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是增长还是发展：评李稻葵的大国发展战略与模式(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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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28 11:23 | by admin ]
2014/08/28 11:23 | by admin ]
真正的大国“崛起”，是变增长为发展。
李稻葵：“金融危机逼迫着中国经济在世界崛起。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火车头。美国这个增长的火车头还在熄火，欧洲、日本也在重复美国的故事；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虽然出现了可喜的增长的苗头，但是增长的力度和速度远远比不上中国。中国经济的总体规模，很有可能在今年年底，最迟在明年年中，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尽管中国人均产出水平还远远低于日本）。我们看到，在各种国际场合，中国得到了应有的重视。……总之，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它事实上也是一个机遇，它已经逼着中国经济由过去三十年逐步地改革发展，到迅速地崛起。我们的任务是在被逼出来的崛起之后，拿出百倍的努力去巩固我们崛起的基础，站稳脚跟，让中国真正成为屹立于世界的经济大国和强国。”（27）李稻葵在这里是把所谓的“大国崛起”看成是金融危机中中国和美日欧等国的经济规模的此消彼长，即借美日欧等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衰退而使中国GDP增速领先，经济规模趁机坐大，而不是从金融危机中总结经验教训根本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变增长为发展。这是舍本求末，本末倒置。如果说，金融危机的根源是泡沫经济，那么，泡沫经济的根源是折腾经济，折腾经济的根源是GDP增长方式。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宣告了全球性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破产，宣告了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基础——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增长经济学的破产。因此，真正的大国“崛起”，是变增长为发展。要用生产力发展代替GDP增长，用知识运营增长方式代替资本运营增长方式，用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代替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用再生型经济发展模式代替配置型经济发展模式，用价值机制代替价格机制作为市场核心机制，用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代替国民产业化体系，用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代替货币型国民经济系统，用主客体对称的对称经济学范式代替主客体对立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用对称代替均衡、对策代替博弈作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而要使中国避免金融危机，根本的、也是唯一的办法，就是果断停止以GDP增速、经济规模扩大为经济增长目标的做法，以生产力发展为参照，对理论范式、发展模式、增长方式进行正本清源，使一切宏观调控措施建立在对称经济、再生经济的基础上。无论是GDP增长率、经济规模还是就业率，都只不过是经济增长的指标而非目标。如果不是从根本指导思想与发展模式转变方面解决问题，而是仍然以经济规模扩大为目标，以提高GDP增长率为参照，想通过采取某项拔苗助长的具体措施以保证经济规模赶美超日，保证当年GDP增速不低于往年，为经济规模而经济规模，只能是竭泽而渔、饮鸩止渴。金融危机本身就是泡沫经济、透支消费造成。根本上，金融危机不是消费不足，而是供给不足。通过鼓励消费、超前消费、泡沫经济、配置型经济来拔苗助长、刺激市场、保证GDP增长率、扩大经济规模，只能使美国的金融危机即将在中国重演；这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此消彼长轮流坐庄的所谓“大国崛起”不是真正的大国崛起，也不是中华民族腾飞与中国人民幸福所需要的大国崛起。靠GDP增速第一带来的“大国崛起”只能是昙花一现，把经济规模超日赶美看成是被美国金融危机逼出来的“大国崛起”只能是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的自我陶醉，只有靠变增长为发展带来的“大国崛起”才有稳固的基础。要变增长为发展、真正实现中国的大国崛起必须首先根本改变价格经济学、配置经济学、均衡经济学——增长经济学范式。
李稻葵大概也知道仅仅靠GDP增长速度和经济规模还不足以成为名符其实的大国，所以他又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补充条件：“要成为名符其实的大国，三个必要条件我们尚未完全具备。一是雄厚的经济基础和稳固的社会基础。我们还必须努力完成中国经济崛起的结构调整的重任，内需必须扩大，但是内需的扩大必须产生经济效益，而不是为了产生内需而进行盲目投资。……改革尚未完成，中国经济还有大量低效率、无效率的不符合市场经济基本运行规律的制度。国有企业改革尚未完成，还必须坚持国家进一步退出的大方向，让中国的大型企业更加充满活力，达到它们应有的国际竞争力。……做大国的第二个必要条件是软实力和软技能的提高。这方面我们的差别是非常大的。我们在重要国际场合的发言权、话语权、影响力远远不如一些中小型国家，更不用说大国了。一个核心问题是人才短缺以及人才使用不当。……做大国的第三个必要条件是道德号召力。中国有优势也有短板。我们的优势必须发扬光大。当今世界，我们最大的道德优势就是节能减排，节能减炭！”（28）问题是这三个必要条件全部补齐，再加上前面的GDP增速和经济规模扩大赶美超日，就具备了中国作为被美国金融危机逼出来的大国崛起的充分条件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既没有因为这三个必要条件的补齐，就使GDP增速和经济规模扩大的增长方式转变为发展模式；也没有因为这三个必要条件的补齐，就使GDP经济学——增长经济学范式转变为真正的发展经济学。
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是价值的发展不是金钱的增长。经济是人类创造、生产、实现价值的活动；价值规律而非价格规律才是经济学的核心规律。以经济为中心是以再生生产力为中心而非以钱为中心，经济发展是价值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再生生产力的发展、中国人民创新能力的发展而非仅仅经济效率的增长。“效率”（李稻葵的“经济效益”实际指的是效率）是增长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是客观存在的，但这发展绝不应该是所谓的GDP（“经济效益”）数字增长。把GDP数字增长等同于发展，不是科学的发展观。从现象看经济发展是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从本质看经济发展是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不仅是高楼林立，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应落实为社会资源可再生能力、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与人民生活状况确实改善：科学发展观要求透过现象看本质。所谓“先进生产力”，就是再生生产力。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可以看出，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是变增长为发展，自觉把“先进生产力”——再生生产力放在首位；而改革开放发展的根本目标，就是提高、进一步提高、再进一步提高“先进生产力”——再生生产力。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是社会的全面发展不是经济效率的增长。再生生产力不能归结于生产率——再生生产力是质和量相统一的范畴，而效率、生产率只是量的概念。生产率概念产生于工业经济时期，再生生产力则属于知识经济。是把“先进的生产力”放在首位，还是把“生产率”放在首位；是把“再生的效率”放在首位，还是把“配置的效率”放在首位，是“发展”与“增长”的根本区别，也是再生经济学与配置经济学的根本区别。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是全面的发展不是片面的增长。作为价值的创造、生产、实现的经济是整体范畴而不是层次范畴，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是立体经济而不是层次经济。知识市场经济没有外部性，经济发展就是社会整体的发展。国有企业存在的合理性、国有企业活力的标准本来不是效率而是效益、不是经济效益而是社会整体效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但只有把政府行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才能使政府经济职能成为服务型政府、创业型政府的内在环节。先进的、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对称的社会制度，对生产力发展起推动作用。“一切向钱看”、“笑贫不笑娼”的社会心理，与拾金不昧、舍己为人的社会心理，对于社会GDP的提高、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同的意义和价值。人的行为方式导向是积极还是消极、是主体性还是负主体性，将促进或阻碍社会财富增加与社会发展。因此软实力不仅仅是道德优势，道德优势不仅仅是节能减排、节能减炭，国家核心竞争力不仅仅是软实力和软技能的提高，雄厚的经济基础和稳固的社会基础不仅仅指社会财富总量或社会有效经济总量的增加，而是社会福利总水平或社会总的幸福指数的提高、民族凝聚力的增强与人的全面发展。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是辨证的发展不是线性的增长。社会总的幸福指数的提高、民族凝聚力的增强与人的全面发展是思想、政治、经济相统一的社会系统工程，经济发展是主客体对称的、时空层次相统一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辨证发展过程，通过金融危机表现出来的经济全球化是中国经济在发展模式上后来居上的契机而不是中国重演西方经济增长史此消彼长的平台。优势固然要发扬，短板也要补上，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比较优势”发展而是以中国为主体的全面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逻辑不是西方经济的增长逻辑、均衡逻辑的中国化而是体现了五度空间相互转化的人类经济发展的一般逻辑、对称逻辑。经济发展是政府执政能力与民间活力、国富与民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民族主体性与开放性、物资财富增加与人民幸福指数提高的对称发展，只有这种对称发展才能真正做到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社会可持续发展。对称经济学就是发展经济学，也只有对称经济学才是真正的发展经济学。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必须以发展经济学而不是增长经济学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
