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72）：评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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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1/05 13:29 | by admin ]
2014/01/05 13:29 | by admin ]
一旦不公平成为社会可以接受的行为模式，那么，靠不正当手段先富起来的人会拥有更多的不正当手段获取更多的社会财富；其结果只能是穷者越穷、富者越富，蛋糕做得越大，穷人分到的份额就可能越少；穷人不但相对贫困化而且绝对贫困化
张维迎：“1984年4月我提出‘双轨制价格’的改革思路。我认为价格问题的根源在于价格制度的不合理，改革方向是放弃政府定价，转向市场定价。改革办法是实行以‘放’为主的价格双轨制，即先使计划额度固定不变，放开计划外产品的价格控制，在逐步减少计划内商品牌价的交易范围，直到建立完全的市场价格体制。”⑤“由于双轨制带来官员腐败后果因而受到广泛批评。但会过头来看，这可能是制度改革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之一。如果我们认为改革是必要的，新体制就必须至少应该是一个‘卡尔多—希克斯改进’，也就是社会总财富的增加。但如果我们不能把‘卡尔多—希克斯改进’转化为‘帕累托改进’，改革就根本无法进行。”⑥所谓“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就是如果那些从社会资源再分配中获利的人获得的利益足够补偿那些从中亏损的人利益，那么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就是有效率的，虽然并没有要求产生实际的补偿。所谓“帕累托改进”就是一项政策能够至少有利于一个人，而不会对任何其他人造成损害。所以“卡尔多-希克斯改进”也称为潜在的帕累托改进。“卡尔多—希克斯改进”与“帕累托改进”是张维迎等人极力主张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即著名的“大蛋糕”理论的理论依据，“大蛋糕”理论认为应该先通过不要公平的效率把蛋糕做大培植起富人阶层，再给因受到不公平待遇而成为穷人的人以适当的补偿，这样穷人得到的也会比以前更多。但无论是“卡尔多-希克斯改进”，还是“帕累托改进”，都是以效率为参照而不是以公平为参照；在这两种所谓的“改进”中，效率往往是以牺牲公平为前提。“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固然可以容纳坑蒙拐骗强取豪夺，“帕累托改进”对任何其他人不会造成损害也只是静态抽象意义上，从动态、现实意义上，即从机会平等、贡献与索取统一意义上，“帕累托改进”也必然会对其他人造成损害。一旦不公平成为社会可以接受的行为模式，那么，靠不正当手段先富起来的人会拥有更多的不正当手段获取更多的社会财富；其结果只能是穷者越穷、富者越富，蛋糕做得越大，穷人分到的份额就可能越少；穷人不但相对贫困化而且绝对贫困化。所以，如果以“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和 “帕累托改进”为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和市场化改革成功的参照，那么张维迎率先推出的“双轨制”可以看成是渐进式改革的必要步骤，从理论到实践可以看成是张维迎的创新成果和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其带来官员腐败的后果就是“制度改革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张维迎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功臣；但如果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和市场化改革成功的参照不是效率，而是效率与公平的一致，平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那么“双轨制”带来的官员腐败及其对整个社会公平体系、道德体系、司法体系、社会主义信仰体系、人的理想信念和综合素质的重大冲击、社会稳定可持续发展根基被动摇的后果就不是“制度改革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而是迄今为止市场化改革某种程度失败的标志，那么张维迎自我标榜的由他首创的“双轨制”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功绩”就必须转变成历史耻辱。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张维迎：“1984年4月我提出‘双轨制价格’的改革思路。我认为价格问题的根源在于价格制度的不合理，改革方向是放弃政府定价，转向市场定价。改革办法是实行以‘放’为主的价格双轨制，即先使计划额度固定不变，放开计划外产品的价格控制，在逐步减少计划内商品牌价的交易范围，直到建立完全的市场价格体制。”⑤“由于双轨制带来官员腐败后果因而受到广泛批评。但会过头来看，这可能是制度改革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之一。如果我们认为改革是必要的，新体制就必须至少应该是一个‘卡尔多—希克斯改进’，也就是社会总财富的增加。但如果我们不能把‘卡尔多—希克斯改进’转化为‘帕累托改进’，改革就根本无法进行。”⑥所谓“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就是如果那些从社会资源再分配中获利的人获得的利益足够补偿那些从中亏损的人利益，那么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就是有效率的，虽然并没有要求产生实际的补偿。所谓“帕累托改进”就是一项政策能够至少有利于一个人，而不会对任何其他人造成损害。所以“卡尔多-希克斯改进”也称为潜在的帕累托改进。“卡尔多—希克斯改进”与“帕累托改进”是张维迎等人极力主张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即著名的“大蛋糕”理论的理论依据，“大蛋糕”理论认为应该先通过不要公平的效率把蛋糕做大培植起富人阶层，再给因受到不公平待遇而成为穷人的人以适当的补偿，这样穷人得到的也会比以前更多。但无论是“卡尔多-希克斯改进”，还是“帕累托改进”，都是以效率为参照而不是以公平为参照；在这两种所谓的“改进”中，效率往往是以牺牲公平为前提。“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固然可以容纳坑蒙拐骗强取豪夺，“帕累托改进”对任何其他人不会造成损害也只是静态抽象意义上，从动态、现实意义上，即从机会平等、贡献与索取统一意义上，“帕累托改进”也必然会对其他人造成损害。一旦不公平成为社会可以接受的行为模式，那么，靠不正当手段先富起来的人会拥有更多的不正当手段获取更多的社会财富；其结果只能是穷者越穷、富者越富，蛋糕做得越大，穷人分到的份额就可能越少；穷人不但相对贫困化而且绝对贫困化。