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流经济学批判（18）——评张维迎市场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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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9/12 17:28 | by admin ]
2011/09/12 17:28 | by admin ]
市场的逻辑就是科学的逻辑
——评张维迎市场的逻辑
张维迎说：“我们追求幸福的方式大致来讲有两类，一是通过让别人不幸福而获得幸福，这包括偷盗、抢劫，计划经济也属于此，不过最主要一种方式的是战争，使民众不幸福而让自己幸福。另外一种方式，我的理解是，通过让别人幸福而使自己获得幸福：你要先为别人创造价值，然后你才可以获得成功。前面一个是科学的逻辑，后面这个可以叫做市场的逻辑。”
因此，张维迎认为“市场的逻辑和科学的逻辑应该是完全对立的”。（张维迎《市场的逻辑》）
“我们讲的市场经济，是一个自发的市场……市场的秩序是最好的秩序，任何人为的干预都不是好的。”“在现代社会，只有一个机构可以以合法的方式通过让给别人不幸福而让自己幸福，那就是政府。政府强制征收税收。在社会中，政府征税，它干什么用，是否给你创造价值？你并没有看到。”（张维迎《市场的逻辑》）张维迎这种把市场与政府、市场的逻辑和科学的逻辑完全对立起来的理论，既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历史，也不符合市场经济的逻辑，只是他极力鼓吹的奥地利学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逻辑引申。而在对称经济学看来，市场的逻辑就是科学的逻辑。
市场的逻辑是科学的逻辑
逻辑，就是思维的规律，逻辑学就是关于思维规律的学说。有时逻辑和逻辑学两个概念通用。从狭义来讲，逻辑就是指形式逻辑或抽象逻辑，是指人的抽象思维的逻辑；广义来讲，逻辑还包括具象逻辑，即人的整体思维的逻辑。逻辑和逻辑学的发展，经过了具象逻辑—抽象逻辑—具象逻辑与抽象逻辑相统一的对称逻辑三大阶段。对称逻辑是逻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是辩证逻辑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具象逻辑与抽象逻辑相统一的、逻辑发展的最高阶段。对称逻辑学就是对称逻辑的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随着对称逻辑学的建立，人的整体思维规律被发现，狭义的逻辑将被扬弃，逻辑将单指广义的逻辑，逻辑将成为人的整体思维的规律，逻辑学成为研究人的整体思维规律的科学。人类逻辑史也将不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而是从中国《周易》的“天人合一”思想和思维方式开始。在对称逻辑学的范式中，中国古代文化不是缺乏逻辑，而是人类逻辑学的真正源头。
有时人们还用“逻辑”来引申指代客观规律。当人们用“逻辑”来引申指代客观规律时，实际上是不自觉地揭示了主观逻辑——科学规律与客观逻辑——客观规律之间的对称关系，揭示了主观逻辑与客观逻辑、科学规律与客观规律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市场的逻辑是科学的逻辑”既指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也指市场经济学的科学规律。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是形成市场经济学的科学规律的原因，市场经济学的科学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的证明。
因此，无论是逻辑的狭义、广义还是其引申义，“逻辑”都指的是规律。但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与所属的经济学范式决定了他的市场逻辑，新自由主义者所属的政治经济学范式不可能以经济发展的规律为自己的对象，市场的逻辑不是科学的逻辑是必然的，决定了他不可能在“规律”的意义上使用“逻辑”一词。从语义学的意义上，不在“规律”的意义上使用“逻辑”是“逻辑”的悖论，张维迎认为“市场的逻辑”不是“科学的逻辑”就是这样的悖论。
对称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学是科学的经济学。迄今为止的市场经济学都是政治经济学，并不等于市场经济学只能是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是特殊的理论经济学，完全可以从中提升出一般的理论经济学，属于全人类的、科学的市场经济的理论经济学。科学是什么？科学是由反映客观规律的科学规律组成的理论体系。科学的对象是客观规律，内容是科学规律，形式是语言。科学规律和语言组成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也即逻辑体系。市场的逻辑，既可以指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可以指市场经济学的逻辑体系。经济学是研究价值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理论，市场经济学是研究市场经济发展的特殊经济规律的理论。市场经济发展的特殊经济规律后面，是经济有机体发展的一般规律；经济有机体发展的一般规律后面，是社会有机体发展的一般规律。什么是社会有机体发展的一般规律？人与人之间互相交换劳动，也就是张维迎的“你要先为别人创造价值，然后你才可以获得成功”是人类社会产生、存在、发展的基础，是社会有机体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人类作为“类”的发展的深层次规律；而剥削、掠夺、战争虽然是阶级社会存在的普遍现象，但只是人类的本质、人类社会的本质的异化。因此，市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同一的——客观规律。市场经济学、经济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特殊、一般和普遍的关系，只要承认社会科学、经济学是一门科学，那么市场经济学也就是一门科学，市场的逻辑、市场经济学的逻辑就是科学的逻辑。否认了市场的逻辑是科学的逻辑，也就否认了市场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否认了市场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也就否认了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否认了社会科学是科学。
要揭示市场经济活动的本质与规律、形成市场经济学的科学逻辑，除了研究人类经济思想史、吸收其精华，还要观察现实的市场经济活动；既观察其静态结构，又观察其动态发展；既观察其逻辑，又观察其历史；既观察其思想史，又考察其发展史。观察的过程，是从感性的具体上升到理性的抽象，又从理性的抽象上升到理性的具体的过程；叙述的过程是从理性的具体到理性的抽象、又从理性的抽象到理性的具体的过程。这种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主观规律与客观规律的统一，是相互对称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相互对称、双向互动、协调发展，构成了市场经济的逻辑——市场经济的客观逻辑即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市场经济学的科学逻辑即市场经济学的科学规律。
市场经济的客观逻辑与市场经济学的科学逻辑是相互建构的过程，科学的方法论是相互建构的工具。实验与经验属于同等层次的范畴，它们都是形成科学规律的对象、过程、中介与途径，而它们本身都不属于科学的范畴。诚然，借助现代技术手段，科学实验可以浓缩经验，并形成直观经验难以形成的各种数据，但本身却仍然属于经验的层面，而并非等同于科学理论。同时，数据化意味着分析，而分析如果不能上升到综合，则破坏了直观经验的完整性，把完整的直觉变成各种理性的抽象。如果把这各种抽象当作科学本身，就将形成偏见，而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如果要把偏见上升到科学真理，必须综合，而综合要有正确的思维方法。中国的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就是这种方法；本人首创的五度空间方法就是这种方法；作为五度空间方法核心的对称方法，就是这种方法。只有用对称方法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学才是科学的经济学，只有科学的经济学才能理解和把握市场的客观逻辑与市场经济学的科学逻辑。而张维迎所属的奥地利学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的性质，把完整的市场经济进行肢解的抽象的、线性的思维方式，不可能正确理解和把握市场的科学逻辑。由于方法论的缺陷，在他们那里市场的逻辑不是科学的逻辑是必然的，正好像他们认为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是必然的一样。
市场的逻辑是规范的逻辑
既然张维迎认为市场的逻辑不是科学的逻辑，市场经济没有客观规律，那么市场的逻辑也就是不可预先设计的、没有规律可以自觉遵循的、自发的“逻辑”。张维迎：“我觉得，你如果可以设计一个市场经济，你就不需要市场经济。我们需要市场经济，恰恰因为我们不能设计。这个过程中，邓小平推倒第一张骨牌，非常重要，但后面演化出来的东西，是人们不断积累所形成的。”“很多改革不是人们精心设计的，而是改革当中逐步形成的，有的是自下而上，有的是我们当初认为错误的东西，有的变成我们改革最终的积极力量。我觉得这本身就反应出市场的固有魅力。”认为市场经济只能是自发的经济、市场的“逻辑”不可预先设计，把“摸着石头过河”作为市场化改革的方法论原则，也同样是新自由主义者的范式偏见。
不可否认，真正的、完善的市场经济是既摆脱超经济强制的人身依附关系、又摆脱经济强制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充满活力的经济，是人的主体性高扬的经济；与自然经济、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的社会形态有更多的量子场特征。但量子世界的不确定性中有着确定性，充分自由的市场经济也并非完全的无序运动。自由市场经济有着自身的内在规律；人们完全可以认识市场经济的规律，进行理论建设、机制设计、制度安排，自觉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市场的逻辑是科学的逻辑的逻辑结论，就是市场的逻辑是规范的逻辑。
市场经济的规律本身是规范的。
从市场本体论上看，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是规范的。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通过主客体相互作用关系展开，因而是客观性、主观性、必然性的统一，实证性与规范性的统一。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之所以具有客观性、实证性，是因为主体的自然属性是客观的，客体、主体的活动即主客体相互关系是客观的，主客体相互关系的经济规律不能离开这些客观成分，因而具有客观性。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之所以具有主观性、规范性，是因为主体的意识是主观的、规范的。市场经济活动的最基本规律，是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社会之间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与再生，这个交换与再生是一个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是价值的产生、实现、转化的过程，是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是人类理想的实现过程。主体的意识包括理性、理想是构成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起作用的主导方面，主体对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的认识程度及在此基础上的意志努力程度、运用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的自觉性程度可以决定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的表现形式、作用大小，加速或延缓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之所以具有必然性，是因为主客体相互关系的经济规律是社会各种力量合力的结果，具有不以主体的意志为转移的性质。主体可以认识经济规律，自觉地利用经济规律，改变经济规律的作用方式，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但不能改变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本身。所以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是客观性、主观性、必然性的统一，实证性与规范性的统一。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是客观性、主观性、必然性的统一，实证性与规范性的统一，是把市场经济学的对象定位于“规律”而非“趋势”的立足点。
从市场认识论上看，市场经济的科学规律是规范的。量子力学与市场经济学在科学性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都是复杂性科学，都是在无序中包含着有序、不确定中包含着确定性。区别在于：前者的有序无序是自然的，后者是人为的；后者的人为不仅是自发的，而且可以通过自觉性活动，化无序为有序、以有序去整合无序，通过机制设计与制度安排用确定性引导不确定性。所以妄想离开量学力子、复杂科学、主体科学的思维方式，用经典力学的思维方式去追求经济学科学性、实证性无异于拔着头发离开地球，是方法与对象的不对称。而对称本身就是蕴含在量子力学、复杂科学中的根本方法论原则。这可以从量子力学、复杂性科学的历史发展与逻辑发展看出来，也可以从经济学的历史发展与逻辑发展看出来。正因为市场经济活动的量子力学特征，所以市场经济学的是什么、为什么与怎么样是统一的，主体性、科学性、实证性与规范性是统一的，真善美是统一的。是什么通过为什么、怎么样表现出来，操作性是其内部环节，工程方法是经济学方法中一切方法的落脚点。因此，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主体性与科学性、实证性与规范性统一的对称逻辑，就是市场经济学的科学逻辑----研究的逻辑与叙述的逻辑。在知识市场经济时期，经济学是知识运营的组成部分；市场经济学的科学范式应是以主体性为中心同科学性的统一。市场经济学在形成人的理念和心态、决定人是利己还是利人、商场上奉行狼图腾还是羊图腾、社会的制度设计、企业的机制设计方面，其作用不是描述性的，而应该是规范性的。
从市场科学观上看，在人类一次创业时期，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的组成部分，客观性是其他一切科学科学性的标准。在人类二次创业时期，自然科学只是社会科学的环节，真善美的统一才是一切科学追求的目标。不能解决“为什么”、“怎么样”的知识不是真正的知识，“善”和“美”本身就是“真”的一个环节。因此市场经济是规范经济，市场经济学是规范经济学，市场的逻辑是规范的逻辑。市场经济学的科学性和市场经济的规范性可以统一而且也应该统一。市场经济是规范经济——市场经济的规范性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环节。
从市场主体论与历史观上看，市场经济的规律主体是规范的。人的本质是人的主体性，人类的本质是人类的主体性。无论是人类的主体性还是个人的主体性，都是善对恶的相容与超越的过程，而这种善对恶的相容与超越就是人类历史的进步过程。因此主体论与规律论是一致的，历史观与伦理学是一致的，社会的本质是建立在所有个人主体性的基础上的人类的主体性。所以社会的本质、人类的本质、个人的本质是一致的，市场经济是规范尺度和历史尺度的统一，统一的基础是人的主体性。由于人的本质是主体性，客观规律只是前者的总计、总和、结论，因此主体性既是规范的尺度，也是历史的尺度。经济学范式本身的变迁是和人类经济发展过程相一致的，从政治经济学范式向一般经济学范式的变迁是和人类经济发展过程相一致的。市场经济学中的历史尺度同规范性不是对立的；规范尺度本身就是历史规律的必然结果，也是历史规律的组成部分。
从市场本体论、历史观、认识论与逻辑学的一致来看，经济本质就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经济规律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对称关系的展开，认识经济本质是把握经济规律的前提。经济客观规律是主体性与客体性的统一，经济学科学规律是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经济学科学规律与经济客观规律、经济学科学本质与经济客观本质是相互建构的，包含在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中的经济学科学规律与科学本质，既不是约定的，也不是先验的。一方面，它们是主观的，另方面它们又是客观的反映。这个反映不是消极的、照镜子式的，而是创造、建构的过程。经济周期的实质是以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之间、各主要经济要素之间的不对称为中介，实现经济体由低层次对称向更高层次对称转化、发展的规律。这个规律是可以认识、可以予测、可以自觉运用的。认识、予测、运用的关键是把握对称辩证法。经济周期的长度，其间经济危机的程度、经济危机给社会破坏的程度同人认识、运用对称规律的自觉程度成反比。经济必然性是由经济偶然性组成的, 经济规律性是由经济主体性组成的，人的理性不在经济规律之外，而在经济规律之中，构成经济规律的环节，是经济规律中主体的要素之一。把人的理性看成在经济规律之外，甚至把二者对立起来，认为经济规律不可认识、经济发展不可予期、经济周期不可予测，是经济学中的不可知论。西方经济学就是这样的不可知论。西方经济学把经济主体性与规律性对立起来，经济学的主体性与科学性对立起来，思辩与实证对立起来，否定经济学的思辩功能，否认人的理性的无限性、经济规律的可把握性、经济趋势的可预测性，因而否认了世界的可知性，人类经济活动整体上成了盲目的博弈活动，因而是不科学的。
市场经济学是规范尺度和历史尺度、规范尺度和科学尺度的统一，市场的逻辑只能是自觉的不能是自发的；张维迎把市场经济学的科学尺度、历史尺度与规范尺度对立起来，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改革开放的过程只能是自发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实际上否认了他本人的市场的逻辑。
市场的逻辑是平等的逻辑
市场经济的规范性就是平等性，规范的市场经济就是平等的市场经济。平等不是平均，而是机会平等，是奉献与报酬的一致、贡献与索取的统一。劳动是创造价值的主体性活动，人类社会就是通过人与人之间互相交换劳动，实现个体与整体的生存与发展。任何社会，总体上都要“通过让别人幸福而使自己获得幸福：你要先为别人创造价值，然后你才可以获得成功”。计划经济虽然有大锅饭、平均主义的缺陷，但也不是不劳而获的经济。张维迎的“通过让别人幸福而使自己获得幸福”的逻辑是包括计划经济在内的人类社会的一般逻辑而非市场的特殊逻辑，“偷盗、抢劫”、掠夺，在任何时期都是一种反社会的犯罪行为，也只是社会的局部现象，即使在市场经济时期也仍有存在，既不是市场的逻辑，也不是科学的逻辑；张维迎所谓的“强盗的逻辑”从未成为社会任何一个时期占主导地位的逻辑。所以，仅仅“通过让别人幸福而使自己获得幸福：你要先为别人创造价值，然后你才可以获得成功”不能把市场经济与人类社会的其他时期区别开来；把市场经济和其他经济形态区别看来的、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平等。平等交换劳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果，互相交换劳动中平等的程度，决定互相交换劳动的频度；互相交换劳动的频度，决定人类社会的发展速度。市场，就是平等交换劳动的场所、促进平等交换劳动的机制；市场经济，就是保证平等交换劳动的制度，就是在人类互相交换劳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以平等交换劳动为主要内容与根本动力、通过平等交换劳动实现资源再生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经济形态。从市场与市场经济的定义与功能来看，市场经济的本质和核心是平等。正因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平等，所以好的、规范的市场经济就是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坏的、不规范的市场经济就是不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平等，不但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而且体现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以民间微观经济调节为基础、以政府宏观经济调节为主导、以平等为核心、以价值为机制、以对策和价格为手段、民主与法制相对称、效率与公平相协调、通过资源对称配置实现资源优化再生的经济形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贡献与索取的对称、效率与公平的对称是市场经济的根本动力，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结构，平等性、对称性、主体性、价值性、系统性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张维迎否认“你要先为别人创造价值，然后你才可以获得成功”的市场逻辑既是规范的逻辑也是科学的逻辑，是由于他没有抓住市场经济时期“你要先为别人创造价值，然后你才可以获得成功”后面平等的本质。平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也是市场经济和其他经济形态区别开来的本质特征，是市场逻辑与政府逻辑、规范逻辑与科学逻辑统一起来的核心。因此，即使单就张维迎“市场的逻辑”本身而言，也不是简单的“通过让别人幸福而使自己获得幸福：你要先为别人创造价值，然后你才可以获得成功”这样的一个抽象的、贯穿人类社会始终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劳动的一般过程，而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物质、能量、信息的平等交换过程。张维迎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是描述的而非规范的、抽象的而非具体的、片面的而非全面的，并不真正懂得什么是市场经济、什么是市场经济的核心、什么是市场经济的特殊本质、什么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张维迎不能对市场经济合理定位，也就无法真正把握市场的逻辑。
市场的逻辑是立体的逻辑
平等，以平等为核心的市场经济，需要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需要法制的保障。所以市场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政府和法制都是市场的内在环节。张维迎：“市场运作有一个前提，就是自有、私有财产的权利。自有、私有和产权，非常重要。在现代社会，只有一个机构可以以合法的方式通过让给别人不幸福而让自己幸福，那就是政府。政府强制征收税收。在社会中，政府征税，它干什么用，是否给你创造价值？你并没有看到。”“对市场最大的伤害，是来自政府的干预。如果要用充分竞争这个概念，那么多权力掌握在你手里，怎么充分竞争？那么多政府干预，哪来充分竞争？”“所以我再次呼吁大家，我们回到经济学的基本问题，让我们重新读一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不要再相信凯恩斯主义的那些政策。”（张维迎：《回归亚当斯密，告别凯恩斯》）。张维迎的“市场的逻辑”就是通过偷换“充分竞争”和“完全竞争”这两个概念，把凯恩斯鼓吹的“政府干预”和社会主义的政府宏观调控混为一谈，通过反对前者来反对后者；把新自由主义的完全竞争和社会主义的充分竞争混为一谈，通过肯定后者来肯定前者。张维迎反对社会主义的政府宏观调控、主张新自由主义的建立在私有化基础上的完全竞争，是源于他把市场的逻辑看成是平面的、线性的逻辑。而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政府的宏观调控不同于凯恩斯的“政府干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充分竞争也不等于新自由主义的完全竞争。市场的逻辑是立体的、对称的逻辑而非平面的逻辑。
在对称经济学中，经过扬弃的政府宏观调控同国家干予主义有本质的不同。理论基础不同：国家干予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价格经济学，政府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是价值经济学。经济基础不同：国家干予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私有化，政府宏观调控的经济基础是共有制。运用手段不同：国家干予主义热衷运用货币手段，政府宏观调控侧重运用财政手段。调节目标不同：国家干予主义的调节目标是均衡，具有反周期性质；政府宏观调控的调节目标是对称，具有可持续发展性质。调节过程不同：国家干予主义的调节是非常态，具有即时性；政府宏观调控的调节过程是常态，具有稳定性。以上不同决定了二者的概念不同：一个叫宏观调控，一个叫国家干予。