李稻葵认为，要成为名符其实的大国的社会基础，“更多的功课需要我们去完成。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我们的住房、医疗、教育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还未完成，其最大的障碍不仅是利益格局的盘根错节，更重要的是改革者自身的思想解放，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市场化改革居功至伟，但是什么是现代市场经济，市场与社会基础、社会福利的关系这一系列现代市场经济的重大课题需要我们深入分析，重新认识。尤其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东西方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态是有可能不同的。以住房市场为例，以市场为主导的美国是一种模式，以政府干预为特征的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又是一种模式，不能说美国模式是唯一正确的，是我们必须向它靠拢的样板。最近笔者反复呼吁，中国经济需要‘二次房改’，目标是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模式，其根本理由是住房市场的发展模式必须与中国的基本情况相适应。”(29)李稻葵在这里通过“思想解放”、深入分析重新认识“什么是现代市场经济，市场与社会基础、社会福利的关系这一系列现代市场经济的重大课题”后，用“现代市场经济”这个概念来模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从他的以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为中国大陆“二次房改”的目标模式来看，他在骨子里是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看成现代市场经济，是中国大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模仿的目标模式。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本质的区别，这个区别不是什么东西方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造成的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态不同，而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善的、全面的、没有外部性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完善的、不全面的、有外部性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两者的理论基础、经济基础、核心价值、发展方向与目标不同。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也不同：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是“政府干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政府宏观调控。真正的现代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是本，东西方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造成的市场经济的形态不同是末。从实践上看，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建构中国成为名符其实的大国的社会基础。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目标是建立宏观与微观相对称、效率与公平相一致的再生型、福利型国家，而不仅仅是经济总量最大、GDP数量最高的国家。如果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那样，把经济总量与GDP数量作为经济增长的目标，靠掠夺资源、通货膨胀、两极分化、降低人民生活水平、牺牲民族尊严与民族凝聚力来提高GDP增长率和经济总量，其结果就是把我国搞成经济总量与GDP数量的巨人、经济实力与国家竞争力的侏儒，从而使中国的“大国崛起”建立在沙滩上。
我们的住房、医疗、教育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还未完成的最大障碍，既不是利益格局的盘根错节，也不是改革者自身的思想解放，而是福利经济学后面的经济学范式。社会主义福利经济学与资本主义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不同。社会主义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幸福经济学，资本主义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货币经济学。以幸福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与以货币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分属不同的经济学范式。我把以幸福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称为幸福型福利，以货币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称为金钱型福利。社会主义福利是幸福型福利，资本主义福利是金钱型福利。分属不同的经济学范式的福利经济学，有不同的福利“经济学原理”。由于不同的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不同，什么是福利国家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中也有不同的解读。在货币经济学看来，福利就是可计量的效用的增加；福利国家就是国家总的效用的增长，在此基础上以社会保障制度为主体，政府保证所有公民享有最低标准的收入、营养、健康、住房、教育和就业机会。“全民保障”、“全民医疗”、“人民福利”，是西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典型模式。“效用”，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福利经济学的核心范畴；通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现国家总的效用增长；二次分配，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渠道；效用的增加，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向钱看，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住房产业化、社会公共品产业化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与本质表现，福利是市场经济的外部性和对市场经济的固有缺陷的某种补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生产的目的本来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教育、医疗、住房、社会公共品等福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与内在的组成部分。在幸福经济学看来，福利是在再生生产力发展基础上，人们生活效益包括收入效益与非收入效益的增长、幸福指数的提高。人们不仅享受免费的基本医疗与教育、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等生存权保障，而且有发展权保障；把生存权与发展权统一起来的核心是公平与效率的一致、民主与法制的统一，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效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中福利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一次分配，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渠道；效益的增加、幸福指数的提高，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方式。从历史上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福利，首先要经过完全自由竞争你死我活弱肉强食经济周期波动的血与火的洗礼，才能把蛋糕做大；“福利”只是对一次分配不公的某种程度的补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实现福利，一开始就应该和谐竞争平等竞争充分竞争，通过贡献与索取的对称来实现人的需要的满足与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二者逻辑与历史、理论与现实差别的根源，在于市场核心机制的不同。前者不管怎样改头换面，都万变不离其宗，改变不了其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本质。后者的逻辑与历史是价值规律的展开——人的幸福感的增强，才是最大的效益与最大的福利。每个人福利最大化的国家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福利国家。以市场原教旨主义与金钱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化改革方向与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住房产业化、社会所有公共品产业化政策是我们的住房、医疗、教育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无法完成的最大障碍；把市场化改革定位于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用幸福经济学代替货币经济学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才有可能真正完成我们的住房、医疗、教育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
