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思想是科研教育体制改革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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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05 16:01 | by admin ]
2015/11/05 16:01 | by admin ]
陈世清：原创思想是科研教育体制改革的灵魂
——从屠呦呦获诺贝尔奖看新常态经济与国民创新体系
屠呦呦以第一个发现青蒿素对疟疾寄生虫有出色疗效的中国科学家，荣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据了解，这第一个“发现”是由下面几个“第一”组成的：第一个发现： 第一个从1600多年前的中医古籍东晋葛洪（第四世纪药师著名炼丹家）的《肘后备急方》中得到启发；第一个发明：第一个引入传统中药“青蒿”；第一个创造：第一个在自己身上做试验及进行临床试验，并第一个带领整个项目组于1971年用乙醚从青蒿中分离提纯出具有高抗疟作用的有效单体，并命名为“青蒿素”。这第一个发现、第一个发明、第一个创造，使“青蒿素”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一线新型抗疟疾药，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正是这些第一，使“三无（无博士学位、无院士职称、无海外学历）”人员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获得科学界的最高荣誉。这符合诺贝尔遗嘱中关于诺贝尔奖的颁奖原则：“奖给在前一年中为人类作出最大贡献的人……一份奖给在物理界有最重大的发现或发明的人；一份奖给在化学上有最重大的发现或改进的人；一份奖给在生理学界或医学界有最重大的发现的人；一份奖给在文学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杰出作品的人；最后一份奖给为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取消或裁减常备军队以及为和平会议的组织和宣传尽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贡献的人。”这里的“最重大的发现或发明”、“最重大的发现或改进”、“最重大的发现”、“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杰出作品”说明，所谓真正的、对人类有贡献的成果就是发现、发明、创造，发现、发明、创造就是第一。诺贝尔奖以“第一”——原创成果定义科学成果，从而推动了人类科学的创新与发展，就是屠呦呦荣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给我们的启示。
目标和方向决定路径，原创成果定义科学成果决定了新常态经济条件下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路径。
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原创思想的激励与保护工程。原创成果的核心与出发点，就是原创思想。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首先要激励与保护原创思想的产生与健康发展。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原创思想在知识创新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屠呦呦获奖案例说明，原创思想既可以通过直接的文字表述表现出来，也可以通过创意策划、框架结构、技术设计、参照系转移、语境转换、内容改写、技术改造表现出来，还可以通过对资料进行收集、选择、对材料进行组织的行为和结果表现出来；既可以通过理论表现出来，也可以通过素材、典故、案例分析表现出来；同一个素材、典故、案例，在不同的主题思想、核心观点、框架设计、语境场境中，可以表达、渗透不同的思想；如果在主题深刻的语境中，原本平庸的素材、典故、案例可以表达深刻的思想。这些思想都应该受到保护。“为有源头活水来”，原创思想既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前提，也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目标之一。
以原创思想为核心和出发点的国民创新体系是教育、学术与智力开发体制的转变。原创思想重要，但原创思想中最重要的，是原创基础理论。原创基础理论是原创思想的母体；只有原创基础理论，才会使原创思想源源不断，信守拈来。要产生原创基础理论，就要建立创新型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而不是对现有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进行修修补补的改良。要在教育、学术与智力开发界进行康德式的“哥白尼革命”——使教育、学术与智力开发的主客体中心地位转移。培养创造型人才只能根本改变目前的信息型智力开发模式，重建创新型智力开发平台，根本改变目前干部人事制度中虚假学历优于实际能力、形式文凭高于实际水平的重信息轻知识、重信息性知识轻创新性成果的信息型智力开发体制，
