整个经济危机。美国当前的次贷危机就是这样产生的，也是这样形成的。
投机的催化作用，使经济要素与经济系统不对称。主流经济学家的线性思维方式决定了只抓一点不及其余的行为方式，认为虚拟经济可以离开实体经济而独立运行，似乎这就是“新经济”、“GDP经济”。知识经济不是虚拟经济，虚拟经济也并非虚幻经济。通过金融创新而创造出来的金融衍生品，只是整个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其能否畅通无阻、可持续赚钱，取决于整个经济体其他因素的相互制衡。如果这个相互制衡的经济体有一个缺口被打破，将会造成整个经济体的重组。在重组过程中，泡沫被挤掉就是必然的。所以虚拟经济不是万能的，金融衍生品的工具作用不能被神化；经济运行的因果、本末关系不能被倒置。
投机的催化作用，使经济转轨过程中客观原因与决策失误造成结构失衡。与经济全球化、知识化相伴随，是经济的立体化、系统化。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一竿子插到底的小生产思维方式与运作方式，同系统化的经济运作模式是不对称的，最终破产是必然的。必须用经济系统论、经济控制论代替经济原子论。只要控制投机，经济危机就可以避免。
投机和垄断
正好像投资有自由竞争与垄断之分，投机也有自由竞争与垄断之别。如果说，平面的投机是二维平面配置的产物，垄断的投机则是三维、四维甚至五维立体“落差”的结果。平面的投机是寻找市场机会、钻市场的空子、获取风险利润；立体的投机则是制造机会、操纵市场、兴风作浪、请君入瓮，无风险获取暴利。如果说，平面的投机是竞争的负产品，并不排斥竞争，那么垄断的投机则使竞争不再充分，竞争的游戏规则不再有效。垄断支撑投机，投机强化垄断，从而使有钱投机的人获得更高暴利，没钱投机的人只能买高价房居住或在房贷的诱惑下成为房奴，从而使穷者越穷，而富者越富。从房地产泡沫可以看出：垄断与投机结伴的垄断投机，是促成两极分化的罪魁祸首。因此垄断投机与完全的市场经济不兼容。
投资性垄断由人文资源（专利、专有、专用的知识产权）、自然资源、行政资源和企业资源（企业集团或企业联盟）的垄断形成。其中，知识产权的垄断是知识产权主体对自己人身权的垄断，本身就是自由竞争的前提也是自由竞争的产物，并不损害其它市场主体的利益与公平竞争的权利，因而可以同自由竞争并行不悖。其它垄断如果限制了自由竞争，也要被打破。
投资垄断和投机垄断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使价格背离价值，从中牟取暴利，从而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而投资垄断往往是通过投机垄断或变相的投机垄断来进行。要把股票正常交易、用脚投票同投机区别开来。如果不能像挤脓包一样地把投机行为从股市和期货交易中挤出去，那么就没有规范的股市和期货市场。一方面想要建立规范的 股票市场，另一方面又容许投机行为存在，这本身是一种悖论；这个悖论是造成中国股市好坏之争的根源。中国股票是否规范、要不要规范，不是以西方股市为模本，也不是主流经济学家说了算，而只能以规范经济学、规范的市场经济为标准。
权力垄断、官商勾结，既是投机的内在机制之一，又是投机的催化剂；权力垄断往往通过投机为官商勾结的不当得利洗钱，使之披上合法的外衣。
从本质上看，权力寻租、权力所有也是一种垄断，也是自由竞争、公平竞争的障碍。所以，反腐败，也是保护公平竞争的手段，也是政府干预的必要一环。世界上最自由的商业环境——香港，也必须反腐倡廉，说明香港的自由经济也离不开政府干预。不要政府干预做不到充分竞争，完全不要政府干预的、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不可能、也从未存在过。
打破投机垄断与投资垄断，靠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廉政风暴、财政银行手段和其它行政手段。
并不是只有计划经济才需要反投机，规范的市场经济更需要反投机。政府宏观调控同充分的自由竞争之所以不矛盾，就是因为前者可以抑制垄断投机，保护充分的自由竞争。通过反垄断与保护公平，政府干预与自由竞争二者可以得到统一。所以政府干预经济与自由竞争不是对立的，而是对称的。从充分的自由竞争就是反垄断来讲，自由竞争就是公平竞争；从自由竞争就是公平竞争来讲，政府干预就是保护公平竞争，而保护公平竞争就是保护自由竞争。保护竞争的公平性就是政府干预的目的、功能与界线。
垄断价格的形成
垄断价格的形成，不是所谓价格对价值的背离，而是权力渗入价格，并成为价格形成的因素。必须利用政府更大的权力进行制衡以打破垄断。所以政府本身也是市场的环节。政府是充分竞争、公平竞争的保障。只有充分竞争，才有公平竞争；只有公平竞争，才有充分竞争。所以政府干预同充分竞争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
因此，价格只有合理不合理，没有背离价值。而合理不合理的标准，在于是否公平，是否在法制保障下的充分竞争。只要是公平的，就是合理的；只要是合理的，就是反映价值的。这就是市场经济——打破垄断、充分竞争形成的价格就是合理的、“理性”的、反映价值的价格。
股市只能投资不能投机
股市本身应是投资的场所而不是投机的场所；在不规范与投机相互作用的股市中，只能是负和博弈；其结果，就是失去投资者的信心，使股市逐步进入瘫痪状态。所以，在目前股市整体上处于投机+不规范的境界时，股市低迷应是常态，同物价、利率高低本质上无关。因为你可以一时骗得了所有人，也可以一直骗部分人，但你不能永远欺骗所有人。
股市投机是股市泡沫、股市成为圈钱机器的最根本原因。不能把西方发达国家也存在股市投机作为中国股市可以而且应该鼓励投机的合理依据。中国股市投机与泡沫，是诸如房地产等行业投机与泡沫的典范；由于前者的示范作用，投机的内在机理被整体移植到其他行业中，形成泡沫、造成中国经济过热的假象，并以此误导政府决策和人们心理预期，从而破坏了我国的经济安全。
要避免金融危机，就要发展直接投融资，这要求除了要扶持创业工程以外，首先要规范现有股市的运作，防范投机：1、企业上市与否、原始股发行价高低必须举行公开听证会，由电视与网络视频现场直播；并把听证过程与结果在报纸财经版全文刊载；2、严禁内线交易；3、股票记名，限制交易次数；4、严禁公款炒股；5、扩大股市容量；6、设立创业板、中小企业板以及允许企业上柜交易。
股市只能投资不能投机，否则一切监管手段统统失灵。只要股市有投机存在，任何监管政策、手段出台只是自欺欺人。为了贬抑投机、鼓励投资，应该除了加强股市监管以外，还要扩大股市容量，开辟二板、三板——创业直接投融资市场，使直接投融资由大企业为主转向创业与中小企业为主，使直接投融资纳入创业工程。
加强股市监管与鼓励股市投机是一个悖论。投机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也要被历史所淘汰。真正的股市监管，使股市真正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就要杜绝投机；连溢价上市都要控制。价格由市场来调节不是由投机来调节。上市只是融资的渠道而不是圈钱的渠道。既然上市入场卷是垄断资源，其股票发行原始价格必须听证。
在股市监管问题上不是与国际接轨，而是与国际潮流合拍。与时俱进，不是与美国俱进，不是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俱进，不是在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领导下前进，而是与时代脚步俱进。
金融衍生品与投机
金融属于经济系统的高端；金融衍生品的远期合约、套期保值、价格发现、信用约束、风险回避功能，说明市场越来越立体化、系统化、主体化、自觉化，市场的自发调节功能越来越让位于自觉调控。
金融衍生品是经济系统的整合器、经济系统功能的催化剂，而不是投机的工具。把金融衍生品当作投机工具而片面长足畸形发展，必将形成金融泡沫，而走向金融衍生品功能的反面。金融衍生品工具可以回避投资性风险，但不能回避投机性风险。由于它的融资杠杆作用，可以通过强化、扩大泡沫来扩大与强化投机风险。
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多样与多元化，同鼓励投机是两码事。不能把金融衍生品的套期保值、价格发现与风险逥避功能归功于投机。投机是配置经济学中“风险越大机会也越大”理论的产物，本身是强化风险、制造风险的催化剂，而不是逥避风险；这和本质上控制风险的金融衍生品创新在功能上是对立的。投机行为和金融衍生品功能相互抵消，是金融衍生品的异化，只能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金融衍生品是中性的，既可以拿来投资，也可以拿来投机。如果拿来投资，可以回避、分散风险，通过杠杆原理以小博大、融通资金。如果拿来投机，就只能扩大风险、并产生多米诺骨牌连锁反应，产生经济危机。是投资还是投机，要看它的根扎在投资还是投机上面。认为土地不可再生是稀缺资源、房地产等不动产可以无限增值，在此基础上进行金融衍生品的延伸延长，本身就是一种投机。因为随着人类二次创业时代的到来，生态产业链使土地再生成为可能。“土地不可再生”已成为昔日黄花，房地产产品必将供过于求后趋于平衡；房地产绝不可能靠土地不可再生的神话来坐而赚钱，必须靠同其他产业、产品一样的质量竞争才能赢利。以竞争产业来定位房地产业，其金融衍生品的功能就是投资，否则就是投机。投机泡沫总有破灭的一天。
要使金融衍生品工具发挥其稳定型经济的作用，避免其成为投机的工具，必须使其建立在再生型经济基础上。这就要求金融衍生品工具成为宏观调控的手段，成为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转化的环节，而不是放任自流。否则金融创新工具一旦失控，将成为泡沫经济的催化剂。
投机的没落与监管
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当前美国的“次贷危机”非常明显的看出金融投机对经济体系的危害。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熏陶下的西方世界，对索罗斯这样的金融大鳄只能从道义上谴责，而在法律对其无可奈何甚至还有不少人抱着羡慕的眼光、赞赏的态度，看着他通过金融市场兴风作浪而大赚美元。而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是绝不容许他这样的人大行其道。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是不完善的市场经济；钻世界金融体系的空子来赚钱，是一种损人利己的行为，而不是市场正当竞争的胜利者。虽然把宏观经济微观化的新自由主义总喜欢给市场中损人利己的行为披上一层又一层的遮羞布，但如果连索罗斯这样的人在这次“次贷危机”中都意识到市场原教旨主义行不通时，新自由主义者终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应该将投机纳入商业欺诈的范畴进行监管。投机与正常交易的区别，在于炒作——人为抬高物价、违背市场平等竞争的规律，从而触犯了《反不正当竞争法》。
