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经济是创业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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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5/20 21:14 | by 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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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经济就是知识经济，经济新常态就是知识经济的经济形态。知识运营是知识经济的增长方式，也是知识经济的核心。知识运营，就是创意—创新—创造—创业，因此新常态经济就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业型经济。
创业，就是通过创造与把握机会，创立自己的事业。 创业型经济，就是创业的规律化、整体化、基础化，使资源再生、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以资源再生、生产力发展为本质特征的创业型经济增长方式，与以资源配置、GDP增长为本质特征的要素配置型增长方式属于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
创业型经济是创业规律化。人类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就是知识对生产力发展起主导作用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时代，人类不但能把握机会，而且还能创造机会，并将通过创造机会来把握机会。一旦创业成为有规律可循的、可以把握的对象，人类在创业中就能够把握自身的命运。创业规律化还表现在创业普遍化，创业成为东西方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共同遵循的、普遍发生作用的规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前提，是提高人的主体性。而提倡创业和创业精神是提高人的主体性的根本途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业型增长方式，实现了要素禀赋经济向主体性经济转化、配置型经济向再生型经济转化、“帕累托改进”向生产力发展转化。
创业型经济是创业整体化。人类迄今为止，已经经过了两次创业。一次创业是生存创业；二次创业是生态创业。人类二次创业的完整过程，说明创业不仅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而且是人类社会深层次的本质。
创业型经济是创业基础化。创业是人类社会的基础 人类社会系统的要素与功能，在创业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相互转化中展开。作为人类社会本质与规律的创业，是人类社会产生、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创业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只有创业，才有个人和企业的主体化，才有经济的企业化、企业的公司化、公司的法人化、法人的人格化，才有市场经济的独立主体，才有公平竞争的法律道德环境，才有市场经济可言。创业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经济的持续繁荣，不是以网络为代表的高科技带来的，而是以网络潮为代表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业潮带来的。只有创业潮才能使资源得到直接地优化配置与再生，实现高就业、高增长与低通胀并存因。
创业型经济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经济结构中，人的要素是首要的要素。改革开放意味着以往建立在经济、超经济强制基础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得到摆脱。人的主体性，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标准与动力。改革开放以前生产力发展不快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超经济强制对人的主体性的压制，改革开放以后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人的主体性的解放。人的主体性的解放是创业的前提，人的主体性的提高通过创业来实现，国民主体性的提高通过创业潮来实现。改革开放以来的创业潮：民营企业的一次创业、二次创业与国有企业的二次创业。在创业潮中，通过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二次创业，使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实现主观与客观、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统一，使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由博弈上升为对策，从而使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环境对称。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业潮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就是民主与法制对称、公平与效率对称的经济，是社会系统的自组织、有序化过程。
应该在人类二次创业的背景下定位我国的创业型经济，明确我国创业型经济的结构、功能与发展方向。如果说，第一次创业，解决的是人类当前的生存问题，必然要对自然资源作掠夺式的“经营”，这时自然科学就是第一生产力，那么第二次创业解决的是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必然要和自然和平共处，要求对自然资源作内涵的有效开发，这时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哲学等知识的其他方面也就同时成了第一生产力。生态创业、可持续发展，是人类二次创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一次创业，是由低层的经营活动向高层的经营活动转移，第二次创业是用高层的经营活动统驭低层的经营活动。人类第二次创业，就是以知识产业为龙头，以对人类第一次创业的成果——传统产业——按生态原则重塑改造为途径，以人与环境的协同为基础，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只有知识运营，才能走向世界大同——人类由分裂重新走向统一，只不过是以人为中心同社会和自然的统一。
以人类二次创业为背景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业型经济，实现微观企业层次上用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用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用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用产业结构升级带动产品更新换代；宏观产业层面上使知识产业成为其他产业的龙头产业，使劳动力密集和资本知识密集得到统一。这种统一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使传统产业中的知识、或知识在传统产业中在质和量两个方面由从属转为主导。只有知识产业的龙头化，才不但使新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走向统一，而且使传统产业走向统一。对于工业上落后的国家来讲，这种统一使它们可能不再重复那些污染工业、高耗能工业和剥削性经济，借助知识文明尽快直接达到工业文明的繁荣，使之后来居上——既保持回归自然的特色，又享受工业文明。这就是世界大同——人类重新走向统一，只不过是以人为中心同社会和自然的统一。
创业型经济是以创业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模式的经济增长方式。从广义上讲人类经济就是创业型经济；从狭义来讲只有知识经济时代以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为主要方式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才是创业型经济。只有运用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的对称经济学才有可能真正揭示创业型经济的本质、结构、意义和功能，才能科学定位作为新的增长方式的创业型经济。科学定位的作为新的增长方式的创业型经济改变了经济规律，最根本的是把经济与经济学的最一般规律由一般均衡规律转变为对称规律，既主客体对称的规律，从而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在此基础上实现了配置型经济向再生型经济的转化，实现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是经济领域的哥白尼革命。
原载：求是网
http://www.qstheory.cn/laigao/2015-05/20/c_1115343937.htm
郎咸平是当下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中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现象概括最全面、分析最透彻、观点最尖锐、最接近真理、因而影响力最大的经济学者。他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演变的过程从宏微观层面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收集了大量的数据，运用自己娴熟的财务管理知识对我国盲目引进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强制推行私有化、自由化、产业化、GDP主义给中国带来的经济、政治危害从宏微观层面做了大胆揭露与持续抨击，引起了人们对改革开放存在诸多问题的密切关注与广泛思考，有效遏制了腐败的蔓延与以产权改革为名造成的国有资产的流失。应该说，郎咸平的调查研究、出书演讲、奔走疾呼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促进正本清源的作用；他的忧国忧民之心典型展现了一个真正学者的良心与社会责任感。他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背景出身的学者，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也没有清晰的认识，对中国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也没有明确的思路，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化”的理论不能自圆其说，他头脑中的“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有本质的区别。