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流经济学批判（2）——评郎咸平《谁在谋杀中国经济：附身中国人的文化魔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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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5/23 19:50 | by admin ]
2011/05/23 19:50 | by admin ]
中华传统文化是先天优势还是先天劣势？
郎咸平《谁在谋杀中国经济：附身中国人的文化魔咒》等博客系列文章中，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看成是谋杀中国经济的“文化魔咒”，认为“植入每个中国人文化层面的劣根性包括三种：浮躁、投机取巧和思维僵化”，并把“诸葛亮又是草船借箭，又是借东风，又是空城计简直聪明极了”看成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致命伤——投机取巧”的例证，把“我们的文化崇尚的精神目标，如‘追求第一’、‘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相信奇迹，而且崇拜奇迹”看成是“浮躁文化”的例证，把“我国许多企业在高新技术产品开发过程中追求高目标，喊出‘世界最快超级计算机’的口号，甚至把追求‘国内首创’、‘填补国内空白’、‘填补世界空白’作为产品的研发目标”作为“非科学”的思维僵化的例证。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定位将决定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将决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定位与优劣取舍。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是对称的——对称的基础与前提是参照者的文化范式与经济学范式。
我认为，要搞清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着眼于系统的、本质的、整体的文明。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规范与实证的对立、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对立，都源于非文化的唯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其次要搞清楚什么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搞清楚什么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核和主流，什么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支流和糟粕。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核：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以智取胜的行为方式，重义轻利、义利统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出污泥而不染的道德理念，和气生财的经营方式，勤劳节简、小富即安的生活方式、宁做鸡头不做牛尾的个人主体性特征。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内核也即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内核，并构成了中华民族主体性的特征。虽然在长期封建专制体制下，中华民族主体性处于被压抑状态，使民族主体性与社会体制之间不对称，但这种不对称恰恰为市场经济实现不对称向对称转化、使中华民族主体性发扬光大打下基础、埋下伏笔。其中，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为知识经济、创意经济、创新经济奠定了思维方式基础；以智取胜的行为方式为对策代替博弈奠定了行为方式基础；重义轻利、义利统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出污泥而不染的道德理念为知识市场经济时期用道德理性取代小商品经济时期的经济理性、诚信取代狼性原则、蓝海战略取代丛林法则奠定了社会理性与个人处世方式基础；和气生财的经营方式为和谐经济奠定了经营方式基础；勤劳节简、小富即安、高储蓄率的生活方式和宁做鸡头不做牛尾的个人主体性特征为创新精神、创业经济、创业工程奠定了个人主体性基础、社会资金基础。不患寡而患不均、相对利益高于绝对利益的个人权利诉求、心理平衡方式与社会分配方式虽然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下会导致平均主义，但其中所包含的要求平等的内核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将被扬弃，成为效率与公平相一致、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社会心理基础。法律本来要以道德为基础，司法审判离不开道德审判。在一个人情大于天的社会里，也必然更加讲究面子与道德。重人情也许不利于抽象的、纯理性的法制建设，但却为建设具体的、人情与法治相协调、道德与法理相一致的法制社会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人治主导法治、法治承载人治，人治、法治同法制建设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德治与法治也一样。道德是无形的法律，法律是有形的道德；法律是强力推行的道德，道德是约定俗成的法律；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的凝固。道德审判固然不能代替司法审判，但司法审判如果离开了道德审判，恐怕也将成为无根的浮萍。所谓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就是司法审判与道德审判的统一。古今中外没有一个违背道德审判的司法审判是公正的审判；而公正的审判必然与社会道德准则相一致。