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年底突击花钱看新常态下的财政收支平衡：重提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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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20 23:02 | by 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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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重新确立为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确立为改革开放发展的最大红利，把“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确立为财政收支平衡的根本原则，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要求，本身也是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财政收支平衡有序运行的根本保证。
以往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都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邓小平也说过，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只是手段，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是目的。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从“解放生产力”到追求“GDP增长”再到现在耳熟能详的所谓“改革红利”，再也没有明确出现过“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目的”的字眼，好像“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是计划体制大锅饭才有的生产目的，是必须被改掉的落后观念，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生产目的就是GDP增长，以经济为中心就是以金钱为中心，以致造成我国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的手段与目的的倒置，GDP、人均GDP年年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见实际提高，甚至以牺牲人民生活水平来使GDP、人均GDP得到突飞猛进的增长。教育、医疗产业化与住房商品化，就是这种以金钱为中心的指导思想的产物。这不能不说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指导思想错误。
这个错误在财政预算上的表现，就是不能真正贯彻“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而是为GDP而GDP搞拍脑袋预算。之所以近几年都要靠年底突击花钱才能实现财政预算收支平衡，今年又有全年超四分之一的财政资金在最后两个月内集中花掉，除了诸如预算审批、会计制度、预算编制等某些技术层面的问题以外，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没有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作为财政预算平衡的依据。指导思想正确是财政预算有序运作的根本，指导思想错误或指导思想不明确只能造成财政预算的无序运作。这是近几年都要靠年底突击花钱才能实现财政预算收支平衡的深层次原因。因此，要实现新常态下财政预算收支平衡财政预算有序运行，首先要明确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重新确立为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确立为改革开放发展的最大红利，把“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确立为财政预算目标财政收支平衡的根本原则。这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要求，本身也是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财政预算科学规范财政收支有序平衡的根本保证。
要以价值为尺度建立国民核算体系。以价值为尺度和以价格为尺度建立起来的国民核算体系，其要素与结构有本质不同。在前者看来，只有产生新价值的价格要素，才能纳入国民核算体系；不能产生新价值的价格要素，不能纳入国民核算体系。而目前通行的国民收入账户体系，只有价格核算而无价值核算；即使名义上是“价值核算”，实际也是价格核算。这是价格经济学本身的理论缺陷在实务操作中造成的漏洞，这个漏洞会给经济发展造成危害，造成财政预算平衡的错位。
要改变市场化=产业化的改革目标，重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品、公益品体系，重建社会主义福利保障制度。要把教育、医疗重新定位于社会公益品。教育、医疗产业化本质上是一种配置型产业。本来是支出的变成收入，本来应该由政府公共品支出的变成政府收入源的教育、医疗产业化——同样那些钱，只是支出主体不一样、移动方向不一样，就使钱的性质不一样：一个是公共品支出，不能纳入GDP增长数量统计，一个是增加收入，可以纳入GDP增长数量统计。虽然在理论上，它们也在创造社会财富——增长GDP，但在货币形态上，只是一种转移支付。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来看，政府投资的产业并非是能在金钱创造利润的产业，而是能给社会带来效益（公共品只是社会效益的一种，不是全部）的产业。所以，如果说医疗、教育也要产业化，那么应该是政府投资、人民消费的产业，而非由人民来投资的产业，也非政府投资的盈利产业。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就是通过税收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包括退休、医疗、保险、义务教育等，来鼓励消费以开发国内市场、促进生产发展。目前的“三座大山”：教育、医疗与住房，严重地影响人们的消费倾向，实在是得不偿失。社会福利不是纯粹的支出，本身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政府通过社会福利制度帮助居民安排积累与消费、长远消费与眼前消费的关系，是税收的再生功能，而税收的再生功能就是宏观调控的再生功能。
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投融资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就是表现在财政投融资。作为“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财政投融资是国家以财政信用为手段的投融资方式。财政投融资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它介乎财政预算和商业金融之间，是一种政策性金融行为。它服务于国家的宏观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对调控产业结构起着对称平衡的作用。财政投融资有利于充分贯彻国家的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解决内需不足的扩张性政策如果仅仅采取配置型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解决通货膨胀的紧缩型政策如果仅仅采取配置型提高利率的货币政策，均会造成恶性循环。但如果采取再生型财政投资搞基本建设，鼓励和扶持创业，就可解决就业不足、需求不足问题。目前基本建设的重点应是农业信息化、能源、交通、环保、尖端科技与教育、旅游，应当是财政投融资与扶持中小企业、鼓励创业并重，并使它们有机结合。只有以政府长线投资与民间短线投资并重，以前者为主导，以后者为基础，才能可持续发展，解决消费与需求不足问题，并从根本上解决供给不足问题。而所谓通过鼓励消费甚至超前消费来刺激市场是小聪明的作法。要扶持创业工程。税收的落脚点，应该是扶持创业工程。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原载：求是理论网
