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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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4/30 23:41 | by admin ]
2014/04/30 23:41 | by admin ]
资本主义的要害不在“资本”在“主义”；我们要反对的，不是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要一环的资本，而是反对资本主义。
我们原则上不否认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与不可缺少的作用，也不否认按要素分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但资本分为投资性资本与投机性资本、再生性资本与配置型资本，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资本只能是投资性、再生性资本，而不容许投机性资本、配置型资本的存在。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之一。如果不管资本的性质是投资性资本还是投机性资本、再生性资本还是配置型资本，有奶便是妈、有钱就是娘，只要能赚钱就是好资本，那么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资本主义的要害不在“资本”在“主义”；我们要透过资本的现象，看不同资本后面“主义”的本质。如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本，我们欢迎；如果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本，我们反对。因为我们要建构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要走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或打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我们要反对的，不是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要一环的资本，而是反对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主义”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市场化=私有化。把产权明确等同于私有制，否认除了私有制以外其他所有制形式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市场化=金钱化。把市场化定位为一切向钱看，否认除了钱以外的价值。市场化=产业化。把市场化定位为一切领域归GDP。市场化=自由化。把市场化定位为无法无天、两极分化、不按游戏规则出牌、只要效率不要公平的完全竞争。市场化改革，确立资本在社会有机体中的地位和积极作用，不等于走资本主义道路。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广大人民群众和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根本分歧；是只容许资本的投资再生功能还是也容许资本的投机配置功能，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分歧。资本的投机、配置功能，投机性资本、配置型资本的存在，是剥削的根源，是两极分化的根源，是国空民穷的根源，也是把中国改革开放蜕变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源；而GDO增长方式，又是投机性资本、配置型资本大行其道，资本的投机、配置功能充分发挥的根源。这说明，科学社会主义不仅仅是政治意识形态，也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制度，而且是发展模式；采用什么发展模式的问题，实质上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不动摇”实质是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继续深化改革的过程不是“政左经右”、经济体制与增长方式和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逐步接轨的过程。科学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GDO增长方式基础上，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只能是与GDO增长方式本质不同的幸福经济发展模式。幸福经济发展模式就是用生产力发展代替GDP增长，用知识运营增长方式代替资本运营增长方式，用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代替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用再生型经济发展模式代替投机配置型经济发展模式，用价值机制代替价格机制作为市场核心机制，用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代替国民产业化体系，用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代替货币型国民经济系统，用对称代替均衡、对策代替博弈作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用主客体对称的中国经济学代替分不清对称与均衡、对策与博弈、价值与价格、效益与效率、再生与配置、投资与投机的主客体对立的西方经济学。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中庸》）我们也常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道”就是能够给人民真正带来幸福的科学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不是投机取巧巧取豪夺竭泽而渔敲膏吸髓催生两极分化形成剥削阶级制造官民对立贫富对立鼓吹GDP泡沫推动“非理性繁荣”的歪门邪道。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是统一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就蕴含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中，离开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讲全面深化改革讲改革红利讲科学社会主义理想只能使理想成为幻想。
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信仰
[ 2014/04/07 22:21 | by admin ]
2014/04/07 22:21 | by admin ]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如果像有的人说的，毛泽东在世时人民群众拥护毛泽东是因为毛泽东利用至高无上的权力大搞造神运动，大搞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那么毛泽东去世30多年后，为什么广大人民群众还在怀念毛泽东、拥护毛泽东思想？这说明，在今天的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信仰；透过今天人民群众怀念毛泽东、拥护毛泽东思想这一现象的后面，是广大人民群众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信仰是一种信念，信念不等于理论。也许广大人民群众头脑中没有完整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甚至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的清晰概念，也没有把毛泽东思想和科学社会主义划等号，但他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凭着直觉就能分得清，而真理往往就在直觉中而不在各种高深的理论与精致的数理模型中。改革开放30多年后广大人民群众怀念毛泽东、拥护毛泽东思想说明，改革开放不是也不应该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信仰是一种激情，激情不等于迷信。广大人民群众之所以看到60周年国庆游行队伍中出现毛泽东思想方阵会激动得热泪盈眶，是对把改革开放定位于走资本主义道路政策倾向的自发反弹。正因为是自发的，所以是发自内心的；正因为是发自内心的，所以是真诚的。信仰是一种追求，追求是人类求真求善求美的本能。广大人民群众之所以真心实意追求科学社会主义，是因为他们把科学社会主义看成真善美的化身。广大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而人类的实践从来都是自觉自发地按照美的原则来建构，按照美的规律来造型的。可以说，追求美，是实践主体的本能；追求美好的社会，是人民群众实践本能的冲动。美是对真和善的超越，人民群众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凝固了他们对社会真善美的追求。人民群众对传统计划体制下存在的种种弊病也并非没有感受，他们也并非不支持改革，但他们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的深恶痛绝与其说是对旧计划体制的怀旧，还不如说是一种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有比较就有鉴别，人民就是在这种比较中区隔真善美与假恶丑，在区隔真善美假恶丑中实现新旧体制的扬弃，在新旧体制的扬弃中实现对真善美的追求，在对真善美的追求中产生正能量推动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实现科学社会主义。广大人民群众的善恶是非观念源于根深蒂固的中国社会潜意识，中国社会的潜意识又源于中华文化的传承积累、历史积淀。广大人民群众今天还在怀念毛泽东、拥护毛泽东思想说明，科学社会主义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心中神圣的信仰，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长河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综合与升华，成为中国人民的普适价值，并必将成为全世界人民的普适价值，成为整合左右、融合东西、形成全世界人民共识的旗帜；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中国梦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完整的不可分割的自然历史过程。在21世纪的今天，把中国改革开放定位于走资本主义道路，重演西方近代资本原始积累与工业化进程的老路，既不得人心，也违背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和社会发展规律，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中国深层次的社会心理格格不入，不管披什么外衣以什么名义打什么旗号都行不通。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经济规模不是立国之本，兵强马壮口袋装满不是立国之本，民族信仰才是立国之本；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不在于经济总量军费开支在国际上的排名，而在于民族凝聚力，民族凝聚力来源于民族信仰。当今时代中华民族的信仰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根植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土壤的科学社会主义。因此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不能丢，共产党的先进性人民性不能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不容抹杀，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容动摇，把中国改革开放定位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倾向必须纠正，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华大地上出现的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有的歪风邪气丑恶现象、剥削阶级才有的腐朽堕落糜烂生活方式必须根除。
如果像有的人说的，毛泽东在世时人民群众拥护毛泽东是因为毛泽东利用至高无上的权力大搞造神运动，大搞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那么毛泽东去世30多年后，为什么广大人民群众还在怀念毛泽东、拥护毛泽东思想？这说明，在今天的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信仰；透过今天人民群众怀念毛泽东、拥护毛泽东思想这一现象的后面，是广大人民群众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信仰是一种信念，信念不等于理论。也许广大人民群众头脑中没有完整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甚至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的清晰概念，也没有把毛泽东思想和科学社会主义划等号，但他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凭着直觉就能分得清，而真理往往就在直觉中而不在各种高深的理论与精致的数理模型中。改革开放30多年后广大人民群众怀念毛泽东、拥护毛泽东思想说明，改革开放不是也不应该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信仰是一种激情，激情不等于迷信。广大人民群众之所以看到60周年国庆游行队伍中出现毛泽东思想方阵会激动得热泪盈眶，是对把改革开放定位于走资本主义道路政策倾向的自发反弹。正因为是自发的，所以是发自内心的；正因为是发自内心的，所以是真诚的。信仰是一种追求，追求是人类求真求善求美的本能。广大人民群众之所以真心实意追求科学社会主义，是因为他们把科学社会主义看成真善美的化身。广大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而人类的实践从来都是自觉自发地按照美的原则来建构，按照美的规律来造型的。可以说，追求美，是实践主体的本能；追求美好的社会，是人民群众实践本能的冲动。美是对真和善的超越，人民群众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凝固了他们对社会真善美的追求。人民群众对传统计划体制下存在的种种弊病也并非没有感受，他们也并非不支持改革，但他们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的深恶痛绝与其说是对旧计划体制的怀旧，还不如说是一种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有比较就有鉴别，人民就是在这种比较中区隔真善美与假恶丑，在区隔真善美假恶丑中实现新旧体制的扬弃，在新旧体制的扬弃中实现对真善美的追求，在对真善美的追求中产生正能量推动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实现科学社会主义。广大人民群众的善恶是非观念源于根深蒂固的中国社会潜意识，中国社会的潜意识又源于中华文化的传承积累、历史积淀。广大人民群众今天还在怀念毛泽东、拥护毛泽东思想说明，科学社会主义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心中神圣的信仰，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长河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综合与升华，成为中国人民的普适价值，并必将成为全世界人民的普适价值，成为整合左右、融合东西、形成全世界人民共识的旗帜；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中国梦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完整的不可分割的自然历史过程。在21世纪的今天，把中国改革开放定位于走资本主义道路，重演西方近代资本原始积累与工业化进程的老路，既不得人心，也违背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和社会发展规律，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中国深层次的社会心理格格不入，不管披什么外衣以什么名义打什么旗号都行不通。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经济规模不是立国之本，兵强马壮口袋装满不是立国之本，民族信仰才是立国之本；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不在于经济总量军费开支在国际上的排名，而在于民族凝聚力，民族凝聚力来源于民族信仰。当今时代中华民族的信仰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根植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土壤的科学社会主义。因此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不能丢，共产党的先进性人民性不能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不容抹杀，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容动摇，把中国改革开放定位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倾向必须纠正，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华大地上出现的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有的歪风邪气丑恶现象、剥削阶级才有的腐朽堕落糜烂生活方式必须根除。
危机与出路——评林毅夫“从西潮到东风”（完整版）
[ 2014/03/30 18:42 | by admin ]
2014/03/30 18:42 | by admin ]
提要：林毅夫虽然在《从西潮到东风》“修正”了他在《新结构经济学》中对政府在市场中的定位，但是他所运用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和渗透在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后面的线性思维方式却使他不能对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进行立体的结构分析并找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林毅夫把自己的全球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设想比喻为“新的马歇尔计划”是不恰当的，美国“马歇尔计划”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是对新古典方法的证伪，也是对林毅夫全球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设想与超国家储备货币“纸黄金”设想的证伪。
林毅夫在用“新结构经济学”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战略时，把政府排除在市场结构之外；政府只是做一些让国内企业利用比较优势更快更好地赚钱的外部性服务工作。在用“新结构经济学”解释发达国家金融危机的原因和走出金融危机的途径时，又不得不把政府请了回来，放在市场结构之中，把政府缺乏监管看成美国和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把通过国际金融机构发行超越国家主权的“储藏货币”和“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全球政府基础建设投资看成走出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途径。他把政府排除在外的经济学范式形容为“西潮”， 把政府请回来的经济学范式形容为“东风”，把自己在世行4年对世界重大经济问题的思考和见解形容为“从西潮到东风”，从而实现了他的自我否定，这就是他最近从世行回来后同时出版的两本书《新结构经济学》和《从西潮到东风》之间的逻辑关系。林毅夫对于自己“从西潮到东风”的自我否定从方法论上作了解释：“理论不管是社会科学的还是自然科学的，都只是一套简单的、说明现象的因果关系的逻辑。发达国家的学者提出的理论通常根据发达国家的社会现实，说明出现于发达国家的现象，或是以发达国家的经验为参照来看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那样的理论不能说没有价值，但是，发达国家发展出来的理论并非一成不变，旧理论经常被新理论否定，新理论又被更新的理论否定。……发展中国家的条件经常不同于发达国家，简单照搬容易产生‘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甚至是‘好心干坏事’的结果。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应该解放思想，包括自己传统的和西方的思想，实事求是地根据自己国家的现实，分析问题，了解背后的因果关系，自己独立构建理论，这样提出的理论可能和传统的或西方的现有理论相同，也可能是全新的，只有每次都经过这样创造性重构的努力，才能发现问题的本质，提出与时俱进的、能推动国家现代化、走向繁荣和长治久安的政策措施，也只有这样的方法才是科学的而不是教条的方法。”（36）很明显，林毅夫对于自己“从西潮到东风”自我否定进行解释的方法论依据是波普的经验证伪主义。波普的经验证伪主义是相对主义真理观，用真理的相对性否认真理的绝对性，把真理参照系的转移当作真理本身的可证伪。西方经济学家在自己的理论被实践所证伪时，总喜欢用波普的经验证伪主义为自己打圆场。由于西方经济学的线性思维方式特征，西方经济学理论被复杂经济现象证伪是必然的，所以波普的经验证伪主义是西方经济学最一般的方法论原则，也是备受西方经济学家青睐的一块遮羞布。林毅夫在这里是用“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旧理论经常被新理论否定，新理论又被更新的理论否定”来为自己《新结构经济学》的发展理论和《从西潮到东风》对金融危机的根源和出路分析对政府作用看法不同、政策建议不一自圆其说。从字面上看，“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正确的，“旧理论经常被新理论否定，新理论又被更新的理论否定”也是科学史的现象，但不能因此否定真理的绝对性与科学理论体系的逻辑一贯性。正好像《新结构经济学》和《从西潮到东风》两本书除了对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不同，新古典利润最大化的边际分析是贯穿两本书的基本线索一样，在本质相同、某些形式或现象不同的参照系中，不能说两个对立的理论或观点都是正确的。这是形式逻辑的不矛盾律，而形式逻辑的思维规律虽然不是研究经济学这样的复杂性学科的充分条件，然而确实是研究经济科学的必要条件。由于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和《从西潮到东风》两本书都是以现代市场经济为参照系，所以两本书对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不同只能说是自相矛盾，而这种自相矛盾是由于《新结构经济学》中对政府在市场中的定位被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践所证伪，林毅夫在《从西潮到东风》中不得不左支右拙修正自己原来的错误观点导致。这种对原来错误的修正与真理的相对性有本质的区别。
林毅夫虽然在《从西潮到东风》“修正”了他在《新结构经济学》中对政府在市场中的定位，但是他所运用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和渗透在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后面的线性思维方式却是渗透在他的所有著作中的不变的“真理”；这使他不能对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进行立体的结构分析并找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林毅夫：“其实，对全球失衡和美国房地产泡沫应负主要责任的是美国的国内政策。2001年为应对互联网泡沫破灭而引入的宽松货币政策因为金融监管放松和金融工具创新而放大，导致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这个现象又因为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而持续下去。”（37）显然，林毅夫是把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当做根本原因；而他之所以把直接原因当做根本原因，是因为他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缺乏结构性、层次性思维，就金融谈金融，只看金融的现象不看金融的本质。