投机理论依据批判
对称问题是范式问题，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要不要对称的问题是范式问题。配置经济学：经济虚拟化有利于促进交易与配置，有利于数字GDP增长，不需要实体经济与之对称。再生经济学：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对称问题是根本问题；虚拟经济演变成投机经济就会与实体经济脱钩，而转变成泡沫经济。泡沫经济是金融危机的根源也是金融危机的实质。配置经济学通过扇情橇动全国大量股民把时间精力金钱花在炒股上，再生经济学引导人们把时间精力金钱放在自己创业上。上市公司之所以能“圈钱”，使“资产”膨胀，就是借助于投机的催化作用。而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投机合理论，则是股市泡沫、房市泡沫的吹鼓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经济投机行为的理论基础。主流经济学家的要害也就在于以新自由主义与市场原教旨主义为理论基础，鼓吹投机合理论、股市正常论、房市看涨论。
配置经济学的“风险越大机会也越大”的博弈学原理，是投机行为的理论依据之一。配置经济学的行为方式是博弈，再生经济学的行为方式是对策。在再生经济学看来，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的，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的目的，是提高人在经济活动中的自觉性，减少盲目性。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越深刻，人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动性就越大，自由度也就越高，成功的机会也就越多。如果说，风险越大机会也越大，做生意，办企业像赌博，那还要经济学干什么。经济学必须研究如何正确估价风险与收益，怎样有效迴避风险；经济管理者要提高自身的经济学素养，使他们按照经济活动的客观规律办事，而不是根据“风险越大机会也越大”的“原理”盲目大搞负和博弈的投机活动。
所谓的“价格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的经济学原理，也是投机行为的理论依据。根据这一原理，投机是零和博弈。今天从市场上赚到的 “不义之财”，明天会还给市场；投机者总体上只是从中赚得一种冒险的刺激与娱乐，而对社会总体上不但无害而且还会促进市场车轮的运转。但我们一旦发现，市场经济价格本来反映价值；价格反映价值是常态，价格背离价值是非常态，那么就会发现人为造成价格与价值背离的投机就和赌博一样，对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害无益。而且投机者也不是什么零和博弈，而是负和博弈；他们通过兴风作浪、空手套白狼，从社会套走的真金白银，不可能从其他途径以其他方式回报社会。如果说他们的所得同社会的所失相抵，那对于他们来讲是正和，对于社会来讲是负和。如果说，这样的零和博弈可以增加GDP的总量，那么这样的 GDP总量增加对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无关。
投机实践依据溯源
当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生产社会化到了必须由社会直接占有资本、实现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统一，金融体制必须是直接投融资为主、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为主、实业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为主、再生型直接投融资为主、增长方式由资本运营上升到知识运营的时候，整个国际金融体制仍然停留在间接投融资为主、股市直接投融资为主、虚拟资本直接投融资为主、配置型直接投融资为主、增长方式停留在以资本运营为主导的增长方式状态时，投机泡沫不可避免、金融危机必然产生。这是增长方式中客体因素与主体因素、客观趋向与机制设计、经济微观活动与宏观调控的不对称造成的危机；危机将迫使人类转换机制、加强调控以实现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而所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的主体因素，改变人们的观念、特别是转变发展观与经济学范式，政府间组织和国际金融组织必须制定新规则、建立新体制、设计新机制、设立新机构，实观经济运行中宏观与微观、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以消除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根源。
增长方式中客体因素与主体因素、客观趋向与机制设计、经济微观活动与宏观调控的不对称的直接表现，就是游资和游资通道之间的不对称。游资各个通道之间的关系，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游资通道基本的有两条：间接投融资与直接投融资。游资可导不可堵。当今时代，为了避免投机，就要开辟直接投融资的渠道，因势利导、开源疏流，使游资由潜在生产力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否则，如果由于金融体制滞后造成游资通道堵塞，游资将变成洪水猛兽。如果说，工业市场经济时期，投机的源头在于产品的供给与需求的不对称，经济运行中主客体的不对称主要也是表现在产品的供给与需求的不对称，那么知识市场经济条件下投机的源头、经济运行中主客体的不对称则主要表现在国际大量游资的无序运动、巨额游资与投资渠道的不对称、以及巨额游资与投资的对称要求同现有的投融资体制的不对称。国际大量游资的无序运动与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为国际金融投机提供了巨大的操作空间。国际金融投机屡屡造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说明必须改变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造成的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通过直接投融资，实现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的统一，使社会不但直接占有资本，而且直接占有生产资料。
危机也是机遇与“投机也是机遇”
“危机也是机遇”同“风险越大机会也越大”有本质的不同。后者的方法论基础是博弈论，前者的方法论基础是对称学——找出已经发生的危机的深层次根源，提出相应的对策。
如果说，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节，那么金融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则是消除造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的根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使资本运营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以知识运营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通过知识运营的主导作用，使资本与资产、资本运营与资产运营由分离重新走向统一，使金融体制由间接投融资为主导转变为以直接投融资为主导、以再生型直接投融资为主导。
这说明，金融危机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出了金融体制改革的要求；金融体制改革，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这一次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资本运营向知识运营转化，所以金融体制改革处于这一次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前沿。而促使金融体制改革的契机，则是游资的困境与出路问题。
金融体制由间接投融资为主向直接投融资为主转化，在宏观调控上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由所谓的货币手段为主向财政手段为主转化。要实行中性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运用积极的财政手段扶持再生型、创业型直接投融资，可以充分利用国内游资，摆脱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和投资、消费疲软互为因果、恶性循环的金融“二律背反”。再生型直接投融资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运营的逻辑与资本运营的逻辑、知识运营的历史与资本运营的历史的统一，是杜绝金融投机与金融危机的根本途径。所以，危机也是机遇——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金融体制改革的机遇。如果说，工业市场经济时期的危机带来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由资源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向资本运营转化，那么知识市场经济时期的危机带来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则是由资本运营向知识运营转化。