以原创思想为核心和出发点的国民创新体系是市场核心机制的转换。要建立创新型的学术体制与教育体制，就必须走出体制看体制，以整个社会政治经济体制为参照，考察学术与教育体制。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僵化—异化的学术体制与教育体制源于僵化—异化的计划体制，那么目前僵化—异化的学术体制与教育体制则源于僵化—异化的价格机制——教育、学术也要向钱看的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政策导向与市场体制。目前这种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的结果是文凭泡沫化、论文泡沫化，文凭泡沫化、论文泡沫化的结果是学习学历化、知识工具化、文凭空心化、人才庸俗化，是劣币驱逐良币、国民创新能力下降，教育科研教益递减。实践已经充分证明，目前这种教育、学术“产业化”遵循的是边际效率递增、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教育、学术成为GDP数据增长源、教师收入大幅提高的同时，是教授成叫兽，老师成老板；“大师”靠自封，“大家”靠评奖。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的政策导向与教育学术界的行为方式根源于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市场理论与市场体制。这说明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市场经济同知识经济、同国民创新体系不兼容；建立国民创新体系要求以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市场经济——知识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并在此基础上重建社会价值体系、重新定位所谓的教育、学术“产业化”。只有以价值机制为核心，避免“一切向钱看”，才能真正形成主体性的教育学术体制，使主体性的教育学术体制和主体性的经济发展模式接轨，使学术教育领域的“哥白尼革命”与经济领域的“哥白尼革命”吻合。
以原创思想为核心和出发点的国民创新体系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国民创新体系是现有学问模式的转轨、科研模式的转轨、教育模式的转轨、经营模式的转轨，并由此带来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应该让知识市场健康发展，使知识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知识成为生产系统中的主导要素，用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资产、产品运营，用知识和知识产业渗透、整合、提升传统产业。
以原创思想为核心和出发点的国民创新体系是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社会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的主导是政治民主化。学术、教育，无论是改革开放前受制于僵化—异化的计划体制还是改革开放后受制于僵化—异化的价格机制，学术行政化、教育行政化都是其中“不变的真理”。这说明，学术行政化、教育行政化有着深层次的根源，这个根源就是“官本位”，“官本位”又源于一元化的政治体制。一元化的政治体制总体上将制约原创性思想与国民创新体系。
这个系统工程的核心是学术民主化。知识经济时代，完善的知识市场是完善的市场体系中日趋重要的组成部分；争夺科学、知识话语权的斗争实际上是知识市场竞争的一种折射，任何话语霸权或依靠门户、门派、流派、头衔、身份、职务、权力、炒作、知名度、社会地位、政治手段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谋取话语霸权的行为，就像官商勾结、黑白同道谋取市场的垄断地位一样，属于不正当竞争，必须被摒弃。只有平等竞争，知识市场才能健康发展，原创思想才能层出不穷。科学发展史说明：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非主流”变“主流”、新的“主流”取代旧的“主流”的过程，就是新的“科学共同体”代替旧的“科学共同体”的过程，就是“小人物”变成“大人物”的过程，就是新的话语权代替旧的话语霸权的过程，就是原创思想逐步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过程。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就要遵循这条规律，自觉推动这个过程，加快以原创思想为主导的科学发展。
这个系统工程的基础是社会生活民主化。创造性思想源于创造性劳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造性劳动源于原创思想。鼓励、保护创新不仅仅是一种政策宣示或宣传口号，不是象植树造林那样可以组织起来的全民运动，更不是地方政府的形象工程。鼓励、保护原创思想的国民创新体系本身是一个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学术体制、教育体制、舆论导向、法制建设、市场机制、发展模式相配套的社会系统工程。
原载：求是网
——从屠呦呦获诺贝尔奖看新常态经济与国民创新体系
屠呦呦以第一个发现青蒿素对疟疾寄生虫有出色疗效的中国科学家，荣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据了解，这第一个“发现”是由下面几个“第一”组成的：第一个发现： 第一个从1600多年前的中医古籍东晋葛洪（第四世纪药师著名炼丹家）的《肘后备急方》中得到启发；第一个发明：第一个引入传统中药“青蒿”；第一个创造：第一个在自己身上做试验及进行临床试验，并第一个带领整个项目组于1971年用乙醚从青蒿中分离提纯出具有高抗疟作用的有效单体，并命名为“青蒿素”。这第一个发现、第一个发明、第一个创造，使“青蒿素”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一线新型抗疟疾药，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正是这些第一，使“三无（无博士学位、无院士职称、无海外学历）”人员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获得科学界的最高荣誉。这符合诺贝尔遗嘱中关于诺贝尔奖的颁奖原则：“奖给在前一年中为人类作出最大贡献的人……一份奖给在物理界有最重大的发现或发明的人；一份奖给在化学上有最重大的发现或改进的人；一份奖给在生理学界或医学界有最重大的发现的人；一份奖给在文学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杰出作品的人；最后一份奖给为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取消或裁减常备军队以及为和平会议的组织和宣传尽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贡献的人。”这里的“最重大的发现或发明”、“最重大的发现或改进”、“最重大的发现”、“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杰出作品”说明，所谓真正的、对人类有贡献的成果就是发现、发明、创造，发现、发明、创造就是第一。诺贝尔奖以“第一”——原创成果定义科学成果，从而推动了人类科学的创新与发展，就是屠呦呦荣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给我们的启示。