要使我们的住房、医疗、教育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得以完成，夯实我国大国崛起的社会基础，不但要改变福利经济学后面的经济学范式，而且要改变福利经济学后面的经济发展模式。李稻葵：“大国发展战略 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从现在开始，中国的发展将面临一个发展中大国所面临的基本困惑，其中包括国际贸易环境的恶化，也包括资源、能源和技术的难题。作为大国，必须开发自己潜在的统一大市场，必须合理地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必须在关键的技术领域里取得应有的突破。作为大国，从现在开始中国的发展必须走一条新型现代化道路，其核心是以人为本，让中国民众过上现代化生活，过上不以大量的资源和能源消耗为代价的现代化生活。一旦中国的发展模式在这方面取得了突破，将是中国对全人类的贡献，尤其是对那些目前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及落后发展阶段的穷国的贡献。”（30）李稻葵在这段论述中虽然以“大国发展战略”为开场白，也出现“中国的发展模式”的字眼，但他对什么是大国发展战略和大国发展模式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他的大国发展模式是现象学意义上的，而模式之所以是模式，就是因为模式是本质、规律、结构、现象的统一，在现象后面蕴含本质、规律和稳定的结构。因此，经济模式的形成不是自发的，而是经济主体在特定的理论指导下自觉形成的；对经济模式的阐述不是描述性的，而是蕴涵着深厚的理论功底与思维方式的，在经济模式的背后，是经济模型、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范式。有什么样的经济学范式，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有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有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就有什么样的经济模型；有什么样的经济模型，就有什么样的经济模式。因此对经济模式的不同表述的区别不是语言学意义上的，也不是形式逻辑意义上的，而是对称逻辑意义上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偶然的，中国作为大国的发展模式是必然的，被金额危机逼出来的大国崛起是通过偶然表现出来的必然，所以我们要研究中国作为大国的发展模式需要把视野放在中国作为大国发展模式的必然性上，而不是局限在金融危机的偶然性上。研究中国作为大国的发展模式需要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李稻葵所属的西方经济学范式、所渗透的线性思维方式，使得他不可能对中国这样的转型大国的发展模式形成一个完整的概念。西方经济学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经济模式就是GDP增长模式；当GDP增长模式在中国这样的大国遇到外部金融危机、内部供需矛盾等困境后，作一些局部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修正，但永远无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发展模式。西方经济学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模式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在西方经济学看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根本对立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不过是过渡形态，因此在西方经济学指导下根本无法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经济发展模式是由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及其相互关系组成的稳定的结构。经济主体包括主体的构成、主体的素质、主体的行为方式、经营方式，经济客体包括经济环境、可开发的资源、劳动工具与劳动对象；经济主客体关系包括社会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活动所要实现的目标、社会经济有机体中主体要素和客体要素的关系。在对称经济学看来，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是主客体对称发展模式、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对称发展模式、五度空间发展模式、再生经济发展模式、和谐经济发展模式、幸福经济发展模式、稳定型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在知识经济时代，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是对称经济发展模式。对称发展模式用对称代替均衡作为经济发展的一般平衡方法，对称不仅是客体与客体的均衡，而且是主体与客体的“均衡”；主客体均衡的结果必然带来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控制经济与自由经济的对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对称、法制与民主的对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称、社会有机体中各个要素的对称、全球化与国家民族主体性的对称。在对称的社会有机体中，商品流通只是商品生产的一个环节，商品生产不能归结于商品流通；商品生产只是发展生产力的一个方面，发展生产力不能归结于发展商品生产；物质生产力只是社会生产力的一个部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能归结为发展物质生产力；物质财富只是社会财富的组成部分，不能把社会财富归结为物质财富；财富增长只是人的幸福的途径之一，不能把财富增长看成人的幸福的唯一途径。生产力，无论是个别“生产力”还是社会生产力，都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而不仅仅是某个生产领域、某个生产要素的功能。要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除了要提高个别生产力以外，还要协调我国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的关系，使个别生产力之间形成最佳结构，才能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生产力。国家调节是核心，国民素质的提高是根本，政府和国民综合素质都是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就是主体的发展模式。通过用对策代替博弈作为经济主体的一般行为方式，强化主体的创造性、主客体关系的和谐性，强化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的对称与统一，使知识主体化、个性化、功能化、价值化、增值化，使主体和客体、主观与客观、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的统一具体化、微观化；通过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二次创业，使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使企业和其他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政策环境对称、和社会法制环境对称、和社会信息环境对称、和社会心理环境对称、和市场竞争环境对称，从而摆脱经济运行的困境，消除经济危机的根源，使企业和社会经济结构协调有序可持续发展。只有从主体的角度来定位经济体，才能理解企业主体、区域主体、民族主体、国家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理解国际经济关系、区际经济关系。要从主体的角度来定位经济体，就必须以价值机制作为全球经济的核心机制。民族与国家的经济主体性，既是价值的主体，也是价值机制的前提与组成部分。以价格机制作为全球经济的核心机制的要害，是帝国主义借全球化来推行他们的新殖民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大贫富差距与对立的经济学理论工具。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是五度空间发展的模式。五度空间模式是知识经济（层次）、全球化与多元化（空间）、超速发展（时间）、合作主导竞争与双赢发展（性质）的对称关系模式。既然层次、时间、空间可以相互转化，知识的重新洗牌将带动经济的重新洗牌，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区域化是双向同步过程，经济上落后的国家有可能跨发展阶段并后来居上；既然层次、时间、空间可以相互转化，知识经济时代的产业结构、特别是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的产业结构，就应该是以创新业为先导、知识业为主导、制造业为核心、农业为基础、服务业为配套的再生型→循环型→生态型→稳定型→和谐型→对称型结构,以取得可持续发展与超速发展。在知识经济时代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不仅仅是资本与劳动的二维（国内）、三维（国际）的投入产出，而是知识、资本、劳动相互结合的动态结构；因此，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是五度空间的，而不是平面二维与三维空间的。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是资源优化再生的模式。优化配置资源，只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发展生产力则是优化配置资源的目的。再生型经济的微观逻辑：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二次创业；再生型经济的中观程序：知识运营→资本运营→资产运营→产品运营，虚拟经济→实体经济→再生经济；再生型经济的宏观架构：国民创新体系为主导，国民创业体系为基础。知识运营的落脚点是产品运营，虚拟经济的落脚点是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的落脚点是再生型实体经济。资源优化再生，就要开发知识资源，用知识的增值功能带动知识的创造与认识功能，使社会的经济增长范式由资本运营上升到知识运营，运用市场手段和现代信息手段开发知识这一精神资源，促使知识成为生产为诸要素的“整合器”、“粘合剂”和充分发挥作用的“催化剂”，促使知识由潜在的生产力要素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要素，由生产力中的非主导要素转变为主导要素，使知识产业成为龙头产业；通过提高人的整体素质，提高人的创新、创造、创业能力；通过建立健全国民创新、创造、创业体系，强化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地位；用经济学科学范式主导经济模式，用经济模式主导高新技术产业区，用高新技术产业区辅射区域经济，使经济个性化和社会化同步增长，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相辅相成。再生型经济在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的双向互动中，人流、信息流、物质流三者之间相互对称与相互转化，使资源再生→资源优化再生→资源优