在对称经济学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充分自由同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全自由有本质的不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经济基础、运用手段、调节目标、调节过程和国家干予主义毫无二致，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根本不同。在表现形态上，新自由主义鼓吹完全自由、完全竞争，社会主义自由市场主张充分自由、充分竞争。完全自由：无政府主义，只要效率不要公平，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充分自由：以平等为核心、平等制约下的自由。完全竞争：弱肉强食、不择手段、不按游戏规则出牌，以致假冒伪劣充斥、坑蒙拐骗横行。充分竞争：法律、诚信制约下的竞争。不完善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完全自由、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平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也是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核心。平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以平等为核心、效率与公平相一致是完善的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因此，完全的市场经济≠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而非价格机制，“完全的市场经济”与“完全放开价格”二者间不能划等号。完全的市场经济=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全竞争意味着无序竞争，无序竞争意味着垄断产生，垄断产生意味着不充分竞争。要充分竞争就必须控制垄断。能否放开价格，要看放开的是什么价格。如果是平等竞争的价格，当然应该放开；如果是垄断价格，则应当禁止。不加限制地讲完全竞争、放开价格，是为哄抬价格、通货膨胀开绿灯。打着完全竞争旗号的投机垄断，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之初的价格双轨制，表面上是逐步放开价格，实际上是人为制造垄断价格，限制自由平等竞争价格，从而走向控制价格（控制垄断价格）的反面，也走向放开价格（放开自由竞争价格）的反面；从而既背离了计划经济，也背离了真正的市场经济，与所谓“渐进式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驰。实践说明：双轨制是人为制造价格垄断、非公平竞争、从而制造权力寻租空间的始作俑者，也是让一部分人通过原罪“先富起来”的肥沃土壤。中国所有腐败都是“双轨制”的衍化、延伸形态，或都是双轨制的变种；中国相当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都是靠着双轨制合理不合法、合法不合理先富起来的，并美其名曰“充分利用政策资源”。非公平竞争的“先富起来”，埋下了日后制造垄断、投机炒作、寻租造租、贫富分化的运作模式，蕴含了使市场经济改革向权贵市场经济、坏的市场经济发展的雏形；其所孕育的“官倒”也是通货膨胀、两极分化的源头之一。清算“原罪”总体上就是清算双轨制带来的不法所得，清除其所造成的对人的素质与行为方式的不良影响；完善的市场体制从本质意义上就是清除双轨制及其赖以产生、存在、发展的土壤，在平等起点上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用双轨制的“成就”来证明“完全放开价格”，在双轨制已经制造垄断的基础上“完全放开价格”，是让羊和狼完全竞争，是从错到错、将错就错的循环论证，并无说服力。在市场的核心机制上，新自由主义完全自由以价格为市场的核心机制，社会主义充分自由以价值为市场的核心机制。在市场体系的定位上，新自由主义完全自由把市场平面化，实质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充分自由把自身定位为与政府宏观调控相对而言的民间调节，以强化政府执政能力为必要环节。在对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定位上，新自由主义完全自由把中国市场化改革定位于走资本主义道路，把市场化等同于私有化、金钱化、产业化、自由化；社会主义充分自由把中国市场化改革定位于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市场化是市场的立体化、主体化、规范化、完善化。在发展观方面，新自由主义完全自由奉行的是以物为中心的GDP增长观、只要增长不要发展的线性“发展观”；社会主义充分自由坚持财富增长观、系统发展观、以人为中心的全面发展观。以上不同决定了二者的概念不同：一个叫完全自由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个叫充分自由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不是向完全自由的不完善不完全的市场经济过渡，而是向充分自由的完善完全的市场经济过渡。此次源于西方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及西方国家采取的应急措施说明：资本主义与传统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二者都在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过渡，但传统社会主义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过渡有先天的优势：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自由、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竞争需要强有力政府的强力建构、控制与推行。建立健全法制，维护人和人、人和自然的公平，使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使社会可持续发展，就是政府宏观调控对社会提供的价值，就是政府给纳税人的回报。认为政府是唯一“以合法的方式通过让别人不幸福而让自己幸福”的机构，从而得出无政府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结论，没有事实依据，也不符合市场的逻辑。
扬弃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对称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产生不同的语境，不同的语境决定同一个名词会有不同的内涵，使之成为不同的概念。比如“市场化”、“国家调节”、“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等等，如果不能把它们放在不同的语境、不同的范式中定义，而是望文生义，就难以完整把握对称经济学，难以准确把握对称经济学同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区别。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政府是市场的内在环节，法制是市场机制的必要组成部分。要使市场经济体制真正建立并使之健康发展，充分竞争的经济必须与民主政治相对称。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对传统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两者的扬弃、综合、升华，相容与超越来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只能是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善的市场经济，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是全面的市场经济，是更高级的市场经济，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市场社会主义是计划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扬弃，这种制度转型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两大制度融合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综合了两大体制的优点。用社会主义去整合市场经济，用市场经济去完善社会主义，这与其说是意识形态的功能，还不如说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必然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偶然的。偶然性为必然性开辟道路，必然性通过偶然性得以展现；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对称经济学的产生，也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市场经济本身是对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是对称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对称本质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得到充分展示；而对称经济学就是对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展示出来的人类经济活动的对称本质、市场经济的对称本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对称本质进行经济学反思的成果。政府与市场、民主与法制的对称逻辑就是市场的逻辑。因此市场的逻辑就是立体的逻辑，立体的逻辑就是科学的逻辑——量子时代非线性的对称的科学逻辑。
市场的逻辑就是平等的逻辑；市场的平等逻辑靠科学的制度设计、有效的政府宏观调控、切实的法制保障来实现。其中虽然人的主体因素起主导作用，然而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因此市场的平等逻辑就是科学的逻辑。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与科学的逻辑是对立的论断，源于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实证性与规范性的对立。我们只能从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中看到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偏见，看不到任何市场的真正逻辑。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中国主流经济学批判（17）——评茅于轼的“择优分配原理”
[ 2011/08/08 20:45 | by admin ]
2011/08/08 20:45 | by admin ]
财富的创造、分配与交换
——评茅于轼的“择优分配原理”
还原论思维方式的要害，就在于宏观经济微观化，把完整的经济系统搞得支离破碎，肆意夸大某个要素、关系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作出错误的结论。
平等自由的交换是创造财富的必要条件还是充分条件？
茅于轼以“平等自由的交换可以创造财富”这一命题作为他的“择优分配原理”的逻辑前提。
茅于轼说：“由于交换创造财富的这一点被人类明白了过来，不一定要劳动创造财富，交换也创造财富。交换和劳动要一样看待，都是财富的创造。”（茅于轼：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演讲 2011年4月7日）“经济学研究财富如何创造。它的答案极为简单：平等自由的交换必定有财富的创造”。“还有其他带有基础性意义的理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交换理论。两个人平等自愿地交换，就产生社会财富。如果大家都在交换，社会财富就越来越多。”（2011-05-05 经济参考网）茅于轼说：“还有个可以作为社会科学“牛顿定理”的看法，就是平等自由是人类发展的必要条件。”茅于轼这三句话里蕴涵着一个悖论：前两句话认为人平等自愿地交换“就”“必定”产生社会财富，在这两句话里平等交换是创造财富的充分条件；第三句话又认为“平等自由是人类发展的必要条件”（2009-04-25 金羊网-羊城晚报）。“平等自愿地交换”到底是产生财富的必要条件还是充分条件？如果说，“平等自由”不等于“平等自由地交换”，“平等自由地交换”是产生财富的充分条件，而“平等自由”是“平等自由地交换”的一个要素，因此是必要条件，那么请问：能从充分条件推出充分条件中所包含的某个要素一定是必要条件吗？
财富的产生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的每一个环节确实都是必要的。“平等”“自由”和“交换”无论是各自来看还是合成一个“平等自由交换”的整体来看，都只是产生社会财富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通过交换实现的消费，是实现价值而不是产生价值。实现价值也是创造价值的必要一环与必要条件，但不是创造价值的充分条件。要现实产生社会财富还需要更多的条件，如创新和劳动。交换是创造价值的必要条件还是充分条件，将决定整个经济学大厦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认为交换是创造价值的充分条件，其经济学大厦就有可能建立在新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基础上；而茅于轼的“平等交换”产生社会财富的命题，其要害就在于把必要条件混同于充分条件，通过这种偷换概念，为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提供理论依据。因为如果“平等交换”是产生社会财富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那么产生社会财富就除了“平等交换”以外就还需要其他条件，如政府宏观调控，如创新、创造、创业，如民主与法制，那么经济学大厦就只能建立在对称经济学的基础上——社会与市场是立体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民间与政府是对称的两个环节，也是经济车轮向前滚动的两个对称的轮子；所以经济自由是充分的不是完全的，政府宏观调控是成熟的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一环，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就不能成立，自由就必须被限制，而社会主义却可以顺理成章。“平等交换”是产生社会财富的必要条件还是充分条件，决定了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理论分歧。在这里概念的细微差别、逻辑的严密与否决定了整个理论范式的不同，在此基础上可以建立起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茅于轼在这里是在偷换概念：通过把交换作为价值产生的必要条件偷换成充分条件，把平面的商品经济偷换成立体的市场经济，把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偷换成科学的经济学，并用所谓“社会科学的牛顿定理”给这种“科学的经济学“披上科学的外衣。众所周知，无论是公理还是定理都是必然的；而只有具备充分条件时才是必然的。把必要条件说成定理，就是把必要条件偷换成充分条件。
茅于轼的这种偷换概念的手法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是中国主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惯用手法，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主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一方面，他们说“理性的经济人”是假设，另一方面，一转身他们就把这种假设当做公理进行经济学推演；一方面，他们说经济学是实证性科学，另一方面，他们把假设当公理进行推演得出的结论又很容易被证伪；一方面，他们极力把经济学打扮成物理数学那样的硬科学，煞有介事地进行经济学实验，建构各种用高深的数学进行推导的经济学数学模型，另一方面当他们的结论、模型被事实证伪时又狡辩说，可证伪本来是科学的本质属性。
“择优分配原理”的经济学出发点“帕累托最优”是过时的理论
茅于轼通过引进帕累托最优理论和帕累托改进理论，提出他的择优分配原理，并以这一前一后两个理论作为分析框架，探讨了我国目前社会经济领域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如“双轨制”、效率与公平、均衡价格、多目标规划、耕地红线、经济自由、经济适用房、我国改革的方向问题等，并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根据他的整个思想脉络，可以说他的择优分配原理的理论出发点就是西方100多年前简单商品经济时期提出来的“帕累托最优”理论。
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如果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分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不会使任何一个人变得更好。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改进状态：如果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分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可以使其中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帕累托改进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路径和方法。由于从帕累托改进到帕累托最优的核心精神是资源优化配置，而西方经济学的本质是配置经济学，“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改进”成了100多年来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帕累托最优”是配置经济学的结论，而配置经济学及其结论“帕累托最优”均是线性思维方式的产物。“帕累托最优”模型所运用的数学工具无论是线性规划还是非线性规划、所实现的目标无论是单目标规划还是多目标规划，其中所渗透的思维方式均为线性思维方式。线性思维方式得出的结论也许在数学上是严密的，但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在再生经济学看来，现实的经济活动中在任何约束条件下都根本不存在 “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不会使任何一个人变得更好”的绝对均衡状态即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宇宙是不断再生的过程，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是不断再生的过程，再生经济学就是指导人们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前提下，通过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不断打破主客体均衡状态，在各种约束条件下使社会资源、自然资源不断地、更好地再生，这个过程也不是什么在现有约束条件下“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更多的人变得更好的“帕累托改进”，而是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过程。作为个人是物质利益、精神利益，绝对利益、相对利益的有机体，作为社会是各种利益错综复杂的综合体，作为资源再生过程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作为资源分配过程的“帕累托改进”有本质的区别：前者的出发点是经济发展的起点和经济学的公理前提即主客体的动态的相互作用，在这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是资源不断再生的过程，因此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伴随优胜劣汰、利益此消彼长、效率与公平互为前提的社会和个人的全面发展、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过程；而作为后者的出发点的只不过是虚拟的、静态的“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其过程只不过是“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分配状态的变化”，期间只有分配没有再生。这种“帕累托最优”、 “帕累托改进”的理想状态与其说是所谓“公理化假设”，还不如说是把结论当前提更恰当。这种线性思维的理想化假设在简单商品经济时期解释经济现象、描述经济增长也许有近似的真理性，但在需要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才能把握的现代知识市场经济时期，用来解释经济现象、反映经济发展或提出所谓的“改进”建议则只能是画饼充饥。
“择优分配原理”的经济学范式“配置经济学”是过时的理论
“择优分配原理”的经济学范式“配置经济学”是过时的理论。
在“配置经济学”看来，实现现有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过程是选择的过程、分配的过程，在再生经济学看来，实现现有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过程是创造的过程、资源再生的过程。分配源于选择理性，再生源于创造理性。再生经济学与配置经济学、价值经济学与价格经济学：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也有不同的自由标准。人类第一次创业与第二次创业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本质不同；在人类第二次创业时期，经济学范式同人类一次创业时期的经济学范式有本质不同，因而也有本质不同的经济理性标准。选择哲学与配置经济学一样，其历史背景是小商品经济；创造哲学与再生经济学一起，是知识市场经济的时代精神。随着选择哲学被创造哲学所代替，配置经济学范式将转换为再生经济学范式。
人的“自由”必须被理性地对待；过分“理性”，使之庸俗化固然不行；但没有理性，或让感性的自由战胜理性的自由，也不足取。人需要自由，也同样需要把“自由”约束在合理的范围内。同时，人的自由不仅表现在选择，人的自由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创造。在价值高低、生死面前人可以自由地选择，但人的自由的真谛，在于创造价值，创造生命。把人的自由限定在选择，是配置经济学的思辩产物；把人的自由升华为创造，是再生经济学的哲学概括。同时，市场也不仅仅是交换；把市场仅仅定位于交换，是商品经济时期形成的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市场，就是互相交换劳动的场所、促进互相交换劳动的机制，保证平等交换劳动的制度。市场经济，就是在人类互相交换劳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以平等交换劳动为主要内容与根本动力、通过平等交换劳动实现资源再生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经济形态。这里，无论是机制、制度还是经济形态，都说明市场、市场经济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资源优化配置模型，GDP能够得到增长但社会财富不能得到增加，社会只能原地踏步、静态循环。社会资源再生不能得到定位和解释，所以资源不能得到开发，扩大再生产不能得到真正进行。帕累托最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经济学作为优化配置资源的学说，是人类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前知识经济时代，人类求生存的生活方式，以实物和能源的不可再生性的开采利用为前提。这个时候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如何优化配置，研究生产关系或生产中的社会关系。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生产中的主导要素，要求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作内涵的有效开发，使人们能逐步以最少的实物和能量的资源就能求生存。这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不是求生存而是求生态——可持续发展。这个时候经济学研究生产本身，研究资源如何优化再生；不但研究生产中的社会关系，而且研究生产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旧经济学是配置经济学，新经济学是再生经济学。
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增长方式有两种：外延扩张与内涵增长。前者是数量增长型，后者是质量增长型。数量增长型靠“约束条件下”有限资源的有限扩张。质量增长型靠“约束条件下”有限资源的无限裂变。裂变，在结构上作文章，而不是在数量上作文章。质量增长型就是结构优化型。新经济就是通过优化经济结构取得最佳功能。作为人类社会整体的经济活动来说，经济学应该是资源优化配置与再生的学说。资源优化配置是手段，资源优化再生是目的。再生经济学应该是经济学的本义。在知识经济时期，把再生引入经济学体系中，说明配量与再生不是人和自然、人和物的两种关系，而是一种关系的两种属性：配量本身有再生功能。
把经济学对象定位为配量而非再生，因而参照系与时代要求不对称、和经济发展的实际过程相脱节，是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没有科学范式的根本原因。
对称经济学同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最根本区别在于，对称经济学研究经济规律, 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研究资源配置; 对称经济学是资源优化再生的学说，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学说。
作为资源优化配置的学说，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视野重在分配领域；生产只是生产领域的分配，生产领域只是分配领域的延伸。对称经济学是资源优化再生与优化配置相统一的学说，视野重在生产领域；分配只是生产、再生产的分配，分配领域只是生产领域的环节。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优化配置，看到的是交易，是人际之间的供求平衡，价格机制成了市场和社会的核心机制；和谐经济学的优化再生，看到的是财富增长，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人的全面发展、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有序与可持续发展，价值机制成了社会和市场的灵魂。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以分配为中心，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经济学与管理学、管理学与创业学脱节，企业成了减少交易成本的产物；对称经济学以生产为中心，经济学就是管理学、创业学，企业拥有了不可替代、不可分割的系统质。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把人际关系看成是此消彼长的交易关系，人与人是狼，必然把商场看成是战场；对称经济学在财富增长的基础上把蛋糕做大，必然是和谐经济、双赢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稳定型经济。企业内外，人与自然、人与人互相依赖、共生共荣、和谐统一；能与狼共舞，才是英雄本色。
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把社会经济发展同宇宙整体发展的过程脱节开来，思维的方式是线性的，分析的方法是抽象的，分析的过程是经验的，分析的对象是平面的，分析的结果是脱离实际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为配置，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为生产关系，二者并无本质的不同：都是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为物质的社会关系。既忽视了形成生产力的系统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又忽视了人与人关系中的精神方面，由于不能总体把握与合理定位形成生产力的社会系统与“社会——自然”统一的系统及其内部各个要素的结构，因而均不能对人类自觉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起到指导作用。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理论基础配置经济学是过时的理论。
“择优分配原理”的经济学基础“一般均衡理论“是过时的理论
茅于轼提出，满足最优配置的条件是各部门所分配的资源具有同样的边际产出；在一个以货币为流通手段的社会中，资源最优配置的条件是供需均衡。（《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择优分配原理》茅于轼，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
刻舟求剑的“均衡”——“均衡点”理论是消极的理论
认为资源最优配置的条件是供需均衡的理论根据是传统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一般均衡理论是配置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消极、过时的理论，产生于小商品经济时期。那时人们的需求结构简单、生产规模狭小、可再生资源有限，可再生生产能力与人的主体性发挥的空间太小、生产与消费之间容易“失衡”；一旦“失衡”，就会出现所谓经济危机。马克思的两大部类生产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出来的经典的“均衡点”理论。然而到了真正社会化大生产——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所有的“均衡点”（包括生产与消费）均已不复存在；人的需求结构的变化带来的需求的无限性，生产结构的变化带来生产发展的无限性，决定了主客体之间只有主体主导的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而无静态的均衡。此时只有结构调整问题而无均衡问题。资源最优配置的条件是供需均衡理论的基础一般均衡理论早已过时，再秉持这种理论只能损害可持续发展。