目标和方向决定路径，原创成果定义科学成果决定了新常态经济条件下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路径。
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原创思想的激励与保护工程。原创成果的核心与出发点，就是原创思想。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首先要激励与保护原创思想的产生与健康发展。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原创思想在知识创新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屠呦呦获奖案例说明，原创思想既可以通过直接的文字表述表现出来，也可以通过创意策划、框架结构、技术设计、参照系转移、语境转换、内容改写、技术改造表现出来，还可以通过对资料进行收集、选择、对材料进行组织的行为和结果表现出来；既可以通过理论表现出来，也可以通过素材、典故、案例分析表现出来；同一个素材、典故、案例，在不同的主题思想、核心观点、框架设计、语境场境中，可以表达、渗透不同的思想；如果在主题深刻的语境中，原本平庸的素材、典故、案例可以表达深刻的思想。这些思想都应该受到保护。“为有源头活水来”，原创思想既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前提，也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目标之一。
以原创思想为核心和出发点的国民创新体系是教育、学术与智力开发体制的转变。原创思想重要，但原创思想中最重要的，是原创基础理论。原创基础理论是原创思想的母体；只有原创基础理论，才会使原创思想源源不断，信守拈来。要产生原创基础理论，就要建立创新型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而不是对现有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进行修修补补的改良。要在教育、学术与智力开发界进行康德式的“哥白尼革命”——使教育、学术与智力开发的主客体中心地位转移。培养创造型人才只能根本改变目前的信息型智力开发模式，重建创新型智力开发平台，根本改变目前干部人事制度中虚假学历优于实际能力、形式文凭高于实际水平的重信息轻知识、重信息性知识轻创新性成果的信息型智力开发体制，
以原创思想为核心和出发点的国民创新体系是市场核心机制的转换。要建立创新型的学术体制与教育体制，就必须走出体制看体制，以整个社会政治经济体制为参照，考察学术与教育体制。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僵化—异化的学术体制与教育体制源于僵化—异化的计划体制，那么目前僵化—异化的学术体制与教育体制则源于僵化—异化的价格机制——教育、学术也要向钱看的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政策导向与市场体制。目前这种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的结果是文凭泡沫化、论文泡沫化，文凭泡沫化、论文泡沫化的结果是学习学历化、知识工具化、文凭空心化、人才庸俗化，是劣币驱逐良币、国民创新能力下降，教育科研教益递减。实践已经充分证明，目前这种教育、学术“产业化”遵循的是边际效率递增、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教育、学术成为GDP数据增长源、教师收入大幅提高的同时，是教授成叫兽，老师成老板；“大师”靠自封，“大家”靠评奖。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的政策导向与教育学术界的行为方式根源于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市场理论与市场体制。这说明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市场经济同知识经济、同国民创新体系不兼容；建立国民创新体系要求以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市场经济——知识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并在此基础上重建社会价值体系、重新定位所谓的教育、学术“产业化”。只有以价值机制为核心，避免“一切向钱看”，才能真正形成主体性的教育学术体制，使主体性的教育学术体制和主体性的经济发展模式接轨，使学术教育领域的“哥白尼革命”与经济领域的“哥白尼革命”吻合。
以原创思想为核心和出发点的国民创新体系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国民创新体系是现有学问模式的转轨、科研模式的转轨、教育模式的转轨、经营模式的转轨，并由此带来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应该让知识市场健康发展，使知识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知识成为生产系统中的主导要素，用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资产、产品运营，用知识和知识产业渗透、整合、提升传统产业。
