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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间接投融资为主体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得不到统一,被称为金融 “三元悖论”。当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客观上要求用价值机制代替价格机制作为市场的核心机制,而市场仍然以价格机制作为自身的核心机制时,必然使价格与价值脱节,并进而造成游资与投资、投资和消费脱节,从而产生价格与价值、投资和需求、生产和消费脱节的“二律背反”,这个“二律背反”就是金融悖境。金融悖境会演变为周期性金融危机,走出金融悖境要厚积厚发。
    金融危机本身就是泡沫经济、透支消费造成。根本上,金融危机不是消费不足,而是供给不足。通过鼓励消费甚至超前消费来刺激市场、保证GDP增长率,只能在泥潭中越陷越深。
    如果说,上世纪58年由于人的预期太高造成接下来3年的国内经济困难,那么这次则是泡沫破灭使人的信心崩溃而使金融危机不断蔓延造成全球化金融危机。
    需求与供给的对称关系本质上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通过需求与供给的对称关系展开。需求与供给的对称关系:消费需求决定投资需求,投资需求决定投资,投资决定消费。表面上是消费决定投资,根本上是投资决定消费。这就是对称经济学原理,以及由对称经济学原理派生出来的再生经济学原理。解决内需不足的扩张性政策如果仅仅采取配置型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解决通货膨胀的紧缩型政策如果仅仅采取配置型提高利率的货币政策,均会造成恶性循环,不能摆脱金融危机。走出民间投资消费双疲软、供给需求双不足这一困境的唯一出路,是再生型财政投资搞基本建设,鼓励和扶持创业。目前基本建设的重点应是农业知识化信息化现代产业化、环保产业化、能源材料再生化、交通高速化、技术核心化建设。应把住房、教育与医疗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纳入基本建设的范畴,果断停止土地商品化、教育医疗产业化的做法。应当是财政投融资与扶持中小企业、鼓励创业并重,并使它们有机结合。只有政府再生性长线投资与民间短线投资并举,以前者为主导,以后者为基础,才能可持续发展。
    无论是GDP增长率还是就业率,都只不过是经济增长的指标而非目标。如果不是从根本指导思想与发展模式转变方面解决问题,而是仍然以提高GDP增长率为目标,以GDP增速为参照,想通过采取某项具体措施以保证当年GDP增速不低于往年,为GDP而GDP,用GDP救GDP,闹出“买房就是爱国”、“消费就是爱国”、“月光族是民族英雄”等笑话,结果只能是本末倒置、竭泽而渔、饮鸩止渴、昙花一现。(待续)


    在间接投融资为主体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得不到统一,被称为金融 “三元悖论”。
    工业经济时期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不对称引起的经济危机,与知识经济时代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不对称引起的经济危机,无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都不可同日而语。在量上,前者的不对称是算术级数,后者的不对称是几何级数;在质上,前者的直接原因是消费不足造成生产与消费结构矛盾,后者的直接原因是过度消费、透支消费造成生产与消费结构失衡。目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中国上世纪58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造成接下来3年困难时期的情景在全球范围的放大。通过金融工具来放大、并使其披上现代经济学外衣的金融泡沫与“亩产万斤”的“浮夸风”异曲同工;金融泡沫破灭后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困局,与“大跃进”后人民公社的困境殊途同归。从后果来看,实体与实体的不对称只要几经磨合就可搞定;而泡沫与实体的不对称,由于给社会造成诚信危机、给人造成信用恐惧,不可能短期修复。最可怕的是失去人心;一旦人们对经济前景失去信心,必将引起连锁反应。要重整旗鼓,用老办法只能捉襟见肘;只有另辟蹊径,才有望重振雄风。这期间的困惑,恐怕不是只要一个“黑色星期五”即可轻松度过;要见曙光,还要思想家冷静思索。只有冷静思索才能使预期过度造成的主客体的不对称复归对称。
    知识经济时期当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客观上要求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对称,而市场过度投机必然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并进而造成游资与投资、投资和消费脱节,从而产生价格与价值、投资和需求、生产和消费脱节的“二律背反”,这个“二律背反”就是金融悖境。金融悖境会演变为周期性金融危机,走出金融悖境要靠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回归对称。(待续)

    经济学是科学而非政治,只有正确与否,没有左右之分。“左右派”经济学家爱真理更爱江山,“正派”经济学家爱江山更爱真理。