但他有社会主义的观念，对社会主义的很多观点富有创意；他把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看成是通过阶级斗争不断扩大法治与不断扩大民主逐步控制权力腐败的过程，为解释人类发展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也不无合理之处，通过不断扩大法治与不断扩大民主来控制权力腐败也确实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中必要的一环。郎咸平自我定位为“左派经济学家”，他的观点在右派“主流经济学”横行的经济界、经济学界也确实构成“另类”的风景线。所有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但由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正确认识、对经济这一复杂现象的非文化思维方式，使他未能对经济现象进行形而上学思考，并在思考中形成自己的经济学范式和首尾一贯的理论体系；他的经济观点和他所属的经济学范式、他的经济结论和他的经济学基础理论之间产生矛盾甚至冲突；他的中国传统文化虚无主义的观念使他无法正确坚持中国国际化进程中的民族主体性。他一方面用“新帝国主义在中国”来形容外资借我国对外开放之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大肆掠夺，另一方面他却不是从内需导向、产业升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建立国内经济危机防范体系方面提高民族经济主体性，而是把“产业链高效整合”、“产业链高端整合”看成抵御外资侵略的灵丹妙药；他一方面主张“产业链高效整合”、“产业链高端整合”，另一方面却又反对产业升级与增长方式转变，极力主张把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停留在产品运营——制造业层面，在郎咸平头脑中甚至没有经济增长方式概念，以致提出取消金融的主张。这就不能不陷入悖论。因此，他虽然康慨激昂，提出了很多看起来很好的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建议，但由于上述矛盾使他的许多建议不可行或对解决问题的力度不够，有的如果在实践中推行会产生“悖境”；他所谓要取消金融的说法纯粹就是信口开河，胡说八道。郎咸平把国内的泡沫经济、经济危机归结于全球金融危机波及的结果，是本末倒置。而这种因果关系的不对称、经济解析与经济现实的不对称，又是由郎咸平所属的经济学范式与时代的脚步不对称造成。所以郎咸平是一个合格的财务专家、准金融学家、经济学者，而不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从这个意义上，郎咸平称自己的经济评论为“郎闲评”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走出“悖论”本来是科学理论发展的必经途径之一。“郎闲评”为提出新的经济思维方式、建立新的经济学范式、建构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并在此理论指导下系统解决中国经济问题提供了必然性与现实基础。所以我们绝不能对郎咸平的“郎闲评”等闲视之，我们应该对郎咸平先生的社会责任感表示敬意，对郎咸平先生所做大量的对中国改革开放拨乱反正有益的工作表示感谢。
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1
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制的必然性与亚投行的定位
[ 2015/05/05 12:37 | by admin ]
2015/05/05 12:37 | by admin ]
建立新机构，制定新规则，引导新潮流，示范引导形成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世界金融新格局，在帮助重建世界金融新体制、使全球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过程中为人类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在此基础上树立我国的大国风范，确立我国负责任的大国地位，应该是我国创立亚投行的真正出发点。
必须在坚持经济全球化中的民族主体性，把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作为国内新经济增长点与稳增长结构、作为消化我国过量外汇储备与过剩产能的主渠道的前提下，定位 “一带一路”建设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全球金融体制改革的历史必然性中，设计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性质、结构、功能与运作模式。
首先要充分认识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秩序的历史必然性。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潮流，是历史必然性的表现；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是揭示这个历史必然性、并为这个必然性开辟道路的历史机遇。如果说，金融投机是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那么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现有金融体制的不对称，则是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十多年前本人即已发文指出，1997年从东南亚到日本到俄罗斯到巴西的金融危机虽不是全球化的，却是全球性的，它标志着以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正走向全面瓦解，世界历史已在进入新阶段：以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阶段。2008年的金融危机既是全球性的，也是全球化的，说明旧的金融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又经过十年的苛延残喘、余热发挥、回光返照，已经使这种必然性转变为现实性。美国的全球金融霸主地位，使其金融危机不仅有象征意义而且有实际意义——标志着以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已走向全面崩溃；直接投融资将主导国际金融新秩序。发端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说明，必须改变间接投融资造成的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通过直接投融资，实现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的统一，使社会不但直接占有资本，而且直接占有生产资料。所谓金融，就是资本运营，包括直接投融资与间接投融资两种形式。把金融仅仅理解成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中介或间接投融资活动，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由资源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上升到知识运营，直接投融资、特别是再生性直接投融资将逐步取代间接投融资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投融资方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但决定投融资方式的转变，而且决定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与范围。
资本运营作为一种增长方式，它的作用大小、怎样发挥离不开在整个经济增长方式中的定位。知识经济时代资本运营的定位：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以资本运营为核心，以资产运营为基础，以产品运营为归宿。美国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在经济增长方式中由资本运营主导、由间接投融资主导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为了不使虚拟经济演变为虚幻经济，资本运营不能离开知识运营、资产运营和产品运营，间接投融资只能依托直接投融资。用五维空间理论、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来整体考察，我们就可以看到：美国金融危机带给人类的机遇，是让我们看清了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内在必然性，看清了经济全球化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主体性的内在联系，看清了市场经济充分自由竞争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内在联系，看清了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是用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为主代替间接投融资为主，金融机构以银行为主向投资银行为主转变。
美国金融危机告诉我们：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主体性二者并不矛盾，不能以经济全球化为名否认经济主体性。逻辑和实践两方面都已经充分证明，自由主义支配下投机猖獗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并不是完善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市场经济的标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本质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以人为本、以人民为本、以人民幸福为本的市场经济；所谓经济全球化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体性，就是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包括就业问题、老龄化问题、住房问题、贫富分化问题、三农问题、内需不足问题、发展的可持续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国内投资的充分性、有效性。一个国家，不管它是先进还是落后、发达还是发展，融入全球化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趋势；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全球化，而在于全球化过程中能否坚持自身的主体性。如果能坚持自身的主体性，那么全球化就可以趋利避害；如果不能坚持主体性，那么全球化就是一个陷阱，一场灾难。金融的虚拟性、流动性、综合性特点，使之具有承上启下、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作用。所以，当我国讲大国思维、大国战略时，不要忘了金融安全——国内充分的直接投融资与稳定的币值、牢固的金融危机防范体系。