所以，如果以“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和 “帕累托改进”为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和市场化改革成功的参照，那么张维迎率先推出的“双轨制”可以看成是渐进式改革的必要步骤，从理论到实践可以看成是张维迎的创新成果和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其带来官员腐败的后果就是“制度改革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张维迎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功臣；但如果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和市场化改革成功的参照不是效率，而是效率与公平的一致，平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那么“双轨制”带来的官员腐败及其对整个社会公平体系、道德体系、司法体系、社会主义信仰体系、人的理想信念和综合素质的重大冲击、社会稳定可持续发展根基被动摇的后果就不是“制度改革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而是迄今为止市场化改革某种程度失败的标志，那么张维迎自我标榜的由他首创的“双轨制”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功绩”就必须转变成历史耻辱。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中国梦系列（五）：中国梦是强国梦
[ 2013/12/28 22:07 | by admin ]
2013/12/28 22:07 | by admin ]
中国的强国发展模式是对称的、时空层次相统一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辨证发展过程，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发展而是以中国为主体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逻辑不是西方经济的增长逻辑而是五度空间相互转化的逻辑。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是中国经济后来居上成为强国的契机，跟在西方国家后面爬行永远只能是弱国而不可能成为强国。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整体目标，就是建立一个能够在国际上傲视群雄、与狼共舞的强国。强国是国民素质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信息现代化、科技现代化、知识现代化、制度现代化、管理现代化、城镇现代化、国防现代化，有高度的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体性和国际竞争力的国家。上述十大现代化是强国的硬件，民族凝聚力是强国的软件，现代化+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体性—国际竞争力是强国从内到外、层层递进的功能展示。没有平等、正义、自由、民主、人民幸福，就没有民族凝聚力；没有民族凝聚力，就没有民族主体性；没有民族凝聚力与民族主体性，就没有国际竞争力。国际竞争力是强国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强国的国际竞争力，不是向国外倾销低附加值产品的能力，不是和大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能力，不是和强国建立“谁也离不开谁”的“婚姻关系”的能力，而是不依附任何强国独立自主走自己发展道路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国际舞台上举止优雅长袖善舞风度翩翩拥有举足轻重话语权的能力，在和任何强国交往中拥有主动权、在国际政治经济走向中拥有主导权的能力，为维护国际公平秩序维持国际关系平衡敢于和任何强国叫板的能力，使本民族文化引领世界文化发展潮流在国际上得到尊重的能力，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尊严、本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能力，维护国家经济、政治、科学技术信息安全的能力。GDP总量只是大国的指标之一，不是大国的核心指标，更不是大国的目标。大国只是强国的有利条件，不是强国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强国的充分条件。如果既是大国又是强国，就是超级大国。我们中国地大物博人口多，作为大国是不争的客观事实；我们中国的强国梦就是超级大国梦。说我们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无异于说我们中国永远不做强国，将“韬光养晦”进行到底，这只能造成人心涣散、民族凝聚力降低。
强国，既是国家发展的目标，也是国家发展的模式。中国的强国发展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统一的模式，就是在经过计划体制确立中国国家民族主体性、建成中国初步工业化体系的基础上再通过改革开放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建成和不断自我完善的模式。中国的强国发展模式是一般和特殊、抽象和具体、逻辑和历史、理想和现实的统一。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体现出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包括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个阶段；在中国一穷二白、半殖民地半封建、民族主体性几乎丧失殆尽的基础上建成独立完整的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经过计划经济这个阶段才能确立中国国家独立自主、主权领土完整的民族主体性、建成中国初步工业化体系与形成国家有效的宏观调控能力，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有坚实的基础和必备的前提。建国30年的计划经济是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的政治经济前提，是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自然历史过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包括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大阶段，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也经过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两大步骤。