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流经济学批判（21）——评田国强的经济学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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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04 19:46 | by admin ]
2011/10/04 19:46 | by admin ]
理性的经济人不都是自私的
——评田国强的经济学方法论
田国强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经济研究》，2005.2）与《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上海财经大学“现代经济学”全国高校教师暑期师资课程进修班讲义）中，通过他的“一个行为假设， 二个注意事项，三个制度安排，四个基本原理，五个分析步骤”展开了在他看来所有现代经济学“基本相同的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本人认为，田国强的经济学“基本相同的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是对西方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经典概括，对其分析研究有利于深入解剖西方现代经济学的方法论，准确定位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理清中国经济学与西方现代经济学的范式差别，吸收西方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合理因素以作为中国经济学的养料，确立中国经济学范式的逻辑与历史的必然性。
科学的经济学不能以假设为出发点
田国强：“1、一个行为假设 一个行为假设指的是，任何一个社会学科都需对人的行为作出某种假设，将人的行为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对经济人的行为方式做出假设是经济学的根基。”（田国强：“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
人类科学史证明：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以不证自明（所谓“不证自明”就是已被人类长期实践所证明、不可证伪因而不需要再证明）的公理为逻辑起点，只有西方现代经济学，才公然主张以假设为逻辑起点。这说明，西方现代经济学无法像其他科学一样以不证自明的公理为逻辑起点。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西方现代经济学不知道经济学的公理是什么；之所以西方现代经济学不知道经济学的公理是什么，是因为西方现代经济学混淆了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其他科学研究对象的不同层次，使其无法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本质作合理抽象、真正找到与其他科学等价的经济学的公理。
历史辩证法是对称辩证法的展开。社会是放大了的自然；社会宏观主体的自觉活动，相当于自然界微观粒子的自发运动；牛顿力学层面的自然观，相当于社会宇观整体的历史观。
“无磨擦系统下的力学定律”、“没有空气阻力的自由落体运动”、“分子不发生碰撞的理想气体”、“不可压缩非粘性的理想流体”等是对自然界宏观现象的合理抽象，但把其机械地套到相当于自然界微观领域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领域，就会成为一种空洞的抽象。抽象有一个“度”，这个“度”的界线，不同层次的对象有不同的标准。 就好象量子运动中的“波粒二象性”，“波”和“粒”就不能分别抽象，如果分别对它们进行抽象没有任何认识意义。对个人行为的假设和无磨擦系统下的力学定律不属于同一层次，而与量子运动中的“波粒二象性”相当，因而是一种过度的抽象；过度抽象形成的，就是空洞的抽象。用牛顿力学层面的思维方式来定位作为经济学出发点的公理、定理只能是空洞的抽象；用量子力学层面、与人类经济活动相对称层面的思维方式来定位作为经济学出发点的公理、定理才是具体的、合理的抽象。以具体的公理、定理作为经济学的出发点，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是统一的，其逻辑体系是自洽的，结论是普适的、不可证伪的，没有各种各样的“外在性”、偶然性、非常规性，不需要用各种限制条件进行“修补”。把脱离具体的、还原论意义上的过度抽象的“公理”、“定理”作为经济学的出发点，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是对立的，其结论很容易被证伪。西方现代经济学之所以把这些“抽象”定位为假设，而不敢明目张胆宣示为公理，就是因为他们底气不足。西方现代经济学用认识宏观自然现象的方法来认识社会，是用牛顿力学的方法来认识量子世界，是方法的错位。如果把自然的微观层次看成相当于社会的宏观层次，自然的宏观层次看成相当于社会的宇观层次，那么自然和经济社会、对自然的认识和对社会的认识并无任何本质的不同；经济学的发展和其他科学的发展一样，都是以不证自明的公理为出发点、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自然历史过程”。
一门科学的逻辑出发点是一门科学的公理，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是经济学的公理。那么，什么样的东西才是经济学逻辑起点的公理呢？
任何一门科学的公理只能是特定领域的最深层次的特殊本质的抽象，经济学的公理只能是经济现象的最深层次的特殊本质的抽象。经济现象的最深层次的特殊本质就是经济主客体的对称关系。到目前为止，西方经济学曾经出现过三种出发点：亚当-斯密的价值、马克思的商品和帕累托的“经济人”。它们都只不过是经济社会的“本原”而非“本质”。从经济现象的本质——主客体的相互关系推导出主客体的价值关系，从主客体的价值关系推出经营活动、交易活动、“经济人”及其活动——观察与推理、 假说与验证、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都是必要的、相互对称的方法；其中，“数学公理”只是主体在这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关系中、逻辑思辨中的一种形式和非十分必要的环节。经济学的公理与数学的公理一样，只能凭直觉产生；但由于经济学是比数学更复杂的系统科学，因而从观察到直觉、从现象到本质的过程更复杂、过程也更漫长。但如果把“公理化” 理解成排斥主体的“纯科学”的方法，则只能走向科学的反面。因此，公理化方法应该是主客体相对称的对称逻辑的方法，而不仅是数学方法和传统逻辑方法。如果讲到分析工具的发展，那么对称逻辑是最重要的分析工具的发展成果。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出发点是“商品”。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经济人”。对称经济学的出发点是主客体关系。第三者是前二者的扬弃：把高品提升为“客体”，把“经济人”提升为“主体”——主体与客体及其对称关系——逻辑与历史的对称关系，就是对称经济学的出发点。
假设不但不能作为经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而且不能作为经济学模型的起点。所谓模型方法，就是在典型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与综合，使感性的具体上升到思维的具体，又把这一思维的具体转变为实践观念，通过实践工程，转变为新的感性具体。这其间，假设只是过程或过渡环节，而绝非前提。以假设为前提，以数理统计为根本方法，这样建立起来的模型只有或然性，而无普遍必然性；虽然有时会因碰运气发生作用，但极易因为外界条件的变化而失效。
西方现代经济学之所以没有科学的范式，是由于西方现代经济学还原论的思维方式。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决定还原论的出发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也是一种本原，虽然黑格尔是把本原当成了本质。马克思模仿黑格尔，“商品”相当于“绝对精神”。《资本论》沿袭了西方思维方式的传统。《资本论》以资本主义的本原――“商品”――而不是本质为出发点（因为它也把本原当成了本质）。商品只是一个要素，展开来的，只能是某个层面的规律，而不是市场经济的规律。还原论经济学缺乏出发点的本质性、自上而下的严密性、自下而上的创造性。见物不见人，人缺乏经济主体性，忽视文化、制度、人格、软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经济学还原论的要害，就在于它研究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时，不是把经济社会规律看成是经济社会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而是以一个要素、假设作为出发点从现象到现象的展开。这种发展观是线性发展观。还原论的出发点决定了出发点的抽象性与不对称性，决定了理论出现悖论与实践出现悖境的必然性。因此以还原论形成的假设作为出发点，其结论不可能是实证的。
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决定还原论经济学形成体系的方向。西方现代经济学形成体系的方向是：问题→政策→理论的不对称思维运动。问题与理论，本来是从不对称到对称的双向思维运动。但由于西方现代经济学缺乏整体稳定的框架，既缺乏自上而下的严密性，又缺乏自下而上的创造性，因此变成从不对称到不对称的单向思维运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使问题越来越多。西方现代经济学家，囿于他们的思想方法，连自己的国家的问题都解释不了，根本没有资格对别人国家的事情指手划脚。照搬照套他们的理论，只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还原论的出发点与形成体系的方向，使西方现代经济学有经验而无完整理论，有模型而无范式,是无范式的范式。因此以还原论形成的假设作为出发点建构起来的体系不可能是科学的。
假设是一种尚未确定的“问题”， “问题”只是主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契机，而不是出发点——既不是研究的出发点也不是叙述的出发点。问题的提出和解决，都要以主体原有的理论背景为前提；问题和理论的碰撞，是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具体方式；由于它们的相互作用，使经济学理论实现从抽象到具体的展开。所以，假设不能作为出发点——既不能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也不能作为叙述的、逻辑体系的出发点。
理性的经济人不都是自私的
田国强不仅以假设为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而且以“理性的经济人都是自私的”假设作为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田国强：“第二个基本原理是承认理性假设。这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理性假设意味着，在经济活动中，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如果人是非理性的，都大公无私，也就不需要经济学了。在常规性的情况下，人们往往表现出来的是利己性、自利性。这个假设无论在什么层面都基本成立，无论考虑国家、单位、家庭及个人之间关系的时候都是如此。”“要注意任何一个经济理论、行为假设都有其边界，不能盲目运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理性假设也是有边界条件的。大公无私与人的自利性往往并不矛盾，它们是不同环境下的不同行为反应。在天灾人祸等非常规性的条件下，人们往往表现出来的是非理性、大公无私的一面”。“行为假设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边界，有的人大，有的人小，行为经济学就是要把这个行为边界找出来，没有人说理性行为假设总是错的，我没有看到过有这样的人。”（田国强：“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 “一个经济理论有没有说服力和实用价值，一个经济制度安排或经济政策能不能让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关键看所假定的个人行为是不是真实地反映了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看制度安排和人们的行为方式是不是激励相容，即人们对激励是不是作出了对他人或社会也有利的反应。”（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在这里，田国强混淆了两个概念：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和人的自利性。由于这种混淆，使之不能自圆其说。
任何体系的逻辑出发点都蕴涵了后来发展的整个体系的全部要素的萌芽，经济学体系的逻辑出发点必须是经济现象的最高概括，能够统一解释所有的经济现象，由其引申出来的经济学结论不会被任何经济现象所证伪；对于人的行为分析必须适合于所有人而不是仅仅适合于大多数人。时间、空间、层次是对称的，是可以相互转化、因而可以相互换算的；“无论在什么层面都基本成立”、没有层次条件限制的假设，也必然同样在任何时间、任何空间都基本成立而没有时空条件限制。这样的“假设”就不是什么假设而只能是“公理”。因此作为公理的逻辑出发点在特定对象的范围内没有边界，作为经济学公理的经济学逻辑出发点在经济现象范围内没有边界。试图用外在的时空“边界条件”来修补，使所谓的“无论在什么层面都基本成立”的公理性假设同其相对立的命题得到兼容，用不是“总是错的”作为公理性假设不可证伪的标准，都不能避免作为经济学出发点的“假设”被证伪而陷于自相矛盾的“公理悖论”。这个悖论说明：“真实地反映了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的自私经济人的“理性假设”不能作为经济学体系的逻辑出发点，以自私经济人的“理性假设”作为逻辑出发点的不可能是科学的经济学。
经济，就是通过资源的生产与配置，满足人的需要。利益，就是对人的需要的满足。每个人都在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行事，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人都是“经济人”。但人的需要，有物质的和精神的；人的利益，有金钱的和荣誉的、眼前的和长远的、局部的和整体的、肤浅的和根本的；人满足需要、追求利益的手段，有合理的和不合理的、道德的和不道德的、损人利己和利人利己的。合作，本身是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必要环节；合作经济学本身是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人的利己与利他是对称的关系。利他有时并不在人的利益和理性之外，并非人的利益和理性的补充，而是恰恰就是人的利益和理性的内在环节。认为人的理性是自身利益最大化本身没错，但把自身利益最大化仅仅理解成利己，把利益仅仅理解成物质利益则是偏狭的。这不是理性非理性、利己与利人的关系问题，而是对“理性”与“利益”内涵的把握问题。经济伦理学不是外在于经济学的另门学科；人的利他性不是利己的补充，利人与合作同人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在逻辑上可以做到自洽。人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行事并不等于人是自私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善的本能也是一种本能，在这种本能的冲动下，为了伸张正义，利人不利已，也是人的一种需要；满足这种需要也是一种利益。在自然灾害之中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关怀本身也是人的利益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助人也即助己，帮助自己实现了自己人格的升华，因而也实现了自己的利益，因而也是正常的、理性的行为。西方现代经济学家的“经济人”，认为理性的、正常人的一切行为都有利已的目的，实际上是一种“性恶论”。所以经济人，有庸俗的与高雅的、片面的与全面发展的。“经济人”的假设科学不科学，不在其名称，而在其内涵。上述“利益”、“利益最大化”的内涵说明：“每个人都在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行事”和“理性的经济人都是自私的”是表面相似、实质不同的两个命题。前者可以把人的“理性”、“非理性”，“利己”、“利人”全部囊括在自己氂下，因而可以对人的全部行为作出统一的、合理的解释。在前者看来，人的“利他”、“大公无私”不是什么非常规条件下的“非理性”、不正常的行为，而是人的理性、正常行为在特殊情况下的特殊表现形式，和“利己”行为一样都是人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一共同本质的不同表现。后者则必须把人的利他行为作为所谓的“非理性”行为排除在“理性人”的正常行为之外，用非正常的行为来定位、“补充” 人的正常行为，以使之不和理性的经济人假设冲突。“每个人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是适合于所有“人的行为方式”的不可能被证伪的公理，公理不需要假设；只是“反映了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的“理性的经济人都是自私的”是轻易就能被证伪的歪理，歪理不能作为假设。
因此，经济人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经济人是实证的，而不是假设的。经济人是现实的，而不是虚构的。经济人是行为的，而不是理论的。具体的经济人是主体, 主体与客体相对而言。所以以具体的经济人----主体为出发点,就是以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关系为出发点。经济人是哲学分析的终点，经济学研究和叙述的起点、经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 认识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人是一切科学的出发点，“经济人”是经济科学的出发点。如果作为经济学出发点的“经济人”是低级的庸俗的，那么建立在“经济人”这个假设基础上的整个经济学体系的大厦，基础就是不牢的。在理论上，一切模型都是无效的；在实践上，只能使人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科学就是正确反映客观规律与客观本质的逻辑体系，其内容是科学规律，形式是语言。作为科学的逻辑体系，其概念和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客观事物之间的规律性联系的反映，作为科学内容的科学规律、科学本质同客观规律、客观本质是对称的。既然经济活动中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是经济社会的出发点，那么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也就是对称经济学的出发点。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作为对称经济学的出发点，是当今世界三大流派、两大类型经济学出发点的扬弃，且同宇宙的本质、社会经济发展的出发点相一致，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最大的涵盖力与解释力，因而具有公理的性质。以这样的公理为经济学的出发点，可以做到经济学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思辩与实证的统一。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是理论的边界条件分析
由于田国强以不确定、本身有边界条件因而没有普适性、“不是总是错”的因而可证伪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作为其经济学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所以在他看来任何一个经济学“理论、定理都是有条件的”；经济学理论的应用和发展过程，不是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和具体实践的相结合过程，而是找到经济学理论和定理的“边界条件”。田国强：“无论是经济学还是数学，任何一个理论、定理都是有条件的，关键是要找到这个条件的边界在哪里。”“要注意任何一个经济理论、行为假设都有其边界，不能盲目运用。”“经济变量间关系的成立有其边界条件，由此得出的结论亦有其内在逻辑。”“是不是说，经济学就不是一门科学呢？不是的。经济学是实实在在的一门学问。可以说，现代经济学中几乎所有的理论，都是来自于现实。既然经济学不能做实验，靠的又是什么呢？靠的就是其内在逻辑分析！在我的一篇关于金融危机的文章中也提到，完全靠理论来判断经济形势是不行的，完全靠数据说话也是不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实践和数据不是预测真理的标准。那么，靠什么来判断经济形势或作出比较准确的预测呢？这就靠经济学的内在逻辑分析。一些经济学家不考虑边界条件也不进行内在逻辑分析，把自己的想法不加任何附加条件就建议给政府或发布于媒体，这样做往往会出大问题。”“参照系指的是理想状态下的标准经济学模型，它导致了理想的结果，如资源有效配置等。参照系是一面镜子，让你看到各种理论模型或现实经济制度与理想状态之间的距离。一般均衡理论就提供了这样一种参照系，它主要论证完全竞争市场的最优性，认为它将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在这里，田国强虽然承认“经济学是实实在在的一门学问”，然而却否认了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任何科学真理都是抽象和具体、相对和绝对的统一；任何科学真理都有所适用的参照系。就任何科学真理都只适用于一定的参照系而言，任何科学真理都是相对的；就任何科学真理在特定的参照系中都有普适性而言，科学真理是绝对的。不同的参照系决定了不同的科学范式，不同的科学范式决定了科学真理的适用范围。在这里，经济学范式的不同、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决定的经济学理论和原理的适用范围的不同，不是所谓的经济学理论和定理的“边界条件”。任何一门科学，指导实践、发展自身的过程，都是在特定参照系、特定科学范式中不可证伪（或未被证伪）的、无边界条件的公理、定理和有边界条件的具体事物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使这些公理、定理的内容得到充实，现象得到解释，行为得到指导，事物得到创造，机制得以设定，制度得以安排，理论得到发展。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过程。所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过程首先是范式分析的过程，其次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对经济学理论同其所应用对象的关系首先从范式角度进行时空层次的对称分析，所运用的思维方式是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多元化的；对经济学理论同其所应用对象的关系进行边界条件的对应分析，所运用的思维方式是牛顿力学一元化的线性思维方式。经济学一元化的线性思维方式，其根源在于把西方现代经济学看成人类经济学的模本、经济学唯一的不变的绝对的真理。但把自己局限在理性分析范围内的西方现代经济学，不能理解和解释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同知识经济形态这个参照系不兼容。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真理性只能局限在工业经济时期，在知识经济时代将被“证伪”。因此，西方现代经济学是工业经济时期的经济学范式，知识经济时代要求新的经济学范式与之对称；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移、经济发展模式转轨必然要求经济学范式的转换。把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看成不变的绝对真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需要范式转换只需要边界条件分析，没有逻辑和事实依据。只要明确参照系，经济学科学真理的多元化就不会陷入真理观上的相对主义。如果认为公理、定理本身即有边界条件，并且能够找出这些边界条件，那实际上就等于承认这些公理、定理已被证伪。已被证伪的公理、定理不是科学，对不科学的学问进行“内在逻辑分析”也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各种“定理”、“公理”，有那么多的例外甚至“悖论”存在，是由于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线性思维方式所致，是由于线性思维方式同丰富多彩的经济现实不对称所致，就是因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各种“定理”、“公理”有边界条件因而没有普适性所致。因此范式分析是经济学内在逻辑分析、边界条件分析的前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等于理论的边界分析，经济学范式的对称分析不能归结为找到经济理论、定理的边界条件。