而金融体制改革的后面，也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金融体制改革是资本运营向知识运营上升、知识运营对资本运营提升的资本运营与知识运营之间的双向运动。金融体制改革的这一双向运动是共性化与个性化同步增长的过程。共性化是经济全球化、金融国际化、货币稳定化；个性化是投资银行的发展、企业直接投融资的发展、中小企业的发展。体现知识运营这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再生型、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将根绝金融投机，走出金融“二律背反”、“三元悖论”，使社会大量游资能转变成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使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得以统一，从根本上避免金融危机，使各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这一潮流，是历史必然性的表现；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是揭示这个历史必然性、并为这个必然性开辟道路的历史机遇。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不能仅仅强调同国际惯例接轨，而应同国际潮流合拍，并争取后来居上，为人类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全球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滚滚车轮底下，没有投机的生存空间。让投机与“投机合理论”一起见鬼去。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评茅于轼的“投机有益论”
金融体制改革的后面，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金融体制改革是资本运营向知识运营上升、知识运营对资本运营提升的资本运营与知识运营之间的双向运动。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恰恰就在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求同现有国际金融体制之间的不对称。而国际金融投机使这种不对称所蕴含的产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转变成现实性。
茅于轼认为：“投机活动对社会是有益还是有害？如果赚了钱，这是财富的创造，是对社会有利的。如果赔钱，则对社会有害。其中的道理我在以前写的著作中有详细的解释。正因为这样，各国政府都允许投机买卖的存在。比如期货市场，就是投机市场。它对社会是有利的”。这就是茅于轼的“投机有益论”。 “投机有益论”的理论基础是价格经济学，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投机经济是泡沫经济的根源、经济危机的根源，也是两极分化的根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之一，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投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比资本主义更完善的市场经济，绝不容许任何投机的存在。
投资、投机与危机
投机：配置型的投入产出活动，是配置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投资：再生型的投入产出活动，是再生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在经济活动中，投机与投资应该哪个为主的问题，实质上是以配置经济学还是以再生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配置经济学看来，经济活动就是资源配置活动，经济学就是研究资源优化配置的；而资源配置是否优化的根本的、也是唯一的标准，就是能否赚最多的钱。而
投机、特别是金融投机带来的配置的数量、速度与频度，是投资所无可比拟的，虽然投机有风险，但风险与机会成正比，而且善于投机的也善于把风险转给别人，把机会留给自己——反正能通过价差利润赚到钱就行。但在再生经济学看来，只有能产生生产力的活动才是有效的经济活动；因此风险与机会成反比。前者以资产转移为目的，后者以资源再生为目的。因此，前者崇尚投机，后者注重投资。配置型经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再生型经济。再生经济学要求银市股市房市应成为投资的场所而不是投机的场所，因此要求建立一套完整的监管机制，在准许投资者进入与退出的同时，最大限度防止投机行为的发生。
要把投机和促进流通区别开来。投机人为抬高或压低物价，使价格与价值背离，是一种破坏正常的价格机制，扰乱市场的行为，与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对立的。在经济微观化时期，投机的危害性不明显；但到了经济宏观化时期，投机将给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危害。这时运用宏观调控手段控制投机既有必要又有可能。
投机，是市场经济早期市场无序化、平面化、微观化、不规范的产物，在市场经济宏观化、有序化、立体化、规范化时期必须被立法取谛，以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的发展。那些以市场经济完全自由竞争为名反对取谛投机的经济学家，都是金融投机以及其它投机的既得利益者或者是其代言人。而在背后支撑他们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市场原教旨主义。
危机的根源是泡沫，泡沫的根源是投机
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泡沫经济。形成泡沫经济的根源有三个：货款膨胀、虚幻经济与口袋经济。如果说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主要由货款膨胀引起，这次美国次贷危机主要由虚幻经济引起，那么中国有可能产生金融危机的根源，则主要是口袋经济。
虚拟经济如果离开了实体经济就会演变成虚幻经济，而虚拟经济如果成为投机的平台就必然脱离实体经济；而口袋经济，则是实体经济中的虚幻经济，或实体经济外表掩盖下的虚幻经济。
危机的本质是不对称，不对称的根源是投机
金融危机（包括美国当前的次贷危机）的本质是不对称：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不对称、经营权与所有权不对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不对称、经济要素与经济系统不对称、经济概念和经济现实不对称、理性预期与经济现实不对称、企业信用与经济实力不对称、经济转轨过程中客观原因与决策失误造成结构失衡的不对称。投机的要害，是通过人为操纵控制，强化不对称——知识不对称、信息不对称、能力不对称，扩大道德风险、社会风险、自然风险，尔后一方面从中获取暴利，另方面造成社会危机。
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不对称：由自由竞争演变成自由投机。经营权与所有权不对称：
间接投融资发展成银行贷款膨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不对称：由金融衍生品催化出泡沫经济。理性预期与经济现实不对称：金融衍生品使理性预期与经济现实脱节。企业信用与经济实力不对称：金融泡沫与信用泡沫互为因果，使企业信用脱离自身经济实力，泡沫破灭即企业信用破产；金融企业信用破产即酿成金融危机。转轨过程中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不对称造成社会结构失衡：两极分化形成的弱势群体与权贵集团，是投机猖獗、扩大两极分化的社会基础与制度保证。
投机的催化作用，使经济概念和经济现实不对称。如土地可再生、再生的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这一现实和 “土地不可再生”这一“经济共识”之间、“房价只升不降”这一经济“理性预期”与房地产供过于求这一残酷的现实之间的不对称，造成了房地产泡沫，从而造成危机——从房市危机通过金融衍生品杠杆橇动金融危机，并牵动整个经济危机。美国当前的次贷危机就是这样产生的，也是这样形成的。
投机的催化作用，使经济要素与经济系统不对称。主流经济学家的线性思维方式决定了只抓一点不及其余的行为方式，认为虚拟经济可以离开实体经济而独立运行，似乎这就是“新经济”、“GDP经济”。知识经济不是虚拟经济，虚拟经济也并非虚幻经济。通过金融创新而创造出来的金融衍生品，只是整个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其能否畅通无阻、可持续赚钱，取决于整个经济体其他因素的相互制衡。如果这个相互制衡的经济体有一个缺口被打破，将会造成整个经济体的重组。在重组过程中，泡沫被挤掉就是必然的。所以虚拟经济不是万能的，金融衍生品的工具作用不能被神化；经济运行的因果、本末关系不能被倒置。
投机的催化作用，使经济转轨过程中客观原因与决策失误造成结构失衡。与经济全球化、知识化相伴随，是经济的立体化、系统化。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一竿子插到底的小生产思维方式与运作方式，同系统化的经济运作模式是不对称的，最终破产是必然的。必须用经济系统论、经济控制论代替经济原子论。只要控制投机，经济危机就可以避免。
投机和垄断
正好像投资有自由竞争与垄断之分，投机也有自由竞争与垄断之别。如果说，平面的投机是二维平面配置的产物，垄断的投机则是三维、四维甚至五维立体“落差”的结果。平面的投机是寻找市场机会、钻市场的空子、获取风险利润；立体的投机则是制造机会、操纵市场、兴风作浪、请君入瓮，无风险获取暴利。如果说，平面的投机是竞争的负产品，并不排斥竞争，那么垄断的投机则使竞争不再充分，竞争的游戏规则不再有效。垄断支撑投机，投机强化垄断，从而使有钱投机的人获得更高暴利，没钱投机的人只能买高价房居住或在房贷的诱惑下成为房奴，从而使穷者越穷，而富者越富。从房地产泡沫可以看出：垄断与投机结伴的垄断投机，是促成两极分化的罪魁祸首。因此垄断投机与完全的市场经济不兼容。