在全球性金融危机面前，仅仅靠微观经济行为在工资高低、现有企业就业增减上做文章，是舍本求末；用发钱、发购物卷、降低银行存款利率、政策托股市救房市企业税费减免来激活低迷的国内市场，无异于杯水车薪。加大政府投资力度，以宏观带微观，利用投资对消费的乘数效应、基本建设投资对投资的乘数效应，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基础设施建设对投资、投资对消费的乘数效应是永远存在的。而且由基础设施建设本身的基础性与延伸性决定，这方面的投资有无限延续的可能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基础性与杠杆功能，使其具有连续性。政府对这方面的投资是一次性的应急措施，还是长久的战略，不由项目本身的性质决定，而是由决策者的指导思想决定。只要决策者认清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关系，抛弃配置经济学的“均衡点”理论，政府对这方面的投资没有任何客观障碍。市场靠消费，消费靠就业，就业靠企业。企业靠什么？企业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企业靠创业，创业靠推动。任何时候政府对基本建设持续投资都是推动创业、牵动企业、带动就业、促进消费、开发市场、使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杠杆。全球性金融危机只不过是使这个杠杆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充分放大、充分表现而已。“应急”有可能使人大彻大悟，“急中生智”就是这个道理。在关键时刻，只有在象牙塔里坐井观天的“微观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才会固守自己原来范式的一亩三分地，仍然在宏观调控、政府投资与计划经济之间划等号。
投资与需求的关系才是基本的结构关系
找错基本结构关系、结构关系数量化处理而非从质上着眼，是对结构失衡不能对症下药的根本原因，也是“供需均衡论”—— 一般均衡理论的理论根据。
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费资料的生产客观上存在着对称发展的规律。但对称发展不等于同比增长。在投资增长中，有的生产周期更长（如超大型基本设施建设），有的生产周期更短（如高科技企业）。两类生产的对称发展是经济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投资的增长，既不仅仅是储蓄数量变化的结果，又不仅仅是货币数量变化的结果，而是扩大再生产的需求同多种资金来源相结合的结果。储蓄增加只是资金来源之一，货币数量的增加不会带来实际投资的增加。要体现“时际权衡” 与“代际权衡”，不是靠“国民储蓄的黄金律”与“最优的资本积累率”，而是投资与消费的最佳结构、对称结构；通过投资的对称结构、消费的对称结构、投资与消费的对称结构，实现对称发展、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这种投资与消费的对称结构，集中体现在对下一代的人力资本投资、国民素质提高与创新能力提高、提高财富附加值的投资上。这种投资本身也就是一种消费，它们之间是不可能用非此即彼的方式进行区隔、用此消彼长的方式进行“配置”的。通过储蓄率高低进行所谓“最佳”分配，体现的是一种线性思维方式；其结果，是顾此失彼，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做到“最优”。
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只有一次分配，没有二次分配。分配也是交换——交换其价值。只有价值的实现才是价值生产的完成，所以消费、分配都是生产的环节。
把投资和消费的结构看成是基本的结构关系，势必仅仅着眼于投资和消费的比重这一量的因素，而忽略投资和消费各自的内部结构关系这一质的因素。如果要真正寻找通胀的根源，就要从投资和消费各自的内部结构着手。
需求和投资的关系才是基本的结构关系。消费需求只是需求的一个环节。如果说，投资和消费可以从量上平衡，投资和需求则只能从质上对称。而一旦从质上着眼，那么投资和需求不但可以“平衡”，而且只能“平衡”。在质上对称的前提下，投资只能越多越好，越快越好，不会过热，也不可能过热。
从深层次来看通胀的原因，是需求高于供给；而在消费低迷的情况下，之所以需求仍然高于供给，是由于需求有两种：现实需求与潜在需求。潜在需求形成消费预期。
消费需求拉动投资需求，需求拉动供给，供给推动消费，消费推动需求，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基本结构。发展中国家更应该把投资需求的满足放在消费前面。
为了使知识经济时期需求和投资这一基本的结构关系对称，政府必须用内需导向型来代替出口导向型，用知识密集型来替代劳动密集型，用幸福目标来代替GDP目标。企业可以只考虑利润，政府不是企业；正好像政府要提供公共品，企业无此义务一样。虽然大家都是市场主体，但市场主体有不同层次，有与各自身份对称的不同层次的行为方式。知识经济时期无论是从经济客体还是从经济主体来看，一般均衡理论均已过时。
“择优分配原理”的经济学核心“价格经济学”是过时的理论
“用什么价格计算GDP？要用自由交换的价格。没有票证，没有身份限制，没有审批，没有买不到、卖不掉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市场是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学的大学问就在这儿，为什么经济学家都主张自由经济？就是这个道理，反对自由经济的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没搞懂，反对自由经济就无法计算GDP。”（茅于轼：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演讲 2011年4月7日）“价格理论。许多学者争论价格理论，但是并没有搞清楚价格为什么重要，和我们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懂得微观经济学。根据价格理论可以推导出全面的公有制不可能有效率。因此进一步提出价格万岁。想建立一个没有商品经济的社会是不可能的。价格理论还可证明计划经济是不可能成功的，还能够从经济学说明为什么解放初期经济建设能够成功，而后来越来越脱离实际。原因是价格越来越偏离均衡价格。从价格理论可以用通俗的道理解释为什么均衡的交换价格是我们所需要的正确的价格，也就是一般均衡理论的通俗版。这里也解释了为什么真正的经济学家都是经济自由主义分子。”（茅于轼：《80自述》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a3971d0100cuqj.html）
价格、价值、需求
工业市场经济与知识市场经济，其“交易”过程是立体的、全方位的；因此，要求人的“理性”也是立体的、全方位的。必须走出价格看商品。仅仅从价格看商品，即使在简单商品交易时期，本来就有局限性，新的时期使这局限性得以放大。如果在新的时期仍然固守简单商品交易时期的思维方式，以“价格”为标尺衡量“理性”、“非理性”，必将陷入“价格悖论”，使“理性”成为真正的“非理性”，从而走向“理性”的反面。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人的思维方式、“理性”必须同各个历史时期对称的辩证法。
知识市场经济可以使“理性”人明显看出，市场实质上就是主体与客体，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市场就是价值之间发生关系的平台。以价格为市场的核心机制，消费与生产、分配与市场是脱节的，市场仅仅成了交易的平台。
价格经济学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价格机制是微观经济学的“拐杖”，但宏观经济、国家宏观调控则只能以价值机制为“正道”。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主义由于都是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所以二者有着共同的本质，二者的结合是凯恩斯以新古典主义为主体的结合，并未达到宏观经济学的层次，结合的结果并未脱离微观经济学的范畴。宏观理论体系和微观理论体系的真正结合，是以价值机制为核心的宏观理论体系对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微观理论体系的扬弃与升华，使之由局部的真理上升为全局的真理。
价格的五度空间分析
小商品经济用空间定义价格，工业市场经济用时间定义价格，知识市场经济用层次定义价格。贝克尔的“时间分配”理论，虽然扩大了经济学的分析范围，然而只是从工业市场经济的角度进行扩大；这与其说是使经济学帝国主义化，还不如说是使经济学庸俗化；他用工业经济的时间成本收益分析法来分析社会、家庭生活领域，会使社会生活庸俗化。社会生活，如果要用经济学原理来分析，那么这样的经济学只能是价值经济学；如果是用价格经济学来分析社会生活，则只能使社会生活成为金钱的世界。这对社会生活没有解释力，更不会有任何积极的作用。因为以家庭生活为核心的社会生活，金钱关系不是、也不可能是其中最本质的关系。
家庭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真正的宏观经济学的细胞；家庭关系中最本质的关系是价值关系而不是价格关系。微观经济的其他组成部分，是家庭经济的展开。家庭经济典型地说明了社会经济——包括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本质——价值关系；用价格关系来说明家庭关系，用金钱关系来代替温情脉脉的亲情关系，这是对人际关系的扭曲。
市场经济中价格机制作用的范围是相对的
价格机制作用的范围是有限的、相对的，而价值机制的作用是长期的、无限的。由于整体的价值机制的作用，资本-劳动的比率的提高是自然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这个过程中，增大投入的数量与质量，是改善投入的数量与质量的催化剂；虽然改善投入的数量与质量的成本收益比要大于增大投入，但后者却是前者的前提，因此投入的质量的成本收益比不可能孤立进行，而应系统考察。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虽然正确地定位技术与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但对整个经济过程的动态结构描述则缺乏深层次的思考。同样，把工资率与就业量之间的边际替代率看成依赖于失业救济量的大小，也是过分提高了价格的作用。人们是否就业不仅取决于工资的效用与失业时所获得的效用的加权平均数，而且还取决于工作时所获得的归属感与成就感。劳动，某种意义上也是人的一种需要，因此本身也有价值。认为劳动的价值就是劳动力的价格或工资，是片面的。
供给与需求、价值与价格哪个为主的背后，是以人为中心还是以物为中心。
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不是建立完全的价格体制，而是建立完全的价值体制。
连接需求与供给的不是价格而是价值，不是交换价值而是使用价值；价格与交换价值只是辅助工具，是作为必然性的“补充”的偶然性，而不是作为必然性的表现的偶然性。认为价格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价格最终反映价值，只是虚幻的“规律”、不切实际的幻想。之所以要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把不能量化的价值转换成价格，是削足适履、以迎合数学方法的需要。
体现主客体关系本质、正确理解的价值及其发展规律，是联结各派经济学的钮带、把握各种经济关系的关键，也是经济关系发展、变化的源头。所以价值规律是经济学和经济发展的核心规律。
对称经济学是价值经济学
对称经济学不但是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扬弃，而且是对技术经济学的扬弃。在对称经济学看来，竞争的充分性和市场的有序性、和谐性、对称性不但不矛盾，而且是新时期的市场机制。以价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机制，是完全的市场机制、真正的市场机制、对称的市场机制、和谐的市场机制。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在知识经济时代，市场是完全的，供求是均衡的，知识产品、创新产品的竞争是充分的，市场是出清的。对称经济学以价值机制为基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以价格机制为基础。前者的发展是内涵的。后者的发展是扩张的。价格机制以产品运营为基础，价值机制以知识运营为前提。以价格机制为基础，追求的是均衡，手段是博弈。以价值机制为基础，追求的是发展，手段是对策。以价格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与以价值为中心的经济学，是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只有通过扬弃，前者才能容于后者。把前者可以不加分析地包容于后者是不可能的。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以价格为基础，只讲供求平衡，市场不完全，不讲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缺乏人文关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让价格称王，市场就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场所；对称经济学让价值称王，市场就是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的场所。目前流行所谓第三方营销（即所谓顾客应支付的服务价格由第三方支付），实际上是顾客用其他的使用价值（资源，如眼球）来换取第三方的价格支付。这说明价值而不是价格是市场的核心体制，价格可以不在，但价值则无处不在。表面上的转移支付，本质上是使用价值与价格的一种换算关系。用电视上的广告来占用观众的享受空间与时间，表面上观众没有为电视节目付费，实际上是付费的——付出的是观众不得不看广告的时空价值。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以价格为市场的核心机制，说什么经济学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学说，其经济理论基础与人类经济时空层次的不对称是其经常陷入逻辑混乱的根本原因。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评茅于轼的“择优分配原理”
还原论思维方式的要害，就在于宏观经济微观化，把完整的经济系统搞得支离破碎，肆意夸大某个要素、关系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作出错误的结论。
平等自由的交换是创造财富的必要条件还是充分条件？
茅于轼以“平等自由的交换可以创造财富”这一命题作为他的“择优分配原理”的逻辑前提。
茅于轼说：“由于交换创造财富的这一点被人类明白了过来，不一定要劳动创造财富，交换也创造财富。交换和劳动要一样看待，都是财富的创造。”（茅于轼：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演讲 2011年4月7日）“经济学研究财富如何创造。它的答案极为简单：平等自由的交换必定有财富的创造”。“还有其他带有基础性意义的理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交换理论。两个人平等自愿地交换，就产生社会财富。如果大家都在交换，社会财富就越来越多。”（2011-05-05 经济参考网）茅于轼说：“还有个可以作为社会科学“牛顿定理”的看法，就是平等自由是人类发展的必要条件。”茅于轼这三句话里蕴涵着一个悖论：前两句话认为人平等自愿地交换“就”“必定”产生社会财富，在这两句话里平等交换是创造财富的充分条件；第三句话又认为“平等自由是人类发展的必要条件”（2009-04-25 金羊网-羊城晚报）。“平等自愿地交换”到底是产生财富的必要条件还是充分条件？如果说，“平等自由”不等于“平等自由地交换”，“平等自由地交换”是产生财富的充分条件，而“平等自由”是“平等自由地交换”的一个要素，因此是必要条件，那么请问：能从充分条件推出充分条件中所包含的某个要素一定是必要条件吗？
财富的产生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的每一个环节确实都是必要的。“平等”“自由”和“交换”无论是各自来看还是合成一个“平等自由交换”的整体来看，都只是产生社会财富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通过交换实现的消费，是实现价值而不是产生价值。实现价值也是创造价值的必要一环与必要条件，但不是创造价值的充分条件。要现实产生社会财富还需要更多的条件，如创新和劳动。交换是创造价值的必要条件还是充分条件，将决定整个经济学大厦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认为交换是创造价值的充分条件，其经济学大厦就有可能建立在新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基础上；而茅于轼的“平等交换”产生社会财富的命题，其要害就在于把必要条件混同于充分条件，通过这种偷换概念，为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提供理论依据。因为如果“平等交换”是产生社会财富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那么产生社会财富就除了“平等交换”以外就还需要其他条件，如政府宏观调控，如创新、创造、创业，如民主与法制，那么经济学大厦就只能建立在对称经济学的基础上——社会与市场是立体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民间与政府是对称的两个环节，也是经济车轮向前滚动的两个对称的轮子；所以经济自由是充分的不是完全的，政府宏观调控是成熟的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一环，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就不能成立，自由就必须被限制，而社会主义却可以顺理成章。“平等交换”是产生社会财富的必要条件还是充分条件，决定了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理论分歧。在这里概念的细微差别、逻辑的严密与否决定了整个理论范式的不同，在此基础上可以建立起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茅于轼在这里是在偷换概念：通过把交换作为价值产生的必要条件偷换成充分条件，把平面的商品经济偷换成立体的市场经济，把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偷换成科学的经济学，并用所谓“社会科学的牛顿定理”给这种“科学的经济学“披上科学的外衣。众所周知，无论是公理还是定理都是必然的；而只有具备充分条件时才是必然的。把必要条件说成定理，就是把必要条件偷换成充分条件。
茅于轼的这种偷换概念的手法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是中国主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惯用手法，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主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一方面，他们说“理性的经济人”是假设，另一方面，一转身他们就把这种假设当做公理进行经济学推演；一方面，他们说经济学是实证性科学，另一方面，他们把假设当公理进行推演得出的结论又很容易被证伪；一方面，他们极力把经济学打扮成物理数学那样的硬科学，煞有介事地进行经济学实验，建构各种用高深的数学进行推导的经济学数学模型，另一方面当他们的结论、模型被事实证伪时又狡辩说，可证伪本来是科学的本质属性。
“择优分配原理”的经济学出发点“帕累托最优”是过时的理论
茅于轼通过引进帕累托最优理论和帕累托改进理论，提出他的择优分配原理，并以这一前一后两个理论作为分析框架，探讨了我国目前社会经济领域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如“双轨制”、效率与公平、均衡价格、多目标规划、耕地红线、经济自由、经济适用房、我国改革的方向问题等，并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根据他的整个思想脉络，可以说他的择优分配原理的理论出发点就是西方100多年前简单商品经济时期提出来的“帕累托最优”理论。
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如果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分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不会使任何一个人变得更好。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改进状态：如果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分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可以使其中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帕累托改进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路径和方法。由于从帕累托改进到帕累托最优的核心精神是资源优化配置，而西方经济学的本质是配置经济学，“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改进”成了100多年来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帕累托最优”是配置经济学的结论，而配置经济学及其结论“帕累托最优”均是线性思维方式的产物。“帕累托最优”模型所运用的数学工具无论是线性规划还是非线性规划、所实现的目标无论是单目标规划还是多目标规划，其中所渗透的思维方式均为线性思维方式。线性思维方式得出的结论也许在数学上是严密的，但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在再生经济学看来，现实的经济活动中在任何约束条件下都根本不存在 “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不会使任何一个人变得更好”的绝对均衡状态即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宇宙是不断再生的过程，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是不断再生的过程，再生经济学就是指导人们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前提下，通过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不断打破主客体均衡状态，在各种约束条件下使社会资源、自然资源不断地、更好地再生，这个过程也不是什么在现有约束条件下“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更多的人变得更好的“帕累托改进”，而是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过程。作为个人是物质利益、精神利益，绝对利益、相对利益的有机体，作为社会是各种利益错综复杂的综合体，作为资源再生过程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作为资源分配过程的“帕累托改进”有本质的区别：前者的出发点是经济发展的起点和经济学的公理前提即主客体的动态的相互作用，在这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是资源不断再生的过程，因此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伴随优胜劣汰、利益此消彼长、效率与公平互为前提的社会和个人的全面发展、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过程；而作为后者的出发点的只不过是虚拟的、静态的“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其过程只不过是“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分配状态的变化”，期间只有分配没有再生。这种“帕累托最优”、 “帕累托改进”的理想状态与其说是所谓“公理化假设”，还不如说是把结论当前提更恰当。这种线性思维的理想化假设在简单商品经济时期解释经济现象、描述经济增长也许有近似的真理性，但在需要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才能把握的现代知识市场经济时期，用来解释经济现象、反映经济发展或提出所谓的“改进”建议则只能是画饼充饥。
“择优分配原理”的经济学范式“配置经济学”是过时的理论
“择优分配原理”的经济学范式“配置经济学”是过时的理论。
在“配置经济学”看来，实现现有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过程是选择的过程、分配的过程，在再生经济学看来，实现现有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过程是创造的过程、资源再生的过程。分配源于选择理性，再生源于创造理性。再生经济学与配置经济学、价值经济学与价格经济学：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也有不同的自由标准。人类第一次创业与第二次创业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本质不同；在人类第二次创业时期，经济学范式同人类一次创业时期的经济学范式有本质不同，因而也有本质不同的经济理性标准。选择哲学与配置经济学一样，其历史背景是小商品经济；创造哲学与再生经济学一起，是知识市场经济的时代精神。随着选择哲学被创造哲学所代替，配置经济学范式将转换为再生经济学范式。
人的“自由”必须被理性地对待；过分“理性”，使之庸俗化固然不行；但没有理性，或让感性的自由战胜理性的自由，也不足取。人需要自由，也同样需要把“自由”约束在合理的范围内。同时，人的自由不仅表现在选择，人的自由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创造。在价值高低、生死面前人可以自由地选择，但人的自由的真谛，在于创造价值，创造生命。把人的自由限定在选择，是配置经济学的思辩产物；把人的自由升华为创造，是再生经济学的哲学概括。同时，市场也不仅仅是交换；把市场仅仅定位于交换，是商品经济时期形成的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市场，就是互相交换劳动的场所、促进互相交换劳动的机制，保证平等交换劳动的制度。市场经济，就是在人类互相交换劳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以平等交换劳动为主要内容与根本动力、通过平等交换劳动实现资源再生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经济形态。这里，无论是机制、制度还是经济形态，都说明市场、市场经济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资源优化配置模型，GDP能够得到增长但社会财富不能得到增加，社会只能原地踏步、静态循环。社会资源再生不能得到定位和解释，所以资源不能得到开发，扩大再生产不能得到真正进行。帕累托最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经济学作为优化配置资源的学说，是人类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前知识经济时代，人类求生存的生活方式，以实物和能源的不可再生性的开采利用为前提。这个时候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如何优化配置，研究生产关系或生产中的社会关系。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生产中的主导要素，要求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作内涵的有效开发，使人们能逐步以最少的实物和能量的资源就能求生存。这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不是求生存而是求生态——可持续发展。这个时候经济学研究生产本身，研究资源如何优化再生；不但研究生产中的社会关系，而且研究生产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旧经济学是配置经济学，新经济学是再生经济学。