经济学范式分析是界定经济环境的前提
田国强：“1、界定经济环境 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的首要组成部分，就是对所要研究的问题或对象所处的经济环境(economic environment)作出界定。如前所述，要做好任何一件事，首先要了解国情、所处的周围环境或现实背景。现代经济学在研究问题时也完全如此。在作经济问题研究时要从实际出发，对经济环境进行界定。经济环境通常由经济人、经济人的特征、经济社会制度环境以及信息结构等组成。对经济环境的界定可分为两个层次：(1)客观描述经济环境和(2)精炼刻画经济环境特征。要做好这两点，前者是科学，后者是艺术。对经济环境描述的越清楚、准确，理论结论就会越正确；对经济环境刻画的越精炼和深刻，论证起来就越简单，理论结论也越能让人理解和接受。界定好一个经济环境，就是要将这两个层次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现代经济学大多数问题的研究中，经济环境都假定为外生给定的，而不是由理论模型延伸出来的，否则就无法讨论问题，因为总需要将一些经济因素或变量当作参数给定。”“帕累托最优这个概念对任何经济制度都是适用的。尽管帕累托最优标准没有考虑到社会公平问题，但它却从社会效益的角度对一个经济制度给出了资源是否被浪费的一个基本判断标准，从可行性的角度评价了社会经济效果。”（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问题是，无论田国强怎样强调“经济环境都假定为外生给定的，而不是由理论模型延伸出来的”，任何“界定经济环境”都离不开一个参照系，不同的参照系“界定经济环境”的标准不一样，得出来的结论也不一样。这个参照系就是着手“界定经济环境”的经济学家或经济学工作者的知识背景，也就是存在于经济学家或经济学工作者头脑中的现有的经济学范式。因此，经济学范式分析才是“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真正的“首要组成部分”。如果“界定经济环境”的经济学家或经济学工作者头脑中的经济学范式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理性的经济人都是自私的”，是“一般均衡理论”，是“完全竞争模型”，是“帕累托最优”，就会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而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划等号；他们在界定美国的经济环境时，就会把美国当前的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环境界定为标准的市场经济模型，而标准的市场经济模型就是标准的人类社会的经济模型，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标本；就会把美国曾经走过的从“血与火”的资本原始积累到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的道路看成是人类经济发展的主流；在界定中国的经济环境时，就会把计划经济等同于封建主义、通过否定计划经济来否定社会主义，就会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定位于重演西方近代史，就会把私有化、金钱化、自由化、产业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就会把世界工厂、资本原始积累、带血GDP、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看成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必经途径，就会把丛林法则、投机垄断、两极分化、掠夺型经济、坏的市场经济看成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常态，起码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必经阶段。相反，“界定经济环境”的经济学家或经济学工作者以宇宙的对称本质对称关系为参照系，以对称经济学为自己的经济学范式，就会把平等看成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把价值看成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因此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是对立的而是对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不是向不完善的市场经济过渡而是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过渡，因此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以上事实说明，界定离不开定位，定位离不开解释，解释离不开范式。“经济环境界定”离不开“经济解释”，“经济环境界定”和“经济解释”是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理论和实践的双向互动过程；田国强的“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中的第一步“界定经济环境”决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由他头脑中的“一般均衡理论”、“帕累托最优”模型等“理想状态下的标准经济学模型”组成的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对经济环境的辐射与整合。田国强有意无意地把“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中真正的第一步给忽略了。把“界定经济环境”看成外生给定的，否认经济学范式在“界定经济环境”中的主导作用，看不到“界定经济环境”过程中主客体的相互作用，是西方经济学通行的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还原论思维方式的必然产物，而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还原论思维方式本身是现代西方经济学范式中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田国强上述所津津乐道的“理性的经济人都是自私的”、“一般均衡理论”、“完全竞争模型”、帕累托最优” 等“理想状态下的标准经济学模型”本质上都是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还原论思维方式的产物。
由于西方现代经济学的这种线性思维方式不可能准确界定环境，正确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所以西方现代经济学不可能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用西方现代经济学削足适履牵强附会指导中国市场化改革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危害，说明西方现代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单方面的限定经济学的边界条件，也不是单方面的界定经济环境，而是经济学范式和经济现实之间是否对称的问题。科学范式的转变过程，是参照系转移的过程。商品经济时期价格经济学和一般均衡理论有相对的真理性，但在市场经济时期价格经济学和一般均衡理论将成为绝对谬误。知识经济随着产品的无限多样化，“总供给”与“总需求”这个概念只有空洞抽象的意义，而没有具体的实际意义。一般均衡理论是配置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消极的理论，产生于小商品经济时期。那时人们的需求结构简单、生产规模狭小、可再生资源有限，可再生生产能力与人的主体性发挥的空间太小、生产与消费之间容易“失衡”；一旦“失衡”，就会出现所谓经济危机。马克思的两大部类生产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出来的经典的一般均衡理论。可以说一般均衡理论是包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内的所有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然而到了真正社会化大生产——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所有的“均衡点”（包括生产与消费）均已不复存在；人的需求结构的变化带来的需求的无限性，生产结构的变化带来生产发展的无限性，决定了主客体之间只有主体主导的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而无静态的均衡。此时只有结构调整问题而无均衡问题。知识市场经济是社会量子化时代，一般均衡理论已过时，再秉持这种理论只能损害可持续发展。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转型经济与其说是例外，还不如说是经济发展五度空间模式的典型，只有用五度空间的思维方式才能与经济发展的典型现实相对称，而“一般均衡理论”、“帕累托最优模型”中所渗透的线性思维方式同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现实只能脱节。因此一般均衡理论并非经济学的一般参照系，以一般均衡理论为参照的西方现代经济学不是一般经济学；要解释中国经济、指导中国经济发展，不是简单的界定中国经济环境，而是建构与新的历史时期相对称的新的经济学范式。明确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中国经济学范式代替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经济学范式必然代替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
田国强：“正是由于不同的经济、社会、政治环境，才需要发展出不同的经济理论模型和经济制度安排。经济学家之所以对于一个问题会有不同的观点，恰恰说明现代经济学的严谨和完善，因为前提变了，环境变了，结论自然就要相应的变，很少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性的‘好’结论，否则就不需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不同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可以发展出不同的经济理论或经济模型，但决不是不同的‘经济学’。不少人说，由于中国的国情不一样，需要中国的经济学，是这样吗？世界上千千万万的楼房，即使由同一个人设计出来，也都不尽相同，由此我们需要不同的建筑学吗？不是，修建楼房所采用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都是一样的。对研究经济问题而言，也是同样的道理。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国外的经济问题，都采用基本相同的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不存在着所谓的‘中国的经济学’和‘西方的经济学’。”在这里，田国强只承认有“不同的经济理论或经济模型”，不承认有不同的“经济学”，不承认有“中国的经济学”和“西方的经济学”的范式差别。这实际上是把他以一般均衡理论为参照系、以“理性的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通过理论的边界条件分析和经济环境的界定、制度和行为的设计与选择即“一个行为假设， 二个注意事项，三个制度安排，四个基本原理，五个分析步骤”建构和运用经济学理论的“基本相同的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即西方现代经济学通行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当做一般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而田国强之所以把西方现代经济学通行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当做一般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是由于他把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当做一般的经济学范式。但从逻辑和历史两方面来看，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不但不是一般的经济学范式，而且作为特殊的经济学范式已经过时。
什么是范式？范式就是学说的坐标，开展科学研究、建立科学体系、运用科学思想的坐标、参照系与基本方式，科学体系的基本模式、基本结构与基本功能。科学范式后面是哲学范式。哲学范式与科学范式：前者制约后者，后者引领、展现前者。哲学范式决定科学范式，范式决定基础理论，基础理论决定具体理论，理论决定模型，模型决定模式。方法是理论的功能，和理论之间不是层次关系。虽然由于认识机制和利益机制的协整作用，在同一个范式基础上会产生学术观点基本相同、学术荣誉等既得利益和学术目标基本一致的“科学共同体”，对共同体外的学说和学者会产生“异体排斥”，但任何一门科学的真正进步，都最终要表现为范式的转换。不同的参照系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而是分属于不同的层次；以不同的参照系为背景建立起来的不同范式之间也不是并列的，而是不同层次、不同阶段之间的关系。能否做到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体现了科学范式的不同层次、发展的不同阶段。“范式”理论是我们把握不同学科、同一学科中不同学派的定位、相互关系、发展规律、发展趋向的钥匙。
参照系有特殊参照系和一般参照系，经济学范式有特殊的经济学范式与一般的经济学范式。政治经济学范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范式、无产阶级的经济学范式、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范式；西方经济学范式：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范式，斯密、李嘉图、马歇尔、马克思、科斯、哈耶克的经济学范式，都是以各自所代表的阶级的特殊利益为参照系，为各自所代表的阶级的特殊利益服务，因而是特殊的经济学范式。西方现代经济学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反剥削的理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经济人”理论、边际分析超边际分析理论是剥削最大化理论，二者的阶级基础与社会目标是根本对立的，但都属于西方现代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范式，一般均衡理论与价格经济学是它们共同的理论基础，都是与人类经济学、幸福经济学、一般经济学范式本质不同的特殊经济学范式。
对称关系是宇宙的最深层本质，对称规律是社会的最根本规律，对称原理是科学的最基本原理。对称关系也是经济领域的本质。人类经济活动的任何一个方面、任何一个过程都存在着对称关系。其中，主体和客体的对称关系是基本的对称关系，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经营和经济活动中的其它一切对称关系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所以以经济主客体对称关系为参照系的经济学范式就是一般的经济学范式，一般经济学的范式就是对称的经济学范式。所谓人类一般经济学，是用对称的方法、五度空间的方法、系统论的方法，对人类经济活动中的各个因素与结构及其相互关系作逻辑的、历史的、现实的分析，从中揭示人类经济活动的一般规律的对称经济学。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方法、规范与实证相统一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既是一般经济学的方法，也是一般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中国经济学范式，就是中华民族固有的天人合一思维方式所蕴含的对称逻辑、对称哲学萌芽运用到现代成熟的经济学中，形成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相对称的经济学范式。所以中国经济学范式就是对称经济学范式，中国经济学范式既是特殊的经济学范式，又是一般的经济学范式，是通过特殊的经济学范式体现出来的人类一般经济学的范式。中国经济学有两层含义：一是由中国人自己创立的、具有高度原创性的新的经济学范式，在理论基础、体系结构、实践功能方面同现有的西方现代经济学流派有本质的不同；二是既反映人类一般经济规律、又反映中国经济特殊规律，能有效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指导中国经济发展、成为中国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理论基础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中国经济学范式与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有本质的区别
中国经济学范式就是由中国人自己创立的，在理论基础、体系结构、核心价值、实践功能方面同现有的西方现代经济学各个流派有本质不同的具有高度原创性的新的经济学范式。中国经济学范式是用生产力发展代替GDP增长，用知识运营增长方式代替资本运营增长方式，用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代替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用再生型经济发展模式代替配置型经济发展模式，用价值机制代替价格机制作为市场核心机制，用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代替国民产业化体系，用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代替货币型国民经济系统，用对称代替均衡、对策代替博弈作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用主客体对称的对称经济学代替主客体对立的唯科学主义经济学，既反映人类一般经济规律、又反映中国经济特殊规律，能有效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指导中国经济发展、成为中国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理论基础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内在深层结构。
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就是以价格经济学和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理论、以理性人都是自私的“经济人”假设为理论出发点、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以价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以竞争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以博弈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以利润最大化为微观经济的最终目标、以经济规模最大化为宏观经济的最终目标、以线性非对称思维方式和还原论思维方法为方法论特征、擅长数量分析与边际分析、在“实证化”的名义下把经济学的实证性与规范性、客观性与科学性对立起来的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模式、基本结构与基本功能。线性、抽象性、片面性，是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的基本特征，也是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的致命缺陷。西方经济学范式本质上就是价格经济学范式。西方现代经济学是主体性与客体性分裂的经济学。一方面，他们强调人本主义、个人主义，另一方面他们又强调金钱至上、货币主义。西方现代经济学的“财富悖论”：经济学教人怎样增加财富，但不能教人怎样幸福，财富和幸福之间没有建立应有的联结。“幸福悖论”的根源在于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机制，是以金钱为代表的物质财富的增加；在这样的“经济学”的引导下，不是使财富成为人的手段，而是使人成为财富的手段；不是使经济发展成为人全面发展的手段，而是使人的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手段；从而使财富增长与经济发展越快，人越成为财富与经济的奴隶。西方现代经济学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科学性与主体性相对立，不可能实现人的幸福与全面发展。
不同的经济学范式有不同的经济学基础理论，也有不同的经济学“基本原理”。但西方现代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只有经济学基础理论而没有真正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只有中国经济学、对称经济学才不但有经济学基础理论，而且有真正的、属于科学学范畴的“经济学基本原理”。范式的转换意味着原有基础理论的改变。在对称经济学范式中，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两大基础理论价格理论与一般均衡理论将被彻底推翻，建立其上的一系列“定理”将被改变。对称经济学作为新的经济学范式，由一系列原创的基础理论组成。这些原创的基础理论有：对称哲学、对称逻辑、对称经济学、对称管理学、五度空间理论、再生经济学、和谐经济学、幸福经济学、知识经济学、知识运营学、发展经济学、转型经济学、创业经济学、名牌经济学、人类二次创业理论、共有制理论等，它们是对称经济学范式从量变到质变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形成过程中的不可缺少的环节，也是对称经济学范式有机的组成部分。这些新理论作为原创基础理论本身又是由一系列的新概念、新范畴组成。只有理解这些新概念、新范畴才能把握这些新的原创基础理论，而把握这些新的原创基础理论又是把握对称经济学范式的必要前提。