    在邓玉娇事件的处理过程与处理结果中,可以看到“保驾护航”的影子,可以看出“保驾护航”的荒谬性,也充分说明真正的市场经济不需要“保驾护航”。
    所谓“保驾护航”,就是在为投资者排忧解难、培育企业家阶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名义下,使权力、司法为资本服务。
    在法制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新自由主义的完全自由竞争以资本和权力的结合为特征。他们反对政府干预是假,反对法律监管是真;崇尚自由是假,无法无天是真。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通过所谓“保驾护航”“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理念到现实操作无不体现了以牺牲公平来保证效率,因而到处都可以看到权力与资本结合的影子,这也是造成广大人民大众仇富仇官的根源。如果说新自由主义在西方还有合理的因素,那么把其移植到处于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则只能使其异化为权贵资本主义、权贵市场经济的理论工具,走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本意的反面。
    既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不要提什么司法“保驾护航”。“保驾护航”在实践中的结果就是保腐败护贪官,司法部门成为黑社会的保护伞。用这种办法来保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来保证进行所谓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对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与法制原则的破坏。
    九部委4万亿刺激方案优先买国货规定的经济学意义,是把政府采购纳入积极的财政政策范畴,把积极的财政政策建立在再生型财政投融资的基础上。通过政府采购采取再生型财政投资搞基本建设,鼓励和扶持国内民族企业与国内创业,可解决就业不足、需求不足问题,从根本上解决供给不足问题。
    解决内需不足的扩张性政策如果仅仅采取配置型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解决通货膨胀的紧缩型政策如果仅仅采取配置型提高利率的货币政策,均会造成恶性循环。但如果采取再生型积极财政投资搞基本建设,鼓励和扶持国内民族企业与国内创业,就可解决就业不足、需求不足问题。目前基本建设的重点应是农业信息化、能源、交通、环保、尖端科技与教育、旅游,应当是财政投融资与扶持中小企业、鼓励创业并重,并使它们有机结合。只有以政府长线投资与民间短线投资并重,以前者为主导,以后者为基础,才能可持续发展,解决消费与需求不足问题,并从根本上解决供给不足问题。而所谓通过鼓励消费甚至超前消费来刺激市场是小聪明的作法。这种小聪明也是配置型经济学的悖论之一。
    九部委4万亿刺激方案是优先买国货还是优先进口,体现了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在配置经济学看来,优先买国货还是优先进口唯一的考量是价格与质量。在再生经济学看来,优先买国货还是优先进口牵涉到民族主体性问题、民族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九部委\"4万亿刺激方案优先买国货\"规定的经济学意义,就在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配置经济学家不再掌握我国经济决策的主导权。
    九部委\"4万亿刺激方案优先买国货\"规定的经济学意义还在于:政府也是市场主体;但政府作为市场主体,它的利益就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从而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上升到国与国关系的贸易摩擦、这次美国次贷危机中美国政府出台的救市方案也说明:国家本身就是市场主体。政府提供的公共品将越来越多,政府提供的公共品宏观化与微观化双向同步增长:一方面越来越宏观,另一方面越来越微观。
    政府也是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是市场微观经济的主体,政府是市场宏观经济的主体。既然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政府也逐步成为市场的主体,那么政府人格化就是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必要的环节。把政府排除于市场之外,表面上是限制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实际上是使政府超脱于市场游戏规则之外,为政府为所欲为提供世外桃园。通过使政府法人人格化,使政府法人权利义务挂钩,从而提高政府施政能力,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而反对腐败、提高政府清廉度、保持政策稳定性等等,只是提高政府施政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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