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22）：评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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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4/04 21:04 | by admin ]
2013/04/04 21:04 | by admin ]
从科学学对学科名称规范的意义上，不是新的基础理论、仅仅新的政策见解是不足以在“学”前加“新”字的
从思维方式来讲，林毅夫之所以在他提出“新结构经济学”这一新经济学名词的同时，却不能对他提出来的“新结构经济学”提出新的结构经济学基础理论不是偶然的——林毅夫认为经济理性就是选择理性。创立新的基础理论需要创造理性而不是选择理性，选择理性只能在现有理论框架范围内选择政策、提供政策支点而不能创造新的基础理论。不过从科学学对学科名称规范的意义上，不是新的基础理论、仅仅新的政策见解是不足以在“学”前加“新”字的，正好像没有自己的经济学范式和以世界学科发展前沿为参照系的世界级的原创基础理论、仅仅在世界最高级别经济机构担任最高级职务、在国外最高级别刊物发表论文、在国外最高级别论坛上发表演讲、有最广阔的国际化视野、享有国际最高级别声誉不等于就是“世界级经济学家”一样。不要说仅仅新的政策见解，即使有某些理论上的新观点就在学科前加“新”字，恐怕科学史上的新学科会多如牛毛。这对认识科学发展规律、把握学科发展脉络没有好处。从严格的科学学意义上，只有新领域才有资格称为新学科，只有新范式才有资格称为学科发展的以人名或概念命名的新的里程碑，只有新的基础理论才有资格在旧学科前加“新”字成为原范式发展的新的阶段。按此要求“新结构经济学”必须在结构经济学的范式框架中提出结构经济学的新的基础理论。所以没有新的基础理论、没有新的理论、甚至没有新的理论观点只有新的理论设想和新的政策建议的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有在“世界级经济学家”头衔光环照耀下自我拔高、自我炒作、标新立异、过度包装、强力推销之嫌。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21）：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沉浮录
[ 2013/03/30 08:37 | by admin ]
2013/03/30 08:37 | by admin ]
对经济学的最根本分析是范式分析。人类已经进入量子时代，需要量子力学的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秉持牛顿力学的线性思维方式只能落伍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大批把西方经济学理论整体移植到中国当做他们自己的理论创新、以西方市场经济模式为中国市场化改革模本、主张中国改革开放就是按部就班重演西方近代资本原始积累与工业化进程并因此获得“经济学家”头衔的“经济学家”。他们中的佼佼者还脱颖而出，成为改革浪潮的弄潮儿，成为改革时势造出来的“英雄”，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人物，有极高的知名度和话语权，有广泛的影响力，在讲课、采访中有着身价不菲的出场费，因此在“经济学家”头衔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被加封为“著名经济学家”。随着这些“著名经济学家”的日益著名走红、他们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大力推荐与身体力行，言必称斯密、马歇尔、科斯、凯恩斯，西方经济学也随之在中华大地上得到广泛传播，逐步成为指导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主流经济学”，他们也就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称呼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这些“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大力兜售的西方经济学并不科学，用西方经济学指导中国改革，会把中国改革导向失败的边缘。西方经济学在线性思维方式支配下所走的“实证化”道路并不是经济学科学化的道路，而是使经济学“跛脚”的道路。如果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坚持认为美国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只不过是美联储的政策失误导致，而不是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危机，固执地坚持用西方经济学指导中国改革，用西方“金融的逻辑”推演中国金融的逻辑，那么中国将不可避免步西方金融危机的后尘。政策失误的后面，是经济发展模式的错位;经济发展模式的错位后面，是经济学范式的错位。西方现代经济学适合于小商品经济时期，当今时代需要当代经济学与之对称。人类已经进入量子时代，需要量子力学的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秉持牛顿力学的线性思维方式只能落伍。
阶级分析方法是经济学主体性方法的组成部分。不能没有阶级分析方法，但也不能局限于阶级分析方法。用经济学的阶级性取代经济学的人类性，用只是阶级的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来代替人类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是用片面的理论来指导全面的人类经济实践，用简单抽象的理论来指导复杂的人类经济实践，只能误人子弟、误导社会、给社会生产力造成破坏。经济学要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建立超阶级的、一般的、人类的经济学，既有必要又有可能。人类经济学和阶级经济学的关系，是一般和特殊、全面和片面、具体和抽象的关系，二者的抽象程度不同，反映经济过程、经济规律的层次不同，因而指导意义也不同。用阶级的经济学否认人类经济学，是否认人类的抽象思维能力，否认人类有整体上、深层次地把握人类经济规律的能力，也就否认了建立经济科学的可能性。诚然，每个经济学者都有一定社会地位;但任何认识之所以可能，就在于人有抽象思维能力——超出人类认识感官局限性而进入更宽广领域的能力，经济学也不例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但作为真正的经济学家，他们的最大利益恐怕就在于提出人类认识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一般经济理论。庸俗经济学家之所以是庸俗经济学家就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胡说八道，但我想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会把学术地位的利益看得比物质利益更重。把历史机械唯物主义原理生搬硬套到每个经济学家头上，认为每个经济学家都是为了自己或特定阶级的物质利益而建立自己的经济学体系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写《资本论》，他的物质利益是什么?既然马克思可以为学术利益而牺牲自己的物质利益，为什么其他人不会?