投资性垄断由人文资源（专利、专有、专用的知识产权）、自然资源、行政资源和企业资源（企业集团或企业联盟）的垄断形成。其中，知识产权的垄断是知识产权主体对自己人身权的垄断，本身就是自由竞争的前提也是自由竞争的产物，并不损害其它市场主体的利益与公平竞争的权利，因而可以同自由竞争并行不悖。其它垄断如果限制了自由竞争，也要被打破。
投资垄断和投机垄断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使价格背离价值，从中牟取暴利，从而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而投资垄断往往是通过投机垄断或变相的投机垄断来进行。要把股票正常交易、用脚投票同投机区别开来。如果不能像挤脓包一样地把投机行为从股市和期货交易中挤出去，那么就没有规范的股市和期货市场。一方面想要建立规范的 股票市场，另一方面又容许投机行为存在，这本身是一种悖论；这个悖论是造成中国股市好坏之争的根源。中国股票是否规范、要不要规范，不是以西方股市为模本，也不是主流经济学家说了算，而只能以规范经济学、规范的市场经济为标准。
权力垄断、官商勾结，既是投机的内在机制之一，又是投机的催化剂；权力垄断往往通过投机为官商勾结的不当得利洗钱，使之披上合法的外衣。
从本质上看，权力寻租、权力所有也是一种垄断，也是自由竞争、公平竞争的障碍。所以，反腐败，也是保护公平竞争的手段，也是政府干预的必要一环。世界上最自由的商业环境——香港，也必须反腐倡廉，说明香港的自由经济也离不开政府干预。不要政府干预做不到充分竞争，完全不要政府干预的、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不可能、也从未存在过。
打破投机垄断与投资垄断，靠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廉政风暴、财政银行手段和其它行政手段。
并不是只有计划经济才需要反投机，规范的市场经济更需要反投机。政府宏观调控同充分的自由竞争之所以不矛盾，就是因为前者可以抑制垄断投机，保护充分的自由竞争。通过反垄断与保护公平，政府干预与自由竞争二者可以得到统一。所以政府干预经济与自由竞争不是对立的，而是对称的。从充分的自由竞争就是反垄断来讲，自由竞争就是公平竞争；从自由竞争就是公平竞争来讲，政府干预就是保护公平竞争，而保护公平竞争就是保护自由竞争。保护竞争的公平性就是政府干预的目的、功能与界线。
垄断价格的形成
垄断价格的形成，不是所谓价格对价值的背离，而是权力渗入价格，并成为价格形成的因素。必须利用政府更大的权力进行制衡以打破垄断。所以政府本身也是市场的环节。政府是充分竞争、公平竞争的保障。只有充分竞争，才有公平竞争；只有公平竞争，才有充分竞争。所以政府干预同充分竞争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
因此，价格只有合理不合理，没有背离价值。而合理不合理的标准，在于是否公平，是否在法制保障下的充分竞争。只要是公平的，就是合理的；只要是合理的，就是反映价值的。这就是市场经济——打破垄断、充分竞争形成的价格就是合理的、“理性”的、反映价值的价格。
股市只能投资不能投机
股市本身应是投资的场所而不是投机的场所；在不规范与投机相互作用的股市中，只能是负和博弈；其结果，就是失去投资者的信心，使股市逐步进入瘫痪状态。所以，在目前股市整体上处于投机+不规范的境界时，股市低迷应是常态，同物价、利率高低本质上无关。因为你可以一时骗得了所有人，也可以一直骗部分人，但你不能永远欺骗所有人。
股市投机是股市泡沫、股市成为圈钱机器的最根本原因。不能把西方发达国家也存在股市投机作为中国股市可以而且应该鼓励投机的合理依据。中国股市投机与泡沫，是诸如房地产等行业投机与泡沫的典范；由于前者的示范作用，投机的内在机理被整体移植到其他行业中，形成泡沫、造成中国经济过热的假象，并以此误导政府决策和人们心理预期，从而破坏了我国的经济安全。
要避免金融危机，就要发展直接投融资，这要求除了要扶持创业工程以外，首先要规范现有股市的运作，防范投机：1、企业上市与否、原始股发行价高低必须举行公开听证会，由电视与网络视频现场直播；并把听证过程与结果在报纸财经版全文刊载；2、严禁内线交易；3、股票记名，限制交易次数；4、严禁公款炒股；5、扩大股市容量；6、设立创业板、中小企业板以及允许企业上柜交易。
股市只能投资不能投机，否则一切监管手段统统失灵。只要股市有投机存在，任何监管政策、手段出台只是自欺欺人。为了贬抑投机、鼓励投资，应该除了加强股市监管以外，还要扩大股市容量，开辟二板、三板——创业直接投融资市场，使直接投融资由大企业为主转向创业与中小企业为主，使直接投融资纳入创业工程。
加强股市监管与鼓励股市投机是一个悖论。投机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也要被历史所淘汰。真正的股市监管，使股市真正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就要杜绝投机；连溢价上市都要控制。价格由市场来调节不是由投机来调节。上市只是融资的渠道而不是圈钱的渠道。既然上市入场卷是垄断资源，其股票发行原始价格必须听证。
在股市监管问题上不是与国际接轨，而是与国际潮流合拍。与时俱进，不是与美国俱进，不是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俱进，不是在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领导下前进，而是与时代脚步俱进。
金融衍生品与投机
金融属于经济系统的高端；金融衍生品的远期合约、套期保值、价格发现、信用约束、风险回避功能，说明市场越来越立体化、系统化、主体化、自觉化，市场的自发调节功能越来越让位于自觉调控。
金融衍生品是经济系统的整合器、经济系统功能的催化剂，而不是投机的工具。把金融衍生品当作投机工具而片面长足畸形发展，必将形成金融泡沫，而走向金融衍生品功能的反面。金融衍生品工具可以回避投资性风险，但不能回避投机性风险。由于它的融资杠杆作用，可以通过强化、扩大泡沫来扩大与强化投机风险。
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多样与多元化，同鼓励投机是两码事。不能把金融衍生品的套期保值、价格发现与风险逥避功能归功于投机。投机是配置经济学中“风险越大机会也越大”理论的产物，本身是强化风险、制造风险的催化剂，而不是逥避风险；这和本质上控制风险的金融衍生品创新在功能上是对立的。投机行为和金融衍生品功能相互抵消，是金融衍生品的异化，只能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金融衍生品是中性的，既可以拿来投资，也可以拿来投机。如果拿来投资，可以回避、分散风险，通过杠杆原理以小博大、融通资金。如果拿来投机，就只能扩大风险、并产生多米诺骨牌连锁反应，产生经济危机。是投资还是投机，要看它的根扎在投资还是投机上面。认为土地不可再生是稀缺资源、房地产等不动产可以无限增值，在此基础上进行金融衍生品的延伸延长，本身就是一种投机。因为随着人类二次创业时代的到来，生态产业链使土地再生成为可能。“土地不可再生”已成为昔日黄花，房地产产品必将供过于求后趋于平衡；房地产绝不可能靠土地不可再生的神话来坐而赚钱，必须靠同其他产业、产品一样的质量竞争才能赢利。以竞争产业来定位房地产业，其金融衍生品的功能就是投资，否则就是投机。投机泡沫总有破灭的一天。
要使金融衍生品工具发挥其稳定型经济的作用，避免其成为投机的工具，必须使其建立在再生型经济基础上。这就要求金融衍生品工具成为宏观调控的手段，成为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转化的环节，而不是放任自流。否则金融创新工具一旦失控，将成为泡沫经济的催化剂。
投机的没落与监管
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当前美国的“次贷危机”非常明显的看出金融投机对经济体系的危害。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熏陶下的西方世界，对索罗斯这样的金融大鳄只能从道义上谴责，而在法律对其无可奈何甚至还有不少人抱着羡慕的眼光、赞赏的态度，看着他通过金融市场兴风作浪而大赚美元。而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是绝不容许他这样的人大行其道。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是不完善的市场经济；钻世界金融体系的空子来赚钱，是一种损人利己的行为，而不是市场正当竞争的胜利者。虽然把宏观经济微观化的新自由主义总喜欢给市场中损人利己的行为披上一层又一层的遮羞布，但如果连索罗斯这样的人在这次“次贷危机”中都意识到市场原教旨主义行不通时，新自由主义者终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应该将投机纳入商业欺诈的范畴进行监管。投机与正常交易的区别，在于炒作——人为抬高物价、违背市场平等竞争的规律，从而触犯了《反不正当竞争法》。
投机理论依据批判
对称问题是范式问题，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要不要对称的问题是范式问题。配置经济学：经济虚拟化有利于促进交易与配置，有利于数字GDP增长，不需要实体经济与之对称。再生经济学：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对称问题是根本问题；虚拟经济演变成投机经济就会与实体经济脱钩，而转变成泡沫经济。泡沫经济是金融危机的根源也是金融危机的实质。配置经济学通过扇情橇动全国大量股民把时间精力金钱花在炒股上，再生经济学引导人们把时间精力金钱放在自己创业上。上市公司之所以能“圈钱”，使“资产”膨胀，就是借助于投机的催化作用。而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投机合理论，则是股市泡沫、房市泡沫的吹鼓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经济投机行为的理论基础。主流经济学家的要害也就在于以新自由主义与市场原教旨主义为理论基础，鼓吹投机合理论、股市正常论、房市看涨论。