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增长方式有两种：外延扩张与内涵增长。前者是数量增长型，后者是质量增长型。数量增长型靠“约束条件下”有限资源的有限扩张。质量增长型靠“约束条件下”有限资源的无限裂变。裂变，在结构上作文章，而不是在数量上作文章。质量增长型就是结构优化型。新经济就是通过优化经济结构取得最佳功能。作为人类社会整体的经济活动来说，经济学应该是资源优化配置与再生的学说。资源优化配置是手段，资源优化再生是目的。再生经济学应该是经济学的本义。在知识经济时期，把再生引入经济学体系中，说明配量与再生不是人和自然、人和物的两种关系，而是一种关系的两种属性：配量本身有再生功能。
把经济学对象定位为配量而非再生，因而参照系与时代要求不对称、和经济发展的实际过程相脱节，是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没有科学范式的根本原因。
对称经济学同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最根本区别在于，对称经济学研究经济规律, 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研究资源配置; 对称经济学是资源优化再生的学说，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学说。
作为资源优化配置的学说，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视野重在分配领域；生产只是生产领域的分配，生产领域只是分配领域的延伸。对称经济学是资源优化再生与优化配置相统一的学说，视野重在生产领域；分配只是生产、再生产的分配，分配领域只是生产领域的环节。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优化配置，看到的是交易，是人际之间的供求平衡，价格机制成了市场和社会的核心机制；和谐经济学的优化再生，看到的是财富增长，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人的全面发展、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有序与可持续发展，价值机制成了社会和市场的灵魂。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以分配为中心，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经济学与管理学、管理学与创业学脱节，企业成了减少交易成本的产物；对称经济学以生产为中心，经济学就是管理学、创业学，企业拥有了不可替代、不可分割的系统质。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把人际关系看成是此消彼长的交易关系，人与人是狼，必然把商场看成是战场；对称经济学在财富增长的基础上把蛋糕做大，必然是和谐经济、双赢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稳定型经济。企业内外，人与自然、人与人互相依赖、共生共荣、和谐统一；能与狼共舞，才是英雄本色。
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把社会经济发展同宇宙整体发展的过程脱节开来，思维的方式是线性的，分析的方法是抽象的，分析的过程是经验的，分析的对象是平面的，分析的结果是脱离实际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为配置，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为生产关系，二者并无本质的不同：都是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为物质的社会关系。既忽视了形成生产力的系统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又忽视了人与人关系中的精神方面，由于不能总体把握与合理定位形成生产力的社会系统与“社会——自然”统一的系统及其内部各个要素的结构，因而均不能对人类自觉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起到指导作用。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理论基础配置经济学是过时的理论。
“择优分配原理”的经济学基础“一般均衡理论“是过时的理论
茅于轼提出，满足最优配置的条件是各部门所分配的资源具有同样的边际产出；在一个以货币为流通手段的社会中，资源最优配置的条件是供需均衡。（《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择优分配原理》茅于轼，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
刻舟求剑的“均衡”——“均衡点”理论是消极的理论
认为资源最优配置的条件是供需均衡的理论根据是传统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一般均衡理论是配置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消极、过时的理论，产生于小商品经济时期。那时人们的需求结构简单、生产规模狭小、可再生资源有限，可再生生产能力与人的主体性发挥的空间太小、生产与消费之间容易“失衡”；一旦“失衡”，就会出现所谓经济危机。马克思的两大部类生产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出来的经典的“均衡点”理论。然而到了真正社会化大生产——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所有的“均衡点”（包括生产与消费）均已不复存在；人的需求结构的变化带来的需求的无限性，生产结构的变化带来生产发展的无限性，决定了主客体之间只有主体主导的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而无静态的均衡。此时只有结构调整问题而无均衡问题。资源最优配置的条件是供需均衡理论的基础一般均衡理论早已过时，再秉持这种理论只能损害可持续发展。
在全球性金融危机面前，仅仅靠微观经济行为在工资高低、现有企业就业增减上做文章，是舍本求末；用发钱、发购物卷、降低银行存款利率、政策托股市救房市企业税费减免来激活低迷的国内市场，无异于杯水车薪。加大政府投资力度，以宏观带微观，利用投资对消费的乘数效应、基本建设投资对投资的乘数效应，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基础设施建设对投资、投资对消费的乘数效应是永远存在的。而且由基础设施建设本身的基础性与延伸性决定，这方面的投资有无限延续的可能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基础性与杠杆功能，使其具有连续性。政府对这方面的投资是一次性的应急措施，还是长久的战略，不由项目本身的性质决定，而是由决策者的指导思想决定。只要决策者认清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关系，抛弃配置经济学的“均衡点”理论，政府对这方面的投资没有任何客观障碍。市场靠消费，消费靠就业，就业靠企业。企业靠什么？企业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企业靠创业，创业靠推动。任何时候政府对基本建设持续投资都是推动创业、牵动企业、带动就业、促进消费、开发市场、使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杠杆。全球性金融危机只不过是使这个杠杆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充分放大、充分表现而已。“应急”有可能使人大彻大悟，“急中生智”就是这个道理。在关键时刻，只有在象牙塔里坐井观天的“微观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才会固守自己原来范式的一亩三分地，仍然在宏观调控、政府投资与计划经济之间划等号。
投资与需求的关系才是基本的结构关系
找错基本结构关系、结构关系数量化处理而非从质上着眼，是对结构失衡不能对症下药的根本原因，也是“供需均衡论”—— 一般均衡理论的理论根据。
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费资料的生产客观上存在着对称发展的规律。但对称发展不等于同比增长。在投资增长中，有的生产周期更长（如超大型基本设施建设），有的生产周期更短（如高科技企业）。两类生产的对称发展是经济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投资的增长，既不仅仅是储蓄数量变化的结果，又不仅仅是货币数量变化的结果，而是扩大再生产的需求同多种资金来源相结合的结果。储蓄增加只是资金来源之一，货币数量的增加不会带来实际投资的增加。要体现“时际权衡” 与“代际权衡”，不是靠“国民储蓄的黄金律”与“最优的资本积累率”，而是投资与消费的最佳结构、对称结构；通过投资的对称结构、消费的对称结构、投资与消费的对称结构，实现对称发展、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这种投资与消费的对称结构，集中体现在对下一代的人力资本投资、国民素质提高与创新能力提高、提高财富附加值的投资上。这种投资本身也就是一种消费，它们之间是不可能用非此即彼的方式进行区隔、用此消彼长的方式进行“配置”的。通过储蓄率高低进行所谓“最佳”分配，体现的是一种线性思维方式；其结果，是顾此失彼，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做到“最优”。
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只有一次分配，没有二次分配。分配也是交换——交换其价值。只有价值的实现才是价值生产的完成，所以消费、分配都是生产的环节。
把投资和消费的结构看成是基本的结构关系，势必仅仅着眼于投资和消费的比重这一量的因素，而忽略投资和消费各自的内部结构关系这一质的因素。如果要真正寻找通胀的根源，就要从投资和消费各自的内部结构着手。
需求和投资的关系才是基本的结构关系。消费需求只是需求的一个环节。如果说，投资和消费可以从量上平衡，投资和需求则只能从质上对称。而一旦从质上着眼，那么投资和需求不但可以“平衡”，而且只能“平衡”。在质上对称的前提下，投资只能越多越好，越快越好，不会过热，也不可能过热。
从深层次来看通胀的原因，是需求高于供给；而在消费低迷的情况下，之所以需求仍然高于供给，是由于需求有两种：现实需求与潜在需求。潜在需求形成消费预期。
消费需求拉动投资需求，需求拉动供给，供给推动消费，消费推动需求，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基本结构。发展中国家更应该把投资需求的满足放在消费前面。
为了使知识经济时期需求和投资这一基本的结构关系对称，政府必须用内需导向型来代替出口导向型，用知识密集型来替代劳动密集型，用幸福目标来代替GDP目标。企业可以只考虑利润，政府不是企业；正好像政府要提供公共品，企业无此义务一样。虽然大家都是市场主体，但市场主体有不同层次，有与各自身份对称的不同层次的行为方式。知识经济时期无论是从经济客体还是从经济主体来看，一般均衡理论均已过时。
“择优分配原理”的经济学核心“价格经济学”是过时的理论
“用什么价格计算GDP？要用自由交换的价格。没有票证，没有身份限制，没有审批，没有买不到、卖不掉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市场是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学的大学问就在这儿，为什么经济学家都主张自由经济？就是这个道理，反对自由经济的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没搞懂，反对自由经济就无法计算GDP。”（茅于轼：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演讲 2011年4月7日）“价格理论。许多学者争论价格理论，但是并没有搞清楚价格为什么重要，和我们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懂得微观经济学。根据价格理论可以推导出全面的公有制不可能有效率。因此进一步提出价格万岁。想建立一个没有商品经济的社会是不可能的。价格理论还可证明计划经济是不可能成功的，还能够从经济学说明为什么解放初期经济建设能够成功，而后来越来越脱离实际。原因是价格越来越偏离均衡价格。从价格理论可以用通俗的道理解释为什么均衡的交换价格是我们所需要的正确的价格，也就是一般均衡理论的通俗版。这里也解释了为什么真正的经济学家都是经济自由主义分子。”（茅于轼：《80自述》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a3971d0100cuqj.html）
价格、价值、需求
工业市场经济与知识市场经济，其“交易”过程是立体的、全方位的；因此，要求人的“理性”也是立体的、全方位的。必须走出价格看商品。仅仅从价格看商品，即使在简单商品交易时期，本来就有局限性，新的时期使这局限性得以放大。如果在新的时期仍然固守简单商品交易时期的思维方式，以“价格”为标尺衡量“理性”、“非理性”，必将陷入“价格悖论”，使“理性”成为真正的“非理性”，从而走向“理性”的反面。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人的思维方式、“理性”必须同各个历史时期对称的辩证法。
知识市场经济可以使“理性”人明显看出，市场实质上就是主体与客体，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市场就是价值之间发生关系的平台。以价格为市场的核心机制，消费与生产、分配与市场是脱节的，市场仅仅成了交易的平台。
价格经济学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价格机制是微观经济学的“拐杖”，但宏观经济、国家宏观调控则只能以价值机制为“正道”。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主义由于都是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所以二者有着共同的本质，二者的结合是凯恩斯以新古典主义为主体的结合，并未达到宏观经济学的层次，结合的结果并未脱离微观经济学的范畴。宏观理论体系和微观理论体系的真正结合，是以价值机制为核心的宏观理论体系对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微观理论体系的扬弃与升华，使之由局部的真理上升为全局的真理。
价格的五度空间分析
小商品经济用空间定义价格，工业市场经济用时间定义价格，知识市场经济用层次定义价格。贝克尔的“时间分配”理论，虽然扩大了经济学的分析范围，然而只是从工业市场经济的角度进行扩大；这与其说是使经济学帝国主义化，还不如说是使经济学庸俗化；他用工业经济的时间成本收益分析法来分析社会、家庭生活领域，会使社会生活庸俗化。社会生活，如果要用经济学原理来分析，那么这样的经济学只能是价值经济学；如果是用价格经济学来分析社会生活，则只能使社会生活成为金钱的世界。这对社会生活没有解释力，更不会有任何积极的作用。因为以家庭生活为核心的社会生活，金钱关系不是、也不可能是其中最本质的关系。
家庭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真正的宏观经济学的细胞；家庭关系中最本质的关系是价值关系而不是价格关系。微观经济的其他组成部分，是家庭经济的展开。家庭经济典型地说明了社会经济——包括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本质——价值关系；用价格关系来说明家庭关系，用金钱关系来代替温情脉脉的亲情关系，这是对人际关系的扭曲。
市场经济中价格机制作用的范围是相对的
价格机制作用的范围是有限的、相对的，而价值机制的作用是长期的、无限的。由于整体的价值机制的作用，资本-劳动的比率的提高是自然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这个过程中，增大投入的数量与质量，是改善投入的数量与质量的催化剂；虽然改善投入的数量与质量的成本收益比要大于增大投入，但后者却是前者的前提，因此投入的质量的成本收益比不可能孤立进行，而应系统考察。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虽然正确地定位技术与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但对整个经济过程的动态结构描述则缺乏深层次的思考。同样，把工资率与就业量之间的边际替代率看成依赖于失业救济量的大小，也是过分提高了价格的作用。人们是否就业不仅取决于工资的效用与失业时所获得的效用的加权平均数，而且还取决于工作时所获得的归属感与成就感。劳动，某种意义上也是人的一种需要，因此本身也有价值。认为劳动的价值就是劳动力的价格或工资，是片面的。
供给与需求、价值与价格哪个为主的背后，是以人为中心还是以物为中心。
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不是建立完全的价格体制，而是建立完全的价值体制。
连接需求与供给的不是价格而是价值，不是交换价值而是使用价值；价格与交换价值只是辅助工具，是作为必然性的“补充”的偶然性，而不是作为必然性的表现的偶然性。认为价格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价格最终反映价值，只是虚幻的“规律”、不切实际的幻想。之所以要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把不能量化的价值转换成价格，是削足适履、以迎合数学方法的需要。
体现主客体关系本质、正确理解的价值及其发展规律，是联结各派经济学的钮带、把握各种经济关系的关键，也是经济关系发展、变化的源头。所以价值规律是经济学和经济发展的核心规律。
对称经济学是价值经济学
对称经济学不但是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扬弃，而且是对技术经济学的扬弃。在对称经济学看来，竞争的充分性和市场的有序性、和谐性、对称性不但不矛盾，而且是新时期的市场机制。以价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机制，是完全的市场机制、真正的市场机制、对称的市场机制、和谐的市场机制。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在知识经济时代，市场是完全的，供求是均衡的，知识产品、创新产品的竞争是充分的，市场是出清的。对称经济学以价值机制为基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以价格机制为基础。前者的发展是内涵的。后者的发展是扩张的。价格机制以产品运营为基础，价值机制以知识运营为前提。以价格机制为基础，追求的是均衡，手段是博弈。以价值机制为基础，追求的是发展，手段是对策。以价格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与以价值为中心的经济学，是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只有通过扬弃，前者才能容于后者。把前者可以不加分析地包容于后者是不可能的。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以价格为基础，只讲供求平衡，市场不完全，不讲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缺乏人文关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让价格称王，市场就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场所；对称经济学让价值称王，市场就是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的场所。目前流行所谓第三方营销（即所谓顾客应支付的服务价格由第三方支付），实际上是顾客用其他的使用价值（资源，如眼球）来换取第三方的价格支付。这说明价值而不是价格是市场的核心体制，价格可以不在，但价值则无处不在。表面上的转移支付，本质上是使用价值与价格的一种换算关系。用电视上的广告来占用观众的享受空间与时间，表面上观众没有为电视节目付费，实际上是付费的——付出的是观众不得不看广告的时空价值。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以价格为市场的核心机制，说什么经济学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学说，其经济理论基础与人类经济时空层次的不对称是其经常陷入逻辑混乱的根本原因。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世界冠军成乞丐说明了什么——谈市场化改革中的显规则与潜规则
[ 2011/07/21 10:06 | by admin ]
2011/07/21 10:06 | by admin ]
世界冠军，是人生巅峰的象征；乞丐，是彻底失败的典型。世界冠军，是励志向上的标本；小偷，是好吃懒做的结局。而这根本对立的两方面——成功与失败、励志向上与好吃懒做——却奇异地组合在前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双料冠军得主张尚武身上。而这一切又是怎样产生的呢？是市场化改革中的显规则与潜规则相互碰撞产生的。
任何外因都要通过内因起作用，无论怎样“举国体制”重点培养，也无论张尚武的先天身体素质多优越，张尚武能拿到世界冠军没有自身励志向上的精神与坚强的意志与毅力，是不可想象的。只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可以认为，把张尚武后来当小偷、成乞丐说成是自身好逸恶劳、好吃懒做的结果根本讲不过去。根据媒体报道的张尚武对自身经历的描述，是竞技场上的平等竞争的显规则，不敌现实生活中的潜规则造成的。竞技场上的平等竞争的显规则使贫困家庭出身的张尚武辉煌，现实生活中的潜规则却使贫困家庭出身的张尚武重新回到原来的出发点上——张尚武事件说明，通过竞技场上平等竞争的显规则取得辉煌成就不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最终决定一个人命运的，是现实生活中的潜规则。现实生活中的潜规则就像地球引力，使贫困家庭出身的人要想通过自身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像拔着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根本不可能。
显规则，就是公开、公平、公正的行为方式。其中，公开是前提；任何东西只要能够做到公开，就必然会做到公平公正。这就是“显”字的含义所在。与之相反，潜规则，就是拿不到桌面上来、只能暗箱操作的，不公开、不公平、不公正的行为方式。不公开必然导致不公平、不公正；之所以不公开，就是为了不公平、不公正。这就是“潜”字的内涵揭示。体育竞技运动的比赛规则就是显规则，市场经济明码实价、平等交换也是显规则，所以体育精神与市场经济有着天然的一致性；而通过私下不正当交易进行不平等竞争，既违背了体育精神，也违背了市场经济原则。
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显规则不敌潜规则、潜规则制约显规则的现象比比皆是。统考的学历不如半路出家的“文凭”，学术论文不如版面费“论文”，真正的专著不如补贴出版、自产自销的“砖著”。“学好数理化，不如一个好爸爸”、“我爸是李刚”现象就是这样产生的，逆选择逆淘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就是这样形成的。这是劳动的异化、市场经济的异化，将极大地阻碍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真正提高。
劳动是创造价值的主体性活动。人类社会就是通过人与人之间互相交换劳动，实现个体与整体的生存与发展。互相交换劳动中平等的程度，决定互相交换劳动的频度；互相交换劳动的频度，决定人类社会的发展速度。市场，就是互相交换劳动的场所、促进互相交换劳动的机制，保证平等交换劳动的制度。市场经济，就是在人类互相交换劳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以平等交换劳动为主要内容与根本动力、通过平等交换劳动实现资源再生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经济形态。从市场与市场经济的定义与功能来看，市场经济的本质和核心是平等。正因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平等，所以好的市场经济就是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坏的市场经济就是不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不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可以利用，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这句话中的“市场经济”是抽象意义上的，在具体的意义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同一个市场经济。正因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平等，所以只有好的、平等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而坏的、不平等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因此，市场经济首先是主体化经济而不是货币化经济，市场化改革首先是重塑人的主体性而不是一切向钱看。所谓主体性，就是系统的自组织“能力”，就是人作为系统的自我意识、自我设计、自我控制、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能力，就是企业作为系统通过自组织同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流从而进行生产和竞争的能力，就是个人和企业的创新-创造-创业能力，就是企业通过建立创业型组织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提高公司价值的能力。主体性高低同自组织能力成正比，由系统的要素和结构两方面决定。一个人创新能力强，是主体性强的表现；一个人能白手起家，是主体性强的表现；一个人能得世界冠军，是主体性强的表现。人的创造价值的能力和人的主体性成正比，而人的主体性，又和人摆脱人身依附关系的程度成正比。经济结构中，人的要素是首要的要素。人的主体性，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标准与动力。改革开放以前生产力发展不快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超经济强制对人的主体性的压制，改革开放意味着以往建立在超经济强制基础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得到摆脱，改革开放以后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人的主体性的解放。团队主体性、企业主体性、区域主体性、政府主体性、国家主体性，是逐步放大了的人的主体性。总体上国民整体摆脱人身依附关系的起点平等，大大提高人的主体性，对人的行为从质和量两方面作出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导向。制度高于技术，结构对要素的提升作用，主要是通过制度（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产权制度只是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私有制是产权制度的必要环节，而非必要条件）对人的主体性的导向、催化和提高来实现的。如果改革开放只是意味着以往建立在超经济的行政强制基础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得到摆脱，而建立在经济强制基础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在金钱至上的潜规则面前得到强化，那么这样的改革只能是改革的异化。
