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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钱学森之问”(四):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要根本改变目前体制内重信息轻知识、重信息性知识轻创新性成果的信息型智力开发体制,代之以创新型智力开发体制,才能解放中国人民压抑已久的创造力,使大师级人才辈出。要根本改变目前公费买文凭升官的行政化的教育体制与公款买书号版面学历评职称的行政化的学术体制。在中国目前的“官本位”与学术行政化、教育行政化的体制下,体制内根本不要想出什么重大突破性的原创成果;如果有,也是人在体制内成果在体制外。“伪科学”这个概念本身可以成立,但绝大多数的伪科学都在体制内,而且都是现有的体制造成的,或者说是被体制逼出来的。当体制内的学术评价机制充满猫腻,充斥着仕而优“文凭”、版面费“论文”、书号费“专著”、潜规则“评奖”、行政化“职称”、炒作性“头衔”,使体制内人才评价体系的诚信度堕落到只有外语统考成绩才是衡量一个人是否“真人才”的唯一可信的公认的标准、只有达到英美小学水平的一口流利的英语才能使人相信他的确是一个真正的人才时,宣告了体制内创新体系的彻底破产;只有体制外的市场评价与催化才是创新的真正标准与原动力。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中国经济解释与重建》,该书近日已由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
    “钱学森问题”之解(一)——
    我们的学校怎样能培养出杰出人才?




    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教育、学术与智力开发体制的转变。如果说,国民创新体系的源头是原创思想,那么原创思想的源头是创新型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原创思想重要,但原创思想中最重要的,是原创基础理论。原创基础理论是原创思想的母体;只有原创基础理论,才会使原创思想源源不断,信守拈来。要产生原创基础理论,就要建立创新型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而不是对现有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进行修修补补的改良。要在教育、学术与智力开发界进行康德式的“哥白尼革命”——使教育、学术与智力开发的主客体中心地位转移。要用主体性的“六经注我”式教育代替客体性的“我注六经”式教育,用主动型、能力型、智慧型、互动型、素质型、综合型、创新型、创业型教育代替被动型、应试型、知识型、单向型、要素型、偏科型、继承型、就业型教育。0乘以一百个0还是0;把最先进的知识复制一万遍,也不会增加任何新知识,学习型人才无论如何也不等于创造型人才;通过大学扩招使学习型人才成倍增加也并不必然带来创造型人才的同比增长。要培养创造型人才,只能根本改变目前的信息型智力开发模式,重建创新型智力开发平台。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中国经济解释与重建》,该书近日已由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
                            两万多亿外汇储备该怎么用?



    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主体性二者并不矛盾,相辅相成;不能以经济全球化为名否认经济主体性。经济全球化中的国家主体性之一: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包括就业问题、老龄化问题、住房问题、贫富分化问题、三农问题、内需不足问题、发展的可持续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可以归结成一个问题:社会对称发展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国内投资的充分性、有效性。内需不足,根本的是投资需求不足;而投资需求不足,不是客观上投资需求不足,而是决策者头脑中投资需求不足。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承认:“中国的就业问题总量之大、矛盾之复杂是任何国家都未曾遇到过的,供求缺口至少1千300万人。2005年底,国企失业人数超过200多万,今后三年还会有360多万国企人员、400多万集体企业人员进入失业大军。2006年有124万高校毕业生找不到工作,1亿多农村劳动力闲置,到2008年城镇失业人口可能突破五千万人,农村突破二亿人”。按照海外专业人士的估计,目前中国城镇有15%的失业率、农村有30%的失业率。而中国的环保建设、基本建设、新农村建设等都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这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目前陷于一方面有大量人口没事干、另一方面有很多事没人干的悖境。走出这个悖境的关键,是使钱有事干——巨额的外汇储备与银行存款有有效的投资渠道。这就是投资需求,而且是巨大的投资需求。如果我们的两万多亿外汇储备能有效花在再生型基本建设上,并通过其杠杆作用扶持全民创业工程,就业问题可解决;就业问题解决了,上述其它问题可迎刃而解。资本运作本来是促进生产要素的结合,使之转变为生产力。一个国家的政府,是通过巨额资本运作来直接投资增值、带动社会全面发展,还是通过巨额资本运作来投机或借给别人间接投资增值、赚更多的钱,不但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经济学范式,而且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发展观、执政观,在实践中将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决策者头脑中的科学发展观、执政观与正确的经济学范式是纲,上述问题是目;抓住了纲,纲举目张。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中国经济解释与重建》,该书近日已由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


回答“钱学森之问”(三)——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目前全国性的外语考试制度及与之相关的人事制度是信息型智力开发体制的典型。由于外语的非母语性质,外语学习所要求的思维方式同创造力所要求的思维方式之间的不兼容性,使目前的全民“外语热”极大程度地压抑了中国人民的创造力,造成大量的创造性人才被埋没,是中国思想家断层的根源之一。语言只是一种思维形式与工具;就创造力本身而言,汉语足以供国人进行任何专业、任何领域的创造性思维。学习外语的目的,主要不在创造力层面,而在信息层面——沟通与交流层面。而现代信息工具与手段,已经可以轻易地代替属于信息层面的外语功能。全民学习那些对于大多数人也许一辈子都用不到、用不好的外语造成了国人巨大的智力资源、特别是创造力资源的浪费。目前的外语考试制度及与之相关的人事制度同建设国民创新体系的要求格格不入,必须尽快予以废止。


    改革开放30年来强制性的全民外语学习与考试制度给国人造成的智力与精神的损害,不亚于鸦片的泛滥;其给中国人造成的创造力资源的浪费程度,不亚于任何一次外国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其给中国文化发展造成的损失,大大超过八国联军对颐和园的洗劫。强制性的全民外语学习与考试制度最大限度地抵消了改革开放给人带来的创造力的解放。如果能像禁止传销一样禁止国人学外语,十年内中国就会出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大文学家、大科学家。





    本文主要内容摘自陈世清著《中国经济解释与重建》,该书近日已由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
    回答“钱学森之问”(二)——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付费出版学术专著与交版面费发表论文的背后是继教育产业化之后的学术产业化。付费出版学术专著与交版面费发表论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为流行的做法充分证明,继教育产业化之后学术也逐步产业化了。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僵化的学术体制与教育体制源于僵化的计划体制,那么目前僵化的学术体制与教育体制则源于异化的教育、学术价格机制——教育、学术也要向钱看的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政策导向与市场体制。目前这种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的结果是文凭泡沫化、论著泡沫化,文凭泡沫化、论著泡沫化的结果是助长抄袭之风、劣币驱逐良币、国民创新能力下降,教育科研教益递减。论文产业化与专著产业化可以为我国GDP增长作贡献因而得到了有关方面的默许与扶持,付费出版学术专著与交版面费发表论文就是在“一切领域归GDP”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



    本文主要内容摘自陈世清著《中国经济解释与重建》,该书近日已由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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