没有经济体制改革，没有人的主体性的解放与高扬，没有民间创业潮形成的经济活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主体基础。在充满活力的微观经济机制已经成型时，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使政治体制成为民主与法制相统一、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相对称的、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有效宏观调控的制度保障，经济自由化的结果只能是腐败盛行、世风日下、人的道德素质降低、数字泡沫经济与两极分化，造成人心涣散、民族凝聚力降低。中国的强国发展模式是对称的、时空层次相统一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辨证发展过程，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发展而是以中国为主体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逻辑不是西方经济的增长逻辑而是五度空间相互转化的逻辑。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是中国经济后来居上成为强国的契机，跟在西方国家后面爬行永远只能是弱国而不可能成为强国。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整体目标，就是建立一个能够在国际上傲视群雄、与狼共舞的强国。强国是国民素质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信息现代化、科技现代化、知识现代化、制度现代化、管理现代化、城镇现代化、国防现代化，有高度的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体性和国际竞争力的国家。上述十大现代化是强国的硬件，民族凝聚力是强国的软件，现代化+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体性—国际竞争力是强国从内到外、层层递进的功能展示。没有平等、正义、自由、民主、人民幸福，就没有民族凝聚力；没有民族凝聚力，就没有民族主体性；没有民族凝聚力与民族主体性，就没有国际竞争力。国际竞争力是强国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强国的国际竞争力，不是向国外倾销低附加值产品的能力，不是和大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能力，不是和强国建立“谁也离不开谁”的“婚姻关系”的能力，而是不依附任何强国独立自主走自己发展道路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国际舞台上举止优雅长袖善舞风度翩翩拥有举足轻重话语权的能力，在和任何强国交往中拥有主动权、在国际政治经济走向中拥有主导权的能力，为维护国际公平秩序维持国际关系平衡敢于和任何强国叫板的能力，使本民族文化引领世界文化发展潮流在国际上得到尊重的能力，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尊严、本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能力，维护国家经济、政治、科学技术信息安全的能力。GDP总量只是大国的指标之一，不是大国的核心指标，更不是大国的目标。大国只是强国的有利条件，不是强国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强国的充分条件。如果既是大国又是强国，就是超级大国。我们中国地大物博人口多，作为大国是不争的客观事实；我们中国的强国梦就是超级大国梦。说我们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无异于说我们中国永远不做强国，将“韬光养晦”进行到底，这只能造成人心涣散、民族凝聚力降低。
强国，既是国家发展的目标，也是国家发展的模式。中国的强国发展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统一的模式，就是在经过计划体制确立中国国家民族主体性、建成中国初步工业化体系的基础上再通过改革开放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建成和不断自我完善的模式。中国的强国发展模式是一般和特殊、抽象和具体、逻辑和历史、理想和现实的统一。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体现出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包括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个阶段；在中国一穷二白、半殖民地半封建、民族主体性几乎丧失殆尽的基础上建成独立完整的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经过计划经济这个阶段才能确立中国国家独立自主、主权领土完整的民族主体性、建成中国初步工业化体系与形成国家有效的宏观调控能力，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有坚实的基础和必备的前提。建国30年的计划经济是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的政治经济前提，是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自然历史过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包括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大阶段，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也经过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两大步骤。没有经济体制改革，没有人的主体性的解放与高扬，没有民间创业潮形成的经济活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主体基础。在充满活力的微观经济机制已经成型时，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使政治体制成为民主与法制相统一、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相对称的、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有效宏观调控的制度保障，经济自由化的结果只能是腐败盛行、世风日下、人的道德素质降低、数字泡沫经济与两极分化，造成人心涣散、民族凝聚力降低。中国的强国发展模式是对称的、时空层次相统一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辨证发展过程，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发展而是以中国为主体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逻辑不是西方经济的增长逻辑而是五度空间相互转化的逻辑。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是中国经济后来居上成为强国的契机，跟在西方国家后面爬行永远只能是弱国而不可能成为强国。