什么是全球性金融危机？为什么会产生全球性金融危机？全球性金融危机是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求和现有金融体制之间不对称引起的全球性金融泡沫破灭危机。当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求以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而全球金融体制仍然以间接投融资为主导时，就会出现全球范围游资（“热钱”）的无序运动和银行贷款膨胀，通过国际金融投机资本的恶意推动和金融衍生品工具的强力催化形成金融泡沫，形成虚假的繁荣。当泡沫发展到一定程度最终破灭时，就会出现全球性金融危机，并引发全球性经济危机。其具体表现，就是通货膨胀货币急速贬值，银行、企业、个人之间资金和信用链条断裂并造成银行信用危机和银行挤兑风潮，股价暴跌资产缩水股票债券成废纸，银行和企业资不抵债破产倒闭，产品积压订单枯竭资金短缺工厂停工项目下马工人失业，通过全球经济广泛联系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在各国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原先全世界经济一派繁荣繁花似锦到处纸醉金迷莺歌燕舞灯红酒绿欢声笑语欣欣向荣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一夜之间被全球经济一片萧条所代替。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由国际金融投机资本的推动直接产生，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由金融衍生品工具的催化直接形成，但根本原因是共同的，且只有一个：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求和现有金融体制之间的不对称。国际金融投机资本的兴风作浪（即所谓“阴谋论”）和金融衍生品工具的催化（即所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脱节）只是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表层，美联储的政策失误（即所谓“政策论”）对金融衍生品工具的无限衍生缺乏监管任由泡沫资金链、虚假信用链无限延伸也没有真正到达根本。只有从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客观必然性要求和人类创造出来的体制产品之间是否对称考虑问题，才算直捣病灶，也才能对症下药，不但治标而且治本。金融危机防范体系是对称经济的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防止本国产生金融危机和防范国际金融危机对本国产生危害的制度、体制、机制、经济模式设计。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体系，能源、原材料、粮食安全体系是基础，科技安全体系是主导，金融安全体系是核心。金融安全体系——金融危机的防范体系本身也是一个由经济学范式、增长方式、发展模式、经营模式组成的系统工程。金融危机防范体系的核心是金融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的背后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离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定位金融体制改革，离开金融体制改革建构金融危机防范体系，只能是本末倒置。以金融体制改革为核心的金融危机防范体系必须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科学发展为整体框架，体现经济学发展的逻辑与经济发展的历史的一致、经济主体性与经济规律性的统一。金融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组成部分；必须用科学发展观指导金融发展观，指导金融体制改革、建立金融危机防范体系。
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所谓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规范与实证的对称、控制与自由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对称。市场经济是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自由，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竞争。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资本主义是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当西方的市场经济自我完善，就成了社会主义；当社会主义吸收了西方市场经济的成果，就成了成熟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本来就是同一个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不是根本对立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是人类意识形态，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人类意识形态统一起来的纽带是市场经济意识形态。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资本主义逐步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命题与其说是政治意识形态，还不如说是人类意识形态，或者说是通过政治意识形态表现出来的人类意识形态。如果说，工业经济时期发生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预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那么发生在知识经济时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则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是两张皮，社会主义就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模式就是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林毅夫的“缺乏监管论”属于“政策论”。就美国政府对金融监管的放松确实是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来讲，金融危机原因的“政策论”是正确的。就美国政府明明知道对金融监管的放松是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仍然还要多次推行“量化宽松”（QE4）的货币政策使美元贬值损人利己来讲，金融危机原因的“阴谋论”是正确的。可以说，“阴谋—政策”都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但都不是根本原因。由于林毅夫不懂得从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必然性中寻找全球金融危机的真正的根本原因，所以也找不到防范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本方法和途径。他把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归咎于现行以美元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并因此提出单一的超国家储备货币的设想。这不但舍本求末，而且不能自圆其说。林毅夫：“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一直是金融不稳定的主要根源……波动剧烈的资本流动与汇率变化，持续的国际收支大规模失衡和汇率偏离，以及不充分的全球调整机制，这些都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有关。这一体系对跨境资本流动缺乏全球性的监督框架，对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缺乏约束，而且导致了2008—2009年的全球经济大衰退。……不过，假如所有国家都同意采用单一的超国家储备货币，则稳定可以实现，以国家货币作为储备货币必然导致的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冲突就可以解决。第17章将提出创建新的国际储备货币（纸黄金）的大胆建议，以取代目前储备货币的‘无体系状态’。纸黄金应该由一家国际货币机构按照弗里德曼的K比例法则发行，各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把纸黄金作为储备，按照固定汇率发行本国货币。纸黄金还可以用于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交易，就像美元在今天扮演的角色。”（38）我们在决定是否认同林毅夫单一的超国家储备货币的设想之前，首先要反思“储备货币”这个概念本身是否科学。如果“储备货币”这个概念本身不科学，那么林毅夫“单一的超国家储备货币”的设想就只能建立在沙滩上。众所周知，任何国家的货币本身都有储存功能，所以没必要把本币的储存功能委托给专门的“储备货币”。人们之所以需要一定的外汇储备，是因为进出口贸易周转的需要。林毅夫：“为什么世界各国要持有外汇储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各国中央银行的一项调查，80%的受访者把‘流动性需求的缓冲’作为增加储备的动机，60%的受访者提到了‘平抑汇率波动’的目的。”（39）可见“外汇储备”和“储备货币”不是一个概念。“外汇储备”概念中的外汇不管是“流动性需求的缓冲”还是“平抑汇率波动”都只是为进出口服务的手段，“储备货币”概念则很容易使人把作为“储备货币”的外汇本身当做目的。“储备货币”概念和由“储备货币”概念引申出来的“出口创汇”这个概念，会给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方式造成误导，为出口而出口，把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化、固定化，从政策、资源方面对出口导向经济过度倾斜，不但影响到发展中国家国内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经济正常发展，而且一旦“储备货币”贬值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的直接经济损失。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举国竭尽全力支持出口导向型经济积累了近4万亿美元的“储备货币”，目前遇到了因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多次通过所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4）大量购买国债滥发美元使美元不断贬值把危机造成的本国损失转嫁给以美元为“储备货币”的国家、我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近4万亿美元的“储备货币”首当其冲不断缩水却无可奈何的困境；美国通过军事外交围堵我国，想通过军事外交政治手段直接间接赖掉我国用美元“储备货币”购买的7000亿美国国债造成的我国外交困境等等，都说明了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进入死胡同。储备货币实质是用自己的财富替外国人存款，而其价值却由外国人来决定。这点美国人最聪明：通过向外国人借钱，把外国的财富流进自己腰包，然后用滥发的美元来偿还；尔后再宣布美元贬值，最终是用一堆废纸来换取国外的真金实银，把那些象中国这样出口依赖型、为贸易顺差沾沾自喜的国家玩了一把。而我们这些出口依赖型国家，为贸易顺差、赚取大量美元而沾沾自喜的国家的财富就这样通过“顺差”而大量地白白流进美国等发达国家。国内市场被掏空，与此同时国家为了对冲外汇储备而不得不增发大量的基础货币，这一少一多，物价哪有不上涨的道理？美元贬值、外汇储备不能换回等值商品导致国内物价上涨，实质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损失由中国人民来承担。实践证明“储备货币”概念理论上不科学，实践上会给非“储备货币”发行国造成巨大损害。在近日凤凰网组织的、有5万多人参加的“您认为中国政府购买的美债安全吗？”网上投票中，有高达84%以上的人认为“不安全，有重大违约危险”。（40）这宣告了“储备货币”概念的不科学，宣告了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失败，也宣告了林毅夫的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市场换技术发展战略的失败，从实践上证伪了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证明了他提出的建立单一的超国家储备货币的设想不可行。
林毅夫为了给他的理论和战略继续寻找出路，以走出全球金融危机为由提出了改革以美元“储备货币”为核心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由一家国际货币机构按照弗里德曼的K比例法则发行单一的超国家储备货币“纸黄金”的设想，不但被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挫折所证伪，而且被欧元的实践所否定。“欧债危机”已经从实践上证明了超越国家主权的储备货币的不可行。“欧债危机”说明：在超越国家主权的储备货币的众多使用国中，只要有一个在本国货币政策中采用投机主义行为，就有可能以邻为壑，使其他国家受到不应有的损失，使该“储备货币”的含金量受到影响，信誉度受到损害；如果有多个在本国货币政策中采用投机主义行为，就有可能使超越国家主权的储备货币成为废纸。所以“欧债危机”的实质是“欧元危机”，走出“欧元危机”的根本途径是建立欧洲联邦政府，才能有效控制欧元区各国在货币政策上的机会主义行为。在经济发展程度和制度结构大致相同的欧元区尚且出现超越国家主权的储备货币的危机，在经济发展程度和制度结构极为不同的全世界范围使用超越国家主权的储备货币可以说是空中楼阁。虽然林毅夫提到要建立“更大、更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发行国际货币的全球中央银行”，进行“全球政策协调”（41）等等“准主权”性质的机构和措施来作为与他的“纸黄金”相对应的主体机构和措施，但这些机构和措施充其量只能是制定维护汇率规则、监督和有限度地约束各国的货币政策，而不能对各国的货币政策进行有效的行政控制。经验证明：主权和货币是对称的，特定范围的主权和特定范围的货币是对称的；除非建立世界政府，否则林毅夫的超国家储备货币“纸黄金”的设想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退一步说，如果林毅夫的超国家储备货币“纸黄金”的设想成为现实，把我国的4万亿美元外汇转换成“纸黄金”，只能使我国的外汇储备陷于更大的风险之中。美元的风险只来源于一个美国政府，“纸黄金”的风险则来源于所有国家的政府。
在建立世界政府、发行世界货币之前，任何“储备货币”对于建立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发展过程说明，无论是以黄金还是以美元作“储备货币”均不可靠，只有各国货币的交换价值以各国货币自身价值为基础的稳定（不是固定）的汇率，才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万全之策。各国货币自身价值就是各国货币效率决定的价值，各国货币效率就是各国货币实际发行量和各国有效经济总量的比值。各国“货币实际发行量”和“有效经济总量”这两个变数只要有一个发生变动，该国的货币价值就发生变化，其和他国货币的汇率就应该发生相应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汇率应该是浮动而不是固定的；但变化前后各国货币价值的比值不变，从这个意义上汇率是稳定的。要理解这种汇率稳定（不是固定）的汇率体系，就必须把各国货币的价值和价格（汇率）区别开来；只有把货币的价值和价格（汇率）区别开来，才有可能把汇率的稳定性和汇率的浮动性统一起来。而这对于把价值和价格（交换价值）混为一谈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来讲是不可思议的。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来讲，要么固定汇率，要么自由浮动，要么紧盯美元，要么建立多元化储备货币体系，要么就搞虚幻的超国家储备货币的“纸黄金”，愣是不能把“稳定汇率”和“固定汇率”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当他们发现所有这些方案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或根本不可行时，只好束手无策，一声叹息，任凭金融危机周期性发生。林毅夫：“有两种办法可以给各国政府施加政策约束，从而避免导致国际金融不稳定的政策失误：规则和竞争。支持规则办法的经济学家主张在资本账户开放的环境下维持严格的固定汇率，但这就意味着不可能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另一种办法是规定货币政策不能突破某个的限制，如弗里德曼的‘K比例法则’或者泰勒法则，这些规则可以通过国际协定来设施（金本位制就是典型的例子）。其他经济学家则相信市场竞争可以形成约束，多元化储备货币体系可能比现有体系更稳定，其背后的逻辑是：美元的垄断权将被终结，政策约束将得到重建，极端政策选择会受到市场的惩罚。不过，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维持本国的经济稳定，考虑到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现有的结构性问题，今后的货币政策可能仍会维持低利率。这样一来，大规模的投机资本流动可能会周期性地再次出现，此种混乱过程会引起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动荡，不但会损害储备货币发行国本身，也对世界其他国家不利。”（42）既然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本身利益和其他国家的利益不一致会直接间接引起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动荡，那么采用“新兴的多元化储备货币体系”如何？“新兴的多元化储备货币体系的主要优点在于，可以让世界各国实现储备分散化，在危机期间提供更多的全球流动性。但这些优点可能付出的代价是，作为储备资产的各种货币的汇率会带来更多的不稳定性。”（43）林毅夫和其他受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线性思维方式支配的“主流经济学家”由于不懂对称经济学，不懂“货币实际发行量”和“有效经济总量”的对称关系，不懂货币价值和价格的对称关系，不懂汇率稳定性和汇率浮动性的对称关系，只能左支右拙、捉襟见肘、在没有漏洞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大门外不得要领搔首弄姿隔靴搔痒左顾右盼左右徘徊找不着北只好大叫“芝麻开门”是不足为奇的。
林毅夫为了给他的比较优势理论、出口导向型战略和超国家储备货币“纸黄金”的设想寻找出路，以走出全球金融危机为由还提出了“超越凯恩斯主义”、在全球范围通过财政刺激政策搞基础设施建设的设想。林毅夫：“增加政府支出可以提振需求和减少失业，但有关债务水平的担忧可能意味着支出需要政府收入的相应增长作为支持。要使刺激方案顺利实施，政府需要投资于有强劲增长效果的领域，例如教育、绿色技术和基础设施，从而能最终实现财力的自我维持，而不会再增加政府的债务负担。政府的投资还应该纳入可以减轻长期财政压力的计划。此外，政府还可以利用公共资源撬动私营部门的投资”。（44）“这里建议的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包括几个关键的设计特征。首先，该计划将涵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需要。……其次，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将集中在那些突破制约增长的瓶颈以及可以自身盈利的项目上，以避免造成不可持续的公共债务负担……最后，该计划的资金应该来自储备货币发行国和外汇储备丰富的国家，还应该利用公共资金撬动私人投资。如果这些基础设施项目能得到妥善遴选和管理，它们可以带来可观的长期回报。”（45）但林毅夫在全球范围通过财政刺激政策搞基础设施建设的设想，由于其理论基础错误使之不可操作。
贯穿林毅夫在全球范围通过财政刺激政策搞基础设施建设的宏观经济的基本思路，仍然是微观经济学中新古典的一般均衡论与边际效率分析方法，以盈利、“回报”为政府经济刺激计划的出发点，这和凯恩斯在宏观经济领域运用微观经济学原理的所谓政府干预经济的计划没有本质的不同，充其量只是把凯恩斯主义扩大到全球范围的放大了的凯恩斯主义，不能说是真正的“超越凯恩斯主义”。也只有他的这种新古典边际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的结合，才能想出我国这样的“外汇储备丰富的国家”到全球去搞基础设施投资盈利的主意。从“比较优势”出口“盈利”到全球基本建设投资“盈利”，我搞不清楚林毅夫这样要我国到处“盈利”、将“盈利”进行到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新古典经济学虽然发展到马歇尔把交换价值和价值划等号，但也好像没有说过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赚钱！这种为赚钱而赚钱的增长观已经在我国此前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已经给我国带来了内需不足、消费不振、通货膨胀、发展后劲缺乏的滞涨后果；4万亿外汇储备对于中国人民来讲只不过是观念上的财富，实际上的沉重负担。如果按照林毅夫的“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把我国已经走入死胡同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再通过“外向投资型经济”得到继续延伸，即使会使我国的“储备货币”继续膨胀，但将使我国自身的发展资源枯竭而陷于不可持续发展的绝境，使我国的民族主体性荡然无存。这样停留在数字符号层面的“储备货币”再多又有何用？
林毅夫一方面看出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把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范围限定在盈利项目，充分说明了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的局限性。新古典经济学发展到经济学家马歇尔把交换价值和价值划等号的结果，就是把边际分析局限于边际效率分析，边际效益分析被排除在边际分析之外。这是边际分析的异化。林毅夫把自己的全球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设想比喻为“新的马歇尔计划”：“今天的世界需要新的‘马歇尔计划’促进全球范围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以打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瓶颈，并给高收入国家的结构性改革提供空间。”（46）遗憾的是，此“马歇尔”非彼“马歇尔”；林毅夫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马歇尔计划”中的马歇尔不是政治家的马歇尔，而是经济学家马歇尔。政治家马歇尔的“马歇尔计划”是美国凭借其在二战后的雄厚实力帮助其欧洲盟国恢复因世界大战而濒临崩溃的经济体系，同时抗衡苏联和共产主义势力在欧洲的进一步渗透和扩张，考虑的是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要素，主要还是政治因素，美国作为投资者一方在经济上是以“援助”为名的赔本买卖，其遵循的是边际效益分析原则，经济学基础是价值经济学。而林毅夫的“马歇尔计划”则纯粹是为了赚钱，其遵循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边际效率分析原则，经济学基础是价格经济学。政治家的“马歇尔计划”及其所取得的成功是整个西方经济学包括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所不能解释的；正好像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是整个西方经济学包括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所不能解释的一样。林毅夫把自己的政府全球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设想形容为“新的马歇尔计划”是混淆了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不同的发展模式。可以说，如果按照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新古典边际效率分析方法，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根本不可能得到实行。真正的“马歇尔计划”说明：在微观经济领域相对正确的边际效率分析，在宏观经济领域就会成为绝对错误。因此林毅夫把自己的全球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设想比喻为“新的马歇尔计划”是不恰当的，美国“马歇尔计划”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是对新古典方法的证伪，也是对林毅夫全球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设想的证伪。