化再生的边际效益递增。
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就是完善的市场经济模式，就是规范与实证对称、控制与自由对称、公平与效率对称的市场经济模式。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发展模式和一般国家的发展模式的区别在于，以人为本，以政府宏观调控为主导，以平等为核心价值，以价值机制作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限定了金钱的作用范围，为真善美腾出空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是生产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实体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财富的增加、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非仅仅“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GDP数量”与“经济总量”的增长。人的要素本来是生产力的主体，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目的本来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任何产业结构设计离开了以人民为主体，以人民的幸福指数提高为核心目标，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末，陷于生产和消费的“二律背反”之中而不可自拔。中国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人民，其成果本来属于人民而不仅是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中国改革开放不是领袖人物的扭转乾坤而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其成果本来属于广大人民群众而不只是与人民分享。中国作为人口众多、国内市场巨大、产业结构齐全、各地区经济结构互补性强的大国，其发展模式就应该是在把出口导向型转变为内需导向型、外资依赖型转变为内资创业型的同时，大幅提高国内工资与社会福利水平，扩大国内市场。在国内生产和消费的良性循环中，逐步提高国内企业的创新能力、产业结构与产品附加值，在此基础上逐步提高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一步步走出国门，在有尊严的条件下参与全球化竞争。从以人为本在产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社会主义不仅是政治意识形态，而且是经济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强的生命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有着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更强的竞争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相结合的模式。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之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发展模式，就是以主客体的对称运动过程为基础，以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为途径，以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一致为方向，以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为目标、以提高先进生产力——再生生产力为系统功能的经济形态。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中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应该是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幸福感的增强作为选择发展模式、采取增长方式、建立经济结构的最高指导思想。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是和谐经济的发展模式。博弈论主张经济主体——“经济人”之间的竞争性，经济发展与人性发展、道德发展是对立的；对策是主观与客观、规范与实证、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范畴，主张经济主体间合作主导竞争，经济发展与人性发展、道德发展是对称的。在资源优化再生的基础上，使人类社会具有不同文明程度、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的民族、区域、国家、企业、个人实现优势互补、双赢合作，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能促使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后来居上，从而缩小南北差距、贫富差距，走向人类共同富裕、和谐发展。和谐经济发展模式中合作机制而不是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的动力机制。合作以平等为前提，以诚信为基础。人格平等、平等前提下的合作不仅体现在个人之间，而且体现在民族与国家之间。“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阶级问题”，民族的平等问题，在个人和国家的平等问题之间，起承前启后的作用；是完整的市场体系不可跨越的中间环节。和谐社会，不仅仅是人际和谐、国际和谐，而且是族际和谐；这种和谐是平等前提下的优势互补、双赢合作。基于要素禀赋不同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不仅仅是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优势互补，而是通过贸易，实现国与国之间信息与知识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是知识与经济重新洗牌的过程，也是增强国家经济主体性、使羊变成狼、使羊能和狼共舞的过程。经济全球化不能成为“国际分工论”、“世界工厂论”、民族不平等的理论依据，而应成为“洗牌论”的理论依据。只有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主体化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才会避免国与国之间的两极分化，使经济全球化的好处为全球各国人民共享。如果打着经济全球化、全球市场化、用价格机制“优化”配置全球资源的幌子，用全球化和全球价格机制来吞掉国家与民族的经济主体性；在全球“价格”机制的基础上，把西方“价值”观念、霸权主义、贫富两极分化通过“颜色革命”推广到全球，把经济全球化演变成世界单极化、扩大民族和国家不平等的理论基础与理论工具，那就无法做到和谐经济。和谐经济，就是要在国内以平等为核心价值，以价值为核心机制；在国际上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通过全球性经济与政治经济组织的干预和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缩小而不是扩大全球南北贫富差距。和谐经济就是以合作为主导的完善的、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弱肉强食、奉行丛林法则的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是幸福经济的发展模式。幸福经济不是仅仅把福利和人的满足感看成是个人效用总和的函数，而是把人与物的价值关系、社会伦理与道德观念等人与人的价值关系引入经济分析，把人的幸福指数看成经济发展的根本指标。幸福经济最根本的是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经济的核心机制，而不是用价值机制补充价格机制。幸福经济把主客体价值关系看成是基本的经济关系，把人的全面发展看成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是可持续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是立体发展、平衡发展、全面发展、系统发展。市场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因此，交易自由必然产生优化配置，国际贸易可以带来世界经济的重新洗牌。经济全球化与民族经济主体化不但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是双向同步过程。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以牺牲民族的与企业的经济主体性为代价，那么其发展将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一国的货币升值就会使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就会引发国内经济不景气，那只能说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本身就有问题。全球化对不发展国家是有利还是不利，关键在于不发达国家的主体性发展程度。可持续发展用系统经济代替要素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整体结构，国民经济是一个复杂系统；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关系，是这一复杂系统中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同一个系统中系统和要素之间的关系。经济全球化中的产业发展是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过程。价值，不但是企业系统的整体功能，而且是产业系统的整体功能；只有系统经营、规模经营，才能主体经营、永续经营。仅仅靠“世界工厂”进行 “中国制造”，不但“制造”不出高附加值的产品，而且其中的大部分利润只能被国外非制造领域所截留，因而不具备可持续“制造”能力。所以，要提高产品附加值，首先要提高产业附加值，让非“制造”、非直接生产领域，企业、产业的系统整合产生出更大的价值。可持续发展模式，是绿色经济发展模式，绿色经济发展模式是和谐经济发展模式、幸福经济发展模式、稳定型经济发展模式、再生型经济发展模式的统一。可持续发展模式，以人权为基石，以对策为经济主体的一般行为方式，以对称为经济发展的一般平衡方法，以再生型经济为经济发展的一般模式，以系统经济为经济发展的整体结构，以价值机制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以合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机制，以社会综合效益为经济发展的根本指标。可持续发展模式：创造性是起点，再生性是基础，主客体对称是核心，平等是动力，社会和谐是途径，人的幸福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目标。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size][/color]