以往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都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邓小平也说过，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只是手段，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是目的。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从“解放生产力”到追求“GDP增长”再到现在耳熟能详的所谓“改革红利”，再也没有明确出现过“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目的”的字眼，好像“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是计划体制大锅饭才有的生产目的，是必须被改掉的落后观念，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生产目的就是GDP增长，以经济为中心就是以金钱为中心，以致造成我国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的手段与目的的倒置，GDP、人均GDP年年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见实际提高，甚至以牺牲人民生活水平来使GDP、人均GDP得到突飞猛进的增长。教育、医疗产业化与住房商品化，就是这种以金钱为中心的指导思想的产物。这不能不说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指导思想错误。
这个错误在财政预算上的表现，就是不能真正贯彻“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而是为GDP而GDP搞拍脑袋预算。之所以近几年都要靠年底突击花钱才能实现财政预算收支平衡，今年又有全年超四分之一的财政资金在最后两个月内集中花掉，除了诸如预算审批、会计制度、预算编制等某些技术层面的问题以外，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没有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作为财政预算平衡的依据。指导思想正确是财政预算有序运作的根本，指导思想错误或指导思想不明确只能造成财政预算的无序运作。这是近几年都要靠年底突击花钱才能实现财政预算收支平衡的深层次原因。因此，要实现新常态下财政预算收支平衡财政预算有序运行，首先要明确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重新确立为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确立为改革开放发展的最大红利，把“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确立为财政预算目标财政收支平衡的根本原则。这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要求，本身也是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财政预算科学规范财政收支有序平衡的根本保证。
要以价值为尺度建立国民核算体系。以价值为尺度和以价格为尺度建立起来的国民核算体系，其要素与结构有本质不同。在前者看来，只有产生新价值的价格要素，才能纳入国民核算体系；不能产生新价值的价格要素，不能纳入国民核算体系。而目前通行的国民收入账户体系，只有价格核算而无价值核算；即使名义上是“价值核算”，实际也是价格核算。这是价格经济学本身的理论缺陷在实务操作中造成的漏洞，这个漏洞会给经济发展造成危害，造成财政预算平衡的错位。
要改变市场化=产业化的改革目标，重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品、公益品体系，重建社会主义福利保障制度。要把教育、医疗重新定位于社会公益品。教育、医疗产业化本质上是一种配置型产业。本来是支出的变成收入，本来应该由政府公共品支出的变成政府收入源的教育、医疗产业化——同样那些钱，只是支出主体不一样、移动方向不一样，就使钱的性质不一样：一个是公共品支出，不能纳入GDP增长数量统计，一个是增加收入，可以纳入GDP增长数量统计。虽然在理论上，它们也在创造社会财富——增长GDP，但在货币形态上，只是一种转移支付。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来看，政府投资的产业并非是能在金钱创造利润的产业，而是能给社会带来效益（公共品只是社会效益的一种，不是全部）的产业。所以，如果说医疗、教育也要产业化，那么应该是政府投资、人民消费的产业，而非由人民来投资的产业，也非政府投资的盈利产业。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就是通过税收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包括退休、医疗、保险、义务教育等，来鼓励消费以开发国内市场、促进生产发展。目前的“三座大山”：教育、医疗与住房，严重地影响人们的消费倾向，实在是得不偿失。社会福利不是纯粹的支出，本身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政府通过社会福利制度帮助居民安排积累与消费、长远消费与眼前消费的关系，是税收的再生功能，而税收的再生功能就是宏观调控的再生功能。
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投融资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就是表现在财政投融资。作为“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财政投融资是国家以财政信用为手段的投融资方式。财政投融资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它介乎财政预算和商业金融之间，是一种政策性金融行为。它服务于国家的宏观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对调控产业结构起着对称平衡的作用。财政投融资有利于充分贯彻国家的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解决内需不足的扩张性政策如果仅仅采取配置型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解决通货膨胀的紧缩型政策如果仅仅采取配置型提高利率的货币政策，均会造成恶性循环。但如果采取再生型财政投资搞基本建设，鼓励和扶持创业，就可解决就业不足、需求不足问题。目前基本建设的重点应是农业信息化、能源、交通、环保、尖端科技与教育、旅游，应当是财政投融资与扶持中小企业、鼓励创业并重，并使它们有机结合。只有以政府长线投资与民间短线投资并重，以前者为主导，以后者为基础，才能可持续发展，解决消费与需求不足问题，并从根本上解决供给不足问题。而所谓通过鼓励消费甚至超前消费来刺激市场是小聪明的作法。要扶持创业工程。税收的落脚点，应该是扶持创业工程。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原载：求是理论网