林毅夫遵循的西方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和他主张的政府主导投资全球基础设施计划之间是一个悖论。多数基础设施建设只有社会效益没有经济效益，属于宏观经济范畴的基础设施建设只能以价值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而不能以价格经济学——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在宏观经济领域只能进行边际效益分析。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是必要的，但政府投资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目的不是政府盈利，不是为了政府盈利而把所有东东都产业化，而是公共服务完善、社会保障健全、产业结构合理、创业环境有利、生活品质提升、资源可再生能力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把所有东东都产业化、盈利化，是经济微观化与货币经济学的产物。从幸福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和相关产业并非是能创造利润的产业，而是能给社会带来效益（公共品只是社会效益的一种，不是全部）的产业。所以，如果说医疗、教育也要产业化，那么应该是政府投资、人民消费的产业，而非由人民来投资的产业，也非政府投资的盈利产业。把所有产业狭隘地理解成盈利产业，要么使政府陷入盈利的泥坑中，要么使人民背上沉重的包袱。教育产业化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典型，同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本质上是对立的。教育产业化助长学术行政化、学术界人身依附关系，同时也助长买卖文凭现象，在整个社会形成扼杀创新、贬抑创新、劣币驱逐良币的社会机制；在使全民文凭化的同时，使国民整体素质特别是创新素质大大降低。包养女大学生与女大学生卖淫现象愈演愈烈说明，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主导的产业政策腐败，已经造成了一代人的堕落；如不及时纠正，对国民素质的消极影响将是毁灭性的。
主客体及其关系是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主客体对称关系分析是经济结构分析的前提和核心内容。每个国家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相对应的主体只能是本国政府。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由于没有主客体对称关系分析，导致他的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主体的错位与缺失。属于宏观经济领域的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属于财政投融资范畴，而财政投融资与民间投融资有不同的目标、原则和功能。对于根本没有利润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财政投融资应该坚持取于民、用于民原则，在税收中开支。改革开放30年了，中国不是没钱，而是钱用错了方向；中国不是供给不足，而是肥水流入他人田。只要资金运用得当，战略正确，无论是基本建设投资还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都有充分的资金保证。问题的关键，在于“以民为本”的口号有无落实到实处。“以民为本”，只能由本国政府来落实，不能由其他国家的政府来落实；公益性、无经济回报的基础设施建设只能由本国政府来投资，而不可能由其他国家政府来投资。如果政府只能投资有经济回报的基础设施建设，那么没有经济回报的基础设施将因为无人投资而无法启动。这将使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向被误导为急功近利的项目，使社会缺乏可持续发展的根基；没有经济回报的基础设施建设被有经济回报的基础设施建设挤兑的结果，是使社会发展不平衡而走向基础设施建设的反面。这说明：基础设施建设的平衡发展必须有相应的政府主体，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平衡发展必须有相应的政府主体，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平衡发展相应的政府主体只能是世界政府。不但无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建设要靠政府来投资，有长远利润回报的大型项目，也只有政府通过发行长期国债才能融资。只有中期利润回报的大型项目，才可以在政府主导下“利用公共资源撬动私营部门”包括各种基金来投资。对于有短期利润回报的基本建设项目，虽然可以通过投资银行实现直接投融资，但也必须由政府为直接投融资起财政担保作用，用财政手段为发展直接投融资提供现实可能，包括为投资银行作资信调查；为投资银行担保；作为财政投融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投资银行提供启动资金。而林毅夫的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因为出发点错误、主体错位使之缺乏相应的本国政府主体而不可行，就像他的“纸黄金”因为缺乏相应的世界政府主体而不可行一样。
基本建设投资的基础性与辐射性，决定了不管是盈利的还是非盈利的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放在各国经济、政治、社会人文地理历史文化背景下全方位考察其可行性，不像其他项目可以相对独立地进行考察和运营。真正的全球化视野、国际化眼光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隐藏在全球化视野、国际化眼光背后的，是效益不是效率，是价值不是价格，是规模分析不是边际分析。林毅夫的新古典边际分析的线性思维方式和还原论的思维方法，把全球基础建设投资还原为一般盈利项目孤立地进行“成本—收益”考察，是把基本建设的投资行为简单化了。政府扶持本国的基本建设是主体与客体、要素与结构、程序与环节对称的系统工程，而不是林毅夫的根据利润的大小、回报的远近来“妥善遴选”那么简单。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各国民族主体性是相互相成、双向同步的发展过程，当我们用经济全球化的眼光看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必要性时，不要忘了可能性，因为只有可能性才有可能使必要性转变为必然性，社会的必然性还要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才会转变为现实。应该说，在没有建立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主体只能是各国政府；任何外国政府、国际机构的学者参与他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建议、方案、资金，都只能通过他国政府和经济机构的整合、消化和运作。各国政府扶持基本建设包括财政投融资都应该遵循从内到外、从无形到有形、从大到小、从下到上、从远期到近期的程序。国内基本建设搞好、投资潜力充分发挥是投资国外基础设施建设的前提，看不到任何直接经济效益的基础建设是看得到直接经济效益的基础建设的前提，看得到长期经济效益的基础建设又是看得到中短期经济效益的基础建设的前提。如果按照林毅夫的根据利润大小、回报远近来“妥善遴选”，只搞盈利的不搞不盈利的，只搞国外盈利的不搞国内不盈利的，先搞近期盈利的再搞远期盈利的，那么基本建设不管盈利非盈利都搞不起来。就拿我国为例。我国政府扶持基本建设的主导应该是提供政策资源，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扶持创新—创造—创业工程，疏通民间再生型直接投融资渠道与游资通道，改变游资与投资渠道不对称状态，根除股市、房市投机、圈钱赖以滋生的金融土壤。我国政府扶持基本建设的核心应该是对称型调控。对称型调控首先进出口要平衡。根据“玛丽卢规则”，贸易顺差与逆差都只是相对的、暂时的。通过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既使通过贸易顺差而获取大量外汇储备，最终要通过进口来平衡。因此，通过货币贬值增加出口实质上只不过是一种不等价交换。为这种不等价交换（其中的代价是廉价劳动力）而沾沾自喜只是自欺欺人，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出口顺差没有进品填平，美元只不过是一堆废纸；把赚取外汇看成经济增长，而进口增加财富、增加生产潜力、平抑物价不看成经济增长，是源于西方数理经济学和中国数字经济学的奇异组合的自欺欺人的经济增长观。这样的增长方式使发展成果不为大多数人所享有、所认同不足为奇——因为经济发展的成果只停留在数学统计上。目前国内经济失衡，根本上是由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造成的。国内经济失衡是相对的，出口导向型造成的经济结构失衡是绝对的。不应让出口导向型经济积累的大量外汇去买美国的国债借给美国人用或拿到国外去投资搞基本建设，而应该进口中国基本建设所需的技术与原材料，搞国内基本建设扩大国内需求、增加国内市场供给，提高国内民生水平。对称型调控其次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对称。美国次贷危机说明：虚拟经济很容易演变为泡沫经济。但泡沫经济并不仅仅由虚拟经济造成，实体经济也有泡沫经济；实体经济的泡沫经济，也并非仅仅表现在房地产泡沫、通货膨胀、价格虚高上面。地方政府为了GDP数字增长，在制定地方产业政策时，大搞配置经济、口袋经济，造成各地GDP数字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根本脱节，是实体泡沫经济的重要原因。所以把泡沫经济仅仅理解成虚拟经济过度增长，把泡沫经济形成的原因仅仅归结为金融投机或者投机，是片面的。这种理解不但不能从源头上挤掉泡沫，而且由于转移目标，在挤掉不重要的表面的泡沫的同时，助长深层次的、更大的泡沫。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再生经济，是实体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建立在再生经济而非配置经济的基础上，虚拟经济才不会演变为泡沫经济。分不清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配置经济与再生经济的GDP增长观必须让位于以再生经济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再生发展观。应该通过金融危机的偶然性，看出再生发展观的必然性。对称型调控再次是城市农村化与农村城市化的双向运动。我国政府扶持基本建设的起点应该是新农村建设，包括知识农业与农村城镇化建设，在农村土地收归国有、清除农村基本建设产权瓶颈的前提下，大力投资农村基本建设包括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知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各级公路、信息高速公路、农村城镇化建设。由国债投资的“新农村”建设，其收益通过项目直接收益、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比例来保证。这些国债可以由银行、保险公司、社保基金认购，也可以由民间认购。大量发行国债搞基本建设，不但本身即可解决大量游资出路问题，而且可以创造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为民间创业工程顺利开展、吸纳大量游资提供以小搏大的杠杆。我国政府扶持基本建设的起点应该是扶持创业型直接投融资。创业型直接投融资要从建设新农村开始。在我国，民间直接投融资是直接投融资的起点，农村民间直接投融资是民间直接投融资的起点，农村信息化、知识化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农村民间直接投融资的起点。直接投融资也应走农村包围城市、知识带动资本的道路。政府投资本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就是时间、空间、层次统一的社会复杂系统工程，不知道林毅夫根据新古典经济学方法提出来的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是怎样有效组织设施的。
以政府为主导、以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为起点的基本建设投资，要求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林毅夫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又遇到了瓶颈。林毅夫：“资金在欧洲国家内部以及对外的自由流动、较低的借贷成本、通过杠杆获得流动性的便利、核心国家银行向外围国家的贷款增加以及汇率风险的消失，这些因素给人们带来了能在低风险环境下实现繁荣的错觉。这种繁荣的感觉是虚幻的，因为它并没有伴随着生产率的提高或商业环境的改善，而它们才是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事实上，由金融监管放松和欧元启动带来的外围国家的资金流的突然充裕，还导致那些在启用欧元之前已经受到不利影响的国家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下降。……总之，欧元债务危机的核心是区域内国际支付失衡危机，这是由区域内的国际竞争力失衡以及相应的跨境债务流动（私人债务为主）所致。如前文所述，银行的杠杆率在欧元启用后提高，导致对外围国家的贷款大量增加，对危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资金流动影响了利率（包括主权债务和私营部门的信贷），促进了金融一体化，并鼓励了核心国家的出口导向增长和外围国家的消费驱动增长。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大多数欧洲国家陷入衰退，房地产泡沫破灭，致使不良信贷激增，政府采取相应措施救助金融业。救助活动造成公共债务增加，经济产出下跌导致财政收入兑减，还需要采取财政刺激措施缓和危机影响，导致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总之，核心国家对外围国家贷款的增加，欧元启用是一个原因，但主要因素还是核心国家因为金融监管放松造成的银行杠杆率提高。贷款剧增诱发了外围国家的房地产泡沫和消费繁荣，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这种繁荣的不可持续性暴露无遗，从而引发了当前的主权债务危机。”（47）“美国的银行可以同时提供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资产管理机构、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权基金方面的服务。在存款保险制度和美联储的支持下，各家银行纷纷涉足高风险业务，危及整个金融体系。2004年，美国证监会放松了净资本监管规则，允许投资银行大规模增加它们可承担的债务，从而鼓励了支持次级抵押贷款的抵押担保证劵的发展。……此类证劵以及它们包含的风险很难评估，导致整个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水平提高。”（48）“不过，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维持本国的经济稳定，考虑到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现有的结构问题，今后的货币政策可能仍会维持低利率。这样一来，大规模的投机资本流动可能会周期性地再次出现，此种混乱过程会引起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动荡，不但会损害储备货币发行国本身，也对世界其他国家不利。”（49）林毅夫描述的上述现象都是客观存在的，对于这些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些现象和全球金融危机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分析也是正确的。然而从他的发行全球单一的国际“储备货币”、银行民营化等等强化这些因果关系、与应对这些因果关系必须采取的措施逆向的政策主张来看，他对这些现象和全球金融危机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分析是片面的，而这又源于他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缺乏认识。他明明知道欧元启用是欧元区贷款膨胀的原因之一，却还主张发行全球单一的国际“储备货币”，认为“假如所有国家都同意采用单一的超国家储备货币，则稳定可以实现”；他明明知道金融泡沫的原因是缺乏监管，却还一贯主张中国要大力发展民营中小银行。（50）他讲到的投资银行不是去搞直接投融资而是跟在银行后面大搞次级信贷，其实质是投行业务的异化，投行成为银行的附庸是间接投融资主导直接投融资在金融机构相互关系方面的集中表现 。由低利率引起大规模的投机资本流动周期性出现混乱过程只是现象，银行为核心的间接投融资体制与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对称才是混乱的根本原因。林毅夫没有看到，他描述的这些现象及其后果即金融泡沫的背后是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全球金融体制已经走到了尽头，如果没有适时转变金融体制，仅靠金融监管、利率提高不能阻止贷款膨胀与金融泡沫、也不可能阻止金融危机再次爆发。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的直接投融资主要方式应该是发行国债，但林毅夫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渠道设计中，提到了“税收收入的支持”、“传统的援助资金”、“非传统的援助方和主权财富基金”、“国内储蓄”、“国际金融市场”、“公私合作模式”等等，没有给国债以应有的地位；虽然在“国内储蓄”、“国际金融市场”中提到国债，似乎通过银行贷款还是消化高储蓄的主要途径。（51）在林毅夫的著作中，似乎没有理清直接投融资和间接投融资的逻辑与历史的脉络(52)，理出这样的脉络需要对经济增长方式和投融资方式的立体思考，而他的由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决定的线性思维方式使他只能把视野停留在平面的金融层面，停留在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制，不可能理出这样的脉络。他之所以认为“针对国家层面进行的许多讨论涉及宏观经济政策‘不可能三角’的概念：在独立的货币政策、汇率稳定和资本账户开放这三个政策目标中，不可能同时实现两个以上。……不过，有经验研究表明，在过去一个世纪，这个不可能三角基本上是存在的。”（53）就是因为他不懂得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可以化解这个“不可能三角”。所谓“不可能三角”就是金融悖境，金融悖境就是由经济增长方式和现有金融体制的不对称造成，只要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被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所代替、经济增长方式和现有金融体制由不对称转向对称，金融悖境就可以化解，独立的货币政策、汇率稳定和资本账户开放这三个政策目标就可以同时实现。林毅夫主张的全球基础建设投资是双刃剑。如果融资渠道正确，是从根本治理金融危机根源的重要途径；如果融资渠道错误，则会强化贷款膨胀，强化全球间接投融资导致的资金流的无序运动，强化金融泡沫与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按理说是有效疏导化解全球游资、使全球游资转变为社会生产力，挤掉全球经济泡沫、使全球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从不对称复归对称，促进全球金融体制改革、使全球金融体制由间接投融资为主导转变为直接投融资为主导、消除全球金融危机根源的途径，但其经济学基础和方法论依据绝非新古典经济学。按照林毅夫秉持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不可能看出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性，不可能看出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导致的全球金融体制转型的必然性，这就是林毅夫对金融危机现象因果关系的描述和他提出来的应对措施之间相互矛盾的根本原因。方法论的局限使他只看现象看不到现象后面的本质，这必然使他的全球投融资计划的可行性和意义被打折扣。
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在内容上以一般均衡论为理论基础，以边际效率分析为其理论内容的核心，以价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主张让价格自发调节市场，让企业按利润最大化原则优化配置资源，主张市场无政府主义；在方法上重实证分析，以线性、非对称、非主体的思维方式为特征。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以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主张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为市场经济的标本、为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模本，用私有化、金钱化、产业化、自由化主导中国改革，以GDP增速为中国改革成功和社会进步的标志，把中国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误导为以金钱为中心的发展。然而，由于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在内容和方法上与复杂经济系统的不对称，所以以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原则推导出来的经济学结论经常被经济发展、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所证伪，使之在理论上陷于悖论，在实践上陷于悖境。林毅夫以标准的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建构的“新结构经济学”在实践中走向结构分析的反面陷于结构分析的悖论陷入经济结构的悖境就是经典案例。林毅夫以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市场换技术”为出发点，推导出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然后根据全球金融危机和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遇到的困境又进一步推导出超主权储备货币“纸黄金”的设想，最后以政府主导全球投资基础设施计划为落脚点。贯穿在林毅夫由“新结构经济学”、“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理论体系”、“国际经济新架构”组成的“一以贯之”的经济发展转型理论体系中的，是“一以贯之”的标准的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然而政府主导投资基础设施计划中投融资主体、制度、体制、目标、对象、手段、途径、过程是对称的，资金来源结构与项目结构是对称的，只有对称分析才是标准的结构经济学的分析。要有效组织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离不开标准的经济结构分析。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之所以对政府主导投资基础设施计划做不到真正的结构分析，就是归因于他的新古典边际分析方法的线性、还原论思维方式和投资全球基础设施这一复杂对象之间的不对称。一个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和经济学范式背景决定他的视角和视野；林毅夫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地根据自己国家的现实，分析问题”，实现“从西潮到东风”的转变，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结构经济学”，就应该用中华民族固有的对称思维方式代替新古典方法论的线性思维方式，用对称的结构经济学代替线性的“新结构经济学”。 对称经济学就是结构经济学，只有对称经济学才是全球范围内组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依据；运用对称逻辑思维方式建构起来的对称经济学与运用形式逻辑思维方式建构起来的西方经济学包括新古典经济学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对称的实践要求产生对称的理论，对称的理论指导对称的实践。对称经济学的理论结构是对称的，改革开放发展的实践结构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的理论和改革开放发展的实践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就是对称发展的经济学。对称经济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产生有历史的必然性——对称经济学既是特殊的中国经济学，又是一般的人类经济学；对称经济学范式代替西方经济学范式成为人类主流的经济学范式，是通过空间交替体现时间之矢的经济学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林毅夫只有彻底抛弃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线性思维方式和还原论方法，代之以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才能真正实现“从西潮到东风”的转化。
引文出处
（21）（22）（23）（24）（25）（26）（29）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9，P25,25—28，37，38，5，5—6
（27）（28）（36）（37）（38）（39）（41）（42）（43）（44）（45）（46）（47）（48）（49）（51）（53）林毅夫：《从西潮到东风》，中信出版社，2012.9，P112—113，108， XX11—XX111，009，157,201，205—212，188
—189，193，075，101—102，XXX,055—059，037，188—189，093—101，202
（40）凤凰网http://survey.news.ifeng.com/result.php?surveyId=17523
（50）(52)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9，P202,195.