李稻葵：“金融危机逼迫着中国经济在世界崛起。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火车头。美国这个增长的火车头还在熄火，欧洲、日本也在重复美国的故事；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虽然出现了可喜的增长的苗头，但是增长的力度和速度远远比不上中国。中国经济的总体规模，很有可能在今年年底，最迟在明年年中，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尽管中国人均产出水平还远远低于日本）。我们看到，在各种国际场合，中国得到了应有的重视。……总之，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它事实上也是一个机遇，它已经逼着中国经济由过去三十年逐步地改革发展，到迅速地崛起。我们的任务是在被逼出来的崛起之后，拿出百倍的努力去巩固我们崛起的基础，站稳脚跟，让中国真正成为屹立于世界的经济大国和强国。”（27）李稻葵在这里是把所谓的“大国崛起”看成是金融危机中中国和美日欧等国的经济规模的此消彼长，即借美日欧等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衰退而使中国GDP增速领先，经济规模趁机坐大，而不是从金融危机中总结经验教训根本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变增长为发展。这是舍本求末，本末倒置。如果说，金融危机的根源是泡沫经济，那么，泡沫经济的根源是折腾经济，折腾经济的根源是GDP增长方式。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宣告了全球性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破产，宣告了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基础——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增长经济学的破产。因此，真正的大国“崛起”，是变增长为发展。要用生产力发展代替GDP增长，用知识运营增长方式代替资本运营增长方式，用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代替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用再生型经济发展模式代替配置型经济发展模式，用价值机制代替价格机制作为市场核心机制，用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代替国民产业化体系，用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代替货币型国民经济系统，用主客体对称的对称经济学范式代替主客体对立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用对称代替均衡、对策代替博弈作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而要使中国避免金融危机，根本的、也是唯一的办法，就是果断停止以GDP增速、经济规模扩大为经济增长目标的做法，以生产力发展为参照，对理论范式、发展模式、增长方式进行正本清源，使一切宏观调控措施建立在对称经济、再生经济的基础上。无论是GDP增长率、经济规模还是就业率，都只不过是经济增长的指标而非目标。如果不是从根本指导思想与发展模式转变方面解决问题，而是仍然以经济规模扩大为目标，以提高GDP增长率为参照，想通过采取某项拔苗助长的具体措施以保证经济规模赶美超日，保证当年GDP增速不低于往年，为经济规模而经济规模，只能是竭泽而渔、饮鸩止渴。金融危机本身就是泡沫经济、透支消费造成。根本上，金融危机不是消费不足，而是供给不足。通过鼓励消费、超前消费、泡沫经济、配置型经济来拔苗助长、刺激市场、保证GDP增长率、扩大经济规模，只能使美国的金融危机即将在中国重演；这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此消彼长轮流坐庄的所谓“大国崛起”不是真正的大国崛起，也不是中华民族腾飞与中国人民幸福所需要的大国崛起。靠GDP增速第一带来的“大国崛起”只能是昙花一现，把经济规模超日赶美看成是被美国金融危机逼出来的“大国崛起”只能是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的自我陶醉，只有靠变增长为发展带来的“大国崛起”才有稳固的基础。要变增长为发展、真正实现中国的大国崛起必须首先根本改变价格经济学、配置经济学、均衡经济学——增长经济学范式。
李稻葵大概也知道仅仅靠GDP增长速度和经济规模还不足以成为名符其实的大国，所以他又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补充条件：“要成为名符其实的大国，三个必要条件我们尚未完全具备。一是雄厚的经济基础和稳固的社会基础。我们还必须努力完成中国经济崛起的结构调整的重任，内需必须扩大，但是内需的扩大必须产生经济效益，而不是为了产生内需而进行盲目投资。……改革尚未完成，中国经济还有大量低效率、无效率的不符合市场经济基本运行规律的制度。国有企业改革尚未完成，还必须坚持国家进一步退出的大方向，让中国的大型企业更加充满活力，达到它们应有的国际竞争力。……做大国的第二个必要条件是软实力和软技能的提高。这方面我们的差别是非常大的。我们在重要国际场合的发言权、话语权、影响力远远不如一些中小型国家，更不用说大国了。一个核心问题是人才短缺以及人才使用不当。……做大国的第三个必要条件是道德号召力。中国有优势也有短板。我们的优势必须发扬光大。当今世界，我们最大的道德优势就是节能减排，节能减炭！”（28）问题是这三个必要条件全部补齐，再加上前面的GDP增速和经济规模扩大赶美超日，就具备了中国作为被美国金融危机逼出来的大国崛起的充分条件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既没有因为这三个必要条件的补齐，就使GDP增速和经济规模扩大的增长方式转变为发展模式；也没有因为这三个必要条件的补齐，就使GDP经济学——增长经济学范式转变为真正的发展经济学。
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是价值的发展不是金钱的增长。经济是人类创造、生产、实现价值的活动；价值规律而非价格规律才是经济学的核心规律。以经济为中心是以再生生产力为中心而非以钱为中心，经济发展是价值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再生生产力的发展、中国人民创新能力的发展而非仅仅经济效率的增长。“效率”（李稻葵的“经济效益”实际指的是效率）是增长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是客观存在的，但这发展绝不应该是所谓的GDP（“经济效益”）数字增长。把GDP数字增长等同于发展，不是科学的发展观。从现象看经济发展是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从本质看经济发展是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不仅是高楼林立，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应落实为社会资源可再生能力、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与人民生活状况确实改善：科学发展观要求透过现象看本质。所谓“先进生产力”，就是再生生产力。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可以看出，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是变增长为发展，自觉把“先进生产力”——再生生产力放在首位；而改革开放发展的根本目标，就是提高、进一步提高、再进一步提高“先进生产力”——再生生产力。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是社会的全面发展不是经济效率的增长。再生生产力不能归结于生产率——再生生产力是质和量相统一的范畴，而效率、生产率只是量的概念。生产率概念产生于工业经济时期，再生生产力则属于知识经济。是把“先进的生产力”放在首位，还是把“生产率”放在首位；是把“再生的效率”放在首位，还是把“配置的效率”放在首位，是“发展”与“增长”的根本区别，也是再生经济学与配置经济学的根本区别。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是全面的发展不是片面的增长。作为价值的创造、生产、实现的经济是整体范畴而不是层次范畴，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是立体经济而不是层次经济。知识市场经济没有外部性，经济发展就是社会整体的发展。国有企业存在的合理性、国有企业活力的标准本来不是效率而是效益、不是经济效益而是社会整体效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但只有把政府行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才能使政府经济职能成为服务型政府、创业型政府的内在环节。先进的、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对称的社会制度，对生产力发展起推动作用。“一切向钱看”、“笑贫不笑娼”的社会心理，与拾金不昧、舍己为人的社会心理，对于社会GDP的提高、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同的意义和价值。人的行为方式导向是积极还是消极、是主体性还是负主体性，将促进或阻碍社会财富增加与社会发展。因此软实力不仅仅是道德优势，道德优势不仅仅是节能减排、节能减炭，国家核心竞争力不仅仅是软实力和软技能的提高，雄厚的经济基础和稳固的社会基础不仅仅指社会财富总量或社会有效经济总量的增加，而是社会福利总水平或社会总的幸福指数的提高、民族凝聚力的增强与人的全面发展。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是辨证的发展不是线性的增长。社会总的幸福指数的提高、民族凝聚力的增强与人的全面发展是思想、政治、经济相统一的社会系统工程，经济发展是主客体对称的、时空层次相统一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辨证发展过程，通过金融危机表现出来的经济全球化是中国经济在发展模式上后来居上的契机而不是中国重演西方经济增长史此消彼长的平台。优势固然要发扬，短板也要补上，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比较优势”发展而是以中国为主体的全面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逻辑不是西方经济的增长逻辑、均衡逻辑的中国化而是体现了五度空间相互转化的人类经济发展的一般逻辑、对称逻辑。经济发展是政府执政能力与民间活力、国富与民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民族主体性与开放性、物资财富增加与人民幸福指数提高的对称发展，只有这种对称发展才能真正做到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社会可持续发展。对称经济学就是发展经济学，也只有对称经济学才是真正的发展经济学。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必须以发展经济学而不是增长经济学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
