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流经济学批判（3）——评陈志武的消费型驱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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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5/23 19:52 | by admin ]
2011/05/23 19:52 | by admin ]
防止金融危机与通货膨胀，不是如陈志武先生说的，靠金融衍生品使中国人寅吃卯粮，促使“中国经济从目前的投资型驱动转为消费型驱动”。投资永远主导消费；投资型驱动才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在再生型财政投融资的基础上，基本建设投资对投资的乘数效应，主要表现在牵动创业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导致的产业链延伸两方面；基本建设投资对消费的乘数效应，主要表现在直接解决就业问题和通过扶持创业工程解决就业问题两方面。从量来看，基本建设投资的投资拉动市场是几何级数，消费拉动市场是算术级数。从质来看，是靠投资拉动市场还是靠消费拉动市场，取决于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背后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靠基本建设投资拉动市场是再生经济学原理，靠消费拉动市场是配置经济学、价格经济学的要求。从后果来看，靠投资拉动市场，其作用是永久的；靠消费来拉动市场，其效果只是暂时的。
此外，是靠投资拉动市场还是靠消费拉动市场，还要区分供给与需求、投资与消费、卖方与买方这几对范畴。
这里要把“消费需求”与“消费”区别开来。消费需求决定投资需求，并非消费决定投资。在再生经济学范式里，消费需求本身属于投资的范畴。总体上，投资决定消费而非相反。
当然，在配置经济学范式里，消费需求本身属于消费的范畴，因此可以作出截然相反的解析。但我们从图式中可以看出：需求决定供给，同投资决定供给并不矛盾。这里，关键的是在于要把“需求”同“消费”区别开来。
社会以需求为主导，并非等于以消费为主导；因为投资既创造供给，也创造消费，而且只有投资，才既创造供给、也创造消费。市场可以由卖方为主导转向以买方为主导，但投资与消费的关系不会因此而由投资为主导转为以消费为主导。不管市场怎样变化、商场怎样发展、经济学中的供给学派与需求学派怎样争锋，投资永远主导消费而不是相反。认为经济发展有投资导向型与消费导向型，是混淆了供给与需求、买方与卖方这两对范畴同投资与消费这对范畴的关系，认为既然供给与需求可以交替、买方与卖方可以转换，投资与消费也可以位移。这种概念的混淆会带来忽视投资、鼓励消费的严重后果，与节约型社会的要求相背离。同时；认为限制投资反而会带来经济上的增长，也会搞乱人们的思想，使经济学似乎披上一层有悖常理的神秘外衣，使芸芸众生无所适从。只要不是造成结构失衡，投资永远不会太快；如果资金运用得当，储蓄率高无异为投资发展提供了资金保证，总体上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应该鼓励与扶持民间直接投融资，而不是鼓励消费。为了追求GDP增长而豉励分光吃光，是一种愚民政策。
所以，需求主导供给，不等于消费主导投资。投资永远主导消费，既使买方市场也一样。
投资本身既是需求，又是满足需求的手段，正好象就业本身既是需求，本身也是满足需求的手段一样。投资和消费相比，永远占主导。把需求为主导和买方市场理解成消费为主导，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将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
如果说投资为主导与消费为主导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那么投资主导与需求主导则是内在的统一。需求首先是主体对客体的需求，其次是客体对客体的需求。需求未满足就是不对称，对称，就是需求的满足。
金融危机的背后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本质是基本的经济关系的不对称。需求与供给的对称关系本质上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通过需求与供给的对称关系展开。需求与供给的对称关系：消费需求决定投资需求，投资需求决定投资，投资决定消费。表面上是消费决定投资，根本上是投资决定消费。这就是对称经济学原理，以及由对称经济学原理派生出来的再生经济学原理。解决内需不足的扩张性政策如果仅仅采取配置型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解决通货膨胀的紧缩型政策如果仅仅采取配置型提高利率的货币政策，均会造成恶性循环，不能摆脱金融危机。走出民间投资消费双疲软、供给需求双不足这一困境的唯一出路，是再生型财政投资搞基本建设，鼓励和扶持创业。目前基本建设的重点应是农业知识化信息化现代产业化、环保产业化、能源材料再生化、交通高速化、技术核心化建设。应把住房、教育与医疗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纳入基本建设的范畴，果断停止土地商品化、教育医疗产业化的做法。应当是财政投融资与扶持中小企业、鼓励创业并重，并使它们有机结合。只有政府再生性长线投资与民间短线投资并举，以前者为主导，以后者为基础，才能可持续发展。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在再生型财政投融资的基础上，基本建设投资对投资的乘数效应，主要表现在牵动创业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导致的产业链延伸两方面；基本建设投资对消费的乘数效应，主要表现在直接解决就业问题和通过扶持创业工程解决就业问题两方面。从量来看，基本建设投资的投资拉动市场是几何级数，消费拉动市场是算术级数。从质来看，是靠投资拉动市场还是靠消费拉动市场，取决于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背后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靠基本建设投资拉动市场是再生经济学原理，靠消费拉动市场是配置经济学、价格经济学的要求。从后果来看，靠投资拉动市场，其作用是永久的；靠消费来拉动市场，其效果只是暂时的。
此外，是靠投资拉动市场还是靠消费拉动市场，还要区分供给与需求、投资与消费、卖方与买方这几对范畴。
这里要把“消费需求”与“消费”区别开来。消费需求决定投资需求，并非消费决定投资。在再生经济学范式里，消费需求本身属于投资的范畴。总体上，投资决定消费而非相反。