在间接投融资为主体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不能得到统一，被称为金融 “三元悖论”。当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建立直接投融资为主体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社会金融体制仍然以间接投融资为主时，社会大量游资不能转变成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而必然转变成“流动性过剩”，形成游资的无序运动，并通过国际金融投机的催化演变为周期性金融危机，从而产生投资和需求、生产和消费脱节的“二律背反”，这个“二律背反”就是金融悖境。走出金融 “三元悖论”“二律背反”靠什么？靠创业工程。在投融资结构中，直接投融资必须占主导；在直接投融资中，创业型直接投融资必须占主导。直接投融资是知识经济时代资本运营的逻辑和资本运营的历史的统一，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途径。直接投融资的程序和步骤：民间直接投融资是直接投融资的起点，农村民间直接投融资是民间直接投融资的起点，农村生态城镇化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农村民间直接投融资的起点，国内直接投融资是国际直接投融资的起点。摆脱我国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和投资、消费疲软的互为因果、恶性循环的办法，是运用财政和银行手段扶持直接投融资。直接投融资可以充分利用国内游资，避免大量引进外资短期贷款造成的受制于人等弊病。在国内国际大量游资存在的今天，应该适时地引导创业型直接投融资，而不仅是股市、楼市等资产投融资，更不是主流经济学家鼓噪的发展中小民间银行、扩大间接投融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立体的价值经济不是片面的价格经济，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结构是对称的，各个要素必须与时俱进，实现不对称向对称转化，以实现资源的再生与生产力的发展。只有体现知识运营这一经济增长方式的，知识运营为主导、直接投融资为主体、创业工程为基础的国内国际经济新秩序，才能走出金融“二律背反”、“三元悖论”，使社会大量游资能转变成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使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得以统一；从根本上避免金融泡沫、金融危机与金融悖境，使各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新经济条件下一国最优金融结构应该是：奉行独立的货币政策、中性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用财政投融资引导社会直接投融资，用直接投融资引导间接投融资；用扶持创业引导就业，用增量带动存量，用增加供给带动增加需求，用货币逐步升值带动消费增加——用再生带动配置的金融结构，可以避免金融危机与经济周期波动，使经济可持续发展。这里金融的最佳结构体现了金融的对称结构：以政府为主导，以人的主体性为核心，以再生为基础，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只有通过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来提高企业、民族与国家经济体系的主体性，才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真正筑起一道金融危机的防火墙。金融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组成部分；必须用科学发展观指导金融发展观，用金融发展观指导金融体制改革、建立金融危机防范体系。这样的金融结构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做到。我国大国思维与大国战略应该是自觉顺应直接投融资将主导国际金融新秩序这一趋势，带头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来建立国家金融安全体系包括金融危机防范体系。要用内需导向型经济代替出口导向型与外贸依赖型经济，用直接投融资为主代替间接投融资为主，用扶持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代替扶持圈钱型“直接投融资”，把救市——救股市、救房市、救银行的政策资源，转为扶持再生性创业工程；应该严格限制间接投融资的发展、避免贷款膨胀引发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炒家利用热钱制造金融危机，严格禁止私人、民间、外资进入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但可以允许、鼓励与支持私人、民间、外资创办或参股投资银行。严格禁止投行开办间接投融资业务，使投行的虚拟直接投融资能够落实为实体直接投融资。中国的外汇储备只能拿来进口国内再生型直接投融资、特别是再生型基本建设所需要的紧缺物品，而不应购买国外投机性极强、风险性极大的金融产品。只有从资金源头上堵住金融投机、特别是国际金融投机的漏洞，才能防范虚拟经济演变成虚幻经济。
新常态经济说明，在知识经济时代，粗放型经营已走到历史尽头。产业更新换代，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劳力密集型向资本、知识密集型转变，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变，尽可能便之升华为高新技术产业，使高新技术产业成为龙头产业，带动和促进我国由一次创业向二次创业转变，是历史的必然。相应地，由产品、资产运营向资本、知识运营转变也成了历史的必然。前一个必然是后一个必然的基础，后一个必然是前一个必然的保证。只有直接投融资，才能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提供资金、技术、管理、制度基础。因此，我们不但要看到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国际化的横向必然性，还要看到全球金融危机后面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纵深必然性——比横向必然性更深层次的必然性，看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性质，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在强调中国应有大国思维并通过一带一路、亚投行的设立“走出去”时，保持中国作为大国应有的民族主体性的思考，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人民性的思考，才能对建构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出中国作为大国应有的贡献。
明确了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制的必然性与中国在新的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就可以给亚投行及中国与亚投行的关系以正确定位。发端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宣告了旧的以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体制的破产，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主导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亚投行就是为这必然性开辟道路的平台。在全球经济增长潜力最大的亚洲地区设立区域性投资银行，通过多种直接投融资手段与途径牵头组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区域经济乃至全球经济一体化，是有效疏导化解全球游资、使全球游资转变为社会生产力，挤掉全球经济泡沫、使全球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从不对称复归对称，促进全球金融体制改革、使全球金融体制由间接投融资为主导转变为直接投融资为主导、消除全球金融危机根源的重要途径。中国发起设立亚投行的宗旨，应该是通过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这一平台引导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促进国内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因此，中国决不可以放弃亚投行的领导权与主导权。中国对亚投行的领导权、主导权、对亚投行机制设计运行规则的制定权除了来源于策划倡议筹建组织权与控股权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人事安排优先权以外，最主要的来源于比其他国家优越的对亚投行的理念、定位、机制、运行模式的顶层设计。中国对亚投行的顶层设计不能仅仅强调与国际惯例国际标准接轨，而应着眼于与国际潮流、历史趋向合拍，因此是对现有国际金融机构优缺点的扬弃，并且在运作实践中证明优于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使亚投行成为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制的模本，而不仅仅是对现有国际金融机制的一种补充。建立新机构，制定新规则，引导新潮流，示范引导形成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世界金融新格局，在帮助重建世界金融新体制、使全球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过程中为人类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在此基础上树立我国的大国风范，确立我国负责任的大国地位，应该是我国创立亚投行的真正出发点。
来源：求是理论网
必须在坚持经济全球化中的民族主体性，把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作为国内新经济增长点与稳增长结构、作为消化我国过量外汇储备与过剩产能的主渠道的前提下，定位 “一带一路”建设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全球金融体制改革的历史必然性中，设计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性质、结构、功能与运作模式。