李稻葵认为，要成为名符其实的大国的社会基础，“更多的功课需要我们去完成。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我们的住房、医疗、教育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还未完成，其最大的障碍不仅是利益格局的盘根错节，更重要的是改革者自身的思想解放，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市场化改革居功至伟，但是什么是现代市场经济，市场与社会基础、社会福利的关系这一系列现代市场经济的重大课题需要我们深入分析，重新认识。尤其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东西方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态是有可能不同的。以住房市场为例，以市场为主导的美国是一种模式，以政府干预为特征的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又是一种模式，不能说美国模式是唯一正确的，是我们必须向它靠拢的样板。最近笔者反复呼吁，中国经济需要‘二次房改’，目标是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模式，其根本理由是住房市场的发展模式必须与中国的基本情况相适应。”(29)李稻葵在这里通过“思想解放”、深入分析重新认识“什么是现代市场经济，市场与社会基础、社会福利的关系这一系列现代市场经济的重大课题”后，用“现代市场经济”这个概念来模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从他的以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为中国大陆“二次房改”的目标模式来看，他在骨子里是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看成现代市场经济，是中国大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模仿的目标模式。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本质的区别，这个区别不是什么东西方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造成的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态不同，而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善的、全面的、没有外部性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完善的、不全面的、有外部性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两者的理论基础、经济基础、核心价值、发展方向与目标不同。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也不同：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是“政府干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政府宏观调控。真正的现代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是本，东西方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造成的市场经济的形态不同是末。从实践上看，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建构中国成为名符其实的大国的社会基础。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目标是建立宏观与微观相对称、效率与公平相一致的再生型、福利型国家，而不仅仅是经济总量最大、GDP数量最高的国家。如果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那样，把经济总量与GDP数量作为经济增长的目标，靠掠夺资源、通货膨胀、两极分化、降低人民生活水平、牺牲民族尊严与民族凝聚力来提高GDP增长率和经济总量，其结果就是把我国搞成经济总量与GDP数量的巨人、经济实力与国家竞争力的侏儒，从而使中国的“大国崛起”建立在沙滩上。
我们的住房、医疗、教育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还未完成的最大障碍，既不是利益格局的盘根错节，也不是改革者自身的思想解放，而是福利经济学后面的经济学范式。社会主义福利经济学与资本主义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不同。社会主义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幸福经济学，资本主义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货币经济学。以幸福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与以货币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分属不同的经济学范式。我把以幸福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称为幸福型福利，以货币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称为金钱型福利。社会主义福利是幸福型福利，资本主义福利是金钱型福利。分属不同的经济学范式的福利经济学，有不同的福利“经济学原理”。由于不同的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不同，什么是福利国家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中也有不同的解读。在货币经济学看来，福利就是可计量的效用的增加；福利国家就是国家总的效用的增长，在此基础上以社会保障制度为主体，政府保证所有公民享有最低标准的收入、营养、健康、住房、教育和就业机会。“全民保障”、“全民医疗”、“人民福利”，是西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典型模式。“效用”，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福利经济学的核心范畴；通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现国家总的效用增长；二次分配，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渠道；效用的增加，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向钱看，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住房产业化、社会公共品产业化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与本质表现，福利是市场经济的外部性和对市场经济的固有缺陷的某种补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生产的目的本来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教育、医疗、住房、社会公共品等福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与内在的组成部分。在幸福经济学看来，福利是在再生生产力发展基础上，人们生活效益包括收入效益与非收入效益的增长、幸福指数的提高。人们不仅享受免费的基本医疗与教育、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等生存权保障，而且有发展权保障；把生存权与发展权统一起来的核心是公平与效率的一致、民主与法制的统一，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效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中福利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一次分配，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渠道；效益的增加、幸福指数的提高，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方式。从历史上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福利，首先要经过完全自由竞争你死我活弱肉强食经济周期波动的血与火的洗礼，才能把蛋糕做大；“福利”只是对一次分配不公的某种程度的补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实现福利，一开始就应该和谐竞争平等竞争充分竞争，通过贡献与索取的对称来实现人的需要的满足与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二者逻辑与历史、理论与现实差别的根源，在于市场核心机制的不同。前者不管怎样改头换面，都万变不离其宗，改变不了其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本质。后者的逻辑与历史是价值规律的展开——人的幸福感的增强，才是最大的效益与最大的福利。每个人福利最大化的国家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福利国家。以市场原教旨主义与金钱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化改革方向与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住房产业化、社会所有公共品产业化政策是我们的住房、医疗、教育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无法完成的最大障碍；把市场化改革定位于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用幸福经济学代替货币经济学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才有可能真正完成我们的住房、医疗、教育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