当然，在配置经济学范式里，消费需求本身属于消费的范畴，因此可以作出截然相反的解析。但我们从图式中可以看出：需求决定供给，同投资决定供给并不矛盾。这里，关键的是在于要把“需求”同“消费”区别开来。
社会以需求为主导，并非等于以消费为主导；因为投资既创造供给，也创造消费，而且只有投资，才既创造供给、也创造消费。市场可以由卖方为主导转向以买方为主导，但投资与消费的关系不会因此而由投资为主导转为以消费为主导。不管市场怎样变化、商场怎样发展、经济学中的供给学派与需求学派怎样争锋，投资永远主导消费而不是相反。认为经济发展有投资导向型与消费导向型，是混淆了供给与需求、买方与卖方这两对范畴同投资与消费这对范畴的关系，认为既然供给与需求可以交替、买方与卖方可以转换，投资与消费也可以位移。这种概念的混淆会带来忽视投资、鼓励消费的严重后果，与节约型社会的要求相背离。同时；认为限制投资反而会带来经济上的增长，也会搞乱人们的思想，使经济学似乎披上一层有悖常理的神秘外衣，使芸芸众生无所适从。只要不是造成结构失衡，投资永远不会太快；如果资金运用得当，储蓄率高无异为投资发展提供了资金保证，总体上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应该鼓励与扶持民间直接投融资，而不是鼓励消费。为了追求GDP增长而豉励分光吃光，是一种愚民政策。
所以，需求主导供给，不等于消费主导投资。投资永远主导消费，既使买方市场也一样。
投资本身既是需求，又是满足需求的手段，正好象就业本身既是需求，本身也是满足需求的手段一样。投资和消费相比，永远占主导。把需求为主导和买方市场理解成消费为主导，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将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
如果说投资为主导与消费为主导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那么投资主导与需求主导则是内在的统一。需求首先是主体对客体的需求，其次是客体对客体的需求。需求未满足就是不对称，对称，就是需求的满足。
金融危机的背后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本质是基本的经济关系的不对称。需求与供给的对称关系本质上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通过需求与供给的对称关系展开。需求与供给的对称关系：消费需求决定投资需求，投资需求决定投资，投资决定消费。表面上是消费决定投资，根本上是投资决定消费。这就是对称经济学原理，以及由对称经济学原理派生出来的再生经济学原理。解决内需不足的扩张性政策如果仅仅采取配置型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解决通货膨胀的紧缩型政策如果仅仅采取配置型提高利率的货币政策，均会造成恶性循环，不能摆脱金融危机。走出民间投资消费双疲软、供给需求双不足这一困境的唯一出路，是再生型财政投资搞基本建设，鼓励和扶持创业。目前基本建设的重点应是农业知识化信息化现代产业化、环保产业化、能源材料再生化、交通高速化、技术核心化建设。应把住房、教育与医疗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纳入基本建设的范畴，果断停止土地商品化、教育医疗产业化的做法。应当是财政投融资与扶持中小企业、鼓励创业并重，并使它们有机结合。只有政府再生性长线投资与民间短线投资并举，以前者为主导，以后者为基础，才能可持续发展。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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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流经济学批判（2）——评郎咸平《谁在谋杀中国经济：附身中国人的文化魔咒》
[ 2011/05/23 19:50 | by admin ]
2011/05/23 19:50 | by admin ]
中华传统文化是先天优势还是先天劣势？
郎咸平《谁在谋杀中国经济：附身中国人的文化魔咒》等博客系列文章中，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看成是谋杀中国经济的“文化魔咒”，认为“植入每个中国人文化层面的劣根性包括三种：浮躁、投机取巧和思维僵化”，并把“诸葛亮又是草船借箭，又是借东风，又是空城计简直聪明极了”看成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致命伤——投机取巧”的例证，把“我们的文化崇尚的精神目标，如‘追求第一’、‘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相信奇迹，而且崇拜奇迹”看成是“浮躁文化”的例证，把“我国许多企业在高新技术产品开发过程中追求高目标，喊出‘世界最快超级计算机’的口号，甚至把追求‘国内首创’、‘填补国内空白’、‘填补世界空白’作为产品的研发目标”作为“非科学”的思维僵化的例证。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定位将决定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将决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定位与优劣取舍。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是对称的——对称的基础与前提是参照者的文化范式与经济学范式。
我认为，要搞清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着眼于系统的、本质的、整体的文明。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规范与实证的对立、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对立，都源于非文化的唯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其次要搞清楚什么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搞清楚什么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核和主流，什么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支流和糟粕。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核：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以智取胜的行为方式，重义轻利、义利统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出污泥而不染的道德理念，和气生财的经营方式，勤劳节简、小富即安的生活方式、宁做鸡头不做牛尾的个人主体性特征。