以原创思想为核心和出发点的国民创新体系是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社会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的主导是政治民主化。学术、教育，无论是改革开放前受制于僵化—异化的计划体制还是改革开放后受制于僵化—异化的价格机制，学术行政化、教育行政化都是其中“不变的真理”。这说明，学术行政化、教育行政化有着深层次的根源，这个根源就是“官本位”，“官本位”又源于一元化的政治体制。一元化的政治体制总体上将制约原创性思想与国民创新体系。
这个系统工程的核心是学术民主化。知识经济时代，完善的知识市场是完善的市场体系中日趋重要的组成部分；争夺科学、知识话语权的斗争实际上是知识市场竞争的一种折射，任何话语霸权或依靠门户、门派、流派、头衔、身份、职务、权力、炒作、知名度、社会地位、政治手段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谋取话语霸权的行为，就像官商勾结、黑白同道谋取市场的垄断地位一样，属于不正当竞争，必须被摒弃。只有平等竞争，知识市场才能健康发展，原创思想才能层出不穷。科学发展史说明：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非主流”变“主流”、新的“主流”取代旧的“主流”的过程，就是新的“科学共同体”代替旧的“科学共同体”的过程，就是“小人物”变成“大人物”的过程，就是新的话语权代替旧的话语霸权的过程，就是原创思想逐步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过程。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就要遵循这条规律，自觉推动这个过程，加快以原创思想为主导的科学发展。
这个系统工程的基础是社会生活民主化。创造性思想源于创造性劳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造性劳动源于原创思想。鼓励、保护创新不仅仅是一种政策宣示或宣传口号，不是象植树造林那样可以组织起来的全民运动，更不是地方政府的形象工程。鼓励、保护原创思想的国民创新体系本身是一个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学术体制、教育体制、舆论导向、法制建设、市场机制、发展模式相配套的社会系统工程。
原载：求是网
公正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评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 2015/11/05 15:22 | by admin ]
2015/11/05 15:22 | by admin ]
公正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与新常态经济的政府职能
陈世清
原载：求是网
2015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Angus Deaton ，获奖依据是对消费、贫困、福利、经济不平等的实证研究成果。瑞典皇家科学院：“要设计出提升福利和减少贫穷的经济政策，我们必须理解个人的消费选择，而安格斯•迪顿的研究强化了这一认识。”。Angus Deaton教授的研究成果对于科学定位新常态经济中的政府职能、建构公平与效率一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有借鉴作用。
如果说，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是鼓励政府对企业行业——微观经济的规制以避免行业垄断，保护市场充分竞争，使市场有序发展；那么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发则是鼓励政府对社会——宏观经济的规范以避免强者对社会资源的垄断造成两极分化与发展中国家贫困化，保护市场充分竞争，使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曾几何时，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极力鼓吹不要政府干预的市场完全竞争，在市场完全竞争中弱肉强食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培育企业家阶层把蛋糕做大实现帕累托改进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而2015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ngus Deaton教授却通过他所设计的一套需求系统深入研究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标准和贫困水平的关系、贫困与发展的关系，证明了通过不正当手段先富起来的人会通过垄断社会资源以及各种不正当手段剥夺其他未富起来的人的上升空间，从而使穷者越穷富者越富。正好像企业行业垄断破坏微观经济主体的公平竞争会阻碍经济发展，建立在相对贫困化乃至绝对贫困化基础上的两极分化，也同样不利于社会公平竞争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社会公正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维护社会公正是国家必要的能力。通过微观规制与宏观规范以维护社会公正，既是政府的服务职能，也是政府的经济职能。