配置经济学的“风险越大机会也越大”的博弈学原理，是投机行为的理论依据之一。配置经济学的行为方式是博弈，再生经济学的行为方式是对策。在再生经济学看来，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的，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的目的，是提高人在经济活动中的自觉性，减少盲目性。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越深刻，人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动性就越大，自由度也就越高，成功的机会也就越多。如果说，风险越大机会也越大，做生意，办企业像赌博，那还要经济学干什么。经济学必须研究如何正确估价风险与收益，怎样有效迴避风险；经济管理者要提高自身的经济学素养，使他们按照经济活动的客观规律办事，而不是根据“风险越大机会也越大”的“原理”盲目大搞负和博弈的投机活动。
所谓的“价格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的经济学原理，也是投机行为的理论依据。根据这一原理，投机是零和博弈。今天从市场上赚到的 “不义之财”，明天会还给市场；投机者总体上只是从中赚得一种冒险的刺激与娱乐，而对社会总体上不但无害而且还会促进市场车轮的运转。但我们一旦发现，市场经济价格本来反映价值；价格反映价值是常态，价格背离价值是非常态，那么就会发现人为造成价格与价值背离的投机就和赌博一样，对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害无益。而且投机者也不是什么零和博弈，而是负和博弈；他们通过兴风作浪、空手套白狼，从社会套走的真金白银，不可能从其他途径以其他方式回报社会。如果说他们的所得同社会的所失相抵，那对于他们来讲是正和，对于社会来讲是负和。如果说，这样的零和博弈可以增加GDP的总量，那么这样的 GDP总量增加对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无关。
投机实践依据溯源
当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生产社会化到了必须由社会直接占有资本、实现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统一，金融体制必须是直接投融资为主、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为主、实业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为主、再生型直接投融资为主、增长方式由资本运营上升到知识运营的时候，整个国际金融体制仍然停留在间接投融资为主、股市直接投融资为主、虚拟资本直接投融资为主、配置型直接投融资为主、增长方式停留在以资本运营为主导的增长方式状态时，投机泡沫不可避免、金融危机必然产生。这是增长方式中客体因素与主体因素、客观趋向与机制设计、经济微观活动与宏观调控的不对称造成的危机；危机将迫使人类转换机制、加强调控以实现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而所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的主体因素，改变人们的观念、特别是转变发展观与经济学范式，政府间组织和国际金融组织必须制定新规则、建立新体制、设计新机制、设立新机构，实观经济运行中宏观与微观、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以消除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根源。
增长方式中客体因素与主体因素、客观趋向与机制设计、经济微观活动与宏观调控的不对称的直接表现，就是游资和游资通道之间的不对称。游资各个通道之间的关系，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游资通道基本的有两条：间接投融资与直接投融资。游资可导不可堵。当今时代，为了避免投机，就要开辟直接投融资的渠道，因势利导、开源疏流，使游资由潜在生产力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否则，如果由于金融体制滞后造成游资通道堵塞，游资将变成洪水猛兽。如果说，工业市场经济时期，投机的源头在于产品的供给与需求的不对称，经济运行中主客体的不对称主要也是表现在产品的供给与需求的不对称，那么知识市场经济条件下投机的源头、经济运行中主客体的不对称则主要表现在国际大量游资的无序运动、巨额游资与投资渠道的不对称、以及巨额游资与投资的对称要求同现有的投融资体制的不对称。国际大量游资的无序运动与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为国际金融投机提供了巨大的操作空间。国际金融投机屡屡造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说明必须改变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造成的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通过直接投融资，实现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的统一，使社会不但直接占有资本，而且直接占有生产资料。
危机也是机遇与“投机也是机遇”
“危机也是机遇”同“风险越大机会也越大”有本质的不同。后者的方法论基础是博弈论，前者的方法论基础是对称学——找出已经发生的危机的深层次根源，提出相应的对策。
如果说，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节，那么金融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则是消除造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的根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使资本运营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以知识运营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通过知识运营的主导作用，使资本与资产、资本运营与资产运营由分离重新走向统一，使金融体制由间接投融资为主导转变为以直接投融资为主导、以再生型直接投融资为主导。
这说明，金融危机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出了金融体制改革的要求；金融体制改革，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这一次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资本运营向知识运营转化，所以金融体制改革处于这一次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前沿。而促使金融体制改革的契机，则是游资的困境与出路问题。
金融体制由间接投融资为主向直接投融资为主转化，在宏观调控上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由所谓的货币手段为主向财政手段为主转化。要实行中性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运用积极的财政手段扶持再生型、创业型直接投融资，可以充分利用国内游资，摆脱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和投资、消费疲软互为因果、恶性循环的金融“二律背反”。再生型直接投融资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运营的逻辑与资本运营的逻辑、知识运营的历史与资本运营的历史的统一，是杜绝金融投机与金融危机的根本途径。所以，危机也是机遇——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金融体制改革的机遇。如果说，工业市场经济时期的危机带来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由资源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向资本运营转化，那么知识市场经济时期的危机带来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则是由资本运营向知识运营转化。
而金融体制改革的后面，也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金融体制改革是资本运营向知识运营上升、知识运营对资本运营提升的资本运营与知识运营之间的双向运动。金融体制改革的这一双向运动是共性化与个性化同步增长的过程。共性化是经济全球化、金融国际化、货币稳定化；个性化是投资银行的发展、企业直接投融资的发展、中小企业的发展。体现知识运营这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再生型、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将根绝金融投机，走出金融“二律背反”、“三元悖论”，使社会大量游资能转变成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使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得以统一，从根本上避免金融危机，使各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这一潮流，是历史必然性的表现；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是揭示这个历史必然性、并为这个必然性开辟道路的历史机遇。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不能仅仅强调同国际惯例接轨，而应同国际潮流合拍，并争取后来居上，为人类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全球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滚滚车轮底下，没有投机的生存空间。让投机与“投机合理论”一起见鬼去。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中国主流经济学批判（14）——评厉以宁的股份制理论