因此，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平等化的经济而不是弱肉强食的丛林经济，市场化改革就是平等化改革而不是弱肉强食的丛林化改革。平等化改革，就是用体育竞赛中的平等竞争的显规则代替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人交易的潜规则。市场经济的完善程度与平等竞争的显规则适用范围成正比，同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人交易的潜规则的适用范围成反比。健全的市场经济就是付出与回报相一致、贡献与索取相统一的经济。什么是道德？为国争光就是最大的道德！付出与回报相一致、贡献与索取相统一就是最大的道德！市场经济是平等竞争的经济；任何一个人，不管他的家庭出身、背景、文凭、长相、信仰，都在平等的起跑点上竞争，只要为社会作出贡献，就应该得到相应的回报，而不是在奉行丛林法则的潜规则面前被社会边缘化。世界冠军，既是付出的结晶，也是贡献的标志。在这里，不是张尚武的身体状况尚且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而是张尚武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对于一个付出人一生最宝贵的青春与身体健康代价并取得世界冠军的人来讲，得到与其对社会的付出与贡献相匹配的荣誉、地位、岗位和物质待遇是应该的；如果社会没有主动给他，他自己提出相应的要求也是合理的。这就是市场经济。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世界冠军要求国家给予自己在上学、工作环境、社会地位、物质待遇方面相对应的要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而不是什么挑肥拣瘦、贪图享受、妄图不劳而获。不要用某某运动员可以怎样来要求张尚武也可以怎样，别人可以去挖煤他也应该可以去挖煤，别人可以做清洁工他也可以做清洁工；而应该用社会其他领域付出同样的努力、取得同等程度的成功所得到的平均回报率来参照他应该得到的回报。如果社会不能自动给他这种相应的回报，政府就应该给。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以民间微观经济调节为基础、以政府宏观经济调节为主导、以平等为核心、以价值为机制、以对策和价格为手段、民主与法制相对称、效率与公平相协调、通过资源对称配置实现资源优化再生的经济形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贡献与索取的对称、效率与公平的对称是市场经济的根本动力，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结构，平等性、对称性、主体性、价值性、系统性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就是平等，而平等就是付出与回报相一致、贡献与索取相统一；而这种付出与回报的一致、贡献与索取的统一往往要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来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没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样的“外部性”，之所以能够把竞技场上平等竞争的显规则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任何方面，就在于政府宏观调控是社会市场经济的必要一环。所以不要用俄罗斯体操冠军去挖煤、全国举重冠军邹春兰当搓澡工、中国女子体操世界冠军樊迪靠教练接济度日、前自行车全国冠军徐翠娟沦为打工妹、跳水奥运冠军桑雪卖艺救母来证明张尚武现状的合理性，而应该用这种普遍现象的存在来证明市场经济就是规范经济的必要性。所谓规范的市场经济，就是把竞技场上的平等竞争的显规则整体移植到市场经济中，成为整个社会的通行规则。根据各方面情况来分析，如果市场经济规范了，作为世界冠军的张尚武，既不会当小偷，也不会成乞丐，而只会成为通过励志向上在为国争光的同时改变自身贫困命运的榜样。
世界冠军成乞丐，说明了以市场化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就是要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建立虚假的市场经济。正因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平等，所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是两张皮，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与市场化改革不是两张皮。社会主义就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模式就是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改革就是通过建构完善的市场经济模式来建构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就是真正的、完善的、好的市场经济模式。既能提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又能提出社会主义具体模式的社会主义，就是真正科学的科学社会主义。世界冠军成乞丐说明市场化改革只能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而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任何外因都要通过内因起作用，无论怎样“举国体制”重点培养，也无论张尚武的先天身体素质多优越，张尚武能拿到世界冠军没有自身励志向上的精神与坚强的意志与毅力，是不可想象的。只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可以认为，把张尚武后来当小偷、成乞丐说成是自身好逸恶劳、好吃懒做的结果根本讲不过去。根据媒体报道的张尚武对自身经历的描述，是竞技场上的平等竞争的显规则，不敌现实生活中的潜规则造成的。竞技场上的平等竞争的显规则使贫困家庭出身的张尚武辉煌，现实生活中的潜规则却使贫困家庭出身的张尚武重新回到原来的出发点上——张尚武事件说明，通过竞技场上平等竞争的显规则取得辉煌成就不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最终决定一个人命运的，是现实生活中的潜规则。现实生活中的潜规则就像地球引力，使贫困家庭出身的人要想通过自身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像拔着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根本不可能。
显规则，就是公开、公平、公正的行为方式。其中，公开是前提；任何东西只要能够做到公开，就必然会做到公平公正。这就是“显”字的含义所在。与之相反，潜规则，就是拿不到桌面上来、只能暗箱操作的，不公开、不公平、不公正的行为方式。不公开必然导致不公平、不公正；之所以不公开，就是为了不公平、不公正。这就是“潜”字的内涵揭示。体育竞技运动的比赛规则就是显规则，市场经济明码实价、平等交换也是显规则，所以体育精神与市场经济有着天然的一致性；而通过私下不正当交易进行不平等竞争，既违背了体育精神，也违背了市场经济原则。
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显规则不敌潜规则、潜规则制约显规则的现象比比皆是。统考的学历不如半路出家的“文凭”，学术论文不如版面费“论文”，真正的专著不如补贴出版、自产自销的“砖著”。“学好数理化，不如一个好爸爸”、“我爸是李刚”现象就是这样产生的，逆选择逆淘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就是这样形成的。这是劳动的异化、市场经济的异化，将极大地阻碍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真正提高。
劳动是创造价值的主体性活动。人类社会就是通过人与人之间互相交换劳动，实现个体与整体的生存与发展。互相交换劳动中平等的程度，决定互相交换劳动的频度；互相交换劳动的频度，决定人类社会的发展速度。市场，就是互相交换劳动的场所、促进互相交换劳动的机制，保证平等交换劳动的制度。市场经济，就是在人类互相交换劳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以平等交换劳动为主要内容与根本动力、通过平等交换劳动实现资源再生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经济形态。从市场与市场经济的定义与功能来看，市场经济的本质和核心是平等。正因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平等，所以好的市场经济就是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坏的市场经济就是不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不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可以利用，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这句话中的“市场经济”是抽象意义上的，在具体的意义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同一个市场经济。正因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平等，所以只有好的、平等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而坏的、不平等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因此，市场经济首先是主体化经济而不是货币化经济，市场化改革首先是重塑人的主体性而不是一切向钱看。所谓主体性，就是系统的自组织“能力”，就是人作为系统的自我意识、自我设计、自我控制、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能力，就是企业作为系统通过自组织同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流从而进行生产和竞争的能力，就是个人和企业的创新-创造-创业能力，就是企业通过建立创业型组织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提高公司价值的能力。主体性高低同自组织能力成正比，由系统的要素和结构两方面决定。一个人创新能力强，是主体性强的表现；一个人能白手起家，是主体性强的表现；一个人能得世界冠军，是主体性强的表现。人的创造价值的能力和人的主体性成正比，而人的主体性，又和人摆脱人身依附关系的程度成正比。经济结构中，人的要素是首要的要素。人的主体性，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标准与动力。改革开放以前生产力发展不快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超经济强制对人的主体性的压制，改革开放意味着以往建立在超经济强制基础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得到摆脱，改革开放以后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人的主体性的解放。团队主体性、企业主体性、区域主体性、政府主体性、国家主体性，是逐步放大了的人的主体性。总体上国民整体摆脱人身依附关系的起点平等，大大提高人的主体性，对人的行为从质和量两方面作出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导向。制度高于技术，结构对要素的提升作用，主要是通过制度（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产权制度只是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私有制是产权制度的必要环节，而非必要条件）对人的主体性的导向、催化和提高来实现的。如果改革开放只是意味着以往建立在超经济的行政强制基础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得到摆脱，而建立在经济强制基础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在金钱至上的潜规则面前得到强化，那么这样的改革只能是改革的异化。
因此，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平等化的经济而不是弱肉强食的丛林经济，市场化改革就是平等化改革而不是弱肉强食的丛林化改革。平等化改革，就是用体育竞赛中的平等竞争的显规则代替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人交易的潜规则。市场经济的完善程度与平等竞争的显规则适用范围成正比，同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人交易的潜规则的适用范围成反比。健全的市场经济就是付出与回报相一致、贡献与索取相统一的经济。什么是道德？为国争光就是最大的道德！付出与回报相一致、贡献与索取相统一就是最大的道德！市场经济是平等竞争的经济；任何一个人，不管他的家庭出身、背景、文凭、长相、信仰，都在平等的起跑点上竞争，只要为社会作出贡献，就应该得到相应的回报，而不是在奉行丛林法则的潜规则面前被社会边缘化。世界冠军，既是付出的结晶，也是贡献的标志。在这里，不是张尚武的身体状况尚且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而是张尚武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对于一个付出人一生最宝贵的青春与身体健康代价并取得世界冠军的人来讲，得到与其对社会的付出与贡献相匹配的荣誉、地位、岗位和物质待遇是应该的；如果社会没有主动给他，他自己提出相应的要求也是合理的。这就是市场经济。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世界冠军要求国家给予自己在上学、工作环境、社会地位、物质待遇方面相对应的要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而不是什么挑肥拣瘦、贪图享受、妄图不劳而获。不要用某某运动员可以怎样来要求张尚武也可以怎样，别人可以去挖煤他也应该可以去挖煤，别人可以做清洁工他也可以做清洁工；而应该用社会其他领域付出同样的努力、取得同等程度的成功所得到的平均回报率来参照他应该得到的回报。如果社会不能自动给他这种相应的回报，政府就应该给。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以民间微观经济调节为基础、以政府宏观经济调节为主导、以平等为核心、以价值为机制、以对策和价格为手段、民主与法制相对称、效率与公平相协调、通过资源对称配置实现资源优化再生的经济形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贡献与索取的对称、效率与公平的对称是市场经济的根本动力，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结构，平等性、对称性、主体性、价值性、系统性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就是平等，而平等就是付出与回报相一致、贡献与索取相统一；而这种付出与回报的一致、贡献与索取的统一往往要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来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没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样的“外部性”，之所以能够把竞技场上平等竞争的显规则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任何方面，就在于政府宏观调控是社会市场经济的必要一环。所以不要用俄罗斯体操冠军去挖煤、全国举重冠军邹春兰当搓澡工、中国女子体操世界冠军樊迪靠教练接济度日、前自行车全国冠军徐翠娟沦为打工妹、跳水奥运冠军桑雪卖艺救母来证明张尚武现状的合理性，而应该用这种普遍现象的存在来证明市场经济就是规范经济的必要性。所谓规范的市场经济，就是把竞技场上的平等竞争的显规则整体移植到市场经济中，成为整个社会的通行规则。根据各方面情况来分析，如果市场经济规范了，作为世界冠军的张尚武，既不会当小偷，也不会成乞丐，而只会成为通过励志向上在为国争光的同时改变自身贫困命运的榜样。
世界冠军成乞丐，说明了以市场化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就是要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建立虚假的市场经济。正因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平等，所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是两张皮，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与市场化改革不是两张皮。社会主义就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模式就是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改革就是通过建构完善的市场经济模式来建构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就是真正的、完善的、好的市场经济模式。既能提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又能提出社会主义具体模式的社会主义，就是真正科学的科学社会主义。世界冠军成乞丐说明市场化改革只能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而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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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流经济学批判（16）——评茅于轼的“房价泡沫论”
[ 2011/07/12 19:28 | by admin ]
2011/07/12 19:28 | by admin ]
房地产泡沫是怎样形成的
——评茅于轼的“房价泡沫论”
只要搞清楚反城市化与土地可再生是时代的脉搏，那么“房地产价格总体趋势是上升”就成为立马破灭的神话。所以造成房价泡沫的根源不是保护耕地的措施，而是经济学中的伪科学。
茅于轼：“我觉得房地产市场价格是供给需求决定的，供不应求就会涨价，不解决这个问题，而用行政干涉，力量是有限的，市场力量远远超过行政的力量。当然，现在房价高是有行政的原因，主要是土地供给不足，供给不足就会涨价。……需求方面就是大家的钱没有地方用，就去买房子，而且又有通货膨胀，存银行利息是负的，房价还在涨，很自然大家就去买房了”，“现在房价完全脱离实际了， 有一天泡沫破灭， 房价就会掉下来”。（ 茅于轼：中国房产泡沫将会在一两年内破灭。http://news.nb.soufun.com/2011-05-11/5017830.htm）茅于轼这段话隐函着一个悖论：“房地产市场价格是供给需求决定的，供不应求就会涨价”与“现在房价完全脱离实际了， 有一天泡沫破灭， 房价就会掉下来”。既然“供不应求就会涨价”哪来泡沫？既然是泡沫，又怎么会是“供不应求”造成的呢？“供不应求”竟然能造成泡沫，“供不应求”引起的涨价居然是“完全脱离实际”的泡沫，这样的泡沫“有一天”也会“破灭”，是否违背了他到处兜售的价格经济学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供求与价格相互决定的基本原理？他的“房价泡沫论”与他的属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价格经济学二者必有一假，这就是上述茅于轼高论中的悖论。作为中国主流经济学领军人物的茅于轼先生居然也会出现悖论，我对中国主流经济学的逻辑实在不敢恭维。实际上，茅于轼的上述悖论并不属于他个人，而属于整个主流经济学阵营——价格经济学、配置经济学与市场原教旨主义同市场经济的实际情况不对称，以及主流经济学家的线性思维方式决定了主流经济学出现悖论的内在必然性。上述“茅于轼悖论”只是“主流经济学悖论”的典型。
现在让我们用再生经济学的眼光，看看房地产泡沫是怎样产生的。
伪科学造成的泡沫
从再生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房地产泡沫根本不是土地供给不足造成的，而恰恰是中国主流经济学整天鼓噪的“土地不可再生”的配置经济学与“供不应求就会涨价”的价格经济学等等伪科学造成的。
土地本身，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是可再生的，其再生的速度远远超过目前地球人口增长的速度。随着人类二次创业时代的到来，反城市化运动的兴起，交通高速化的实现，信息高速路的普及，以及城市土地的内涵再开发，城市房价的不断下降才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北京全市土地面积16807.8平方公里。按每平方公里一百万平方米计算，全国13亿人口全部住到北京来，人均占地面积13平方米左右。如果考虑到楼房平均层高6层，和地下可使用面积，每个人可平均占有空间70平方米以上。如果规划得好，即使扣除交通、公园、学校等公共设施因素，全国13亿人都在北京居住，每个人将不低于20平方米的实际居住面积，将住得比较舒适宽敞。所以与其整天吵吵嚷嚷土地不可再生，不如想着怎样开发土地、提高土地使用效率，使之由不可居住转变为可居住、不可再生转变为可再生。
所以，用人均可居住土地面积或土地供给的绝对数量来论证房价不断上涨的必然性，是彻头彻尾的伪科学。如果排除人为垄断因素，仅仅从土地供给的可能性和人的实际居住需求来看，全国13亿人口都住到中国任何一个大城市，都不应该会造成该市房价上涨。“城市化”不是造成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工业化”不是造成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农民工进城”不是造成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外来人口增加”不是造成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城市人口增加”不是造成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人口增加速度超过土地增长速度”不是造成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是对土地开发权和土地使用权的人为垄断、开发商的忽悠性宣传、不良学者带有忽悠性质的伪科学的论证。这种伪科学，任何一个懂得小学算术的人板着手指头都可以立即把其驳倒。
可立马破灭的神话
因此，只要揭开伪科学的面纱，“房地产价格总体趋势不断上升”是可立马破灭的神话。
房地产泡沫的直接原因是“供给不足”，而房地产“供给不足”完全是经济学范式错误及由此引起的心理预 期造成的假象。
从房地产泡沫及其危害可以看出，目前经济结构失衡中最根本的失衡是主流经济学范式同时代要求的不对称，以及由此造成的人的心理预期同经济发展现实的不对称；正是由于这种主客观不对称才形成房地产泡沫、并引发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原因在于“供给不足”，“供给不足”的源头在于“房地产供给不足”，而房地产供给不足的根源在于“土地不可再生”的神话。土地不可再生的神话源于工业经济时代的增长方式及因此形成的思维方式、配置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及由此形成的经济模式。
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房地产实际供给不仅远超过人们的有效需求(购买力)，而且远超过人们的潜在需求；所以房价居高不下只能是一种泡沫。只要搞清楚土地可再生是时代的脉搏，那么“房地产价格总体趋势是上升”就成为立马破灭的神话。房地产增值的神话破灭，通货膨胀的势头就被遏止，人民币内部升值的障碍就会清除，“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就会大大提高，只有GDP增长数值会降低。
土地所有权是谁的
国有土地不等于地方的国有企业；中华大地上的每一寸土地，法人所有权只能属于国家，初始所有权只能属于全体中国人民；各地政府对当地土地没有所有权，只有规划权、监管权，而没有土地本身的收益权。既然初始所有权属于全体中国人民，那么只要是中国公民，就有权居住在这块土地上。这是中国公民基本人权的基本体现。以出卖土地款作为GDP增长的数据源本来就是一种愚民政策；如果再把土地转让金纳入房价成本，让老百姓为GDP增长数据买单，那实际就是一种欺民政策。各地政府借开发为名，把出卖耕地的钱纳入当地财政收入，是对国有土地国家法人产权的侵犯，是对国有土地人民初始产权的侵犯；在转让优地良田的交易中扩大寻租空间，是对全国人民的犯罪。除非工业用地，商品房用地必须无偿，但对每个人购房面积必须进行控制。
泡沫的后面是泡沫
房产价格虚高的根源在于地产价格虚高，地产价格虚高的根本原因在于卖良田、炒地皮、主管部门与官员收取巨额回扣，而这一切的根源则在于土地有价；土地有价的根源又在于“土地有限”，“土地有限”的根源在于土地批发权、开发权的行政垄断。而各地各级政府部门之所以要对土地开发权进行垄断，把监管权异化成卖地权，是由于只有这样才能增加当地财政收入、增长当地GDP、提高政绩，同时为大小官员集体寻租提供租源、扩大寻租空间。这样在地价虚高带动房价虚高的同时，人为减缓了土地开发与土地再生的速度，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房产价格虚高是双向垄断造成的。双向垄断：主体（客户）心理资源垄断和客体（土地）资源垄断，投机、腐败是把两个垄断结合起来从中获取暴利的中间环节。而投机和腐败相互间又互为因果、相互促进，从而使房产价格扶摇直上。
衡量房产价格高低的标准
衡量房产价格的标准不是其涨幅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之比，而只能是其自身的价值。如果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都被房产价格增幅扯平，那无非就是说，只要买房，人们的生活水平就永远不要提高。这实际上是在住房市场化的名义下，通过房产的人为垄断地位来剥夺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过上富裕生活的权利。这是强盗的逻辑。目前房价虚高的根本原因，除了垄断和投机，就是这种强盗逻辑。说好听一点，把房产价格增幅是否合理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挂钩这种做法，是一种欺民规则，是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人制定出来的房产游戏规则。这种欺民规则之所以能大行其道，除了其似是而非的表述方式有直观上的迷惑性，还有人们有自己的房子就有一个安稳的家，小富即安、“知足长乐”的小农心理。
房产是传统产业，房产价格只能是同等技术含量的产业的平均利润率加成本。经研究，近几年我国全社会的平均利润率最高在10%至15%之间，电子信息百强企业平均利润率仅为2.5%，国际汽车行业平均利润率水平仅3%至5%。而我国房地产业的平均利润率大约在40%——50%。房地产业的超高利润率之所以不能参与全社会的利润率平均化过程，根源在于开发商近50%的利润率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行贿来维持房地产业的自然垄断与行政垄断。因此，根据房地产业的技术含量，只要房地产业的平均利润率没有降到我国全社会的平均利润率以下，房价就属于过高，买房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供开发商行贿。
土地的无价与无限、开发与再生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良性循环；商品房开发前的毛地应该无偿——成本中应只有土地开发费没有土地使用费。只有商品房用地无偿，才能有效保护耕地；才能促使和鼓励各地政府对开发进行科学规划、有效监管，促使和鼓励开发商开发荒地、山地、边角地、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具有垄断性质的行业只能国有国营，房地产企业只能国有国营，但产品价格不能随行就市，而只能根据上述标准进行听证后制定。只有这样，土地可再生才能由可能转变为现实，房地产业才能真正回归理性，GDP增长数据才能挤掉泡沫，人民才能真正安居乐业。
土地是否不可再生性资源
“土地不可再生”符合人的感性直观，然而不符合科学发展观。