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产生不同的语境，不同的语境决定即使同一个名词也会有不同的内涵，使之成为不同的概念甚至不同的理论。“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可以利用，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这句话中的“市场经济”是抽象意义上的，在具体的意义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同一个市场经济。只有好的、充分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而坏的、完全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以市场化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就是要建立真正的、好的、充分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建立虚假的、坏的、完全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这个名词只有在科学社会主义与对称经济学范式语境中才是科学的概念。而上述提到的“幸福经济学”、“知识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转型经济学”等字眼虽然在原有的经济学理论框架中也会见到，但也只有在对称经济学范式中才是科学的理论。
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学应是西方现代经济学合乎逻辑的发展，是对后者的相容和超越；中国经济学代替西方现代经济学成为人类经济学的主流，是通过空间交替展示时间之矢的人类经济思想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般参照系是一般均衡理论，一般均衡理论的参照系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是平面的市场经济；在当代市场经济——立体的知识市场经济时期，一般均衡理论已经过时，决定了以一般均衡理论为参照系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也已经过时。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是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统一，经济学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统一。随着生产社会化、经济宏观化，经济学将逐步整体化，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分离将逐步成为历史。中国改革开放是系统工程，必须用整体的经济学作指导。作为整体的经济学，就是经济学的综合性、整体性、一般性、人类性，就是经济学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统一。而所谓的“中国经济学”，就是用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对称发展观，代替片面追求货币GDP增长的经济增长观；就是以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统一、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统一为中介，使幸福与知识、幸福经济与知识经济得以统一；就是以人类经济活动为核心展开的综合哲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自然科学、横断科学、纵深科学成果的整体学科；就是要素与结构相对称的经济学，还原与整体相对称、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相对称的经济学。改革，就是要建立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互对称、生产力功能最佳发挥的经济系统，就是要建立“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互对称、理论功能最佳发挥的经济学系统。“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互对称的逻辑，是“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互对称的历史的浓缩；“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互对称的历史，在“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双向运动中形成。在这双向运动中形成的，就是中国经济学。因此，所谓中国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就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对称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既是经济与经济学逻辑的历史展开，也是经济与经济学历史的逻辑浓缩。只有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经济学，才是科学的经济学，只有科学的经济学才能成为一般的经济学、人类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代替西方现代经济学成为当代人类经济学的主流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评田国强的经济学方法论
田国强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经济研究》，2005.2）与《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上海财经大学“现代经济学”全国高校教师暑期师资课程进修班讲义）中，通过他的“一个行为假设， 二个注意事项，三个制度安排，四个基本原理，五个分析步骤”展开了在他看来所有现代经济学“基本相同的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本人认为，田国强的经济学“基本相同的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是对西方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经典概括，对其分析研究有利于深入解剖西方现代经济学的方法论，准确定位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理清中国经济学与西方现代经济学的范式差别，吸收西方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合理因素以作为中国经济学的养料，确立中国经济学范式的逻辑与历史的必然性。
科学的经济学不能以假设为出发点
田国强：“1、一个行为假设 一个行为假设指的是，任何一个社会学科都需对人的行为作出某种假设，将人的行为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对经济人的行为方式做出假设是经济学的根基。”（田国强：“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
人类科学史证明：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以不证自明（所谓“不证自明”就是已被人类长期实践所证明、不可证伪因而不需要再证明）的公理为逻辑起点，只有西方现代经济学，才公然主张以假设为逻辑起点。这说明，西方现代经济学无法像其他科学一样以不证自明的公理为逻辑起点。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西方现代经济学不知道经济学的公理是什么；之所以西方现代经济学不知道经济学的公理是什么，是因为西方现代经济学混淆了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其他科学研究对象的不同层次，使其无法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本质作合理抽象、真正找到与其他科学等价的经济学的公理。
历史辩证法是对称辩证法的展开。社会是放大了的自然；社会宏观主体的自觉活动，相当于自然界微观粒子的自发运动；牛顿力学层面的自然观，相当于社会宇观整体的历史观。
“无磨擦系统下的力学定律”、“没有空气阻力的自由落体运动”、“分子不发生碰撞的理想气体”、“不可压缩非粘性的理想流体”等是对自然界宏观现象的合理抽象，但把其机械地套到相当于自然界微观领域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领域，就会成为一种空洞的抽象。抽象有一个“度”，这个“度”的界线，不同层次的对象有不同的标准。 就好象量子运动中的“波粒二象性”，“波”和“粒”就不能分别抽象，如果分别对它们进行抽象没有任何认识意义。对个人行为的假设和无磨擦系统下的力学定律不属于同一层次，而与量子运动中的“波粒二象性”相当，因而是一种过度的抽象；过度抽象形成的，就是空洞的抽象。用牛顿力学层面的思维方式来定位作为经济学出发点的公理、定理只能是空洞的抽象；用量子力学层面、与人类经济活动相对称层面的思维方式来定位作为经济学出发点的公理、定理才是具体的、合理的抽象。以具体的公理、定理作为经济学的出发点，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是统一的，其逻辑体系是自洽的，结论是普适的、不可证伪的，没有各种各样的“外在性”、偶然性、非常规性，不需要用各种限制条件进行“修补”。把脱离具体的、还原论意义上的过度抽象的“公理”、“定理”作为经济学的出发点，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是对立的，其结论很容易被证伪。西方现代经济学之所以把这些“抽象”定位为假设，而不敢明目张胆宣示为公理，就是因为他们底气不足。西方现代经济学用认识宏观自然现象的方法来认识社会，是用牛顿力学的方法来认识量子世界，是方法的错位。如果把自然的微观层次看成相当于社会的宏观层次，自然的宏观层次看成相当于社会的宇观层次，那么自然和经济社会、对自然的认识和对社会的认识并无任何本质的不同；经济学的发展和其他科学的发展一样，都是以不证自明的公理为出发点、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自然历史过程”。
一门科学的逻辑出发点是一门科学的公理，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是经济学的公理。那么，什么样的东西才是经济学逻辑起点的公理呢？
任何一门科学的公理只能是特定领域的最深层次的特殊本质的抽象，经济学的公理只能是经济现象的最深层次的特殊本质的抽象。经济现象的最深层次的特殊本质就是经济主客体的对称关系。到目前为止，西方经济学曾经出现过三种出发点：亚当-斯密的价值、马克思的商品和帕累托的“经济人”。它们都只不过是经济社会的“本原”而非“本质”。从经济现象的本质——主客体的相互关系推导出主客体的价值关系，从主客体的价值关系推出经营活动、交易活动、“经济人”及其活动——观察与推理、 假说与验证、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都是必要的、相互对称的方法；其中，“数学公理”只是主体在这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关系中、逻辑思辨中的一种形式和非十分必要的环节。经济学的公理与数学的公理一样，只能凭直觉产生；但由于经济学是比数学更复杂的系统科学，因而从观察到直觉、从现象到本质的过程更复杂、过程也更漫长。但如果把“公理化” 理解成排斥主体的“纯科学”的方法，则只能走向科学的反面。因此，公理化方法应该是主客体相对称的对称逻辑的方法，而不仅是数学方法和传统逻辑方法。如果讲到分析工具的发展，那么对称逻辑是最重要的分析工具的发展成果。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出发点是“商品”。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经济人”。对称经济学的出发点是主客体关系。第三者是前二者的扬弃：把高品提升为“客体”，把“经济人”提升为“主体”——主体与客体及其对称关系——逻辑与历史的对称关系，就是对称经济学的出发点。
假设不但不能作为经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而且不能作为经济学模型的起点。所谓模型方法，就是在典型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与综合，使感性的具体上升到思维的具体，又把这一思维的具体转变为实践观念，通过实践工程，转变为新的感性具体。这其间，假设只是过程或过渡环节，而绝非前提。以假设为前提，以数理统计为根本方法，这样建立起来的模型只有或然性，而无普遍必然性；虽然有时会因碰运气发生作用，但极易因为外界条件的变化而失效。
西方现代经济学之所以没有科学的范式，是由于西方现代经济学还原论的思维方式。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决定还原论的出发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也是一种本原，虽然黑格尔是把本原当成了本质。马克思模仿黑格尔，“商品”相当于“绝对精神”。《资本论》沿袭了西方思维方式的传统。《资本论》以资本主义的本原――“商品”――而不是本质为出发点（因为它也把本原当成了本质）。商品只是一个要素，展开来的，只能是某个层面的规律，而不是市场经济的规律。还原论经济学缺乏出发点的本质性、自上而下的严密性、自下而上的创造性。见物不见人，人缺乏经济主体性，忽视文化、制度、人格、软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经济学还原论的要害，就在于它研究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时，不是把经济社会规律看成是经济社会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而是以一个要素、假设作为出发点从现象到现象的展开。这种发展观是线性发展观。还原论的出发点决定了出发点的抽象性与不对称性，决定了理论出现悖论与实践出现悖境的必然性。因此以还原论形成的假设作为出发点，其结论不可能是实证的。
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决定还原论经济学形成体系的方向。西方现代经济学形成体系的方向是：问题→政策→理论的不对称思维运动。问题与理论，本来是从不对称到对称的双向思维运动。但由于西方现代经济学缺乏整体稳定的框架，既缺乏自上而下的严密性，又缺乏自下而上的创造性，因此变成从不对称到不对称的单向思维运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使问题越来越多。西方现代经济学家，囿于他们的思想方法，连自己的国家的问题都解释不了，根本没有资格对别人国家的事情指手划脚。照搬照套他们的理论，只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还原论的出发点与形成体系的方向，使西方现代经济学有经验而无完整理论，有模型而无范式,是无范式的范式。因此以还原论形成的假设作为出发点建构起来的体系不可能是科学的。
假设是一种尚未确定的“问题”， “问题”只是主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契机，而不是出发点——既不是研究的出发点也不是叙述的出发点。问题的提出和解决，都要以主体原有的理论背景为前提；问题和理论的碰撞，是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具体方式；由于它们的相互作用，使经济学理论实现从抽象到具体的展开。所以，假设不能作为出发点——既不能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也不能作为叙述的、逻辑体系的出发点。
理性的经济人不都是自私的
田国强不仅以假设为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而且以“理性的经济人都是自私的”假设作为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田国强：“第二个基本原理是承认理性假设。这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理性假设意味着，在经济活动中，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如果人是非理性的，都大公无私，也就不需要经济学了。在常规性的情况下，人们往往表现出来的是利己性、自利性。这个假设无论在什么层面都基本成立，无论考虑国家、单位、家庭及个人之间关系的时候都是如此。”“要注意任何一个经济理论、行为假设都有其边界，不能盲目运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理性假设也是有边界条件的。大公无私与人的自利性往往并不矛盾，它们是不同环境下的不同行为反应。在天灾人祸等非常规性的条件下，人们往往表现出来的是非理性、大公无私的一面”。“行为假设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边界，有的人大，有的人小，行为经济学就是要把这个行为边界找出来，没有人说理性行为假设总是错的，我没有看到过有这样的人。”（田国强：“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 “一个经济理论有没有说服力和实用价值，一个经济制度安排或经济政策能不能让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关键看所假定的个人行为是不是真实地反映了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看制度安排和人们的行为方式是不是激励相容，即人们对激励是不是作出了对他人或社会也有利的反应。”（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在这里，田国强混淆了两个概念：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和人的自利性。由于这种混淆，使之不能自圆其说。
任何体系的逻辑出发点都蕴涵了后来发展的整个体系的全部要素的萌芽，经济学体系的逻辑出发点必须是经济现象的最高概括，能够统一解释所有的经济现象，由其引申出来的经济学结论不会被任何经济现象所证伪；对于人的行为分析必须适合于所有人而不是仅仅适合于大多数人。时间、空间、层次是对称的，是可以相互转化、因而可以相互换算的；“无论在什么层面都基本成立”、没有层次条件限制的假设，也必然同样在任何时间、任何空间都基本成立而没有时空条件限制。这样的“假设”就不是什么假设而只能是“公理”。因此作为公理的逻辑出发点在特定对象的范围内没有边界，作为经济学公理的经济学逻辑出发点在经济现象范围内没有边界。试图用外在的时空“边界条件”来修补，使所谓的“无论在什么层面都基本成立”的公理性假设同其相对立的命题得到兼容，用不是“总是错的”作为公理性假设不可证伪的标准，都不能避免作为经济学出发点的“假设”被证伪而陷于自相矛盾的“公理悖论”。这个悖论说明：“真实地反映了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的自私经济人的“理性假设”不能作为经济学体系的逻辑出发点，以自私经济人的“理性假设”作为逻辑出发点的不可能是科学的经济学。
经济，就是通过资源的生产与配置，满足人的需要。利益，就是对人的需要的满足。每个人都在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行事，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人都是“经济人”。但人的需要，有物质的和精神的；人的利益，有金钱的和荣誉的、眼前的和长远的、局部的和整体的、肤浅的和根本的；人满足需要、追求利益的手段，有合理的和不合理的、道德的和不道德的、损人利己和利人利己的。合作，本身是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必要环节；合作经济学本身是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人的利己与利他是对称的关系。利他有时并不在人的利益和理性之外，并非人的利益和理性的补充，而是恰恰就是人的利益和理性的内在环节。认为人的理性是自身利益最大化本身没错，但把自身利益最大化仅仅理解成利己，把利益仅仅理解成物质利益则是偏狭的。这不是理性非理性、利己与利人的关系问题，而是对“理性”与“利益”内涵的把握问题。经济伦理学不是外在于经济学的另门学科；人的利他性不是利己的补充，利人与合作同人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在逻辑上可以做到自洽。人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行事并不等于人是自私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善的本能也是一种本能，在这种本能的冲动下，为了伸张正义，利人不利已，也是人的一种需要；满足这种需要也是一种利益。在自然灾害之中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关怀本身也是人的利益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助人也即助己，帮助自己实现了自己人格的升华，因而也实现了自己的利益，因而也是正常的、理性的行为。西方现代经济学家的“经济人”，认为理性的、正常人的一切行为都有利已的目的，实际上是一种“性恶论”。所以经济人，有庸俗的与高雅的、片面的与全面发展的。“经济人”的假设科学不科学，不在其名称，而在其内涵。上述“利益”、“利益最大化”的内涵说明：“每个人都在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行事”和“理性的经济人都是自私的”是表面相似、实质不同的两个命题。前者可以把人的“理性”、“非理性”，“利己”、“利人”全部囊括在自己氂下，因而可以对人的全部行为作出统一的、合理的解释。在前者看来，人的“利他”、“大公无私”不是什么非常规条件下的“非理性”、不正常的行为，而是人的理性、正常行为在特殊情况下的特殊表现形式，和“利己”行为一样都是人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一共同本质的不同表现。后者则必须把人的利他行为作为所谓的“非理性”行为排除在“理性人”的正常行为之外，用非正常的行为来定位、“补充” 人的正常行为，以使之不和理性的经济人假设冲突。“每个人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是适合于所有“人的行为方式”的不可能被证伪的公理，公理不需要假设；只是“反映了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的“理性的经济人都是自私的”是轻易就能被证伪的歪理，歪理不能作为假设。