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内核也即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内核，并构成了中华民族主体性的特征。虽然在长期封建专制体制下，中华民族主体性处于被压抑状态，使民族主体性与社会体制之间不对称，但这种不对称恰恰为市场经济实现不对称向对称转化、使中华民族主体性发扬光大打下基础、埋下伏笔。其中，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为知识经济、创意经济、创新经济奠定了思维方式基础；以智取胜的行为方式为对策代替博弈奠定了行为方式基础；重义轻利、义利统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出污泥而不染的道德理念为知识市场经济时期用道德理性取代小商品经济时期的经济理性、诚信取代狼性原则、蓝海战略取代丛林法则奠定了社会理性与个人处世方式基础；和气生财的经营方式为和谐经济奠定了经营方式基础；勤劳节简、小富即安、高储蓄率的生活方式和宁做鸡头不做牛尾的个人主体性特征为创新精神、创业经济、创业工程奠定了个人主体性基础、社会资金基础。不患寡而患不均、相对利益高于绝对利益的个人权利诉求、心理平衡方式与社会分配方式虽然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下会导致平均主义，但其中所包含的要求平等的内核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将被扬弃，成为效率与公平相一致、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社会心理基础。法律本来要以道德为基础，司法审判离不开道德审判。在一个人情大于天的社会里，也必然更加讲究面子与道德。重人情也许不利于抽象的、纯理性的法制建设，但却为建设具体的、人情与法治相协调、道德与法理相一致的法制社会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人治主导法治、法治承载人治，人治、法治同法制建设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德治与法治也一样。道德是无形的法律，法律是有形的道德；法律是强力推行的道德，道德是约定俗成的法律；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的凝固。道德审判固然不能代替司法审判，但司法审判如果离开了道德审判，恐怕也将成为无根的浮萍。所谓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就是司法审判与道德审判的统一。古今中外没有一个违背道德审判的司法审判是公正的审判；而公正的审判必然与社会道德准则相一致。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如果说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是宏观方面的德治与法治交替运用、儒家与法家各领风骚的结果，那么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微观方面法律与道德的相辅相成。市场经济是有序经济，市场自由与竞争是充分的，但不是完全的；只有“三纲五常”才能保证市场的有序运作、规范运作。中央集权，在小商品经济时代固然会限制经济自由化的发挥，但在经济宏观化时期用宏观经济主导微观经济倒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如果说，“买官卖官”更符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心目中的“经济理性”，那么“学而优则仕”由于相对来讲更有利于人的主体性成长，因而也更具有新时期所需要的道德理性。“官本位”曾经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成为人的主体性发挥发展的桎梏，并限制了小商品经济、平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但在市场经济的立体化时期则是对“钱本位”的一种制衡，只有这种制衡才能使市场经济的价值多元化，使市场经济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官商勾结固然是“官本位”和小商品经济、不健全的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产物，但这是经济转型过程中必然出现、也只有在深化改革和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过程中才能解决的现象，是经济形态、经济模式问题而非文化问题。在文化层面，中华民族历来“官”和“商”的界限还是分得清楚的。官商文化，西方比东方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权谋文化、厚黑文化、迷信巫术，以及郎咸平引用电影《功夫熊猫》讲的“自私冷酷”、“总想不劳而获”，既不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也不是中华文化的主流；这些文化糟粕也许可以和“经济人”的经济理性更好地嫁接吻合，但同中华民族占主流的传统道德文化格格不入。用一部外国人拍的电影中的个别角色来以偏概全，把其说成是“角色刻画深刻地反映了我们中华文化的本质”，认为“美国的智库——兰德公司对于中国人人性的分析结果，完全呈现在这部电影里面。你会忽然发现，西方人比我们自己还了解我们的文化”，未免肤浅。
因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核也就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内核，或者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核就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相对于人与人是狼的小商品经济来讲，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许是先天劣势；而相对于知识经济、市场经济、知识市场经济来讲，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就是先天优势。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内核的不同定位、优劣取舍的不同解读，源于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源于不同时期形成的不同的经济学范式。