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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经济失衡,根本上是由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造成的。国内经济失衡是相对的,出口导向型造成的经济结构失衡是绝对的。不应让出口导向型经济积累的大量外汇去买美国的国债借给美国人用或拿到国外去投资搞基本建设,而应该进口中国基本建设所需的技术与原材料,搞国内基本建设扩大国内需求、增加国内市场供给,提高国内民生水平




目前国内经济失衡,根本上是由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造成的。国内经济失衡是相对的,出口导向型造成的经济结构失衡是绝对的。不应让出口导向型经济积累的大量外汇去买美国的国债借给美国人用或拿到国外去投资搞基本建设,而应该进口中国基本建设所需的技术与原材料,搞国内基本建设扩大国内需求、增加国内市场供给,提高国内民生水平。对称型调控其次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对称。美国次贷危机说明:虚拟经济很容易演变为泡沫经济。但泡沫经济并不仅仅由虚拟经济造成,实体经济也有泡沫经济;实体经济的泡沫经济,也并非仅仅表现在房地产泡沫、通货膨胀、价格虚高上面。地方政府为了GDP数字增长,在制定地方产业政策时,大搞配置经济、口袋经济,造成各地GDP数字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根本脱节,是实体泡沫经济的重要原因。所以把泡沫经济仅仅理解成虚拟经济过度增长,把泡沫经济形成的原因仅仅归结为金融投机或者投机,是片面的。这种理解不但不能从源头上挤掉泡沫,而且由于转移目标,在挤掉不重要的表面的泡沫的同时,助长深层次的、更大的泡沫。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再生经济,是实体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建立在再生经济而非配置经济的基础上,虚拟经济才不会演变为泡沫经济。分不清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配置经济与再生经济的GDP增长观必须让位于以再生经济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再生发展观。应该通过金融危机的偶然性,看出再生发展观的必然性。对称型调控再次是城市农村化与农村城市化的双向运动。我国政府扶持基本建设的起点应该是新农村建设,包括知识农业与农村城镇化建设,在农村土地收归国有、清除农村基本建设产权瓶颈的前提下,大力投资农村基本建设包括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知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各级公路、信息高速公路、农村城镇化建设。由国债投资的“新农村”建设,其收益通过项目直接收益、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比例来保证。这些国债可以由银行、保险公司、社保基金认购,也可以由民间认购。大量发行国债搞基本建设,不但本身即可解决大量游资出路问题,而且可以创造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为民间创业工程顺利开展、吸纳大量游资提供以小搏大的杠杆。我国政府扶持基本建设的起点应该是扶持创业型直接投融资。创业型直接投融资要从建设新农村开始。在我国,民间直接投融资是直接投融资的起点,农村民间直接投融资是民间直接投融资的起点,农村信息化、知识化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农村民间直接投融资的起点。直接投融资也应走农村包围城市、知识带动资本的道路。政府投资本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就是时间、空间、层次统一的社会复杂系统工程,不知道林毅夫根据新古典经济学方法提出来的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是怎样有效组织设施的。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发展经济学的逻辑结构是五度空间的“全息元”;知识经济时代在发展经济学指导下建构起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应该是知识经济(层次)、经济全球化(空间)、各国国情(空间)、经济现代发展趋势(时间)的统一,是企业、市场、政府,要素、结构、功能的统一



发展经济学的逻辑结构是五度空间的“全息元”;知识经济时代在发展经济学指导下建构起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应该是知识经济(层次)、经济全球化(空间)、各国国情(空间)、经济现代发展趋势(时间)的统一,是企业、市场、政府,要素、结构、功能的统一。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经济学是知识经济学而不是技术经济学。重技术轻科学、重自然科学轻社会科学的传统观念,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有历史的局限性。知识经济时代,将是社会科学主导自然科学,科学主导技术,软技术(同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对应的技术)主导硬技术(同自然科学对应的技术)。强调技术立国的日本如强弩之末,而注重知识创新的欧美则保持强势就是证明。知识经济的生命力,在于知识产业的龙头化:用知识和知识产业来统驭和改造传统产业,使第六次产业革命形成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之间从分离走向以知识产业为中心的统一,使传统产业——工业、农业、畜牧业走向统一。知识是传统产业统一的桥梁和纽带。技术没有共享性,知识有共享性,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通过知识创新带动技术创新实现技术后来居上,把知识的层次性转变为时间的跨阶段发展。发展经济学和创业学、经营学、管理学是统一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创业模式、经营模式、管理模式是统一的;当今时代发达的资本市场、企业家市场和企业孵化器可以轻易地解决具有市场潜力的新技术的企业化、产业化,使之转变为生产力和经济效益,靠自身资金积累达到一定规模后才进行创业使技术转变为生产力和效益的做法已经过时。诚然,人类经济增长方式依次经过资源(即林毅夫的“要素禀赋”)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密集型产业)—资本运营(金融产业)—知识运营(知识创新带动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带动传统产业结构升级),但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借助知识的共享性、信息高速公路和全球经济的普遍联系,具体某个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通过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实现跨阶段或浓缩某个阶段的时间段取得跨越式发展,使中国这样的劳动力密集型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实现劳动力密集、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知识密集的统一。新农村建设包括知识农业与农村城镇化建设就可以做到劳动力密集、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的统一。发展中国家政府从政策、资金、人才、基础设施、法制诚信环境方面扶持创意—创新—创造—创业工程,是发展中国家技术更新、产业提升、超越发展的必要环节乃至主导环节。在此过程中政府逐步从市场外部性转变为市场内部性是自然历史过程。发展本来就是解决外部性问题。