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5/15 18:08 | by 郎咸平是当下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中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现象概括最全面、分析最透彻、观点最尖锐、最接近真理、因而影响力最大的经济学者。他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演变的过程从宏微观层面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收集了大量的数据，运用自己娴熟的财务管理知识对我国盲目引进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强制推行私有化、自由化、产业化、GDP主义给中国带来的经济、政治危害从宏微观层面做了大胆揭露与持续抨击，引起了人们对改革开放存在诸多问题的密切关注与广泛思考，有效遏制了腐败的蔓延与以产权改革为名造成的国有资产的流失。应该说，郎咸平的调查研究、出书演讲、奔走疾呼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促进正本清源的作用；他的忧国忧民之心典型展现了一个真正学者的良心与社会责任感。他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背景出身的学者，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也没有清晰的认识，对中国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也没有明确的思路，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化”的理论不能自圆其说，他头脑中的“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有本质的区别。但他有社会主义的观念，对社会主义的很多观点富有创意；他把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看成是通过阶级斗争不断扩大法治与不断扩大民主逐步控制权力腐败的过程，为解释人类发展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也不无合理之处，通过不断扩大法治与不断扩大民主来控制权力腐败也确实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中必要的一环。郎咸平自我定位为“左派经济学家”，他的观点在右派“主流经济学”横行的经济界、经济学界也确实构成“另类”的风景线。所有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但由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正确认识、对经济这一复杂现象的非文化思维方式，使他未能对经济现象进行形而上学思考，并在思考中形成自己的经济学范式和首尾一贯的理论体系；他的经济观点和他所属的经济学范式、他的经济结论和他的经济学基础理论之间产生矛盾甚至冲突；他的中国传统文化虚无主义的观念使他无法正确坚持中国国际化进程中的民族主体性。他一方面用“新帝国主义在中国”来形容外资借我国对外开放之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大肆掠夺，另一方面他却不是从内需导向、产业升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建立国内经济危机防范体系方面提高民族经济主体性，而是把“产业链高效整合”、“产业链高端整合”看成抵御外资侵略的灵丹妙药；他一方面主张“产业链高效整合”、“产业链高端整合”，另一方面却又反对产业升级与增长方式转变，极力主张把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停留在产品运营——制造业层面，在郎咸平头脑中甚至没有经济增长方式概念，以致提出取消金融的主张。这就不能不陷入悖论。因此，他虽然康慨激昂，提出了很多看起来很好的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建议，但由于上述矛盾使他的许多建议不可行或对解决问题的力度不够，有的如果在实践中推行会产生“悖境”；他所谓要取消金融的说法纯粹就是信口开河，胡说八道。郎咸平把国内的泡沫经济、经济危机归结于全球金融危机波及的结果，是本末倒置。而这种因果关系的不对称、经济解析与经济现实的不对称，又是由郎咸平所属的经济学范式与时代的脚步不对称造成。所以郎咸平是一个合格的财务专家、准金融学家、经济学者，而不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从这个意义上，郎咸平称自己的经济评论为“郎闲评”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走出“悖论”本来是科学理论发展的必经途径之一。“郎闲评”为提出新的经济思维方式、建立新的经济学范式、建构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并在此理论指导下系统解决中国经济问题提供了必然性与现实基础。所以我们绝不能对郎咸平的“郎闲评”等闲视之，我们应该对郎咸平先生的社会责任感表示敬意，对郎咸平先生所做大量的对中国改革开放拨乱反正有益的工作表示感谢。
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