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现代经济发展的关系成为不同经济学范式之间争议的焦点的根本原因。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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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谁在谋杀中国经济：附身中国人的文化魔咒》等博客系列文章中，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看成是谋杀中国经济的“文化魔咒”，认为“植入每个中国人文化层面的劣根性包括三种：浮躁、投机取巧和思维僵化”，并把“诸葛亮又是草船借箭，又是借东风，又是空城计简直聪明极了”看成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致命伤——投机取巧”的例证，把“我们的文化崇尚的精神目标，如‘追求第一’、‘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相信奇迹，而且崇拜奇迹”看成是“浮躁文化”的例证，把“我国许多企业在高新技术产品开发过程中追求高目标，喊出‘世界最快超级计算机’的口号，甚至把追求‘国内首创’、‘填补国内空白’、‘填补世界空白’作为产品的研发目标”作为“非科学”的思维僵化的例证。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定位将决定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将决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定位与优劣取舍。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是对称的——对称的基础与前提是参照者的文化范式与经济学范式。
我认为，要搞清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着眼于系统的、本质的、整体的文明。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规范与实证的对立、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对立，都源于非文化的唯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其次要搞清楚什么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搞清楚什么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核和主流，什么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支流和糟粕。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核：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以智取胜的行为方式，重义轻利、义利统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出污泥而不染的道德理念，和气生财的经营方式，勤劳节简、小富即安的生活方式、宁做鸡头不做牛尾的个人主体性特征。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内核也即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内核，并构成了中华民族主体性的特征。虽然在长期封建专制体制下，中华民族主体性处于被压抑状态，使民族主体性与社会体制之间不对称，但这种不对称恰恰为市场经济实现不对称向对称转化、使中华民族主体性发扬光大打下基础、埋下伏笔。其中，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为知识经济、创意经济、创新经济奠定了思维方式基础；以智取胜的行为方式为对策代替博弈奠定了行为方式基础；重义轻利、义利统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出污泥而不染的道德理念为知识市场经济时期用道德理性取代小商品经济时期的经济理性、诚信取代狼性原则、蓝海战略取代丛林法则奠定了社会理性与个人处世方式基础；和气生财的经营方式为和谐经济奠定了经营方式基础；勤劳节简、小富即安、高储蓄率的生活方式和宁做鸡头不做牛尾的个人主体性特征为创新精神、创业经济、创业工程奠定了个人主体性基础、社会资金基础。不患寡而患不均、相对利益高于绝对利益的个人权利诉求、心理平衡方式与社会分配方式虽然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下会导致平均主义，但其中所包含的要求平等的内核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将被扬弃，成为效率与公平相一致、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社会心理基础。法律本来要以道德为基础，司法审判离不开道德审判。在一个人情大于天的社会里，也必然更加讲究面子与道德。重人情也许不利于抽象的、纯理性的法制建设，但却为建设具体的、人情与法治相协调、道德与法理相一致的法制社会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人治主导法治、法治承载人治，人治、法治同法制建设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德治与法治也一样。道德是无形的法律，法律是有形的道德；法律是强力推行的道德，道德是约定俗成的法律；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的凝固。道德审判固然不能代替司法审判，但司法审判如果离开了道德审判，恐怕也将成为无根的浮萍。所谓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就是司法审判与道德审判的统一。古今中外没有一个违背道德审判的司法审判是公正的审判；而公正的审判必然与社会道德准则相一致。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如果说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是宏观方面的德治与法治交替运用、儒家与法家各领风骚的结果，那么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微观方面法律与道德的相辅相成。