在日常生活中“平等”有两层含义：平均和公平；前者是结果，后者是起点和原则。狭义上平等指的是后者，即平等竞争。通常认为，在市场经济充分自由竞争中，只要起点和规则平等，结果不平等（包括两极分化）是正常的，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即使起点和规则不平等，但如果能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而另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没有损失，会使整个社会的福利总量增加，因而符合“帕累托改进”的原则，对社会发展是有利的。中国张维迎等主流经济学家的“腐败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理论就是建立在这种所谓的“帕累托改进”的原则基础上。而Angus Deaton教授的贡献，是揭示了广义“平等”中平均和公平——结果平等和起点规则过程平等的双向互动关系。
Angus Deaton教授通过深入研究认为，不但起点、规则不平等会阻碍社会的发展，而且结果不平等也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国内先富起来的人和国际上已发达国家会利用经济、财富上的优势地位垄断竞争，制定不平等的竞争规则，阻碍未富起来的人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从而使后天的结果不平等转变为起点与规则不平等。靠官商勾结等不正当手段先富起来的人会有更多的不正当手段剥削未富起来的人，在迅速形成经济上贫富两极分化的同时迅速形成政治上社会地位上国际交往中的强弱两极分化，形成强权政治，剥夺了未富起来的人和国家后富起来的机会，从而使整个社会（包括国内国际）因为竞争不充分而失去发展的动力。同时收入分配不平等贫富差距拉大，也会造成国内国际市场萎缩、有效需求与投资动力不足。
实践证明，先富带后富的共同富裕模式，不仅是道义上的要求，而且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因此，在Angus Deaton教授看来，贫富差距不是简单的收入问题而是主体的发展权利问题与社会的发展动力机制问题。
根据Angus Deaton教授的研究成果，抽象的纯粹的单向度的理想化的“帕累托改进”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贫富两极分化不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公平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公平与效率是一致的；必须通过政府强力作用保持社会竞争起点平等与规则平等，保障弱势群体的公平发展权、公平分配权不被剥夺，使没有先富起来的人仍然有后富起来的机会。公正才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根本动力。
对于贫困国家、发展中国家而言，摆脱贫困、取得发展的根本途径不是靠发达国家的直接援助，而是靠自身的主体性与发展动力机制的建立，“一个好的政府需要和当地人民和国家之间达成一份契约，而外国援助瓦解了这种契约……援助会破坏穷人最需要的东西：与他们携手共进创造今天和明天的有效的政府。”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穷人的直接援助不但失效而且从长远来看有害。“如果政府无能，监管和强制执行就不能有效运行，企业也就难以经营。没有运转良好的民事法庭，就不能保证创新企业家能从他们的新思想中得到奖赏。放眼全球，国家能力的缺失——即无法提供富国人民习以为常的服务和保护——是贫困和落魄的主要原因之一。没有国家与积极活跃的公民的有效互动，就很难形成战胜全球贫困所需要的增长。”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宏观调控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公平与效率的一致；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在于能够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实现公平与效率的一致。维护社会公正、避免两极分化、保护弱势群体的以法治为核心的社会公平保障制度是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必要组成部分，对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建立健全完善的减貧、扶贫、消除贫困、消除两极分化的以法治为核心的社会公平保障制度，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服务职能与经济职能的统一。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与新常态经济的政府职能
陈世清
原载：求是网
2015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Angus Deaton ，获奖依据是对消费、贫困、福利、经济不平等的实证研究成果。瑞典皇家科学院：“要设计出提升福利和减少贫穷的经济政策，我们必须理解个人的消费选择，而安格斯•迪顿的研究强化了这一认识。”。Angus Deaton教授的研究成果对于科学定位新常态经济中的政府职能、建构公平与效率一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有借鉴作用。