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如果说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是宏观方面的德治与法治交替运用、儒家与法家各领风骚的结果，那么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微观方面法律与道德的相辅相成。市场经济是有序经济，市场自由与竞争是充分的，但不是完全的；只有“三纲五常”才能保证市场的有序运作、规范运作。中央集权，在小商品经济时代固然会限制经济自由化的发挥，但在经济宏观化时期用宏观经济主导微观经济倒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如果说，“买官卖官”更符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心目中的“经济理性”，那么“学而优则仕”由于相对来讲更有利于人的主体性成长，因而也更具有新时期所需要的道德理性。“官本位”曾经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成为人的主体性发挥发展的桎梏，并限制了小商品经济、平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但在市场经济的立体化时期则是对“钱本位”的一种制衡，只有这种制衡才能使市场经济的价值多元化，使市场经济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官商勾结固然是“官本位”和小商品经济、不健全的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产物，但这是经济转型过程中必然出现、也只有在深化改革和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过程中才能解决的现象，是经济形态、经济模式问题而非文化问题。在文化层面，中华民族历来“官”和“商”的界限还是分得清楚的。官商文化，西方比东方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权谋文化、厚黑文化、迷信巫术，以及郎咸平引用电影《功夫熊猫》讲的“自私冷酷”、“总想不劳而获”，既不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也不是中华文化的主流；这些文化糟粕也许可以和“经济人”的经济理性更好地嫁接吻合，但同中华民族占主流的传统道德文化格格不入。用一部外国人拍的电影中的个别角色来以偏概全，把其说成是“角色刻画深刻地反映了我们中华文化的本质”，认为“美国的智库——兰德公司对于中国人人性的分析结果，完全呈现在这部电影里面。你会忽然发现，西方人比我们自己还了解我们的文化”，未免肤浅。
因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核也就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内核，或者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核就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相对于人与人是狼的小商品经济来讲，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许是先天劣势；而相对于知识经济、市场经济、知识市场经济来讲，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就是先天优势。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内核的不同定位、优劣取舍的不同解读，源于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源于不同时期形成的不同的经济学范式。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现代经济发展的关系成为不同经济学范式之间争议的焦点的根本原因。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郎咸平《谁在谋杀中国经济：附身中国人的文化魔咒》等博客系列文章中，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看成是谋杀中国经济的“文化魔咒”，认为“植入每个中国人文化层面的劣根性包括三种：浮躁、投机取巧和思维僵化”，并把“诸葛亮又是草船借箭，又是借东风，又是空城计简直聪明极了”看成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致命伤——投机取巧”的例证，把“我们的文化崇尚的精神目标，如‘追求第一’、‘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相信奇迹，而且崇拜奇迹”看成是“浮躁文化”的例证，把“我国许多企业在高新技术产品开发过程中追求高目标，喊出‘世界最快超级计算机’的口号，甚至把追求‘国内首创’、‘填补国内空白’、‘填补世界空白’作为产品的研发目标”作为“非科学”的思维僵化的例证。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定位将决定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将决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定位与优劣取舍。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是对称的——对称的基础与前提是参照者的文化范式与经济学范式。
