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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金融危机是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求和现有金融体制之间不对称引起的全球性金融泡沫破灭危机



什么是全球性金融危机?为什么会产生全球性金融危机?全球性金融危机是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求和现有金融体制之间不对称引起的全球性金融泡沫破灭危机。当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求以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而全球金融体制仍然以间接投融资为主导时,就会出现全球范围游资(“热钱”)的无序运动和银行贷款膨胀,通过国际金融投机资本的恶意推动和金融衍生品工具的强力催化形成金融泡沫,形成虚假的繁荣。当泡沫发展到一定程度最终破灭时,就会出现全球性金融危机,并引发全球性经济危机。其具体表现,就是通货膨胀货币急速贬值,银行、企业、个人之间资金和信用链条断裂并造成银行信用危机和银行挤兑风潮,股价暴跌资产缩水股票债券成废纸,银行和企业资不抵债破产倒闭,产品积压订单枯竭资金短缺工厂停工项目下马工人失业,通过全球经济广泛联系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在各国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原先全世界经济一派繁荣繁花似锦到处纸醉金迷莺歌燕舞灯红酒绿欢声笑语欣欣向荣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一夜之间被全球经济一片萧条所代替。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由国际金融投机资本的推动直接产生,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由金融衍生品工具的催化直接形成,但根本原因是共同的,且只有一个: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求和现有金融体制之间的不对称。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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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发展过程说明,无论是以黄金还是以美元作“储备货币”均不可靠,只有各国货币的交换价值以各国货币自身价值为基础的稳定(不是固定)的汇率,才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万全之策。



在建立世界政府、发行世界货币之前,任何“储备货币”对于建立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发展过程说明,无论是以黄金还是以美元作“储备货币”均不可靠,只有各国货币的交换价值以各国货币自身价值为基础的稳定(不是固定)的汇率,才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万全之策。各国货币自身价值就是各国货币效率决定的价值,各国货币效率就是各国货币实际发行量和各国有效经济总量的比值。各国“货币实际发行量”和“有效经济总量”这两个变数只要有一个发生变动,该国的货币价值就发生变化,其和他国货币的汇率就应该发生相应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汇率应该是浮动而不是固定的;但变化前后各国货币价值的比值不变,从这个意义上汇率是稳定的。要理解这种汇率稳定(不是固定)的汇率体系,就必须把各国货币的价值和价格(汇率)区别开来;只有把货币的价值和价格(汇率)区别开来,才有可能把汇率的稳定性和汇率的浮动性统一起来。而这对于把价值和价格(交换价值)混为一谈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来讲是不可思议的。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来讲,要么固定汇率,要么自由浮动,要么紧盯美元,要么建立多元化储备货币体系,要么就搞虚幻的超国家储备货币的“纸黄金”,愣是不能把“稳定汇率”和“固定汇率”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当他们发现所有这些方案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或根本不可行时,只好束手无策,一声叹息,任凭金融危机周期性发生。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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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客体对称关系分析是经济结构分析的前提和核心内容。林毅夫的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因为出发点错误、主体错位使之缺乏相应的本国政府主体而不可行,就像他的“纸黄金”因为缺乏相应的世界政府主体而不可行一样




主客体及其关系是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主客体对称关系分析是经济结构分析的前提和核心内容。每个国家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相对应的主体只能是本国政府。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由于没有主客体对称关系分析,导致他的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主体的错位与缺失。属于宏观经济领域的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属于财政投融资范畴,而财政投融资与民间投融资有不同的目标、原则和功能。对于根本没有利润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财政投融资应该坚持取于民、用于民原则,在税收中开支。改革开放30年了,中国不是没钱,而是钱用错了方向;中国不是供给不足,而是肥水流入他人田。只要资金运用得当,战略正确,无论是基本建设投资还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都有充分的资金保证。问题的关键,在于“以民为本”的口号有无落实到实处。“以民为本”,只能由本国政府来落实,不能由其他国家的政府来落实;公益性、无经济回报的基础设施建设只能由本国政府来投资,而不可能由其他国家政府来投资。如果政府只能投资有经济回报的基础设施建设,那么没有经济回报的基础设施将因为无人投资而无法启动。这将使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向被误导为急功近利的项目,使社会缺乏可持续发展的根基;没有经济回报的基础设施建设被有经济回报的基础设施建设挤兑的结果,是使社会发展不平衡而走向基础设施建设的反面。这说明:基础设施建设的平衡发展必须有相应的政府主体,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平衡发展必须有相应的政府主体,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平衡发展相应的政府主体只能是世界政府。不但无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建设要靠政府来投资,有长远利润回报的大型项目,也只有政府通过发行长期国债才能融资。只有中期利润回报的大型项目,才可以在政府主导下“利用公共资源撬动私营部门”包括各种基金来投资。对于有短期利润回报的基本建设项目,虽然可以通过投资银行实现直接投融资,但也必须由政府为直接投融资起财政担保作用,用财政手段为发展直接投融资提供现实可能,包括为投资银行作资信调查;为投资银行担保;作为财政投融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投资银行提供启动资金。而林毅夫的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因为出发点错误、主体错位使之缺乏相应的本国政府主体而不可行,就像他的“纸黄金”因为缺乏相应的世界政府主体而不可行一样。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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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逻辑是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只有不但符合形式逻辑、而且符合对称逻辑的经济学理论才是真理