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71）：评林毅夫经济学研究方法（二十）
[ 2013/12/22 11:48 | by admin ]
2013/12/22 11:48 | by admin ]
苏东“休克疗法”不是林毅夫企业“自生能力”的成功佐证，而是苏东按林毅夫企业“自生能力”疗法导致休克的失败证明。实践证伪了林毅夫企业“自生能力”的理论
林毅夫：“所谓‘自生能力’，我的定义是‘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预期这个企业可以在没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护的情况下，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在企业都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前提下可以推论，如果一个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中并未获得大家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则一定是由于缺乏正常管理。其中可能有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激励机制问题或是产权问题，也可能有政府对企业经营的不正当干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确实表现出了这些问题，在这个理论框架之下，社会主义经济转型的成功，有赖于消除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妨碍企业正常经营管理的产权、公司治理和政府干预问题，让企业能够有正常的管理。‘休克疗法’就是建立在上述的理论基础之上。” ⒁林毅夫在这里把企业的主体性归结为所谓的“自生能力”，又把企业的“自生能力”归结为“没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护的情况”下，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这是对企业主体性的片面肤浅的理解。所谓企业的主体性，是指企业的自组织能力；就是企业作为系统通过自组织同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流从而进行生产和竞争的能力，就是企业的创新-创造-创业能力，就是企业通过建立创业型组织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提高公司价值的能力。主体性高低同自组织能力成正比，由系统的要素和结构两方面决定。一个企业能靠自身能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是主体性强的表现。而国有企业之所以没有主体性，就是由于它们缺乏自组织能力。但如果为了提高国企的主体性，而把其廉价拍卖甚至送人，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则同样是用他组织来代替自组织，因为主体改变了。提高企业主体性的基础和渠道是创业，提高国有企业主体性的基础是二次创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创业。改革开放以来的创业潮，使企业主体性大大增强。改革开放、体制调整对要素的提升作用，主要是通过制度对企业的主体性的导向和催化来实现的。非创业型企业是平面型企业，创业型企业是立体型企业。创业型企业就是不断改进自身的要素与结构、不断提升自组织能力的企业；就是以创新能力为主导、以产权明确为基础、以团队精神为核心、以制度健全为保证的主体素质全面提升的企业；就是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以资本运营为核心、以资产运营为纽带、以产品运营为归宿的创业型组织。创业型企业肯定是创新型企业，而创新型企业要成为创业型企业，还要有其他方面的配套措施。与非创业型企业只着眼于资本的扩展、生产的扩大、利润的增加不同，创业型企业首先着眼于自身综合素质的提高、企业整体功能的发挥、生产力与竞争力的增强，以取得可持续发展。企业创业和创业管理的核心是机会管理。企业在创业再创业过程中，通过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二次创业，使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实现主观与客观、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统一。如果没有企业自身综合素质的提高、企业整体功能的发挥、生产力与竞争力的增强和以机会管理为核心的管理，仅仅靠“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预期这个企业可以在没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护的情况下，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是不现实的。而机会管理的根本，是企业家的主体性。苏东“休克疗法”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欠缺国有企业创业基础上形成的经济主体性，特别是缺乏真正的企业家阶层，认为只要“消除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妨碍企业正常经营管理的产权、公司治理和政府干预问题，让企业能够有正常的管理”就可以形成企业“自生能力”，结果苏东国有企业全部成了真正的“休克”，只好拍卖送人了事。苏东“休克疗法”不是林毅夫企业“自生能力”的成功佐证，而是苏东按林毅夫企业“自生能力”疗法导致休克的失败证明。实践证伪了林毅夫企业“自生能力”的理论。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林毅夫：“所谓‘自生能力’，我的定义是‘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预期这个企业可以在没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护的情况下，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在企业都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前提下可以推论，如果一个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中并未获得大家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则一定是由于缺乏正常管理。