[ 2011/07/04 20:55 | by admin ]
2011/07/04 20:55 | by admin ]
股份制有姓“社”姓“资”的问题
——评厉以宁的股份制理论
建立规范化的产权制度的中心环节，是建立完善的劳动力产权制度。劳动力产权制度是把社会主义股份制和资本主义股份制区别开来的根本标志。只有社会主义的股份制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只有社会主义的股份制理论才是具有创新性的股份制理论。
厉以宁的股份制理论认为：“中国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它揭示的是企业的资本结合形式，体现着企业的法律形式。就股份制企业自身的性质而言，它不具有特定的社会经济性质，也就没有姓‘社’姓‘资’的问题。股份制从其起源来看，既不是产生于资本主义，不是产生于社会主义，而早在古罗马时期就有了股份制的原始形态。”问题是，这种“早在古罗马时期就有了”的股份制原始形态，早在西方资本主义就已经成熟了的股份制与股份制理论，把它照搬到中国来造成工人下岗、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理论却能获得2009度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股份制没有姓“社”姓“资”的问题吗？NO!在中国推行股份制改革以来的实践证明，股份制有姓“社”姓“资”的问题，社会主义股份制与资本主义股份制有本质的区别；其本质区别不仅仅在于通常认为的抽象的谁控股的问题，而在于劳动者在企业中是否有主人翁的地位、劳动者的利益能否得到保障、国有资产能否保值增值的问题。使劳动者在股份制企业中有主人翁的地位、劳动者的利益能得到保障、在劳动者的监督下国有资产能保值增值的唯一的制度设计，就是劳动力产权制度。如果没有劳动力产权制度，公有控股只不过是提供了国有资产流失的通道。所以是否公有控股不是把社会主义股份制和资本主义股份制区别开来的根本标志。如果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是建立现代化的股份制企业制度，建立现代化的股份制企业制度的中心环节是建立规范化的产权制度，那么建立规范化的产权制度的中心环节，是建立完善的劳动力产权制度。劳动力产权制度是把社会主义股份制和资本主义股份制区别开来的根本标志。只有社会主义的股份制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只有社会主义的股份制理论才是具有创新性的股份制理论。
劳动力产权制度——社会主义的股份制的基础和核心
所谓产权，就是所有权。处置权、使用权、收益权，是产权的实现；权、责、利，是不同所有权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产权本身。所以劳动力产权就是劳动力的所有权。狭义的劳动力是指劳动者个人的劳动力；广义的劳动力包括人格化的企业法人劳动力和劳动者个人的劳动力。如果说，明确商品产权是商品交换、商品成为商品的前提，那么明确劳动力产权、明确劳动者对自身劳动力的所有权即劳动力私有权，则是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前提。
狭义的劳动力产权制度，就是狭义的劳动力的产权及其实现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同的劳动力产权及其实现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法律制度。广义的劳动力产权制度，就是广义的劳动力产权及其实现、不同劳动力产权及其实现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法律制度。劳动力产权，就是劳动者对自己劳动力的所有权。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劳动者即使丧失了任何物质生产资料，也是自己劳动力的主人，也是自己的“人力资本家”。一切财富都是劳动者创造的，只有真正建立劳动力产权制度，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劳动者才会逐步地由少到多占有物质生产资料，最终使每个人都成为占有物质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并形成共同富裕的“资产阶级”。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这些“资产阶级”也不得不“联合起来”。劳动者没有联合起来是私有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实行联合劳动了，就是个人所有基础上的共有。在公有制经济成分中建立劳动力产权制度，可以使公有制经济成分（包括国有独资企业）成为本质上的股份制企业，成为共有制的微观形式，从而使劳动人民同生产资料的结合更加紧密，从一个侧面解决公有制经济中的所有者空位和激励空缺问题，避免公有制资产的流失。所以共有制的基础和核心是劳动力产权制度；“民有、民管、民享”的原则是劳动力产权制度的基本原则。只有共有制才是真正的劳动人民占有生产资料，才是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同的经济基础。当然共有制必须随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完善。
劳动力产权制度使股份制成为完全意义上的股份制
如果我们把企业看成是一个系统，实物资产和劳动力是系统的两个基本要素（其中劳动者是主导性要素），那么企业法人产权就由两个方面的基本初始产权：实物初始产权和劳动力初始产权组成；相应地，任何一个企业，本质上都有两大类股东：拥有实物初始资本的股东和拥有人力初始资本的股东组成。这样，在空间上任何一个企业本质上都是股份制企业；在层次上使股份制真正落实到实处，使之彻底化；在时间上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的统一，成为股份制的现代发展、经营权和所有权相互关系的现代发展的必然方向。这种完全的股份制是实物资本的保值增值和人力资本的保值增值相辅相成，股东、企业、员工相互关系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必要条件。
劳动力产权制度使股份制和科学管理得到有机结合
有的人认为股份制就是私有制，因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不是股份制而是科学管理。
然而，科学管理的核心是什么？是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而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关键是什么？是明确劳动力产权，建立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统一的企业治理机制。只有明确劳动力产权，建立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统一的企业治理机制，才能真正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才能切实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经营权中心同所有权相统一为核心的劳动力产权制度是股份制和科学管理两者的结合点，也是两者的共同本质。只有股份制和科学管理的有机结合，才有真正的股份制，也才有真正的科学管理。两者都必须以劳动力私有制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有机结合为基础和前提。
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最根本目标是建立完善劳动力产权制度
国有企业之所以一收就死，一放就乱，是因为不能处理好国企的财产所有权和法人所有权、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关系。这是国企改革的难点，也是改革的关键。只有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思想道德观念上确立经营权中心同所有权统一为核心的劳动力产权制度，在明确国有资产产权的同时，明确劳动力产权及其两者的相互关系，国有企业才能管而不死，放而不乱，国企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难点和关键才能迎刃而解。
有的人认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关键不是股份制，而是国有资本雇佣制或国有资金优先股权制。但细细推敲起来，这种观点只是变相承包制而已。其合理之处在于确保了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肯定了经营者的剩余分配权；其不合理之处在于不能真正做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因为，作为优先股的国有资产，或“雇佣”给劳动者经营的国有资产，其价值的量化评估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如果是长期的，那么国有资产将随着通货膨胀而贬值；如果是短期的，那么经营者则照样有可能使用各种手段，在下次评估前使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到自己腰包。而且因为有这种变相的承包，使这种“淘金”更能障人耳目。即使账面上或者实际上的“亏本”甚至“破产”，经营者拿什么东西来“赔偿”？如果没有，国有资本的优先股息或雇佣利率何以兑现？所谓的国有资产雇佣制和国有资金优先股权制，仍然只是国有资产的负亏不负盈机制。