解决“市场失效”的根本途径,是把政府宏观调控定位于市场调节之中而不是之外;政府扶持创业工程、促进技术创新与技术转化、优化提升社会产业结构的目的不仅仅是提高企业边际效率或为企业资金积累提供外围环境服务,而是提高整个社会发展水平与福利水平。发展只能是五度空间的,具有时间空间层次统一结构的经济本身不可能是按照新古典边际效率视野线性发展的;冠以“结构经济学”名号的发展经济学不但离不开经济结构的分析,而且离不开本身的结构分析,离不开经济学、创业学、经营学、管理学、创业工程相互关系的结构分析,打着结构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旗号的所谓“世界工厂论”、“要素禀赋论”、“劳动密集论”、“比较优势论”等理论背后的新古典线性发展观和线性发展模式不可能解释经济现象、认识经济规律、揭示经济本质、指导经济发展。这就是林毅夫“此次全球危机以其巨大的金融、经济和人力资本代价,也未能帮助其找到原因”(30)的原因。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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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率先进入农业社会的,不是当时畜牧业最发达的国家;工业革命之花之所以绽开在英国,不是因为英国当时农业最先进;而信息革命的机遇女神之所以静悄悄地降临自由女神的国度,也不是因为美国的工业发展程度高于英国。在五度空间相互转化中实现的各国经济发展轨迹是螺旋式上升与波浪式前进的非线性过程。




不管林毅夫描绘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市场换技术”来取得的“高于发达国家数倍的技术创新率”的蓝图能否实现,林毅夫建立在新古典主义边际分析方法和线性思维方式基础上的“发展经济学”显然是简单地把效率当作效益,把增长当作发展,把增长经济学当作发展经济学。按照林毅夫的发展路线图,发展中国家即使能够取得“高于发达国家数倍的技术创新率”和由落后国家的“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取得较高的边际生产率与GDP增长率,人民生活水平也会得到较大提高,但永远只能跟在发达国家后面一步步爬行。这显然不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发展。发展不等于增长,真正的发展经济学与增长经济学不是同一个经济学范式,各自的理论基础、理论框架与核心内容都有本质的不同。真正的发展经济学只能是扬弃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整体经济学。作为整体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以经济的整体发展规律为对象,以对称发展观为理论基础,以价值机制为核心,以理性选择和理性创造为途径,以价值创造和资源再生为归宿,以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提高为目标,是指导经济发展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在发展经济学看来,一国由“要素禀赋”决定的“产业比较优势”不在于该国企业在进入该产业时的眼前盈利能力、暂时的资金积累能力、通过购买技术实现技术更新的能力,也不是靠引进先进技术提高技术创新率和边际生产率,而在于该国整体发展的潜力、自主创新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和企业长期的盈利能力,在于该国通过暂时的“扭曲价格”变暂时不利的“要素禀赋”为长期有利的“要素禀赋”实现技术更新换代、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发展模式转轨的跳跃式发展后来居上实现该国福利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结构经济学,其逻辑结构是和经济发展的实践架构相对称的;在经济活动的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的相互建构中,实现经济发展,体现经济规律,展现经济本质。经济发展的结构是五度空间的结构,人类经济发展在时间、空间、层次的相互转化中实现,在五度空间相互转化中实现的各国经济发展轨迹是螺旋式上升与波浪式前进的非线性过程。人类率先进入农业社会的,不是当时畜牧业最发达的国家;工业革命之花之所以绽开在英国,不是因为英国当时农业最先进;而信息革命的机遇女神之所以静悄悄地降临自由女神的国度,也不是因为美国的工业发展程度高于英国。这种超越发展不见得完全是基于后来居上国家的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更多的是文化、制度、地理环境和人的主体性,其中制度变迁与技术创新起着更关键的作用;由各国结构变迁展开来的人类经济发展的路线图不是、也不可能是呈现出林毅夫的由“燕行模式”与“领头龙”模式组成的直线,而是曲线。因此,林毅夫基于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的发展与他的“燕行模式”与“领头龙”模式之间不对称,他的结构经济学理论与他的经济发展模式逻辑上不兼容,与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也不吻合。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市场化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不等于就能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耳熟能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成为中国梦,就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前并未建成,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证明:市场化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不等于就能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耳熟能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成为中国梦,就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前并未建成,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坑蒙拐骗横行、假冒伪劣遍地、反腐越反越腐、没有任何正义的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高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靠官商勾结官富民穷来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低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坏的“市场经济”。要使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够真正统一起来,必须做到市场化改革的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市场化改革的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后面,是社会主义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如果只有规范性没有实证性,或只有实证性没有规范性,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就无法统一。