要使我们的住房、医疗、教育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得以完成，夯实我国大国崛起的社会基础，不但要改变福利经济学后面的经济学范式，而且要改变福利经济学后面的经济发展模式。李稻葵：“大国发展战略 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从现在开始，中国的发展将面临一个发展中大国所面临的基本困惑，其中包括国际贸易环境的恶化，也包括资源、能源和技术的难题。作为大国，必须开发自己潜在的统一大市场，必须合理地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必须在关键的技术领域里取得应有的突破。作为大国，从现在开始中国的发展必须走一条新型现代化道路，其核心是以人为本，让中国民众过上现代化生活，过上不以大量的资源和能源消耗为代价的现代化生活。一旦中国的发展模式在这方面取得了突破，将是中国对全人类的贡献，尤其是对那些目前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及落后发展阶段的穷国的贡献。”（30）李稻葵在这段论述中虽然以“大国发展战略”为开场白，也出现“中国的发展模式”的字眼，但他对什么是大国发展战略和大国发展模式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他的大国发展模式是现象学意义上的，而模式之所以是模式，就是因为模式是本质、规律、结构、现象的统一，在现象后面蕴含本质、规律和稳定的结构。因此，经济模式的形成不是自发的，而是经济主体在特定的理论指导下自觉形成的；对经济模式的阐述不是描述性的，而是蕴涵着深厚的理论功底与思维方式的，在经济模式的背后，是经济模型、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范式。有什么样的经济学范式，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有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有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就有什么样的经济模型；有什么样的经济模型，就有什么样的经济模式。因此对经济模式的不同表述的区别不是语言学意义上的，也不是形式逻辑意义上的，而是对称逻辑意义上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偶然的，中国作为大国的发展模式是必然的，被金额危机逼出来的大国崛起是通过偶然表现出来的必然，所以我们要研究中国作为大国的发展模式需要把视野放在中国作为大国发展模式的必然性上，而不是局限在金融危机的偶然性上。研究中国作为大国的发展模式需要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李稻葵所属的西方经济学范式、所渗透的线性思维方式，使得他不可能对中国这样的转型大国的发展模式形成一个完整的概念。西方经济学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经济模式就是GDP增长模式；当GDP增长模式在中国这样的大国遇到外部金融危机、内部供需矛盾等困境后，作一些局部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修正，但永远无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发展模式。西方经济学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模式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在西方经济学看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根本对立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不过是过渡形态，因此在西方经济学指导下根本无法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经济发展模式是由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及其相互关系组成的稳定的结构。经济主体包括主体的构成、主体的素质、主体的行为方式、经营方式，经济客体包括经济环境、可开发的资源、劳动工具与劳动对象；经济主客体关系包括社会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活动所要实现的目标、社会经济有机体中主体要素和客体要素的关系。在对称经济学看来，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是主客体对称发展模式、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对称发展模式、五度空间发展模式、再生经济发展模式、和谐经济发展模式、幸福经济发展模式、稳定型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在知识经济时代，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是对称经济发展模式。对称发展模式用对称代替均衡作为经济发展的一般平衡方法，对称不仅是客体与客体的均衡，而且是主体与客体的“均衡”；主客体均衡的结果必然带来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控制经济与自由经济的对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对称、法制与民主的对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称、社会有机体中各个要素的对称、全球化与国家民族主体性的对称。在对称的社会有机体中，商品流通只是商品生产的一个环节，商品生产不能归结于商品流通；商品生产只是发展生产力的一个方面，发展生产力不能归结于发展商品生产；物质生产力只是社会生产力的一个部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能归结为发展物质生产力；物质财富只是社会财富的组成部分，不能把社会财富归结为物质财富；财富增长只是人的幸福的途径之一，不能把财富增长看成人的幸福的唯一途径。生产力，无论是个别“生产力”还是社会生产力，都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而不仅仅是某个生产领域、某个生产要素的功能。要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除了要提高个别生产力以外，还要协调我国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的关系，使个别生产力之间形成最佳结构，才能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生产力。国家调节是核心，国民素质的提高是根本，政府和国民综合素质都是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就是主体的发展模式。通过用对策代替博弈作为经济主体的一般行为方式，强化主体的创造性、主客体关系的和谐性，强化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的对称与统一，使知识主体化、个性化、功能化、价值化、增值化，使主体和客体、主观与客观、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的统一具体化、微观化；通过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二次创业，使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使企业和其他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政策环境对称、和社会法制环境对称、和社会信息环境对称、和社会心理环境对称、和市场竞争环境对称，从而摆脱经济运行的困境，消除经济危机的根源，使企业和社会经济结构协调有序可持续发展。只有从主体的角度来定位经济体，才能理解企业主体、区域主体、民族主体、国家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理解国际经济关系、区际经济关系。要从主体的角度来定位经济体，就必须以价值机制作为全球经济的核心机制。民族与国家的经济主体性，既是价值的主体，也是价值机制的前提与组成部分。以价格机制作为全球经济的核心机制的要害，是帝国主义借全球化来推行他们的新殖民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大贫富差距与对立的经济学理论工具。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是五度空间发展的模式。五度空间模式是知识经济（层次）、全球化与多元化（空间）、超速发展（时间）、合作主导竞争与双赢发展（性质）的对称关系模式。既然层次、时间、空间可以相互转化，知识的重新洗牌将带动经济的重新洗牌，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区域化是双向同步过程，经济上落后的国家有可能跨发展阶段并后来居上；既然层次、时间、空间可以相互转化，知识经济时代的产业结构、特别是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的产业结构，就应该是以创新业为先导、知识业为主导、制造业为核心、农业为基础、服务业为配套的再生型→循环型→生态型→稳定型→和谐型→对称型结构,以取得可持续发展与超速发展。在知识经济时代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不仅仅是资本与劳动的二维（国内）、三维（国际）的投入产出，而是知识、资本、劳动相互结合的动态结构；因此，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是五度空间的，而不是平面二维与三维空间的。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是资源优化再生的模式。优化配置资源，只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发展生产力则是优化配置资源的目的。再生型经济的微观逻辑：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二次创业；再生型经济的中观程序：知识运营→资本运营→资产运营→产品运营，虚拟经济→实体经济→再生经济；再生型经济的宏观架构：国民创新体系为主导，国民创业体系为基础。知识运营的落脚点是产品运营，虚拟经济的落脚点是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的落脚点是再生型实体经济。资源优化再生，就要开发知识资源，用知识的增值功能带动知识的创造与认识功能，使社会的经济增长范式由资本运营上升到知识运营，运用市场手段和现代信息手段开发知识这一精神资源，促使知识成为生产为诸要素的“整合器”、“粘合剂”和充分发挥作用的“催化剂”，促使知识由潜在的生产力要素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要素，由生产力中的非主导要素转变为主导要素，使知识产业成为龙头产业；通过提高人的整体素质，提高人的创新、创造、创业能力；通过建立健全国民创新、创造、创业体系，强化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地位；用经济学科学范式主导经济模式，用经济模式主导高新技术产业区，用高新技术产业区辅射区域经济，使经济个性化和社会化同步增长，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相辅相成。再生型经济在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的双向互动中，人流、信息流、物质流三者之间相互对称与相互转化，使资源再生→资源优化再生→资源优
化再生的边际效益递增。