如果说，《资本论》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无产阶级的利益代表了全人类的利益，那这个“事实”本身恰恰证明，一个经济学家可以脱离甚至背叛自己所在的阶级而写作。我们不能用庸俗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所有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分析研究不排除意识形态，关键是要对各种意识形态进行合理定位，并对它们的合理性作出合理的说明。科学的经济学就在于用五度空间的方法，对各种意识形态进行定位和物弃，从而形成整体的、系统的、人类的、一般的、具体的经济学。在这里，需要的是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非线性的方法，而不是仅仅用“主流”、“非主流”的二分法。只有彻底抛弃政治经济学思维方式的桎梏，把经济学从意识形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才能从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中总结出理论经济学，然而又用这种经济理论来指导中国经济的实践，并使之更快地发展。这种经济理论就是对称经济学。所以，不但要有阶级分析方法，而且要有层次分析方法：经济学家的思维层次、利益层次决定他的理论层次——反映社会经济规律的层次、代表人类利益的层次。只有阶级分析而没有层次分析，是以偏概全、错误的结论已经包含在前提之中，体现的是一种牛顿力学层面的、线性的、三维空间的思维方式，在相对论与量子力学、信息化与知识经济时代，这种思维方式已不合时宜。西方经济学在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时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思维方式同客观现实的不对称。西方经济学的思想理论基础是唯科学主义，虽然花样百出，本质上只是线性科学。他们虽然理论上也接触过相对论、量子力学，但没有升华为他们的思维方式。这在认识根源上，体现出具体科学转变为思维方式的滞后性;在利益根源上，是要使他们肤浅的经济学知识披上“科学”的外衣使之转变为话语霸权的资本，这又体现出知识转化为权力的超前性。这种知识和利益的反差、具体知识和思维方式的反差，是他们话语霸权表象后面的致命弱点。
市场原教旨主义是为新兴资产阶级服务的政治经济学。经济学有政治经济学、一般经济学之分。政治经济学是低层次的经济学，一般经济学是高层次的经济学，在各自的参照系中，各有其合理性。但低层次的从属于高层次的，高层次的制约低层次的。如果把低层次的说成高层次的，把只是阶级的经济学说成人类的经济学，就成了庸俗经济学。所谓庸俗经济学，就是把明明只是阶级经济学却要说成人类的经济学的经济学。如果庸俗的经济学还要以“主流”自居，妄图通过各种炒作手段以取得话语霸权或学术垄断权，那么这种“经济学”就成了“学术意识形态”而失去它们本来还有的一点认识功能，而成为媒体“经济学家”争利的工具。只有在经济学话语市场上公平竞争，真正的经济科学、一般经济学才能逐步占据主流。
经济学分析是科学尺度和文化尺度的统一。什么是文化?从主流经济学家所谓“大地震后灾区重建可以带来GDP增长”的理论来看，GDP增长与财产增长、经济增长是两个概念。GDP增长以及把GDP增长等同于经济增长的经济学是文明，提倡增产节约、把财产增长看成经济增长的经济学是文化。货币经济学是文明，幸福经济学是文化。“世界工厂论”是文明，“重新洗牌论”、“后来居上论”是文化。西方哲学是文明，东方哲学是文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文明，效率与公平的对称是文化。西方经济学是文明，对称经济学是文化。货币GDP是文明，财富GDP、绿色GDP、社会GDP是文化。在国民核算体系中，要用文化GDP代替货币GDP;而所谓战争、大灾难可以带来GDP增长的“经济学”是“文明”经济学而不是文化经济学。我们不否认传统GDP理论的抽象合理性与线性科学性，但要指导一国经济发展、推动社会发展，绝不能仅靠传统货币GDP理论，而要靠文化GDP理论。东西方文化的差别表面上是空间地域上的，本质上是时间上的。从东方文化中心到西方文化中心再到东方文化中心，是文化上的时间连续关系。对东西方文化的扬弃不是横向的凑合，而是纵向的综合。在信息时代，只要思想方法得当，并不排除出现比西方文化更高的东方文化，但这不是对东方旧文化的肯定，而是否定之否定。应从时间的差别来理解空间差别。只有人类文化的发展规律，而没有独立的并行不悖的东西方文化发展规律。东西方文化发展规律只能从属于人类文化发展规律。在一般、整体规律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特殊、部分规律，受一般、整体规律的制约。中国传统文化同西方文化的空间差别正体现了两种文化发展的时间上的不同阶段。中国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的空间差别正体现了两种文化发展的时间上的不同阶段。中国当代经济学实现了中华文化对西方文化时间上的超越和层次上的升华。所以经济学分析离不开文化的分析。
经济学分析是科学尺度和逻辑尺度的统一。对经济学的逻辑分析也是一种规范分析;规范的经济学论文其逻辑尺度和科学尺度是一致的。经济学研究不能停留在形式逻辑，但也不能跨过形式逻辑;逻辑严密不是经济学科学性的充分条件，然而是经济学科学性的必要条件。一篇规范的经济学论文(不管它发表在哪一“级”的刊物上)，一个必要的前提是不能被人类现在所掌握的信息所证伪的：在理论上必须能自圆其说，不能被现有的逻辑证伪;必须能穷尽解释所涉及到的经济事物和经济现象;不能被人类已发现的经济事实和经济现象所证伪;在特定参照系中，可以推断永远不会被人类新发现的经济事实和经济现象所证伪。否则，就不叫经济科学论文，连发表的资格都没有。被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津津乐道、顶礼膜拜、如获至宝、奉若神明的相当一部分西方经济学家的论文，都是一些不规范的论文：观点和方法无创意，未达到科研论文创新性的要求。逻辑上不能自圆其说，未达到科研论文科学性的要求。说是解决热点问题，却不能使人信服，而且还引起更大的争议，甚至产生误导作用，不符合科研论文价值性要求。所运用的数理方法和所推导出来的线性观点，对于需要系统方法的复杂经济工程无借鉴意义，不符合科研论文的可操作性要求。这些“论文”不会因为作者的头衔大和发表刊物的“级别”高而成为真理。
经济学分析是科学尺度和主体尺度的统一。经济学的量子力学特征，所以经济学的是什么、为什么与怎么样是统一的，主体性、科学性、实证性与规范性是统一的，真善美是统一的。是什么通过为什么、怎么样表现出来，操作性是其内部环节，工程方法是经济学方法中一切方法的落脚点。因此，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主体性与科学性、实证性与规范性统一的对称逻辑，就是经济学的逻辑----研究的逻辑与叙述的逻辑。经济学科学尺度和主体尺度的统一还表现在：经济学是创新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人类经济活动本来是由人的创造性活动组成，人类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本来是由人的创造性活动组成，经济学的科学规律离不开经济学家的创造性活动。经济学实证性与规范性的统一为经济学创造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与可能性基础;经济学创造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是实现经济学规范性与实证性统一的必经途径。经济学创造性与科学性的统一要求经济学家、真正的经济学家必须有自己的原创理论。