写在“沪港通”开通之际：社会主义股市与资本主义股市的本质区别不容抹杀
[ 2014/11/20 23:00 | by admin ]
2014/11/20 23:00 | by admin ]
根据一国两制，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否认，香港股市比大陆股市发展时间更长，也更成熟，“沪港通”——香港和大陆股市的某种程度的联合经营会在某种程度上倒逼大陆股市的规范化，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与中国资本国际化；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本质区别，该本质区别在包括股市运作在内的资本运作上的表现，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本运作只能投资不能投机，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股市有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股市更严格的监管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股市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股市的扬弃。如果忽视了这一点，仅仅强调股市运作模式与国际接轨、向资本主义股市看齐，仅仅看到“沪港通”的正面作用看不到其中所蕴含的风险因素，那么“沪港通”将给掌握娴熟的金融投机技巧、长期在资本主义股市中兴风作浪游刃有余进行投机套钱的国际金融投机家以可乘之机，从而给我国造成新一轮的国有资产流失，使广大股民遭到新一轮的财产损失。
我们原则上不否认包括股市运作在内的资本运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与不可缺少的作用，不否认按要素分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也不否认人民币国际化与中国资本国际化在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但资本分为投资性资本与投机性资本、再生性资本与配置型资本，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资本只能是投资性、再生性资本，而不容许投机性资本、配置型资本的存在；既要禁止中国国有资本以资本国际化的名义参与国际金融投机，也不容许国际金融炒家借中国资本国际化的平台投机中国股市和其他中国资本市场。这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民族主体性与国家金融安全的需要。中国如果不管资本的性质是投资性资本还是投机性资本、再生性资本还是配置型资本，有奶便是妈、有钱就是娘，只要能赚钱就是好资本，只要能圈到钱就是好的股市，那么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资本主义的要害不在“资本”在“主义”；我们要透过资本的现象，看到不同资本运作后面“主义”的本质。如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本运作包括国际化运作，我们欢迎；如果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投机性的资本运作包括国际化运作，我们反对。因为我们要建构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要走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或打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我们要反对的，不是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要一环的资本运作包括资本国际化运作，而是反对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主义”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市场化=私有化。把产权明确等同于私有制，否认除了私有制以外其他所有制形式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因此资本国际化成了国有资产快速私有化的平台与催化剂。市场化=金钱化。把市场化定位为一切向钱看，否认除了钱以外的价值，因此资本国际化成为社会货币化、加速社会一切向钱看的平台与催化剂。市场化=产业化。把市场化定位为一切领域归GDP，因此资本国际化成为社会产业化、加速瓦解社会公共品、公益品领域的平台与催化剂。市场化=自由化。把市场化定位为无法无天、两极分化、不按游戏规则出牌、只要效率不要公平的完全竞争，因此资本国际化成为投机者兴风作浪肆意盘夺一般股民的绞肉机。市场化改革，确立资本、资本运作、资本国际化运作在社会有机体中的地位和积极作用，不等于走资本主义道路。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广大人民群众和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根本分歧；是只容许资本的投资再生功能还是也容许资本的投机配置功能，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分歧。资本的投机、配置功能，投机性资本、配置型资本的存在，是剥削的根源，是两极分化的根源，是国空民穷的根源，也是把中国改革开放蜕变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源；而GDO增长方式，又是投机性资本、配置型资本大行其道，资本的投机、配置功能充分发挥的根源。这说明，科学社会主义不仅仅是政治意识形态，也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制度，而且是发展模式；采用什么发展模式的问题，实质上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不动摇”实质是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继续深化改革的过程不是“政左经右”、经济体制与增长方式和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逐步接轨的过程。科学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GDO增长方式基础上，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只能是与GDO增长方式本质不同的幸福经济发展模式。幸福经济发展模式就是用生产力发展代替GDP增长，用知识运营增长方式代替资本运营增长方式，用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代替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用再生型经济发展模式代替投机配置型经济发展模式，用价值机制代替价格机制作为市场核心机制，用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代替国民产业化体系，用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代替货币型国民经济系统，用对称代替均衡、对策代替博弈作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用主客体对称的中国经济学代替分不清对称与均衡、对策与博弈、价值与价格、效益与效率、再生与配置、投资与投机的主客体对立的西方经济学。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中庸》）我们也常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道”就是能够给人民真正带来幸福的科学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不是投机取巧巧取豪夺竭泽而渔敲膏吸髓催生两极分化形成剥削阶级制造官民对立贫富对立鼓吹GDP泡沫推动“非理性繁荣”的歪门邪道。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是统一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就蕴含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中，离开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讲全面深化改革讲改革红利讲科学社会主义理想只能使理想成为幻想。