其中可能有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激励机制问题或是产权问题，也可能有政府对企业经营的不正当干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确实表现出了这些问题，在这个理论框架之下，社会主义经济转型的成功，有赖于消除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妨碍企业正常经营管理的产权、公司治理和政府干预问题，让企业能够有正常的管理。‘休克疗法’就是建立在上述的理论基础之上。” ⒁林毅夫在这里把企业的主体性归结为所谓的“自生能力”，又把企业的“自生能力”归结为“没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护的情况”下，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这是对企业主体性的片面肤浅的理解。所谓企业的主体性，是指企业的自组织能力；就是企业作为系统通过自组织同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流从而进行生产和竞争的能力，就是企业的创新-创造-创业能力，就是企业通过建立创业型组织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提高公司价值的能力。主体性高低同自组织能力成正比，由系统的要素和结构两方面决定。一个企业能靠自身能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是主体性强的表现。而国有企业之所以没有主体性，就是由于它们缺乏自组织能力。但如果为了提高国企的主体性，而把其廉价拍卖甚至送人，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则同样是用他组织来代替自组织，因为主体改变了。提高企业主体性的基础和渠道是创业，提高国有企业主体性的基础是二次创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创业。改革开放以来的创业潮，使企业主体性大大增强。改革开放、体制调整对要素的提升作用，主要是通过制度对企业的主体性的导向和催化来实现的。非创业型企业是平面型企业，创业型企业是立体型企业。创业型企业就是不断改进自身的要素与结构、不断提升自组织能力的企业；就是以创新能力为主导、以产权明确为基础、以团队精神为核心、以制度健全为保证的主体素质全面提升的企业；就是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以资本运营为核心、以资产运营为纽带、以产品运营为归宿的创业型组织。创业型企业肯定是创新型企业，而创新型企业要成为创业型企业，还要有其他方面的配套措施。与非创业型企业只着眼于资本的扩展、生产的扩大、利润的增加不同，创业型企业首先着眼于自身综合素质的提高、企业整体功能的发挥、生产力与竞争力的增强，以取得可持续发展。企业创业和创业管理的核心是机会管理。企业在创业再创业过程中，通过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二次创业，使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实现主观与客观、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统一。如果没有企业自身综合素质的提高、企业整体功能的发挥、生产力与竞争力的增强和以机会管理为核心的管理，仅仅靠“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预期这个企业可以在没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护的情况下，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是不现实的。而机会管理的根本，是企业家的主体性。苏东“休克疗法”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欠缺国有企业创业基础上形成的经济主体性，特别是缺乏真正的企业家阶层，认为只要“消除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妨碍企业正常经营管理的产权、公司治理和政府干预问题，让企业能够有正常的管理”就可以形成企业“自生能力”，结果苏东国有企业全部成了真正的“休克”，只好拍卖送人了事。苏东“休克疗法”不是林毅夫企业“自生能力”的成功佐证，而是苏东按林毅夫企业“自生能力”疗法导致休克的失败证明。实践证伪了林毅夫企业“自生能力”的理论。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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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70）：评林毅夫经济学研究方法（十九）
[ 2013/12/18 21:46 | by admin ]
2013/12/18 21:46 | by admin ]
市场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要素禀赋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基于要素禀赋不同基础上的比较优势、企业“自生能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而不是某个要素的功能。
由于林毅夫企业“自生能力”不是建立在企业主体性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企业对比较优势的认定、要素禀赋的选择上，所以林毅夫的企业“自生能力”概念和企业主体性概念有本质区别；以这样的概念为出发点，也必然造成对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定位错误。林毅夫：“从自生能力的概念出发，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应该定位在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因为要素禀赋结构提升了，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企业为了自己的生存自然必须提升其产业、产品、技术水平。