首先要充分认识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秩序的历史必然性。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潮流，是历史必然性的表现；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是揭示这个历史必然性、并为这个必然性开辟道路的历史机遇。如果说，金融投机是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那么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现有金融体制的不对称，则是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十多年前本人即已发文指出，1997年从东南亚到日本到俄罗斯到巴西的金融危机虽不是全球化的，却是全球性的，它标志着以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正走向全面瓦解，世界历史已在进入新阶段：以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阶段。2008年的金融危机既是全球性的，也是全球化的，说明旧的金融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又经过十年的苛延残喘、余热发挥、回光返照，已经使这种必然性转变为现实性。美国的全球金融霸主地位，使其金融危机不仅有象征意义而且有实际意义——标志着以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已走向全面崩溃；直接投融资将主导国际金融新秩序。发端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说明，必须改变间接投融资造成的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通过直接投融资，实现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的统一，使社会不但直接占有资本，而且直接占有生产资料。所谓金融，就是资本运营，包括直接投融资与间接投融资两种形式。把金融仅仅理解成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中介或间接投融资活动，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由资源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上升到知识运营，直接投融资、特别是再生性直接投融资将逐步取代间接投融资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投融资方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但决定投融资方式的转变，而且决定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与范围。
资本运营作为一种增长方式，它的作用大小、怎样发挥离不开在整个经济增长方式中的定位。知识经济时代资本运营的定位：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以资本运营为核心，以资产运营为基础，以产品运营为归宿。美国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在经济增长方式中由资本运营主导、由间接投融资主导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为了不使虚拟经济演变为虚幻经济，资本运营不能离开知识运营、资产运营和产品运营，间接投融资只能依托直接投融资。用五维空间理论、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来整体考察，我们就可以看到：美国金融危机带给人类的机遇，是让我们看清了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内在必然性，看清了经济全球化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主体性的内在联系，看清了市场经济充分自由竞争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内在联系，看清了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是用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为主代替间接投融资为主，金融机构以银行为主向投资银行为主转变。
美国金融危机告诉我们：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主体性二者并不矛盾，不能以经济全球化为名否认经济主体性。逻辑和实践两方面都已经充分证明，自由主义支配下投机猖獗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并不是完善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市场经济的标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本质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以人为本、以人民为本、以人民幸福为本的市场经济；所谓经济全球化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体性，就是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包括就业问题、老龄化问题、住房问题、贫富分化问题、三农问题、内需不足问题、发展的可持续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国内投资的充分性、有效性。一个国家，不管它是先进还是落后、发达还是发展，融入全球化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趋势；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全球化，而在于全球化过程中能否坚持自身的主体性。如果能坚持自身的主体性，那么全球化就可以趋利避害；如果不能坚持主体性，那么全球化就是一个陷阱，一场灾难。金融的虚拟性、流动性、综合性特点，使之具有承上启下、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作用。所以，当我国讲大国思维、大国战略时，不要忘了金融安全——国内充分的直接投融资与稳定的币值、牢固的金融危机防范体系。
在间接投融资为主体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不能得到统一，被称为金融 “三元悖论”。当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建立直接投融资为主体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社会金融体制仍然以间接投融资为主时，社会大量游资不能转变成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而必然转变成“流动性过剩”，形成游资的无序运动，并通过国际金融投机的催化演变为周期性金融危机，从而产生投资和需求、生产和消费脱节的“二律背反”，这个“二律背反”就是金融悖境。走出金融 “三元悖论”“二律背反”靠什么？靠创业工程。在投融资结构中，直接投融资必须占主导；在直接投融资中，创业型直接投融资必须占主导。直接投融资是知识经济时代资本运营的逻辑和资本运营的历史的统一，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途径。直接投融资的程序和步骤：民间直接投融资是直接投融资的起点，农村民间直接投融资是民间直接投融资的起点，农村生态城镇化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农村民间直接投融资的起点，国内直接投融资是国际直接投融资的起点。摆脱我国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和投资、消费疲软的互为因果、恶性循环的办法，是运用财政和银行手段扶持直接投融资。直接投融资可以充分利用国内游资，避免大量引进外资短期贷款造成的受制于人等弊病。在国内国际大量游资存在的今天，应该适时地引导创业型直接投融资，而不仅是股市、楼市等资产投融资，更不是主流经济学家鼓噪的发展中小民间银行、扩大间接投融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立体的价值经济不是片面的价格经济，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结构是对称的，各个要素必须与时俱进，实现不对称向对称转化，以实现资源的再生与生产力的发展。只有体现知识运营这一经济增长方式的，知识运营为主导、直接投融资为主体、创业工程为基础的国内国际经济新秩序，才能走出金融“二律背反”、“三元悖论”，使社会大量游资能转变成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使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得以统一；从根本上避免金融泡沫、金融危机与金融悖境，使各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新经济条件下一国最优金融结构应该是：奉行独立的货币政策、中性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用财政投融资引导社会直接投融资，用直接投融资引导间接投融资；用扶持创业引导就业，用增量带动存量，用增加供给带动增加需求，用货币逐步升值带动消费增加——用再生带动配置的金融结构，可以避免金融危机与经济周期波动，使经济可持续发展。这里金融的最佳结构体现了金融的对称结构：以政府为主导，以人的主体性为核心，以再生为基础，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只有通过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来提高企业、民族与国家经济体系的主体性，才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真正筑起一道金融危机的防火墙。金融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组成部分；必须用科学发展观指导金融发展观，用金融发展观指导金融体制改革、建立金融危机防范体系。这样的金融结构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做到。我国大国思维与大国战略应该是自觉顺应直接投融资将主导国际金融新秩序这一趋势，带头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来建立国家金融安全体系包括金融危机防范体系。要用内需导向型经济代替出口导向型与外贸依赖型经济，用直接投融资为主代替间接投融资为主，用扶持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代替扶持圈钱型“直接投融资”，把救市——救股市、救房市、救银行的政策资源，转为扶持再生性创业工程；应该严格限制间接投融资的发展、避免贷款膨胀引发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炒家利用热钱制造金融危机，严格禁止私人、民间、外资进入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但可以允许、鼓励与支持私人、民间、外资创办或参股投资银行。严格禁止投行开办间接投融资业务，使投行的虚拟直接投融资能够落实为实体直接投融资。中国的外汇储备只能拿来进口国内再生型直接投融资、特别是再生型基本建设所需要的紧缺物品，而不应购买国外投机性极强、风险性极大的金融产品。只有从资金源头上堵住金融投机、特别是国际金融投机的漏洞，才能防范虚拟经济演变成虚幻经济。