因此，经济人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经济人是实证的，而不是假设的。经济人是现实的，而不是虚构的。经济人是行为的，而不是理论的。具体的经济人是主体, 主体与客体相对而言。所以以具体的经济人----主体为出发点,就是以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关系为出发点。经济人是哲学分析的终点，经济学研究和叙述的起点、经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 认识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人是一切科学的出发点，“经济人”是经济科学的出发点。如果作为经济学出发点的“经济人”是低级的庸俗的，那么建立在“经济人”这个假设基础上的整个经济学体系的大厦，基础就是不牢的。在理论上，一切模型都是无效的；在实践上，只能使人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科学就是正确反映客观规律与客观本质的逻辑体系，其内容是科学规律，形式是语言。作为科学的逻辑体系，其概念和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客观事物之间的规律性联系的反映，作为科学内容的科学规律、科学本质同客观规律、客观本质是对称的。既然经济活动中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是经济社会的出发点，那么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也就是对称经济学的出发点。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作为对称经济学的出发点，是当今世界三大流派、两大类型经济学出发点的扬弃，且同宇宙的本质、社会经济发展的出发点相一致，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最大的涵盖力与解释力，因而具有公理的性质。以这样的公理为经济学的出发点，可以做到经济学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思辩与实证的统一。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是理论的边界条件分析
由于田国强以不确定、本身有边界条件因而没有普适性、“不是总是错”的因而可证伪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作为其经济学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所以在他看来任何一个经济学“理论、定理都是有条件的”；经济学理论的应用和发展过程，不是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和具体实践的相结合过程，而是找到经济学理论和定理的“边界条件”。田国强：“无论是经济学还是数学，任何一个理论、定理都是有条件的，关键是要找到这个条件的边界在哪里。”“要注意任何一个经济理论、行为假设都有其边界，不能盲目运用。”“经济变量间关系的成立有其边界条件，由此得出的结论亦有其内在逻辑。”“是不是说，经济学就不是一门科学呢？不是的。经济学是实实在在的一门学问。可以说，现代经济学中几乎所有的理论，都是来自于现实。既然经济学不能做实验，靠的又是什么呢？靠的就是其内在逻辑分析！在我的一篇关于金融危机的文章中也提到，完全靠理论来判断经济形势是不行的，完全靠数据说话也是不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实践和数据不是预测真理的标准。那么，靠什么来判断经济形势或作出比较准确的预测呢？这就靠经济学的内在逻辑分析。一些经济学家不考虑边界条件也不进行内在逻辑分析，把自己的想法不加任何附加条件就建议给政府或发布于媒体，这样做往往会出大问题。”“参照系指的是理想状态下的标准经济学模型，它导致了理想的结果，如资源有效配置等。参照系是一面镜子，让你看到各种理论模型或现实经济制度与理想状态之间的距离。一般均衡理论就提供了这样一种参照系，它主要论证完全竞争市场的最优性，认为它将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在这里，田国强虽然承认“经济学是实实在在的一门学问”，然而却否认了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任何科学真理都是抽象和具体、相对和绝对的统一；任何科学真理都有所适用的参照系。就任何科学真理都只适用于一定的参照系而言，任何科学真理都是相对的；就任何科学真理在特定的参照系中都有普适性而言，科学真理是绝对的。不同的参照系决定了不同的科学范式，不同的科学范式决定了科学真理的适用范围。在这里，经济学范式的不同、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决定的经济学理论和原理的适用范围的不同，不是所谓的经济学理论和定理的“边界条件”。任何一门科学，指导实践、发展自身的过程，都是在特定参照系、特定科学范式中不可证伪（或未被证伪）的、无边界条件的公理、定理和有边界条件的具体事物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使这些公理、定理的内容得到充实，现象得到解释，行为得到指导，事物得到创造，机制得以设定，制度得以安排，理论得到发展。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过程。所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过程首先是范式分析的过程，其次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对经济学理论同其所应用对象的关系首先从范式角度进行时空层次的对称分析，所运用的思维方式是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多元化的；对经济学理论同其所应用对象的关系进行边界条件的对应分析，所运用的思维方式是牛顿力学一元化的线性思维方式。经济学一元化的线性思维方式，其根源在于把西方现代经济学看成人类经济学的模本、经济学唯一的不变的绝对的真理。但把自己局限在理性分析范围内的西方现代经济学，不能理解和解释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同知识经济形态这个参照系不兼容。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真理性只能局限在工业经济时期，在知识经济时代将被“证伪”。因此，西方现代经济学是工业经济时期的经济学范式，知识经济时代要求新的经济学范式与之对称；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移、经济发展模式转轨必然要求经济学范式的转换。把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看成不变的绝对真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需要范式转换只需要边界条件分析，没有逻辑和事实依据。只要明确参照系，经济学科学真理的多元化就不会陷入真理观上的相对主义。如果认为公理、定理本身即有边界条件，并且能够找出这些边界条件，那实际上就等于承认这些公理、定理已被证伪。已被证伪的公理、定理不是科学，对不科学的学问进行“内在逻辑分析”也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各种“定理”、“公理”，有那么多的例外甚至“悖论”存在，是由于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线性思维方式所致，是由于线性思维方式同丰富多彩的经济现实不对称所致，就是因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各种“定理”、“公理”有边界条件因而没有普适性所致。因此范式分析是经济学内在逻辑分析、边界条件分析的前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等于理论的边界分析，经济学范式的对称分析不能归结为找到经济理论、定理的边界条件。
经济学范式分析是界定经济环境的前提
田国强：“1、界定经济环境 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的首要组成部分，就是对所要研究的问题或对象所处的经济环境(economic environment)作出界定。如前所述，要做好任何一件事，首先要了解国情、所处的周围环境或现实背景。现代经济学在研究问题时也完全如此。在作经济问题研究时要从实际出发，对经济环境进行界定。经济环境通常由经济人、经济人的特征、经济社会制度环境以及信息结构等组成。对经济环境的界定可分为两个层次：(1)客观描述经济环境和(2)精炼刻画经济环境特征。要做好这两点，前者是科学，后者是艺术。对经济环境描述的越清楚、准确，理论结论就会越正确；对经济环境刻画的越精炼和深刻，论证起来就越简单，理论结论也越能让人理解和接受。界定好一个经济环境，就是要将这两个层次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现代经济学大多数问题的研究中，经济环境都假定为外生给定的，而不是由理论模型延伸出来的，否则就无法讨论问题，因为总需要将一些经济因素或变量当作参数给定。”“帕累托最优这个概念对任何经济制度都是适用的。尽管帕累托最优标准没有考虑到社会公平问题，但它却从社会效益的角度对一个经济制度给出了资源是否被浪费的一个基本判断标准，从可行性的角度评价了社会经济效果。”（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问题是，无论田国强怎样强调“经济环境都假定为外生给定的，而不是由理论模型延伸出来的”，任何“界定经济环境”都离不开一个参照系，不同的参照系“界定经济环境”的标准不一样，得出来的结论也不一样。这个参照系就是着手“界定经济环境”的经济学家或经济学工作者的知识背景，也就是存在于经济学家或经济学工作者头脑中的现有的经济学范式。因此，经济学范式分析才是“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真正的“首要组成部分”。如果“界定经济环境”的经济学家或经济学工作者头脑中的经济学范式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理性的经济人都是自私的”，是“一般均衡理论”，是“完全竞争模型”，是“帕累托最优”，就会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而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划等号；他们在界定美国的经济环境时，就会把美国当前的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环境界定为标准的市场经济模型，而标准的市场经济模型就是标准的人类社会的经济模型，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标本；就会把美国曾经走过的从“血与火”的资本原始积累到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的道路看成是人类经济发展的主流；在界定中国的经济环境时，就会把计划经济等同于封建主义、通过否定计划经济来否定社会主义，就会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定位于重演西方近代史，就会把私有化、金钱化、自由化、产业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就会把世界工厂、资本原始积累、带血GDP、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看成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必经途径，就会把丛林法则、投机垄断、两极分化、掠夺型经济、坏的市场经济看成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常态，起码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必经阶段。相反，“界定经济环境”的经济学家或经济学工作者以宇宙的对称本质对称关系为参照系，以对称经济学为自己的经济学范式，就会把平等看成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把价值看成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因此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是对立的而是对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不是向不完善的市场经济过渡而是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过渡，因此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以上事实说明，界定离不开定位，定位离不开解释，解释离不开范式。“经济环境界定”离不开“经济解释”，“经济环境界定”和“经济解释”是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理论和实践的双向互动过程；田国强的“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中的第一步“界定经济环境”决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由他头脑中的“一般均衡理论”、“帕累托最优”模型等“理想状态下的标准经济学模型”组成的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对经济环境的辐射与整合。田国强有意无意地把“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中真正的第一步给忽略了。把“界定经济环境”看成外生给定的，否认经济学范式在“界定经济环境”中的主导作用，看不到“界定经济环境”过程中主客体的相互作用，是西方经济学通行的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还原论思维方式的必然产物，而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还原论思维方式本身是现代西方经济学范式中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田国强上述所津津乐道的“理性的经济人都是自私的”、“一般均衡理论”、“完全竞争模型”、帕累托最优” 等“理想状态下的标准经济学模型”本质上都是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还原论思维方式的产物。
由于西方现代经济学的这种线性思维方式不可能准确界定环境，正确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所以西方现代经济学不可能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用西方现代经济学削足适履牵强附会指导中国市场化改革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危害，说明西方现代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单方面的限定经济学的边界条件，也不是单方面的界定经济环境，而是经济学范式和经济现实之间是否对称的问题。科学范式的转变过程，是参照系转移的过程。商品经济时期价格经济学和一般均衡理论有相对的真理性，但在市场经济时期价格经济学和一般均衡理论将成为绝对谬误。知识经济随着产品的无限多样化，“总供给”与“总需求”这个概念只有空洞抽象的意义，而没有具体的实际意义。一般均衡理论是配置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消极的理论，产生于小商品经济时期。那时人们的需求结构简单、生产规模狭小、可再生资源有限，可再生生产能力与人的主体性发挥的空间太小、生产与消费之间容易“失衡”；一旦“失衡”，就会出现所谓经济危机。马克思的两大部类生产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出来的经典的一般均衡理论。可以说一般均衡理论是包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内的所有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然而到了真正社会化大生产——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所有的“均衡点”（包括生产与消费）均已不复存在；人的需求结构的变化带来的需求的无限性，生产结构的变化带来生产发展的无限性，决定了主客体之间只有主体主导的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而无静态的均衡。此时只有结构调整问题而无均衡问题。知识市场经济是社会量子化时代，一般均衡理论已过时，再秉持这种理论只能损害可持续发展。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转型经济与其说是例外，还不如说是经济发展五度空间模式的典型，只有用五度空间的思维方式才能与经济发展的典型现实相对称，而“一般均衡理论”、“帕累托最优模型”中所渗透的线性思维方式同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现实只能脱节。因此一般均衡理论并非经济学的一般参照系，以一般均衡理论为参照的西方现代经济学不是一般经济学；要解释中国经济、指导中国经济发展，不是简单的界定中国经济环境，而是建构与新的历史时期相对称的新的经济学范式。明确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中国经济学范式代替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经济学范式必然代替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
田国强：“正是由于不同的经济、社会、政治环境，才需要发展出不同的经济理论模型和经济制度安排。经济学家之所以对于一个问题会有不同的观点，恰恰说明现代经济学的严谨和完善，因为前提变了，环境变了，结论自然就要相应的变，很少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性的‘好’结论，否则就不需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不同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可以发展出不同的经济理论或经济模型，但决不是不同的‘经济学’。不少人说，由于中国的国情不一样，需要中国的经济学，是这样吗？世界上千千万万的楼房，即使由同一个人设计出来，也都不尽相同，由此我们需要不同的建筑学吗？不是，修建楼房所采用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都是一样的。对研究经济问题而言，也是同样的道理。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国外的经济问题，都采用基本相同的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不存在着所谓的‘中国的经济学’和‘西方的经济学’。”在这里，田国强只承认有“不同的经济理论或经济模型”，不承认有不同的“经济学”，不承认有“中国的经济学”和“西方的经济学”的范式差别。这实际上是把他以一般均衡理论为参照系、以“理性的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通过理论的边界条件分析和经济环境的界定、制度和行为的设计与选择即“一个行为假设， 二个注意事项，三个制度安排，四个基本原理，五个分析步骤”建构和运用经济学理论的“基本相同的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即西方现代经济学通行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当做一般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而田国强之所以把西方现代经济学通行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当做一般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是由于他把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当做一般的经济学范式。但从逻辑和历史两方面来看，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不但不是一般的经济学范式，而且作为特殊的经济学范式已经过时。
什么是范式？范式就是学说的坐标，开展科学研究、建立科学体系、运用科学思想的坐标、参照系与基本方式，科学体系的基本模式、基本结构与基本功能。科学范式后面是哲学范式。哲学范式与科学范式：前者制约后者，后者引领、展现前者。哲学范式决定科学范式，范式决定基础理论，基础理论决定具体理论，理论决定模型，模型决定模式。方法是理论的功能，和理论之间不是层次关系。虽然由于认识机制和利益机制的协整作用，在同一个范式基础上会产生学术观点基本相同、学术荣誉等既得利益和学术目标基本一致的“科学共同体”，对共同体外的学说和学者会产生“异体排斥”，但任何一门科学的真正进步，都最终要表现为范式的转换。不同的参照系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而是分属于不同的层次；以不同的参照系为背景建立起来的不同范式之间也不是并列的，而是不同层次、不同阶段之间的关系。能否做到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体现了科学范式的不同层次、发展的不同阶段。“范式”理论是我们把握不同学科、同一学科中不同学派的定位、相互关系、发展规律、发展趋向的钥匙。
参照系有特殊参照系和一般参照系，经济学范式有特殊的经济学范式与一般的经济学范式。政治经济学范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范式、无产阶级的经济学范式、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范式；西方经济学范式：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范式，斯密、李嘉图、马歇尔、马克思、科斯、哈耶克的经济学范式，都是以各自所代表的阶级的特殊利益为参照系，为各自所代表的阶级的特殊利益服务，因而是特殊的经济学范式。西方现代经济学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反剥削的理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经济人”理论、边际分析超边际分析理论是剥削最大化理论，二者的阶级基础与社会目标是根本对立的，但都属于西方现代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范式，一般均衡理论与价格经济学是它们共同的理论基础，都是与人类经济学、幸福经济学、一般经济学范式本质不同的特殊经济学范式。
对称关系是宇宙的最深层本质，对称规律是社会的最根本规律，对称原理是科学的最基本原理。对称关系也是经济领域的本质。人类经济活动的任何一个方面、任何一个过程都存在着对称关系。其中，主体和客体的对称关系是基本的对称关系，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经营和经济活动中的其它一切对称关系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所以以经济主客体对称关系为参照系的经济学范式就是一般的经济学范式，一般经济学的范式就是对称的经济学范式。所谓人类一般经济学，是用对称的方法、五度空间的方法、系统论的方法，对人类经济活动中的各个因素与结构及其相互关系作逻辑的、历史的、现实的分析，从中揭示人类经济活动的一般规律的对称经济学。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方法、规范与实证相统一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既是一般经济学的方法，也是一般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中国经济学范式，就是中华民族固有的天人合一思维方式所蕴含的对称逻辑、对称哲学萌芽运用到现代成熟的经济学中，形成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相对称的经济学范式。所以中国经济学范式就是对称经济学范式，中国经济学范式既是特殊的经济学范式，又是一般的经济学范式，是通过特殊的经济学范式体现出来的人类一般经济学的范式。中国经济学有两层含义：一是由中国人自己创立的、具有高度原创性的新的经济学范式，在理论基础、体系结构、实践功能方面同现有的西方现代经济学流派有本质的不同；二是既反映人类一般经济规律、又反映中国经济特殊规律，能有效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指导中国经济发展、成为中国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理论基础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中国经济学范式与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有本质的区别