我们原则上不否认包括股市运作在内的资本运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与不可缺少的作用，不否认按要素分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也不否认人民币国际化与中国资本国际化在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但资本分为投资性资本与投机性资本、再生性资本与配置型资本，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资本只能是投资性、再生性资本，而不容许投机性资本、配置型资本的存在；既要禁止中国国有资本以资本国际化的名义参与国际金融投机，也不容许国际金融炒家借中国资本国际化的平台投机中国股市和其他中国资本市场。这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民族主体性与国家金融安全的需要。中国如果不管资本的性质是投资性资本还是投机性资本、再生性资本还是配置型资本，有奶便是妈、有钱就是娘，只要能赚钱就是好资本，只要能圈到钱就是好的股市，那么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资本主义的要害不在“资本”在“主义”；我们要透过资本的现象，看到不同资本运作后面“主义”的本质。如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本运作包括国际化运作，我们欢迎；如果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投机性的资本运作包括国际化运作，我们反对。因为我们要建构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要走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或打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我们要反对的，不是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要一环的资本运作包括资本国际化运作，而是反对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主义”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市场化=私有化。把产权明确等同于私有制，否认除了私有制以外其他所有制形式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因此资本国际化成了国有资产快速私有化的平台与催化剂。市场化=金钱化。把市场化定位为一切向钱看，否认除了钱以外的价值，因此资本国际化成为社会货币化、加速社会一切向钱看的平台与催化剂。市场化=产业化。把市场化定位为一切领域归GDP，因此资本国际化成为社会产业化、加速瓦解社会公共品、公益品领域的平台与催化剂。市场化=自由化。把市场化定位为无法无天、两极分化、不按游戏规则出牌、只要效率不要公平的完全竞争，因此资本国际化成为投机者兴风作浪肆意盘夺一般股民的绞肉机。市场化改革，确立资本、资本运作、资本国际化运作在社会有机体中的地位和积极作用，不等于走资本主义道路。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广大人民群众和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根本分歧；是只容许资本的投资再生功能还是也容许资本的投机配置功能，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分歧。资本的投机、配置功能，投机性资本、配置型资本的存在，是剥削的根源，是两极分化的根源，是国空民穷的根源，也是把中国改革开放蜕变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源；而GDO增长方式，又是投机性资本、配置型资本大行其道，资本的投机、配置功能充分发挥的根源。这说明，科学社会主义不仅仅是政治意识形态，也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制度，而且是发展模式；采用什么发展模式的问题，实质上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不动摇”实质是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继续深化改革的过程不是“政左经右”、经济体制与增长方式和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逐步接轨的过程。科学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GDO增长方式基础上，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只能是与GDO增长方式本质不同的幸福经济发展模式。幸福经济发展模式就是用生产力发展代替GDP增长，用知识运营增长方式代替资本运营增长方式，用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代替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用再生型经济发展模式代替投机配置型经济发展模式，用价值机制代替价格机制作为市场核心机制，用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代替国民产业化体系，用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代替货币型国民经济系统，用对称代替均衡、对策代替博弈作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用主客体对称的中国经济学代替分不清对称与均衡、对策与博弈、价值与价格、效益与效率、再生与配置、投资与投机的主客体对立的西方经济学。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中庸》）我们也常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道”就是能够给人民真正带来幸福的科学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不是投机取巧巧取豪夺竭泽而渔敲膏吸髓催生两极分化形成剥削阶级制造官民对立贫富对立鼓吹GDP泡沫推动“非理性繁荣”的歪门邪道。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是统一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就蕴含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中，离开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讲全面深化改革讲改革红利讲科学社会主义理想只能使理想成为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