新常态经济说明，在知识经济时代，粗放型经营已走到历史尽头。产业更新换代，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劳力密集型向资本、知识密集型转变，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变，尽可能便之升华为高新技术产业，使高新技术产业成为龙头产业，带动和促进我国由一次创业向二次创业转变，是历史的必然。相应地，由产品、资产运营向资本、知识运营转变也成了历史的必然。前一个必然是后一个必然的基础，后一个必然是前一个必然的保证。只有直接投融资，才能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提供资金、技术、管理、制度基础。因此，我们不但要看到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国际化的横向必然性，还要看到全球金融危机后面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纵深必然性——比横向必然性更深层次的必然性，看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性质，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在强调中国应有大国思维并通过一带一路、亚投行的设立“走出去”时，保持中国作为大国应有的民族主体性的思考，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人民性的思考，才能对建构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出中国作为大国应有的贡献。
明确了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制的必然性与中国在新的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就可以给亚投行及中国与亚投行的关系以正确定位。发端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宣告了旧的以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体制的破产，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主导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亚投行就是为这必然性开辟道路的平台。在全球经济增长潜力最大的亚洲地区设立区域性投资银行，通过多种直接投融资手段与途径牵头组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区域经济乃至全球经济一体化，是有效疏导化解全球游资、使全球游资转变为社会生产力，挤掉全球经济泡沫、使全球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从不对称复归对称，促进全球金融体制改革、使全球金融体制由间接投融资为主导转变为直接投融资为主导、消除全球金融危机根源的重要途径。中国发起设立亚投行的宗旨，应该是通过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这一平台引导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促进国内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因此，中国决不可以放弃亚投行的领导权与主导权。中国对亚投行的领导权、主导权、对亚投行机制设计运行规则的制定权除了来源于策划倡议筹建组织权与控股权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人事安排优先权以外，最主要的来源于比其他国家优越的对亚投行的理念、定位、机制、运行模式的顶层设计。中国对亚投行的顶层设计不能仅仅强调与国际惯例国际标准接轨，而应着眼于与国际潮流、历史趋向合拍，因此是对现有国际金融机构优缺点的扬弃，并且在运作实践中证明优于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使亚投行成为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制的模本，而不仅仅是对现有国际金融机制的一种补充。建立新机构，制定新规则，引导新潮流，示范引导形成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世界金融新格局，在帮助重建世界金融新体制、使全球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过程中为人类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在此基础上树立我国的大国风范，确立我国负责任的大国地位，应该是我国创立亚投行的真正出发点。
来源：求是理论网
用“一国两体”实现两岸统一
[ 2015/04/24 12:41 | by admin ]
2015/04/24 12:41 | by admin ]
爱国，让我想起了台湾。我认为，实现中国两岸统一的路线图，是分三步走。
第一步，国体统一。双方承认“一国两体”，即一个国家，两个政体。政体不同于国体。国体是国家实体，政体是政治实体。形成国体的因素是历史、地理、文化、民族、宗教、政治，国体只有一个，即中国；形成政体的因素仅仅是政治，包括信仰、政党、社会制度、社团组织，分为集权政治实体、自治政治实体、分治政治实体。总体上，中国目前分治政治实体的政体有两个，即“大陆”、“台湾”。“一国两体”不同于“九二共识”。“九二共识”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虽然理论上“一个中国”，实际上这“一个中国”只是地域、文化、民族概念，即同一个中华民族概念，不是同一个国体。这是用政体代替国体，国体融于政体之中。“一国两体”是同一个国体“中国”，这个中国就是“中国”，既不是大陆表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是台湾表述的“中华民国”。“一国两体”不同于“邦联”或“联邦”，“邦联”或“联邦”是不同国体的联合体，而“一国两体”是同一国体内部的不同政体的联合。“一国两体”不同于马英九“互不承认对方主权，互不否认对方治权”，在现有双方承认对方治权的基础上，承认双方都不具有整个中国的主权，双方主权都同属于一个“中国”。“一国两体”不同于大陆提出的“一国两制”。“一国两制”的“一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一国两体”的“一国”既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是“中华民国”。“一国两体”不同于港澳有人提出的“一国两府”。“一国两府”等于承认双方不但对整个中国都有主权，而且对整个中国都有治权。这实际上等于承认“两个中国”，而且是互相敌对的两个中国。这和李登辉的“一边一国”没有本质的区别。“一国两体”也可以称之为“一国两政”，只是这个“政”不是“政府”的“政”，而是“政体”的“政”。“一国两政”和“一国两府”的区别在于：“一国两府”政府的边界不明确，其权限理论上可以理解为涵盖对岸；“一国两政”或“一国两体”中政体的边界是明确的，其权限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只在此岸。“一国两体”也不同于有人提出的“一国两治”。“一国两治”由于没有分清政体和国体的区别，也就无法分清治权和主权的区别，无法定位各自治权下的“一亩三分地”的主权归属，双方对于对方治权下的主权归属还是处于不明确状态。这实际上是马英九“互不承认对方主权，互不否认对方治权”的同一个命题的不同表述。“一国两治”可以名正言顺使两岸处于长期分裂状态，在对外交往中互争国际空间，很容易陷进实质的“台独”。在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一国体的基础上，同一国体的国际空间与代表权只有一个中国，两岸分治政治实体对于代表权问题可以通过协商解决。此前代表权问题源于双方不承认同属一个国体；只要双方承认同属一个中国国体，解决代表权问题没有障碍。
第二步，政体联合。在经济融合的基础上建立两岸政治、军事、外交互信合作。取消两岸隐形边界，在对岸互设办事处，两岸人民自由来往。建立“中国外交部”，统一处理两岸国际关系，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中给台湾以国际活动的空间，在重大国际纠纷包括钓鱼岛等领土纠纷中以一个中国的名义一致对外。双方可以举行联合军演，组建联合舰队统一指挥。
第三步，政体融合。在国体统一、两岸政治实体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建立互信关系友好相处良性互动后，两岸政治实体包括各自的政党（主张台独的政党除外）可以到对方设立代表处，发展党员，参与当地的议会选举。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执政党只能是共产党，但党章规定的共产党执政下的多元化监督包括各民主党监督理应包括同一国体中的不同政党，包括国民党和放弃台独党纲后的民进党的监督。随着大陆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政治体制不断完善，国民党和民进党党员在承认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如果其他条件符合党章有关规定的要求，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共产党，并有可能进入大陆各地各级执政团队。
原载：共识网
人民网评：陈世清：新常态经济学的理论建构
[ 2015/04/16 23:18 | by admin ]
2015/04/16 23:18 | by admin ]
新常态经济的经典定义：新常态经济是经济学范式转换、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新常态经济是与GDP导向的旧经济形态与经济发展模式不同的新的经济形态与经济发展模式。
逻辑和历史相结合进行经济学研究，是兼具哲学家的经济学家的强项。陈世清认为，所谓常态，就是正常状态；新常态，就是经过一段不正常状态后重新恢复正常状态。人类社会就是从常态到非常态再到新常态的否定之否定中发展，人对社会的认识就是从常态到非常态再到新常态的否定之否定中上升。贯穿在常态-非常态-新常态中的主线，是事物的本质与规律。人类总是经历事物的正反面发展、总结正反面经验，经过感性-知性-理性、具体-抽象-具体的否定之否定后，才对事物有一个完整的认识，才能认识事物的规律与本质。经济新常态，就是人类经济发展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波浪式前进的成果；经济学新常态，就是人类经济认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的结晶。
