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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的“燕行模式”和“领头龙模式”是把“世界工厂论”建立在“国际分工论”的基础上,把“国际分工论”建立在新古典边际效率分析基础上;通过新古典边际效率分析方法把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定格在“世界工厂”的位子上。




经济学范式决定经济发展模式,利润导向的西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决定利润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林毅夫根据他的西方新古典利润导向的经济学方法提出了发展中国家以利润最大化为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实现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充分发挥的名为“发展”实为“增长”的“发展模式”,林毅夫把这种模式称为“燕行模式”和“领头龙模式”。林毅夫:“本书第三部分的标题所提到的‘燕行模式’和‘领头龙模式’概括了许多信息。经济发展是持续的产业和技术升级的过程,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处于哪一发展阶段,如果能积极发展适应自身比较优势(由本国的优势禀赋结构决定)的产业,都可以成功完成这一发展过程。发展中国家取得杰出增长表现的秘诀是利用后发优势,兴办与本国要素禀赋类似的国家曾发展迅速的那些产业。通过有选择地认真学习先进国家,后来者可以成功的模仿自18世纪以来已让多个后进国家顺利实现赶超的‘燕行模式’”。(27)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和发展程度进行先后顺序的排列组合,和发达国家一起组成燕阵,领头雁是发达国家(曾经的后进国家),最落后的国家是雁尾,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的带领下利用自身的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依次取得发展。林毅夫又进一步对“燕行模式”进行细化分析,在“燕行模式”里又分离出“领头龙模式”,即同样是跟在发达国家后面的发展中国家,其中跟得最紧的是“领头龙”,它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起承前启后的作用,随着自身逐步向高端的发展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腾出相对低端发展的空间,使其他发展中国家得以跟在“领头龙”后面得到发展。这是典型的线性发展模式。

不过承蒙林毅夫把中国定位于“领头龙”。林毅夫:“世界经济新增长极的出现,巴西、中国和印度等中等收入大国的崛起,凭借它们充满活力的增长和巨大的产业规模,给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宝贵机遇。中国自身曾经是发展燕阵中的追随者,正由低技能的制造业向资本和技术更密集的产业转型,即将成为‘领头龙’。这样的转型将释放出接近一亿个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岗位,足以让低收入国家目前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增加4倍以上。其他中等收入增长极国家也表现出了类似的趋势。低收入国家如果能够制定并实施可行的发展战略,抓住这一新的工业化良机,就可以踏上结构变迁的活力之路,成功实现减贫和经济繁荣。”(同上)“如果发展中国家能顺应自身的比较优势,发掘后发优势潜力,采纳和适应新技术,则完全可以在未来数十年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和迅速增长……如果低收入国家的政府能采纳新结构经济学的建议,建立有利于自身比较优势的私营部门发展的政策框架,填补领头龙留下的空间,则有望在未来数十年里达到8%甚至更高的年增长速度。”(28)林毅夫在这里讲增长速度,讲“采纳和适应新技术”,就是没有讲发展中国家的自主技术创新。非但这样,林毅夫还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边际效率分析方法把先进技术的创新和使用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了明确分工。林毅夫:“对于技术引进,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借鉴或采用在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技术,从而将它们的劣势转变为优势。与之相反,发达经济体必须在全球技术前沿上进行生产,并必须持续在研发方面进行新的投资以实现技术创新。因此,发展中国家有潜力实现高于发达国家数倍的技术创新率”。(29)林毅夫在这里是把“世界工厂论”建立在“国际分工论”的基础上,把“国际分工论”建立在新古典边际效率分析基础上;通过新古典边际效率分析方法把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定格在“世界工厂”的位子上。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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