市场经济是有序经济，市场自由与竞争是充分的，但不是完全的；只有“三纲五常”才能保证市场的有序运作、规范运作。中央集权，在小商品经济时代固然会限制经济自由化的发挥，但在经济宏观化时期用宏观经济主导微观经济倒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如果说，“买官卖官”更符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心目中的“经济理性”，那么“学而优则仕”由于相对来讲更有利于人的主体性成长，因而也更具有新时期所需要的道德理性。“官本位”曾经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成为人的主体性发挥发展的桎梏，并限制了小商品经济、平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但在市场经济的立体化时期则是对“钱本位”的一种制衡，只有这种制衡才能使市场经济的价值多元化，使市场经济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官商勾结固然是“官本位”和小商品经济、不健全的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产物，但这是经济转型过程中必然出现、也只有在深化改革和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过程中才能解决的现象，是经济形态、经济模式问题而非文化问题。在文化层面，中华民族历来“官”和“商”的界限还是分得清楚的。官商文化，西方比东方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权谋文化、厚黑文化、迷信巫术，以及郎咸平引用电影《功夫熊猫》讲的“自私冷酷”、“总想不劳而获”，既不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也不是中华文化的主流；这些文化糟粕也许可以和“经济人”的经济理性更好地嫁接吻合，但同中华民族占主流的传统道德文化格格不入。用一部外国人拍的电影中的个别角色来以偏概全，把其说成是“角色刻画深刻地反映了我们中华文化的本质”，认为“美国的智库——兰德公司对于中国人人性的分析结果，完全呈现在这部电影里面。你会忽然发现，西方人比我们自己还了解我们的文化”，未免肤浅。
因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核也就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内核，或者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核就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相对于人与人是狼的小商品经济来讲，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许是先天劣势；而相对于知识经济、市场经济、知识市场经济来讲，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就是先天优势。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内核的不同定位、优劣取舍的不同解读，源于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源于不同时期形成的不同的经济学范式。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现代经济发展的关系成为不同经济学范式之间争议的焦点的根本原因。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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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流经济学批判（1）——评茅于轼的“取消耕地红线论”
[ 2011/05/23 19:48 | by admin ]
2011/05/23 19:48 | by admin ]
保护耕地是国家粮食危机防范体系的基础，粮食危机防范体系是国家经济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经济安全体系是国家民族主体性的必要保障。保护耕地是必要的。要把保护耕地的计划与计划经济区别开来。保护耕地的计划是对土地合理规划、集约使用、可再生使用前提下对耕地的最大限度的保护。市场经济不等于商品经济，市场有效配置资源不等于完全靠价格调节市场。市场经济是立体经济，由宏观调控与微观自由两个层面组成。市场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而非价格机制。对于土地这样关系国计民生、国家经济政治安全的重要资源，更应该靠价值——国家内政外交、民族主体、社会稳定、经济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价值来调节而非眼前金钱价值——价格来调节。市场化改革不是自由化改革，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取向是市场化改革而非自由化改革。市场化改革，宏观调控与微观自由是对称的。任何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土地转让的自由是充分的，但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不是无序经济，自由流转不是无序运转。限制土地使用的外延盲目无序扩张，可以促进土地使用的内涵再生性有序发展；只要合理规划、再生性开发，农村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和房地产市场土地供应的非行政垄断同保护耕地的行政措施之间不但不矛盾，而且互为前提、互相促进。试图踩我国土地“红线”、挑战民族主体性基础与生存底线、让耕地完全由价格机制来调节并自由流转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当他们把市场原教旨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运用到中国土地问题上的时候，充分暴露了他们理论的荒谬性与有害性。我国耕地保护的“红线”， 我国耕地保护的“红线”是价格经济学运用范围的警戒线，是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运用范围的警戒线，新自由主义者最好知耻而后退。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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