⒆⒇（30）林毅夫：《繁荣的求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9，P14，11，269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林毅夫在用“新结构经济学”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战略时，把政府排除在市场结构之外；政府只是做一些让国内企业利用比较优势更快更好地赚钱的外部性服务工作。在用“新结构经济学”解释发达国家金融危机的原因和走出金融危机的途径时，又不得不把政府请了回来，放在市场结构之中，把政府缺乏监管看成美国和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把通过国际金融机构发行超越国家主权的“储藏货币”和“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全球政府基础建设投资看成走出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途径。他把政府排除在外的经济学范式形容为“西潮”， 把政府请回来的经济学范式形容为“东风”，把自己在世行4年对世界重大经济问题的思考和见解形容为“从西潮到东风”，从而实现了他的自我否定，这就是他最近从世行回来后同时出版的两本书《新结构经济学》和《从西潮到东风》之间的逻辑关系。林毅夫对于自己“从西潮到东风”的自我否定从方法论上作了解释：“理论不管是社会科学的还是自然科学的，都只是一套简单的、说明现象的因果关系的逻辑。发达国家的学者提出的理论通常根据发达国家的社会现实，说明出现于发达国家的现象，或是以发达国家的经验为参照来看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那样的理论不能说没有价值，但是，发达国家发展出来的理论并非一成不变，旧理论经常被新理论否定，新理论又被更新的理论否定。……发展中国家的条件经常不同于发达国家，简单照搬容易产生‘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甚至是‘好心干坏事’的结果。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应该解放思想，包括自己传统的和西方的思想，实事求是地根据自己国家的现实，分析问题，了解背后的因果关系，自己独立构建理论，这样提出的理论可能和传统的或西方的现有理论相同，也可能是全新的，只有每次都经过这样创造性重构的努力，才能发现问题的本质，提出与时俱进的、能推动国家现代化、走向繁荣和长治久安的政策措施，也只有这样的方法才是科学的而不是教条的方法。”（36）很明显，林毅夫对于自己“从西潮到东风”自我否定进行解释的方法论依据是波普的经验证伪主义。波普的经验证伪主义是相对主义真理观，用真理的相对性否认真理的绝对性，把真理参照系的转移当作真理本身的可证伪。西方经济学家在自己的理论被实践所证伪时，总喜欢用波普的经验证伪主义为自己打圆场。由于西方经济学的线性思维方式特征，西方经济学理论被复杂经济现象证伪是必然的，所以波普的经验证伪主义是西方经济学最一般的方法论原则，也是备受西方经济学家青睐的一块遮羞布。林毅夫在这里是用“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旧理论经常被新理论否定，新理论又被更新的理论否定”来为自己《新结构经济学》的发展理论和《从西潮到东风》对金融危机的根源和出路分析对政府作用看法不同、政策建议不一自圆其说。从字面上看，“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正确的，“旧理论经常被新理论否定，新理论又被更新的理论否定”也是科学史的现象，但不能因此否定真理的绝对性与科学理论体系的逻辑一贯性。正好像《新结构经济学》和《从西潮到东风》两本书除了对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不同，新古典利润最大化的边际分析是贯穿两本书的基本线索一样，在本质相同、某些形式或现象不同的参照系中，不能说两个对立的理论或观点都是正确的。这是形式逻辑的不矛盾律，而形式逻辑的思维规律虽然不是研究经济学这样的复杂性学科的充分条件，然而确实是研究经济科学的必要条件。由于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和《从西潮到东风》两本书都是以现代市场经济为参照系，所以两本书对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不同只能说是自相矛盾，而这种自相矛盾是由于《新结构经济学》中对政府在市场中的定位被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践所证伪，林毅夫在《从西潮到东风》中不得不左支右拙修正自己原来的错误观点导致。这种对原来错误的修正与真理的相对性有本质的区别。
林毅夫虽然在《从西潮到东风》“修正”了他在《新结构经济学》中对政府在市场中的定位，但是他所运用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和渗透在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后面的线性思维方式却是渗透在他的所有著作中的不变的“真理”；这使他不能对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进行立体的结构分析并找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林毅夫：“其实，对全球失衡和美国房地产泡沫应负主要责任的是美国的国内政策。2001年为应对互联网泡沫破灭而引入的宽松货币政策因为金融监管放松和金融工具创新而放大，导致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这个现象又因为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而持续下去。”（37）显然，林毅夫是把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当做根本原因；而他之所以把直接原因当做根本原因，是因为他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缺乏结构性、层次性思维，就金融谈金融，只看金融的现象不看金融的本质。
什么是全球性金融危机？为什么会产生全球性金融危机？全球性金融危机是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求和现有金融体制之间不对称引起的全球性金融泡沫破灭危机。当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求以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而全球金融体制仍然以间接投融资为主导时，就会出现全球范围游资（“热钱”）的无序运动和银行贷款膨胀，通过国际金融投机资本的恶意推动和金融衍生品工具的强力催化形成金融泡沫，形成虚假的繁荣。当泡沫发展到一定程度最终破灭时，就会出现全球性金融危机，并引发全球性经济危机。其具体表现，就是通货膨胀货币急速贬值，银行、企业、个人之间资金和信用链条断裂并造成银行信用危机和银行挤兑风潮，股价暴跌资产缩水股票债券成废纸，银行和企业资不抵债破产倒闭，产品积压订单枯竭资金短缺工厂停工项目下马工人失业，通过全球经济广泛联系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在各国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原先全世界经济一派繁荣繁花似锦到处纸醉金迷莺歌燕舞灯红酒绿欢声笑语欣欣向荣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一夜之间被全球经济一片萧条所代替。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由国际金融投机资本的推动直接产生，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由金融衍生品工具的催化直接形成，但根本原因是共同的，且只有一个：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求和现有金融体制之间的不对称。国际金融投机资本的兴风作浪（即所谓“阴谋论”）和金融衍生品工具的催化（即所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脱节）只是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表层，美联储的政策失误（即所谓“政策论”）对金融衍生品工具的无限衍生缺乏监管任由泡沫资金链、虚假信用链无限延伸也没有真正到达根本。只有从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客观必然性要求和人类创造出来的体制产品之间是否对称考虑问题，才算直捣病灶，也才能对症下药，不但治标而且治本。金融危机防范体系是对称经济的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防止本国产生金融危机和防范国际金融危机对本国产生危害的制度、体制、机制、经济模式设计。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体系，能源、原材料、粮食安全体系是基础，科技安全体系是主导，金融安全体系是核心。金融安全体系——金融危机的防范体系本身也是一个由经济学范式、增长方式、发展模式、经营模式组成的系统工程。金融危机防范体系的核心是金融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的背后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离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定位金融体制改革，离开金融体制改革建构金融危机防范体系，只能是本末倒置。以金融体制改革为核心的金融危机防范体系必须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科学发展为整体框架，体现经济学发展的逻辑与经济发展的历史的一致、经济主体性与经济规律性的统一。金融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组成部分；必须用科学发展观指导金融发展观，指导金融体制改革、建立金融危机防范体系。
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所谓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规范与实证的对称、控制与自由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对称。市场经济是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自由，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竞争。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资本主义是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当西方的市场经济自我完善，就成了社会主义；当社会主义吸收了西方市场经济的成果，就成了成熟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本来就是同一个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不是根本对立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是人类意识形态，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人类意识形态统一起来的纽带是市场经济意识形态。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资本主义逐步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命题与其说是政治意识形态，还不如说是人类意识形态，或者说是通过政治意识形态表现出来的人类意识形态。如果说，工业经济时期发生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预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那么发生在知识经济时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则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是两张皮，社会主义就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模式就是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林毅夫的“缺乏监管论”属于“政策论”。就美国政府对金融监管的放松确实是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来讲，金融危机原因的“政策论”是正确的。就美国政府明明知道对金融监管的放松是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仍然还要多次推行“量化宽松”（QE4）的货币政策使美元贬值损人利己来讲，金融危机原因的“阴谋论”是正确的。可以说，“阴谋—政策”都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但都不是根本原因。由于林毅夫不懂得从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必然性中寻找全球金融危机的真正的根本原因，所以也找不到防范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本方法和途径。他把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归咎于现行以美元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并因此提出单一的超国家储备货币的设想。这不但舍本求末，而且不能自圆其说。林毅夫：“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一直是金融不稳定的主要根源……波动剧烈的资本流动与汇率变化，持续的国际收支大规模失衡和汇率偏离，以及不充分的全球调整机制，这些都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有关。这一体系对跨境资本流动缺乏全球性的监督框架，对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缺乏约束，而且导致了2008—2009年的全球经济大衰退。……不过，假如所有国家都同意采用单一的超国家储备货币，则稳定可以实现，以国家货币作为储备货币必然导致的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冲突就可以解决。第17章将提出创建新的国际储备货币（纸黄金）的大胆建议，以取代目前储备货币的‘无体系状态’。纸黄金应该由一家国际货币机构按照弗里德曼的K比例法则发行，各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把纸黄金作为储备，按照固定汇率发行本国货币。纸黄金还可以用于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交易，就像美元在今天扮演的角色。”（38）我们在决定是否认同林毅夫单一的超国家储备货币的设想之前，首先要反思“储备货币”这个概念本身是否科学。如果“储备货币”这个概念本身不科学，那么林毅夫“单一的超国家储备货币”的设想就只能建立在沙滩上。众所周知，任何国家的货币本身都有储存功能，所以没必要把本币的储存功能委托给专门的“储备货币”。人们之所以需要一定的外汇储备，是因为进出口贸易周转的需要。林毅夫：“为什么世界各国要持有外汇储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各国中央银行的一项调查，80%的受访者把‘流动性需求的缓冲’作为增加储备的动机，60%的受访者提到了‘平抑汇率波动’的目的。”（39）可见“外汇储备”和“储备货币”不是一个概念。“外汇储备”概念中的外汇不管是“流动性需求的缓冲”还是“平抑汇率波动”都只是为进出口服务的手段，“储备货币”概念则很容易使人把作为“储备货币”的外汇本身当做目的。“储备货币”概念和由“储备货币”概念引申出来的“出口创汇”这个概念，会给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方式造成误导，为出口而出口，把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化、固定化，从政策、资源方面对出口导向经济过度倾斜，不但影响到发展中国家国内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经济正常发展，而且一旦“储备货币”贬值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的直接经济损失。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举国竭尽全力支持出口导向型经济积累了近4万亿美元的“储备货币”，目前遇到了因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多次通过所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4）大量购买国债滥发美元使美元不断贬值把危机造成的本国损失转嫁给以美元为“储备货币”的国家、我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近4万亿美元的“储备货币”首当其冲不断缩水却无可奈何的困境；美国通过军事外交围堵我国，想通过军事外交政治手段直接间接赖掉我国用美元“储备货币”购买的7000亿美国国债造成的我国外交困境等等，都说明了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进入死胡同。储备货币实质是用自己的财富替外国人存款，而其价值却由外国人来决定。这点美国人最聪明：通过向外国人借钱，把外国的财富流进自己腰包，然后用滥发的美元来偿还；尔后再宣布美元贬值，最终是用一堆废纸来换取国外的真金实银，把那些象中国这样出口依赖型、为贸易顺差沾沾自喜的国家玩了一把。而我们这些出口依赖型国家，为贸易顺差、赚取大量美元而沾沾自喜的国家的财富就这样通过“顺差”而大量地白白流进美国等发达国家。国内市场被掏空，与此同时国家为了对冲外汇储备而不得不增发大量的基础货币，这一少一多，物价哪有不上涨的道理？美元贬值、外汇储备不能换回等值商品导致国内物价上涨，实质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损失由中国人民来承担。实践证明“储备货币”概念理论上不科学，实践上会给非“储备货币”发行国造成巨大损害。在近日凤凰网组织的、有5万多人参加的“您认为中国政府购买的美债安全吗？”网上投票中，有高达84%以上的人认为“不安全，有重大违约危险”。（40）这宣告了“储备货币”概念的不科学，宣告了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失败，也宣告了林毅夫的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市场换技术发展战略的失败，从实践上证伪了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证明了他提出的建立单一的超国家储备货币的设想不可行。
林毅夫为了给他的理论和战略继续寻找出路，以走出全球金融危机为由提出了改革以美元“储备货币”为核心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由一家国际货币机构按照弗里德曼的K比例法则发行单一的超国家储备货币“纸黄金”的设想，不但被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挫折所证伪，而且被欧元的实践所否定。“欧债危机”已经从实践上证明了超越国家主权的储备货币的不可行。“欧债危机”说明：在超越国家主权的储备货币的众多使用国中，只要有一个在本国货币政策中采用投机主义行为，就有可能以邻为壑，使其他国家受到不应有的损失，使该“储备货币”的含金量受到影响，信誉度受到损害；如果有多个在本国货币政策中采用投机主义行为，就有可能使超越国家主权的储备货币成为废纸。所以“欧债危机”的实质是“欧元危机”，走出“欧元危机”的根本途径是建立欧洲联邦政府，才能有效控制欧元区各国在货币政策上的机会主义行为。在经济发展程度和制度结构大致相同的欧元区尚且出现超越国家主权的储备货币的危机，在经济发展程度和制度结构极为不同的全世界范围使用超越国家主权的储备货币可以说是空中楼阁。虽然林毅夫提到要建立“更大、更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发行国际货币的全球中央银行”，进行“全球政策协调”（41）等等“准主权”性质的机构和措施来作为与他的“纸黄金”相对应的主体机构和措施，但这些机构和措施充其量只能是制定维护汇率规则、监督和有限度地约束各国的货币政策，而不能对各国的货币政策进行有效的行政控制。经验证明：主权和货币是对称的，特定范围的主权和特定范围的货币是对称的；除非建立世界政府，否则林毅夫的超国家储备货币“纸黄金”的设想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退一步说，如果林毅夫的超国家储备货币“纸黄金”的设想成为现实，把我国的4万亿美元外汇转换成“纸黄金”，只能使我国的外汇储备陷于更大的风险之中。美元的风险只来源于一个美国政府，“纸黄金”的风险则来源于所有国家的政府。
在建立世界政府、发行世界货币之前，任何“储备货币”对于建立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发展过程说明，无论是以黄金还是以美元作“储备货币”均不可靠，只有各国货币的交换价值以各国货币自身价值为基础的稳定（不是固定）的汇率，才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万全之策。各国货币自身价值就是各国货币效率决定的价值，各国货币效率就是各国货币实际发行量和各国有效经济总量的比值。各国“货币实际发行量”和“有效经济总量”这两个变数只要有一个发生变动，该国的货币价值就发生变化，其和他国货币的汇率就应该发生相应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汇率应该是浮动而不是固定的；但变化前后各国货币价值的比值不变，从这个意义上汇率是稳定的。要理解这种汇率稳定（不是固定）的汇率体系，就必须把各国货币的价值和价格（汇率）区别开来；只有把货币的价值和价格（汇率）区别开来，才有可能把汇率的稳定性和汇率的浮动性统一起来。而这对于把价值和价格（交换价值）混为一谈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来讲是不可思议的。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来讲，要么固定汇率，要么自由浮动，要么紧盯美元，要么建立多元化储备货币体系，要么就搞虚幻的超国家储备货币的“纸黄金”，愣是不能把“稳定汇率”和“固定汇率”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当他们发现所有这些方案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或根本不可行时，只好束手无策，一声叹息，任凭金融危机周期性发生。林毅夫：“有两种办法可以给各国政府施加政策约束，从而避免导致国际金融不稳定的政策失误：规则和竞争。支持规则办法的经济学家主张在资本账户开放的环境下维持严格的固定汇率，但这就意味着不可能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另一种办法是规定货币政策不能突破某个的限制，如弗里德曼的‘K比例法则’或者泰勒法则，这些规则可以通过国际协定来设施（金本位制就是典型的例子）。其他经济学家则相信市场竞争可以形成约束，多元化储备货币体系可能比现有体系更稳定，其背后的逻辑是：美元的垄断权将被终结，政策约束将得到重建，极端政策选择会受到市场的惩罚。不过，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维持本国的经济稳定，考虑到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现有的结构性问题，今后的货币政策可能仍会维持低利率。这样一来，大规模的投机资本流动可能会周期性地再次出现，此种混乱过程会引起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动荡，不但会损害储备货币发行国本身，也对世界其他国家不利。”（42）既然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本身利益和其他国家的利益不一致会直接间接引起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动荡，那么采用“新兴的多元化储备货币体系”如何？“新兴的多元化储备货币体系的主要优点在于，可以让世界各国实现储备分散化，在危机期间提供更多的全球流动性。但这些优点可能付出的代价是，作为储备资产的各种货币的汇率会带来更多的不稳定性。”（43）林毅夫和其他受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线性思维方式支配的“主流经济学家”由于不懂对称经济学，不懂“货币实际发行量”和“有效经济总量”的对称关系，不懂货币价值和价格的对称关系，不懂汇率稳定性和汇率浮动性的对称关系，只能左支右拙、捉襟见肘、在没有漏洞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大门外不得要领搔首弄姿隔靴搔痒左顾右盼左右徘徊找不着北只好大叫“芝麻开门”是不足为奇的。
林毅夫为了给他的比较优势理论、出口导向型战略和超国家储备货币“纸黄金”的设想寻找出路，以走出全球金融危机为由还提出了“超越凯恩斯主义”、在全球范围通过财政刺激政策搞基础设施建设的设想。林毅夫：“增加政府支出可以提振需求和减少失业，但有关债务水平的担忧可能意味着支出需要政府收入的相应增长作为支持。要使刺激方案顺利实施，政府需要投资于有强劲增长效果的领域，例如教育、绿色技术和基础设施，从而能最终实现财力的自我维持，而不会再增加政府的债务负担。政府的投资还应该纳入可以减轻长期财政压力的计划。此外，政府还可以利用公共资源撬动私营部门的投资”。（44）“这里建议的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包括几个关键的设计特征。首先，该计划将涵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需要。……其次，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将集中在那些突破制约增长的瓶颈以及可以自身盈利的项目上，以避免造成不可持续的公共债务负担……最后，该计划的资金应该来自储备货币发行国和外汇储备丰富的国家，还应该利用公共资金撬动私人投资。如果这些基础设施项目能得到妥善遴选和管理，它们可以带来可观的长期回报。”（45）但林毅夫在全球范围通过财政刺激政策搞基础设施建设的设想，由于其理论基础错误使之不可操作。
贯穿林毅夫在全球范围通过财政刺激政策搞基础设施建设的宏观经济的基本思路，仍然是微观经济学中新古典的一般均衡论与边际效率分析方法，以盈利、“回报”为政府经济刺激计划的出发点，这和凯恩斯在宏观经济领域运用微观经济学原理的所谓政府干预经济的计划没有本质的不同，充其量只是把凯恩斯主义扩大到全球范围的放大了的凯恩斯主义，不能说是真正的“超越凯恩斯主义”。也只有他的这种新古典边际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的结合，才能想出我国这样的“外汇储备丰富的国家”到全球去搞基础设施投资盈利的主意。从“比较优势”出口“盈利”到全球基本建设投资“盈利”，我搞不清楚林毅夫这样要我国到处“盈利”、将“盈利”进行到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新古典经济学虽然发展到马歇尔把交换价值和价值划等号，但也好像没有说过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赚钱！这种为赚钱而赚钱的增长观已经在我国此前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已经给我国带来了内需不足、消费不振、通货膨胀、发展后劲缺乏的滞涨后果；4万亿外汇储备对于中国人民来讲只不过是观念上的财富，实际上的沉重负担。如果按照林毅夫的“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把我国已经走入死胡同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再通过“外向投资型经济”得到继续延伸，即使会使我国的“储备货币”继续膨胀，但将使我国自身的发展资源枯竭而陷于不可持续发展的绝境，使我国的民族主体性荡然无存。这样停留在数字符号层面的“储备货币”再多又有何用？