经济学分析是科学尺度和历史尺度的统一。人的本质是人的主体性，人类的本质是人类的主体性。无论是人类的主体性还是个人的主体性，都是善战胜恶的过程，而这种善战胜恶的过程就是人类历史的进步过程。因此主体论与规律论是一致的，历史观与伦理学是一致的，社会的本质是建立在所有个人主体性的基础上的人类的主体性。所以社会的本质、人类的本质、个人的本质是一致的，经济学科学尺度和历史尺度是一致的。由于人的本质是主体性，客观规律只是前者的总计、总和、结论。主体性，既是科学的尺度，也是历史的尺度。经济学范式本身的变迁是和人类经济发展过程相一致的，从政治经济学范式向一般经济学范式的变迁是和人类经济发展过程相一致的。经济学中的历史尺度同科学性不是对立的;科学尺度本身就是历史规律的必然结果，也是历史规律的组成部分。把经济学的历史尺度与科学性对立起来，没有事实依据与逻辑根据。科学尺度与历史尺度的对称关系，是把经济学的对象定位于“规律”而非“趋势”的立足点。
经济学分析是科学尺度和效益尺度的统一。效益与公平的内在一致性，说明科学与价值、实证与规范、规律与人道是合二而一的,经济学科学尺度和效益尺度是统一的。没有效益，没有真正的效率。没有效率，也没有真正的效益。弱肉强食不是真正的效率，平均主义不是真正的效益。帕累托最优不是效率第一，而是效益至上。资本主义讲效率不讲效益，传统社会主义讲效益不讲效率，转型、改革是二者的扬弃，使二者各自扬长避短，从而充分发挥二者的优势，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把效率说成是实证的、科学的，把公平说成是规范的、理想的、人道的，是荒谬的。西方经济学“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和计划体制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二者都把公平与效率对立起来，既无公平，又无效率。前者过分强调自由而否认了政府的作用，后者过分强调政府的作用，而否认了自由的功能，二者都把自由和政府对立起来，因而也都不能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公平与效益的对称，是人类一般经济规律与本质的反映，是人类一般经济学的主体性、价值性、科学性的统一。
对经济学的最根本分析是范式分析。范式分析是比对经济学家的阶级分析、意识形态分析更根本的分析。对经济学家的分析与对经济学的分析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是范式分析。知识经济与知识经济学之所以会成为意识形态上水火不容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共同敌人，要么一致讨伐，要么一起采取鸵鸟政策，证明了后二者虽然在特定层面上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不同的“科学共同体”，然而在更深层次上，它们又都属于同一个经济学范式、同一个“科学共同体”——政治经济学范式与政治经济学共同体。而知识经济与知识经济学则动摇了政治经济学范式与政治经济学共同体赖以合理存在的经济基础，使政治经济学出现了“范式危机”，使政治经济学共同体面临着生存危机。原来大动干戈的两大阵营突然发现原来双方都在同一只船上讨生活，双方也是利益共同体，如果非要争个你死我活结果只能一起沉没。急中生智、大彻大悟的它们现在终于联起手来对付共同的敌人。“知识经济学”之所以在一段时间的喧闹之后近几年风光不再，除了上述“共同体”们借助教育行政化与学术行政化手段进行扼杀以外，其自身的“范式缺陷”——本身没有形成范式是更根本的原因。这就好像临军对垒，一方组织严密、训练有素，另一方只是游兵散勇，虽然是所谓新生事物，也算代表了新生势力，但也只能一触即溃。由此可见，“学”和“范式”还有一段差距;要使“知识经济学”能站稳脚跟并能得到发展，就必须使“知识经济学”有自己的范式，这就好像刘备只有取得蜀地，才有资格三足鼎立而结束颠沛流离、寄人篱下。对称经济学就是这样的范式。有了对称经济学范式，“知识经济学”就有了自己的家，就可以安营扎寨、准备粮草再出发。无论是知识经济学，还是转型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幸福经济学，所有这些新的、时髦的经济学理论在它们形成新的范式之前，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所真正接受;在主流经济学范式框架中即使能找到这些字眼，也已经被消费、消解、消耗得面目全非，与它们本来应有的含义大相径庭。而它们一旦有了自己的范式，也已经另起炉灶、独树一帜，和主流经济学说“拜拜”了。所以经济学要真正发展除了用新范式代替旧范式，没有第二条路可走。科学发展史已经证明并将进一步证明：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非主流”变“主流”、新的“主流”取代旧的“主流”的过程，就是新的“科学共同体”代替旧的“科学共同体”、新的范式取代旧的范式的过程，就是“小人物”变成“大人物”的过程，就是新的话语权代替旧的话语霸权的过程，就是原创思想逐步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过程。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就要遵循这条规律，自觉推动这个过程，加快以原创思想为主导的包括经济科学在内的科学发展。
市场检验也是实践检验的组成部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检验是实践检验的直接组成部分。真正的学术著作都很好卖。卖得好的不一定都是好书，但好书肯定都卖得好。所以要靠补贴才能出版的“学术著作”都不是真正的学术著作。所谓真正的学术著作，就是提出原创理论的著作。原创有建立了新的范式的“原创”和在原有范式里的“原创”。不管哪一种，所谓“原创”，都应该是理论的原创。原创不等于新观点、新解释、新政策、新方案、新模型，而是新理论。所谓中国学术的国际化，不是学者头衔的国际化、论文语种的国际化、发表论文刊物“级别”的国际化，而是成果原创程度参照系的国际化。经济学的国际化不是西化，不是照搬照套西方经济学理论，不是用英语作为经济学学术会议的工作语言，而是经济学理论原创参照系的国际化。作为对称经济学的中国经济学代替西方经济学成为人类经济学的主流是通过空间交替展示时间之矢的经济学整体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因此作为对称经济学的中国经济学就是国际化的经济学，而现有的西方经济学只不过是西方本土化的经济学。
知识经济时代，完善的知识市场是完善的市场体系中日趋重要的组成部分;争夺科学、知识话语权的斗争实际上是知识市场竞争的一种折射，任何话语霸权或依靠门户、门派、流派、头衔、身份、职务、权力、炒作、知名度、社会地位、政治手段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谋取话语霸权的行为，就像官商勾结、黑白同道谋取市场的垄断地位一样，属于不正当竞争，必须被摒弃。创新虽然是标新立异，但创新不能仅仅归结为标新立异。无论那一种创新都必须能自圆其说，是原有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并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真正的经济学原创理论不可证伪，能被证伪说明是伪科学而不是原创理论。原创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就是在新的经济学范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的、不可证伪的经济学公理、定理体系。原创的经济学公理或定理不可证伪的范围大小，决定经济学基础理论原创的层次高低。