陈世清指出，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古代经济学家看来，所谓经济，就是创造价值满足人的需要的功利活动，所谓经济学就是教人创造价值满足人的需要的经世致用的学问。但随着后来经济的发展、贸易的出现、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产生出商品经济，发展出市场经济，提升为知识市场经济，衍生出虚拟经济；经过西方古典-新古典-新兴古典经济学家与时俱进线性抽象的一路折腾一路演化，价值逐步异化为价格，异化为金钱，经济活动逐步异化为赚钱，经济学也就逐步异化为教人怎样赚钱，包括怎样投机赚钱。随着产品的逻辑逐步演变为货币的逻辑，衍生出金融的逻辑，最后产生出金融泡沫，虚拟经济也就演变成虚幻经济。当金融泡沫破灭，虚幻经济就酿成金融危机。这样人类经济就由常态进入非常态，催化经济非常态的西方经济学也就成了非常态经济学。现在人类面临的问题，是使经济与经济学由非常态重新进入常态，从而完成人类经济与经济学发展的大圆圈。这个大圆圈的起点与终点都是经济的本质价值，都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古代经济学思想；只不过经过人类经济与经济学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古代经济学思想获得了现代经济学的形态，其中包含了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合理因素。
经济新常态意味着GDP增长方式的失败，意味着一切向钱看增长方式的失败，也意味着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学的失败。总结实践经验，陈世清指出，发展经济必须回归经济的本义；所谓经济，就是价值的创造、转化与实现，人类经济活动就是创造、转化、实现价值，满足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活动。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规律即研究价值的创造、转化、实现的规律——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分为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经济学两大类型。政治经济学根据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为了突出某个阶级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自发从某个侧面研究价值规律或经济规律，科学经济学用科学方法自觉从整体上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价值规律或经济规律。新常态经济学就是科学经济学。经济学的核心是经济规律。在新常态经济学看来，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只是经济规律的展开和具体表现，经济学的对象应该是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后面的经济规律与经济本质，而不是停留在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层面。停留在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层面的，是政治经济学而不是科学的经济学。要研究经济发展的规律就必须从整体上统一研究经济现象，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是统一的经济体中对称的两个方面，所以在新常态经济学范式框架中，有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分，没有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别；而政治经济学总是把经济学分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就经济与经济学的本义来讲，政治经济学是非常态经济学，科学的经济学——对称经济学是新常态的经济学。
陈先生指出，“新常态经济”一词原来指的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经济恢复到危机前的正常状态。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讲，新常态经济是周期性经济金融危机后经济恢复到正常状态，意味着旧的周期的结束与新的周期的开始；对于移植引用这一名词的我国来讲，“新常态经济”意味着转变有可能导致经济危机、不可持续增长的GDP增长方式，用发展来代替单一的GDP增长。因此，同样是“新常态经济”，反映了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与发展模式；同样是诠释我国的“新常态经济”，体现了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对于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来讲，我国提出“新常态经济”是因为以往的GDP增长率过高，经济增速过快，经济过热导致结构失衡；所谓“新常态”就是经济增速降温，减少政府投资刺激经济，用创新驱动代替投资驱动，用民间投资驱动代替政府投资驱动，深化改革就是政府逐步完全退出市场，全部由民间市场通过价格涨落自由竞争决定资源配置。在科学的经济学看来，“新常态经济”不是什么GDP增长率过高、经济增速过快、经济过热导致结构失衡因此必须经济降温减速，而是GDP增长方式导致结构失衡；只要根本改变GDP增长方式，挤掉GDP、人均GDP泡沫与实体经济泡沫，用再生经济增长方式代替GDP增长方式，通过技术创新平衡结构找准经济增长点，就可以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作为发展组成部分的增长，增长率永远不会太高，增长率无论多高，都不会导致“经济过热”，经济结构也不会失衡，新常态经济增长无极限。投资驱动与创新驱动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属于政府宏观调控范畴的投资驱动不是什么刺激经济，而是调整结构的必要手段。这种属于发展范畴的、增长率高和结构对称平衡统一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我们讲的“稳增长调结构”的经济新常态。因此，陈先生认为，我们的“新常态经济”是对西方“新常态经济”的扬弃，而不是等同；要真正科学认识、积极应对、学会适应“新常态经济”，创造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辉煌，就必须首先对诠释“新常态经济”的经济学进行范式分析，在此基础上建构科学的新常态经济学，给新常态经济以正确的理论指导，避免对“新常态经济”的错误解读造成对我国新常态经济的误导。
既然新常态经济是对称态经济，那么新常态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陈先生指出，新常态经济与GDP经济是不同的经济形态，以对称平衡论为理论基础的对称经济学或新常态经济学与以一般均衡论为理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GDP经济学是本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新常态经济对经济学范式的要求，是以一般均衡论为基础、价格经济学为核心、线性抽象为方法的政治经济学范式向对称平衡论为基础、价值经济学为核心、复杂系统论为方法的科学经济学——对称经济学范式转换。对称经济学是以对称哲学为哲学基础，运用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以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为出发点，以对称发展观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科学的、一般的、人类的、与政治经济学相对而言的科学经济学，是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己创立的经济学科学理论体系。对称经济学是主体性与科学性统一、实证性与规范性统一的发展经济学，与只讲实证性不讲规范性、只讲增长不讲发展的增长经济学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对称经济学是新常态经济的经济学基础。
陈先生通过以上逻辑与历史的分析，对新常态经济做了如下经典定义：新常态经济是经济学范式转换、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新常态经济是与GDP导向的旧经济形态与经济发展模式不同的新的经济形态与经济发展模式。新常态经济用发展促进增长、用社会全面发展扬弃GDP增长，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作为市场的核心机制，把改革开放的目标定位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不可持续增长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新常态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常态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以新常态经济为经济形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新常态经济学为理论形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是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擅长经济学范式分析，是陈先生的强项。陈先生认为，新常态经济是非常态经济的转型，新常态经济学是非常态经济学的转型，新常态经济学是转型经济学。转型经济学是以转型经济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基础上的经济学范式转换的经济学。转型经济学与传统GDP经济学属于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在旧范式框架中不可能有真正的转型经济学，只有在对称经济学范式框架中才有真正的转型经济学。陈先生对新常态经济学和目前流行的其他几个经济学范式进行了比较，厘清新常态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中的定位。陈先生认为，新常态经济是稳增长调结构的经济，而不是总量经济；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新常态经济学是结构经济学。结构经济学是用结构方法解释经济现象、研究经济发展的经济学。结构经济学分为旧结构经济学与新结构经济学。旧结构经济学运用静态的、纯客体的三维结构方法分析经济、研究经济发展，新结构经济学运用动态的，主客体对称、时间空间层次对称的五维结构方法解释经济现象、认识经济结构、把握经济规律、揭示经济本质、研究经济发展。因此新结构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在新结构经济学——对称经济学看来，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结构是基本的经济结构，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是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所以新结构经济学又可以称为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互关系规律、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发展规律的经济学。真正的发展经济学只能是扬弃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整体经济学。结构经济学与线性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与增长经济学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在旧范式中不可能有真正的结构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只有在对称经济学范式框架中才有真正的结构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