如果把市场化改革定位于私有化、自由化、金钱化、产业化,在此过程中形成两极分化,在产生权贵资本主义权贵资产阶级的同时绝大多数老百姓原有的合法权益以改革为由被剥夺而陷于相对贫困化与绝对贫困化,陷于住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生不起孩子、打不赢官司、扳不动贪官、有冤无处伸、被维稳被和谐上访被当精神病、无法享有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困境,以致民心涣散、军心涣散、民族凝聚力与国际竞争力降低,用“韬光养晦”“留给下一代来解决”来掩盖自己在国际交往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中的软弱无能,那么市场化改革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是对立的,这个对立不会因为贴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标签而掩盖,也不会因为GDO总量与人均GDP数量的提高而抹杀。这种和社会主义一般原则对立的“市场经济”不是作为中国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否统一、怎样统一的问题,不仅仅是实践问题,而且是深层次的理论问题;这个深层次的理论问题不可能靠摸着石头过河来解决;这个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如果不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能是可望不可即的幻想。作为中国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一般原则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统一,是立足中国本土、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主要思想来源、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具体社会形态;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模式。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模式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社会主义就没有初级阶段与高级阶段之分,也没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别,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就实现在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之中。离开科学社会主义理想、理论、一般原则的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离开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科学社会主义是可操作的社会主义,而可操作的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是外在的两张皮,而是内在的统一——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作为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作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当西方的市场经济自我完善,就成了社会主义;当社会主义吸收了西方市场经济的成果,就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使市场不仅成为资源配置的场所,而且成为资源再生的平台;要使效率最大化,不仅仅是使资源优化配置,而且是使资源优化再生;要使资源通过优化配置达到优化再生,不仅仅是靠平面的二维的市场,而是靠主体动态的五维的市场,不仅仅是靠二维市场的均衡,而是靠立体市场的对称。立体市场的对称,就是规范与实证的对称、控制与自由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对称,政府与民间、法制与自由、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所有这些对称,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对称。所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对称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自由,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竞争。完全的自由,是只要效率不要公平、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自由,是无政府主义的自由。充分的自由,是以平等为核心、平等制约下的自由。完全的竞争,是弱肉强食、不择手段、不按游戏规则出牌。充分的竞争,是法律、诚信制约下的竞争。因此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全自由、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全自由、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是平面的市场经济,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是立体的市场经济。平面的市场经济产生线性的思维方式,立体的市场经济产生对称的思维方式。线性的思维方式产生配置经济学、价格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市场原教旨主义、市场实用主义,对称的思维方式产生对称经济学、对称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对称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就是对称辩证法,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真正得以有机统一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原则是对称辩证法。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扬弃。在经济社会化、社会经济化的今天,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间已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宏观经济学以微观经济学为基础,微观经济学全息体现了宏观经济学。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生产力发展对GDP增长的超越。生产力发展之所以不同于GDP增长,是由于生产力作为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是主客体相互作用、资源再生的结果,而GDP增长,则可以在不要发挥人的主体性的前提下,仅靠资源买卖、产业折腾、财富转移、统计参数转变就可产生。因此,如果说,金融危机的根源是泡沫经济,那么,泡沫经济的根源是折腾经济,折腾经济的根源是GDP增长方式。全球性金融危机宣告了全球性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破产,宣告了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基础——价格经济学的破产。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有三层含义:一是正确的认识,二是合理的解释,三是积极的引导。正确的认识:是什么;合理的解释:为什么;积极的引导:怎么样。所谓规范与实证的统一,就是在是什么的基础上为什么,在为什么的基础上怎么样,在怎么样的指导下,去进一步认识是什么、解释为什么,从而指导实践的发展,达到真善美的统一。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理想和现实的统一。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发展尺度与道德尺度的统一。