在每个国家的土地（自然资源）的禀赋是给定的前提下，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指的是每个劳动者所可支配的资本的量的增加，资本来源于剩余的积累，要最快地提升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这个国家就必须在每一个时点创造最大的剩余，并将剩余中最大的部分用来作为积累。一个国家如果能够在每一个时点上按其当前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产品、技术，整个经济就会有最大的竞争力，能够创造最大的剩余，并且，资本的回报率会最高，积累的意愿会最大，要素禀赋结构提高的速度就会最快。”⒂林毅夫在这里是以保护企业“自生能力”为由，把通过资本积累实现从劳力密集向资本密集转化看成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并把这样的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定位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把劳力密集和资本密集看成要素禀赋结构的不同层次是工业经济时期的思维模式，在知识经济时期已经过时。在知识经济时期，劳力密集和资本密集可以统一。同时，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强的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也是一种要素禀赋，通过政府推动可以形成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以高速路发展为基础产业的中国的优势产业——不是以某个产业为优势产业，而是以整个产业结构为优势产业。它不仅是优势产业，而且是产业优势；它不仅可以使中国经济抵御全球性金融危机，而且可以使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这样的政府宏观调控和保护企业的“自生能力”不但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不同的范式、不同的增长方式、不同的发展模式，决定不同的企业“自生能力”，在这里，是主体决定客体而非相反。因此，市场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要素禀赋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基于要素禀赋不同基础上的比较优势、企业“自生能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而不是某个要素的功能。企业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作用，是实现国与国之间信息与知识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是知识与经济重新洗牌的过程，也是增强国家经济主体性与核心竞争力的过程。因此，企业“自生能力”是必要的，但提升民族工业的产业结构也是必要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企业“自生能力”，不能成为“国际分工论”、“世界工厂论”、企业无政府主义的理论依据，而应成为全球经济技术“洗牌论”的理论依据。企业的“自生能力”和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不是也不应该是国际分工的结果；参与经济全球化不是弱化而是强化我国的经济主体性。只有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主体化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才会避免国与国之间的两极分化，使经济全球化的好处为全球各国人民共享。在知识经济的全球知识重新洗牌、通过知识重新洗牌带动技术重新洗牌的过程中，实现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产业技术结构与企业主体性的提升，实现国家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数量的后来居上并可持续发展，才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由于林毅夫企业“自生能力”不是建立在企业主体性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企业对比较优势的认定、要素禀赋的选择上，所以林毅夫的企业“自生能力”概念和企业主体性概念有本质区别；以这样的概念为出发点，也必然造成对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定位错误。林毅夫：“从自生能力的概念出发，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应该定位在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因为要素禀赋结构提升了，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企业为了自己的生存自然必须提升其产业、产品、技术水平。在每个国家的土地（自然资源）的禀赋是给定的前提下，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指的是每个劳动者所可支配的资本的量的增加，资本来源于剩余的积累，要最快地提升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这个国家就必须在每一个时点创造最大的剩余，并将剩余中最大的部分用来作为积累。一个国家如果能够在每一个时点上按其当前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产品、技术，整个经济就会有最大的竞争力，能够创造最大的剩余，并且，资本的回报率会最高，积累的意愿会最大，要素禀赋结构提高的速度就会最快。”⒂林毅夫在这里是以保护企业“自生能力”为由，把通过资本积累实现从劳力密集向资本密集转化看成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并把这样的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定位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把劳力密集和资本密集看成要素禀赋结构的不同层次是工业经济时期的思维模式，在知识经济时期已经过时。在知识经济时期，劳力密集和资本密集可以统一。同时，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强的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也是一种要素禀赋，通过政府推动可以形成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以高速路发展为基础产业的中国的优势产业——不是以某个产业为优势产业，而是以整个产业结构为优势产业。