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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谎者悖论”这个挑战人类智慧几千年的经典悖论说明,思维内容和思维形式、思维主体与思维客体的对称是对称逻辑的基本原理



“说谎者悖论” 即“我在说谎”这句话中所蕴含的悖论。这个悖论表面上由“我在说谎”和“我说实话”这两个对立的“命题”组成,实际上这两个“命题”并不等价——前一个命题包含思维内容,后一个“命题”只是前一个命题的语言表达式,因此后一个“命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命题。长期以来人们之所以把其看成悖论,是由于把两个“命题”看成等价,即都是思维内容和语言表达式统一的命题。只要把思维的两大层次:命题的思维内容和命题的语言表达式区别开来,“我在说谎”这个悖论即可化解。


西元前6世纪,克利特哲学家埃庇米尼得斯(Epimenides)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所有克利特人都说谎。”这句话有名是因为它是一个经典悖论,即“说谎者悖论”。因为如果艾皮米尼地斯所言为真,那么克利特人就全都是说谎者,身为克利特人之一的埃庇米尼得斯自然也不例外,于是他所说的这句话应为谎言,但这跟先前假设此言为真相矛盾;又假设此言为假,那么也就是说所有克利特人都不说谎,自己也是克利特人的艾皮米尼地斯就不是在说谎,就是说这句话是真的,但如果这句话是真的,又会产生矛盾。因此通常认为这句话是无法解解决的悖论。这是一个困扰人类几千年、因而也挑战人类智慧几千年的表面自相矛盾的无限逻辑循环。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曾经试图用命题分层的办法解决这个悖论。“第一级命题我们可以说就是不涉及命题总体的那些命题;第二级命题就是涉及第一级命题的总体的那些命题;其余仿此,以至无穷。”但是这一方法并没有取得成效。“1903年和1904年这一整个时期,我差不多完全是致力于这一件事,但是毫不成功。”罗素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他把思维的层次和命题的层次混为一谈。



我是怎样解“说谎者悖论”的:

说谎者悖论根源于混淆了“对与错”同“真与假”两对范畴。“对与错”同“真与假”是对应关系,而非等同关系——“对与错”是内容是否符合事实,“真与假” 只是形式上表述真假。“我在说谎”之所以成为悖论,是由于混淆了这两对范畴,因而混淆了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如果这句话确是假的,只能说明表述正确,而不能使这句话内容弄假成真;如果这句话是真的,只能说明这句话表述错误,也不等于这句话内容是假的。要把这句话表述正确与否(形式),同这句话本身内部的真假(内容)区别开来。很多悖论都是把表述的正确与否,同表述内容的真与假混为一谈。内容的真假,不因表述的对与错而改变。内容是真的,不因表述错变成假的;反之,内容是假的,不因表述正确而变成真的。把思维对象、思维内容和思维形式——语言表述形式区别开来不同于罗素的“命题分层”,因为任何层次的命题都有思维对象、思维内容和思维形式的关系,任何层次的命题都是思维内容和表述形式的统一,如果不能区别思维对象、思维内容和思维形式,命题分层的结果是每一层次的命题都会产生悖论。罗素的“命题分层”方法仅仅对命题进行分层,而没有分离命题的内容和表述形式,所以无法解决“说谎者悖论”。在这里对称逻辑通过限定层次范围,使语言的内容和语言的对象对称。“说谎者悖论”这个经典悖论说明,思维内容和思维形式、思维主体与思维客体的对称是对称逻辑的基本原理。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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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和政府主导投资全球基础设施计划之间是一个悖论。属于宏观经济范畴的基础设施建设只能以价值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而不能以价格经济学——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


林毅夫遵循的西方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和他主张的政府主导投资全球基础设施计划之间是一个悖论。多数基础设施建设只有社会效益没有经济效益,属于宏观经济范畴的基础设施建设只能以价值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而不能以价格经济学——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在宏观经济领域只能进行边际效益分析。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是必要的,但政府投资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目的不是政府盈利,不是为了政府盈利而把所有东东都产业化,而是公共服务完善、社会保障健全、产业结构合理、创业环境有利、生活品质提升、资源可再生能力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把所有东东都产业化、盈利化,是经济微观化与货币经济学的产物。从幸福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和相关产业并非是能创造利润的产业,而是能给社会带来效益(公共品只是社会效益的一种,不是全部)的产业。所以,如果说医疗、教育也要产业化,那么应该是政府投资、人民消费的产业,而非由人民来投资的产业,也非政府投资的盈利产业。把所有产业狭隘地理解成盈利产业,要么使政府陷入盈利的泥坑中,要么使人民背上沉重的包袱。教育产业化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典型,同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本质上是对立的。教育产业化助长学术行政化、学术界人身依附关系,同时也助长买卖文凭现象,在整个社会形成扼杀创新、贬抑创新、劣币驱逐良币的社会机制;在使全民文凭化的同时,使国民整体素质特别是创新素质大大降低。包养女大学生与女大学生卖淫现象愈演愈烈说明,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主导的产业政策腐败,已经造成了一代人的堕落;如不及时纠正,对国民素质的消极影响将是毁灭性的。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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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债危机”的实质是“欧元危机”, “欧债危机”已经从实践上证明了超越国家主权的储备货币不可行