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效率与公平的一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效率与公平的一致;本质特征,就是通过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对称,实现效率与公平的一致;通过民主与法制建设,实现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对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除了生产资科公有制占主导地位以外,就是比资本主义有更强的宏观调控能力,建立健全民主法制,从而能保证效率与公平的一致,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于生产资科公有制是手段,更强的宏观调控能力、保证效率与公平的一致是目的,所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导并非在量的比重上占主导,而是国家掌握国民经济的命脉,从而能反对各种民间垄断、保护和促进充分自由、完全公平的竞争,使效率与公平相互促进。根据对称辩证法,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市场化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传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融合。左派经济学家反对改革,主张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右派经济学家即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改革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左右派经济学的扬弃。所谓传统社会主义,就是微观经济宏观化;所谓社会主义有市场,就是承认宏观经济中有微观活力;所谓资本主义(包括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宏观经济微观化;所谓资本主义有计划,就是微观经济要借宏观经济来引导。宏观调控本身有微观机制,改革就是建立健全宏观调控的微观机制,使宏观与微观相互促进、对称发展、可持续发展。改革本质是为宏观调控提供制度、机制、行为方式和国民素质保证。改革是手段,宏观调控是目的;正好象宏观调控是手段,公平与效率的一致、可持续发展是目的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成是社会经济系统中社会主义理念与现实、理论与实践、规范与实证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自然历史过程。
林毅夫的“燕行模式”和“领头龙模式”是把“世界工厂论”建立在“国际分工论”的基础上,把“国际分工论”建立在新古典边际效率分析基础上;通过新古典边际效率分析方法把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定格在“世界工厂”的位子上。




经济学范式决定经济发展模式,利润导向的西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决定利润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林毅夫根据他的西方新古典利润导向的经济学方法提出了发展中国家以利润最大化为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实现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充分发挥的名为“发展”实为“增长”的“发展模式”,林毅夫把这种模式称为“燕行模式”和“领头龙模式”。林毅夫:“本书第三部分的标题所提到的‘燕行模式’和‘领头龙模式’概括了许多信息。经济发展是持续的产业和技术升级的过程,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处于哪一发展阶段,如果能积极发展适应自身比较优势(由本国的优势禀赋结构决定)的产业,都可以成功完成这一发展过程。发展中国家取得杰出增长表现的秘诀是利用后发优势,兴办与本国要素禀赋类似的国家曾发展迅速的那些产业。通过有选择地认真学习先进国家,后来者可以成功的模仿自18世纪以来已让多个后进国家顺利实现赶超的‘燕行模式’”。(27)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和发展程度进行先后顺序的排列组合,和发达国家一起组成燕阵,领头雁是发达国家(曾经的后进国家),最落后的国家是雁尾,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的带领下利用自身的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依次取得发展。林毅夫又进一步对“燕行模式”进行细化分析,在“燕行模式”里又分离出“领头龙模式”,即同样是跟在发达国家后面的发展中国家,其中跟得最紧的是“领头龙”,它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起承前启后的作用,随着自身逐步向高端的发展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腾出相对低端发展的空间,使其他发展中国家得以跟在“领头龙”后面得到发展。这是典型的线性发展模式。

不过承蒙林毅夫把中国定位于“领头龙”。林毅夫:“世界经济新增长极的出现,巴西、中国和印度等中等收入大国的崛起,凭借它们充满活力的增长和巨大的产业规模,给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宝贵机遇。中国自身曾经是发展燕阵中的追随者,正由低技能的制造业向资本和技术更密集的产业转型,即将成为‘领头龙’。这样的转型将释放出接近一亿个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岗位,足以让低收入国家目前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增加4倍以上。其他中等收入增长极国家也表现出了类似的趋势。低收入国家如果能够制定并实施可行的发展战略,抓住这一新的工业化良机,就可以踏上结构变迁的活力之路,成功实现减贫和经济繁荣。”(同上)“如果发展中国家能顺应自身的比较优势,发掘后发优势潜力,采纳和适应新技术,则完全可以在未来数十年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和迅速增长……如果低收入国家的政府能采纳新结构经济学的建议,建立有利于自身比较优势的私营部门发展的政策框架,填补领头龙留下的空间,则有望在未来数十年里达到8%甚至更高的年增长速度。”(28)林毅夫在这里讲增长速度,讲“采纳和适应新技术”,就是没有讲发展中国家的自主技术创新。非但这样,林毅夫还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边际效率分析方法把先进技术的创新和使用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了明确分工。林毅夫:“对于技术引进,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借鉴或采用在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技术,从而将它们的劣势转变为优势。与之相反,发达经济体必须在全球技术前沿上进行生产,并必须持续在研发方面进行新的投资以实现技术创新。因此,发展中国家有潜力实现高于发达国家数倍的技术创新率”。(29)林毅夫在这里是把“世界工厂论”建立在“国际分工论”的基础上,把“国际分工论”建立在新古典边际效率分析基础上;通过新古典边际效率分析方法把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定格在“世界工厂”的位子上。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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