中国经济学范式就是由中国人自己创立的，在理论基础、体系结构、核心价值、实践功能方面同现有的西方现代经济学各个流派有本质不同的具有高度原创性的新的经济学范式。中国经济学范式是用生产力发展代替GDP增长，用知识运营增长方式代替资本运营增长方式，用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代替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用再生型经济发展模式代替配置型经济发展模式，用价值机制代替价格机制作为市场核心机制，用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代替国民产业化体系，用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代替货币型国民经济系统，用对称代替均衡、对策代替博弈作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用主客体对称的对称经济学代替主客体对立的唯科学主义经济学，既反映人类一般经济规律、又反映中国经济特殊规律，能有效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指导中国经济发展、成为中国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理论基础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内在深层结构。
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就是以价格经济学和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理论、以理性人都是自私的“经济人”假设为理论出发点、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以价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以竞争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以博弈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以利润最大化为微观经济的最终目标、以经济规模最大化为宏观经济的最终目标、以线性非对称思维方式和还原论思维方法为方法论特征、擅长数量分析与边际分析、在“实证化”的名义下把经济学的实证性与规范性、客观性与科学性对立起来的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模式、基本结构与基本功能。线性、抽象性、片面性，是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的基本特征，也是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的致命缺陷。西方经济学范式本质上就是价格经济学范式。西方现代经济学是主体性与客体性分裂的经济学。一方面，他们强调人本主义、个人主义，另一方面他们又强调金钱至上、货币主义。西方现代经济学的“财富悖论”：经济学教人怎样增加财富，但不能教人怎样幸福，财富和幸福之间没有建立应有的联结。“幸福悖论”的根源在于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机制，是以金钱为代表的物质财富的增加；在这样的“经济学”的引导下，不是使财富成为人的手段，而是使人成为财富的手段；不是使经济发展成为人全面发展的手段，而是使人的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手段；从而使财富增长与经济发展越快，人越成为财富与经济的奴隶。西方现代经济学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科学性与主体性相对立，不可能实现人的幸福与全面发展。
不同的经济学范式有不同的经济学基础理论，也有不同的经济学“基本原理”。但西方现代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只有经济学基础理论而没有真正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只有中国经济学、对称经济学才不但有经济学基础理论，而且有真正的、属于科学学范畴的“经济学基本原理”。范式的转换意味着原有基础理论的改变。在对称经济学范式中，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两大基础理论价格理论与一般均衡理论将被彻底推翻，建立其上的一系列“定理”将被改变。对称经济学作为新的经济学范式，由一系列原创的基础理论组成。这些原创的基础理论有：对称哲学、对称逻辑、对称经济学、对称管理学、五度空间理论、再生经济学、和谐经济学、幸福经济学、知识经济学、知识运营学、发展经济学、转型经济学、创业经济学、名牌经济学、人类二次创业理论、共有制理论等，它们是对称经济学范式从量变到质变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形成过程中的不可缺少的环节，也是对称经济学范式有机的组成部分。这些新理论作为原创基础理论本身又是由一系列的新概念、新范畴组成。只有理解这些新概念、新范畴才能把握这些新的原创基础理论，而把握这些新的原创基础理论又是把握对称经济学范式的必要前提。
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产生不同的语境，不同的语境决定即使同一个名词也会有不同的内涵，使之成为不同的概念甚至不同的理论。“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可以利用，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这句话中的“市场经济”是抽象意义上的，在具体的意义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同一个市场经济。只有好的、充分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而坏的、完全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以市场化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就是要建立真正的、好的、充分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建立虚假的、坏的、完全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这个名词只有在科学社会主义与对称经济学范式语境中才是科学的概念。而上述提到的“幸福经济学”、“知识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转型经济学”等字眼虽然在原有的经济学理论框架中也会见到，但也只有在对称经济学范式中才是科学的理论。
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学应是西方现代经济学合乎逻辑的发展，是对后者的相容和超越；中国经济学代替西方现代经济学成为人类经济学的主流，是通过空间交替展示时间之矢的人类经济思想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般参照系是一般均衡理论，一般均衡理论的参照系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是平面的市场经济；在当代市场经济——立体的知识市场经济时期，一般均衡理论已经过时，决定了以一般均衡理论为参照系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也已经过时。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是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统一，经济学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统一。随着生产社会化、经济宏观化，经济学将逐步整体化，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分离将逐步成为历史。中国改革开放是系统工程，必须用整体的经济学作指导。作为整体的经济学，就是经济学的综合性、整体性、一般性、人类性，就是经济学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统一。而所谓的“中国经济学”，就是用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对称发展观，代替片面追求货币GDP增长的经济增长观；就是以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统一、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统一为中介，使幸福与知识、幸福经济与知识经济得以统一；就是以人类经济活动为核心展开的综合哲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自然科学、横断科学、纵深科学成果的整体学科；就是要素与结构相对称的经济学，还原与整体相对称、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相对称的经济学。改革，就是要建立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互对称、生产力功能最佳发挥的经济系统，就是要建立“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互对称、理论功能最佳发挥的经济学系统。“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互对称的逻辑，是“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互对称的历史的浓缩；“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互对称的历史，在“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双向运动中形成。在这双向运动中形成的，就是中国经济学。因此，所谓中国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就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对称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既是经济与经济学逻辑的历史展开，也是经济与经济学历史的逻辑浓缩。只有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经济学，才是科学的经济学，只有科学的经济学才能成为一般的经济学、人类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代替西方现代经济学成为当代人类经济学的主流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中国主流经济学批判（20）——评陈志武《金融的逻辑》
[ 2011/10/03 11:16 | by admin ]
2011/10/03 11:16 | by admin ]
是金融的逻辑还是金融危机的逻辑
——评陈志武《金融的逻辑》
陈志武在《金融的逻辑》一书中，通过中西文化与历史的比较，极力宣传在西方高度发展的金融衍生品工具在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秘了中国人民勤劳而不富有以及国富民穷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中国人民不懂得运用金融工具来合理安排一辈子的收入与消费，极力劝诫中国政府要放开金融管制，大力发展金融衍生品，不要把美国金融危机归因于美国高度发达的金融衍生品工具而因噎废食。不能否认金融衍生品工具本身是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过程中的必然产物，通过促进经济虚拟化来促进合理配置资源催化生产力更快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但也不可否认由于金融衍生品工具本身的虚拟化特征，隐藏着成为投机的工具使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而最终酿成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的危险。美国的金融危机就是这种危险转变为现实的经典案例。正因为金融衍生品工具有两面性，所以必须对其扬弃；在严格区分投机与投资、间接投融资与直接投融资、股市直接投融资与创业直接投融资的前提下定位金融、金融衍生品工具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通过金融监管、理论与政策的引导作用使金融衍生品成为发展生产力的工具而不是投机的工具。如果说金融衍生品的产生与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产物，那么在金融的概念内涵中投机为主向投资为主转化、间接投融资为主向直接投融资为主转化、股市直接投融资为主向创业直接投融资为主转化则是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过程中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从属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金融衍生品的产生、定位、功能演变由经济发展过程来决定，这才是真正的金融的逻辑。而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通篇看不出投机与投资、间接投融资与直接投融资、股市直接投融资与创业直接投融资的区隔，在此前提下要中国政府放开金融监管，要中国人民借贷消费寅吃卯粮，这样的“金融的逻辑”在现实中只能是金融投机的逻辑、金融危机的逻辑。
金融的逻辑是再生的逻辑
——金融的逻辑不是配置的逻辑
陈志武：“到今天，按照我的定义，金融的核心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所有涉及价值或者收入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之间进行配置的交易都是金融交易，金融学就是研究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为什么会出现、如何发生、怎样发展，等等。比如，货币就是如此。它的出现首先是为了把今天的价值储存起来，等明天、后天或者未来任何时候，再把储存其中的价值用来购买别的东西。但，货币同时也是跨地理位置的价值交换，今天你在张村把东西卖了，带上钱，走到李村，你又可以用这钱去买想要的东西。因此，货币解决了价值跨时间的储存、跨空间的移置问题，货币的出现对贸易、对商业化的发展是革命性的创新。”
（陈志武：《金融的逻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8第1版，p2）在这里，陈志武是把金融的逻辑等同于货币的逻辑，把货币的功能归结为配置的功能。
金融的逻辑不等于货币的逻辑。什么是金融？金融的本义是货币本身作为商品的流通，而货币由商品流通的中介发展到本身成为独立的商品进行流通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在产品运营为主导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小商品经济时期，虽然有货币为中介的交易活动，但这样的货币活动不能称之为金融。在工业经济时期资产运营为主导，存在着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中介或间接投融资活动，货币由交易的手段被独立出来本身成为交易的标的，这样的货币活动才可以称之为金融。所以金融的逻辑是货币的逻辑演化发展的一定阶段的产物，货币的逻辑演化到金融的逻辑是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金融的概念随着经济的发展也在不断深化。到了知识市场经济时期，资产运营上升到资本运营，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由资产运营为主导上升到资本运营为主导，投融资方式不但有间接投融资而且有直接投融资时，所谓金融，就是资本运营，而资本运营就是投融资，包括直接投融资与间接投融资两种形式。知识经济时代金融的逻辑，是资本运营的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运营的历史，是金融的逻辑在时间上的展开。金融的逻辑就是资本运营的逻辑，资本运营的逻辑是资产运营的逻辑的提升。因此金融的逻辑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人类有交易活动时就有的，而是人类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随着人类经济增长方式发展的金融的逻辑，就是金融由配置功能向再生功能转化。
随着金融由配置功能向再生功能转化，货币的功能也就不仅仅是配置的功能。货币作为价值符号、支付手段、流通手段、贮存手段、世界货币，只是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货币的功能也是与时俱进——随着简单商品经济进入市场经济，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由资产运营上升到资本运营，货币从交易手段衍生出投融资手段，货币的逻辑将上升为金融的逻辑，货币的配置功能将转化为再生功能：货币通过促进和强化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资源的优化再生。货币功能由配置功能为主向以再生功能为主转化、由间接投融资为主向直接投融资为主转化，体现了货币功能的历史发展与层次提升。因此金融的逻辑是再生的逻辑；在金融的逻辑框架中，货币的功能是再生的功能。如果说“货币的出现对贸易、对商业化的发展是革命性的创新”，那么金融的出现则是对货币的发展是革命性的创新。
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方经济学、金融学教科书迄今没有对“金融”二字的明确定义，只有对金融功能的现象学描述，是因为“金融”概念本身即蕴涵了金融的逻辑——历史的逻辑与抽象的逻辑，而“金融”概念中所蕴涵的金融的历史逻辑与抽象逻辑二者又相互交融。
要把握“金融”概念中金融的逻辑需要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才有可能，这对于擅长线性思维方式的西方经济学家、金融学家是无能为力的。
金融的逻辑是创业的逻辑
——金融的逻辑不是金钱依附关系的逻辑
陈志武在他的《金融的逻辑》一书中虽然正确看到了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是比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更先进的金融模式，也看到了该模式对激发创新、创业的杠杆作用，但由于在他头脑中没有直接投融资与间接投融资的逻辑与历史的区别概念，并且用这二者的逻辑与历史的区别来定位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与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所以他把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的功能归结为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而不是促进直接投融资的金融模式。这根本上是由于他并没有真正把创新、创业看成是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而只是把其看成是一种由“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激发出来的、能够使青年人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成为亿万富翁的偶发的经济现象。这不能不说是本末倒置。在知识经济时代，是在高科技创新、创业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把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由投机、投资不分的市场分离出直接投融资的市场，并最终用直接投融资市场来定位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高科技创新、创业经济发展模式是本，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是末；二者的结合就是催化出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模式与经济增长方式。看不到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从间接投融资市场向直接投融资市场转化的历史必然性，乃至把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的功能归结为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不能说真正懂得金融的逻辑。
陈志武试图利用金融衍生品工具的经济虚拟化、货币化、资本化职能，使人们得以通过借贷消费寅吃卯粮来合理安排一辈子的收入与消费，通过促进国内消费来促进生产，改变中国目前的出口依赖型经济增长方式。这个逻辑初看起来是不错，但是忽略了一个前提：即人们通过借贷消费寅吃卯粮来合理安排一辈子收入与消费所依附的金融衍生品工具的经济虚拟化职能，有无实体经济与之对称。如果没有，那么人们通过借贷消费寅吃卯粮来合理安排一辈子的收入与消费将只能成为投机者盘剥的工具。在未对投机投资进行区分、没有理顺间接直接投融资关系的前提下，陈志武鼓励人民借贷消费寅吃卯粮的金融逻辑，实际上是投机的逻辑而不是投资的逻辑。正是这种借贷消费寅吃卯粮的投机逻辑造成美国开始的供给不足、资金链断裂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国人如果也按照这种借贷消费寅吃卯粮的金融逻辑来安排自己一辈子的收入与支出，恐怕只能让大部分的中国人成为房奴、车奴、卡奴。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的原因是有一部分人富有而不勤劳；造成中国人大部分勤劳而不富有、少部分人富有而不勤劳的原因是两极分化；造成中国人两极分化的原因是人剥削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剥削人的主要途径就是投机。所以陈志武的金融逻辑是使金融寡头成为奴隶主的逻辑，是使中国人民成为金融寡头奴隶的逻辑。如果人们通过借贷消费寅吃卯粮来合理安排一辈子收入与消费所依附的金融衍生品工具的经济虚拟化职能有实体经济与之对称，那么这里所谓的金融的逻辑实质上就是投资的逻辑；而这种投资的逻辑和人们投资项目、投资股票、投资农产品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中国人从古到今每日每时都在按照这种所谓的“金融的逻辑”生存。既然中国人按照投资的“金融的逻辑”生存因而造成“勤劳而不富有”，那么陈志武隆重推出的能使中国人“勤劳而富有”的金融的逻辑，在逻辑上就只能是投机的逻辑，而恰恰就是投机的逻辑在使少部分中国人富有而不勤劳的同时，使大部分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投机，是使中国人两极分化的催化剂。因此要真正使中国人民得以通过借贷消费寅吃卯粮来合理安排一辈子的收入与消费，通过促进国内消费来促进生产，首先要有效杜绝任何投机，特别是金融投机。杜绝金融投机与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从间接投融资市场向直接投融资市场转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只有把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定位为直接投融资市场才能有效杜绝投机，只有杜绝投机才能把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定位为直接投融资市场。而这两方面在陈志武《金融的逻辑》中似乎只字未提。