有没有自己的、有科学史意义的经济学范式与自己原创的、有科学史意义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是衡量一个“经济学家”是否真正的经济学家的唯一标准。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内容、形式、体系、评价标准是对称的。诞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对称经济学通过扬弃迄今为止各个经济学流派，使之统一在一个完整的经济学框架中，成为一个新的、统一的经济学范式。对称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流派的关系，是一元与多元的关系。对称经济学之所以成为人类经济学、一般经济学，就在于它的对称性：主体性与科学性的对称，主体与客体的对称，规范与实证的对称，有序与无序的对称，物质经济学与精神经济学的对称，人与自然与社会与他人的对称。经济学真理的一元性，渗透在经济学真理的多元性与多样性中。由于社会经济现象的复杂性、“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是存在的。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典型性、综合性，经济学的标准模本很有可能就蕴含在“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中。大浪淘沙;包含市场检验在内的实践检验，是检验经济学理论的原创程度、经济学原创理论的真理性、经济学真理的层次性的唯一标准。虽然饱受媒体追捧、坐拥耀眼头衔、终日活跃在闪光灯面前的“著名经济学家”绝大部分只不过是经济学工作者，但只有原创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才能在人类经济认识发展史上刻下自己的痕迹。用不了几年，那些抛头露面、浮光掠影、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所谓“经济学家”包括“著名经济学家”都将淡出人们的视野，在经济与经济学舞台上销声匿迹，成为人类经济学史上的匆匆过客。虽然大经济学家的思想体系、大的经济学流派都在人类经济学发展的圆圈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只有以对称哲学为哲学基础、以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对称关系为自己的对象、出发点和建构体系的基本原则的对称经济学才是科学的、属于全人类的经济学。属于全人类的经济学不但能经得起市场的检验，而且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这些曾经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舞台上叱咤风云呼风唤雨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沉与浮集中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利与弊、成与败、进与退，集中体现了改革开放实践对这些著名的“主流经济学家”所宣传推广的自己的别人的理论的检验。这说明，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经济学进行分析，通过这种分析来对中国改革开放进行形而上学层面的反思和实务操作层面的总结，是经济学科学发展的需要，是中国经济学科学发展的需要，是中国经济按科学发展观发展的需要，是结束改革开放模着石头过河历史的需要。
对称经济学是第一个由中国人创立的、高度原创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以对称哲学、五度空间理论、复杂系统论为理论基础，吸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的最新成果，通过对现有世界上经济学三大流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扬弃和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综合，建立起来的真正科学的经济学。对称经济学的产生结束了人类经济学的史前史。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大批把西方经济学理论整体移植到中国当做他们自己的理论创新、以西方市场经济模式为中国市场化改革模本、主张中国改革开放就是按部就班重演西方近代资本原始积累与工业化进程并因此获得“经济学家”头衔的“经济学家”。他们中的佼佼者还脱颖而出，成为改革浪潮的弄潮儿，成为改革时势造出来的“英雄”，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人物，有极高的知名度和话语权，有广泛的影响力，在讲课、采访中有着身价不菲的出场费，因此在“经济学家”头衔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被加封为“著名经济学家”。随着这些“著名经济学家”的日益著名走红、他们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大力推荐与身体力行，言必称斯密、马歇尔、科斯、凯恩斯，西方经济学也随之在中华大地上得到广泛传播，逐步成为指导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主流经济学”，他们也就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称呼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这些“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大力兜售的西方经济学并不科学，用西方经济学指导中国改革，会把中国改革导向失败的边缘。西方经济学在线性思维方式支配下所走的“实证化”道路并不是经济学科学化的道路，而是使经济学“跛脚”的道路。如果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坚持认为美国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只不过是美联储的政策失误导致，而不是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危机，固执地坚持用西方经济学指导中国改革，用西方“金融的逻辑”推演中国金融的逻辑，那么中国将不可避免步西方金融危机的后尘。政策失误的后面，是经济发展模式的错位;经济发展模式的错位后面，是经济学范式的错位。西方现代经济学适合于小商品经济时期，当今时代需要当代经济学与之对称。人类已经进入量子时代，需要量子力学的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秉持牛顿力学的线性思维方式只能落伍。