林毅夫一方面看出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把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范围限定在盈利项目，充分说明了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的局限性。新古典经济学发展到经济学家马歇尔把交换价值和价值划等号的结果，就是把边际分析局限于边际效率分析，边际效益分析被排除在边际分析之外。这是边际分析的异化。林毅夫把自己的全球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设想比喻为“新的马歇尔计划”：“今天的世界需要新的‘马歇尔计划’促进全球范围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以打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瓶颈，并给高收入国家的结构性改革提供空间。”（46）遗憾的是，此“马歇尔”非彼“马歇尔”；林毅夫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马歇尔计划”中的马歇尔不是政治家的马歇尔，而是经济学家马歇尔。政治家马歇尔的“马歇尔计划”是美国凭借其在二战后的雄厚实力帮助其欧洲盟国恢复因世界大战而濒临崩溃的经济体系，同时抗衡苏联和共产主义势力在欧洲的进一步渗透和扩张，考虑的是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要素，主要还是政治因素，美国作为投资者一方在经济上是以“援助”为名的赔本买卖，其遵循的是边际效益分析原则，经济学基础是价值经济学。而林毅夫的“马歇尔计划”则纯粹是为了赚钱，其遵循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边际效率分析原则，经济学基础是价格经济学。政治家的“马歇尔计划”及其所取得的成功是整个西方经济学包括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所不能解释的；正好像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是整个西方经济学包括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所不能解释的一样。林毅夫把自己的政府全球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设想形容为“新的马歇尔计划”是混淆了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不同的发展模式。可以说，如果按照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新古典边际效率分析方法，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根本不可能得到实行。真正的“马歇尔计划”说明：在微观经济领域相对正确的边际效率分析，在宏观经济领域就会成为绝对错误。因此林毅夫把自己的全球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设想比喻为“新的马歇尔计划”是不恰当的，美国“马歇尔计划”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是对新古典方法的证伪，也是对林毅夫全球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设想的证伪。
林毅夫遵循的西方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和他主张的政府主导投资全球基础设施计划之间是一个悖论。多数基础设施建设只有社会效益没有经济效益，属于宏观经济范畴的基础设施建设只能以价值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而不能以价格经济学——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在宏观经济领域只能进行边际效益分析。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是必要的，但政府投资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目的不是政府盈利，不是为了政府盈利而把所有东东都产业化，而是公共服务完善、社会保障健全、产业结构合理、创业环境有利、生活品质提升、资源可再生能力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把所有东东都产业化、盈利化，是经济微观化与货币经济学的产物。从幸福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和相关产业并非是能创造利润的产业，而是能给社会带来效益（公共品只是社会效益的一种，不是全部）的产业。所以，如果说医疗、教育也要产业化，那么应该是政府投资、人民消费的产业，而非由人民来投资的产业，也非政府投资的盈利产业。把所有产业狭隘地理解成盈利产业，要么使政府陷入盈利的泥坑中，要么使人民背上沉重的包袱。教育产业化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典型，同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本质上是对立的。教育产业化助长学术行政化、学术界人身依附关系，同时也助长买卖文凭现象，在整个社会形成扼杀创新、贬抑创新、劣币驱逐良币的社会机制；在使全民文凭化的同时，使国民整体素质特别是创新素质大大降低。包养女大学生与女大学生卖淫现象愈演愈烈说明，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主导的产业政策腐败，已经造成了一代人的堕落；如不及时纠正，对国民素质的消极影响将是毁灭性的。
主客体及其关系是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主客体对称关系分析是经济结构分析的前提和核心内容。每个国家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相对应的主体只能是本国政府。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由于没有主客体对称关系分析，导致他的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主体的错位与缺失。属于宏观经济领域的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属于财政投融资范畴，而财政投融资与民间投融资有不同的目标、原则和功能。对于根本没有利润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财政投融资应该坚持取于民、用于民原则，在税收中开支。改革开放30年了，中国不是没钱，而是钱用错了方向；中国不是供给不足，而是肥水流入他人田。只要资金运用得当，战略正确，无论是基本建设投资还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都有充分的资金保证。问题的关键，在于“以民为本”的口号有无落实到实处。“以民为本”，只能由本国政府来落实，不能由其他国家的政府来落实；公益性、无经济回报的基础设施建设只能由本国政府来投资，而不可能由其他国家政府来投资。如果政府只能投资有经济回报的基础设施建设，那么没有经济回报的基础设施将因为无人投资而无法启动。这将使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向被误导为急功近利的项目，使社会缺乏可持续发展的根基；没有经济回报的基础设施建设被有经济回报的基础设施建设挤兑的结果，是使社会发展不平衡而走向基础设施建设的反面。这说明：基础设施建设的平衡发展必须有相应的政府主体，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平衡发展必须有相应的政府主体，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平衡发展相应的政府主体只能是世界政府。不但无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建设要靠政府来投资，有长远利润回报的大型项目，也只有政府通过发行长期国债才能融资。只有中期利润回报的大型项目，才可以在政府主导下“利用公共资源撬动私营部门”包括各种基金来投资。对于有短期利润回报的基本建设项目，虽然可以通过投资银行实现直接投融资，但也必须由政府为直接投融资起财政担保作用，用财政手段为发展直接投融资提供现实可能，包括为投资银行作资信调查；为投资银行担保；作为财政投融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投资银行提供启动资金。而林毅夫的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因为出发点错误、主体错位使之缺乏相应的本国政府主体而不可行，就像他的“纸黄金”因为缺乏相应的世界政府主体而不可行一样。
基本建设投资的基础性与辐射性，决定了不管是盈利的还是非盈利的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放在各国经济、政治、社会人文地理历史文化背景下全方位考察其可行性，不像其他项目可以相对独立地进行考察和运营。真正的全球化视野、国际化眼光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隐藏在全球化视野、国际化眼光背后的，是效益不是效率，是价值不是价格，是规模分析不是边际分析。林毅夫的新古典边际分析的线性思维方式和还原论的思维方法，把全球基础建设投资还原为一般盈利项目孤立地进行“成本—收益”考察，是把基本建设的投资行为简单化了。政府扶持本国的基本建设是主体与客体、要素与结构、程序与环节对称的系统工程，而不是林毅夫的根据利润的大小、回报的远近来“妥善遴选”那么简单。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各国民族主体性是相互相成、双向同步的发展过程，当我们用经济全球化的眼光看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必要性时，不要忘了可能性，因为只有可能性才有可能使必要性转变为必然性，社会的必然性还要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才会转变为现实。应该说，在没有建立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主体只能是各国政府；任何外国政府、国际机构的学者参与他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建议、方案、资金，都只能通过他国政府和经济机构的整合、消化和运作。各国政府扶持基本建设包括财政投融资都应该遵循从内到外、从无形到有形、从大到小、从下到上、从远期到近期的程序。国内基本建设搞好、投资潜力充分发挥是投资国外基础设施建设的前提，看不到任何直接经济效益的基础建设是看得到直接经济效益的基础建设的前提，看得到长期经济效益的基础建设又是看得到中短期经济效益的基础建设的前提。如果按照林毅夫的根据利润大小、回报远近来“妥善遴选”，只搞盈利的不搞不盈利的，只搞国外盈利的不搞国内不盈利的，先搞近期盈利的再搞远期盈利的，那么基本建设不管盈利非盈利都搞不起来。就拿我国为例。我国政府扶持基本建设的主导应该是提供政策资源，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扶持创新—创造—创业工程，疏通民间再生型直接投融资渠道与游资通道，改变游资与投资渠道不对称状态，根除股市、房市投机、圈钱赖以滋生的金融土壤。我国政府扶持基本建设的核心应该是对称型调控。对称型调控首先进出口要平衡。根据“玛丽卢规则”，贸易顺差与逆差都只是相对的、暂时的。通过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既使通过贸易顺差而获取大量外汇储备，最终要通过进口来平衡。因此，通过货币贬值增加出口实质上只不过是一种不等价交换。为这种不等价交换（其中的代价是廉价劳动力）而沾沾自喜只是自欺欺人，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出口顺差没有进品填平，美元只不过是一堆废纸；把赚取外汇看成经济增长，而进口增加财富、增加生产潜力、平抑物价不看成经济增长，是源于西方数理经济学和中国数字经济学的奇异组合的自欺欺人的经济增长观。这样的增长方式使发展成果不为大多数人所享有、所认同不足为奇——因为经济发展的成果只停留在数学统计上。目前国内经济失衡，根本上是由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造成的。国内经济失衡是相对的，出口导向型造成的经济结构失衡是绝对的。不应让出口导向型经济积累的大量外汇去买美国的国债借给美国人用或拿到国外去投资搞基本建设，而应该进口中国基本建设所需的技术与原材料，搞国内基本建设扩大国内需求、增加国内市场供给，提高国内民生水平。对称型调控其次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对称。美国次贷危机说明：虚拟经济很容易演变为泡沫经济。但泡沫经济并不仅仅由虚拟经济造成，实体经济也有泡沫经济；实体经济的泡沫经济，也并非仅仅表现在房地产泡沫、通货膨胀、价格虚高上面。地方政府为了GDP数字增长，在制定地方产业政策时，大搞配置经济、口袋经济，造成各地GDP数字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根本脱节，是实体泡沫经济的重要原因。所以把泡沫经济仅仅理解成虚拟经济过度增长，把泡沫经济形成的原因仅仅归结为金融投机或者投机，是片面的。这种理解不但不能从源头上挤掉泡沫，而且由于转移目标，在挤掉不重要的表面的泡沫的同时，助长深层次的、更大的泡沫。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再生经济，是实体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建立在再生经济而非配置经济的基础上，虚拟经济才不会演变为泡沫经济。分不清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配置经济与再生经济的GDP增长观必须让位于以再生经济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再生发展观。应该通过金融危机的偶然性，看出再生发展观的必然性。对称型调控再次是城市农村化与农村城市化的双向运动。我国政府扶持基本建设的起点应该是新农村建设，包括知识农业与农村城镇化建设，在农村土地收归国有、清除农村基本建设产权瓶颈的前提下，大力投资农村基本建设包括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知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各级公路、信息高速公路、农村城镇化建设。由国债投资的“新农村”建设，其收益通过项目直接收益、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比例来保证。这些国债可以由银行、保险公司、社保基金认购，也可以由民间认购。大量发行国债搞基本建设，不但本身即可解决大量游资出路问题，而且可以创造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为民间创业工程顺利开展、吸纳大量游资提供以小搏大的杠杆。我国政府扶持基本建设的起点应该是扶持创业型直接投融资。创业型直接投融资要从建设新农村开始。在我国，民间直接投融资是直接投融资的起点，农村民间直接投融资是民间直接投融资的起点，农村信息化、知识化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农村民间直接投融资的起点。直接投融资也应走农村包围城市、知识带动资本的道路。政府投资本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就是时间、空间、层次统一的社会复杂系统工程，不知道林毅夫根据新古典经济学方法提出来的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是怎样有效组织设施的。
以政府为主导、以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为起点的基本建设投资，要求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林毅夫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又遇到了瓶颈。林毅夫：“资金在欧洲国家内部以及对外的自由流动、较低的借贷成本、通过杠杆获得流动性的便利、核心国家银行向外围国家的贷款增加以及汇率风险的消失，这些因素给人们带来了能在低风险环境下实现繁荣的错觉。这种繁荣的感觉是虚幻的，因为它并没有伴随着生产率的提高或商业环境的改善，而它们才是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事实上，由金融监管放松和欧元启动带来的外围国家的资金流的突然充裕，还导致那些在启用欧元之前已经受到不利影响的国家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下降。……总之，欧元债务危机的核心是区域内国际支付失衡危机，这是由区域内的国际竞争力失衡以及相应的跨境债务流动（私人债务为主）所致。如前文所述，银行的杠杆率在欧元启用后提高，导致对外围国家的贷款大量增加，对危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资金流动影响了利率（包括主权债务和私营部门的信贷），促进了金融一体化，并鼓励了核心国家的出口导向增长和外围国家的消费驱动增长。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大多数欧洲国家陷入衰退，房地产泡沫破灭，致使不良信贷激增，政府采取相应措施救助金融业。救助活动造成公共债务增加，经济产出下跌导致财政收入兑减，还需要采取财政刺激措施缓和危机影响，导致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总之，核心国家对外围国家贷款的增加，欧元启用是一个原因，但主要因素还是核心国家因为金融监管放松造成的银行杠杆率提高。贷款剧增诱发了外围国家的房地产泡沫和消费繁荣，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这种繁荣的不可持续性暴露无遗，从而引发了当前的主权债务危机。”（47）“美国的银行可以同时提供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资产管理机构、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权基金方面的服务。在存款保险制度和美联储的支持下，各家银行纷纷涉足高风险业务，危及整个金融体系。2004年，美国证监会放松了净资本监管规则，允许投资银行大规模增加它们可承担的债务，从而鼓励了支持次级抵押贷款的抵押担保证劵的发展。……此类证劵以及它们包含的风险很难评估，导致整个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水平提高。”（48）“不过，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维持本国的经济稳定，考虑到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现有的结构问题，今后的货币政策可能仍会维持低利率。这样一来，大规模的投机资本流动可能会周期性地再次出现，此种混乱过程会引起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动荡，不但会损害储备货币发行国本身，也对世界其他国家不利。”（49）林毅夫描述的上述现象都是客观存在的，对于这些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些现象和全球金融危机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分析也是正确的。然而从他的发行全球单一的国际“储备货币”、银行民营化等等强化这些因果关系、与应对这些因果关系必须采取的措施逆向的政策主张来看，他对这些现象和全球金融危机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分析是片面的，而这又源于他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缺乏认识。他明明知道欧元启用是欧元区贷款膨胀的原因之一，却还主张发行全球单一的国际“储备货币”，认为“假如所有国家都同意采用单一的超国家储备货币，则稳定可以实现”；他明明知道金融泡沫的原因是缺乏监管，却还一贯主张中国要大力发展民营中小银行。（50）他讲到的投资银行不是去搞直接投融资而是跟在银行后面大搞次级信贷，其实质是投行业务的异化，投行成为银行的附庸是间接投融资主导直接投融资在金融机构相互关系方面的集中表现 。由低利率引起大规模的投机资本流动周期性出现混乱过程只是现象，银行为核心的间接投融资体制与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对称才是混乱的根本原因。林毅夫没有看到，他描述的这些现象及其后果即金融泡沫的背后是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全球金融体制已经走到了尽头，如果没有适时转变金融体制，仅靠金融监管、利率提高不能阻止贷款膨胀与金融泡沫、也不可能阻止金融危机再次爆发。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的直接投融资主要方式应该是发行国债，但林毅夫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渠道设计中，提到了“税收收入的支持”、“传统的援助资金”、“非传统的援助方和主权财富基金”、“国内储蓄”、“国际金融市场”、“公私合作模式”等等，没有给国债以应有的地位；虽然在“国内储蓄”、“国际金融市场”中提到国债，似乎通过银行贷款还是消化高储蓄的主要途径。（51）在林毅夫的著作中，似乎没有理清直接投融资和间接投融资的逻辑与历史的脉络(52)，理出这样的脉络需要对经济增长方式和投融资方式的立体思考，而他的由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决定的线性思维方式使他只能把视野停留在平面的金融层面，停留在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制，不可能理出这样的脉络。他之所以认为“针对国家层面进行的许多讨论涉及宏观经济政策‘不可能三角’的概念：在独立的货币政策、汇率稳定和资本账户开放这三个政策目标中，不可能同时实现两个以上。……不过，有经验研究表明，在过去一个世纪，这个不可能三角基本上是存在的。”（53）就是因为他不懂得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可以化解这个“不可能三角”。所谓“不可能三角”就是金融悖境，金融悖境就是由经济增长方式和现有金融体制的不对称造成，只要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被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所代替、经济增长方式和现有金融体制由不对称转向对称，金融悖境就可以化解，独立的货币政策、汇率稳定和资本账户开放这三个政策目标就可以同时实现。林毅夫主张的全球基础建设投资是双刃剑。如果融资渠道正确，是从根本治理金融危机根源的重要途径；如果融资渠道错误，则会强化贷款膨胀，强化全球间接投融资导致的资金流的无序运动，强化金融泡沫与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按理说是有效疏导化解全球游资、使全球游资转变为社会生产力，挤掉全球经济泡沫、使全球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从不对称复归对称，促进全球金融体制改革、使全球金融体制由间接投融资为主导转变为直接投融资为主导、消除全球金融危机根源的途径，但其经济学基础和方法论依据绝非新古典经济学。按照林毅夫秉持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不可能看出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性，不可能看出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导致的全球金融体制转型的必然性，这就是林毅夫对金融危机现象因果关系的描述和他提出来的应对措施之间相互矛盾的根本原因。方法论的局限使他只看现象看不到现象后面的本质，这必然使他的全球投融资计划的可行性和意义被打折扣。
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在内容上以一般均衡论为理论基础，以边际效率分析为其理论内容的核心，以价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主张让价格自发调节市场，让企业按利润最大化原则优化配置资源，主张市场无政府主义；在方法上重实证分析，以线性、非对称、非主体的思维方式为特征。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以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主张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为市场经济的标本、为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模本，用私有化、金钱化、产业化、自由化主导中国改革，以GDP增速为中国改革成功和社会进步的标志，把中国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误导为以金钱为中心的发展。然而，由于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在内容和方法上与复杂经济系统的不对称，所以以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原则推导出来的经济学结论经常被经济发展、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所证伪，使之在理论上陷于悖论，在实践上陷于悖境。林毅夫以标准的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建构的“新结构经济学”在实践中走向结构分析的反面陷于结构分析的悖论陷入经济结构的悖境就是经典案例。林毅夫以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市场换技术”为出发点，推导出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然后根据全球金融危机和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遇到的困境又进一步推导出超主权储备货币“纸黄金”的设想，最后以政府主导全球投资基础设施计划为落脚点。贯穿在林毅夫由“新结构经济学”、“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理论体系”、“国际经济新架构”组成的“一以贯之”的经济发展转型理论体系中的，是“一以贯之”的标准的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然而政府主导投资基础设施计划中投融资主体、制度、体制、目标、对象、手段、途径、过程是对称的，资金来源结构与项目结构是对称的，只有对称分析才是标准的结构经济学的分析。要有效组织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离不开标准的经济结构分析。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之所以对政府主导投资基础设施计划做不到真正的结构分析，就是归因于他的新古典边际分析方法的线性、还原论思维方式和投资全球基础设施这一复杂对象之间的不对称。一个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和经济学范式背景决定他的视角和视野；林毅夫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地根据自己国家的现实，分析问题”，实现“从西潮到东风”的转变，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结构经济学”，就应该用中华民族固有的对称思维方式代替新古典方法论的线性思维方式，用对称的结构经济学代替线性的“新结构经济学”。 对称经济学就是结构经济学，只有对称经济学才是全球范围内组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依据；运用对称逻辑思维方式建构起来的对称经济学与运用形式逻辑思维方式建构起来的西方经济学包括新古典经济学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对称的实践要求产生对称的理论，对称的理论指导对称的实践。对称经济学的理论结构是对称的，改革开放发展的实践结构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的理论和改革开放发展的实践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就是对称发展的经济学。对称经济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产生有历史的必然性——对称经济学既是特殊的中国经济学，又是一般的人类经济学；对称经济学范式代替西方经济学范式成为人类主流的经济学范式，是通过空间交替体现时间之矢的经济学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林毅夫只有彻底抛弃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线性思维方式和还原论方法，代之以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才能真正实现“从西潮到东风”的转化。
引文出处
（21）（22）（23）（24）（25）（26）（29）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9，P25,25—28，37，38，5，5—6
（27）（28）（36）（37）（38）（39）（41）（42）（43）（44）（45）（46）（47）（48）（49）（51）（53）林毅夫：《从西潮到东风》，中信出版社，2012.9，P112—113，108， XX11—XX111，009，157,201，205—212，188
—189，193，075，101—102，XXX,055—059，037，188—189，093—101，202
（40）凤凰网http://survey.news.ifeng.com/result.php?surveyId=17523
（50）(52)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9，P202,195.