陈先生认为，新常态经济是惠民生使人民幸福的经济，而不仅仅是GDP、人均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最大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是新常态经济的生产目的，因此新常态经济学是幸福经济学。幸福经济学是以主客体对称的对称辩证法和对称经济学为基础理论、以人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为理论出发点，以价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以合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以和谐经济为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以人的幸福最大化为最终目标。幸福经济学范式本质上就是对称经济学范式。幸福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幸福经济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幸福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陈先生就这样以新常态经济学为主线，把对称经济学、转型经济学、结构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幸福经济学贯串起来，形成完整的体系，使新常态经济学成为和西方经济学、GDP经济学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使新常态经济在理论上得到概括与提升，使陈先生创立的对称经济学在新常态经济中得到充实与发展。
即将出版的陈世清先生《新常态经济学》一书立足于中国人的文化范式、思维方式、价值观、核心价值观，以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为背景，结合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讨论新常态经济与新常态经济学；以中国经济发展为人类经济发展的典型，建构经济新常态模型与新常态经济学范式，展开新常态经济学的纵深科学体系，展示主客体对称的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期待能解决中国眼下的与长远的经济与经济学的非常态问题，并对人类经济与经济学进入新常态做出中国人特有的贡献。本书运用从抽象到具体方法、逻辑与历史相一致方法、复杂系统论方法，从理论到实践、规范到实证的方法，秉持主体性与科学性统一的原则，展现新常态经济的理论形态与实践模式。新常态经济学——对称经济学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粹为科学社会主义主要思想理论来源，以中华民族固有的“天人合一”世界观与对称思维方式为方法论原则，以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平等为基本线索，结合解释、解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社会热点、焦点、前沿问题建构以中国对称文化范式为基础、以中国人平等价值观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理论模型与实践模式。在新常态经济学中科学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是一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在思维方式、理论基础、发展模式方面科学定位新常态经济，确立中国新常态经济的诠释权与改革开放的话语权，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深层次的理论依据与现实可操作的顶层设计，通过这种顶层设计催化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新常态经济学确立了对称经济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
原载：人民网
http://news.people.com.cn.20l5.in/g/0410/c1004-2646975397.html
逻辑和历史相结合进行经济学研究，是兼具哲学家的经济学家的强项。陈世清认为，所谓常态，就是正常状态；新常态，就是经过一段不正常状态后重新恢复正常状态。人类社会就是从常态到非常态再到新常态的否定之否定中发展，人对社会的认识就是从常态到非常态再到新常态的否定之否定中上升。贯穿在常态-非常态-新常态中的主线，是事物的本质与规律。人类总是经历事物的正反面发展、总结正反面经验，经过感性-知性-理性、具体-抽象-具体的否定之否定后，才对事物有一个完整的认识，才能认识事物的规律与本质。经济新常态，就是人类经济发展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波浪式前进的成果；经济学新常态，就是人类经济认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的结晶。
陈世清指出，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古代经济学家看来，所谓经济，就是创造价值满足人的需要的功利活动，所谓经济学就是教人创造价值满足人的需要的经世致用的学问。但随着后来经济的发展、贸易的出现、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产生出商品经济，发展出市场经济，提升为知识市场经济，衍生出虚拟经济；经过西方古典-新古典-新兴古典经济学家与时俱进线性抽象的一路折腾一路演化，价值逐步异化为价格，异化为金钱，经济活动逐步异化为赚钱，经济学也就逐步异化为教人怎样赚钱，包括怎样投机赚钱。随着产品的逻辑逐步演变为货币的逻辑，衍生出金融的逻辑，最后产生出金融泡沫，虚拟经济也就演变成虚幻经济。当金融泡沫破灭，虚幻经济就酿成金融危机。这样人类经济就由常态进入非常态，催化经济非常态的西方经济学也就成了非常态经济学。现在人类面临的问题，是使经济与经济学由非常态重新进入常态，从而完成人类经济与经济学发展的大圆圈。这个大圆圈的起点与终点都是经济的本质价值，都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古代经济学思想；只不过经过人类经济与经济学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古代经济学思想获得了现代经济学的形态，其中包含了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合理因素。
经济新常态意味着GDP增长方式的失败，意味着一切向钱看增长方式的失败，也意味着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学的失败。总结实践经验，陈世清指出，发展经济必须回归经济的本义；所谓经济，就是价值的创造、转化与实现，人类经济活动就是创造、转化、实现价值，满足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活动。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规律即研究价值的创造、转化、实现的规律——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分为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经济学两大类型。政治经济学根据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为了突出某个阶级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自发从某个侧面研究价值规律或经济规律，科学经济学用科学方法自觉从整体上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价值规律或经济规律。新常态经济学就是科学经济学。经济学的核心是经济规律。在新常态经济学看来，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只是经济规律的展开和具体表现，经济学的对象应该是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后面的经济规律与经济本质，而不是停留在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层面。停留在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层面的，是政治经济学而不是科学的经济学。要研究经济发展的规律就必须从整体上统一研究经济现象，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是统一的经济体中对称的两个方面，所以在新常态经济学范式框架中，有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分，没有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别；而政治经济学总是把经济学分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就经济与经济学的本义来讲，政治经济学是非常态经济学，科学的经济学——对称经济学是新常态的经济学。
陈先生指出，“新常态经济”一词原来指的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经济恢复到危机前的正常状态。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讲，新常态经济是周期性经济金融危机后经济恢复到正常状态，意味着旧的周期的结束与新的周期的开始；对于移植引用这一名词的我国来讲，“新常态经济”意味着转变有可能导致经济危机、不可持续增长的GDP增长方式，用发展来代替单一的GDP增长。因此，同样是“新常态经济”，反映了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与发展模式；同样是诠释我国的“新常态经济”，体现了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对于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来讲，我国提出“新常态经济”是因为以往的GDP增长率过高，经济增速过快，经济过热导致结构失衡；所谓“新常态”就是经济增速降温，减少政府投资刺激经济，用创新驱动代替投资驱动，用民间投资驱动代替政府投资驱动，深化改革就是政府逐步完全退出市场，全部由民间市场通过价格涨落自由竞争决定资源配置。在科学的经济学看来，“新常态经济”不是什么GDP增长率过高、经济增速过快、经济过热导致结构失衡因此必须经济降温减速，而是GDP增长方式导致结构失衡；只要根本改变GDP增长方式，挤掉GDP、人均GDP泡沫与实体经济泡沫，用再生经济增长方式代替GDP增长方式，通过技术创新平衡结构找准经济增长点，就可以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作为发展组成部分的增长，增长率永远不会太高，增长率无论多高，都不会导致“经济过热”，经济结构也不会失衡，新常态经济增长无极限。投资驱动与创新驱动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属于政府宏观调控范畴的投资驱动不是什么刺激经济，而是调整结构的必要手段。这种属于发展范畴的、增长率高和结构对称平衡统一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我们讲的“稳增长调结构”的经济新常态。因此，陈先生认为，我们的“新常态经济”是对西方“新常态经济”的扬弃，而不是等同；要真正科学认识、积极应对、学会适应“新常态经济”，创造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辉煌，就必须首先对诠释“新常态经济”的经济学进行范式分析，在此基础上建构科学的新常态经济学，给新常态经济以正确的理论指导，避免对“新常态经济”的错误解读造成对我国新常态经济的误导。