阶级分析方法是经济学主体性方法的组成部分。不能没有阶级分析方法，但也不能局限于阶级分析方法。用经济学的阶级性取代经济学的人类性，用只是阶级的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来代替人类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是用片面的理论来指导全面的人类经济实践，用简单抽象的理论来指导复杂的人类经济实践，只能误人子弟、误导社会、给社会生产力造成破坏。经济学要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建立超阶级的、一般的、人类的经济学，既有必要又有可能。人类经济学和阶级经济学的关系，是一般和特殊、全面和片面、具体和抽象的关系，二者的抽象程度不同，反映经济过程、经济规律的层次不同，因而指导意义也不同。用阶级的经济学否认人类经济学，是否认人类的抽象思维能力，否认人类有整体上、深层次地把握人类经济规律的能力，也就否认了建立经济科学的可能性。诚然，每个经济学者都有一定社会地位;但任何认识之所以可能，就在于人有抽象思维能力——超出人类认识感官局限性而进入更宽广领域的能力，经济学也不例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但作为真正的经济学家，他们的最大利益恐怕就在于提出人类认识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一般经济理论。庸俗经济学家之所以是庸俗经济学家就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胡说八道，但我想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会把学术地位的利益看得比物质利益更重。把历史机械唯物主义原理生搬硬套到每个经济学家头上，认为每个经济学家都是为了自己或特定阶级的物质利益而建立自己的经济学体系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写《资本论》，他的物质利益是什么?既然马克思可以为学术利益而牺牲自己的物质利益，为什么其他人不会?如果说，《资本论》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无产阶级的利益代表了全人类的利益，那这个“事实”本身恰恰证明，一个经济学家可以脱离甚至背叛自己所在的阶级而写作。我们不能用庸俗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所有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分析研究不排除意识形态，关键是要对各种意识形态进行合理定位，并对它们的合理性作出合理的说明。科学的经济学就在于用五度空间的方法，对各种意识形态进行定位和物弃，从而形成整体的、系统的、人类的、一般的、具体的经济学。在这里，需要的是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非线性的方法，而不是仅仅用“主流”、“非主流”的二分法。只有彻底抛弃政治经济学思维方式的桎梏，把经济学从意识形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才能从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中总结出理论经济学，然而又用这种经济理论来指导中国经济的实践，并使之更快地发展。这种经济理论就是对称经济学。所以，不但要有阶级分析方法，而且要有层次分析方法：经济学家的思维层次、利益层次决定他的理论层次——反映社会经济规律的层次、代表人类利益的层次。只有阶级分析而没有层次分析，是以偏概全、错误的结论已经包含在前提之中，体现的是一种牛顿力学层面的、线性的、三维空间的思维方式，在相对论与量子力学、信息化与知识经济时代，这种思维方式已不合时宜。西方经济学在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时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思维方式同客观现实的不对称。西方经济学的思想理论基础是唯科学主义，虽然花样百出，本质上只是线性科学。他们虽然理论上也接触过相对论、量子力学，但没有升华为他们的思维方式。这在认识根源上，体现出具体科学转变为思维方式的滞后性;在利益根源上，是要使他们肤浅的经济学知识披上“科学”的外衣使之转变为话语霸权的资本，这又体现出知识转化为权力的超前性。这种知识和利益的反差、具体知识和思维方式的反差，是他们话语霸权表象后面的致命弱点。
市场原教旨主义是为新兴资产阶级服务的政治经济学。经济学有政治经济学、一般经济学之分。政治经济学是低层次的经济学，一般经济学是高层次的经济学，在各自的参照系中，各有其合理性。但低层次的从属于高层次的，高层次的制约低层次的。如果把低层次的说成高层次的，把只是阶级的经济学说成人类的经济学，就成了庸俗经济学。所谓庸俗经济学，就是把明明只是阶级经济学却要说成人类的经济学的经济学。如果庸俗的经济学还要以“主流”自居，妄图通过各种炒作手段以取得话语霸权或学术垄断权，那么这种“经济学”就成了“学术意识形态”而失去它们本来还有的一点认识功能，而成为媒体“经济学家”争利的工具。只有在经济学话语市场上公平竞争，真正的经济科学、一般经济学才能逐步占据主流。
经济学分析是科学尺度和文化尺度的统一。什么是文化?从主流经济学家所谓“大地震后灾区重建可以带来GDP增长”的理论来看，GDP增长与财产增长、经济增长是两个概念。GDP增长以及把GDP增长等同于经济增长的经济学是文明，提倡增产节约、把财产增长看成经济增长的经济学是文化。货币经济学是文明，幸福经济学是文化。“世界工厂论”是文明，“重新洗牌论”、“后来居上论”是文化。西方哲学是文明，东方哲学是文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文明，效率与公平的对称是文化。西方经济学是文明，对称经济学是文化。货币GDP是文明，财富GDP、绿色GDP、社会GDP是文化。在国民核算体系中，要用文化GDP代替货币GDP;而所谓战争、大灾难可以带来GDP增长的“经济学”是“文明”经济学而不是文化经济学。我们不否认传统GDP理论的抽象合理性与线性科学性，但要指导一国经济发展、推动社会发展，绝不能仅靠传统货币GDP理论，而要靠文化GDP理论。东西方文化的差别表面上是空间地域上的，本质上是时间上的。从东方文化中心到西方文化中心再到东方文化中心，是文化上的时间连续关系。对东西方文化的扬弃不是横向的凑合，而是纵向的综合。在信息时代，只要思想方法得当，并不排除出现比西方文化更高的东方文化，但这不是对东方旧文化的肯定，而是否定之否定。应从时间的差别来理解空间差别。只有人类文化的发展规律，而没有独立的并行不悖的东西方文化发展规律。东西方文化发展规律只能从属于人类文化发展规律。在一般、整体规律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特殊、部分规律，受一般、整体规律的制约。中国传统文化同西方文化的空间差别正体现了两种文化发展的时间上的不同阶段。中国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的空间差别正体现了两种文化发展的时间上的不同阶段。中国当代经济学实现了中华文化对西方文化时间上的超越和层次上的升华。所以经济学分析离不开文化的分析。
经济学分析是科学尺度和逻辑尺度的统一。对经济学的逻辑分析也是一种规范分析;规范的经济学论文其逻辑尺度和科学尺度是一致的。经济学研究不能停留在形式逻辑，但也不能跨过形式逻辑;逻辑严密不是经济学科学性的充分条件，然而是经济学科学性的必要条件。一篇规范的经济学论文(不管它发表在哪一“级”的刊物上)，一个必要的前提是不能被人类现在所掌握的信息所证伪的：在理论上必须能自圆其说，不能被现有的逻辑证伪;必须能穷尽解释所涉及到的经济事物和经济现象;不能被人类已发现的经济事实和经济现象所证伪;在特定参照系中，可以推断永远不会被人类新发现的经济事实和经济现象所证伪。否则，就不叫经济科学论文，连发表的资格都没有。被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津津乐道、顶礼膜拜、如获至宝、奉若神明的相当一部分西方经济学家的论文，都是一些不规范的论文：观点和方法无创意，未达到科研论文创新性的要求。逻辑上不能自圆其说，未达到科研论文科学性的要求。说是解决热点问题，却不能使人信服，而且还引起更大的争议，甚至产生误导作用，不符合科研论文价值性要求。所运用的数理方法和所推导出来的线性观点，对于需要系统方法的复杂经济工程无借鉴意义，不符合科研论文的可操作性要求。这些“论文”不会因为作者的头衔大和发表刊物的“级别”高而成为真理。