我认为，要搞清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着眼于系统的、本质的、整体的文明。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规范与实证的对立、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对立，都源于非文化的唯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其次要搞清楚什么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搞清楚什么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核和主流，什么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支流和糟粕。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核：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以智取胜的行为方式，重义轻利、义利统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出污泥而不染的道德理念，和气生财的经营方式，勤劳节简、小富即安的生活方式、宁做鸡头不做牛尾的个人主体性特征。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内核也即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内核，并构成了中华民族主体性的特征。虽然在长期封建专制体制下，中华民族主体性处于被压抑状态，使民族主体性与社会体制之间不对称，但这种不对称恰恰为市场经济实现不对称向对称转化、使中华民族主体性发扬光大打下基础、埋下伏笔。其中，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为知识经济、创意经济、创新经济奠定了思维方式基础；以智取胜的行为方式为对策代替博弈奠定了行为方式基础；重义轻利、义利统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出污泥而不染的道德理念为知识市场经济时期用道德理性取代小商品经济时期的经济理性、诚信取代狼性原则、蓝海战略取代丛林法则奠定了社会理性与个人处世方式基础；和气生财的经营方式为和谐经济奠定了经营方式基础；勤劳节简、小富即安、高储蓄率的生活方式和宁做鸡头不做牛尾的个人主体性特征为创新精神、创业经济、创业工程奠定了个人主体性基础、社会资金基础。不患寡而患不均、相对利益高于绝对利益的个人权利诉求、心理平衡方式与社会分配方式虽然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下会导致平均主义，但其中所包含的要求平等的内核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将被扬弃，成为效率与公平相一致、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社会心理基础。法律本来要以道德为基础，司法审判离不开道德审判。在一个人情大于天的社会里，也必然更加讲究面子与道德。重人情也许不利于抽象的、纯理性的法制建设，但却为建设具体的、人情与法治相协调、道德与法理相一致的法制社会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人治主导法治、法治承载人治，人治、法治同法制建设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德治与法治也一样。道德是无形的法律，法律是有形的道德；法律是强力推行的道德，道德是约定俗成的法律；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的凝固。道德审判固然不能代替司法审判，但司法审判如果离开了道德审判，恐怕也将成为无根的浮萍。所谓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就是司法审判与道德审判的统一。古今中外没有一个违背道德审判的司法审判是公正的审判；而公正的审判必然与社会道德准则相一致。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如果说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是宏观方面的德治与法治交替运用、儒家与法家各领风骚的结果，那么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微观方面法律与道德的相辅相成。市场经济是有序经济，市场自由与竞争是充分的，但不是完全的；只有“三纲五常”才能保证市场的有序运作、规范运作。中央集权，在小商品经济时代固然会限制经济自由化的发挥，但在经济宏观化时期用宏观经济主导微观经济倒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如果说，“买官卖官”更符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心目中的“经济理性”，那么“学而优则仕”由于相对来讲更有利于人的主体性成长，因而也更具有新时期所需要的道德理性。“官本位”曾经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成为人的主体性发挥发展的桎梏，并限制了小商品经济、平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但在市场经济的立体化时期则是对“钱本位”的一种制衡，只有这种制衡才能使市场经济的价值多元化，使市场经济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官商勾结固然是“官本位”和小商品经济、不健全的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产物，但这是经济转型过程中必然出现、也只有在深化改革和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过程中才能解决的现象，是经济形态、经济模式问题而非文化问题。在文化层面，中华民族历来“官”和“商”的界限还是分得清楚的。官商文化，西方比东方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权谋文化、厚黑文化、迷信巫术，以及郎咸平引用电影《功夫熊猫》讲的“自私冷酷”、“总想不劳而获”，既不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也不是中华文化的主流；这些文化糟粕也许可以和“经济人”的经济理性更好地嫁接吻合，但同中华民族占主流的传统道德文化格格不入。用一部外国人拍的电影中的个别角色来以偏概全，把其说成是“角色刻画深刻地反映了我们中华文化的本质”，认为“美国的智库——兰德公司对于中国人人性的分析结果，完全呈现在这部电影里面。你会忽然发现，西方人比我们自己还了解我们的文化”，未免肤浅。