由于陈志武不是从直接投融资模式与间接投融资模式的逻辑与历史关系来定位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与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的关系，所以他强调要发展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并不是因为他重视直接投融资，而是因为他要大力发展民间间接投融资。陈志武：“有没有‘区域发展战略’政策支持的大项目并不是决定性的，更为关键的是一个省或地方有没有支持民间金融发展的制度和社会文化架构。如果有，该地方就更有能力调动本地的资源内生出经济增长动力。”那么他的“民间金融”指的是什么呢？“真正降低高利贷的办法不是打倒高利贷，而是通过电视和媒体渠道表彰这些人对于社会的贡献，表彰他们愿意把自己辛苦的劳动所得拿出来满足别人的资金需求。这可以鼓励更多人加入到放贷者的行列，增加借贷市场上的资金供给，使利率降低。”可见，陈志武要大力发展的是民间间接投融资。问题是10多年前从东南亚到日本到俄罗斯到巴西的金融危机虽不是全球化的，却是全球性的，它就已经标志着以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正走向全面瓦解，世界历史已在进入新阶段：以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阶段。民间大量游资的无序运动＋民间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只能促成贷款膨胀和泡沫经济，形成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的周期性金融危机。金融危机说明必须改变间接投融资造成的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通过直接投融资，实现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的统一，使社会不但直接占有资本，而且直接占有生产资料。当今社会如果要发展民间金融只能发展民间直接投融资。直接投融资是知识经济时代资本运营的逻辑和资本运营的历史的统一，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途径。直接投融资的程序和步骤：民间直接投融资是直接投融资的起点，农村民间直接投融资是民间直接投融资的起点，农村信息化、知识化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农村民间直接投融资的起点。直接投融资也应走农村包围城市、知识带动资本、创业带动就业的道路。把发展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定位于大力发展包括消费信贷、高利贷在内的民间间接投融资是金融逻辑的错位。
陈志武靠信贷消费寅吃卯粮、发展民间借贷市场来发展民间金融的逻辑来使人摆脱养儿防老、个人对家庭的超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却会很容易使人陷于另一种人身依附关系——金钱的人身依附关系。如果金融的逻辑只是意味着以往建立在超经济的行政强制基础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得到摆脱，而建立在经济强制基础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在金钱至上的潜规则面前得到强化，如果金融的逻辑只是用一种人身依附关系代替另一种人身依附关系，那么这样的金融逻辑只能是金融陷阱。金融的逻辑是金融由配置功能为主向再生功能为主演化，从投机到投资、从间接投融资到直接投融资、从配置型直接投融资到再生型直接投融资的进展。从逻辑和历史两方面来看，真正能使中国人合理安排一生收入与消费、获得人身自由的唯一途径是再生型创业直接投资，也就是把希望寄托在田野上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电脑屏幕上。
金融的逻辑是生产的逻辑
——金融的逻辑不是消费的逻辑
陈志武先生认为，要靠金融衍生品使中国人寅吃卯粮，促使“中国经济从目前的投资型驱动转为消费型驱动”，才能防止金融危机与通货膨胀。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是消费的逻辑。但实践证明，投资永远主导消费；投资型驱动才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金融的逻辑只能是生产的逻辑而不是消费的逻辑。在再生型财政投融资的基础上，基本建设投资对投资的乘数效应，主要表现在牵动创业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导致的产业链延伸两方面；基本建设投资对消费的乘数效应，主要表现在直接解决就业问题和通过扶持创业工程解决就业问题两方面。从量来看，基本建设投资的投资拉动市场是几何级数，消费拉动市场是算术级数。从质来看，是靠投资拉动市场还是靠消费拉动市场，取决于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背后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靠基本建设投资拉动市场是再生经济学原理，靠消费拉动市场是配置经济学、价格经济学的要求。从后果来看，靠投资拉动市场，其作用是永久的；靠消费来拉动市场，其效果只是暂时的。此外，是靠投资拉动市场还是靠消费拉动市场，还要区分供给与需求、投资与消费、卖方与买方这几对范畴。
这里要把“消费需求”与“消费”区别开来。消费需求决定投资需求，并非消费决定投资。在再生经济学范式里，消费需求本身属于投资的范畴。总体上，投资决定消费而非相反。当然，在配置经济学范式里，消费需求本身属于消费的范畴，因此可以作出截然相反的解析。但我们从图式中可以看出：需求决定供给，同投资决定供给并不矛盾。这里，关键的是在于要把“需求”同“消费”区别开来。社会以需求为主导，并非等于以消费为主导；因为投资既创造供给，也创造消费，而且只有投资，才既创造供给、也创造消费。市场可以由卖方为主导转向以买方为主导，但投资与消费的关系不会因此而由投资为主导转为以消费为主导。不管市场怎样变化、商场怎样发展、经济学中的供给学派与需求学派怎样争锋，投资永远主导消费而不是相反。认为经济发展有投资导向型与消费导向型，是混淆了供给与需求、买方与卖方这两对范畴同投资与消费这对范畴的关系，认为既然供给与需求可以交替、买方与卖方可以转换，投资与消费也可以位移。这种概念的混淆会带来忽视投资、鼓励消费的严重后果，与节约型社会的要求相背离。同时；认为限制投资反而会带来经济上的增长，也会搞乱人们的思想，使经济学似乎披上一层有悖常理的神秘外衣，使芸芸众生无所适从。只要不是造成结构失衡，投资永远不会太快；如果资金运用得当，储蓄率高无异为投资发展提供了资金保证，总体上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应该鼓励与扶持民间直接投融资，而不是鼓励消费。为了追求GDP增长而豉励分光吃光，是一种愚民政策。
如果说投资为主导与消费为主导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那么投资主导与需求主导则是内在的统一。需求首先是主体对客体的需求，其次是客体对客体的需求。需求未满足就是不对称，对称，就是需求的满足。所以，需求主导供给，不等于消费主导投资。投资永远主导消费，既使买方市场也一样。投资本身既是需求，又是满足需求的手段，正好象就业本身既是需求，本身也是满足需求的手段一样。投资和消费相比，永远占主导。把需求为主导和买方市场理解成消费为主导，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将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
金融危机的背后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本质是基本的经济关系的不对称。需求与供给的对称关系本质上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通过需求与供给的对称关系展开。需求与供给的对称关系：消费需求决定投资需求，投资需求决定投资，投资决定消费。表面上是消费决定投资，根本上是投资决定消费。这就是对称经济学原理，以及由对称经济学原理派生出来的再生经济学原理。解决内需不足的扩张性政策如果仅仅采取配置型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解决通货膨胀的紧缩型政策如果仅仅采取配置型提高利率的货币政策，均会造成恶性循环，不能摆脱金融危机。走出民间投资消费双疲软、供给需求双不足这一困境的唯一出路，是再生型财政投资搞基本建设，鼓励和扶持创业。目前基本建设的重点应是农业知识化信息化现代产业化、环保产业化、能源材料再生化、交通高速化、技术核心化建设。应把住房、教育与医疗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纳入基本建设的范畴，果断停止土地商品化、教育医疗产业化的做法。应当是财政投融资与扶持中小企业、鼓励创业并重，并使它们有机结合。只有政府再生性长线投资与民间短线投资并举，以前者为主导，以后者为基础，才能可持续发展。
金融的逻辑是投资的逻辑
——金融的逻辑不是投机的逻辑
陈志武：“投机”是人之常情，也是各种技术创新的原动力，正因为科技创新是在“创新”，所以就有风险，去做有风险的事就要有投机精神。……“投机”不只是美国资本主义的精神，而且是所有资本主义的精神，也是财富创造的必要动力。不同的地方在于：美国资本主义的核心精神不仅包括投机，还有它活跃的股票文化。在这里陈志武是把正常的资本运作和投机混为一谈，把知识运营主导下高科技高风险的资本运作和高风险的投机混为一谈。在他那里所谓金融的逻辑就是投机与投机不加区分的逻辑。这说明陈志武并不真正懂得什么是金融的逻辑。
什么是投机？投机：配置型的投入产出活动，是配置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投机的最本质特征是零和博弈，不会为社会产生任何新价值。
什么是投资？投资：再生型的投入产出活动，是再生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投资的最本质特征是正和博弈，为社会产生新价值。
投机通过各种不正当手段人为抬高或压低物价，使价格与价值背离，是一种破坏正常的价格机制，扰乱市场的行为，与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对立的。在经济微观化时期，投机的危害性不明显；但到了经济宏观化时期，投机将给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危害。在经济活动中，投机与投资应该哪个为主的问题，实质上是以配置经济学还是以再生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配置经济学看来，经济活动就是资源配置活动，经济学就是研究资源优化配置的；而资源配置是否优化的根本的、也是唯一的标准，就是能否赚最多的钱。而投机、特别是金融投机带来的配置的数量、速度与频度，是投资所无可比拟的，虽然投机有风险，但风险与机会成正比，而且善于投机的也善于把风险转给别人，把机会留给自己——反正能通过价差利润赚到钱就行。但在再生经济学看来，只有能产生生产力的活动才是有效的经济活动；因此风险与机会成反比。高科技创业的投资风险与投机的风险有本质的不同。后者以资产转移为目的，前者以资源再生为目的。再生经济学要求银市股市房市应成为投资的场所而不是投机的场所，因此要求建立一套完整的监管机制，在准许投资者进入与退出的同时，最大限度防止投机行为的发生。
金融属于经济系统的高端；股票等金融产品本质上是催化、促进投资的工具不是投机的工具。以金融产品为基础的金融衍生品的远期合约、套期保值、价格发现、信用约束、风险回避功能，说明市场越来越立体化、系统化、主体化、自觉化，市场的自发调节功能越来越让位于自觉调控。金融衍生品是经济系统的整合器、经济系统功能的催化剂，不是投机的工具。把金融衍生品当作投机工具而片面长足畸形发展，必将形成金融泡沫，而走向金融衍生品功能的反面。金融衍生品工具可以回避投资性风险，但不能回避投机性风险。由于它的融资杠杆作用，可以通过强化、扩大泡沫来扩大与强化投机风险。金融产品、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多样与多元化，同鼓励投机是两码事。不能把金融衍生品的套期保值、价格发现与风险逥避功能归功于投机。投机是配置经济学中“风险越大机会也越大”理论的产物，本身是强化风险、制造风险的催化剂，而不是逥避风险；这和本质上控制风险的金融衍生品创新在功能上是对立的。投机行为和金融产品、金融衍生品功能相互抵消，是金融的异化，只能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金融产品、金融衍生品是中性的，既可以拿来投资，也可以拿来投机。如果拿来投资，可以回避、分散风险，通过杠杆原理以小博大、融通资金。如果拿来投机，就只能扩大风险、并产生多米诺骨牌连锁反应，产生经济危机。是投资还是投机，要看它的根扎在投资还是投机上面。投机，是市场经济早期市场无序化、平面化、微观化、不规范的产物，在市场经济宏观化、有序化、立体化、规范化时期必须被立法取谛，以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的发展。那些以市场经济完全自由竞争为名反对取谛投机的经济学家，都是金融投机以及其它投机的既得利益者或者是其代言人。而在背后支撑他们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是配置经济学。要使金融产品成为促进投资的工具，使金融衍生品工具发挥其稳定型经济的作用，避免它们成为投机的工具，必须使其建立在再生经济学基础上。这就要求金融的逻辑只能是投资的逻辑，既不是投机的逻辑，也不是投资与投机鱼目混珠、鱼龙混杂的逻辑。
金融的逻辑是对称的逻辑
——金融的逻辑不是社会货币化的逻辑
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一书通篇都是在告诉人们怎样通过金融证劵工具使整个社会资本化、货币化、虚拟化，而怎样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对称，好像着墨不多。通观陈志武《金融的逻辑》一书，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就是使社会货币化的逻辑，就是通过社会货币化使社会私有化、自由化、产业化、一切向钱看。这是一种单向性思维方式。陈志武金融的逻辑是使社会“钱化”——社会单向货币化的逻辑。
市场化发展的逻辑不是“钱化”的逻辑，而是钱化与物化、价格化与价值化对称的逻辑。市场化发展的对称逻辑决定金融发展的对称逻辑。金融的对称逻辑：金融体制改革的共性化与个性化的双向运动。在再生经济学范式中，所谓金融，就是资本运营，包括直接投融资与间接投融资两种形式；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由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上升到知识运营，直接投融资、特别是再生性直接投融资将逐步取代间接投融资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投融资方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但决定投融资方式的转变，而且决定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与范围。而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恰恰就在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求同现有国际金融体制之间的不对称。而国际金融投机使这种不对称所蕴含的产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转变成现实性。所以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共性化和个性化的双向运动。共性化是经济全球化、银行国际化、货币一体化；个性化是投资银行的发展、企业直接投融资的发展、中小企业的发展。一般化、政府化越强，国有因素越大，以利于政府宏观调控。个性化、市场化越强，非国有因素越大，以利于增强活力。在增强企业活力的同时，加强金融监管，防止过度投机，回避金融风险，实现金融可持续发展。这是新型的金融体制，新型的“银企关系”；在把行政手段纳入市场化轨道的同时，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二者同时得到强化。金融体制改革的共性化与个性化的双向运动可以保证金融的逻辑是投资的逻辑、再生的逻辑而不是投机的逻辑、配置的逻辑。
金融的对称逻辑：金融运作方向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双向运动。对称经济学：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对称问题是根本问题；虚拟经济演变成投机经济就会与实体经济脱钩，而转变成泡沫经济。货币功能由配置功能为主向以再生功能为主转化、由间接投融资为主向直接投融资为主转化，体现了货币功能的历史发展与层次提升，也体现了金融的真正逻辑。金融的逻辑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双向运动、相互促进的逻辑，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虚拟经济提升、促进、催化实体经济。金融运作方向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双向运动可以保证金融的逻辑是投资的逻辑、再生的逻辑而不是投机的逻辑、配置的逻辑。
单向货币化的金融逻辑源于价格经济学：价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经过了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知识运营四大阶段。农业经济是产品运营占主导，工业经济依次是资产运营、资本运营占主导，知识经济是知识运营占主导；商品经济包括产品运营、资产运营，工业市场经济包括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知识经济时代的市场经济——知识市场经济阶段，包括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知识运营。可以说，在商品经济与工业市场经济时代，市场经济相对平面化，这时以价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有相对的真理性，资本运营的发展程度、社会的货币化程度与经济的发达程度成正比，社会的货币化也会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到了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知识经济时代的市场经济——知识市场经济阶段，市场经济已经立体化了。这时价值机制成为市场的核心机制。此时如果再以价格机制作为市场的核心机制，只能使社会货币化、经济虚拟化脱离实体经济而形成泡沫经济，泡沫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酿成经济危机。而投机往往就是利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求同现有金融体制的不对称兴风作浪，既中饱投机者的私囊又催化了经济危机的爆发。中国之所以在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中没有被拖下水，根本原因就是由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还未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货币化程度。这说明：知识经济时代的中国市场化改革不能走西方走过的单向抽象化的社会货币化的道路，而应该另辟蹊径，直接以价值机制作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以抽象化和具体化的双向运动作为经济发展的模式。只有这样中国的市场化过程才能避免西方频频发生的经济危机，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成熟度后来居上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不能把单向货币化作为自己金融的逻辑。
金融的逻辑是文化的逻辑
——金融的逻辑不是文化解构的逻辑
如果我们把金融的逻辑看成投资的逻辑，那么金融的逻辑就是文化的逻辑；如果我们把金融的逻辑看成投机的逻辑，那么金融的逻辑就是文化解构的逻辑。陈志武之所以把金融的逻辑看成文化解构的逻辑，正是因为陈志武把金融的逻辑看成投机的逻辑。
金融的逻辑是文化的逻辑。不同的传统文化决定不同的金融的逻辑。陈志武：“为了支持‘家’的经济互助和精神互助功能，社会就必须有相配的家庭、家族文化，帮助实现这些错综复杂的隐性金融契约。这就是儒家以及其他源自农业社会的传统文化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两千五百年前儒家文化产生的背景。……今天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在社会结构和人口流动量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之后，‘家’的经济交易功能已越来越难以支撑，‘孝道’文化所依赖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已瓦解，原来由家庭、家族承担的经济互助互保功能必须由金融证劵与保险市场来取代。对于创业者来说，这当然隐含着巨大的商机”，“当一种经济交易夹杂着其他因素——友谊、情感和亲戚——那么，只会污染人类关系的灵魂。从人类的经验看，经济交易留给市场，感情交流留给家庭，这是最好的一种安排，也是市场化分工发展的总趋势。”在这里，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虽然不是家庭、家族关系瓦解的逻辑，然而却是家庭、家族中经济关系瓦解的逻辑。儒家文化是为维系家庭中错综复杂的隐性金融契约关系服务的，一旦家庭、家族中经济关系瓦解了，那么作为家庭、家族中经济关系理论基础的儒家文化也将瓦解。因此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瓦解的逻辑。不可否认，随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被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所取代，社会的最小经济单位将由家庭逐步转变为个人与企业；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其作为社会最小经济单位的经济功能将消失。但不能由此否认家庭的任何经济功能。就美国这样高度市场化、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高度发达的社会来讲，仍然频频发生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的直接后果，就是“显性”金融契约关系的破产，也就是陈志武说的原来由家庭、家族承担、现在由金融证劵与保险市场来取代的经济互助互保功能的破产。如果一个人相信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把自己的终身完全托付给这种金融证劵与保险市场而失去任何家族的经济互助互保功能，那么此时唯一的出路就是自杀。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每次金融危机都有那么多人自杀的重要原因——他们太相信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以致上当，并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即使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家庭仍然是最安全的经济避风港，家庭的经济功能在任何时候都功不可没。“显性”金融契约关系的稳定性源于信誉关系，而实践证明完全依靠法律关系不可能建立真正的信誉关系，真正的信誉关系往往首先要通过“友谊、情感和亲戚”来建立。认为通过金融的逻辑可以建立纯而又纯的经济关系，把友谊、情感和亲戚关系作为“只会污染人类关系的灵魂”完全排除在经济关系之外，那么这样的经济关系很难建立起信誉关系而得到长久维持。信誉关系是比“显性”金融契约关系更可靠的“隐性”金融契约关系，作为信誉关系的“隐性”金融契约关系是“显性”金融契约关系的灵魂，“显性”金融契约关系只有建立在这种“隐性”金融契约关系的基础上才是真正有效的金融契约关系。因此，如果说中国古代农业文化存在着家族中“错综复杂的隐性金融契约”关系，那么这种“错综复杂的隐性金融契约”关系则纯粹靠“友谊、情感和亲戚”之间的信誉关系、道德关系即所谓的“孝”道关系来建立和得到可靠的长期维系。这种通过“孝”道关系体现出来的牢固的信誉关系、道德关系对于任何时候的金融契约关系都是必要的，根本不会因为家庭不再作为社会的最小经济单位而变得无足轻重。如果说儒家文化是为了“帮助实现这些错综复杂的隐性金融契约”关系而建构起来，那么中国几千年的“这些错综复杂的隐性金融契约关系”得以维系的历史就是儒家文化得到实践成功证明的历史。中国几千年稳固的金融的逻辑与西方频频发生信用关系破产的金融危机的“金融的逻辑”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中国的道德文化确实优于西方的契约文化，建立在西方契约文化基础上的金融的逻辑并不可靠，只有建立在中国道德文化基础上的金融的逻辑才是稳定的金融的逻辑。金融的逻辑就是道德的逻辑——金融的逻辑不但不足以解构儒家文化，相反恰恰确证了儒家文化。应该把儒家信誉文化中所渗透的金融的逻辑整体移植到西方，以帮助西方国家建立起以信誉关系为基础和纽带的真正的稳定的金融的逻辑。