经济学分析是科学尺度和主体尺度的统一。经济学的量子力学特征，所以经济学的是什么、为什么与怎么样是统一的，主体性、科学性、实证性与规范性是统一的，真善美是统一的。是什么通过为什么、怎么样表现出来，操作性是其内部环节，工程方法是经济学方法中一切方法的落脚点。因此，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主体性与科学性、实证性与规范性统一的对称逻辑，就是经济学的逻辑----研究的逻辑与叙述的逻辑。经济学科学尺度和主体尺度的统一还表现在：经济学是创新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人类经济活动本来是由人的创造性活动组成，人类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本来是由人的创造性活动组成，经济学的科学规律离不开经济学家的创造性活动。经济学实证性与规范性的统一为经济学创造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与可能性基础;经济学创造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是实现经济学规范性与实证性统一的必经途径。经济学创造性与科学性的统一要求经济学家、真正的经济学家必须有自己的原创理论。
经济学分析是科学尺度和历史尺度的统一。人的本质是人的主体性，人类的本质是人类的主体性。无论是人类的主体性还是个人的主体性，都是善战胜恶的过程，而这种善战胜恶的过程就是人类历史的进步过程。因此主体论与规律论是一致的，历史观与伦理学是一致的，社会的本质是建立在所有个人主体性的基础上的人类的主体性。所以社会的本质、人类的本质、个人的本质是一致的，经济学科学尺度和历史尺度是一致的。由于人的本质是主体性，客观规律只是前者的总计、总和、结论。主体性，既是科学的尺度，也是历史的尺度。经济学范式本身的变迁是和人类经济发展过程相一致的，从政治经济学范式向一般经济学范式的变迁是和人类经济发展过程相一致的。经济学中的历史尺度同科学性不是对立的;科学尺度本身就是历史规律的必然结果，也是历史规律的组成部分。把经济学的历史尺度与科学性对立起来，没有事实依据与逻辑根据。科学尺度与历史尺度的对称关系，是把经济学的对象定位于“规律”而非“趋势”的立足点。
经济学分析是科学尺度和效益尺度的统一。效益与公平的内在一致性，说明科学与价值、实证与规范、规律与人道是合二而一的,经济学科学尺度和效益尺度是统一的。没有效益，没有真正的效率。没有效率，也没有真正的效益。弱肉强食不是真正的效率，平均主义不是真正的效益。帕累托最优不是效率第一，而是效益至上。资本主义讲效率不讲效益，传统社会主义讲效益不讲效率，转型、改革是二者的扬弃，使二者各自扬长避短，从而充分发挥二者的优势，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把效率说成是实证的、科学的，把公平说成是规范的、理想的、人道的，是荒谬的。西方经济学“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和计划体制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二者都把公平与效率对立起来，既无公平，又无效率。前者过分强调自由而否认了政府的作用，后者过分强调政府的作用，而否认了自由的功能，二者都把自由和政府对立起来，因而也都不能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公平与效益的对称，是人类一般经济规律与本质的反映，是人类一般经济学的主体性、价值性、科学性的统一。
对经济学的最根本分析是范式分析。范式分析是比对经济学家的阶级分析、意识形态分析更根本的分析。对经济学家的分析与对经济学的分析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是范式分析。知识经济与知识经济学之所以会成为意识形态上水火不容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共同敌人，要么一致讨伐，要么一起采取鸵鸟政策，证明了后二者虽然在特定层面上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不同的“科学共同体”，然而在更深层次上，它们又都属于同一个经济学范式、同一个“科学共同体”——政治经济学范式与政治经济学共同体。而知识经济与知识经济学则动摇了政治经济学范式与政治经济学共同体赖以合理存在的经济基础，使政治经济学出现了“范式危机”，使政治经济学共同体面临着生存危机。原来大动干戈的两大阵营突然发现原来双方都在同一只船上讨生活，双方也是利益共同体，如果非要争个你死我活结果只能一起沉没。急中生智、大彻大悟的它们现在终于联起手来对付共同的敌人。“知识经济学”之所以在一段时间的喧闹之后近几年风光不再，除了上述“共同体”们借助教育行政化与学术行政化手段进行扼杀以外，其自身的“范式缺陷”——本身没有形成范式是更根本的原因。这就好像临军对垒，一方组织严密、训练有素，另一方只是游兵散勇，虽然是所谓新生事物，也算代表了新生势力，但也只能一触即溃。由此可见，“学”和“范式”还有一段差距;要使“知识经济学”能站稳脚跟并能得到发展，就必须使“知识经济学”有自己的范式，这就好像刘备只有取得蜀地，才有资格三足鼎立而结束颠沛流离、寄人篱下。对称经济学就是这样的范式。有了对称经济学范式，“知识经济学”就有了自己的家，就可以安营扎寨、准备粮草再出发。无论是知识经济学，还是转型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幸福经济学，所有这些新的、时髦的经济学理论在它们形成新的范式之前，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所真正接受;在主流经济学范式框架中即使能找到这些字眼，也已经被消费、消解、消耗得面目全非，与它们本来应有的含义大相径庭。而它们一旦有了自己的范式，也已经另起炉灶、独树一帜，和主流经济学说“拜拜”了。所以经济学要真正发展除了用新范式代替旧范式，没有第二条路可走。科学发展史已经证明并将进一步证明：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非主流”变“主流”、新的“主流”取代旧的“主流”的过程，就是新的“科学共同体”代替旧的“科学共同体”、新的范式取代旧的范式的过程，就是“小人物”变成“大人物”的过程，就是新的话语权代替旧的话语霸权的过程，就是原创思想逐步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过程。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就要遵循这条规律，自觉推动这个过程，加快以原创思想为主导的包括经济科学在内的科学发展。
市场检验也是实践检验的组成部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检验是实践检验的直接组成部分。真正的学术著作都很好卖。卖得好的不一定都是好书，但好书肯定都卖得好。所以要靠补贴才能出版的“学术著作”都不是真正的学术著作。所谓真正的学术著作，就是提出原创理论的著作。原创有建立了新的范式的“原创”和在原有范式里的“原创”。不管哪一种，所谓“原创”，都应该是理论的原创。原创不等于新观点、新解释、新政策、新方案、新模型，而是新理论。所谓中国学术的国际化，不是学者头衔的国际化、论文语种的国际化、发表论文刊物“级别”的国际化，而是成果原创程度参照系的国际化。经济学的国际化不是西化，不是照搬照套西方经济学理论，不是用英语作为经济学学术会议的工作语言，而是经济学理论原创参照系的国际化。作为对称经济学的中国经济学代替西方经济学成为人类经济学的主流是通过空间交替展示时间之矢的经济学整体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因此作为对称经济学的中国经济学就是国际化的经济学，而现有的西方经济学只不过是西方本土化的经济学。