因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核也就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内核，或者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核就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相对于人与人是狼的小商品经济来讲，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许是先天劣势；而相对于知识经济、市场经济、知识市场经济来讲，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就是先天优势。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内核的不同定位、优劣取舍的不同解读，源于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源于不同时期形成的不同的经济学范式。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现代经济发展的关系成为不同经济学范式之间争议的焦点的根本原因。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中国主流经济学批判（1）——评茅于轼的“取消耕地红线论”
[ 2011/05/23 19:48 | by admin ]
2011/05/23 19:48 | by admin ]
保护耕地是国家粮食危机防范体系的基础，粮食危机防范体系是国家经济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经济安全体系是国家民族主体性的必要保障。保护耕地是必要的。要把保护耕地的计划与计划经济区别开来。保护耕地的计划是对土地合理规划、集约使用、可再生使用前提下对耕地的最大限度的保护。市场经济不等于商品经济，市场有效配置资源不等于完全靠价格调节市场。市场经济是立体经济，由宏观调控与微观自由两个层面组成。市场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而非价格机制。对于土地这样关系国计民生、国家经济政治安全的重要资源，更应该靠价值——国家内政外交、民族主体、社会稳定、经济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价值来调节而非眼前金钱价值——价格来调节。市场化改革不是自由化改革，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取向是市场化改革而非自由化改革。市场化改革，宏观调控与微观自由是对称的。任何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土地转让的自由是充分的，但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不是无序经济，自由流转不是无序运转。限制土地使用的外延盲目无序扩张，可以促进土地使用的内涵再生性有序发展；只要合理规划、再生性开发，农村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和房地产市场土地供应的非行政垄断同保护耕地的行政措施之间不但不矛盾，而且互为前提、互相促进。试图踩我国土地“红线”、挑战民族主体性基础与生存底线、让耕地完全由价格机制来调节并自由流转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当他们把市场原教旨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运用到中国土地问题上的时候，充分暴露了他们理论的荒谬性与有害性。我国耕地保护的“红线”， 我国耕地保护的“红线”是价格经济学运用范围的警戒线，是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运用范围的警戒线，新自由主义者最好知耻而后退。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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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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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寒影响力评估中的GDP思维
[ 2011/05/17 20:57 | by admin ]
2011/05/17 20:57 | by admin ]
价值既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不同类型的事物可以比较，但前提是先把它们还原为共同的本质或属性，才有可能在同一个参照系中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我们可以说全世界的蚂蚁重量加起来还不如一只大象，但我们不能说全世界蚂蚁的威武加起来还不如一只大象，因为“威武”本来不是蚂蚁的属性。中国的学术评价机制即使充满猫腻，但中国任何一个教授——哪怕他是叫兽——在自己专业领域的影响力都肯定要超过韩寒。我们可以说郭敬明的影响力不如韩寒，可以说一百个郭敬明的影响力加起来还不如一个韩寒，也可以说全中国小说家的影响力加起来还不如一个韩寒，但说全中国的教授影响力加起来还不如一个韩寒，就和说全世界的教授影响力加起来还不如一个罗纳尔多一样，是牛头不对马嘴的废话——因为教授的专业影响力本来就不是通过受众面广来体现。当然不排除中国某些教授也尽力把自己打扮成明星，但不能由此断定明星的影响力就是教授影响力的标准，成为明星就是中国教授群体追求的目标。
韩寒是利用他在小说领域取得的成功、形成的知名度和话语制高点，说了一些当下年青人想说不敢说、无处说、说了也没人听的话，所以就自然而然成为他们的“意见领袖”。这就是成功的“复利法则”——一个人一个方面的成功，通过某种介质、渠道、手段，很容易移植为另一方面的成功。反过来，他的这种“意见领袖”的身份，又可以促进他的书的销售，进一步提高他的知名度。因此，很大程度上，他的“意见”是吸引眼球的营销手段。成功的“复利法则”，也就是通常说的“赢家通吃”。媒体在此过程中也起到了“火上加油”的作用——而媒体通常都是“火上加油”的，火上加油也是媒体吸引眼球的营销手段。同时，人的从众心理也在信息时代被放大。在此信息时代的多方互动中，“复利法则”得以倍增。但韩寒的“意见”缺乏理论功底与思想深度；他是一个成功的畅销小说家和“意见领袖”，不是一个思想家和理论家，把他比喻为当代鲁迅是不恰当的。他的“影响力”仍然属于娱乐明星层面，总体上是视觉影响力而非思想影响力，和赵本山、李宇春、徐静蕾、章子怡、小沈阳们没有本质的不同。请记住：当下是新旧道德体系青黄不接、信仰缺失、崇尚金钱与感官享受的明星时代而不是思想家时代；但思想家时代很快会代替明星时代。但愿韩寒成为“意见领袖”现象的背后，是这种时代转化的躁动。
