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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DP有三种:货币GDP(国内生产总值)、社会GDP(人的素质指数、幸福指数、社会和谐指数)、绿色GDP(环保指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范式只讲第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出于对市场经济的狭隘理解,片面追求GDP增长率,把教育和医疗都纳入产业化的范围,剥夺了人的起点平等、机会平等的生存保障,从而强化了两极分化,并败坏了社会风气,形成“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道德环境;资源的开发是竭泽而渔,GDP增长以出口导向、内需不足、计划体制下的低工资为起点、工人血泪为代价,不惜使货币GDP成为带血GDP。人经济活动的目标是幸福,而人幸福与否不完全由金钱来决定。价值固然可以量化,但不完全是靠货币、靠由货币反映的GDP总值来量化,而是靠人的幸福程度来量化。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的共同点,是把价值绝对化了。前者把价值绝对化为抽象劳动,后者把价值论绝对化为货币,因而二者都脱离了经济活动的实际和价值本身的价值。幸福经济学范式之所以比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范式更科学,是因为前者比后者更本质,因而做到了科学性与主体性的统一。能否做到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体现了经济学范式的不同层次。不同经济学范式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层次关系。对于反映性、解释性理论来讲,范式的层次高,其对绝对真理的“逼真度”更高;对于创造性、规范性理论来讲,范式的层次高,其真理的层次更高。



    本文主要内容摘自陈世清著《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该书近日已由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
    富士康的13跳及对富士康在中国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说明:人的理性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说的线性的、单要素的“自私”,而是由“自我意识”、“他人意识”、“对象意识”、“自我与对象相互关系的意识”四个部分组成的完整系统。“认识你自己”是自我意识,“设身处地”是他人意识,“放眼世界”是对象意识,“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自我与对象关系意识。“人的本质是自私的”、“理性的人都是自私的”,是把人的自我意识同人的其他几方面的意识割裂开来,把其看成人的理性的唯一要素,是片面的。而且理性与非理性也非绝对割裂的,人的理性往往要通过非理性来升华和体现;人在特殊的情况下的直觉能力,往往是各种理性和经验因素综合体现的结果。认为只有能够通过数字模型来表达的行为才是理性的也是片面的。因此,人的理性不等于自私,人的理性不一定能够通过数字来建模。正因为人的理性是一个由多要素组成的系统,所以人的许多理性行为是非自私行为(如舍己救人),而人的许多自私行为是非理性行为(如为了眼前利益而铤而走险犯罪;如吸毒、酗酒)。把自私和人的理性划等号没有事实和逻辑依据。在动物界,同类之间的相互合作总是多于同类之间的相互残杀;同类之间合作地较好的,其生存竞争能力总是高于同类之间合作较差的。既然人是理性的动物,就应该比一般动物更知道这一动物界生存竞争规律。如果人与人之间是狼,那么人类将比其他动物类种更早走向灭亡。所以,人的理性,应该是自私的反面,而不是自私。无论是作为人格化的政治法人,还是政府官员,除非独裁政府,否则他们的理性同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应该是一致的。如果他们把理性定位为仅满足个人利益,并为此而不择手段(包括权力所有与权力寻租),那么他们很可能就会走向自己利益的反面。民主,就是把政治法人和政府官员的利益同人民利益统一起来的纽带。富士康的13跳说明:如果老板不顾工人死活,那么其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将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老板的理性应该更多地表现为同员工的合作。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以人为本”不应该只是一句口号。


    本文主要内容摘自陈世清著《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该书近日已由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