金融的逻辑是文化的逻辑还表现在：金融的逻辑是经济学范式的逻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决定不同的金融的逻辑，陈志武金融逻辑的局限性源于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的局限性。西方经济学范式就是用经济学的实证性否定经济学的规范性、认为经济学家不讲道德的经济学，属于西方经济学范式的金融的逻辑排斥“友谊、情感和亲戚”、只承认有形的契约关系不承认无形的道德关系是必然的。西方经济学范式还是配置经济学，配置经济学就是投机经济学，投机经济学就是只讲金钱关系不讲亲情关系的经济学。配置经济学：经济虚拟化有利于促进交易与配置，有利于数字GDP增长，不需要实体经济与之对称。配置经济学通过扇情橇动全国大量股民把时间精力金钱花在炒股上，把自己的终生命运寄托在金融衍生品链条上。上市公司之所以能“圈钱”，使“资产”膨胀，就是借助于投机的催化作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经济投机行为的理论基础。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要害也就在于以新自由主义与市场原教旨主义为理论基础，鼓吹投机合理论、股市正常论、房市看涨论，是股市泡沫、房市泡沫、金融泡沫的吹鼓手。泡沫经济是金融危机的根源也是金融危机的实质。陈志武为什么要在全球性金融危机风头正猛时逆势推出这种寅吃卯粮的金融投机逻辑，推出消费推动型增长方式？从他的《金融的逻辑》一书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中能在中国大地上成为畅销书、他本人能在全球性金融危机后声名一飞冲天来看，他与其说是帮中国人勤劳而富有，还不如说是使西方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话语霸权能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中不但不被动摇，反而逆势飞扬。这是以进为退的策略。他的策略已经取得成功，而且是巨大的成功——西方现代经济学不但没有在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后被国人扫地出门，而且还在国内得到更广泛的宣传。陈志武为西方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站稳脚跟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由于陈志武把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看成只是偶然的而不是必然的，没有通过对这场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反思看到全球金融危机背后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市场经济结构提升的历史必然性，认为虽然经过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洗礼“美国自19世纪末演变而来的、靠借贷消费带动的增长模式不会改变，其金融资本主义模式也不会终结，在质上不会变，只是在度上会有收缩”（p152），因此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就是美国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金融的逻辑，就是投机与投资颠倒、消费与生产颠倒、间接投融资与直接投融资颠倒、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颠倒的逻辑。如果按这样的金融逻辑去演化金融的轨迹，只能再次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只不过这次金融危机只能比前次更猛烈。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评陈志武《金融的逻辑》
陈志武在《金融的逻辑》一书中，通过中西文化与历史的比较，极力宣传在西方高度发展的金融衍生品工具在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秘了中国人民勤劳而不富有以及国富民穷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中国人民不懂得运用金融工具来合理安排一辈子的收入与消费，极力劝诫中国政府要放开金融管制，大力发展金融衍生品，不要把美国金融危机归因于美国高度发达的金融衍生品工具而因噎废食。不能否认金融衍生品工具本身是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过程中的必然产物，通过促进经济虚拟化来促进合理配置资源催化生产力更快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但也不可否认由于金融衍生品工具本身的虚拟化特征，隐藏着成为投机的工具使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而最终酿成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的危险。美国的金融危机就是这种危险转变为现实的经典案例。正因为金融衍生品工具有两面性，所以必须对其扬弃；在严格区分投机与投资、间接投融资与直接投融资、股市直接投融资与创业直接投融资的前提下定位金融、金融衍生品工具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通过金融监管、理论与政策的引导作用使金融衍生品成为发展生产力的工具而不是投机的工具。如果说金融衍生品的产生与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产物，那么在金融的概念内涵中投机为主向投资为主转化、间接投融资为主向直接投融资为主转化、股市直接投融资为主向创业直接投融资为主转化则是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过程中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从属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金融衍生品的产生、定位、功能演变由经济发展过程来决定，这才是真正的金融的逻辑。而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通篇看不出投机与投资、间接投融资与直接投融资、股市直接投融资与创业直接投融资的区隔，在此前提下要中国政府放开金融监管，要中国人民借贷消费寅吃卯粮，这样的“金融的逻辑”在现实中只能是金融投机的逻辑、金融危机的逻辑。
金融的逻辑是再生的逻辑
——金融的逻辑不是配置的逻辑
陈志武：“到今天，按照我的定义，金融的核心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所有涉及价值或者收入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之间进行配置的交易都是金融交易，金融学就是研究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为什么会出现、如何发生、怎样发展，等等。比如，货币就是如此。它的出现首先是为了把今天的价值储存起来，等明天、后天或者未来任何时候，再把储存其中的价值用来购买别的东西。但，货币同时也是跨地理位置的价值交换，今天你在张村把东西卖了，带上钱，走到李村，你又可以用这钱去买想要的东西。因此，货币解决了价值跨时间的储存、跨空间的移置问题，货币的出现对贸易、对商业化的发展是革命性的创新。”
（陈志武：《金融的逻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8第1版，p2）在这里，陈志武是把金融的逻辑等同于货币的逻辑，把货币的功能归结为配置的功能。
金融的逻辑不等于货币的逻辑。什么是金融？金融的本义是货币本身作为商品的流通，而货币由商品流通的中介发展到本身成为独立的商品进行流通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在产品运营为主导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小商品经济时期，虽然有货币为中介的交易活动，但这样的货币活动不能称之为金融。在工业经济时期资产运营为主导，存在着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中介或间接投融资活动，货币由交易的手段被独立出来本身成为交易的标的，这样的货币活动才可以称之为金融。所以金融的逻辑是货币的逻辑演化发展的一定阶段的产物，货币的逻辑演化到金融的逻辑是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金融的概念随着经济的发展也在不断深化。到了知识市场经济时期，资产运营上升到资本运营，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由资产运营为主导上升到资本运营为主导，投融资方式不但有间接投融资而且有直接投融资时，所谓金融，就是资本运营，而资本运营就是投融资，包括直接投融资与间接投融资两种形式。知识经济时代金融的逻辑，是资本运营的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运营的历史，是金融的逻辑在时间上的展开。金融的逻辑就是资本运营的逻辑，资本运营的逻辑是资产运营的逻辑的提升。因此金融的逻辑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人类有交易活动时就有的，而是人类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随着人类经济增长方式发展的金融的逻辑，就是金融由配置功能向再生功能转化。
随着金融由配置功能向再生功能转化，货币的功能也就不仅仅是配置的功能。货币作为价值符号、支付手段、流通手段、贮存手段、世界货币，只是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货币的功能也是与时俱进——随着简单商品经济进入市场经济，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由资产运营上升到资本运营，货币从交易手段衍生出投融资手段，货币的逻辑将上升为金融的逻辑，货币的配置功能将转化为再生功能：货币通过促进和强化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资源的优化再生。货币功能由配置功能为主向以再生功能为主转化、由间接投融资为主向直接投融资为主转化，体现了货币功能的历史发展与层次提升。因此金融的逻辑是再生的逻辑；在金融的逻辑框架中，货币的功能是再生的功能。如果说“货币的出现对贸易、对商业化的发展是革命性的创新”，那么金融的出现则是对货币的发展是革命性的创新。
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方经济学、金融学教科书迄今没有对“金融”二字的明确定义，只有对金融功能的现象学描述，是因为“金融”概念本身即蕴涵了金融的逻辑——历史的逻辑与抽象的逻辑，而“金融”概念中所蕴涵的金融的历史逻辑与抽象逻辑二者又相互交融。
要把握“金融”概念中金融的逻辑需要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才有可能，这对于擅长线性思维方式的西方经济学家、金融学家是无能为力的。
金融的逻辑是创业的逻辑
——金融的逻辑不是金钱依附关系的逻辑
陈志武在他的《金融的逻辑》一书中虽然正确看到了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是比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更先进的金融模式，也看到了该模式对激发创新、创业的杠杆作用，但由于在他头脑中没有直接投融资与间接投融资的逻辑与历史的区别概念，并且用这二者的逻辑与历史的区别来定位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与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所以他把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的功能归结为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而不是促进直接投融资的金融模式。这根本上是由于他并没有真正把创新、创业看成是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而只是把其看成是一种由“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激发出来的、能够使青年人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成为亿万富翁的偶发的经济现象。这不能不说是本末倒置。在知识经济时代，是在高科技创新、创业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把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由投机、投资不分的市场分离出直接投融资的市场，并最终用直接投融资市场来定位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高科技创新、创业经济发展模式是本，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是末；二者的结合就是催化出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模式与经济增长方式。看不到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从间接投融资市场向直接投融资市场转化的历史必然性，乃至把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的功能归结为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不能说真正懂得金融的逻辑。
陈志武试图利用金融衍生品工具的经济虚拟化、货币化、资本化职能，使人们得以通过借贷消费寅吃卯粮来合理安排一辈子的收入与消费，通过促进国内消费来促进生产，改变中国目前的出口依赖型经济增长方式。这个逻辑初看起来是不错，但是忽略了一个前提：即人们通过借贷消费寅吃卯粮来合理安排一辈子收入与消费所依附的金融衍生品工具的经济虚拟化职能，有无实体经济与之对称。如果没有，那么人们通过借贷消费寅吃卯粮来合理安排一辈子的收入与消费将只能成为投机者盘剥的工具。在未对投机投资进行区分、没有理顺间接直接投融资关系的前提下，陈志武鼓励人民借贷消费寅吃卯粮的金融逻辑，实际上是投机的逻辑而不是投资的逻辑。正是这种借贷消费寅吃卯粮的投机逻辑造成美国开始的供给不足、资金链断裂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国人如果也按照这种借贷消费寅吃卯粮的金融逻辑来安排自己一辈子的收入与支出，恐怕只能让大部分的中国人成为房奴、车奴、卡奴。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的原因是有一部分人富有而不勤劳；造成中国人大部分勤劳而不富有、少部分人富有而不勤劳的原因是两极分化；造成中国人两极分化的原因是人剥削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剥削人的主要途径就是投机。所以陈志武的金融逻辑是使金融寡头成为奴隶主的逻辑，是使中国人民成为金融寡头奴隶的逻辑。如果人们通过借贷消费寅吃卯粮来合理安排一辈子收入与消费所依附的金融衍生品工具的经济虚拟化职能有实体经济与之对称，那么这里所谓的金融的逻辑实质上就是投资的逻辑；而这种投资的逻辑和人们投资项目、投资股票、投资农产品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中国人从古到今每日每时都在按照这种所谓的“金融的逻辑”生存。既然中国人按照投资的“金融的逻辑”生存因而造成“勤劳而不富有”，那么陈志武隆重推出的能使中国人“勤劳而富有”的金融的逻辑，在逻辑上就只能是投机的逻辑，而恰恰就是投机的逻辑在使少部分中国人富有而不勤劳的同时，使大部分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投机，是使中国人两极分化的催化剂。因此要真正使中国人民得以通过借贷消费寅吃卯粮来合理安排一辈子的收入与消费，通过促进国内消费来促进生产，首先要有效杜绝任何投机，特别是金融投机。杜绝金融投机与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从间接投融资市场向直接投融资市场转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只有把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定位为直接投融资市场才能有效杜绝投机，只有杜绝投机才能把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定位为直接投融资市场。而这两方面在陈志武《金融的逻辑》中似乎只字未提。
由于陈志武不是从直接投融资模式与间接投融资模式的逻辑与历史关系来定位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与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的关系，所以他强调要发展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并不是因为他重视直接投融资，而是因为他要大力发展民间间接投融资。陈志武：“有没有‘区域发展战略’政策支持的大项目并不是决定性的，更为关键的是一个省或地方有没有支持民间金融发展的制度和社会文化架构。如果有，该地方就更有能力调动本地的资源内生出经济增长动力。”那么他的“民间金融”指的是什么呢？“真正降低高利贷的办法不是打倒高利贷，而是通过电视和媒体渠道表彰这些人对于社会的贡献，表彰他们愿意把自己辛苦的劳动所得拿出来满足别人的资金需求。这可以鼓励更多人加入到放贷者的行列，增加借贷市场上的资金供给，使利率降低。”可见，陈志武要大力发展的是民间间接投融资。问题是10多年前从东南亚到日本到俄罗斯到巴西的金融危机虽不是全球化的，却是全球性的，它就已经标志着以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正走向全面瓦解，世界历史已在进入新阶段：以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阶段。民间大量游资的无序运动＋民间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只能促成贷款膨胀和泡沫经济，形成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的周期性金融危机。金融危机说明必须改变间接投融资造成的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通过直接投融资，实现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的统一，使社会不但直接占有资本，而且直接占有生产资料。当今社会如果要发展民间金融只能发展民间直接投融资。直接投融资是知识经济时代资本运营的逻辑和资本运营的历史的统一，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途径。直接投融资的程序和步骤：民间直接投融资是直接投融资的起点，农村民间直接投融资是民间直接投融资的起点，农村信息化、知识化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农村民间直接投融资的起点。直接投融资也应走农村包围城市、知识带动资本、创业带动就业的道路。把发展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定位于大力发展包括消费信贷、高利贷在内的民间间接投融资是金融逻辑的错位。
陈志武靠信贷消费寅吃卯粮、发展民间借贷市场来发展民间金融的逻辑来使人摆脱养儿防老、个人对家庭的超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却会很容易使人陷于另一种人身依附关系——金钱的人身依附关系。如果金融的逻辑只是意味着以往建立在超经济的行政强制基础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得到摆脱，而建立在经济强制基础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在金钱至上的潜规则面前得到强化，如果金融的逻辑只是用一种人身依附关系代替另一种人身依附关系，那么这样的金融逻辑只能是金融陷阱。金融的逻辑是金融由配置功能为主向再生功能为主演化，从投机到投资、从间接投融资到直接投融资、从配置型直接投融资到再生型直接投融资的进展。从逻辑和历史两方面来看，真正能使中国人合理安排一生收入与消费、获得人身自由的唯一途径是再生型创业直接投资，也就是把希望寄托在田野上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电脑屏幕上。
金融的逻辑是生产的逻辑
——金融的逻辑不是消费的逻辑
陈志武先生认为，要靠金融衍生品使中国人寅吃卯粮，促使“中国经济从目前的投资型驱动转为消费型驱动”，才能防止金融危机与通货膨胀。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是消费的逻辑。但实践证明，投资永远主导消费；投资型驱动才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金融的逻辑只能是生产的逻辑而不是消费的逻辑。在再生型财政投融资的基础上，基本建设投资对投资的乘数效应，主要表现在牵动创业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导致的产业链延伸两方面；基本建设投资对消费的乘数效应，主要表现在直接解决就业问题和通过扶持创业工程解决就业问题两方面。从量来看，基本建设投资的投资拉动市场是几何级数，消费拉动市场是算术级数。从质来看，是靠投资拉动市场还是靠消费拉动市场，取决于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背后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靠基本建设投资拉动市场是再生经济学原理，靠消费拉动市场是配置经济学、价格经济学的要求。从后果来看，靠投资拉动市场，其作用是永久的；靠消费来拉动市场，其效果只是暂时的。此外，是靠投资拉动市场还是靠消费拉动市场，还要区分供给与需求、投资与消费、卖方与买方这几对范畴。