总之，对韩寒影响力的评估渗透了当前主流经济学通行的线性思维——把一切不同质的东西都还原为同一量化指标的GDP思维方式；既然经济学上有总供给、总需求、经济总量等评估经济增长速度的通用指标，那么用博客点击率来评估一个人的影响力也肯定没错。
韩寒是利用他在小说领域取得的成功、形成的知名度和话语制高点，说了一些当下年青人想说不敢说、无处说、说了也没人听的话，所以就自然而然成为他们的“意见领袖”。这就是成功的“复利法则”——一个人一个方面的成功，通过某种介质、渠道、手段，很容易移植为另一方面的成功。反过来，他的这种“意见领袖”的身份，又可以促进他的书的销售，进一步提高他的知名度。因此，很大程度上，他的“意见”是吸引眼球的营销手段。成功的“复利法则”，也就是通常说的“赢家通吃”。媒体在此过程中也起到了“火上加油”的作用——而媒体通常都是“火上加油”的，火上加油也是媒体吸引眼球的营销手段。同时，人的从众心理也在信息时代被放大。在此信息时代的多方互动中，“复利法则”得以倍增。但韩寒的“意见”缺乏理论功底与思想深度；他是一个成功的畅销小说家和“意见领袖”，不是一个思想家和理论家，把他比喻为当代鲁迅是不恰当的。他的“影响力”仍然属于娱乐明星层面，总体上是视觉影响力而非思想影响力，和赵本山、李宇春、徐静蕾、章子怡、小沈阳们没有本质的不同。请记住：当下是新旧道德体系青黄不接、信仰缺失、崇尚金钱与感官享受的明星时代而不是思想家时代；但思想家时代很快会代替明星时代。但愿韩寒成为“意见领袖”现象的背后，是这种时代转化的躁动。
总之，对韩寒影响力的评估渗透了当前主流经济学通行的线性思维——把一切不同质的东西都还原为同一量化指标的GDP思维方式；既然经济学上有总供给、总需求、经济总量等评估经济增长速度的通用指标，那么用博客点击率来评估一个人的影响力也肯定没错。
通货膨胀是怎样造成的
[ 2011/05/13 09:02 | by admin ]
2011/05/13 09:02 | by admin ]
同样是通货膨胀，既有可能是滥发纸币引起，也有可能是投融资结构失衡造成。经济衰退造成的通货膨胀要靠加快发展来解决，结构失衡造成的通货膨胀要靠宏观调控来弥补。
无论是哪一种原因造成供给不足，通货膨胀都不是所谓流动性过剩造成，也不是“经济过热”造成。
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
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的泡沫GDP，是供给不足、货币效率降低、通货通胀的根源。
货币效率就是货币总量与有效经济总量的比值。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有效经济总量应为社会有效投入总量与社会有效产出总量之和，社会有效产出总量即社会有效供给总量。当货币总量增长速度超过有效经济总量增长速度时，货币效率降低、物价上涨。而货币总量增长速度超过有效经济总量增长速度的根源在于泡沫GDP——在GDP统计数据中，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以致造成有效供给不足。而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既有发展观、发展战略方面的原因，也有过度投机的因素。
发展观、发展战略方面的原因：以GDP数字作为考核各级政府官员的政绩指标，使各级政府官员千方百计、绞尽脑汁地要提高GDP数字（当然不是指在统计报表上弄虚作假），似乎只要全国13亿人每人花一万元买一张本科文凭（当然是正规院校的正规文凭，因而地下经济不在此列），国民经济总值就增加了13万亿元；以致造成配置型经济急速膨胀，无效经济总量大幅增长，使货币效率降低、物价上涨。
只知道个人利益最大化、奉行价格拜物教、不能从理论上区别“投资”与“投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支配下的发展观、发展战略，也是过度投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过度投机的根源在于供给不足：绝对供给不足与相对供给不足，过度投机的结果又反过来造成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造成有效供给不足。
无论是哪一种原因造成有效供给不足，通货膨胀都不是所谓“流动性过剩”造成，也不是“经济过热”造成；而由投机造成的“过热”，不是真正的“过热”，而只是病人的“发烧”；要退热不在于“紧缩”，而在于改变发展战略；通过宏观调控，提高经济主体性、再生型经济比重与改善经营环境，以增加产出，并不给投机及国际炒家以可趁之机。市场经济不是投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抑制投机。政府扶持创新-创造-创业，就是打破银行的垄断地位，抑制货币投机的必要手段；就是打破上市公司的垄断地位、抑制股市投机的必要手段；就是打破房地产公司的垄断地位、抑制房市投机的必要手段。政府扶持创新-创造-创业是抑制投机之本，加强监管、规范银行股市房市是末。如果不是以创新-创造-创业为本，那么所谓“加强监管”、控制上市指标，只是强化上市公司的上市垄断地位、“规范”地大量圈钱的手段；是披着合法外衣的权力寻租。
降低物价、抑制通胀的根本措施是根本上改变发展战略，提高本国经济主体性，提高再生型经济比重。
以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的泡沫GDP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本身就是一种泡沫经济；泡沫经济发展战略本身就是不可持续发展战略。通货膨胀就是经济泡沫膨胀的结果；抑制通货膨胀不但要挤掉泡沫，而且要挖掉产生泡沫的根源——泡沫GDP。
腐败是怎样造成通货膨胀的？
腐败降低货币效率拉高物价。腐败权力侵蚀银行造成的呆坏账靠滥发纸币来填补，降低货币效率。政策腐败滥发纸币，以弥补财政赤字与银行坏账降低货币效率。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等口袋经济造成货币增量过高降低货币效率。“增长率”腐败，片面追求货币GDP数字相对再生经济造成货币增量过高降低货币效率。重复建设低质建设结构失衡建设降低货币效率。由于操纵股市银行货款膨胀助长投机形成泡沫降低货币效率。腐败降低产品质量，降低货币效率。提高有效产出不但要平衡结构而且要提高产品质量。“豆腐渣”工程自然可以提高企业效率，也可以提高经济总量，然而不能提高社会效率，也不能提高货币效率，甚至只能降低货币效率。这样的“经济总量”增加越快，只能造成泡沫经济，造成物价上涨甚至通货膨胀。