现在占主导思想的国有企业股份制也是仅仅从实物资产或其货币化着眼。这种股份制即使能达到保值增值的目的，也是不彻底的。大量的因为种种原因只能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则不能用这种方法来股份化，也就不能通过股份制，确保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真正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益，以达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目的。
确立经营权中心同所有权统一为核心的劳动力产权制度，使国家股（国有资产）和私有股（劳动力产权）按合理的比率分红可以使企业在使用国有资本时认真考虑经济效益。如湖南省轻机厂的资产增效过程，通过确认企业法人产权的独立主体，实行资产有偿占用，报酬按效支付，形成了高效使用资产的动力，实现了节能降耗，提高了经济效益。这样，一方面使国家可以依国有资本参与由企业盈亏直接决定的企业收入剩余的分配，另一方面又可以使国家完全放手让企业自负盈亏，独立经营，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因而能够充分调动起来。
有一种观点认为，独立经营的企业总有办法让国有资本亏损，而私人资本获利，认为“只要采取适当措施便能消除国有资本收益跟企业盈亏挂钩与企业自负盈亏之间的矛盾”，只是“从良好的愿望出发，无视事理的幼稚想法”（刘恒中）。
我认为作为科学立论出发点的只能是必然性而不是偶然性，否则可以证明世界上任何一种观点是正确的。当国有资产产权不明确，法制和管理对于国有资产的流失无能为力时，国有资产的非法流失是必然的；当国有资产产权明确、而劳动力产权不明确，劳动者的积极性不能调动、法制和管理对“效益流失”无能为力时，国有资产的“合法”流失也是必然的。但是，当国有资产产权和劳动力产权两者都明确，国有资产的流失只能是由于法制不力管理不严造成，因而只能是偶然的。这种由于法制不力管理不严造成的资产流失，不但在产权不明确的体制下可以发生，而且在产权明确的私有制下也有可能发生。前几年《参考消息》报载由于用人不当、管理不严造成已233年高龄的巴林银行转眼间毁在一名年仅28岁的职员手里，就是一例。要避免这种偶然情况的发生，在任何制度下都只能通过加强法制严格管理来解决。
从逻辑和事实两方面来看，要真正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只有在建立经营权中心同所有权统一为核心的劳动力产权制度使股份制彻底化的基础上，加强管理和法制。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劳动力资本的保值增值在明确产权、建立劳动力产权制度、加强管理和法制的基础上，互为前提，互为因果，相辅相成。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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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厉以宁的股份制理论
建立规范化的产权制度的中心环节，是建立完善的劳动力产权制度。劳动力产权制度是把社会主义股份制和资本主义股份制区别开来的根本标志。只有社会主义的股份制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只有社会主义的股份制理论才是具有创新性的股份制理论。
厉以宁的股份制理论认为：“中国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它揭示的是企业的资本结合形式，体现着企业的法律形式。就股份制企业自身的性质而言，它不具有特定的社会经济性质，也就没有姓‘社’姓‘资’的问题。股份制从其起源来看，既不是产生于资本主义，不是产生于社会主义，而早在古罗马时期就有了股份制的原始形态。”问题是，这种“早在古罗马时期就有了”的股份制原始形态，早在西方资本主义就已经成熟了的股份制与股份制理论，把它照搬到中国来造成工人下岗、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理论却能获得2009度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股份制没有姓“社”姓“资”的问题吗？NO!在中国推行股份制改革以来的实践证明，股份制有姓“社”姓“资”的问题，社会主义股份制与资本主义股份制有本质的区别；其本质区别不仅仅在于通常认为的抽象的谁控股的问题，而在于劳动者在企业中是否有主人翁的地位、劳动者的利益能否得到保障、国有资产能否保值增值的问题。使劳动者在股份制企业中有主人翁的地位、劳动者的利益能得到保障、在劳动者的监督下国有资产能保值增值的唯一的制度设计，就是劳动力产权制度。如果没有劳动力产权制度，公有控股只不过是提供了国有资产流失的通道。所以是否公有控股不是把社会主义股份制和资本主义股份制区别开来的根本标志。如果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是建立现代化的股份制企业制度，建立现代化的股份制企业制度的中心环节是建立规范化的产权制度，那么建立规范化的产权制度的中心环节，是建立完善的劳动力产权制度。劳动力产权制度是把社会主义股份制和资本主义股份制区别开来的根本标志。只有社会主义的股份制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只有社会主义的股份制理论才是具有创新性的股份制理论。
劳动力产权制度——社会主义的股份制的基础和核心
所谓产权，就是所有权。处置权、使用权、收益权，是产权的实现；权、责、利，是不同所有权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产权本身。所以劳动力产权就是劳动力的所有权。狭义的劳动力是指劳动者个人的劳动力；广义的劳动力包括人格化的企业法人劳动力和劳动者个人的劳动力。如果说，明确商品产权是商品交换、商品成为商品的前提，那么明确劳动力产权、明确劳动者对自身劳动力的所有权即劳动力私有权，则是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前提。
狭义的劳动力产权制度，就是狭义的劳动力的产权及其实现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同的劳动力产权及其实现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法律制度。广义的劳动力产权制度，就是广义的劳动力产权及其实现、不同劳动力产权及其实现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法律制度。劳动力产权，就是劳动者对自己劳动力的所有权。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劳动者即使丧失了任何物质生产资料，也是自己劳动力的主人，也是自己的“人力资本家”。一切财富都是劳动者创造的，只有真正建立劳动力产权制度，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劳动者才会逐步地由少到多占有物质生产资料，最终使每个人都成为占有物质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并形成共同富裕的“资产阶级”。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这些“资产阶级”也不得不“联合起来”。劳动者没有联合起来是私有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实行联合劳动了，就是个人所有基础上的共有。在公有制经济成分中建立劳动力产权制度，可以使公有制经济成分（包括国有独资企业）成为本质上的股份制企业，成为共有制的微观形式，从而使劳动人民同生产资料的结合更加紧密，从一个侧面解决公有制经济中的所有者空位和激励空缺问题，避免公有制资产的流失。所以共有制的基础和核心是劳动力产权制度；“民有、民管、民享”的原则是劳动力产权制度的基本原则。只有共有制才是真正的劳动人民占有生产资料，才是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同的经济基础。当然共有制必须随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完善。
劳动力产权制度使股份制成为完全意义上的股份制
如果我们把企业看成是一个系统，实物资产和劳动力是系统的两个基本要素（其中劳动者是主导性要素），那么企业法人产权就由两个方面的基本初始产权：实物初始产权和劳动力初始产权组成；相应地，任何一个企业，本质上都有两大类股东：拥有实物初始资本的股东和拥有人力初始资本的股东组成。这样，在空间上任何一个企业本质上都是股份制企业；在层次上使股份制真正落实到实处，使之彻底化；在时间上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的统一，成为股份制的现代发展、经营权和所有权相互关系的现代发展的必然方向。这种完全的股份制是实物资本的保值增值和人力资本的保值增值相辅相成，股东、企业、员工相互关系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必要条件。
劳动力产权制度使股份制和科学管理得到有机结合
有的人认为股份制就是私有制，因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不是股份制而是科学管理。
然而，科学管理的核心是什么？是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而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关键是什么？是明确劳动力产权，建立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统一的企业治理机制。只有明确劳动力产权，建立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统一的企业治理机制，才能真正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才能切实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经营权中心同所有权相统一为核心的劳动力产权制度是股份制和科学管理两者的结合点，也是两者的共同本质。只有股份制和科学管理的有机结合，才有真正的股份制，也才有真正的科学管理。两者都必须以劳动力私有制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有机结合为基础和前提。