在人类二次创业的过程中，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转化，工农业的生态化将使用地越来越生态化、高密度集约化，工业与农业用地将越来越少——不仅是相对于工业产值的相对减少，而且是绝对减少。就拿房地产所需的土地资源来讲，其本质上并不是有限的，其有限性是相对的——相对于人类现有活动空间来讲是有限的，但无限性是绝对的——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扩展，人的活动能力和空间将不断扩展，将拥有越来越多的可使用土地资源。因此抑制房价的根本途径是开发可支配用地资源，其中最重要的是基础设施建设。
根据五度空间理论，时间、空间、层次可以相互转化，在时间空间层次相统一的经济系统中，使时间空间层次相互转化的枢纽，是高速公路——交通高速公路与信息高速公路。交通高速公路可以用时间换取空间——用速度来扩大人们活动空间，信息高速公路可以用层次换取空间——用在家办公换取空间。因此，当人们抱怨城市空间太小、交通拥挤、房价上涨时，完全可以根据时间空间层次相互转化原理，通过建设高速公路来拓展人们的活动空间，改善人们的居住条件，降低房地产物价，提高人们生活水平。
实际上，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不多，但人均国土面积不小——人口密度不大。就前者来讲，只要提高耕地单位面积产量，中国人吃饭似乎还不会成为问题。就后者来说，问题的关键，恐怕还不在于土地的绝对量，而在于相对量——在于城区人口密度太大而造成的拥挤。但如果交通高速公路（这里的公路是广义的，包括传统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高速城际铁路，高速城区铁路，下同）和信息高速公路解决了，就可以打破城区土地这个瓶颈，而向郊区、向山区要地，包括工业用地与住宅用地。这样就可以降低城市人口密度、消肿城区交通，大大提高工作效率、经济发展速度与人民生活水平。
所谓土地资源稀缺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之所以土地资源稀缺是相对的，是因为土地资源是可再生的。可再生有两种：内涵的与外延的。只要把反城市化作为宏观调控的战略规划并采取有效的配套措施，就可以从外延方面稀释土地资源的垄断程度。加强城区规划和旧房改造，使旧城区有更大的容量，就可以从内涵方面稀释土地资源的垄断程度。通过农村宅基地置换，将分散居住的农民集中起来，搬入规划合理、新建多层的住宅中，腾出大量的农村非农用地，就是农村土地的内涵可再生；提高农村土地的单产面积，就是农田的内涵的可再生；因为从产量来看无异于扩大了播种面积。提高房屋质量，加高楼层，向地下延伸，就是可居住土地的内涵可再生，因为在单位土地上可以居住更多的人。通过交通高速化、住宅田园化，可以开发更多的郊区、田边、山坡作为宅基地，就是居住土地的外延可再生。通过棚种农作物，延长农作物生长季节，就是通过时间换空间，使农田得以外延再生。通过资本、知识密集化，可以浓缩厂房用地，就是通过层次换空间，使工业用地得以内涵再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人类将有更多的使土地可再生的手段。所以，所谓土地不可再生是一种神话，这个神话是房地产商制造出来、由投机者鼓吹出来的泡沫神话。
从长远发展来看，人类最不稀缺的，是土地资源。之所以从长远发展来看土地资源最不稀缺，是因为宇宙是无限的，人类智力资源是无限的。只要充分开发人类智力资源，就可以使资源主体化、功能生态化，不断地使自然人化；就可以提高工业用地与生活用地的使用效率；就可以通过科学技术，使荒地变废为宝；就可以改变经济区域结构与人口分布，提高土地结构功能，使土地得以再生。只要土地再生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土地就是无限的。土地资源有限的表面现象和土地资源无限的本质，是造成一方面新建房空置率高，另一方面有价无市的房地产泡沫的认识和心理根据。美国次贷危机及其连锁反应，充分说明房地产泡沫的脆弱，说明房地产垄断地位的虚弱。告别土地资源有限性、寸土寸金的迷幻，回到地球土地资源无限性的现实，才是科学发展观。
耕地保护的行政措施与权力寻租的行政垄断
实际上，茅于轼的“房价泡沫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剑指我国的耕地保护政策，认为是我国的耕地保护的政策措施造成了房价泡沫，所以必须取消我国的耕地保护的政策措施。
保护耕地是国家粮食危机防范体系的基础，粮食危机防范体系是国家经济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经济安全体系是国家民族主体性的必要保障。保护耕地是必要的。要把保护耕地的行政措施与对土地的行政垄断区别开来。房地产开发中的权力寻租与房地产泡沫是对土地的行政垄断造成的，而非保护耕地的行政措施造成的。保护耕地的行政措施是对土地合理规划、集约使用、可再生使用前提下对耕地的最大限度的保护，行政垄断是对土地包括耕地的盲目扩张、粗放经营、不可再生性使用基础上对土地的囤积居奇。行政垄断保护的是官商的利益而不是保护耕地，对耕地的无限制使用并不能消除行政垄断。市场经济不等于商品经济，市场有效配置资源不等于完全靠价格调节市场。市场经济是立体经济，由宏观调控与微观自由两个层面组成。市场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而非价格机制。对于土地这样关系国计民生、国家经济政治安全的重要资源，更应该靠价值——国家内政外交、民族主体、社会稳定、经济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价值来调节而非眼前金钱价值——价格来调节。只要看看各个城市商品房空置率和商品房有价无市的现状，就会把属于国家宏观调控范畴的保护耕地的行政措施和地方政府对土地的行政垄断区别开来。属于国家宏观调控范畴的保护耕地的行政措施本身是市场经济的必要环节，而地方行政垄断则与市场经济原则格格不入。市场化改革不是自由化改革，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取向是市场化改革而非自由化改革。市场化改革，宏观调控与微观自由是对称的。任何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土地转让的自由是充分的，但不是完全的；保护耕地的行政措施，限制的是完全自由的土地转让，而不是充分自由的土地流通；行政垄断垄断的是充分自由的土地流通，而不是完全自由的土地转让。直接推动房价上涨的，是腐败；造成土地审批过程中腐败的，是土地审批权力寻租，而不是由于宏观调控被强化的土地审批权力本身。如果权力本身可以和腐败划等号，认为市场经济应该排除任何权力限制，那实际上是把市场经济和无政府主义混为一谈，某种意义上是为权力寻租提供合理化的理论依据。事实上，行政垄断并非保护耕地的行政措施造成，而是人为的；造成人为的行政垄断的真正原因，是腐败。行政垄断与腐败互为因果，二者同保护耕地的行政措施表面有关，实际无关。如果说，把行政措施与行政垄断划等号是只看现象不看本质，那么把土地审批和行政垄断划等号更是荒唐。市场经济不是无序经济，自由流转不是无序运转。要规划就要审批，审批的必要性源于规划的合理性而非仅仅土地的有限性。即使土地放开限制，甚至土地本身就是无限的，要合理有序使用也要审批。如果审批权意味着腐败，那么土地放开限制也照样有腐败——即使没有土地有限审批权力的“绝对地租”，也有土地优劣、位置好坏审批权力的“级差地租”。与其说行政垄断与腐败同土地审批权力有关，还不如说行政垄断与腐败同错误运用土地审批权力有关。运用土地审批权力的“错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权钱交易，二是非再生、不合理使用土地。而这两个“错误”，恰恰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价格经济学造成的：前者符合他们的等价交换原则，后者符合他们的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完全自由流通原则。在再生经济学看来，限制土地使用的外延盲目无序扩张，可以促进土地使用的内涵再生性有序发展；只要合理规划、再生性开发，农村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和房地产市场土地供应的非行政垄断同保护耕地的行政措施之间不但不矛盾，而且互为前提、互相促进。土地使用不要限制、放弃审批，既无可能又无必要。与其取消土地审批权力，还不如想办法使土地审批权力的运用纳入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使之透明廉洁、科学合理。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使用行政措施与行政垄断、价值与价格、权力审批与权力寻租二者间关系的态度集中体现了对称经济学、再生经济学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本质区别；不过试图踩我国土地“红线”、挑战民族主体性基础与生存底线、让耕地完全由价格机制来调节并自由流转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当他们把市场原教旨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运用到中国土地问题上的时候，充分暴露了他们理论的荒谬性与有害性。我国耕地保护的“红线”，是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运用范围的警戒线，新自由主义者最好知耻而后退。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评茅于轼的“房价泡沫论”
只要搞清楚反城市化与土地可再生是时代的脉搏，那么“房地产价格总体趋势是上升”就成为立马破灭的神话。所以造成房价泡沫的根源不是保护耕地的措施，而是经济学中的伪科学。
茅于轼：“我觉得房地产市场价格是供给需求决定的，供不应求就会涨价，不解决这个问题，而用行政干涉，力量是有限的，市场力量远远超过行政的力量。当然，现在房价高是有行政的原因，主要是土地供给不足，供给不足就会涨价。……需求方面就是大家的钱没有地方用，就去买房子，而且又有通货膨胀，存银行利息是负的，房价还在涨，很自然大家就去买房了”，“现在房价完全脱离实际了， 有一天泡沫破灭， 房价就会掉下来”。（ 茅于轼：中国房产泡沫将会在一两年内破灭。http://news.nb.soufun.com/2011-05-11/5017830.htm）茅于轼这段话隐函着一个悖论：“房地产市场价格是供给需求决定的，供不应求就会涨价”与“现在房价完全脱离实际了， 有一天泡沫破灭， 房价就会掉下来”。既然“供不应求就会涨价”哪来泡沫？既然是泡沫，又怎么会是“供不应求”造成的呢？“供不应求”竟然能造成泡沫，“供不应求”引起的涨价居然是“完全脱离实际”的泡沫，这样的泡沫“有一天”也会“破灭”，是否违背了他到处兜售的价格经济学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供求与价格相互决定的基本原理？他的“房价泡沫论”与他的属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价格经济学二者必有一假，这就是上述茅于轼高论中的悖论。作为中国主流经济学领军人物的茅于轼先生居然也会出现悖论，我对中国主流经济学的逻辑实在不敢恭维。实际上，茅于轼的上述悖论并不属于他个人，而属于整个主流经济学阵营——价格经济学、配置经济学与市场原教旨主义同市场经济的实际情况不对称，以及主流经济学家的线性思维方式决定了主流经济学出现悖论的内在必然性。上述“茅于轼悖论”只是“主流经济学悖论”的典型。
现在让我们用再生经济学的眼光，看看房地产泡沫是怎样产生的。
伪科学造成的泡沫
从再生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房地产泡沫根本不是土地供给不足造成的，而恰恰是中国主流经济学整天鼓噪的“土地不可再生”的配置经济学与“供不应求就会涨价”的价格经济学等等伪科学造成的。
土地本身，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是可再生的，其再生的速度远远超过目前地球人口增长的速度。随着人类二次创业时代的到来，反城市化运动的兴起，交通高速化的实现，信息高速路的普及，以及城市土地的内涵再开发，城市房价的不断下降才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北京全市土地面积16807.8平方公里。按每平方公里一百万平方米计算，全国13亿人口全部住到北京来，人均占地面积13平方米左右。如果考虑到楼房平均层高6层，和地下可使用面积，每个人可平均占有空间70平方米以上。如果规划得好，即使扣除交通、公园、学校等公共设施因素，全国13亿人都在北京居住，每个人将不低于20平方米的实际居住面积，将住得比较舒适宽敞。所以与其整天吵吵嚷嚷土地不可再生，不如想着怎样开发土地、提高土地使用效率，使之由不可居住转变为可居住、不可再生转变为可再生。
所以，用人均可居住土地面积或土地供给的绝对数量来论证房价不断上涨的必然性，是彻头彻尾的伪科学。如果排除人为垄断因素，仅仅从土地供给的可能性和人的实际居住需求来看，全国13亿人口都住到中国任何一个大城市，都不应该会造成该市房价上涨。“城市化”不是造成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工业化”不是造成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农民工进城”不是造成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外来人口增加”不是造成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城市人口增加”不是造成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人口增加速度超过土地增长速度”不是造成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是对土地开发权和土地使用权的人为垄断、开发商的忽悠性宣传、不良学者带有忽悠性质的伪科学的论证。这种伪科学，任何一个懂得小学算术的人板着手指头都可以立即把其驳倒。
可立马破灭的神话
因此，只要揭开伪科学的面纱，“房地产价格总体趋势不断上升”是可立马破灭的神话。
房地产泡沫的直接原因是“供给不足”，而房地产“供给不足”完全是经济学范式错误及由此引起的心理预 期造成的假象。
从房地产泡沫及其危害可以看出，目前经济结构失衡中最根本的失衡是主流经济学范式同时代要求的不对称，以及由此造成的人的心理预期同经济发展现实的不对称；正是由于这种主客观不对称才形成房地产泡沫、并引发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原因在于“供给不足”，“供给不足”的源头在于“房地产供给不足”，而房地产供给不足的根源在于“土地不可再生”的神话。土地不可再生的神话源于工业经济时代的增长方式及因此形成的思维方式、配置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及由此形成的经济模式。
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房地产实际供给不仅远超过人们的有效需求(购买力)，而且远超过人们的潜在需求；所以房价居高不下只能是一种泡沫。只要搞清楚土地可再生是时代的脉搏，那么“房地产价格总体趋势是上升”就成为立马破灭的神话。房地产增值的神话破灭，通货膨胀的势头就被遏止，人民币内部升值的障碍就会清除，“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就会大大提高，只有GDP增长数值会降低。
土地所有权是谁的
国有土地不等于地方的国有企业；中华大地上的每一寸土地，法人所有权只能属于国家，初始所有权只能属于全体中国人民；各地政府对当地土地没有所有权，只有规划权、监管权，而没有土地本身的收益权。既然初始所有权属于全体中国人民，那么只要是中国公民，就有权居住在这块土地上。这是中国公民基本人权的基本体现。以出卖土地款作为GDP增长的数据源本来就是一种愚民政策；如果再把土地转让金纳入房价成本，让老百姓为GDP增长数据买单，那实际就是一种欺民政策。各地政府借开发为名，把出卖耕地的钱纳入当地财政收入，是对国有土地国家法人产权的侵犯，是对国有土地人民初始产权的侵犯；在转让优地良田的交易中扩大寻租空间，是对全国人民的犯罪。除非工业用地，商品房用地必须无偿，但对每个人购房面积必须进行控制。
泡沫的后面是泡沫
房产价格虚高的根源在于地产价格虚高，地产价格虚高的根本原因在于卖良田、炒地皮、主管部门与官员收取巨额回扣，而这一切的根源则在于土地有价；土地有价的根源又在于“土地有限”，“土地有限”的根源在于土地批发权、开发权的行政垄断。而各地各级政府部门之所以要对土地开发权进行垄断，把监管权异化成卖地权，是由于只有这样才能增加当地财政收入、增长当地GDP、提高政绩，同时为大小官员集体寻租提供租源、扩大寻租空间。这样在地价虚高带动房价虚高的同时，人为减缓了土地开发与土地再生的速度，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房产价格虚高是双向垄断造成的。双向垄断：主体（客户）心理资源垄断和客体（土地）资源垄断，投机、腐败是把两个垄断结合起来从中获取暴利的中间环节。而投机和腐败相互间又互为因果、相互促进，从而使房产价格扶摇直上。
衡量房产价格高低的标准
衡量房产价格的标准不是其涨幅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之比，而只能是其自身的价值。如果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都被房产价格增幅扯平，那无非就是说，只要买房，人们的生活水平就永远不要提高。这实际上是在住房市场化的名义下，通过房产的人为垄断地位来剥夺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过上富裕生活的权利。这是强盗的逻辑。目前房价虚高的根本原因，除了垄断和投机，就是这种强盗逻辑。说好听一点，把房产价格增幅是否合理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挂钩这种做法，是一种欺民规则，是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人制定出来的房产游戏规则。这种欺民规则之所以能大行其道，除了其似是而非的表述方式有直观上的迷惑性，还有人们有自己的房子就有一个安稳的家，小富即安、“知足长乐”的小农心理。
房产是传统产业，房产价格只能是同等技术含量的产业的平均利润率加成本。经研究，近几年我国全社会的平均利润率最高在10%至15%之间，电子信息百强企业平均利润率仅为2.5%，国际汽车行业平均利润率水平仅3%至5%。而我国房地产业的平均利润率大约在40%——50%。房地产业的超高利润率之所以不能参与全社会的利润率平均化过程，根源在于开发商近50%的利润率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行贿来维持房地产业的自然垄断与行政垄断。因此，根据房地产业的技术含量，只要房地产业的平均利润率没有降到我国全社会的平均利润率以下，房价就属于过高，买房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供开发商行贿。
土地的无价与无限、开发与再生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良性循环；商品房开发前的毛地应该无偿——成本中应只有土地开发费没有土地使用费。只有商品房用地无偿，才能有效保护耕地；才能促使和鼓励各地政府对开发进行科学规划、有效监管，促使和鼓励开发商开发荒地、山地、边角地、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具有垄断性质的行业只能国有国营，房地产企业只能国有国营，但产品价格不能随行就市，而只能根据上述标准进行听证后制定。只有这样，土地可再生才能由可能转变为现实，房地产业才能真正回归理性，GDP增长数据才能挤掉泡沫，人民才能真正安居乐业。
土地是否不可再生性资源
“土地不可再生”符合人的感性直观，然而不符合科学发展观。
在人类二次创业的过程中，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转化，工农业的生态化将使用地越来越生态化、高密度集约化，工业与农业用地将越来越少——不仅是相对于工业产值的相对减少，而且是绝对减少。就拿房地产所需的土地资源来讲，其本质上并不是有限的，其有限性是相对的——相对于人类现有活动空间来讲是有限的，但无限性是绝对的——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扩展，人的活动能力和空间将不断扩展，将拥有越来越多的可使用土地资源。因此抑制房价的根本途径是开发可支配用地资源，其中最重要的是基础设施建设。
根据五度空间理论，时间、空间、层次可以相互转化，在时间空间层次相统一的经济系统中，使时间空间层次相互转化的枢纽，是高速公路——交通高速公路与信息高速公路。交通高速公路可以用时间换取空间——用速度来扩大人们活动空间，信息高速公路可以用层次换取空间——用在家办公换取空间。因此，当人们抱怨城市空间太小、交通拥挤、房价上涨时，完全可以根据时间空间层次相互转化原理，通过建设高速公路来拓展人们的活动空间，改善人们的居住条件，降低房地产物价，提高人们生活水平。
实际上，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不多，但人均国土面积不小——人口密度不大。就前者来讲，只要提高耕地单位面积产量，中国人吃饭似乎还不会成为问题。就后者来说，问题的关键，恐怕还不在于土地的绝对量，而在于相对量——在于城区人口密度太大而造成的拥挤。但如果交通高速公路（这里的公路是广义的，包括传统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高速城际铁路，高速城区铁路，下同）和信息高速公路解决了，就可以打破城区土地这个瓶颈，而向郊区、向山区要地，包括工业用地与住宅用地。这样就可以降低城市人口密度、消肿城区交通，大大提高工作效率、经济发展速度与人民生活水平。
所谓土地资源稀缺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之所以土地资源稀缺是相对的，是因为土地资源是可再生的。可再生有两种：内涵的与外延的。只要把反城市化作为宏观调控的战略规划并采取有效的配套措施，就可以从外延方面稀释土地资源的垄断程度。加强城区规划和旧房改造，使旧城区有更大的容量，就可以从内涵方面稀释土地资源的垄断程度。通过农村宅基地置换，将分散居住的农民集中起来，搬入规划合理、新建多层的住宅中，腾出大量的农村非农用地，就是农村土地的内涵可再生；提高农村土地的单产面积，就是农田的内涵的可再生；因为从产量来看无异于扩大了播种面积。提高房屋质量，加高楼层，向地下延伸，就是可居住土地的内涵可再生，因为在单位土地上可以居住更多的人。通过交通高速化、住宅田园化，可以开发更多的郊区、田边、山坡作为宅基地，就是居住土地的外延可再生。通过棚种农作物，延长农作物生长季节，就是通过时间换空间，使农田得以外延再生。通过资本、知识密集化，可以浓缩厂房用地，就是通过层次换空间，使工业用地得以内涵再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人类将有更多的使土地可再生的手段。所以，所谓土地不可再生是一种神话，这个神话是房地产商制造出来、由投机者鼓吹出来的泡沫神话。
从长远发展来看，人类最不稀缺的，是土地资源。之所以从长远发展来看土地资源最不稀缺，是因为宇宙是无限的，人类智力资源是无限的。只要充分开发人类智力资源，就可以使资源主体化、功能生态化，不断地使自然人化；就可以提高工业用地与生活用地的使用效率；就可以通过科学技术，使荒地变废为宝；就可以改变经济区域结构与人口分布，提高土地结构功能，使土地得以再生。只要土地再生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土地就是无限的。土地资源有限的表面现象和土地资源无限的本质，是造成一方面新建房空置率高，另一方面有价无市的房地产泡沫的认识和心理根据。美国次贷危机及其连锁反应，充分说明房地产泡沫的脆弱，说明房地产垄断地位的虚弱。告别土地资源有限性、寸土寸金的迷幻，回到地球土地资源无限性的现实，才是科学发展观。
耕地保护的行政措施与权力寻租的行政垄断
实际上，茅于轼的“房价泡沫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剑指我国的耕地保护政策，认为是我国的耕地保护的政策措施造成了房价泡沫，所以必须取消我国的耕地保护的政策措施。
保护耕地是国家粮食危机防范体系的基础，粮食危机防范体系是国家经济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经济安全体系是国家民族主体性的必要保障。保护耕地是必要的。要把保护耕地的行政措施与对土地的行政垄断区别开来。房地产开发中的权力寻租与房地产泡沫是对土地的行政垄断造成的，而非保护耕地的行政措施造成的。保护耕地的行政措施是对土地合理规划、集约使用、可再生使用前提下对耕地的最大限度的保护，行政垄断是对土地包括耕地的盲目扩张、粗放经营、不可再生性使用基础上对土地的囤积居奇。行政垄断保护的是官商的利益而不是保护耕地，对耕地的无限制使用并不能消除行政垄断。市场经济不等于商品经济，市场有效配置资源不等于完全靠价格调节市场。市场经济是立体经济，由宏观调控与微观自由两个层面组成。市场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而非价格机制。对于土地这样关系国计民生、国家经济政治安全的重要资源，更应该靠价值——国家内政外交、民族主体、社会稳定、经济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价值来调节而非眼前金钱价值——价格来调节。只要看看各个城市商品房空置率和商品房有价无市的现状，就会把属于国家宏观调控范畴的保护耕地的行政措施和地方政府对土地的行政垄断区别开来。属于国家宏观调控范畴的保护耕地的行政措施本身是市场经济的必要环节，而地方行政垄断则与市场经济原则格格不入。市场化改革不是自由化改革，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取向是市场化改革而非自由化改革。市场化改革，宏观调控与微观自由是对称的。任何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土地转让的自由是充分的，但不是完全的；保护耕地的行政措施，限制的是完全自由的土地转让，而不是充分自由的土地流通；行政垄断垄断的是充分自由的土地流通，而不是完全自由的土地转让。直接推动房价上涨的，是腐败；造成土地审批过程中腐败的，是土地审批权力寻租，而不是由于宏观调控被强化的土地审批权力本身。如果权力本身可以和腐败划等号，认为市场经济应该排除任何权力限制，那实际上是把市场经济和无政府主义混为一谈，某种意义上是为权力寻租提供合理化的理论依据。事实上，行政垄断并非保护耕地的行政措施造成，而是人为的；造成人为的行政垄断的真正原因，是腐败。行政垄断与腐败互为因果，二者同保护耕地的行政措施表面有关，实际无关。如果说，把行政措施与行政垄断划等号是只看现象不看本质，那么把土地审批和行政垄断划等号更是荒唐。市场经济不是无序经济，自由流转不是无序运转。要规划就要审批，审批的必要性源于规划的合理性而非仅仅土地的有限性。即使土地放开限制，甚至土地本身就是无限的，要合理有序使用也要审批。如果审批权意味着腐败，那么土地放开限制也照样有腐败——即使没有土地有限审批权力的“绝对地租”，也有土地优劣、位置好坏审批权力的“级差地租”。与其说行政垄断与腐败同土地审批权力有关，还不如说行政垄断与腐败同错误运用土地审批权力有关。运用土地审批权力的“错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权钱交易，二是非再生、不合理使用土地。而这两个“错误”，恰恰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价格经济学造成的：前者符合他们的等价交换原则，后者符合他们的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完全自由流通原则。在再生经济学看来，限制土地使用的外延盲目无序扩张，可以促进土地使用的内涵再生性有序发展；只要合理规划、再生性开发，农村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和房地产市场土地供应的非行政垄断同保护耕地的行政措施之间不但不矛盾，而且互为前提、互相促进。土地使用不要限制、放弃审批，既无可能又无必要。与其取消土地审批权力，还不如想办法使土地审批权力的运用纳入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使之透明廉洁、科学合理。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使用行政措施与行政垄断、价值与价格、权力审批与权力寻租二者间关系的态度集中体现了对称经济学、再生经济学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本质区别；不过试图踩我国土地“红线”、挑战民族主体性基础与生存底线、让耕地完全由价格机制来调节并自由流转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当他们把市场原教旨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运用到中国土地问题上的时候，充分暴露了他们理论的荒谬性与有害性。我国耕地保护的“红线”，是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运用范围的警戒线，新自由主义者最好知耻而后退。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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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流经济学批判（15）——评茅于轼的“投机有益论”