既然新常态经济是对称态经济，那么新常态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陈先生指出，新常态经济与GDP经济是不同的经济形态，以对称平衡论为理论基础的对称经济学或新常态经济学与以一般均衡论为理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GDP经济学是本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新常态经济对经济学范式的要求，是以一般均衡论为基础、价格经济学为核心、线性抽象为方法的政治经济学范式向对称平衡论为基础、价值经济学为核心、复杂系统论为方法的科学经济学——对称经济学范式转换。对称经济学是以对称哲学为哲学基础，运用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以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为出发点，以对称发展观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科学的、一般的、人类的、与政治经济学相对而言的科学经济学，是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己创立的经济学科学理论体系。对称经济学是主体性与科学性统一、实证性与规范性统一的发展经济学，与只讲实证性不讲规范性、只讲增长不讲发展的增长经济学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对称经济学是新常态经济的经济学基础。
陈先生通过以上逻辑与历史的分析，对新常态经济做了如下经典定义：新常态经济是经济学范式转换、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新常态经济是与GDP导向的旧经济形态与经济发展模式不同的新的经济形态与经济发展模式。新常态经济用发展促进增长、用社会全面发展扬弃GDP增长，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作为市场的核心机制，把改革开放的目标定位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不可持续增长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新常态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常态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以新常态经济为经济形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新常态经济学为理论形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是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擅长经济学范式分析，是陈先生的强项。陈先生认为，新常态经济是非常态经济的转型，新常态经济学是非常态经济学的转型，新常态经济学是转型经济学。转型经济学是以转型经济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基础上的经济学范式转换的经济学。转型经济学与传统GDP经济学属于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在旧范式框架中不可能有真正的转型经济学，只有在对称经济学范式框架中才有真正的转型经济学。陈先生对新常态经济学和目前流行的其他几个经济学范式进行了比较，厘清新常态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中的定位。陈先生认为，新常态经济是稳增长调结构的经济，而不是总量经济；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新常态经济学是结构经济学。结构经济学是用结构方法解释经济现象、研究经济发展的经济学。结构经济学分为旧结构经济学与新结构经济学。旧结构经济学运用静态的、纯客体的三维结构方法分析经济、研究经济发展，新结构经济学运用动态的，主客体对称、时间空间层次对称的五维结构方法解释经济现象、认识经济结构、把握经济规律、揭示经济本质、研究经济发展。因此新结构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在新结构经济学——对称经济学看来，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结构是基本的经济结构，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是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所以新结构经济学又可以称为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互关系规律、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发展规律的经济学。真正的发展经济学只能是扬弃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整体经济学。结构经济学与线性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与增长经济学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在旧范式中不可能有真正的结构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只有在对称经济学范式框架中才有真正的结构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
陈先生认为，新常态经济是惠民生使人民幸福的经济，而不仅仅是GDP、人均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最大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是新常态经济的生产目的，因此新常态经济学是幸福经济学。幸福经济学是以主客体对称的对称辩证法和对称经济学为基础理论、以人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为理论出发点，以价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以合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以和谐经济为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以人的幸福最大化为最终目标。幸福经济学范式本质上就是对称经济学范式。幸福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幸福经济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幸福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陈先生就这样以新常态经济学为主线，把对称经济学、转型经济学、结构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幸福经济学贯串起来，形成完整的体系，使新常态经济学成为和西方经济学、GDP经济学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使新常态经济在理论上得到概括与提升，使陈先生创立的对称经济学在新常态经济中得到充实与发展。
即将出版的陈世清先生《新常态经济学》一书立足于中国人的文化范式、思维方式、价值观、核心价值观，以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为背景，结合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讨论新常态经济与新常态经济学；以中国经济发展为人类经济发展的典型，建构经济新常态模型与新常态经济学范式，展开新常态经济学的纵深科学体系，展示主客体对称的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期待能解决中国眼下的与长远的经济与经济学的非常态问题，并对人类经济与经济学进入新常态做出中国人特有的贡献。本书运用从抽象到具体方法、逻辑与历史相一致方法、复杂系统论方法，从理论到实践、规范到实证的方法，秉持主体性与科学性统一的原则，展现新常态经济的理论形态与实践模式。新常态经济学——对称经济学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粹为科学社会主义主要思想理论来源，以中华民族固有的“天人合一”世界观与对称思维方式为方法论原则，以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平等为基本线索，结合解释、解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社会热点、焦点、前沿问题建构以中国对称文化范式为基础、以中国人平等价值观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理论模型与实践模式。在新常态经济学中科学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是一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在思维方式、理论基础、发展模式方面科学定位新常态经济，确立中国新常态经济的诠释权与改革开放的话语权，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深层次的理论依据与现实可操作的顶层设计，通过这种顶层设计催化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新常态经济学确立了对称经济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
原载：人民网
http://news.people.com.cn.20l5.in/g/0410/c1004-264697539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