⒆⒇（30）林毅夫：《繁荣的求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9，P14，11，269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经济学发展的圆圈与中国经济学的话语权
[ 2014/03/19 23:15 | by admin ]
2014/03/19 23:15 | by admin ]
西方经济学只是人类经济学发展长河中的一个片段，中国当代经济学是西方现代经济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类经济学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西方经济学不是标准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标准不是一般经济学的标准。中国经济学应是西方经济学合乎逻辑的发展，是对后者的相容和超越；中国经济学代替西方经济学成为人类经济学的主流，是通过空间交替展示时间之矢的人类经济思想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喜欢用数学来比喻经济学，认为数学没有东西方之分，经济学也没有东西方之别。因此，擅长数学模型、以数学语言为经济学标准语言的西方现代经济学就应该成为标准的经济学、人类的经济学；他们所要做的，就是把这一“标准”的经济学应用到中国的经济中，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问题是，数学没有东西方之分，经济学确有东西方之别。因为相对来讲，数学是抽象的，经济学是具体的；数学的公理是抽象的，经济学的公理是具体的。作为经济学出发点的具体的经济学公理只能从东方开始，从中华民族的对称思维方式开始，从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开始。西方经济学只是人类经济学发展长河中的一个片段，中国当代经济学是西方现代经济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类经济学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西方经济学不是标准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标准不是一般经济学的标准。
任何有相对独立的认识意义、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科学真理都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数学本身也是一门科学，也是真理，按理说也是具体的。但应用到经济学中的数学只是和语言、逻辑一样是表述论证经济学的工具，是构成经济学具体真理的一个抽象的环节，因此相对于经济学而言，数学作为工具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这里应该把作为工具的“数学”和作为学科的“数学”区别开来。即使从学科和学科间的比较来看，数学的具体性也远不如经济学的具体性，以致我们可以说，数学和经济学的关系是抽象学科和具体学科的关系。用数学来比喻经济学，前提错误，错误的前提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经济学的具体性主要表现在：经济学以人、人类、人类社会为自己的对象和内容。人类经济学的发展是人类经济发展从本质到现象的发展过程的逻辑浓缩，人类经济学发展的逻辑过程与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是一致的，人类经济学的发展过程既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扬弃，也是从具体到抽象的展开，是遵循人类认识发展的普遍规律的螺旋式上升、波澜式前进的过程，是环环相扣、大圆圈套着中圆圈、中圆圈套着小圆圈的人类经济思想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时间、空间、层次相统一，通过空间交替展开时间之矢、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自然历史过程。西方经济学只能在这个自然历史过程中得到准确定位，妄图超越时空只能造成时空错位，并给经济发展造成损害。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自认为掌握真理实际上处处碰壁，就是因为他们把自认为超越时空的西方经济学拿来指导中国经济时，实际上造成了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时空脱节。时空错位的后果与超越时空的优越感之间的反差，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与老百姓之间水火不容、格格不入、话不投机的根源。这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由于自身思维方式欠缺而造成的悲哀。
社会领域的经济现象是与自然界量子现象层次相当的复杂性现象，无论是对这一现象的宏观把握，还是对这一现象的微观探索，都必须运用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才有可能。根据这一方法考察人类经济学的宏观发展，由人类经济学的发展链条组成的大圆圈有以下几个层面：在思维方式层面：朴素整体论——还原论——对称整体论；
在理论核心层面：整体价值论——客体价值论——主体价值论——对称价值论；
在理论内容层面：整体形态论——完全自由论——国家干预论——充分自由论；
在理论功能层面：整体经济学——配置经济学——再生经济学；
在理论基础层面：客体均衡论——供给优先论——消费优先论——主客体对称论；
在理论形态层面：朴素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经济学；
在理论空间层面：中国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学；
在理论层次层面：物质经济学——知识经济学——对称经济学；
在理论时间层面：古典经济学——现代经济学——当代经济学；
在理论主体层面：人类经济学——阶级经济学——人类经济学。
五度空间理论是时间、空间、层次相统一的理论。五度空间观是与传统物理学三维空间观、爱因斯坦相对论四维空间观相对而言的新的空间观，是空间观发展的最新成果，也是前者发展的必然结果。传统物理学的空间概念，就是立体三维空间。爱因斯坦相对论认为，空间和时间可以相互转化，时间是空间的另一种方式，因而传统的三维空间加上一维时间，成了四维空间。根据系统论，任何系统都是有层次的。这个层次不仅是传统物理三维空间中的高度，或可用感官把握的不同的物理层面，而且狭义上指事物的不同深度的本质。它虽然只有通过人的抽象思维来把握，然而却是外界事物的客观存在。同时，这种不同层次的本质也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成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成为人们感官可以把握的新的物理三维空间。因此，四维空间还应加上层次一维，任何真正的系统都是五度空间。这五度空间的任何一维都可以和其他四维相互转化。作为事物本质的反映的人的意识空间或心理空间，本质上就属于这五度空间中的第五度空间——层次空间，而且是高层次的层次空间（意识本身又分成不同的层次，哲学思维的空间是最高层次的层次空间）。它同物质世界的相互转化，是五度空间相互转化的具体表现。根据五度空间理论，事物的发展就是时间、空间、层次的相互转化，空间与层次是时间的展开，空间上并列的不同经济学范式，体现了经济学范式的不同层次与时间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国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横向交替，体现了人类经济学宏观层面的纵向发展；古代中国经济学——古典西方经济学——现代西方经济学——当代中国经济学是人类经济学发展的最大圆圈，人类经济学发展的其他层面的圆圈都必须首先放在这个圆圈中才能得到合理定位。古代中国经济学整体上属于人类经济学发展史的第一阶段，蕴含了人类经济学发展的全部萌芽。如果把古代中国经济学排除在人类经济学发展史之外，认为西方经济学才是人类经济学的源头，其结果就是把人类经济思想史的小圆圈变成中圆圈，中圆圈变成大圆圈，一方面不适当地人为提高了西方经济学在人类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把西方经济学看成经济学的标准模式、唯一模式，另一方面否认了当代中国经济学的合法性，以致不能正确把握人类经济思想的发展方向——因为对称经济学就是当代中国经济学，对称经济学与当代中国经济学的契合是人类经济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每个大圆圈中，有若干个中圆圈；在每个中圆圈中，又有若干个小圆圈：从亚当•斯密经济自由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从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新自由主义盛行并占据主流是对旧计划体制的矫枉过正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真空的趁虚而入，那么今天对新自由主义的整体否定和强调重新强化政府经济职能就既不是什么反对改革，也不是什么“走回头路”，而是退一步进两步——建构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与实践模式只能遵循人类文明发展、经济学发展的普遍规律。在这个普遍规律中，小圆圈是中圆圈的浓缩，中圆圈是大圆圈的浓缩。浓缩不是等同，而是一环套一环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中实现发展。如果说，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传统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两者的扬弃、综合、升华，那么，对称经济学就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的资本政治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相容与超越来实现。对称经济学完成了人类经济学发展的大圆圈——对称经济学在当代中国这块土地上产生有逻辑与历史的必然性。因此，中国经济学范式应该既是特殊的经济学范式，又是一般的人类经济学范式。特殊的经济学范式和一般的经济学范式的结合、区域的经济学范式和人类整体的经济学范式的结合，是当代中国经济学范式的本质特征。当代中国经济学范式不等于当前存在于中国的经济学范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横行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在范式上属于西方经济学。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未在西方占据主流，所以所谓西方经济学狭义上指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范式，就是以一般均衡理论、配置经济学、价格经济学为基础理论、以理性人都是自私的“经济人”假设为理论出发点、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以价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以竞争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以博弈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以利润最大化为微观经济的最终目标、以GDP经济规模最大化为宏观经济的最终目标、以线性非对称思维方式和还原论思维方法为方法论特征、擅长数量分析、在“实证化”的名义下把经济学的实证性与规范性对立起来的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模式、基本结构与基本功能。线性、抽象性、片面性，是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基本特征，也是西方经济学范式的致命缺陷。西方经济学是主体性与客体性相分裂、科学性与主体性相对立的经济学，金钱至上、货币主义，不可能实现人的幸福与全面发展，陷入“财富悖论”是必然的。西方经济学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理论工具，所以照搬照套西方经济学的中国主流经济学成为中国利益集团的理论工具、照搬照套西方经济学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成为中国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就具有逻辑的必然性。成为中国主流经济学的西方经济学是中国贫富、强弱两极分化的催化剂，这是中国老百姓厌恶中国主流经济学、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看成敌人的根本原因。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对于自己被人民唾弃不应该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以“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自欺欺人，他们之所以失去人心恰恰就是因为他们失去真理，他们之所以失去真理是因为他们把真理看成抽象的、把真理的发展看成线性的过程，把西方抽象的经济学看成绝对真理。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用西方经济学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与转型经济，只能给中国经济带来灾难的同时，造成西方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对立、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对立。
宇宙的发展过程，就是对称化过程；生物的进化过程，就是对称化过程；宇宙的精致结构，表面上有一种冥冥的力量在背后设计和操纵，实际上是对称规律在背后起作用的自然结果。宇宙对称是绝对的，不对称是相对的。对称规律贯穿宇宙的起始和发展过程，渗透宏观和微观的不同层面，是贯穿全息论、辩证论、系统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的核心规律。对称原理是中国经济学的最基本原理。中国经济学有两层含义：一是由中国人自己创立的、具有高度原创性的新的经济学范式，在理论基础、体系结构、实践功能方面同现有的西方经济学流派有本质的不同；二是既反映人类一般经济规律、又反映中国经济特殊规律，能有效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指导中国经济发展、成为中国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理论基础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国经济学范式，就是中华民族固有的天人合一思维方式所蕴含的对称逻辑、对称哲学萌芽运用到现代经济学中，形成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相对称的经济学范式，是通过中国经济学范式体现出来的人类一般经济学范式。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学应是西方经济学合乎逻辑的发展，是对后者的相容和超越；中国经济学代替西方经济学成为人类经济学的主流，是通过空间交替展示时间之矢的人类经济思想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中国经济学范式是幸福经济学范式。幸福经济学就是以主客体对称的对称辩证法和对称经济学为基础理论、以人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为理论出发点、以共有制为经济基础、以价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以合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以和谐经济为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以人的幸福最大化为最终目标、以对称思维方式和整体论思维方法为方法论特征、擅长五度空间分析的经济学的基本模式、基本结构与基本功能。对称性、具体性、全面性，是幸福经济学范式的基本特征。幸福经济学范式本质上就是对称经济学范式。从所渗透的思维方式特征来看，幸福经济学范式本质上只能是中国经济学范式——西方经济学范式与幸福经济学范式在思维方式上根本不兼容。幸福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幸福经济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幸福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正好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成熟、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代替一样，西方经济学范式被对称的、系统的、五度空间模式的中国经济学范式所代替，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学以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中国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喜欢用数学来比喻经济学，认为数学没有东西方之分，经济学也没有东西方之别。因此，擅长数学模型、以数学语言为经济学标准语言的西方现代经济学就应该成为标准的经济学、人类的经济学；他们所要做的，就是把这一“标准”的经济学应用到中国的经济中，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问题是，数学没有东西方之分，经济学确有东西方之别。因为相对来讲，数学是抽象的，经济学是具体的；数学的公理是抽象的，经济学的公理是具体的。作为经济学出发点的具体的经济学公理只能从东方开始，从中华民族的对称思维方式开始，从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开始。西方经济学只是人类经济学发展长河中的一个片段，中国当代经济学是西方现代经济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类经济学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西方经济学不是标准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标准不是一般经济学的标准。
任何有相对独立的认识意义、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科学真理都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数学本身也是一门科学，也是真理，按理说也是具体的。但应用到经济学中的数学只是和语言、逻辑一样是表述论证经济学的工具，是构成经济学具体真理的一个抽象的环节，因此相对于经济学而言，数学作为工具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这里应该把作为工具的“数学”和作为学科的“数学”区别开来。即使从学科和学科间的比较来看，数学的具体性也远不如经济学的具体性，以致我们可以说，数学和经济学的关系是抽象学科和具体学科的关系。用数学来比喻经济学，前提错误，错误的前提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经济学的具体性主要表现在：经济学以人、人类、人类社会为自己的对象和内容。人类经济学的发展是人类经济发展从本质到现象的发展过程的逻辑浓缩，人类经济学发展的逻辑过程与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是一致的，人类经济学的发展过程既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扬弃，也是从具体到抽象的展开，是遵循人类认识发展的普遍规律的螺旋式上升、波澜式前进的过程，是环环相扣、大圆圈套着中圆圈、中圆圈套着小圆圈的人类经济思想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时间、空间、层次相统一，通过空间交替展开时间之矢、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自然历史过程。西方经济学只能在这个自然历史过程中得到准确定位，妄图超越时空只能造成时空错位，并给经济发展造成损害。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自认为掌握真理实际上处处碰壁，就是因为他们把自认为超越时空的西方经济学拿来指导中国经济时，实际上造成了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时空脱节。时空错位的后果与超越时空的优越感之间的反差，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与老百姓之间水火不容、格格不入、话不投机的根源。这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由于自身思维方式欠缺而造成的悲哀。
社会领域的经济现象是与自然界量子现象层次相当的复杂性现象，无论是对这一现象的宏观把握，还是对这一现象的微观探索，都必须运用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才有可能。根据这一方法考察人类经济学的宏观发展，由人类经济学的发展链条组成的大圆圈有以下几个层面：在思维方式层面：朴素整体论——还原论——对称整体论；
在理论核心层面：整体价值论——客体价值论——主体价值论——对称价值论；
在理论内容层面：整体形态论——完全自由论——国家干预论——充分自由论；
在理论功能层面：整体经济学——配置经济学——再生经济学；
在理论基础层面：客体均衡论——供给优先论——消费优先论——主客体对称论；
在理论形态层面：朴素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经济学；
在理论空间层面：中国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学；
在理论层次层面：物质经济学——知识经济学——对称经济学；
在理论时间层面：古典经济学——现代经济学——当代经济学；
在理论主体层面：人类经济学——阶级经济学——人类经济学。