    实践证明:隐藏在右派经济学家话语霸权后面的“科学观”就是线性观,他们的“经济发展观”就是线性发展观。在他们那里,腐败之所以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中国之所以只能做世界工厂,大量国有资产之所以可以容许流入少数人的腰包,是因为这是科学,是规律,是提高效率的需要,是帕累托最优的需要,是资源优化配置的需要!而公平?只是效率的补充,小菜一碟不值一提。他们之所以把市场化等同于私有化、金钱化、产业化、自由化,把中国改革定位于走资本主义道路,源于以西方市场经济为市场经济的标准模本,在理论上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画等号。当旧计划体制失败、作为旧计划体制的理论基础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出现信仰危机、改革开放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时,中国出现了理论真空。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却有着一套相对完整的市场理论体系,并有着似乎在西方成功的经验,这就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得以乘虚而入,并在中国大地上横行霸道,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此间虽有过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论战,但由于缺乏抵挡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使论战仅停留在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层面。当后者给前者扣上反对改革、想走回头路的帽子时,前者要还手还真的底气不足。
    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在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公平与效率、自由与监管、主体与客体、全球化与区域化是对称的两极,任何一方失去了对方,自己这一方也就不复存在。这有点像对立统一,但不等于对立统一——作为“矛盾”的“对立统一”的双方,其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斗争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对称,其双方的同一性是绝对的,斗争性是相对的,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驱动力即双方的同一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左派经济学的矛盾辩证法离对称辩证法只有一步之遥,那么右派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非对称思维则与对称辩证法风马牛不相及。相对来讲,左派经济学有更多的思辨色彩,右派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则更具实用主义特征。但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不仅是对“左派”经济学的反思,而且也是对右派经济学的反思——所谓“左右派”经济学实际上只不过是对称经济学的不对称展开;扬弃它们,才能实现经济学的规范性与实证性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经济学与经济发展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是把改革定位于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理论基础,是抵御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使改革坚持正确方向的理论武器。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该书近日已由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



    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的要害:时空错位——用近代定位当代,用西方统驭东方,用客体吞并主体,用洋人代替祖宗,用科学消解人性。他们不理解社会发展的辩证法,也不懂历史发展的螺旋式。他们不懂历史。他们不懂中国的过去,不懂中国的现在,更不懂中国的未来。他们否认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可以把民族文化的传统优势转化为后发优势使中国经济后来居上。在西方已经步入人性化管理的今天,新自由主义的“右派经济学”却主张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要步西方近代史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阶段,再经历一次血和泪的洗礼;他们认为,中国要重演近代史,要重头再来,要补资本主义的课,要经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要成为西方资本榨取中国人民血汗的世界工厂。他们有一副典型的洋奴嘴脸。他们背祖忘宗,挑起了一次又一次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所谓“合法性危机”,从思维方式(“天人合一”)到哲学到宗教到历史到文学到中医到文字到民族象征;似乎只有西方文化是合法的,中国传统文化都是非法的;在用合法来代替“非法”的过程中全盘西化,在全盘西化过程中,他们在各个领域取而代之,取得领导权与话语霸权。他们不懂得对称辩证法,因而也不懂得对称经济学。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该书近日已由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

怎样提高老百姓收入(二)

[不指定 2010/06/04 15:27 | by admin ]
      当医疗、教育、住房“三座大山”一方面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另一方面却为GDP增长作出巨大贡献时,很难想象这样的GDP数字同提高老百姓收入有关。当GDP数字年年增长而中国大多数人并未感到生活水平同步提高时,这种得到主流经济学家和国际媒体普遍认可的GDP数字只是使世界工厂里的中国人民生活在歌舞升平的妄想中。
      此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虚拟经济很容易演变为泡沫经济。但泡沫经济并非仅仅由虚拟经济造成,实体经济也有泡沫经济;实体经济的泡沫经济,也并非仅仅表现在房地产泡沫、通货膨胀、价格虚高上面。地方政府为了GDP数字增长,在制定地方产业政策时,大搞配置经济、口袋经济,造成各地GDP数字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根本脱节,是实体泡沫经济的重要原因。泡沫经济的两大类型(虚拟泡沫与实体泡沫)、实体泡沫的两大因素之间是互为因果、互为前提、互相促进的;因此,在本质上,它们都属于口袋经济,因为它们在表面欣欣向荣的背后,都没有给社会增加财富,更没有提高人民实际生活水平。泡沫,不是价格泡沫而是价值泡沫;不是价格远离价值,而是经济增长远离人民实际生活水平提高。把泡沫经济仅仅理解成虚拟经济过度增长,把泡沫经济形成的原因仅仅归结为金融投机或者投机,是片面的。这种理解不但不能从源头上挤掉泡沫,而且由于转移目标,在挤掉不重要的表面的泡沫的同时,助长深层次的、更大的泡沫。以人民实际上生活水平提高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标准,是发展与增长的根本区别。对称经济发展,不是等泡沫形成后再来挤掉泡沫,而是从源头上挤掉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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