知识经济时代，完善的知识市场是完善的市场体系中日趋重要的组成部分;争夺科学、知识话语权的斗争实际上是知识市场竞争的一种折射，任何话语霸权或依靠门户、门派、流派、头衔、身份、职务、权力、炒作、知名度、社会地位、政治手段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谋取话语霸权的行为，就像官商勾结、黑白同道谋取市场的垄断地位一样，属于不正当竞争，必须被摒弃。创新虽然是标新立异，但创新不能仅仅归结为标新立异。无论那一种创新都必须能自圆其说，是原有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并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真正的经济学原创理论不可证伪，能被证伪说明是伪科学而不是原创理论。原创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就是在新的经济学范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的、不可证伪的经济学公理、定理体系。原创的经济学公理或定理不可证伪的范围大小，决定经济学基础理论原创的层次高低。有没有自己的、有科学史意义的经济学范式与自己原创的、有科学史意义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是衡量一个“经济学家”是否真正的经济学家的唯一标准。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内容、形式、体系、评价标准是对称的。诞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对称经济学通过扬弃迄今为止各个经济学流派，使之统一在一个完整的经济学框架中，成为一个新的、统一的经济学范式。对称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流派的关系，是一元与多元的关系。对称经济学之所以成为人类经济学、一般经济学，就在于它的对称性：主体性与科学性的对称，主体与客体的对称，规范与实证的对称，有序与无序的对称，物质经济学与精神经济学的对称，人与自然与社会与他人的对称。经济学真理的一元性，渗透在经济学真理的多元性与多样性中。由于社会经济现象的复杂性、“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是存在的。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典型性、综合性，经济学的标准模本很有可能就蕴含在“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中。大浪淘沙;包含市场检验在内的实践检验，是检验经济学理论的原创程度、经济学原创理论的真理性、经济学真理的层次性的唯一标准。虽然饱受媒体追捧、坐拥耀眼头衔、终日活跃在闪光灯面前的“著名经济学家”绝大部分只不过是经济学工作者，但只有原创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才能在人类经济认识发展史上刻下自己的痕迹。用不了几年，那些抛头露面、浮光掠影、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所谓“经济学家”包括“著名经济学家”都将淡出人们的视野，在经济与经济学舞台上销声匿迹，成为人类经济学史上的匆匆过客。虽然大经济学家的思想体系、大的经济学流派都在人类经济学发展的圆圈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只有以对称哲学为哲学基础、以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对称关系为自己的对象、出发点和建构体系的基本原则的对称经济学才是科学的、属于全人类的经济学。属于全人类的经济学不但能经得起市场的检验，而且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这些曾经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舞台上叱咤风云呼风唤雨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沉与浮集中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利与弊、成与败、进与退，集中体现了改革开放实践对这些著名的“主流经济学家”所宣传推广的自己的别人的理论的检验。这说明，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经济学进行分析，通过这种分析来对中国改革开放进行形而上学层面的反思和实务操作层面的总结，是经济学科学发展的需要，是中国经济学科学发展的需要，是中国经济按科学发展观发展的需要，是结束改革开放模着石头过河历史的需要。
对称经济学是第一个由中国人创立的、高度原创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以对称哲学、五度空间理论、复杂系统论为理论基础，吸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的最新成果，通过对现有世界上经济学三大流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扬弃和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综合，建立起来的真正科学的经济学。对称经济学的产生结束了人类经济学的史前史。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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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20）：评林毅夫“纸黄金”设想（二）
[ 2013/03/28 10:50 | by admin ]
2013/03/28 10:50 | by admin ]
“储备货币”概念和由“储备货币”概念引申出来的“出口创汇”这个概念，会给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方式造成误导
众所周知，任何国家的货币本身都有储存功能，所以没必要把本币的储存功能委托给专门的“储备货币”。人们之所以需要一定的外汇储备，是因为进出口贸易周转的需要。林毅夫：“为什么世界各国要持有外汇储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各国中央银行的一项调查，80%的受访者把‘流动性需求的缓冲’作为增加储备的动机，60%的受访者提到了‘平抑汇率波动’的目的。”（34）可见“外汇储备”和“储备货币”不是一个概念。“外汇储备”概念中的外汇不管是“流动性需求的缓冲”还是“平抑汇率波动”都只是为进出口服务的手段，“储备货币”概念则很容易使人把作为“储备货币”的外汇本身当做目的。“储备货币”概念和由“储备货币”概念引申出来的“出口创汇”这个概念，会给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方式造成误导，为出口而出口，把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化、固定化，从政策、资源方面对出口导向经济过度倾斜，不但影响到发展中国家国内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经济正常发展，而且一旦“储备货币”贬值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的直接经济损失。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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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19）：评林毅夫“超越凯恩斯主义”（二）