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就是完善的市场经济模式，就是规范与实证对称、控制与自由对称、公平与效率对称的市场经济模式。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发展模式和一般国家的发展模式的区别在于，以人为本，以政府宏观调控为主导，以平等为核心价值，以价值机制作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限定了金钱的作用范围，为真善美腾出空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是生产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实体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财富的增加、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非仅仅“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GDP数量”与“经济总量”的增长。人的要素本来是生产力的主体，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目的本来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任何产业结构设计离开了以人民为主体，以人民的幸福指数提高为核心目标，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末，陷于生产和消费的“二律背反”之中而不可自拔。中国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人民，其成果本来属于人民而不仅是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中国改革开放不是领袖人物的扭转乾坤而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其成果本来属于广大人民群众而不只是与人民分享。中国作为人口众多、国内市场巨大、产业结构齐全、各地区经济结构互补性强的大国，其发展模式就应该是在把出口导向型转变为内需导向型、外资依赖型转变为内资创业型的同时，大幅提高国内工资与社会福利水平，扩大国内市场。在国内生产和消费的良性循环中，逐步提高国内企业的创新能力、产业结构与产品附加值，在此基础上逐步提高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一步步走出国门，在有尊严的条件下参与全球化竞争。从以人为本在产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社会主义不仅是政治意识形态，而且是经济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强的生命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有着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更强的竞争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相结合的模式。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之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发展模式，就是以主客体的对称运动过程为基础，以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为途径，以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一致为方向，以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为目标、以提高先进生产力——再生生产力为系统功能的经济形态。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中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应该是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幸福感的增强作为选择发展模式、采取增长方式、建立经济结构的最高指导思想。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是和谐经济的发展模式。博弈论主张经济主体——“经济人”之间的竞争性，经济发展与人性发展、道德发展是对立的；对策是主观与客观、规范与实证、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范畴，主张经济主体间合作主导竞争，经济发展与人性发展、道德发展是对称的。在资源优化再生的基础上，使人类社会具有不同文明程度、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的民族、区域、国家、企业、个人实现优势互补、双赢合作，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能促使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后来居上，从而缩小南北差距、贫富差距，走向人类共同富裕、和谐发展。和谐经济发展模式中合作机制而不是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的动力机制。合作以平等为前提，以诚信为基础。人格平等、平等前提下的合作不仅体现在个人之间，而且体现在民族与国家之间。“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阶级问题”，民族的平等问题，在个人和国家的平等问题之间，起承前启后的作用；是完整的市场体系不可跨越的中间环节。和谐社会，不仅仅是人际和谐、国际和谐，而且是族际和谐；这种和谐是平等前提下的优势互补、双赢合作。基于要素禀赋不同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不仅仅是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优势互补，而是通过贸易，实现国与国之间信息与知识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是知识与经济重新洗牌的过程，也是增强国家经济主体性、使羊变成狼、使羊能和狼共舞的过程。经济全球化不能成为“国际分工论”、“世界工厂论”、民族不平等的理论依据，而应成为“洗牌论”的理论依据。只有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主体化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才会避免国与国之间的两极分化，使经济全球化的好处为全球各国人民共享。如果打着经济全球化、全球市场化、用价格机制“优化”配置全球资源的幌子，用全球化和全球价格机制来吞掉国家与民族的经济主体性；在全球“价格”机制的基础上，把西方“价值”观念、霸权主义、贫富两极分化通过“颜色革命”推广到全球，把经济全球化演变成世界单极化、扩大民族和国家不平等的理论基础与理论工具，那就无法做到和谐经济。和谐经济，就是要在国内以平等为核心价值，以价值为核心机制；在国际上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通过全球性经济与政治经济组织的干预和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缩小而不是扩大全球南北贫富差距。和谐经济就是以合作为主导的完善的、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弱肉强食、奉行丛林法则的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是幸福经济的发展模式。幸福经济不是仅仅把福利和人的满足感看成是个人效用总和的函数，而是把人与物的价值关系、社会伦理与道德观念等人与人的价值关系引入经济分析，把人的幸福指数看成经济发展的根本指标。幸福经济最根本的是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经济的核心机制，而不是用价值机制补充价格机制。幸福经济把主客体价值关系看成是基本的经济关系，把人的全面发展看成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是可持续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是立体发展、平衡发展、全面发展、系统发展。市场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因此，交易自由必然产生优化配置，国际贸易可以带来世界经济的重新洗牌。经济全球化与民族经济主体化不但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是双向同步过程。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以牺牲民族的与企业的经济主体性为代价，那么其发展将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一国的货币升值就会使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就会引发国内经济不景气，那只能说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本身就有问题。全球化对不发展国家是有利还是不利，关键在于不发达国家的主体性发展程度。可持续发展用系统经济代替要素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整体结构，国民经济是一个复杂系统；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关系，是这一复杂系统中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同一个系统中系统和要素之间的关系。经济全球化中的产业发展是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过程。价值，不但是企业系统的整体功能，而且是产业系统的整体功能；只有系统经营、规模经营，才能主体经营、永续经营。仅仅靠“世界工厂”进行 “中国制造”，不但“制造”不出高附加值的产品，而且其中的大部分利润只能被国外非制造领域所截留，因而不具备可持续“制造”能力。所以，要提高产品附加值，首先要提高产业附加值，让非“制造”、非直接生产领域，企业、产业的系统整合产生出更大的价值。可持续发展模式，是绿色经济发展模式，绿色经济发展模式是和谐经济发展模式、幸福经济发展模式、稳定型经济发展模式、再生型经济发展模式的统一。可持续发展模式，以人权为基石，以对策为经济主体的一般行为方式，以对称为经济发展的一般平衡方法，以再生型经济为经济发展的一般模式，以系统经济为经济发展的整体结构，以价值机制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以合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机制，以社会综合效益为经济发展的根本指标。可持续发展模式：创造性是起点，再生性是基础，主客体对称是核心，平等是动力，社会和谐是途径，人的幸福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目标。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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