它不仅是优势产业，而且是产业优势；它不仅可以使中国经济抵御全球性金融危机，而且可以使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这样的政府宏观调控和保护企业的“自生能力”不但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不同的范式、不同的增长方式、不同的发展模式，决定不同的企业“自生能力”，在这里，是主体决定客体而非相反。因此，市场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要素禀赋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基于要素禀赋不同基础上的比较优势、企业“自生能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而不是某个要素的功能。企业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作用，是实现国与国之间信息与知识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是知识与经济重新洗牌的过程，也是增强国家经济主体性与核心竞争力的过程。因此，企业“自生能力”是必要的，但提升民族工业的产业结构也是必要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企业“自生能力”，不能成为“国际分工论”、“世界工厂论”、企业无政府主义的理论依据，而应成为全球经济技术“洗牌论”的理论依据。企业的“自生能力”和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不是也不应该是国际分工的结果；参与经济全球化不是弱化而是强化我国的经济主体性。只有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主体化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才会避免国与国之间的两极分化，使经济全球化的好处为全球各国人民共享。在知识经济的全球知识重新洗牌、通过知识重新洗牌带动技术重新洗牌的过程中，实现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产业技术结构与企业主体性的提升，实现国家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数量的后来居上并可持续发展，才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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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69）：评林毅夫经济学研究方法（十八）
[ 2013/12/14 11:33 | by admin ]
2013/12/14 11:33 | by admin ]
我国国家的发展目标、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应该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民族凝聚力增强、社会可持续发展，并以此作为选择发展模式、采取发展战略的最高指导思想，而不是以GDP增长最快、经济规模最大、资本积累最多作为选择发展模式、采取发展战略的最高指导思想
林毅夫：“因此，两个国家从长期比较起来，当然是采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国家发展较好，实行赶超战略的国家可谓‘欲速则不达’，这是短期的赶超和长期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造成的。但是很多国家领导人和社会精英都看不到这个矛盾，只看到本国与发达国家在技术与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巨大差距，并急切的想要弥补这一差距，却不知道产业、技术结构都是内生变量，不能靠直接干预去改变。” ⒀林毅夫这种“产业、技术结构都是内生变量，不能靠直接干预去改变”的思维方式就是经典的线性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否定了在知识经济时代通过全球知识的重新洗牌实现技术和经济的重新洗牌使发展中国家实现后来居上的可能。这实际上就是说，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只能跟在发达国家后面一步步爬行。
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取决于这个国家采用什么样的增长方式；一个国家采用什么样的增长方式，取决于这个国家采用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对称经济学的发展模式，是五度空间的发展模式。五度空间的发展模式更全面、更系统地揭示了经济技术发展的本质和结构。五度空间模式揭示了知识经济（层次）、全球化与多元化（空间）、超速发展（时间）、合作主导竞争与双赢发展（性质）的相互关系。既然层次、时间、空间可以相互转化，知识的重新洗牌将带动经济技术的重新洗牌，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区域化是双向同步过程，经济上落后的国家有可能跨阶段发展并后来居上；既然层次、时间、空间可以相互转化，知识经济时代的产业技术结构、特别是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技术结构，就应该是以创新业为先导、知识业为主导、制造业为核心、农业为基础、服务业为配套的再生型→循环型→生态型→稳定型→对称型结构,以取得可持续发展与超速发展。我国实行赶超战略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
目标决定战略而不是相反。企业的目标是利润；对于数字经济学来讲，国家只是放大的企业，宏观经济只是放大的微观经济，因而国家的目标是GDP增长。在他们看来，汶川大地震造成的几千亿人民币的损失，国家财政拿出几百亿来重建，不是中国人民财富的损失，而是为GDP增长、企业利润增加、国家经济规模扩大带来机会的大好事。这种扭曲的、宏观经济微观化的 “破窗”经济学固然可以作为民营企业的指导，但作为政府绝对不可以随鸡起舞。我国国家的发展目标、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应该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民族凝聚力增强、社会可持续发展，并以此作为选择发展模式、采取发展战略的最高指导思想，而不是以GDP增长最快、经济规模最大、资本积累最多作为选择发展模式、采取发展战略的最高指导思想。由国家的发展模式决定国家的发展战略，由国家发展战略决定产业、技术结构，与其说是政府直接干预，不如说本身就是产业技术的内生变量。