[ 2011/07/08 17:20 | by admin ]
2011/07/08 17:20 | by admin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投机经济
——评茅于轼的“投机有益论”
金融体制改革的后面，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金融体制改革是资本运营向知识运营上升、知识运营对资本运营提升的资本运营与知识运营之间的双向运动。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恰恰就在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求同现有国际金融体制之间的不对称。而国际金融投机使这种不对称所蕴含的产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转变成现实性。
茅于轼认为：“投机活动对社会是有益还是有害？如果赚了钱，这是财富的创造，是对社会有利的。如果赔钱，则对社会有害。其中的道理我在以前写的著作中有详细的解释。正因为这样，各国政府都允许投机买卖的存在。比如期货市场，就是投机市场。它对社会是有利的”。这就是茅于轼的“投机有益论”。 “投机有益论”的理论基础是价格经济学，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投机经济是泡沫经济的根源、经济危机的根源，也是两极分化的根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之一，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投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比资本主义更完善的市场经济，绝不容许任何投机的存在。
投资、投机与危机
投机：配置型的投入产出活动，是配置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投资：再生型的投入产出活动，是再生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在经济活动中，投机与投资应该哪个为主的问题，实质上是以配置经济学还是以再生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配置经济学看来，经济活动就是资源配置活动，经济学就是研究资源优化配置的；而资源配置是否优化的根本的、也是唯一的标准，就是能否赚最多的钱。而
投机、特别是金融投机带来的配置的数量、速度与频度，是投资所无可比拟的，虽然投机有风险，但风险与机会成正比，而且善于投机的也善于把风险转给别人，把机会留给自己——反正能通过价差利润赚到钱就行。但在再生经济学看来，只有能产生生产力的活动才是有效的经济活动；因此风险与机会成反比。前者以资产转移为目的，后者以资源再生为目的。因此，前者崇尚投机，后者注重投资。配置型经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再生型经济。再生经济学要求银市股市房市应成为投资的场所而不是投机的场所，因此要求建立一套完整的监管机制，在准许投资者进入与退出的同时，最大限度防止投机行为的发生。
要把投机和促进流通区别开来。投机人为抬高或压低物价，使价格与价值背离，是一种破坏正常的价格机制，扰乱市场的行为，与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对立的。在经济微观化时期，投机的危害性不明显；但到了经济宏观化时期，投机将给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危害。这时运用宏观调控手段控制投机既有必要又有可能。
投机，是市场经济早期市场无序化、平面化、微观化、不规范的产物，在市场经济宏观化、有序化、立体化、规范化时期必须被立法取谛，以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的发展。那些以市场经济完全自由竞争为名反对取谛投机的经济学家，都是金融投机以及其它投机的既得利益者或者是其代言人。而在背后支撑他们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市场原教旨主义。
危机的根源是泡沫，泡沫的根源是投机
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泡沫经济。形成泡沫经济的根源有三个：货款膨胀、虚幻经济与口袋经济。如果说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主要由货款膨胀引起，这次美国次贷危机主要由虚幻经济引起，那么中国有可能产生金融危机的根源，则主要是口袋经济。
虚拟经济如果离开了实体经济就会演变成虚幻经济，而虚拟经济如果成为投机的平台就必然脱离实体经济；而口袋经济，则是实体经济中的虚幻经济，或实体经济外表掩盖下的虚幻经济。
危机的本质是不对称，不对称的根源是投机
金融危机（包括美国当前的次贷危机）的本质是不对称：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不对称、经营权与所有权不对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不对称、经济要素与经济系统不对称、经济概念和经济现实不对称、理性预期与经济现实不对称、企业信用与经济实力不对称、经济转轨过程中客观原因与决策失误造成结构失衡的不对称。投机的要害，是通过人为操纵控制，强化不对称——知识不对称、信息不对称、能力不对称，扩大道德风险、社会风险、自然风险，尔后一方面从中获取暴利，另方面造成社会危机。
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不对称：由自由竞争演变成自由投机。经营权与所有权不对称：
间接投融资发展成银行贷款膨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不对称：由金融衍生品催化出泡沫经济。理性预期与经济现实不对称：金融衍生品使理性预期与经济现实脱节。企业信用与经济实力不对称：金融泡沫与信用泡沫互为因果，使企业信用脱离自身经济实力，泡沫破灭即企业信用破产；金融企业信用破产即酿成金融危机。转轨过程中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不对称造成社会结构失衡：两极分化形成的弱势群体与权贵集团，是投机猖獗、扩大两极分化的社会基础与制度保证。
投机的催化作用，使经济概念和经济现实不对称。如土地可再生、再生的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这一现实和 “土地不可再生”这一“经济共识”之间、“房价只升不降”这一经济“理性预期”与房地产供过于求这一残酷的现实之间的不对称，造成了房地产泡沫，从而造成危机——从房市危机通过金融衍生品杠杆橇动金融危机，并牵动整个经济危机。美国当前的次贷危机就是这样产生的，也是这样形成的。
投机的催化作用，使经济要素与经济系统不对称。主流经济学家的线性思维方式决定了只抓一点不及其余的行为方式，认为虚拟经济可以离开实体经济而独立运行，似乎这就是“新经济”、“GDP经济”。知识经济不是虚拟经济，虚拟经济也并非虚幻经济。通过金融创新而创造出来的金融衍生品，只是整个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其能否畅通无阻、可持续赚钱，取决于整个经济体其他因素的相互制衡。如果这个相互制衡的经济体有一个缺口被打破，将会造成整个经济体的重组。在重组过程中，泡沫被挤掉就是必然的。所以虚拟经济不是万能的，金融衍生品的工具作用不能被神化；经济运行的因果、本末关系不能被倒置。
投机的催化作用，使经济转轨过程中客观原因与决策失误造成结构失衡。与经济全球化、知识化相伴随，是经济的立体化、系统化。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一竿子插到底的小生产思维方式与运作方式，同系统化的经济运作模式是不对称的，最终破产是必然的。必须用经济系统论、经济控制论代替经济原子论。只要控制投机，经济危机就可以避免。
投机和垄断
正好像投资有自由竞争与垄断之分，投机也有自由竞争与垄断之别。如果说，平面的投机是二维平面配置的产物，垄断的投机则是三维、四维甚至五维立体“落差”的结果。平面的投机是寻找市场机会、钻市场的空子、获取风险利润；立体的投机则是制造机会、操纵市场、兴风作浪、请君入瓮，无风险获取暴利。如果说，平面的投机是竞争的负产品，并不排斥竞争，那么垄断的投机则使竞争不再充分，竞争的游戏规则不再有效。垄断支撑投机，投机强化垄断，从而使有钱投机的人获得更高暴利，没钱投机的人只能买高价房居住或在房贷的诱惑下成为房奴，从而使穷者越穷，而富者越富。从房地产泡沫可以看出：垄断与投机结伴的垄断投机，是促成两极分化的罪魁祸首。因此垄断投机与完全的市场经济不兼容。
投资性垄断由人文资源（专利、专有、专用的知识产权）、自然资源、行政资源和企业资源（企业集团或企业联盟）的垄断形成。其中，知识产权的垄断是知识产权主体对自己人身权的垄断，本身就是自由竞争的前提也是自由竞争的产物，并不损害其它市场主体的利益与公平竞争的权利，因而可以同自由竞争并行不悖。其它垄断如果限制了自由竞争，也要被打破。
投资垄断和投机垄断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使价格背离价值，从中牟取暴利，从而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而投资垄断往往是通过投机垄断或变相的投机垄断来进行。要把股票正常交易、用脚投票同投机区别开来。如果不能像挤脓包一样地把投机行为从股市和期货交易中挤出去，那么就没有规范的股市和期货市场。一方面想要建立规范的 股票市场，另一方面又容许投机行为存在，这本身是一种悖论；这个悖论是造成中国股市好坏之争的根源。中国股票是否规范、要不要规范，不是以西方股市为模本，也不是主流经济学家说了算，而只能以规范经济学、规范的市场经济为标准。
权力垄断、官商勾结，既是投机的内在机制之一，又是投机的催化剂；权力垄断往往通过投机为官商勾结的不当得利洗钱，使之披上合法的外衣。
从本质上看，权力寻租、权力所有也是一种垄断，也是自由竞争、公平竞争的障碍。所以，反腐败，也是保护公平竞争的手段，也是政府干预的必要一环。世界上最自由的商业环境——香港，也必须反腐倡廉，说明香港的自由经济也离不开政府干预。不要政府干预做不到充分竞争，完全不要政府干预的、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不可能、也从未存在过。
打破投机垄断与投资垄断，靠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廉政风暴、财政银行手段和其它行政手段。
并不是只有计划经济才需要反投机，规范的市场经济更需要反投机。政府宏观调控同充分的自由竞争之所以不矛盾，就是因为前者可以抑制垄断投机，保护充分的自由竞争。通过反垄断与保护公平，政府干预与自由竞争二者可以得到统一。所以政府干预经济与自由竞争不是对立的，而是对称的。从充分的自由竞争就是反垄断来讲，自由竞争就是公平竞争；从自由竞争就是公平竞争来讲，政府干预就是保护公平竞争，而保护公平竞争就是保护自由竞争。保护竞争的公平性就是政府干预的目的、功能与界线。
垄断价格的形成
垄断价格的形成，不是所谓价格对价值的背离，而是权力渗入价格，并成为价格形成的因素。必须利用政府更大的权力进行制衡以打破垄断。所以政府本身也是市场的环节。政府是充分竞争、公平竞争的保障。只有充分竞争，才有公平竞争；只有公平竞争，才有充分竞争。所以政府干预同充分竞争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
因此，价格只有合理不合理，没有背离价值。而合理不合理的标准，在于是否公平，是否在法制保障下的充分竞争。只要是公平的，就是合理的；只要是合理的，就是反映价值的。这就是市场经济——打破垄断、充分竞争形成的价格就是合理的、“理性”的、反映价值的价格。
股市只能投资不能投机
股市本身应是投资的场所而不是投机的场所；在不规范与投机相互作用的股市中，只能是负和博弈；其结果，就是失去投资者的信心，使股市逐步进入瘫痪状态。所以，在目前股市整体上处于投机+不规范的境界时，股市低迷应是常态，同物价、利率高低本质上无关。因为你可以一时骗得了所有人，也可以一直骗部分人，但你不能永远欺骗所有人。
股市投机是股市泡沫、股市成为圈钱机器的最根本原因。不能把西方发达国家也存在股市投机作为中国股市可以而且应该鼓励投机的合理依据。中国股市投机与泡沫，是诸如房地产等行业投机与泡沫的典范；由于前者的示范作用，投机的内在机理被整体移植到其他行业中，形成泡沫、造成中国经济过热的假象，并以此误导政府决策和人们心理预期，从而破坏了我国的经济安全。
要避免金融危机，就要发展直接投融资，这要求除了要扶持创业工程以外，首先要规范现有股市的运作，防范投机：1、企业上市与否、原始股发行价高低必须举行公开听证会，由电视与网络视频现场直播；并把听证过程与结果在报纸财经版全文刊载；2、严禁内线交易；3、股票记名，限制交易次数；4、严禁公款炒股；5、扩大股市容量；6、设立创业板、中小企业板以及允许企业上柜交易。
股市只能投资不能投机，否则一切监管手段统统失灵。只要股市有投机存在，任何监管政策、手段出台只是自欺欺人。为了贬抑投机、鼓励投资，应该除了加强股市监管以外，还要扩大股市容量，开辟二板、三板——创业直接投融资市场，使直接投融资由大企业为主转向创业与中小企业为主，使直接投融资纳入创业工程。
加强股市监管与鼓励股市投机是一个悖论。投机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也要被历史所淘汰。真正的股市监管，使股市真正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就要杜绝投机；连溢价上市都要控制。价格由市场来调节不是由投机来调节。上市只是融资的渠道而不是圈钱的渠道。既然上市入场卷是垄断资源，其股票发行原始价格必须听证。
在股市监管问题上不是与国际接轨，而是与国际潮流合拍。与时俱进，不是与美国俱进，不是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俱进，不是在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领导下前进，而是与时代脚步俱进。
金融衍生品与投机
金融属于经济系统的高端；金融衍生品的远期合约、套期保值、价格发现、信用约束、风险回避功能，说明市场越来越立体化、系统化、主体化、自觉化，市场的自发调节功能越来越让位于自觉调控。
金融衍生品是经济系统的整合器、经济系统功能的催化剂，而不是投机的工具。把金融衍生品当作投机工具而片面长足畸形发展，必将形成金融泡沫，而走向金融衍生品功能的反面。金融衍生品工具可以回避投资性风险，但不能回避投机性风险。由于它的融资杠杆作用，可以通过强化、扩大泡沫来扩大与强化投机风险。
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多样与多元化，同鼓励投机是两码事。不能把金融衍生品的套期保值、价格发现与风险逥避功能归功于投机。投机是配置经济学中“风险越大机会也越大”理论的产物，本身是强化风险、制造风险的催化剂，而不是逥避风险；这和本质上控制风险的金融衍生品创新在功能上是对立的。投机行为和金融衍生品功能相互抵消，是金融衍生品的异化，只能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金融衍生品是中性的，既可以拿来投资，也可以拿来投机。如果拿来投资，可以回避、分散风险，通过杠杆原理以小博大、融通资金。如果拿来投机，就只能扩大风险、并产生多米诺骨牌连锁反应，产生经济危机。是投资还是投机，要看它的根扎在投资还是投机上面。认为土地不可再生是稀缺资源、房地产等不动产可以无限增值，在此基础上进行金融衍生品的延伸延长，本身就是一种投机。因为随着人类二次创业时代的到来，生态产业链使土地再生成为可能。“土地不可再生”已成为昔日黄花，房地产产品必将供过于求后趋于平衡；房地产绝不可能靠土地不可再生的神话来坐而赚钱，必须靠同其他产业、产品一样的质量竞争才能赢利。以竞争产业来定位房地产业，其金融衍生品的功能就是投资，否则就是投机。投机泡沫总有破灭的一天。
要使金融衍生品工具发挥其稳定型经济的作用，避免其成为投机的工具，必须使其建立在再生型经济基础上。这就要求金融衍生品工具成为宏观调控的手段，成为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转化的环节，而不是放任自流。否则金融创新工具一旦失控，将成为泡沫经济的催化剂。
投机的没落与监管
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当前美国的“次贷危机”非常明显的看出金融投机对经济体系的危害。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熏陶下的西方世界，对索罗斯这样的金融大鳄只能从道义上谴责，而在法律对其无可奈何甚至还有不少人抱着羡慕的眼光、赞赏的态度，看着他通过金融市场兴风作浪而大赚美元。而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是绝不容许他这样的人大行其道。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是不完善的市场经济；钻世界金融体系的空子来赚钱，是一种损人利己的行为，而不是市场正当竞争的胜利者。虽然把宏观经济微观化的新自由主义总喜欢给市场中损人利己的行为披上一层又一层的遮羞布，但如果连索罗斯这样的人在这次“次贷危机”中都意识到市场原教旨主义行不通时，新自由主义者终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应该将投机纳入商业欺诈的范畴进行监管。投机与正常交易的区别，在于炒作——人为抬高物价、违背市场平等竞争的规律，从而触犯了《反不正当竞争法》。
投机理论依据批判
对称问题是范式问题，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要不要对称的问题是范式问题。配置经济学：经济虚拟化有利于促进交易与配置，有利于数字GDP增长，不需要实体经济与之对称。再生经济学：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对称问题是根本问题；虚拟经济演变成投机经济就会与实体经济脱钩，而转变成泡沫经济。泡沫经济是金融危机的根源也是金融危机的实质。配置经济学通过扇情橇动全国大量股民把时间精力金钱花在炒股上，再生经济学引导人们把时间精力金钱放在自己创业上。上市公司之所以能“圈钱”，使“资产”膨胀，就是借助于投机的催化作用。而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投机合理论，则是股市泡沫、房市泡沫的吹鼓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经济投机行为的理论基础。主流经济学家的要害也就在于以新自由主义与市场原教旨主义为理论基础，鼓吹投机合理论、股市正常论、房市看涨论。
配置经济学的“风险越大机会也越大”的博弈学原理，是投机行为的理论依据之一。配置经济学的行为方式是博弈，再生经济学的行为方式是对策。在再生经济学看来，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的，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的目的，是提高人在经济活动中的自觉性，减少盲目性。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越深刻，人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动性就越大，自由度也就越高，成功的机会也就越多。如果说，风险越大机会也越大，做生意，办企业像赌博，那还要经济学干什么。经济学必须研究如何正确估价风险与收益，怎样有效迴避风险；经济管理者要提高自身的经济学素养，使他们按照经济活动的客观规律办事，而不是根据“风险越大机会也越大”的“原理”盲目大搞负和博弈的投机活动。
所谓的“价格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的经济学原理，也是投机行为的理论依据。根据这一原理，投机是零和博弈。今天从市场上赚到的 “不义之财”，明天会还给市场；投机者总体上只是从中赚得一种冒险的刺激与娱乐，而对社会总体上不但无害而且还会促进市场车轮的运转。但我们一旦发现，市场经济价格本来反映价值；价格反映价值是常态，价格背离价值是非常态，那么就会发现人为造成价格与价值背离的投机就和赌博一样，对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害无益。而且投机者也不是什么零和博弈，而是负和博弈；他们通过兴风作浪、空手套白狼，从社会套走的真金白银，不可能从其他途径以其他方式回报社会。如果说他们的所得同社会的所失相抵，那对于他们来讲是正和，对于社会来讲是负和。如果说，这样的零和博弈可以增加GDP的总量，那么这样的 GDP总量增加对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无关。
投机实践依据溯源
当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生产社会化到了必须由社会直接占有资本、实现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统一，金融体制必须是直接投融资为主、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为主、实业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为主、再生型直接投融资为主、增长方式由资本运营上升到知识运营的时候，整个国际金融体制仍然停留在间接投融资为主、股市直接投融资为主、虚拟资本直接投融资为主、配置型直接投融资为主、增长方式停留在以资本运营为主导的增长方式状态时，投机泡沫不可避免、金融危机必然产生。这是增长方式中客体因素与主体因素、客观趋向与机制设计、经济微观活动与宏观调控的不对称造成的危机；危机将迫使人类转换机制、加强调控以实现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而所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的主体因素，改变人们的观念、特别是转变发展观与经济学范式，政府间组织和国际金融组织必须制定新规则、建立新体制、设计新机制、设立新机构，实观经济运行中宏观与微观、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以消除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根源。
增长方式中客体因素与主体因素、客观趋向与机制设计、经济微观活动与宏观调控的不对称的直接表现，就是游资和游资通道之间的不对称。游资各个通道之间的关系，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游资通道基本的有两条：间接投融资与直接投融资。游资可导不可堵。当今时代，为了避免投机，就要开辟直接投融资的渠道，因势利导、开源疏流，使游资由潜在生产力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否则，如果由于金融体制滞后造成游资通道堵塞，游资将变成洪水猛兽。如果说，工业市场经济时期，投机的源头在于产品的供给与需求的不对称，经济运行中主客体的不对称主要也是表现在产品的供给与需求的不对称，那么知识市场经济条件下投机的源头、经济运行中主客体的不对称则主要表现在国际大量游资的无序运动、巨额游资与投资渠道的不对称、以及巨额游资与投资的对称要求同现有的投融资体制的不对称。国际大量游资的无序运动与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为国际金融投机提供了巨大的操作空间。国际金融投机屡屡造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说明必须改变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造成的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通过直接投融资，实现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的统一，使社会不但直接占有资本，而且直接占有生产资料。
危机也是机遇与“投机也是机遇”
“危机也是机遇”同“风险越大机会也越大”有本质的不同。后者的方法论基础是博弈论，前者的方法论基础是对称学——找出已经发生的危机的深层次根源，提出相应的对策。
如果说，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节，那么金融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则是消除造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的根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使资本运营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以知识运营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通过知识运营的主导作用，使资本与资产、资本运营与资产运营由分离重新走向统一，使金融体制由间接投融资为主导转变为以直接投融资为主导、以再生型直接投融资为主导。
这说明，金融危机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出了金融体制改革的要求；金融体制改革，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这一次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资本运营向知识运营转化，所以金融体制改革处于这一次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前沿。而促使金融体制改革的契机，则是游资的困境与出路问题。
金融体制由间接投融资为主向直接投融资为主转化，在宏观调控上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由所谓的货币手段为主向财政手段为主转化。要实行中性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运用积极的财政手段扶持再生型、创业型直接投融资，可以充分利用国内游资，摆脱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和投资、消费疲软互为因果、恶性循环的金融“二律背反”。再生型直接投融资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运营的逻辑与资本运营的逻辑、知识运营的历史与资本运营的历史的统一，是杜绝金融投机与金融危机的根本途径。所以，危机也是机遇——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金融体制改革的机遇。如果说，工业市场经济时期的危机带来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由资源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向资本运营转化，那么知识市场经济时期的危机带来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则是由资本运营向知识运营转化。
而金融体制改革的后面，也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金融体制改革是资本运营向知识运营上升、知识运营对资本运营提升的资本运营与知识运营之间的双向运动。金融体制改革的这一双向运动是共性化与个性化同步增长的过程。共性化是经济全球化、金融国际化、货币稳定化；个性化是投资银行的发展、企业直接投融资的发展、中小企业的发展。体现知识运营这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再生型、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将根绝金融投机，走出金融“二律背反”、“三元悖论”，使社会大量游资能转变成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使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得以统一，从根本上避免金融危机，使各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这一潮流，是历史必然性的表现；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是揭示这个历史必然性、并为这个必然性开辟道路的历史机遇。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不能仅仅强调同国际惯例接轨，而应同国际潮流合拍，并争取后来居上，为人类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全球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滚滚车轮底下，没有投机的生存空间。让投机与“投机合理论”一起见鬼去。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评茅于轼的“投机有益论”