腐败人为拉高物价。腐败奢侈消费造成浪费抬高物价。腐败霸占物品抬高物价。权力寻租型虚拟经济无实物产出货币虚转抬高物价。腐败人为垄断抬高成本，从而拉高物价。腐败制造行业垄断，提高进入门槛，限制竞争，垄断价格，哄抬物价。支柱产业因腐败人为抬高物价会对其他产业物价起牵动作用。
腐败恶化投资创业坏境，减少产出和供给，从而拉高物价。
腐败造成经济发展不均衡减少有效产出，从而拉高物价。
腐败是货币经济发展的润滑济，而不是真正的经济增长的润滑剂。腐败带来的经济发展只能是泡沫经济发展，泡沫发展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物价高低与反腐力度大小成反比。
放开价格与通货膨胀
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而非价格机制，“完全的市场经济”与“完全放开价格”二者间不能划等号。完全的市场经济=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全竞争意味着无序竞争，无序竞争意味着垄断产生，垄断产生意味着不充分竞争。要充分竞争就必须控制垄断。能否放开价格，要看放开的是什么价格。如果是平等竞争的价格，当然应该放开；如果是垄断价格，则应当禁止。不加限制地讲完全竞争、放开价格，是为哄抬价格、通货膨胀开绿灯。打着完全竞争旗号的价格垄断，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
改革开放之初的价格双轨制，表面上是逐步放开价格，实际上是人为制造垄断价格，限制自由平等竞争价格，从而走向控制价格（控制垄断价格）的反面，也走向放开价格（放开自由竞争价格）的反面；从而既背离了计划经济，也背离了真正的市场经济，与所谓“渐进式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驰。实践说明：双轨制是人为制造价格垄断、非公平竞争、从而制造权力寻租空间的始作俑者，也是让一部分人通过原罪“先富起来”的肥沃土壤。中国所有腐败都是“双轨制”的衍化、延伸形态，或都是双轨制的变种；中国相当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都是靠着双轨制合理不合法、合法不合理先富起来的，并美其名曰“充分利用政策资源”。非公平竞争的“先富起来”，埋下了日后制造垄断、投机炒作、寻租造租、贫富分化的运作模式，蕴含了使市场经济改革向权贵市场经济、坏的市场经济发展的雏形；其所孕育的“官倒”也是通货膨胀、两级分化的源头之一。清算“原罪”总体上就是清算双轨制带来的不法所得，清除其所造成的对人的素质与行为方式的不良影响；完善的市场体制从本质意义上就是清除双轨制及其赖以产生、存在、发展的土壤，在平等起点上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用双轨制的“成就”来证明“完全放开价格”，在双轨制已经制造垄断的基础上“完全放开价格”，是让羊和狼平等竞争，是从错到错、将错就错的循环论证，并无说服力。
外汇储备与通货膨胀
我国目前有二万多亿外汇储备。外汇储备过高，政府未能把增发货币回购企业外汇的钱拿去进口货品、增加投资以填补国内供给的缺口，是造成国内通货膨胀重要原因之一。根据货币效率原理，除非把国家外汇转变成国计民生需要的商品，否则外汇储备数量相当于滥发货币数量，使货币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从而造成通货膨胀。二万多亿外汇储备相当于滥发了13万亿人民币， 13亿人平均每人承但1万多元；也就是说每个中国人从外汇储备造成的通货膨胀中被缩水1万多元钱。把这些钱分摊到每个人的消费品支出中，可以计算出仅外汇储备一项造成的通货膨胀率。除非国家收购外汇的人民币是正常的财政予算内资金。而从如此之高的外汇储备来看，运用财政予算来收购外汇只能造成巨额财政赤字。所以巨额外汇储备只能是央行滥发纸币的结果。
而且央行收购外汇而多印出来的钱是高能货币，是可以在市面上多次流通的“原始货币”。正象可以在股市上滥价好几倍发行的“原始股”，其造成的人民币贬值效应是几何级数而不是算术级数。这又把前面讲的按人头计算的通货膨胀率放大了好几倍。
因此，出口导向型经济对国内货币发行体系的冲击，如果处理不当是通货膨胀的根源，国家外汇储备实质上是国内人民财富的“转移支付”而形成，其结果是国富民穷。增加产品供给，最快的途径是用两万多亿外汇储备进口大量国内民生与建设的紧缺用品；从长远来看是投资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开发国内市场与增加国内供给。
结构失衡与通货膨胀
要把“通货膨胀”与“货币贬值”、“通货紧缩”与“货币增值”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货币贬值，既可以因为通货膨胀引起，也可以因为战争、自然灾害、决策失误等天灾人祸造成的经济衰退引起。如果是前者，固然要靠通货紧缩来均衡，如果是后者，则恰恰要靠加速发展来对称。同样，货币增值，既可以是因为通货紧缩造成，也可以是经济增长率高于货币增长率造成。如果是前者，会影响增长速度；如果是后者，则是经济健康发展的正常状态。
因此，同样是通货膨胀，既有可能是滥发纸币引起，也有可能是投融资结构失衡造成。投资结构失衡，造成无效投资，自然会使货币增长量超过供给增长量；融资结构失衡，造成贷款膨胀，也同样会使货币流通量超过实际需求。如果说，经济衰退造成的通货膨胀，要靠加快发展来解决，那么，结构失衡造成的通货膨胀要靠宏观调控来弥补。至于“通货紧缩”，如果真的会造成货币增值，则应皆大欢喜；但如果影响发展速度，则要适当放宽。总的来讲，货币增值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这并不是因为本人口袋里有多少现金，妄想靠其不劳而获，而是为芸芸众生的钱包安全着想。
预期与通胀
如果消费预期不但高于供给，而且高于供给预期，就会造成通胀。但如果供给或供给预期高于消费和消费预期，物价就会下降。所以，国家只要出台增加供给的切实有力的政策，提高人们对增加供给的信心指数，并形成物价下降的预期，物价就会下降。就如房地产，只要国家出台通过基本建设来增加土地供给政策和抑制房地产投机政策，使人们相信土地（土地是可再生资源）供给并非有限的而是无限的，房地产价格就会应声而降，并带动其它产品价格下降。