林毅夫:“所谓经济学的理论是用以说明社会经济现象的几个主要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体系。既然经济学的理论是一套逻辑体系,那么首先,在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就必须严格遵守形式逻辑的要求,因为只有严格遵守形式逻辑,几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才能说明清楚。” ④如果仅到此为止,林毅夫只是说明遵守形式逻辑是“经济学的理论创新”的必要条件,那也无可厚非。问题是,接下来林毅夫笔锋一转,“因此,方法论规范化的第二个要求是严格检验那些依照这个理论的逻辑推演产生的推论是否和所解释的经验事实一致。” ⑤这说明,形式逻辑不仅是林毅夫“经济学的理论创新”的必要条件,而且是林毅夫“经济学的理论创新”的充分条件。以形式逻辑为充分条件的“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其结论即使和所解释的经验事实一致,也只能“暂时被接受”⑥并不为奇,出现“当一个现象可以用一个内部逻辑一致的理论来解释时,通常也可以通过不同变量的选择组合,而同时形成几个内部逻辑严密并同样可以解释这一现象的理论”⑦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况,也很正常。经济现象是复杂性现象,以形式逻辑为充分条件推导出来的理论可以符合经济现象的某一侧面,但不可能符合经济现象的整体,因此也不可能符合经济现象后面的规律,揭示经济现象后面的本质;它可以被经济现象的某一方面证实,同样可以被经济现象的另一方面证伪。用仅仅满足形式逻辑要求的经济学理论指导经济工作,只能对经济活动产生误导。西方标准的新古典边际分析方法在形式逻辑上是严密的,也得到了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积累了近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巨大成就”的证明,因此在形式逻辑这个层面而言,西方标准的新古典边际分析方法是真理。但就我国的近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目前遇到的由于美国金融危机使美元不断贬值而我国却无可奈何的困境、国家为对冲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而增发与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相当的人民币基础货币使国内通货膨胀的困境、因通货膨胀使人民不敢消费而使国内市场低迷、内需企业前景暗淡、失业率提升、资源枯竭、技术水平与产业结构提升速度缓慢、发展缺乏后劲等等现象来看,我国积累的近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不是出口导向型经济成功的标志而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失误的证明。形式逻辑用边际分析方法,对称逻辑用规模分析方法,只有规模分析方法才是对经济现象的整体分析,边际分析只能作为规模分析的环节而被包容在规模分析之中。用边际分析方法,符合形式逻辑要求的西方标准的新古典方法是真理;用规模分析方法,符合形式逻辑要求的西方标准的新古典方法是谬误,并给我国的发展战略造成重大误导,给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重大损失。既然经济现象是复杂性现象,对经济现象的整体分析只能用规模分析,所以符合形式逻辑要求只能是经济学真理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仅仅符合形式逻辑要求的经济学理论既可以被证实也可以被证伪。规模分析方法是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在经济领域的具体运用,而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是对称逻辑的方法,所以只有不但符合形式逻辑、而且符合对称逻辑要求的经济学理论才是真理。这样的真理只能被证实不能被证伪。所以形式逻辑是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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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结构的“结构分析”是“新结构经济学”的悖论,这个悖论说明在只懂边际效率分析不懂边际效益分析的新古典方法的基础上不可能建立真正的结构经济学




问题的真正关键在于,林毅夫以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效率分析为杠杆,硬是把他所谓的“旧结构经济学”中原本一息尚存的“结构分析”肢解、还原成了线性平面分析。没有结构的“结构分析”,是“新结构经济学”的悖论。林毅夫:“就政府干预的目标和方式而言,新旧结构经济学却有着深刻的差异。旧结构经济学倡导的经济政策是违背比较优势的,它建议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通过直接的行政手段和价格扭曲来优先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新结构经济学则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认为政府应该解决外部性问题和协调问题,以帮助企业进行产业升级。……新结构经济学的结论是,政府在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作用,应被限制在提供关于新产业的信息、协调同一产业中不同企业的关联投资、为先驱企业补偿信息外部性,以及通过孵化和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来培育新产业。……政府还必须在改善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方面起到有效的引导作用。”(21)如果我们把市场看成立体的结构,那么政府就是市场的要素,政府不在市场之外而就在市场之中。而林毅夫在这里显然是把政府看成市场之外只能处理市场外部性的因素。在林毅夫那里市场是不包括政府在内的二维平面的“结构”。这实际上是披上结构分析外衣的平面线性分析。知识经济时代所谓的“旧结构经济学”“建议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通过直接的行政手段优先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从边际效益原则上是正确的,它和“价格扭曲”不能划等号,而林毅夫只会边际效率平面分析的“新结构经济学”相对于“旧结构经济学” 从结构分析的方法论角度而言不是前进而是后退。这个悖论说明在只懂边际效率分析不懂边际效益分析的新古典方法的基础上不可能建立真正的结构经济学。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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