五度空间理论是时间、空间、层次相统一的理论。五度空间观是与传统物理学三维空间观、爱因斯坦相对论四维空间观相对而言的新的空间观，是空间观发展的最新成果，也是前者发展的必然结果。传统物理学的空间概念，就是立体三维空间。爱因斯坦相对论认为，空间和时间可以相互转化，时间是空间的另一种方式，因而传统的三维空间加上一维时间，成了四维空间。根据系统论，任何系统都是有层次的。这个层次不仅是传统物理三维空间中的高度，或可用感官把握的不同的物理层面，而且狭义上指事物的不同深度的本质。它虽然只有通过人的抽象思维来把握，然而却是外界事物的客观存在。同时，这种不同层次的本质也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成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成为人们感官可以把握的新的物理三维空间。因此，四维空间还应加上层次一维，任何真正的系统都是五度空间。这五度空间的任何一维都可以和其他四维相互转化。作为事物本质的反映的人的意识空间或心理空间，本质上就属于这五度空间中的第五度空间——层次空间，而且是高层次的层次空间（意识本身又分成不同的层次，哲学思维的空间是最高层次的层次空间）。它同物质世界的相互转化，是五度空间相互转化的具体表现。根据五度空间理论，事物的发展就是时间、空间、层次的相互转化，空间与层次是时间的展开，空间上并列的不同经济学范式，体现了经济学范式的不同层次与时间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国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横向交替，体现了人类经济学宏观层面的纵向发展；古代中国经济学——古典西方经济学——现代西方经济学——当代中国经济学是人类经济学发展的最大圆圈，人类经济学发展的其他层面的圆圈都必须首先放在这个圆圈中才能得到合理定位。古代中国经济学整体上属于人类经济学发展史的第一阶段，蕴含了人类经济学发展的全部萌芽。如果把古代中国经济学排除在人类经济学发展史之外，认为西方经济学才是人类经济学的源头，其结果就是把人类经济思想史的小圆圈变成中圆圈，中圆圈变成大圆圈，一方面不适当地人为提高了西方经济学在人类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把西方经济学看成经济学的标准模式、唯一模式，另一方面否认了当代中国经济学的合法性，以致不能正确把握人类经济思想的发展方向——因为对称经济学就是当代中国经济学，对称经济学与当代中国经济学的契合是人类经济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每个大圆圈中，有若干个中圆圈；在每个中圆圈中，又有若干个小圆圈：从亚当•斯密经济自由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从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新自由主义盛行并占据主流是对旧计划体制的矫枉过正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真空的趁虚而入，那么今天对新自由主义的整体否定和强调重新强化政府经济职能就既不是什么反对改革，也不是什么“走回头路”，而是退一步进两步——建构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与实践模式只能遵循人类文明发展、经济学发展的普遍规律。在这个普遍规律中，小圆圈是中圆圈的浓缩，中圆圈是大圆圈的浓缩。浓缩不是等同，而是一环套一环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中实现发展。如果说，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传统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两者的扬弃、综合、升华，那么，对称经济学就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的资本政治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相容与超越来实现。对称经济学完成了人类经济学发展的大圆圈——对称经济学在当代中国这块土地上产生有逻辑与历史的必然性。因此，中国经济学范式应该既是特殊的经济学范式，又是一般的人类经济学范式。特殊的经济学范式和一般的经济学范式的结合、区域的经济学范式和人类整体的经济学范式的结合，是当代中国经济学范式的本质特征。当代中国经济学范式不等于当前存在于中国的经济学范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横行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在范式上属于西方经济学。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未在西方占据主流，所以所谓西方经济学狭义上指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范式，就是以一般均衡理论、配置经济学、价格经济学为基础理论、以理性人都是自私的“经济人”假设为理论出发点、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以价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以竞争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以博弈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以利润最大化为微观经济的最终目标、以GDP经济规模最大化为宏观经济的最终目标、以线性非对称思维方式和还原论思维方法为方法论特征、擅长数量分析、在“实证化”的名义下把经济学的实证性与规范性对立起来的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模式、基本结构与基本功能。线性、抽象性、片面性，是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基本特征，也是西方经济学范式的致命缺陷。西方经济学是主体性与客体性相分裂、科学性与主体性相对立的经济学，金钱至上、货币主义，不可能实现人的幸福与全面发展，陷入“财富悖论”是必然的。西方经济学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理论工具，所以照搬照套西方经济学的中国主流经济学成为中国利益集团的理论工具、照搬照套西方经济学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成为中国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就具有逻辑的必然性。成为中国主流经济学的西方经济学是中国贫富、强弱两极分化的催化剂，这是中国老百姓厌恶中国主流经济学、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看成敌人的根本原因。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对于自己被人民唾弃不应该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以“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自欺欺人，他们之所以失去人心恰恰就是因为他们失去真理，他们之所以失去真理是因为他们把真理看成抽象的、把真理的发展看成线性的过程，把西方抽象的经济学看成绝对真理。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用西方经济学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与转型经济，只能给中国经济带来灾难的同时，造成西方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对立、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对立。
宇宙的发展过程，就是对称化过程；生物的进化过程，就是对称化过程；宇宙的精致结构，表面上有一种冥冥的力量在背后设计和操纵，实际上是对称规律在背后起作用的自然结果。宇宙对称是绝对的，不对称是相对的。对称规律贯穿宇宙的起始和发展过程，渗透宏观和微观的不同层面，是贯穿全息论、辩证论、系统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的核心规律。对称原理是中国经济学的最基本原理。中国经济学有两层含义：一是由中国人自己创立的、具有高度原创性的新的经济学范式，在理论基础、体系结构、实践功能方面同现有的西方经济学流派有本质的不同；二是既反映人类一般经济规律、又反映中国经济特殊规律，能有效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指导中国经济发展、成为中国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理论基础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国经济学范式，就是中华民族固有的天人合一思维方式所蕴含的对称逻辑、对称哲学萌芽运用到现代经济学中，形成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相对称的经济学范式，是通过中国经济学范式体现出来的人类一般经济学范式。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学应是西方经济学合乎逻辑的发展，是对后者的相容和超越；中国经济学代替西方经济学成为人类经济学的主流，是通过空间交替展示时间之矢的人类经济思想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中国经济学范式是幸福经济学范式。幸福经济学就是以主客体对称的对称辩证法和对称经济学为基础理论、以人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为理论出发点、以共有制为经济基础、以价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以合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以和谐经济为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以人的幸福最大化为最终目标、以对称思维方式和整体论思维方法为方法论特征、擅长五度空间分析的经济学的基本模式、基本结构与基本功能。对称性、具体性、全面性，是幸福经济学范式的基本特征。幸福经济学范式本质上就是对称经济学范式。从所渗透的思维方式特征来看，幸福经济学范式本质上只能是中国经济学范式——西方经济学范式与幸福经济学范式在思维方式上根本不兼容。幸福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幸福经济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幸福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正好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成熟、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代替一样，西方经济学范式被对称的、系统的、五度空间模式的中国经济学范式所代替，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学以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中国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中国话语权
[ 2014/03/10 21:32 | by admin ]
2014/03/10 21:32 | by admin ]
实现中国梦必须建立中国自己的话语权体系。对称逻辑确立了科学的思维方式与科学的方法论，对称逻辑、对称哲学、对称经济学使中国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体系。只有对称逻辑才是科学的思维方式，只有对称哲学才是科学的哲学，只有对称经济学才是科学的经济学, 只有对称管理学才是科学的管理学, 只有对称发展观才是科学的发展观。
逻辑是什么？整体上，逻辑就是思维的规律，逻辑学就是关于思维规律的学说。有时逻辑和逻辑学两个概念通用。从狭义来讲，逻辑就是指形式逻辑或抽象逻辑，是指人的抽象思维的逻辑；广义来讲，逻辑还包括具象逻辑，即人的整体思维的逻辑。逻辑和逻辑学的发展，经过了具象逻辑—抽象逻辑—具象逻辑与抽象逻辑相统一的对称逻辑三大阶段。对称逻辑是逻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是辩证逻辑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具象逻辑与抽象逻辑相统一的、逻辑发展的最高阶段。对称逻辑学就是对称逻辑的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对称逻辑以对称规律为基本的思维规律，是天与人、思维与存在、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思维主体与思维客体、思维层次与思维对象、科学本质与客观本质对称的逻辑。对称逻辑就是对称的思维方式。对称逻辑学的产生，既是人类思维、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悖论”“逼”出来的产物。“悖论”，是对称逻辑学产生的催化剂。“悖论”的出现说明原有的逻辑和逻辑学的不完善，说明对称逻辑学的产生是逻辑与逻辑学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随着对称逻辑学的建立，人的整体思维规律被发现，逻辑成为人的整体思维的规律，逻辑学成为研究人的整体思维规律的科学，狭义的逻辑将被扬弃，逻辑将单指广义的逻辑；人类逻辑史也将不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而是从中国《周易》的“天人合一”思想和对称思维方式开始，其后中国的逻辑思想包括儒家的正名、道家的无名、墨家的实名、名家的指名、佛教的超名等都是从名实关系对《周易》“天人合一”思想和对称思维方式的解释和发展。如果说，中国古代的“名实之辩”即“名辩逻辑”是主观的对称逻辑思想，那么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则是客观的对称逻辑思想。而完整的对称逻辑，不但是主观内容和形式对称的逻辑，而且是主观和客观对称的逻辑。而亚氏形式逻辑既然主张可以脱离思维内容抽象研究思维形式，当然也主张可以脱离思维对象抽象研究思维形式。这是对内容和形式、内容和对象对称的对称逻辑的肢解。起源于西方的亚氏形式逻辑可以说只是对中国名实对称关系中“名”的抽象片面的长足发展。周易蕴涵人类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对称辩证法思想，比黑格尔的辩证法早3000多年。马克思把黑格尔唯心辩证法改造成唯物辩证法，列宁把对立统一规律提炼为唯物辩证法的核心规律，毛泽东把对立统一规律概括为矛盾规律。矛盾规律突出了对立统一规律的斗争性，导致了后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对称辩证法恢复了同一性在对立统一规律中的主导地位。从易经的对称辩证法思想到今天的对称辩证法理论体系是辩证法发展的否定之否定，是辩证法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西方的线性思维方式只是人类辩证思维方式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抽象环节。用对称逻辑学的范式解释人类逻辑思想的发展，中国古代文化不是缺乏逻辑，而是人类逻辑学的真正源头。人们之所以把传统逻辑看成形式逻辑，把产生于西方的形式逻辑看成标准逻辑，把西方看成逻辑学的发源地，认为中国人缺乏逻辑思维的传统，是因为人们把知性认识阶段以同一律为核心的思维规律和思维形式混为一谈。人的知性认识阶段以同一律为核心的思维规律虽然由于其一般性特征，在表述形式（“名”）上可以符号化、抽象化、程序化，但仍然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传统逻辑规律内容的具体化和形式的抽象化、数学化、符号化是对称的双向同步过程。符号化不等于形式化，学科体系形式的符号化不等于学科定位的符号化、形式化。仅仅根据传统逻辑规律在表述形式上的抽象化、数学化、符号化就把传统逻辑看成是形式逻辑因而具有普适性是线性思维的产物。
把传统逻辑看成是形式逻辑、把形式逻辑看成标准逻辑还在于混淆了传统逻辑和语言学。与把概念（“名”）说成是思维的形式相联系，人们通常把传统逻辑说成是关于思维“形式”的学说，传统逻辑也就成了“形式”逻辑。我认为，正好象传统把概念说成是思维的形式是混淆了概念和语言一样，把传统逻辑说成是思维形式的学说是混淆了传统逻辑和语言学。如果象马克思说的，只有语言才是思维的形式，那么，只有语言学才是研究思维的形式和形式的规律（如语法规则）的学说。而传统逻辑一开始就不是什么“纯思维形式”的科学。传统逻辑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认为判断的主词和宾词的联系就反映了事物之间的客观关系，列宁说他的逻辑学是寻求、探索，它接近于黑格尔的逻辑学。后来传统逻辑的发展，与其说被“形式”主义化了，还不如说是被歪曲化了。根据恩格斯的传统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关系是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的比喻，可以认为辩证逻辑（对称逻辑是辩证逻辑发展的高级阶段）研究人的认识的理性阶段的规律，传统逻辑则研究人的认识的知性阶段的规律。超出了传统逻辑的适用范围，把传统逻辑应用到整个人类认识的过程，使它成为诡辩的工具并陷入悖论是并不奇怪的。黑格尔之所以认为传统逻辑可以成为诡辩工具，是因为黑格尔把传统逻辑和形而上学混为一谈，从而把传统逻辑的局限性绝对化了。对象决定内容，特定的对象决定特定的内容。事物包含矛盾，包含对立统一，这是对立同一律的客观基础。但任何事物都是相对静止状态和绝对运动状态的统一；对事物的质的相对稳定性，即同一事物、同一属性、同一关系在同一时间、地点下的确定性的反映，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这个反映是人类认识的必经阶段——知性阶段的基本任务，因而同一律是知性认识的基本规律。思维在形式上正确的规律，是语法规则等，而不是同一律。高等数学有内容，初等数学也有内容，从传统逻辑到对称逻辑（中间经过矛盾逻辑），是人类思维方式发展的两大阶段。人类认识，无论是低级的还是高级的，都是客观对象的反映；因此，无论是传统逻辑还是对称逻辑，都是关于思维规律的科学；作为它们研究对象的人类思维、思辩和实在的关系，都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世界是无限的，本性是辩证的和对称的。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也是一个从片面到全面、从现象到本质、从相对到绝对、从抽象到具体、从不对称到对称的过程。这里面有量变，也有质变。相对于整个人类来说，从中国古代朴实的对称思维方式到西方传统逻辑的思维方式再到对称逻辑的思维方式，达到对世界对称本性的自觉认识，是认
中国“天人合一”的世界观通过“知行合一”体现为方法论与认识论。“识时务者为俊杰，
通机变者为英豪”就是讲的通过对策实现主客观的对称。
识发展史的两大飞跃。如果说牛顿力学所代表的近代科学揭示的宏观低速运动规律支配了人们的线性思维方式，使人们满足于传统逻辑的思维方式并把它看成是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因而把西方亚里士多德创立的传统逻辑看成逻辑学的源头的话，那么以相对论、量子力学、
玄理论、宇宙大爆炸理论与生物基因工程为代表的当代科学发展证明了对称关系是宇宙的最深层本质，对称规律是社会的最根本规律，对称原理是科学的最基本原理，这时人们感到要对事物、特别是复杂事物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建立科学的经济学这样的复杂性学科，只有用对称逻辑的思维方式才有可能，用传统逻辑的思维方式只能产生悖论，所以人们只好到中国古代的对称思维方式寻找人类逻辑学的真正源头。中国的对称逻辑思维方式是对人类思维方式发展的贡献。在人类的逻辑发展转向中也体现了对称逻辑：第一次转向：形式抽象化、体系形式化，如：数理逻辑；第二次转向：内容具体化、对象实用化，如：计算机逻辑。从理论形态来讲，中国古代逻辑和哲学是统一的，所以中国逻辑的内容和形式是统一的，中国逻辑是对称逻辑；西方的逻辑和哲学是分离的，所以西方逻辑是形式逻辑。一方面，中西逻辑是异；另一方面，中西逻辑是完整的人类逻辑思想发展链条中的不同环节。异和同，不是横向的比较，而是纵向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称逻辑的产生是逻辑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对称逻辑不但是逻辑学，还是认识论。中国之所以没有西方不可知论、怀疑论的传统，就是因为“天人合一”、主客体对称的思维方式实际上奠定了世界可知性、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的哲学基础，这是自然科学长足发展的前提。由于有了“天人合一”、主客体对称的思维方式，才有了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领先于世界先进水平的发展。中国近代以来自然科学不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周易以来“天人合一”主客体对称的思维方式，而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计划体制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封建宗法制度、官本位、人身依附关系和行政化的学术方式、行为方式，限制了人的创业精神、人劳动的自由自觉性和人的主体性的发展。缺乏创业自由和人的主体性，创新精神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创新精神，科学的发展将缺乏内在的灵魂，思辨与实证、天与人之间将缺乏内在的联结。中国近代自然科学不发展的根源，不在于“天人合一”的对称思维结构，而在于以官统学的一元社会结构。在人类社会领域，对称首先是主客体的对称。天人合一、“万物皆备于我”,实际上不自觉地揭示了宇宙和人、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对称全息关系｡看起来客观的时间、空间、层次的相互转化离不开主客体的相互建构，离不开主体参照系与宇宙客体惯性系的相互变换。一方面，客观事物的本质、本质向现象展开的时空逻辑是客观存在的；另一方面，认识与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本质向现象展开的时空逻辑与历史离不开人类主体的抽象与思维建构。这就是主客体对称的五度空间观。爱因斯坦相对论中的时空就带有主观的色彩,实际上包含着五度空间观的萌芽,只是爱因斯坦不自觉而已｡自从爱因斯坦相对论问世以来,空间和时间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过,在二者的统一中,习惯上是把时间看成空间的一维,而从来没有人把空间看成是时间的一维｡实际上二者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空间的历史发展是空间的逻辑结构的基础,空间的逻辑结构是空间的历史发展的反映｡空间的逻辑结构包括了空间技术史和空间认识､探索的模式,体现了人对空间认识的反思与理论向实践的转化,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空间认识史与空间开发史的统一｡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既然是相对论,就不是绝对的真理。无论是相对论还是量子力学,其中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意识与物质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这本身就说明，用包含意识空间在内、把意识空间与物质空间统一起来的五度空间观来代替相对论的四度空间观有必然性。五度空间观是四度空间观发展的必然结果，五度空间论是相对论的完成，量子理论是相对论向五度空间论转化的中间环节。非线性思维方式的形成、物质的分立结构与量子现象，为五度空间的理论和方法提供了可能的空间基础。
量子力学“测不准”原理告诉我们:主体和客体不可分，世界本来就是你所看到的，主客体的相互
关系不是认识世界的障碍，而是世界的本来面貌；追究离开主体的客体的本来面目是不可能的，
也是没有意义的；关键在于观察者视觉的稳定性、一致性，思考者逻辑的自洽性。
不要说社会科学，即使自然科学都不可能有纯粹的、离开人的主观因素的研究。只有观测、实验、推理同时成为认识和检验真理的手段和标准,才能认识和把握不确定的世界｡空间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不可分不仅仅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而且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也就是说不是康德所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一消极层面意义上,而是空间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爱因斯坦“我绝不相信上帝是在掷骰子”本意是否定量子力学中微观世界的无序运动、形容世界不可能是无序的，无意中却揭示了一条普遍真理----有序即在无序之中，世界是有序与无序的对称。自从量子力学产生以后，想离开不确定性来研究确定性，用线性思维方式来追求所谓“硬科学”，无异于拔着头发离开地球。不要讲经济学，就是物理学也不可能成为这样的“硬科学”。量子力学证明: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在量子力学看来，宇宙中许多不对称的东西实际上是对称的。宇宙中对称是必然的，不对称是偶然的。没有有序与无序的对称，就没有复杂系统。没有有序与无序的对称，就没有社会复杂系统。没有主体性与规律性的对称，就没有社会。社会的有序就在无序之中，确定性就在不确定性之中，规律性就在主体性之中，经济运动的有序规律就是由无序的经济主体的活动组成。没有对称的方法，量子力学与相对论就不能统一，狭义相对论与广义相对论就不能统一，宇宙统一性原理就不能建立。根据五度空间理论，事物的本质就是事物的起源，因此五度空间理论可以完整地解释宇宙的终极理论。宇宙大爆炸理论为量子力学与相对论的统一提供可行的路径。宇宙的终极理论存在的，由宇宙大爆炸产生的宇宙的不同部分有共同的起源，这个共同的起源是宇宙最深层的本质，它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统一的基础。因此，使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统一的途径就是通过找到宇宙的起源来找到宇宙的终极本质——对称。
高举宇宙统一性大旗、并为追寻宇宙统一性而奋斗了大半辈子的爱因斯坦，没能看到本质和现象、
意识与物质、自然与社会的统一，这或许是他的统一场论未能建立起来的根本原因，也是相对论
与量子力学未能统一起来的根本原因。量子现象中主客体不可分充分说明，离开“天人合一”、主
客体的统一，任何“统一场论”都将是一句空话。爱因斯坦之所以能建立相对论，把时空、物质
和力统一起来，靠的就是对称性原理。对称性原理决定着基本相互作用大统一理论的发展方向，
并在弱电和强相互作用的统一中得到体现和证明。
主体和客体对称的思维结构，对于完整地、统一地把握自然、社会、思维的本质及其相互关系，主体、客体的本质及其相互关系，宇宙及其各个组成部分的本质与相互关系，有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把主客体看成本来就是同属于不可分的统一的空间架构中，那么在量子世界中看来不可解决的一系列难题，如微观世界到底是粒子、波、场还是弦等都可迎刃而解。对称逻辑是通过主客体对称和五度空间架构的典型分析认识本质、发现规律、消解悖论、推动量子时代科学发展的比形式逻辑更高级的科学方法。在牛顿力学层面的形式逻辑思维方式看来，只有纯客观的才是实证的。在量子力学层面的对称逻辑思维方式看来，主客体不可分，实证在于主客体的统一，实践标准是事实标准、价值标准、逻辑标准的统一。在牛顿力学层面的形式逻辑思维方式看来，经济学的客观性与主体性是对立的；在量子力学层面的对称逻辑思维方式看来，经济学的主体性与客观性不仅不矛盾，而且是内在一致的。在牛顿力学层面的形式逻辑思维方式看来，作为经济学出发点的公理、定理应该是抽象的；在量子力学层面的对称逻辑思维方式看来，作为经济学出发点的公理、定理应该是具体的。把脱离具体的、还原论意义上的抽象的公理、定理作为经济学的出发点，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是对立的。以具体的公理、定理作为经济学的出发点，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是统一的。在牛顿力学层面的形式逻辑思维方式看来，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是对立的，政府宏观调控与利伯维尔场是对立的；在量子力学层面的对称逻辑思维方式看来，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是对称的，政府宏观调控与利伯维尔场是统一的，在经济社会化、社会经济化的今天，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间已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宏观经济学以微观经济学为基础,微观经济学全息体现了宏观经济学。企业经营模式就是社会发展模式, 对称经济学也就是对称管理学。只有在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知识经济学与物质经济学相统一的对称经济学范式中，才能理解对称，才能扬弃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对立、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的对立、政府宏观调控与民间自由活力的对立、“国进”与“民进”的对立。经济现象是复杂性现象，以形式逻辑为充分条件推导出来的理论可以符合经济现象的某一侧面，但不可能符合经济现象的整体，因此也不可能符合经济现象后面的规律，揭示经济现象后面的本质；它可以被经济现象的某一方面证实，同样可以被经济现象的另一方面证伪。用仅仅满足形式逻辑要求的经济学理论指导经济工作，只能对经济活动产生误导。西方经济学中的“格雷欣法则”即所谓“劣币驱逐良币法则”本身不是一条法则，而只是对一类现象的描述，所以它很容易就被另一类现象即“良币驱逐劣币法则”或“逆反格雷欣法则”所代替。“格雷欣法则”与“逆反格雷欣法则”从正反两方面证明（或展现）了一条真正的经济（学）基本规律：价格直接反映价值。价格反映价值是绝对的，价格背离价值是相对的。在不同的情况下，人们用“劣币驱逐良币”与“良币驱逐劣币”这两种不同的方式来运用这条规律。这是价值与价格的对称原理。这才是经济学的真正的规律。