预期以供给为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只要一有加工资的消息，物价马上应声而涨，其原因与其说是人们的通胀预期，还不如说是工资增长并非建立在供给增加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承兑某项诺言的基础上。由于承兑某项诺言并无真正的实物基础，所以给增加的只是名义上的工资而非实际上的工资。如果仅仅是通胀预期是不可能弄假成真的，市场供给竞争的结果会使其回到物价上涨前的出发点。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中国经济解释与重建》，该书近日已由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再版。
无论是哪一种原因造成供给不足，通货膨胀都不是所谓流动性过剩造成，也不是“经济过热”造成。
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
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的泡沫GDP，是供给不足、货币效率降低、通货通胀的根源。
货币效率就是货币总量与有效经济总量的比值。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有效经济总量应为社会有效投入总量与社会有效产出总量之和，社会有效产出总量即社会有效供给总量。当货币总量增长速度超过有效经济总量增长速度时，货币效率降低、物价上涨。而货币总量增长速度超过有效经济总量增长速度的根源在于泡沫GDP——在GDP统计数据中，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以致造成有效供给不足。而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既有发展观、发展战略方面的原因，也有过度投机的因素。
发展观、发展战略方面的原因：以GDP数字作为考核各级政府官员的政绩指标，使各级政府官员千方百计、绞尽脑汁地要提高GDP数字（当然不是指在统计报表上弄虚作假），似乎只要全国13亿人每人花一万元买一张本科文凭（当然是正规院校的正规文凭，因而地下经济不在此列），国民经济总值就增加了13万亿元；以致造成配置型经济急速膨胀，无效经济总量大幅增长，使货币效率降低、物价上涨。
只知道个人利益最大化、奉行价格拜物教、不能从理论上区别“投资”与“投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支配下的发展观、发展战略，也是过度投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过度投机的根源在于供给不足：绝对供给不足与相对供给不足，过度投机的结果又反过来造成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造成有效供给不足。
无论是哪一种原因造成有效供给不足，通货膨胀都不是所谓“流动性过剩”造成，也不是“经济过热”造成；而由投机造成的“过热”，不是真正的“过热”，而只是病人的“发烧”；要退热不在于“紧缩”，而在于改变发展战略；通过宏观调控，提高经济主体性、再生型经济比重与改善经营环境，以增加产出，并不给投机及国际炒家以可趁之机。市场经济不是投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抑制投机。政府扶持创新-创造-创业，就是打破银行的垄断地位，抑制货币投机的必要手段；就是打破上市公司的垄断地位、抑制股市投机的必要手段；就是打破房地产公司的垄断地位、抑制房市投机的必要手段。政府扶持创新-创造-创业是抑制投机之本，加强监管、规范银行股市房市是末。如果不是以创新-创造-创业为本，那么所谓“加强监管”、控制上市指标，只是强化上市公司的上市垄断地位、“规范”地大量圈钱的手段；是披着合法外衣的权力寻租。
降低物价、抑制通胀的根本措施是根本上改变发展战略，提高本国经济主体性，提高再生型经济比重。
以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的泡沫GDP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本身就是一种泡沫经济；泡沫经济发展战略本身就是不可持续发展战略。通货膨胀就是经济泡沫膨胀的结果；抑制通货膨胀不但要挤掉泡沫，而且要挖掉产生泡沫的根源——泡沫GDP。
腐败是怎样造成通货膨胀的？
腐败降低货币效率拉高物价。腐败权力侵蚀银行造成的呆坏账靠滥发纸币来填补，降低货币效率。政策腐败滥发纸币，以弥补财政赤字与银行坏账降低货币效率。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等口袋经济造成货币增量过高降低货币效率。“增长率”腐败，片面追求货币GDP数字相对再生经济造成货币增量过高降低货币效率。重复建设低质建设结构失衡建设降低货币效率。由于操纵股市银行货款膨胀助长投机形成泡沫降低货币效率。腐败降低产品质量，降低货币效率。提高有效产出不但要平衡结构而且要提高产品质量。“豆腐渣”工程自然可以提高企业效率，也可以提高经济总量，然而不能提高社会效率，也不能提高货币效率，甚至只能降低货币效率。这样的“经济总量”增加越快，只能造成泡沫经济，造成物价上涨甚至通货膨胀。
腐败人为拉高物价。腐败奢侈消费造成浪费抬高物价。腐败霸占物品抬高物价。权力寻租型虚拟经济无实物产出货币虚转抬高物价。腐败人为垄断抬高成本，从而拉高物价。腐败制造行业垄断，提高进入门槛，限制竞争，垄断价格，哄抬物价。支柱产业因腐败人为抬高物价会对其他产业物价起牵动作用。
腐败恶化投资创业坏境，减少产出和供给，从而拉高物价。
腐败造成经济发展不均衡减少有效产出，从而拉高物价。
腐败是货币经济发展的润滑济，而不是真正的经济增长的润滑剂。腐败带来的经济发展只能是泡沫经济发展，泡沫发展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物价高低与反腐力度大小成反比。
放开价格与通货膨胀
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而非价格机制，“完全的市场经济”与“完全放开价格”二者间不能划等号。完全的市场经济=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全竞争意味着无序竞争，无序竞争意味着垄断产生，垄断产生意味着不充分竞争。要充分竞争就必须控制垄断。能否放开价格，要看放开的是什么价格。如果是平等竞争的价格，当然应该放开；如果是垄断价格，则应当禁止。不加限制地讲完全竞争、放开价格，是为哄抬价格、通货膨胀开绿灯。打着完全竞争旗号的价格垄断，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
