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清：从辱母杀人案看法律审判与道德审判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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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02 12:39 | by admin ]
2017/04/02 12:39 | by admin ]
陈世清：从辱母杀人案看法律审判与道德审判的一致性
法律和道德与人性本来是统一的；造成法律和道德与人性的对立，不是法律本身，而是执法者和一些对法律一知半解的人对法律的错误理解。正当防卫，本来法律就有明确的规定。
我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一款：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本案因辱母而杀人本来属于法律规定的正当防卫的范围，所以所谓“辱母杀人案是法律与道德之间的抉择”、“人性与法律孰轻孰重”、“道德同情不能代替法律审判”等等，都是自以为是的伪命题。
辱母杀人案的要害在于：“士可杀不可辱”，人格权高于生命权，是中华民族主体性的表现，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精华。辱母杀人不但属于正当防卫，而且是正当防卫的典型。该案一审判决之所以激起公愤，就是因为只承认生命权，不承认人格权，触犯了中华民族的道德底线。辱母杀人案后面的案中案、包括背后的黑吃黑不能否认特定场景下基本的法律事实、法律关系与道德关系，这是避免以案中案、黑吃黑为由把水搅浑的方法论原则。案中案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可以也应该另案处理。黑吃黑不能作为辱母、非法拘禁的合法性依据，不能作为在遭遇辱母、非法拘禁时不可以正当防卫、杀人不属于正当防卫的依据。
法律与道德不可能截然分离。道德是无形的法律，法律是有形的道德；法律是强力推行的道德，道德是约定俗成的法律；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的保证。道德审判固然不能代替司法审判，但司法审判如果离开了道德审判，恐怕也将成为无根的浮萍。所谓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就是司法审判与道德审判的统一。古今中外没有一个违背道德审判的司法审判是公正的审判；公正的审判必然与社会道德准则相一致。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社会风气取决于社会法治环境，法治崩溃必然道德沦丧，很难想象为坑蒙拐骗保驾护航的司法体制环境会在全社会形成讲诚信讲道德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司法腐败、无法无天的社会必然使坑蒙拐骗偷横行假冒伪劣充斥。任何法律都不可能尽善尽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必须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本身属于法治的组成部分，必须建立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司法体制、政治体制、社会风气、思想理论环境。如果以“帕累托改进”、资本原始积累理论、腐败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理论为社会的主导思想，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将成为法官合法的寻租空间，有倾向性、钻牛角尖、乃至预设前提办案将成为法官审案的常态。健全的道德与健全的法治两者相辅相成，健全的道德体系是健全的法治体系的基础，健全的法治体系是健全的道德体系的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是使两者统一起来的纽带与桥梁。
媒体记者是人，只要是人都有情感，都有倾向性——“不平则鸣”，正义感本身就是情感，被不公正激发出来的正义感就是倾向性——记者对法院不公正裁判的鞭笞与道德审判就是合理的、正当的倾向性，社会需要这样的倾向性来维持社会公平，媒体记者报道中的倾向性和客观性可以统一也应该统一，媒体记者报道中的倾向性不等于改变基本事实，媒体记者的倾向性和尊重事实并不矛盾。如果报道中有歪曲、捏造事实，那就是不实报道、虚假报道，而不是倾向性。要求记者报道没有倾向性不可能，把“倾向性”报道和“欺骗”划等号这个逻辑不成立。
司法审判和舆论审判的关系后面，是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与民主相对称的是法治，但只有真正的民主，才有完善的法治。否则，法律只不过是既得利益者手中的工具。民主包括民主选举与民主监督；而舆论监督是民主监督必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民选不普及、司法体制不健全时，舆论监督更显重要。如果说，公开是公平—公正的前提，那么媒体监督就是法治建设的必要环节。正像只有蝙蝠害怕阳光，只有贪官才害怕记者——目前只有记者才有老百姓不具有的能耐使权力在阳光下运作。当前广大人民群众把网络媒体视为表达民意的直接通道，媒体监督甚至可以说比现有司法体系更为群众所信赖、所依托，群众把媒体监督、特别是网络媒体监督视为维护社会公正的真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另一方面，当广大人民群众对媒体监督寄予厚望时，也更应该提高媒体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把媒体运作与媒体炒作区别开来。媒体监督与媒体商业化运作两者间不但不矛盾，而且互为前提——人心向善向美、趋善避恶、疾恶如仇的本能和人民大众对重大事件渴望真相的冲动，完全可以把媒体与记者的正当利益，同媒体监督的新闻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有机结合起来，使之相辅相成。但如果媒体把商业化运作异化为商业化炒作或“有偿新闻”，失去了“新闻”的客观性、“媒体监督”的可信度，那么对于媒体自身效益将是一大损失。只有树立媒体的诚信品牌，媒体的商业化运作才能一路走好。而媒体诚信品牌的内涵，就是实事求是与科学精神。
民主与法治互为前提，法院审判独立与媒体舆论监督互为前提，法律审判与道德审判互为前提。民主与法治、法律审判与道德审判的辩证关系决定了媒体监督不等于舆论挟持；法律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并不等于法律跟着大多数人的感觉走。诚然，法律是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但法律代表的是大多数人的真实的而非虚假的利益、深层的而非肤浅的利益、长远的非眼前的利益、整体的而非局部的利益。怎样使法律代表大多数人真实的、深层的、长远的、全局的利益呢？只有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如果法律跟着大多数人的感觉走，用大多数人的感觉决定法院审判，那么很可能所代表的只是大多数人虚假的、眼前的、局部的、肤浅的利益，而牺牲了大多数人真实的、长远的、全局的、深层的利益。