如果说，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是鼓励政府对企业行业——微观经济的规制以避免行业垄断，保护市场充分竞争，使市场有序发展；那么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发则是鼓励政府对社会——宏观经济的规范以避免强者对社会资源的垄断造成两极分化与发展中国家贫困化，保护市场充分竞争，使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曾几何时，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极力鼓吹不要政府干预的市场完全竞争，在市场完全竞争中弱肉强食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培育企业家阶层把蛋糕做大实现帕累托改进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而2015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ngus Deaton教授却通过他所设计的一套需求系统深入研究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标准和贫困水平的关系、贫困与发展的关系，证明了通过不正当手段先富起来的人会通过垄断社会资源以及各种不正当手段剥夺其他未富起来的人的上升空间，从而使穷者越穷富者越富。正好像企业行业垄断破坏微观经济主体的公平竞争会阻碍经济发展，建立在相对贫困化乃至绝对贫困化基础上的两极分化，也同样不利于社会公平竞争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社会公正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维护社会公正是国家必要的能力。通过微观规制与宏观规范以维护社会公正，既是政府的服务职能，也是政府的经济职能。
在日常生活中“平等”有两层含义：平均和公平；前者是结果，后者是起点和原则。狭义上平等指的是后者，即平等竞争。通常认为，在市场经济充分自由竞争中，只要起点和规则平等，结果不平等（包括两极分化）是正常的，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即使起点和规则不平等，但如果能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而另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没有损失，会使整个社会的福利总量增加，因而符合“帕累托改进”的原则，对社会发展是有利的。中国张维迎等主流经济学家的“腐败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理论就是建立在这种所谓的“帕累托改进”的原则基础上。而Angus Deaton教授的贡献，是揭示了广义“平等”中平均和公平——结果平等和起点规则过程平等的双向互动关系。
Angus Deaton教授通过深入研究认为，不但起点、规则不平等会阻碍社会的发展，而且结果不平等也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国内先富起来的人和国际上已发达国家会利用经济、财富上的优势地位垄断竞争，制定不平等的竞争规则，阻碍未富起来的人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从而使后天的结果不平等转变为起点与规则不平等。靠官商勾结等不正当手段先富起来的人会有更多的不正当手段剥削未富起来的人，在迅速形成经济上贫富两极分化的同时迅速形成政治上社会地位上国际交往中的强弱两极分化，形成强权政治，剥夺了未富起来的人和国家后富起来的机会，从而使整个社会（包括国内国际）因为竞争不充分而失去发展的动力。同时收入分配不平等贫富差距拉大，也会造成国内国际市场萎缩、有效需求与投资动力不足。
实践证明，先富带后富的共同富裕模式，不仅是道义上的要求，而且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因此，在Angus Deaton教授看来，贫富差距不是简单的收入问题而是主体的发展权利问题与社会的发展动力机制问题。
根据Angus Deaton教授的研究成果，抽象的纯粹的单向度的理想化的“帕累托改进”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贫富两极分化不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公平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公平与效率是一致的；必须通过政府强力作用保持社会竞争起点平等与规则平等，保障弱势群体的公平发展权、公平分配权不被剥夺，使没有先富起来的人仍然有后富起来的机会。公正才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根本动力。
对于贫困国家、发展中国家而言，摆脱贫困、取得发展的根本途径不是靠发达国家的直接援助，而是靠自身的主体性与发展动力机制的建立，“一个好的政府需要和当地人民和国家之间达成一份契约，而外国援助瓦解了这种契约……援助会破坏穷人最需要的东西：与他们携手共进创造今天和明天的有效的政府。”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穷人的直接援助不但失效而且从长远来看有害。“如果政府无能，监管和强制执行就不能有效运行，企业也就难以经营。没有运转良好的民事法庭，就不能保证创新企业家能从他们的新思想中得到奖赏。放眼全球，国家能力的缺失——即无法提供富国人民习以为常的服务和保护——是贫困和落魄的主要原因之一。没有国家与积极活跃的公民的有效互动，就很难形成战胜全球贫困所需要的增长。”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宏观调控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公平与效率的一致；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在于能够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实现公平与效率的一致。维护社会公正、避免两极分化、保护弱势群体的以法治为核心的社会公平保障制度是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必要组成部分，对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建立健全完善的减貧、扶贫、消除贫困、消除两极分化的以法治为核心的社会公平保障制度，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服务职能与经济职能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