改革开放之初的价格双轨制，表面上是逐步放开价格，实际上是人为制造垄断价格，限制自由平等竞争价格，从而走向控制价格（控制垄断价格）的反面，也走向放开价格（放开自由竞争价格）的反面；从而既背离了计划经济，也背离了真正的市场经济，与所谓“渐进式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驰。实践说明：双轨制是人为制造价格垄断、非公平竞争、从而制造权力寻租空间的始作俑者，也是让一部分人通过原罪“先富起来”的肥沃土壤。中国所有腐败都是“双轨制”的衍化、延伸形态，或都是双轨制的变种；中国相当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都是靠着双轨制合理不合法、合法不合理先富起来的，并美其名曰“充分利用政策资源”。非公平竞争的“先富起来”，埋下了日后制造垄断、投机炒作、寻租造租、贫富分化的运作模式，蕴含了使市场经济改革向权贵市场经济、坏的市场经济发展的雏形；其所孕育的“官倒”也是通货膨胀、两级分化的源头之一。清算“原罪”总体上就是清算双轨制带来的不法所得，清除其所造成的对人的素质与行为方式的不良影响；完善的市场体制从本质意义上就是清除双轨制及其赖以产生、存在、发展的土壤，在平等起点上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用双轨制的“成就”来证明“完全放开价格”，在双轨制已经制造垄断的基础上“完全放开价格”，是让羊和狼平等竞争，是从错到错、将错就错的循环论证，并无说服力。
外汇储备与通货膨胀
我国目前有二万多亿外汇储备。外汇储备过高，政府未能把增发货币回购企业外汇的钱拿去进口货品、增加投资以填补国内供给的缺口，是造成国内通货膨胀重要原因之一。根据货币效率原理，除非把国家外汇转变成国计民生需要的商品，否则外汇储备数量相当于滥发货币数量，使货币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从而造成通货膨胀。二万多亿外汇储备相当于滥发了13万亿人民币， 13亿人平均每人承但1万多元；也就是说每个中国人从外汇储备造成的通货膨胀中被缩水1万多元钱。把这些钱分摊到每个人的消费品支出中，可以计算出仅外汇储备一项造成的通货膨胀率。除非国家收购外汇的人民币是正常的财政予算内资金。而从如此之高的外汇储备来看，运用财政予算来收购外汇只能造成巨额财政赤字。所以巨额外汇储备只能是央行滥发纸币的结果。
而且央行收购外汇而多印出来的钱是高能货币，是可以在市面上多次流通的“原始货币”。正象可以在股市上滥价好几倍发行的“原始股”，其造成的人民币贬值效应是几何级数而不是算术级数。这又把前面讲的按人头计算的通货膨胀率放大了好几倍。
因此，出口导向型经济对国内货币发行体系的冲击，如果处理不当是通货膨胀的根源，国家外汇储备实质上是国内人民财富的“转移支付”而形成，其结果是国富民穷。增加产品供给，最快的途径是用两万多亿外汇储备进口大量国内民生与建设的紧缺用品；从长远来看是投资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开发国内市场与增加国内供给。
结构失衡与通货膨胀
要把“通货膨胀”与“货币贬值”、“通货紧缩”与“货币增值”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货币贬值，既可以因为通货膨胀引起，也可以因为战争、自然灾害、决策失误等天灾人祸造成的经济衰退引起。如果是前者，固然要靠通货紧缩来均衡，如果是后者，则恰恰要靠加速发展来对称。同样，货币增值，既可以是因为通货紧缩造成，也可以是经济增长率高于货币增长率造成。如果是前者，会影响增长速度；如果是后者，则是经济健康发展的正常状态。
因此，同样是通货膨胀，既有可能是滥发纸币引起，也有可能是投融资结构失衡造成。投资结构失衡，造成无效投资，自然会使货币增长量超过供给增长量；融资结构失衡，造成贷款膨胀，也同样会使货币流通量超过实际需求。如果说，经济衰退造成的通货膨胀，要靠加快发展来解决，那么，结构失衡造成的通货膨胀要靠宏观调控来弥补。至于“通货紧缩”，如果真的会造成货币增值，则应皆大欢喜；但如果影响发展速度，则要适当放宽。总的来讲，货币增值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这并不是因为本人口袋里有多少现金，妄想靠其不劳而获，而是为芸芸众生的钱包安全着想。
预期与通胀
如果消费预期不但高于供给，而且高于供给预期，就会造成通胀。但如果供给或供给预期高于消费和消费预期，物价就会下降。所以，国家只要出台增加供给的切实有力的政策，提高人们对增加供给的信心指数，并形成物价下降的预期，物价就会下降。就如房地产，只要国家出台通过基本建设来增加土地供给政策和抑制房地产投机政策，使人们相信土地（土地是可再生资源）供给并非有限的而是无限的，房地产价格就会应声而降，并带动其它产品价格下降。
预期以供给为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只要一有加工资的消息，物价马上应声而涨，其原因与其说是人们的通胀预期，还不如说是工资增长并非建立在供给增加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承兑某项诺言的基础上。由于承兑某项诺言并无真正的实物基础，所以给增加的只是名义上的工资而非实际上的工资。如果仅仅是通胀预期是不可能弄假成真的，市场供给竞争的结果会使其回到物价上涨前的出发点。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中国经济解释与重建》，该书近日已由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再版。
GDP经济学批判（十六）：GDP经济学是对抗经济学
[ 2011/05/11 11:57 | by admin ]
2011/05/11 11:57 | by admin ]
GDP经济学渗透到任何一个领域，任何一个领域就是两极分化、贫富对立的重灾区。有钱人杀人赔钱、没钱人杀人偿命的法规，我把它称之为GDP司法。GDP司法使法律不是保护平等而是制造、维护、强化、扩大不平等。仇富现象就是这样产生的，社会普遍存在的仇富心理就是这样激发的。GDP经济学成为中国主流经济学，成为指导中国人思想的正统经济学、主导国家政策的官方经济学，以此GDP经济学为理论依据产生出来的GDP法规、GDP办案、GDP教育、GDP学术、GDP出口、GDP物价、GDP消费、GDP医疗、GDP工程、GDP政绩等是中国两极分化、贫富对立与对抗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