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最根本目标是建立完善劳动力产权制度
国有企业之所以一收就死，一放就乱，是因为不能处理好国企的财产所有权和法人所有权、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关系。这是国企改革的难点，也是改革的关键。只有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思想道德观念上确立经营权中心同所有权统一为核心的劳动力产权制度，在明确国有资产产权的同时，明确劳动力产权及其两者的相互关系，国有企业才能管而不死，放而不乱，国企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难点和关键才能迎刃而解。
有的人认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关键不是股份制，而是国有资本雇佣制或国有资金优先股权制。但细细推敲起来，这种观点只是变相承包制而已。其合理之处在于确保了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肯定了经营者的剩余分配权；其不合理之处在于不能真正做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因为，作为优先股的国有资产，或“雇佣”给劳动者经营的国有资产，其价值的量化评估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如果是长期的，那么国有资产将随着通货膨胀而贬值；如果是短期的，那么经营者则照样有可能使用各种手段，在下次评估前使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到自己腰包。而且因为有这种变相的承包，使这种“淘金”更能障人耳目。即使账面上或者实际上的“亏本”甚至“破产”，经营者拿什么东西来“赔偿”？如果没有，国有资本的优先股息或雇佣利率何以兑现？所谓的国有资产雇佣制和国有资金优先股权制，仍然只是国有资产的负亏不负盈机制。
现在占主导思想的国有企业股份制也是仅仅从实物资产或其货币化着眼。这种股份制即使能达到保值增值的目的，也是不彻底的。大量的因为种种原因只能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则不能用这种方法来股份化，也就不能通过股份制，确保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真正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益，以达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目的。
确立经营权中心同所有权统一为核心的劳动力产权制度，使国家股（国有资产）和私有股（劳动力产权）按合理的比率分红可以使企业在使用国有资本时认真考虑经济效益。如湖南省轻机厂的资产增效过程，通过确认企业法人产权的独立主体，实行资产有偿占用，报酬按效支付，形成了高效使用资产的动力，实现了节能降耗，提高了经济效益。这样，一方面使国家可以依国有资本参与由企业盈亏直接决定的企业收入剩余的分配，另一方面又可以使国家完全放手让企业自负盈亏，独立经营，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因而能够充分调动起来。
有一种观点认为，独立经营的企业总有办法让国有资本亏损，而私人资本获利，认为“只要采取适当措施便能消除国有资本收益跟企业盈亏挂钩与企业自负盈亏之间的矛盾”，只是“从良好的愿望出发，无视事理的幼稚想法”（刘恒中）。
我认为作为科学立论出发点的只能是必然性而不是偶然性，否则可以证明世界上任何一种观点是正确的。当国有资产产权不明确，法制和管理对于国有资产的流失无能为力时，国有资产的非法流失是必然的；当国有资产产权明确、而劳动力产权不明确，劳动者的积极性不能调动、法制和管理对“效益流失”无能为力时，国有资产的“合法”流失也是必然的。但是，当国有资产产权和劳动力产权两者都明确，国有资产的流失只能是由于法制不力管理不严造成，因而只能是偶然的。这种由于法制不力管理不严造成的资产流失，不但在产权不明确的体制下可以发生，而且在产权明确的私有制下也有可能发生。前几年《参考消息》报载由于用人不当、管理不严造成已233年高龄的巴林银行转眼间毁在一名年仅28岁的职员手里，就是一例。要避免这种偶然情况的发生，在任何制度下都只能通过加强法制严格管理来解决。
从逻辑和事实两方面来看，要真正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只有在建立经营权中心同所有权统一为核心的劳动力产权制度使股份制彻底化的基础上，加强管理和法制。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劳动力资本的保值增值在明确产权、建立劳动力产权制度、加强管理和法制的基础上，互为前提，互为因果，相辅相成。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中国主流经济学批判（13）——评茅于轼的土地成本观
[ 2011/06/28 09:05 | by admin ]
2011/06/28 09:05 | by admin ]
异化的土地成本观——茅于轼的土地成本观
茅于轼先生认为，“设保护耕地的红线是有成本的。有了红线就不能把耕地转换成城市建设用地，对城市建设是不利的。阻碍城市建设就是保护耕地红线的成本”。这是土地开发中的“外延成本观”。
用“外延成本观”来考察土地开发的成本，是土地成本观的异化。因为既然是土地“开发”的成本，那就应该是土地“开发”过程中所开支的成本，而不是占有土地所开支的成本。而茅先生的“保护耕地的红线是有成本的”中的成本、“阻碍城市建设就是保护耕地红线的成本”中的成本，则是占有土地、包括占有粮田的“成本”。这样的“成本”，同土地“开发”的“成本”之间，无论在概念上，还是在实际操作上都有本质的不同。
由于土地可以卖钱，各地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提高GDP数字，争相出卖好地。这是造成我国耕地面积急剧减少的根本原因。而大量的未开发土地，由于“开发”成本较大、售地价格不高，反而闲置、荒废，造成浪费。现在的所谓“房地产开发”，就是未开发的照样无人开发，已开发的重复开发、深度开发，把重复建设当开发。“开发”的结果不是使土地可再生，而是使土地被垄断；不是增加土地供应，而是反而减少土地供应。这种把良田拿去盖房子的败祖宗家产、断后代良仓的败家子行为却冠冕堂皇地贴上“开发”的标签，“开发”的结果是人为造成土地资源被垄断、土地资源枯竭、土地资源难以再生，是土地“开发”中的异化。
因此，消除土地“开发”中的异化，化解土地开发观中的悖论，不是靠取消保护耕地的红线，而是恰恰要靠保护耕地的红线。只有坚守保护耕地的红线，才能使“开发”回归本义，从而减少土地开发的社会成本；如果规划得好，也能减少开发商的企业成本。
在这里，不是要不要土地“开发”中的成本的问题，而是由谁来支付成本的问题——如果是以“开发”为名占用耕地，那么就是社会、民族、我们的子孙后代成本最大化，开发商成本最小化，而政府利益最大化；如果是真正的、内涵地开发土地，那么就是开发商成本最大化，政府利益最小化，而社会、民族、我们的子孙后代利益最大化。
土地可再生与不可再生的辩证法，决定了土地开发中的辩证关系，也决定了只有辩证地看待土地开发中的成本，才能实现土地开发中社会成本最小化与社会利益最大化，使土地成本观成为科学发展观的组成部分。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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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先生认为，“设保护耕地的红线是有成本的。有了红线就不能把耕地转换成城市建设用地，对城市建设是不利的。阻碍城市建设就是保护耕地红线的成本”。这是土地开发中的“外延成本观”。
用“外延成本观”来考察土地开发的成本，是土地成本观的异化。因为既然是土地“开发”的成本，那就应该是土地“开发”过程中所开支的成本，而不是占有土地所开支的成本。而茅先生的“保护耕地的红线是有成本的”中的成本、“阻碍城市建设就是保护耕地红线的成本”中的成本，则是占有土地、包括占有粮田的“成本”。这样的“成本”，同土地“开发”的“成本”之间，无论在概念上，还是在实际操作上都有本质的不同。
由于土地可以卖钱，各地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提高GDP数字，争相出卖好地。这是造成我国耕地面积急剧减少的根本原因。而大量的未开发土地，由于“开发”成本较大、售地价格不高，反而闲置、荒废，造成浪费。现在的所谓“房地产开发”，就是未开发的照样无人开发，已开发的重复开发、深度开发，把重复建设当开发。“开发”的结果不是使土地可再生，而是使土地被垄断；不是增加土地供应，而是反而减少土地供应。这种把良田拿去盖房子的败祖宗家产、断后代良仓的败家子行为却冠冕堂皇地贴上“开发”的标签，“开发”的结果是人为造成土地资源被垄断、土地资源枯竭、土地资源难以再生，是土地“开发”中的异化。
因此，消除土地“开发”中的异化，化解土地开发观中的悖论，不是靠取消保护耕地的红线，而是恰恰要靠保护耕地的红线。只有坚守保护耕地的红线，才能使“开发”回归本义，从而减少土地开发的社会成本；如果规划得好，也能减少开发商的企业成本。
在这里，不是要不要土地“开发”中的成本的问题，而是由谁来支付成本的问题——如果是以“开发”为名占用耕地，那么就是社会、民族、我们的子孙后代成本最大化，开发商成本最小化，而政府利益最大化；如果是真正的、内涵地开发土地，那么就是开发商成本最大化，政府利益最小化，而社会、民族、我们的子孙后代利益最大化。
土地可再生与不可再生的辩证法，决定了土地开发中的辩证关系，也决定了只有辩证地看待土地开发中的成本，才能实现土地开发中社会成本最小化与社会利益最大化，使土地成本观成为科学发展观的组成部分。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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