西方经济学家总喜欢把一类现象称作“定律”或所谓的“法则”，因而他们的“法则”总是很容易被相反的现象所证伪。这就是“格雷欣法则”及“逆反格雷欣法则”出现的原因。“格雷欣法则”与“逆反格雷欣法则”等悖论的大量出现说明，由于经济现象的复杂性，研究经济学不懂对称逻辑、仅仅用传统形式逻辑是不可思议的。不懂对称逻辑不可能进行任何真正有科学价值的经济学研究。
非线性的对称分析是经济学研究的前提，也是保证经济学分析的精确性的基础。经济研究的“精确性”这个概念、精确性的标准也只能在对称逻辑这个思维范式语境中才能得到“精确”的定义，在传统线性逻辑思维范式中的“精确性”这个概念和精确性的标准，在对称逻辑思维范式语境中只是偏见，而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在对称逻辑看来，任何一门科学的任务，是对特定对象客观规律的反映或揭示，在此基础上形成科学规律。如果所形成的科学规律不可能被证伪，那么这种反映或揭示（分析和综合）就是精确的，不管这种反映或揭示的形式是图形语言还是文字语言（数学语言既有图形语言也有文字语言，但同自然的图形语言与文字语言没有本质的不同）。这里要把反映本质、规律的“精确”和对现象描述的“精确”区别开来。西方经济学热衷于用各种高深的数学建构各种经济模型对经济现象进行“精确”的描述，但由于这种“精确”只是现象的“精确”而非本质的“精确”，所以只是挂一漏万、一叶障目甚至南辕北辙的“精确”，离“精确”反映经济规律十万八千里。这就是西方经济学经常出现悖论的根本原因。西方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其“精确”只是数学游戏，没有任何科学价值。对称逻辑的典型分析方法、规范与实证相统一的方法、还原与整体相统一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可以保证对称的非线性分析的精确性。
西方标准的新古典边际分析方法在形式逻辑上是严密的，也得到了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积累了近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巨大成就”的证明，因此在形式逻辑这个层面而言，西方标准的新古典边际分析方法是真理。但就我国的近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目前遇到的由于美国金融危机使美元不断贬值而我国却无可奈何的困境、国家为对冲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而增发与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相当的人民币基础货币使国内通货膨胀的困境、因通货膨胀使人民不敢消费而使国内市场低迷、内需企业前景暗淡、失业率提升、资源枯竭、技术水平与产业结构提升速度缓慢、发展缺乏后劲等等现象来看，我国积累的近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不是出口导向型经济成功的标志而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失误的证明。
形式逻辑用边际分析方法，对称逻辑用规模分析方法，只有规模分析方法才是对经济现象的整体分析，边际分析只能作为规模分析的环节而被包容在规模分析之中。用边际分析方法，符合形式逻辑要求的西方标准的新古典方法是真理；用规模分析方法，符合形式逻辑要求的西方标准的新古典方法是谬误，并给我国的发展战略造成重大误导，给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重大损失。所谓经济学“三元悖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就开放经济下的政策选择问题提出，其含义是：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实现两个目标，而放弃另外一个目标。此“悖论”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把“汇率稳定”和“汇率固定”画等号。只要把“汇率的稳定性”不是理解成汇率的固定性，而是理解成货币价格和价值的对称，货币价值是“货币实际发行量”和“有效经济总量”的对称，货币价格（汇率）随着货币价值的变动而变动，但变动的比值不变，那么就可以做到汇率的稳定性和汇率的浮动性的统一，汇率的稳定性通过汇率的浮动性表现出来，汇率的浮动性体现了汇率的稳定性，也就可以做到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三者同时实现。解悖的关键是定义“汇率稳定”这个概念，关键的关键是理解货币价值和价格的对称关系、汇率稳定性和汇率浮动性的对称关系、“货币实际发行量”和“有效经济总量”的对称关系。在这里对称逻辑通过使概念的对象和对象对称，实现概念的内涵和概念的对象对称。“汇率稳定”这个概念不是指的汇率形式上的固定，而是指的汇率（货币价格）随着货币价值的变动而变动，但变动的比值不变；也就是说，汇率名义上变了，但实际汇率没变。如果各国采取对本国有利的投机主义货币政策，故意使本国货币贬值或升值，那么在固定汇率制下就有可能使其他国家受损。在这种情况下固定汇率制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是不兼容的，即使资本完全流动也不可能解决这个矛盾。但如果汇率在随行就市中使汇率和各国投机主义货币政策造成的该国货币币值的变化同步，使货币的价格和价值随机实现一致，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就可以统一，同时也就可以实现投资性资本的完全流动性。在对称逻辑的思维方式看来，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本来只能是相对的，国际货币体系包括对各国货币政策进行监管的机制，投机性的国际资本流动本来就应该被有效控制。“三元悖论”及其解决说明只有以对称逻辑为思维方式的对称经济学才是科学的经济学。主体和客体对称的对称逻辑思维结构说明“规范”不仅是一种主观价值判断，而是本身是社会、历史、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规范本身是实证的，实证本身是规范的，二者不存在并列的、外在的关系，因而也不存在谁补充谁的问题。因此，经济学范式应是实证与规范的统一；经济的世界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是不可分开的。主体和客体对称的对称逻辑思维方式是经济学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统一的理论依据。既然经济现象是复杂性现象，对经济现象的整体分析只能用规模分析，所以符合形式逻辑要求只能是经济学真理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仅仅符合形式逻辑要求的经济学理论既可以被证实也可以被证伪。规模分析方法是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在经济领域的具体运用，而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是对称逻辑的方法，所以只有不但符合形式逻辑、而且符合对称逻辑要求的经济学理论才是真理，这样的真理只能被证实不能被证伪。所以形式逻辑是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西方政治经济学在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时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形式逻辑思维方式同客观现实的不对称。西方政治经济学家虽然理论上也接触过相对论、量子力学，但没有升华为他们的思维方式。这在认识根源上，体现出具体科学转变为思维方式的滞后性；在利益根源上，是要使他们肤浅的经济学知识披上“科学”的外衣使之转变为话语霸权的资本，这又体现出知识转化为权力的超前性。这种知识和利益的反差、具体知识和思维方式的反差，是他们话语霸权表象后面的致命弱点，是照搬照套西方政治经济学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在解释中国经济时经常成为老百姓嘲弄对象的根本原因。对经济学的最根本分析是范式分析。人类已经进入量子时代，需要量子力学的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秉持牛顿力学层面的形式逻辑线性思维方式只能落伍。对称逻辑是非线性思维方式的逻辑化，是研究非线性复杂现象必须运用的思维方式；只有对称逻辑把悖论和矛盾、逻辑矛盾和辩证矛盾放在同一个框架中研究才能抓住最深层的本质，不会出现用悖论研究悖论、用矛盾解决矛盾的困境，以致我们说不懂对称逻辑不可能进行任何真正有科学意义的经济学研究。西方经济学之所以不是科学，就是因为没有运用对称逻辑。
用对称逻辑时间分段法解“鳄鱼困境悖论” 一个鳄鱼偷了一个父亲的儿子，它保证如果这个父亲能猜出它要做什么，它就会将儿子还给父亲。如果这个父亲猜“鳄鱼不会将儿子还给他”，就会成为所谓的“悖论”：如果鳄鱼不还儿子，那么父亲就猜对了，鳄鱼就必须把孩子还给父亲，否则鳄鱼违背了诺言；如果鳄鱼将儿子还给他，那么父亲就猜错了，鳄鱼又违背了诺言。
解悖：鳄鱼“要做什么”是一种心理状态，鳄鱼“把孩子还给父亲”是一种行为，二者在时间上是前后衔接的两个阶段。同样，这个父亲猜“鳄鱼不会将儿子还给他”是鳄鱼心理状态，后来“鳄鱼将儿子还给他”是鳄鱼行为。这个父亲猜“鳄鱼不会将儿子还给他”这种鳄鱼的心理状态和后来“鳄鱼将儿子还给他”这种鳄鱼行为之间同时存在并不矛盾——正是因为这个父亲猜对了鳄鱼的心理“不把儿子还给他”，所以鳄鱼为了履行诺言必须在行动上把儿子还给他。在这里对称逻辑通过限定时间范围，使语言的内容和语言的对象对称。
悖论与解悖 只要运用对称逻辑，没有一个悖论无解。悖论是表面上同一命题或推理中隐函着两个对立的结论，而这两个结论都能自圆其说。悖论的抽象公式就是：如果事件A发生，则推导出非A，非A发生则推导出A。悖论是命题或推理中隐含的思维的不同层次、意义（内容）和表达方式（形式）、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事实和价值的混淆，是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思维主体与思维客体、思维层次与思维对象的不对称，是思维结构、逻辑结构的不对称。悖论根源于知性认识、知性逻辑（传统逻辑）、矛盾逻辑的局限性。产生悖论的根本原因是把传统逻辑形式化、把传统逻辑普适性绝对化。
对称逻辑不但是逻辑学，还是方法论。对称逻辑既是思维方式，也是认识与科学研究的方法。“天人合一”是对称的思维结构。宇宙的本质是对称的，宇宙的发展对称是绝对的、不对称是相对的；矛盾的同一性是绝对的，斗争性是相对的。对称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过程，也是思维发展的基本过程。天与人、主体与客体、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的统一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同样，从矛盾辩证法到对称辩证法也是自然历史过程。对称辩证法与矛盾辩证法有本质的不同，对称辩证法就是思辨性与实证性的同一。科学以形而上学为前提，以本质为出发点；本质—规律—现象是科学建构的不同层次。对称辩证法与矛盾辩证法的联系和区别，说明了科学的思辨性与实证性、形上与形下相统一的哲学依据；科学是以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为出发点，科学本质与客观本质、科学规律与客观规律相互建构的过程。这个过程说明，世界是可知的，思辨性与实证性是对称的；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是对称的，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物质与意识、天与人之间的同一是绝对的，差异、对立与斗争是相对的。主体活动和规律是统一的，经济学的主体性与科学性是统一的。对称哲学既是出世的形而上学，也是入世的道德哲学、实践哲学，外部世界的实在问题同人的存在问题是同一个问题。对称逻辑学的建立具有必然性；它的建立使人对复杂经济现象的认识有了科学的方法。对称方法整体上就是五度空间架构中时间、空间、层次相对称的方法，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相对称的方法。对称，即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对称的方法就是实事求是的方法，“实事求是”是最根本的对称方法。对象决定方法——社会的复杂性、科学的整体性，决定了必须用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对称的方法。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在实践中的运用结果可以看出，毛泽东思想绝非简单移植马克思主义的产物，也非“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结晶，而是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主体扬弃马克思主义的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总体上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以毛泽东思想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一，是中华传统文化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主要思想来源的直接形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中国梦和毛泽东思想不是割裂的，而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延伸；以邓小平理论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一，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主要思想来源的直接形态。对称方法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从历史必然性与个人性格相结合的角度分析，实现人物事件评价的客体与主体、逻辑与历史的一致，而不是简单的进行多少“开”的统计学意义上的数量分析。对毛泽东及其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必须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结合毛本人的一贯思想进行分析，简单说毛泽东建国有功建设有错文革有罪、一生功过三七开、文化大革命纯粹是一场动乱等等的评价都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其中渗透的是片面、直线的思维方式。实践证明：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在思维方式上本身就是错误的，给随后改革开放的实践带来消极的影响。因此对文化大革命也必须用对称方法进行扬弃。对称方法要求我们既反对个人崇拜，也需要领袖权威；既承认人民创造历史，也不否认英雄创造历史；我们既需要法制，也需要铁腕人物；我们既需要开放融入全球经济，我们也需要民族主体性；我们需要改革，我们也需要人民当家作主的公有制为主体；我们反对权贵阶级利用对国有资源的垄断盘剥人民，我们也需要政府代表人民维护公平竞争的必要的垄断；我们反对权力寻租，我们也需要政府宏观调控；我们需要政府服务职能，我们也需要政府经济职能；我们需要经济增长，我们也需要共同富裕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也需要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十八大报告“既不走僵化封闭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在扬弃左右的基础上融合左右、在融合左右的基础上超越左右、既非左派又非右派的思维方式就是对称逻辑的思维方式。无论是总结历史经验还是展望未来制定战略发展规划都必须运用对称方法，只有运用对称方法才能建立经济高速发展、清正廉洁、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称的方法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任何方法都有参照系；所谓没有任何参照系的“玄学”、“形而上学”方法或哲学方法，实际上是以整个宇宙为参照系。科学范式的转变过程，是参照系转移的过程。人类认识的深化、参照系的转移，适合新的参照系的科学原理的出现，并非旧的科学原理被证伪：它们在各自的参照系里都是绝对真理；相对于不同的参照系，它们是等价的。以地球为参照系，“地球中心论”是正确的。以太阳系为参照系，太阳中心论是正确的。以宇宙为参照系，无中心论是正确的。以人类为参照系，“人类中心论”是正确的。只要明确不同的参照系，把不同的理论、学说放在不同的参照系中考察，那么就不会陷入真理观上的绝对主义和真理观上的相对主义。真理是一元与多元的统一。在特定的参照系中，只有一个真理，真理和谬误的界限是明确的，不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所以真理是绝对的、一元的；在不同的参照系中，有不同的真理，相对于各自的参照系来讲，这不同的真理相互之间是等价的，所以真理是相对的、多元的。牛顿力学定律在宏观低速领域是真理，在微观高速领域不是真理，不能说是牛顿力学定律本身被证伪，而只能说是参照系不同，牛顿力学定律不适用于微观高速领域。同理，量子力学定律在微观高速领域是真理，在宏观低速领域不是真理，不能说是量子力学定律本身被证伪，而只能说是参照系不同，量子力学定律不适用于宏观低速领域。从牛顿力学层面的形式逻辑思维方式来看，马克思的矛盾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剩余价值理论，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 理论与人的自私本性假设是真理。在量子力学层面的对称逻辑思维方式看来，中华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诚信观念、义礼统一才是真理。根据对称逻辑的思维方式，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统一起来的，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理论、马克思《资本论》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都是建立在一般均衡论的基础上，而实践证明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科学社会主义与科学发展观只能建立在主客体统一的对称论基础上而不能建立在一般均衡论的基础上。参照系的转移、真理的适用范围不同、真理的相对性和多元性不是真理本身的可证伪性。根据对称方法，可证伪性不是科学的本质属性。一般均衡论、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总供给总需求理论、价格经济学、建立在价格经济学基础上的“需求定律”和小商品经济时期这一参照系是对称的，在市场经济时期已经过时。建立在一般均衡论、总供给总需求理论、价格经济学、“需求定律”基础上的计量经济学模型被市场经济的实践所证伪，无法真正解决市场经济的实际问题是必然的，不能由此得出可证伪性是经济科学的本质属性的结论，也不能由此认定经济学本来就不是科学。经济现象是复杂性现象，研究经济现象、探索经济规律、提出和运用经济学定律、考察经济学发展必须把特定的对象，包括经济现象与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学说、经济学学派放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层次中考察。对称方法是对称经济学最根本的方法，是把握复杂经济现象、建立科学经济学必要的科学方法，是建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揭示市场化改革核心、定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核心机制必要的科学方法。
对称逻辑不但是逻辑学，还是对策论。西方信息经济学信息不对称理论、博弈理论源于世界不可知的世界观，中国“天人合一”、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的世界可知论则偏爱对策论。对策论可以解决西方博弈论、信息经济学中“信息不对称”、世界不确定、人心不可捉摸、理性不可预期、“趋势”不可预测、“囚徒困境”、 “经济人”有限理性问题。如果说，商品经济是平面的，市场经济是立体的，那么，具体的交易行为也一样：简单的商品交易是平面行为，复杂的市场交易是立体的、系统的、全息的过程。如果说，一只羊和一把斧头的交易，由于产品的信息量简单，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那么，汽车（是新车还是二手车并无本质不同）交易由于其产品的信息量大，其中“信息不对称”完全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如试用期、保质期、保修期）来回避。所以，所谓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完全是用适合于商品交易的线性的、简单化的博弈论思维方式，来套到市场交易上面的结果；在这里与其说是信息不对称，不如说是思维方式、交易方式不对称；也就是说，“信息不对称”问题不是客观的，而是人为的，是由于人的思维方式局限性制造出来的问题。只要交易过程的思维方式与制度设计、交易方式是对称的，那么所谓“信息不对称”问题可迎刃而解。信息对称问题，本质上是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如果说，人认识宏观世界仅凭肉眼观察即可，那么，如果人要认识微观和宇观世界，实现人同微观和宇观世界的信息“对称”，就必须借助仪器，如显微镜、望远镜；同样，人如果要认识社会、认识复杂产品的信息，实现人（买家）同卖家信息的“对称”，就必须借助于“制度设计”。在这里，制度设计（包括各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以及种种产品保质保修的约定、合同等等）就是使人（买家）认识产品信息、实现主体同客体“信息对称”的工具。信息不对称问题，实质是信息认识论问题；而要解决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就要转信息认识论为信息控制论。换言之，用信息控制论来代替现在通行的信息认识论，可以实现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实现博弈论、信息认识论向对策论转化。
实现中国梦必须建立中国自己的话语权体系。对称逻辑确立了科学的思维方式与科学的方法论，对称逻辑、对称哲学、对称经济学使中国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体系。只有对称逻辑才是科学的思维方式，只有对称哲学才是科学的哲学，只有对称经济学才是科学的经济学, 只有对称管理学才是科学的管理学, 只有对称发展观才是科学的发展观。以对称逻辑为思维方式与科学方法论，世界是可知的，信息是对称的，科学是不可证伪的。通过对策来实现的对称，是一个从主观到客观、主体到客体的自上而下层层递进的过程，是通过主观整合客观、主体整合客体的立体动态五维系统，体现了主客体的相互转化原理。主体和客体、相对主体和相对客体是相互创造、相互生成的过程。主体和客体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两个基本层次，主体和客体的对称是社会经济系统的基本对称关系，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整个社会系统是否对称协调有序，将决定社会系统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对称逻辑，实现中国梦需要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梦想、理想和现实的对称是主体和客体对称的内在机制，是使主体活动起来构成同现实对称的根本原因，理想和现实的对称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理想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程度和深刻程度是人的主体性高低的根本，只有从理想和现实的对称关系出发才能对主体和客体的对称之所以是社会基本对称的原理作出正确的说明。社会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社会，理想的社会造就理想的个人，理想的个人创造理想的社会，“当每个人自由自觉的劳动成为其他人自由自觉的劳动的前提而不是障碍时，就是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