金融体制改革的后面，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金融体制改革是资本运营向知识运营上升、知识运营对资本运营提升的资本运营与知识运营之间的双向运动。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恰恰就在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求同现有国际金融体制之间的不对称。而国际金融投机使这种不对称所蕴含的产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转变成现实性。
茅于轼认为：“投机活动对社会是有益还是有害？如果赚了钱，这是财富的创造，是对社会有利的。如果赔钱，则对社会有害。其中的道理我在以前写的著作中有详细的解释。正因为这样，各国政府都允许投机买卖的存在。比如期货市场，就是投机市场。它对社会是有利的”。这就是茅于轼的“投机有益论”。 “投机有益论”的理论基础是价格经济学，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投机经济是泡沫经济的根源、经济危机的根源，也是两极分化的根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之一，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投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比资本主义更完善的市场经济，绝不容许任何投机的存在。
投资、投机与危机
投机：配置型的投入产出活动，是配置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投资：再生型的投入产出活动，是再生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在经济活动中，投机与投资应该哪个为主的问题，实质上是以配置经济学还是以再生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配置经济学看来，经济活动就是资源配置活动，经济学就是研究资源优化配置的；而资源配置是否优化的根本的、也是唯一的标准，就是能否赚最多的钱。而
投机、特别是金融投机带来的配置的数量、速度与频度，是投资所无可比拟的，虽然投机有风险，但风险与机会成正比，而且善于投机的也善于把风险转给别人，把机会留给自己——反正能通过价差利润赚到钱就行。但在再生经济学看来，只有能产生生产力的活动才是有效的经济活动；因此风险与机会成反比。前者以资产转移为目的，后者以资源再生为目的。因此，前者崇尚投机，后者注重投资。配置型经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再生型经济。再生经济学要求银市股市房市应成为投资的场所而不是投机的场所，因此要求建立一套完整的监管机制，在准许投资者进入与退出的同时，最大限度防止投机行为的发生。
要把投机和促进流通区别开来。投机人为抬高或压低物价，使价格与价值背离，是一种破坏正常的价格机制，扰乱市场的行为，与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对立的。在经济微观化时期，投机的危害性不明显；但到了经济宏观化时期，投机将给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危害。这时运用宏观调控手段控制投机既有必要又有可能。
投机，是市场经济早期市场无序化、平面化、微观化、不规范的产物，在市场经济宏观化、有序化、立体化、规范化时期必须被立法取谛，以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的发展。那些以市场经济完全自由竞争为名反对取谛投机的经济学家，都是金融投机以及其它投机的既得利益者或者是其代言人。而在背后支撑他们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市场原教旨主义。
危机的根源是泡沫，泡沫的根源是投机
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泡沫经济。形成泡沫经济的根源有三个：货款膨胀、虚幻经济与口袋经济。如果说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主要由货款膨胀引起，这次美国次贷危机主要由虚幻经济引起，那么中国有可能产生金融危机的根源，则主要是口袋经济。
虚拟经济如果离开了实体经济就会演变成虚幻经济，而虚拟经济如果成为投机的平台就必然脱离实体经济；而口袋经济，则是实体经济中的虚幻经济，或实体经济外表掩盖下的虚幻经济。
危机的本质是不对称，不对称的根源是投机
金融危机（包括美国当前的次贷危机）的本质是不对称：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不对称、经营权与所有权不对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不对称、经济要素与经济系统不对称、经济概念和经济现实不对称、理性预期与经济现实不对称、企业信用与经济实力不对称、经济转轨过程中客观原因与决策失误造成结构失衡的不对称。投机的要害，是通过人为操纵控制，强化不对称——知识不对称、信息不对称、能力不对称，扩大道德风险、社会风险、自然风险，尔后一方面从中获取暴利，另方面造成社会危机。
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不对称：由自由竞争演变成自由投机。经营权与所有权不对称：
间接投融资发展成银行贷款膨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不对称：由金融衍生品催化出泡沫经济。理性预期与经济现实不对称：金融衍生品使理性预期与经济现实脱节。企业信用与经济实力不对称：金融泡沫与信用泡沫互为因果，使企业信用脱离自身经济实力，泡沫破灭即企业信用破产；金融企业信用破产即酿成金融危机。转轨过程中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不对称造成社会结构失衡：两极分化形成的弱势群体与权贵集团，是投机猖獗、扩大两极分化的社会基础与制度保证。
投机的催化作用，使经济概念和经济现实不对称。如土地可再生、再生的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这一现实和 “土地不可再生”这一“经济共识”之间、“房价只升不降”这一经济“理性预期”与房地产供过于求这一残酷的现实之间的不对称，造成了房地产泡沫，从而造成危机——从房市危机通过金融衍生品杠杆橇动金融危机，并牵动整个经济危机。美国当前的次贷危机就是这样产生的，也是这样形成的。
投机的催化作用，使经济要素与经济系统不对称。主流经济学家的线性思维方式决定了只抓一点不及其余的行为方式，认为虚拟经济可以离开实体经济而独立运行，似乎这就是“新经济”、“GDP经济”。知识经济不是虚拟经济，虚拟经济也并非虚幻经济。通过金融创新而创造出来的金融衍生品，只是整个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其能否畅通无阻、可持续赚钱，取决于整个经济体其他因素的相互制衡。如果这个相互制衡的经济体有一个缺口被打破，将会造成整个经济体的重组。在重组过程中，泡沫被挤掉就是必然的。所以虚拟经济不是万能的，金融衍生品的工具作用不能被神化；经济运行的因果、本末关系不能被倒置。
投机的催化作用，使经济转轨过程中客观原因与决策失误造成结构失衡。与经济全球化、知识化相伴随，是经济的立体化、系统化。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一竿子插到底的小生产思维方式与运作方式，同系统化的经济运作模式是不对称的，最终破产是必然的。必须用经济系统论、经济控制论代替经济原子论。只要控制投机，经济危机就可以避免。
投机和垄断
正好像投资有自由竞争与垄断之分，投机也有自由竞争与垄断之别。如果说，平面的投机是二维平面配置的产物，垄断的投机则是三维、四维甚至五维立体“落差”的结果。平面的投机是寻找市场机会、钻市场的空子、获取风险利润；立体的投机则是制造机会、操纵市场、兴风作浪、请君入瓮，无风险获取暴利。如果说，平面的投机是竞争的负产品，并不排斥竞争，那么垄断的投机则使竞争不再充分，竞争的游戏规则不再有效。垄断支撑投机，投机强化垄断，从而使有钱投机的人获得更高暴利，没钱投机的人只能买高价房居住或在房贷的诱惑下成为房奴，从而使穷者越穷，而富者越富。从房地产泡沫可以看出：垄断与投机结伴的垄断投机，是促成两极分化的罪魁祸首。因此垄断投机与完全的市场经济不兼容。
投资性垄断由人文资源（专利、专有、专用的知识产权）、自然资源、行政资源和企业资源（企业集团或企业联盟）的垄断形成。其中，知识产权的垄断是知识产权主体对自己人身权的垄断，本身就是自由竞争的前提也是自由竞争的产物，并不损害其它市场主体的利益与公平竞争的权利，因而可以同自由竞争并行不悖。其它垄断如果限制了自由竞争，也要被打破。
投资垄断和投机垄断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使价格背离价值，从中牟取暴利，从而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而投资垄断往往是通过投机垄断或变相的投机垄断来进行。要把股票正常交易、用脚投票同投机区别开来。如果不能像挤脓包一样地把投机行为从股市和期货交易中挤出去，那么就没有规范的股市和期货市场。一方面想要建立规范的 股票市场，另一方面又容许投机行为存在，这本身是一种悖论；这个悖论是造成中国股市好坏之争的根源。中国股票是否规范、要不要规范，不是以西方股市为模本，也不是主流经济学家说了算，而只能以规范经济学、规范的市场经济为标准。
权力垄断、官商勾结，既是投机的内在机制之一，又是投机的催化剂；权力垄断往往通过投机为官商勾结的不当得利洗钱，使之披上合法的外衣。
从本质上看，权力寻租、权力所有也是一种垄断，也是自由竞争、公平竞争的障碍。所以，反腐败，也是保护公平竞争的手段，也是政府干预的必要一环。世界上最自由的商业环境——香港，也必须反腐倡廉，说明香港的自由经济也离不开政府干预。不要政府干预做不到充分竞争，完全不要政府干预的、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不可能、也从未存在过。
打破投机垄断与投资垄断，靠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廉政风暴、财政银行手段和其它行政手段。
并不是只有计划经济才需要反投机，规范的市场经济更需要反投机。政府宏观调控同充分的自由竞争之所以不矛盾，就是因为前者可以抑制垄断投机，保护充分的自由竞争。通过反垄断与保护公平，政府干预与自由竞争二者可以得到统一。所以政府干预经济与自由竞争不是对立的，而是对称的。从充分的自由竞争就是反垄断来讲，自由竞争就是公平竞争；从自由竞争就是公平竞争来讲，政府干预就是保护公平竞争，而保护公平竞争就是保护自由竞争。保护竞争的公平性就是政府干预的目的、功能与界线。
垄断价格的形成
垄断价格的形成，不是所谓价格对价值的背离，而是权力渗入价格，并成为价格形成的因素。必须利用政府更大的权力进行制衡以打破垄断。所以政府本身也是市场的环节。政府是充分竞争、公平竞争的保障。只有充分竞争，才有公平竞争；只有公平竞争，才有充分竞争。所以政府干预同充分竞争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
因此，价格只有合理不合理，没有背离价值。而合理不合理的标准，在于是否公平，是否在法制保障下的充分竞争。只要是公平的，就是合理的；只要是合理的，就是反映价值的。这就是市场经济——打破垄断、充分竞争形成的价格就是合理的、“理性”的、反映价值的价格。
股市只能投资不能投机
股市本身应是投资的场所而不是投机的场所；在不规范与投机相互作用的股市中，只能是负和博弈；其结果，就是失去投资者的信心，使股市逐步进入瘫痪状态。所以，在目前股市整体上处于投机+不规范的境界时，股市低迷应是常态，同物价、利率高低本质上无关。因为你可以一时骗得了所有人，也可以一直骗部分人，但你不能永远欺骗所有人。
股市投机是股市泡沫、股市成为圈钱机器的最根本原因。不能把西方发达国家也存在股市投机作为中国股市可以而且应该鼓励投机的合理依据。中国股市投机与泡沫，是诸如房地产等行业投机与泡沫的典范；由于前者的示范作用，投机的内在机理被整体移植到其他行业中，形成泡沫、造成中国经济过热的假象，并以此误导政府决策和人们心理预期，从而破坏了我国的经济安全。
要避免金融危机，就要发展直接投融资，这要求除了要扶持创业工程以外，首先要规范现有股市的运作，防范投机：1、企业上市与否、原始股发行价高低必须举行公开听证会，由电视与网络视频现场直播；并把听证过程与结果在报纸财经版全文刊载；2、严禁内线交易；3、股票记名，限制交易次数；4、严禁公款炒股；5、扩大股市容量；6、设立创业板、中小企业板以及允许企业上柜交易。
股市只能投资不能投机，否则一切监管手段统统失灵。只要股市有投机存在，任何监管政策、手段出台只是自欺欺人。为了贬抑投机、鼓励投资，应该除了加强股市监管以外，还要扩大股市容量，开辟二板、三板——创业直接投融资市场，使直接投融资由大企业为主转向创业与中小企业为主，使直接投融资纳入创业工程。
加强股市监管与鼓励股市投机是一个悖论。投机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也要被历史所淘汰。真正的股市监管，使股市真正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就要杜绝投机；连溢价上市都要控制。价格由市场来调节不是由投机来调节。上市只是融资的渠道而不是圈钱的渠道。既然上市入场卷是垄断资源，其股票发行原始价格必须听证。
在股市监管问题上不是与国际接轨，而是与国际潮流合拍。与时俱进，不是与美国俱进，不是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俱进，不是在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领导下前进，而是与时代脚步俱进。
金融衍生品与投机
金融属于经济系统的高端；金融衍生品的远期合约、套期保值、价格发现、信用约束、风险回避功能，说明市场越来越立体化、系统化、主体化、自觉化，市场的自发调节功能越来越让位于自觉调控。
金融衍生品是经济系统的整合器、经济系统功能的催化剂，而不是投机的工具。把金融衍生品当作投机工具而片面长足畸形发展，必将形成金融泡沫，而走向金融衍生品功能的反面。金融衍生品工具可以回避投资性风险，但不能回避投机性风险。由于它的融资杠杆作用，可以通过强化、扩大泡沫来扩大与强化投机风险。
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多样与多元化，同鼓励投机是两码事。不能把金融衍生品的套期保值、价格发现与风险逥避功能归功于投机。投机是配置经济学中“风险越大机会也越大”理论的产物，本身是强化风险、制造风险的催化剂，而不是逥避风险；这和本质上控制风险的金融衍生品创新在功能上是对立的。投机行为和金融衍生品功能相互抵消，是金融衍生品的异化，只能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金融衍生品是中性的，既可以拿来投资，也可以拿来投机。如果拿来投资，可以回避、分散风险，通过杠杆原理以小博大、融通资金。如果拿来投机，就只能扩大风险、并产生多米诺骨牌连锁反应，产生经济危机。是投资还是投机，要看它的根扎在投资还是投机上面。认为土地不可再生是稀缺资源、房地产等不动产可以无限增值，在此基础上进行金融衍生品的延伸延长，本身就是一种投机。因为随着人类二次创业时代的到来，生态产业链使土地再生成为可能。“土地不可再生”已成为昔日黄花，房地产产品必将供过于求后趋于平衡；房地产绝不可能靠土地不可再生的神话来坐而赚钱，必须靠同其他产业、产品一样的质量竞争才能赢利。以竞争产业来定位房地产业，其金融衍生品的功能就是投资，否则就是投机。投机泡沫总有破灭的一天。
要使金融衍生品工具发挥其稳定型经济的作用，避免其成为投机的工具，必须使其建立在再生型经济基础上。这就要求金融衍生品工具成为宏观调控的手段，成为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转化的环节，而不是放任自流。否则金融创新工具一旦失控，将成为泡沫经济的催化剂。
投机的没落与监管
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当前美国的“次贷危机”非常明显的看出金融投机对经济体系的危害。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熏陶下的西方世界，对索罗斯这样的金融大鳄只能从道义上谴责，而在法律对其无可奈何甚至还有不少人抱着羡慕的眼光、赞赏的态度，看着他通过金融市场兴风作浪而大赚美元。而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是绝不容许他这样的人大行其道。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是不完善的市场经济；钻世界金融体系的空子来赚钱，是一种损人利己的行为，而不是市场正当竞争的胜利者。虽然把宏观经济微观化的新自由主义总喜欢给市场中损人利己的行为披上一层又一层的遮羞布，但如果连索罗斯这样的人在这次“次贷危机”中都意识到市场原教旨主义行不通时，新自由主义者终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应该将投机纳入商业欺诈的范畴进行监管。投机与正常交易的区别，在于炒作——人为抬高物价、违背市场平等竞争的规律，从而触犯了《反不正当竞争法》。
投机理论依据批判
对称问题是范式问题，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要不要对称的问题是范式问题。配置经济学：经济虚拟化有利于促进交易与配置，有利于数字GDP增长，不需要实体经济与之对称。再生经济学：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对称问题是根本问题；虚拟经济演变成投机经济就会与实体经济脱钩，而转变成泡沫经济。泡沫经济是金融危机的根源也是金融危机的实质。配置经济学通过扇情橇动全国大量股民把时间精力金钱花在炒股上，再生经济学引导人们把时间精力金钱放在自己创业上。上市公司之所以能“圈钱”，使“资产”膨胀，就是借助于投机的催化作用。而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投机合理论，则是股市泡沫、房市泡沫的吹鼓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经济投机行为的理论基础。主流经济学家的要害也就在于以新自由主义与市场原教旨主义为理论基础，鼓吹投机合理论、股市正常论、房市看涨论。
配置经济学的“风险越大机会也越大”的博弈学原理，是投机行为的理论依据之一。配置经济学的行为方式是博弈，再生经济学的行为方式是对策。在再生经济学看来，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的，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的目的，是提高人在经济活动中的自觉性，减少盲目性。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越深刻，人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动性就越大，自由度也就越高，成功的机会也就越多。如果说，风险越大机会也越大，做生意，办企业像赌博，那还要经济学干什么。经济学必须研究如何正确估价风险与收益，怎样有效迴避风险；经济管理者要提高自身的经济学素养，使他们按照经济活动的客观规律办事，而不是根据“风险越大机会也越大”的“原理”盲目大搞负和博弈的投机活动。
所谓的“价格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的经济学原理，也是投机行为的理论依据。根据这一原理，投机是零和博弈。今天从市场上赚到的 “不义之财”，明天会还给市场；投机者总体上只是从中赚得一种冒险的刺激与娱乐，而对社会总体上不但无害而且还会促进市场车轮的运转。但我们一旦发现，市场经济价格本来反映价值；价格反映价值是常态，价格背离价值是非常态，那么就会发现人为造成价格与价值背离的投机就和赌博一样，对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害无益。而且投机者也不是什么零和博弈，而是负和博弈；他们通过兴风作浪、空手套白狼，从社会套走的真金白银，不可能从其他途径以其他方式回报社会。如果说他们的所得同社会的所失相抵，那对于他们来讲是正和，对于社会来讲是负和。如果说，这样的零和博弈可以增加GDP的总量，那么这样的 GDP总量增加对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无关。
投机实践依据溯源
当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生产社会化到了必须由社会直接占有资本、实现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统一，金融体制必须是直接投融资为主、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为主、实业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为主、再生型直接投融资为主、增长方式由资本运营上升到知识运营的时候，整个国际金融体制仍然停留在间接投融资为主、股市直接投融资为主、虚拟资本直接投融资为主、配置型直接投融资为主、增长方式停留在以资本运营为主导的增长方式状态时，投机泡沫不可避免、金融危机必然产生。这是增长方式中客体因素与主体因素、客观趋向与机制设计、经济微观活动与宏观调控的不对称造成的危机；危机将迫使人类转换机制、加强调控以实现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而所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的主体因素，改变人们的观念、特别是转变发展观与经济学范式，政府间组织和国际金融组织必须制定新规则、建立新体制、设计新机制、设立新机构，实观经济运行中宏观与微观、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以消除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根源。
增长方式中客体因素与主体因素、客观趋向与机制设计、经济微观活动与宏观调控的不对称的直接表现，就是游资和游资通道之间的不对称。游资各个通道之间的关系，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游资通道基本的有两条：间接投融资与直接投融资。游资可导不可堵。当今时代，为了避免投机，就要开辟直接投融资的渠道，因势利导、开源疏流，使游资由潜在生产力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否则，如果由于金融体制滞后造成游资通道堵塞，游资将变成洪水猛兽。如果说，工业市场经济时期，投机的源头在于产品的供给与需求的不对称，经济运行中主客体的不对称主要也是表现在产品的供给与需求的不对称，那么知识市场经济条件下投机的源头、经济运行中主客体的不对称则主要表现在国际大量游资的无序运动、巨额游资与投资渠道的不对称、以及巨额游资与投资的对称要求同现有的投融资体制的不对称。国际大量游资的无序运动与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为国际金融投机提供了巨大的操作空间。国际金融投机屡屡造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说明必须改变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造成的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通过直接投融资，实现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的统一，使社会不但直接占有资本，而且直接占有生产资料。
危机也是机遇与“投机也是机遇”
“危机也是机遇”同“风险越大机会也越大”有本质的不同。后者的方法论基础是博弈论，前者的方法论基础是对称学——找出已经发生的危机的深层次根源，提出相应的对策。
如果说，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节，那么金融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则是消除造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的根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使资本运营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以知识运营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通过知识运营的主导作用，使资本与资产、资本运营与资产运营由分离重新走向统一，使金融体制由间接投融资为主导转变为以直接投融资为主导、以再生型直接投融资为主导。
这说明，金融危机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出了金融体制改革的要求；金融体制改革，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这一次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资本运营向知识运营转化，所以金融体制改革处于这一次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前沿。而促使金融体制改革的契机，则是游资的困境与出路问题。
金融体制由间接投融资为主向直接投融资为主转化，在宏观调控上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由所谓的货币手段为主向财政手段为主转化。要实行中性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运用积极的财政手段扶持再生型、创业型直接投融资，可以充分利用国内游资，摆脱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和投资、消费疲软互为因果、恶性循环的金融“二律背反”。再生型直接投融资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运营的逻辑与资本运营的逻辑、知识运营的历史与资本运营的历史的统一，是杜绝金融投机与金融危机的根本途径。所以，危机也是机遇——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金融体制改革的机遇。如果说，工业市场经济时期的危机带来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由资源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向资本运营转化，那么知识市场经济时期的危机带来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则是由资本运营向知识运营转化。
而金融体制改革的后面，也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金融体制改革是资本运营向知识运营上升、知识运营对资本运营提升的资本运营与知识运营之间的双向运动。金融体制改革的这一双向运动是共性化与个性化同步增长的过程。共性化是经济全球化、金融国际化、货币稳定化；个性化是投资银行的发展、企业直接投融资的发展、中小企业的发展。体现知识运营这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再生型、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将根绝金融投机，走出金融“二律背反”、“三元悖论”，使社会大量游资能转变成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使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得以统一，从根本上避免金融危机，使各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这一潮流，是历史必然性的表现；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是揭示这个历史必然性、并为这个必然性开辟道路的历史机遇。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不能仅仅强调同国际惯例接轨，而应同国际潮流合拍，并争取后来居上，为人类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全球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滚滚车轮底下，没有投机的生存空间。让投机与“投机合理论”一起见鬼去。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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