林毅夫为了给他的理论和战略继续寻找出路,以走出全球金融危机为由提出了改革以美元“储备货币”为核心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由一家国际货币机构按照弗里德曼的K比例法则发行单一的超国家储备货币“纸黄金”的设想,不但被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挫折所证伪,而且被欧元的实践所否定。“欧债危机”已经从实践上证明了超越国家主权的储备货币的不可行。“欧债危机”说明:在超越国家主权的储备货币的众多使用国中,只要有一个在本国货币政策中采用投机主义行为,就有可能以邻为壑,使其他国家受到不应有的损失,使该“储备货币”的含金量受到影响,信誉度受到损害;如果有多个在本国货币政策中采用投机主义行为,就有可能使超越国家主权的储备货币成为废纸。所以“欧债危机”的实质是“欧元危机”,走出“欧元危机”的根本途径是建立欧洲联邦政府,才能有效控制欧元区各国在货币政策上的机会主义行为。在经济发展程度和制度结构大致相同的欧元区尚且出现超越国家主权的储备货币的危机,在经济发展程度和制度结构极为不同的全世界范围使用超越国家主权的储备货币可以说是空中楼阁。虽然林毅夫提到要建立“更大、更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发行国际货币的全球中央银行”,进行“全球政策协调”(36)等等“准主权”性质的机构和措施来作为与他的“纸黄金”相对应的主体机构和措施,但这些机构和措施充其量只能是制定维护汇率规则、监督和有限度地约束各国的货币政策,而不能对各国的货币政策进行有效的行政控制。经验证明:主权和货币是对称的,特定范围的主权和特定范围的货币是对称的;除非建立世界政府,否则林毅夫的超国家储备货币“纸黄金”的设想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退一步说,如果林毅夫的超国家储备货币“纸黄金”的设想成为现实,把我国的4万亿美元外汇转换成“纸黄金”,只能使我国的外汇储备陷于更大的风险之中。美元的风险只来源于一个美国政府,“纸黄金”的风险则来源于所有国家的政府。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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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马歇尔”非彼“马歇尔”,此“马歇尔计划”非彼“马歇尔计划”。林毅夫把自己的政府全球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设想形容为“新的马歇尔计划”是混淆了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不同的发展模式。





林毅夫一方面看出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把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范围限定在盈利项目,充分说明了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的局限性。新古典经济学发展到经济学家马歇尔把交换价值和价值划等号的结果,就是把边际分析局限于边际效率分析,边际效益分析被排除在边际分析之外。这是边际分析的异化。林毅夫把自己的全球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设想比喻为“新的马歇尔计划”:“今天的世界需要新的‘马歇尔计划’促进全球范围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以打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瓶颈,并给高收入国家的结构性改革提供空间。”(41)遗憾的是,此“马歇尔”非彼“马歇尔”;林毅夫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马歇尔计划”中的马歇尔不是政治家的马歇尔,而是经济学家马歇尔。政治家马歇尔的“马歇尔计划”是美国凭借其在二战后的雄厚实力帮助其欧洲盟国恢复因世界大战而濒临崩溃的经济体系,同时抗衡苏联和共产主义势力在欧洲的进一步渗透和扩张,考虑的是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要素,主要还是政治因素,美国作为投资者一方在经济上是以“援助”为名的赔本买卖,其遵循的是边际效益分析原则,经济学基础是价值经济学。而林毅夫的“马歇尔计划”则纯粹是为了赚钱,其遵循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边际效率分析原则,经济学基础是价格经济学。政治家的“马歇尔计划”及其所取得的成功是整个西方经济学包括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所不能解释的;正好像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是整个西方经济学包括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所不能解释的一样。林毅夫把自己的政府全球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设想形容为“新的马歇尔计划”是混淆了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不同的发展模式。可以说,如果按照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新古典边际效率分析方法,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根本不可能得到实行。真正的“马歇尔计划”说明:在微观经济领域相对正确的边际效率分析,在宏观经济领域就会成为绝对错误。因此林毅夫把自己的全球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设想比喻为“新的马歇尔计划”是不恰当的,美国“马歇尔计划”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是对新古典方法的证伪,也是对林毅夫全球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设想的证伪。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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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把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当做根本原因


林毅夫虽然在《从西潮到东风》“修正”了他在《新结构经济学》中对政府在市场中的定位,但是他所运用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和渗透在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后面的线性思维方式却是渗透在他的所有著作中的不变的“真理”;这使他不能对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进行立体的结构分析并找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林毅夫:“其实,对全球失衡和美国房地产泡沫应负主要责任的是美国的国内政策。2001年为应对互联网泡沫破灭而引入的宽松货币政策因为金融监管放松和金融工具创新而放大,导致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这个现象又因为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而持续下去。”(32)显然,林毅夫是把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当做根本原因;而他之所以把直接原因当做根本原因,是因为他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缺乏结构性、层次性思维,就金融谈金融,只看金融的现象不看金融的本质。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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