中国在知识经济、全球化经济重新洗牌中之所以有后发优势，不仅在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作用，而在于新的科技革命为中国对称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中的对称思维方式大显身手提供了平台。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对称思维方式，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催化剂，是中国科学发展、并用科学发展带动经济技术发展的最大的先天优势。
当然，在经济全球化中实现知识与经济的全新洗牌，热力学第二定律也是发挥作用的。只是在社会领域与在自然领域，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表现形式不一样：后者自发起作用，前者要通过人的自觉活动来实现。这个“自觉活动”就是自觉地用“先天优势”来激发“后发优势”。没有这种“先天优势”的激发作用，“后发优势”只能是一种落差；不但不能实现知识与经济的重新洗牌，而且只能扩大差别。所以，找准先天优势，理顺先天优势与后发优势之间的先后程序、层层递进关系，是使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的关键，也是落后国家在全球知识与经济重新洗牌中后来居上的关键。充分发挥中华民族对称思维方式的先天优势，是发挥中华民族文化其他方面的先天优势、并使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的前提，而把先天优势通过主观努力转变为后发优势，就是比较优势形成的“内生变量”。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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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因此，两个国家从长期比较起来，当然是采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国家发展较好，实行赶超战略的国家可谓‘欲速则不达’，这是短期的赶超和长期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造成的。但是很多国家领导人和社会精英都看不到这个矛盾，只看到本国与发达国家在技术与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巨大差距，并急切的想要弥补这一差距，却不知道产业、技术结构都是内生变量，不能靠直接干预去改变。” ⒀林毅夫这种“产业、技术结构都是内生变量，不能靠直接干预去改变”的思维方式就是经典的线性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否定了在知识经济时代通过全球知识的重新洗牌实现技术和经济的重新洗牌使发展中国家实现后来居上的可能。这实际上就是说，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只能跟在发达国家后面一步步爬行。
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取决于这个国家采用什么样的增长方式；一个国家采用什么样的增长方式，取决于这个国家采用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对称经济学的发展模式，是五度空间的发展模式。五度空间的发展模式更全面、更系统地揭示了经济技术发展的本质和结构。五度空间模式揭示了知识经济（层次）、全球化与多元化（空间）、超速发展（时间）、合作主导竞争与双赢发展（性质）的相互关系。既然层次、时间、空间可以相互转化，知识的重新洗牌将带动经济技术的重新洗牌，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区域化是双向同步过程，经济上落后的国家有可能跨阶段发展并后来居上；既然层次、时间、空间可以相互转化，知识经济时代的产业技术结构、特别是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技术结构，就应该是以创新业为先导、知识业为主导、制造业为核心、农业为基础、服务业为配套的再生型→循环型→生态型→稳定型→对称型结构,以取得可持续发展与超速发展。我国实行赶超战略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
目标决定战略而不是相反。企业的目标是利润；对于数字经济学来讲，国家只是放大的企业，宏观经济只是放大的微观经济，因而国家的目标是GDP增长。在他们看来，汶川大地震造成的几千亿人民币的损失，国家财政拿出几百亿来重建，不是中国人民财富的损失，而是为GDP增长、企业利润增加、国家经济规模扩大带来机会的大好事。这种扭曲的、宏观经济微观化的 “破窗”经济学固然可以作为民营企业的指导，但作为政府绝对不可以随鸡起舞。我国国家的发展目标、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应该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民族凝聚力增强、社会可持续发展，并以此作为选择发展模式、采取发展战略的最高指导思想，而不是以GDP增长最快、经济规模最大、资本积累最多作为选择发展模式、采取发展战略的最高指导思想。由国家的发展模式决定国家的发展战略，由国家发展战略决定产业、技术结构，与其说是政府直接干预，不如说本身就是产业技术的内生变量。
中国在知识经济、全球化经济重新洗牌中之所以有后发优势，不仅在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作用，而在于新的科技革命为中国对称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中的对称思维方式大显身手提供了平台。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对称思维方式，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催化剂，是中国科学发展、并用科学发展带动经济技术发展的最大的先天优势。
当然，在经济全球化中实现知识与经济的全新洗牌，热力学第二定律也是发挥作用的。只是在社会领域与在自然领域，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表现形式不一样：后者自发起作用，前者要通过人的自觉活动来实现。这个“自觉活动”就是自觉地用“先天优势”来激发“后发优势”。没有这种“先天优势”的激发作用，“后发优势”只能是一种落差；不但不能实现知识与经济的重新洗牌，而且只能扩大差别。所以，找准先天优势，理顺先天优势与后发优势之间的先后程序、层层递进关系，是使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的关键，也是落后国家在全球知识与经济重新洗牌中后来居上的关键。充分发挥中华民族对称思维方式的先天优势，是发挥中华民族文化其他方面的先天优势、并使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的前提，而把先天优势通过主观努力转变为后发优势，就是比较优势形成的“内生变量”。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