[ 2013/03/22 10:00 | by admin ]
2013/03/22 10:00 | by admin ]
把凯恩斯主义扩大到全球范围的放大了的凯恩斯主义，不能说是真正的“超越凯恩斯主义”
贯穿林毅夫在全球范围通过财政刺激政策搞基础设施建设的宏观经济的基本思路，仍然是微观经济学中新古典的一般均衡论与边际效率分析方法，以盈利、“回报”为政府经济刺激计划的出发点，这和凯恩斯在宏观经济领域运用微观经济学原理的所谓政府干预经济的计划没有本质的不同，充其量只是把凯恩斯主义扩大到全球范围的放大了的凯恩斯主义，不能说是真正的“超越凯恩斯主义”。也只有他的这种新古典边际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的结合，才能想出我国这样的“外汇储备丰富的国家”到全球去搞基础设施投资盈利的主意。从“比较优势”出口“盈利”到全球基本建设投资“盈利”，我搞不清楚林毅夫这样要我国到处“盈利”、将“盈利”进行到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新古典经济学虽然发展到马歇尔把交换价值和价值划等号，但也好像没有说过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赚钱！这种为赚钱而赚钱的增长观已经在我国此前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已经给我国带来了内需不足、消费不振、通货膨胀、发展后劲缺乏的滞涨后果；4万亿外汇储备对于中国人民来讲只不过是观念上的财富，实际上的沉重负担。如果按照林毅夫的“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把我国已经走入死胡同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再通过“外向投资型经济”得到继续延伸，即使会使我国的“储备货币”继续膨胀，但将使我国自身的发展资源枯竭而陷于不可持续发展的绝境，使我国的民族主体性荡然无存。这种停留在数字符号层面的“储备货币”再多又有何用？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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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林毅夫在全球范围通过财政刺激政策搞基础设施建设的宏观经济的基本思路，仍然是微观经济学中新古典的一般均衡论与边际效率分析方法，以盈利、“回报”为政府经济刺激计划的出发点，这和凯恩斯在宏观经济领域运用微观经济学原理的所谓政府干预经济的计划没有本质的不同，充其量只是把凯恩斯主义扩大到全球范围的放大了的凯恩斯主义，不能说是真正的“超越凯恩斯主义”。也只有他的这种新古典边际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的结合，才能想出我国这样的“外汇储备丰富的国家”到全球去搞基础设施投资盈利的主意。从“比较优势”出口“盈利”到全球基本建设投资“盈利”，我搞不清楚林毅夫这样要我国到处“盈利”、将“盈利”进行到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新古典经济学虽然发展到马歇尔把交换价值和价值划等号，但也好像没有说过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赚钱！这种为赚钱而赚钱的增长观已经在我国此前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已经给我国带来了内需不足、消费不振、通货膨胀、发展后劲缺乏的滞涨后果；4万亿外汇储备对于中国人民来讲只不过是观念上的财富，实际上的沉重负担。如果按照林毅夫的“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把我国已经走入死胡同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再通过“外向投资型经济”得到继续延伸，即使会使我国的“储备货币”继续膨胀，但将使我国自身的发展资源枯竭而陷于不可持续发展的绝境，使我国的民族主体性荡然无存。这种停留在数字符号层面的“储备货币”再多又有何用？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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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18）：评林毅夫“从西潮到东风”（二）
[ 2013/03/18 20:48 | by admin ]
2013/03/18 20:48 | by admin ]
形式逻辑不是研究经济学的充分条件，然而确实是研究经济科学的必要条件。对原来错误的修正与真理的相对性有本质的区别
林毅夫用“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旧理论经常被新理论否定，新理论又被更新的理论否定”来为自己《新结构经济学》的发展理论和《从西潮到东风》对金融危机的根源和出路分析对政府作用看法不同、政策建议不一自圆其说。从字面上看，“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正确的，“旧理论经常被新理论否定，新理论又被更新的理论否定”也是科学史的事实，但不能因此否定真理的绝对性与科学理论体系的逻辑一贯性。正好像《新结构经济学》和《从西潮到东风》两本书除了对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不同，新古典利润最大化的边际分析是贯穿两本书的基本线索一样，在本质相同、某些形式或现象不同的参照系中，不能说两个对立的理论或观点都是正确的。这是形式逻辑的不矛盾律，而形式逻辑的思维规律虽然不是研究经济学这样的复杂性学科的充分条件，然而确实是研究经济科学的必要条件。由于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和《从西潮到东风》两本书都是以现代市场经济为参照系，所以两本书对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不同只能说是自相矛盾，而这种自相矛盾是由于《新结构经济学》中对政府在市场中的定位被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践所证伪，林毅夫在《从西潮到东风》中不得不左支右拙修正自己原来的错误观点导致。这种对原来错误的修正与真理的相对性有本质的区别。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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