法律和道德与人性本来是统一的；造成法律和道德与人性的对立，不是法律本身，而是执法者和一些对法律一知半解的人对法律的错误理解。正当防卫，本来法律就有明确的规定。
我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一款：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本案因辱母而杀人本来属于法律规定的正当防卫的范围，所以所谓“辱母杀人案是法律与道德之间的抉择”、“人性与法律孰轻孰重”、“道德同情不能代替法律审判”等等，都是自以为是的伪命题。
辱母杀人案的要害在于：“士可杀不可辱”，人格权高于生命权，是中华民族主体性的表现，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精华。辱母杀人不但属于正当防卫，而且是正当防卫的典型。该案一审判决之所以激起公愤，就是因为只承认生命权，不承认人格权，触犯了中华民族的道德底线。辱母杀人案后面的案中案、包括背后的黑吃黑不能否认特定场景下基本的法律事实、法律关系与道德关系，这是避免以案中案、黑吃黑为由把水搅浑的方法论原则。案中案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可以也应该另案处理。黑吃黑不能作为辱母、非法拘禁的合法性依据，不能作为在遭遇辱母、非法拘禁时不可以正当防卫、杀人不属于正当防卫的依据。
法律与道德不可能截然分离。道德是无形的法律，法律是有形的道德；法律是强力推行的道德，道德是约定俗成的法律；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的保证。道德审判固然不能代替司法审判，但司法审判如果离开了道德审判，恐怕也将成为无根的浮萍。所谓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就是司法审判与道德审判的统一。古今中外没有一个违背道德审判的司法审判是公正的审判；公正的审判必然与社会道德准则相一致。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社会风气取决于社会法治环境，法治崩溃必然道德沦丧，很难想象为坑蒙拐骗保驾护航的司法体制环境会在全社会形成讲诚信讲道德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司法腐败、无法无天的社会必然使坑蒙拐骗偷横行假冒伪劣充斥。任何法律都不可能尽善尽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必须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本身属于法治的组成部分，必须建立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司法体制、政治体制、社会风气、思想理论环境。如果以“帕累托改进”、资本原始积累理论、腐败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理论为社会的主导思想，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将成为法官合法的寻租空间，有倾向性、钻牛角尖、乃至预设前提办案将成为法官审案的常态。健全的道德与健全的法治两者相辅相成，健全的道德体系是健全的法治体系的基础，健全的法治体系是健全的道德体系的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是使两者统一起来的纽带与桥梁。
媒体记者是人，只要是人都有情感，都有倾向性——“不平则鸣”，正义感本身就是情感，被不公正激发出来的正义感就是倾向性——记者对法院不公正裁判的鞭笞与道德审判就是合理的、正当的倾向性，社会需要这样的倾向性来维持社会公平，媒体记者报道中的倾向性和客观性可以统一也应该统一，媒体记者报道中的倾向性不等于改变基本事实，媒体记者的倾向性和尊重事实并不矛盾。如果报道中有歪曲、捏造事实，那就是不实报道、虚假报道，而不是倾向性。要求记者报道没有倾向性不可能，把“倾向性”报道和“欺骗”划等号这个逻辑不成立。
司法审判和舆论审判的关系后面，是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与民主相对称的是法治，但只有真正的民主，才有完善的法治。否则，法律只不过是既得利益者手中的工具。民主包括民主选举与民主监督；而舆论监督是民主监督必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民选不普及、司法体制不健全时，舆论监督更显重要。如果说，公开是公平—公正的前提，那么媒体监督就是法治建设的必要环节。正像只有蝙蝠害怕阳光，只有贪官才害怕记者——目前只有记者才有老百姓不具有的能耐使权力在阳光下运作。当前广大人民群众把网络媒体视为表达民意的直接通道，媒体监督甚至可以说比现有司法体系更为群众所信赖、所依托，群众把媒体监督、特别是网络媒体监督视为维护社会公正的真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另一方面，当广大人民群众对媒体监督寄予厚望时，也更应该提高媒体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把媒体运作与媒体炒作区别开来。媒体监督与媒体商业化运作两者间不但不矛盾，而且互为前提——人心向善向美、趋善避恶、疾恶如仇的本能和人民大众对重大事件渴望真相的冲动，完全可以把媒体与记者的正当利益，同媒体监督的新闻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有机结合起来，使之相辅相成。但如果媒体把商业化运作异化为商业化炒作或“有偿新闻”，失去了“新闻”的客观性、“媒体监督”的可信度，那么对于媒体自身效益将是一大损失。只有树立媒体的诚信品牌，媒体的商业化运作才能一路走好。而媒体诚信品牌的内涵，就是实事求是与科学精神。
民主与法治互为前提，法院审判独立与媒体舆论监督互为前提，法律审判与道德审判互为前提。民主与法治、法律审判与道德审判的辩证关系决定了媒体监督不等于舆论挟持；法律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并不等于法律跟着大多数人的感觉走。诚然，法律是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但法律代表的是大多数人的真实的而非虚假的利益、深层的而非肤浅的利益、长远的非眼前的利益、整体的而非局部的利益。怎样使法律代表大多数人真实的、深层的、长远的、全局的利益呢？只有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如果法律跟着大多数人的感觉走，用大多数人的感觉决定法院审判，那么很可能所代表的只是大多数人虚假的、眼前的、局部的、肤浅的利益，而牺牲了大多数人真实的、长远的、全局的、深层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