这里要把“消费需求”与“消费”区别开来。消费需求决定投资需求，并非消费决定投资。在再生经济学范式里，消费需求本身属于投资的范畴。总体上，投资决定消费而非相反。当然，在配置经济学范式里，消费需求本身属于消费的范畴，因此可以作出截然相反的解析。但我们从图式中可以看出：需求决定供给，同投资决定供给并不矛盾。这里，关键的是在于要把“需求”同“消费”区别开来。社会以需求为主导，并非等于以消费为主导；因为投资既创造供给，也创造消费，而且只有投资，才既创造供给、也创造消费。市场可以由卖方为主导转向以买方为主导，但投资与消费的关系不会因此而由投资为主导转为以消费为主导。不管市场怎样变化、商场怎样发展、经济学中的供给学派与需求学派怎样争锋，投资永远主导消费而不是相反。认为经济发展有投资导向型与消费导向型，是混淆了供给与需求、买方与卖方这两对范畴同投资与消费这对范畴的关系，认为既然供给与需求可以交替、买方与卖方可以转换，投资与消费也可以位移。这种概念的混淆会带来忽视投资、鼓励消费的严重后果，与节约型社会的要求相背离。同时；认为限制投资反而会带来经济上的增长，也会搞乱人们的思想，使经济学似乎披上一层有悖常理的神秘外衣，使芸芸众生无所适从。只要不是造成结构失衡，投资永远不会太快；如果资金运用得当，储蓄率高无异为投资发展提供了资金保证，总体上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应该鼓励与扶持民间直接投融资，而不是鼓励消费。为了追求GDP增长而豉励分光吃光，是一种愚民政策。
如果说投资为主导与消费为主导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那么投资主导与需求主导则是内在的统一。需求首先是主体对客体的需求，其次是客体对客体的需求。需求未满足就是不对称，对称，就是需求的满足。所以，需求主导供给，不等于消费主导投资。投资永远主导消费，既使买方市场也一样。投资本身既是需求，又是满足需求的手段，正好象就业本身既是需求，本身也是满足需求的手段一样。投资和消费相比，永远占主导。把需求为主导和买方市场理解成消费为主导，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将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
金融危机的背后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本质是基本的经济关系的不对称。需求与供给的对称关系本质上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通过需求与供给的对称关系展开。需求与供给的对称关系：消费需求决定投资需求，投资需求决定投资，投资决定消费。表面上是消费决定投资，根本上是投资决定消费。这就是对称经济学原理，以及由对称经济学原理派生出来的再生经济学原理。解决内需不足的扩张性政策如果仅仅采取配置型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解决通货膨胀的紧缩型政策如果仅仅采取配置型提高利率的货币政策，均会造成恶性循环，不能摆脱金融危机。走出民间投资消费双疲软、供给需求双不足这一困境的唯一出路，是再生型财政投资搞基本建设，鼓励和扶持创业。目前基本建设的重点应是农业知识化信息化现代产业化、环保产业化、能源材料再生化、交通高速化、技术核心化建设。应把住房、教育与医疗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纳入基本建设的范畴，果断停止土地商品化、教育医疗产业化的做法。应当是财政投融资与扶持中小企业、鼓励创业并重，并使它们有机结合。只有政府再生性长线投资与民间短线投资并举，以前者为主导，以后者为基础，才能可持续发展。
金融的逻辑是投资的逻辑
——金融的逻辑不是投机的逻辑
陈志武：“投机”是人之常情，也是各种技术创新的原动力，正因为科技创新是在“创新”，所以就有风险，去做有风险的事就要有投机精神。……“投机”不只是美国资本主义的精神，而且是所有资本主义的精神，也是财富创造的必要动力。不同的地方在于：美国资本主义的核心精神不仅包括投机，还有它活跃的股票文化。在这里陈志武是把正常的资本运作和投机混为一谈，把知识运营主导下高科技高风险的资本运作和高风险的投机混为一谈。在他那里所谓金融的逻辑就是投机与投机不加区分的逻辑。这说明陈志武并不真正懂得什么是金融的逻辑。
什么是投机？投机：配置型的投入产出活动，是配置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投机的最本质特征是零和博弈，不会为社会产生任何新价值。
什么是投资？投资：再生型的投入产出活动，是再生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投资的最本质特征是正和博弈，为社会产生新价值。
投机通过各种不正当手段人为抬高或压低物价，使价格与价值背离，是一种破坏正常的价格机制，扰乱市场的行为，与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对立的。在经济微观化时期，投机的危害性不明显；但到了经济宏观化时期，投机将给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危害。在经济活动中，投机与投资应该哪个为主的问题，实质上是以配置经济学还是以再生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配置经济学看来，经济活动就是资源配置活动，经济学就是研究资源优化配置的；而资源配置是否优化的根本的、也是唯一的标准，就是能否赚最多的钱。而投机、特别是金融投机带来的配置的数量、速度与频度，是投资所无可比拟的，虽然投机有风险，但风险与机会成正比，而且善于投机的也善于把风险转给别人，把机会留给自己——反正能通过价差利润赚到钱就行。但在再生经济学看来，只有能产生生产力的活动才是有效的经济活动；因此风险与机会成反比。高科技创业的投资风险与投机的风险有本质的不同。后者以资产转移为目的，前者以资源再生为目的。再生经济学要求银市股市房市应成为投资的场所而不是投机的场所，因此要求建立一套完整的监管机制，在准许投资者进入与退出的同时，最大限度防止投机行为的发生。
金融属于经济系统的高端；股票等金融产品本质上是催化、促进投资的工具不是投机的工具。以金融产品为基础的金融衍生品的远期合约、套期保值、价格发现、信用约束、风险回避功能，说明市场越来越立体化、系统化、主体化、自觉化，市场的自发调节功能越来越让位于自觉调控。金融衍生品是经济系统的整合器、经济系统功能的催化剂，不是投机的工具。把金融衍生品当作投机工具而片面长足畸形发展，必将形成金融泡沫，而走向金融衍生品功能的反面。金融衍生品工具可以回避投资性风险，但不能回避投机性风险。由于它的融资杠杆作用，可以通过强化、扩大泡沫来扩大与强化投机风险。金融产品、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多样与多元化，同鼓励投机是两码事。不能把金融衍生品的套期保值、价格发现与风险逥避功能归功于投机。投机是配置经济学中“风险越大机会也越大”理论的产物，本身是强化风险、制造风险的催化剂，而不是逥避风险；这和本质上控制风险的金融衍生品创新在功能上是对立的。投机行为和金融产品、金融衍生品功能相互抵消，是金融的异化，只能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金融产品、金融衍生品是中性的，既可以拿来投资，也可以拿来投机。如果拿来投资，可以回避、分散风险，通过杠杆原理以小博大、融通资金。如果拿来投机，就只能扩大风险、并产生多米诺骨牌连锁反应，产生经济危机。是投资还是投机，要看它的根扎在投资还是投机上面。投机，是市场经济早期市场无序化、平面化、微观化、不规范的产物，在市场经济宏观化、有序化、立体化、规范化时期必须被立法取谛，以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的发展。那些以市场经济完全自由竞争为名反对取谛投机的经济学家，都是金融投机以及其它投机的既得利益者或者是其代言人。而在背后支撑他们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是配置经济学。要使金融产品成为促进投资的工具，使金融衍生品工具发挥其稳定型经济的作用，避免它们成为投机的工具，必须使其建立在再生经济学基础上。这就要求金融的逻辑只能是投资的逻辑，既不是投机的逻辑，也不是投资与投机鱼目混珠、鱼龙混杂的逻辑。
金融的逻辑是对称的逻辑
——金融的逻辑不是社会货币化的逻辑
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一书通篇都是在告诉人们怎样通过金融证劵工具使整个社会资本化、货币化、虚拟化，而怎样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对称，好像着墨不多。通观陈志武《金融的逻辑》一书，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就是使社会货币化的逻辑，就是通过社会货币化使社会私有化、自由化、产业化、一切向钱看。这是一种单向性思维方式。陈志武金融的逻辑是使社会“钱化”——社会单向货币化的逻辑。
市场化发展的逻辑不是“钱化”的逻辑，而是钱化与物化、价格化与价值化对称的逻辑。市场化发展的对称逻辑决定金融发展的对称逻辑。金融的对称逻辑：金融体制改革的共性化与个性化的双向运动。在再生经济学范式中，所谓金融，就是资本运营，包括直接投融资与间接投融资两种形式；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由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上升到知识运营，直接投融资、特别是再生性直接投融资将逐步取代间接投融资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投融资方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但决定投融资方式的转变，而且决定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与范围。而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恰恰就在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求同现有国际金融体制之间的不对称。而国际金融投机使这种不对称所蕴含的产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转变成现实性。所以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共性化和个性化的双向运动。共性化是经济全球化、银行国际化、货币一体化；个性化是投资银行的发展、企业直接投融资的发展、中小企业的发展。一般化、政府化越强，国有因素越大，以利于政府宏观调控。个性化、市场化越强，非国有因素越大，以利于增强活力。在增强企业活力的同时，加强金融监管，防止过度投机，回避金融风险，实现金融可持续发展。这是新型的金融体制，新型的“银企关系”；在把行政手段纳入市场化轨道的同时，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二者同时得到强化。金融体制改革的共性化与个性化的双向运动可以保证金融的逻辑是投资的逻辑、再生的逻辑而不是投机的逻辑、配置的逻辑。
金融的对称逻辑：金融运作方向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双向运动。对称经济学：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对称问题是根本问题；虚拟经济演变成投机经济就会与实体经济脱钩，而转变成泡沫经济。货币功能由配置功能为主向以再生功能为主转化、由间接投融资为主向直接投融资为主转化，体现了货币功能的历史发展与层次提升，也体现了金融的真正逻辑。金融的逻辑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双向运动、相互促进的逻辑，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虚拟经济提升、促进、催化实体经济。金融运作方向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双向运动可以保证金融的逻辑是投资的逻辑、再生的逻辑而不是投机的逻辑、配置的逻辑。
单向货币化的金融逻辑源于价格经济学：价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经过了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知识运营四大阶段。农业经济是产品运营占主导，工业经济依次是资产运营、资本运营占主导，知识经济是知识运营占主导；商品经济包括产品运营、资产运营，工业市场经济包括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知识经济时代的市场经济——知识市场经济阶段，包括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知识运营。可以说，在商品经济与工业市场经济时代，市场经济相对平面化，这时以价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有相对的真理性，资本运营的发展程度、社会的货币化程度与经济的发达程度成正比，社会的货币化也会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到了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知识经济时代的市场经济——知识市场经济阶段，市场经济已经立体化了。这时价值机制成为市场的核心机制。此时如果再以价格机制作为市场的核心机制，只能使社会货币化、经济虚拟化脱离实体经济而形成泡沫经济，泡沫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酿成经济危机。而投机往往就是利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求同现有金融体制的不对称兴风作浪，既中饱投机者的私囊又催化了经济危机的爆发。中国之所以在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中没有被拖下水，根本原因就是由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还未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货币化程度。这说明：知识经济时代的中国市场化改革不能走西方走过的单向抽象化的社会货币化的道路，而应该另辟蹊径，直接以价值机制作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以抽象化和具体化的双向运动作为经济发展的模式。只有这样中国的市场化过程才能避免西方频频发生的经济危机，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成熟度后来居上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不能把单向货币化作为自己金融的逻辑。
金融的逻辑是文化的逻辑
——金融的逻辑不是文化解构的逻辑
如果我们把金融的逻辑看成投资的逻辑，那么金融的逻辑就是文化的逻辑；如果我们把金融的逻辑看成投机的逻辑，那么金融的逻辑就是文化解构的逻辑。陈志武之所以把金融的逻辑看成文化解构的逻辑，正是因为陈志武把金融的逻辑看成投机的逻辑。
金融的逻辑是文化的逻辑。不同的传统文化决定不同的金融的逻辑。陈志武：“为了支持‘家’的经济互助和精神互助功能，社会就必须有相配的家庭、家族文化，帮助实现这些错综复杂的隐性金融契约。这就是儒家以及其他源自农业社会的传统文化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两千五百年前儒家文化产生的背景。……今天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在社会结构和人口流动量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之后，‘家’的经济交易功能已越来越难以支撑，‘孝道’文化所依赖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已瓦解，原来由家庭、家族承担的经济互助互保功能必须由金融证劵与保险市场来取代。对于创业者来说，这当然隐含着巨大的商机”，“当一种经济交易夹杂着其他因素——友谊、情感和亲戚——那么，只会污染人类关系的灵魂。从人类的经验看，经济交易留给市场，感情交流留给家庭，这是最好的一种安排，也是市场化分工发展的总趋势。”在这里，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虽然不是家庭、家族关系瓦解的逻辑，然而却是家庭、家族中经济关系瓦解的逻辑。儒家文化是为维系家庭中错综复杂的隐性金融契约关系服务的，一旦家庭、家族中经济关系瓦解了，那么作为家庭、家族中经济关系理论基础的儒家文化也将瓦解。因此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瓦解的逻辑。不可否认，随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被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所取代，社会的最小经济单位将由家庭逐步转变为个人与企业；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其作为社会最小经济单位的经济功能将消失。但不能由此否认家庭的任何经济功能。就美国这样高度市场化、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高度发达的社会来讲，仍然频频发生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的直接后果，就是“显性”金融契约关系的破产，也就是陈志武说的原来由家庭、家族承担、现在由金融证劵与保险市场来取代的经济互助互保功能的破产。如果一个人相信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把自己的终身完全托付给这种金融证劵与保险市场而失去任何家族的经济互助互保功能，那么此时唯一的出路就是自杀。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每次金融危机都有那么多人自杀的重要原因——他们太相信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以致上当，并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即使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家庭仍然是最安全的经济避风港，家庭的经济功能在任何时候都功不可没。“显性”金融契约关系的稳定性源于信誉关系，而实践证明完全依靠法律关系不可能建立真正的信誉关系，真正的信誉关系往往首先要通过“友谊、情感和亲戚”来建立。认为通过金融的逻辑可以建立纯而又纯的经济关系，把友谊、情感和亲戚关系作为“只会污染人类关系的灵魂”完全排除在经济关系之外，那么这样的经济关系很难建立起信誉关系而得到长久维持。信誉关系是比“显性”金融契约关系更可靠的“隐性”金融契约关系，作为信誉关系的“隐性”金融契约关系是“显性”金融契约关系的灵魂，“显性”金融契约关系只有建立在这种“隐性”金融契约关系的基础上才是真正有效的金融契约关系。因此，如果说中国古代农业文化存在着家族中“错综复杂的隐性金融契约”关系，那么这种“错综复杂的隐性金融契约”关系则纯粹靠“友谊、情感和亲戚”之间的信誉关系、道德关系即所谓的“孝”道关系来建立和得到可靠的长期维系。这种通过“孝”道关系体现出来的牢固的信誉关系、道德关系对于任何时候的金融契约关系都是必要的，根本不会因为家庭不再作为社会的最小经济单位而变得无足轻重。如果说儒家文化是为了“帮助实现这些错综复杂的隐性金融契约”关系而建构起来，那么中国几千年的“这些错综复杂的隐性金融契约关系”得以维系的历史就是儒家文化得到实践成功证明的历史。中国几千年稳固的金融的逻辑与西方频频发生信用关系破产的金融危机的“金融的逻辑”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中国的道德文化确实优于西方的契约文化，建立在西方契约文化基础上的金融的逻辑并不可靠，只有建立在中国道德文化基础上的金融的逻辑才是稳定的金融的逻辑。金融的逻辑就是道德的逻辑——金融的逻辑不但不足以解构儒家文化，相反恰恰确证了儒家文化。应该把儒家信誉文化中所渗透的金融的逻辑整体移植到西方，以帮助西方国家建立起以信誉关系为基础和纽带的真正的稳定的金融的逻辑。
金融的逻辑是文化的逻辑还表现在：金融的逻辑是经济学范式的逻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决定不同的金融的逻辑，陈志武金融逻辑的局限性源于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的局限性。西方经济学范式就是用经济学的实证性否定经济学的规范性、认为经济学家不讲道德的经济学，属于西方经济学范式的金融的逻辑排斥“友谊、情感和亲戚”、只承认有形的契约关系不承认无形的道德关系是必然的。西方经济学范式还是配置经济学，配置经济学就是投机经济学，投机经济学就是只讲金钱关系不讲亲情关系的经济学。配置经济学：经济虚拟化有利于促进交易与配置，有利于数字GDP增长，不需要实体经济与之对称。配置经济学通过扇情橇动全国大量股民把时间精力金钱花在炒股上，把自己的终生命运寄托在金融衍生品链条上。上市公司之所以能“圈钱”，使“资产”膨胀，就是借助于投机的催化作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经济投机行为的理论基础。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要害也就在于以新自由主义与市场原教旨主义为理论基础，鼓吹投机合理论、股市正常论、房市看涨论，是股市泡沫、房市泡沫、金融泡沫的吹鼓手。泡沫经济是金融危机的根源也是金融危机的实质。陈志武为什么要在全球性金融危机风头正猛时逆势推出这种寅吃卯粮的金融投机逻辑，推出消费推动型增长方式？从他的《金融的逻辑》一书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中能在中国大地上成为畅销书、他本人能在全球性金融危机后声名一飞冲天来看，他与其说是帮中国人勤劳而富有，还不如说是使西方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话语霸权能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中不但不被动摇，反而逆势飞扬。这是以进为退的策略。他的策略已经取得成功，而且是巨大的成功——西方现代经济学不但没有在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后被国人扫地出门，而且还在国内得到更广泛的宣传。陈志武为西方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站稳脚跟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由于陈志武把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看成只是偶然的而不是必然的，没有通过对这场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反思看到全球金融危机背后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市场经济结构提升的历史必然性，认为虽然经过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洗礼“美国自19世纪末演变而来的、靠借贷消费带动的增长模式不会改变，其金融资本主义模式也不会终结，在质上不会变，只是在度上会有收缩”（p152），因此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就是美国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金融的逻辑，就是投机与投资颠倒、消费与生产颠倒、间接投融资与直接投融资颠倒、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颠倒的逻辑。如果按这样的金融逻辑去演化金融的轨迹，只能再次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只不过这次金融危机只能比前次更猛烈。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中国主流经济学批判（19）——评吴敬琏的市场经济与我国改革的目标模式
[ 2011/09/16 22:51 | by admin ]
2011/09/16 22:51 | by admin ]
市场经济只能姓社不能姓资
——评吴敬琏的市场经济与我国改革的目标模式
吴敬琏说：“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点，是自由的，自主的交换，如果上面始终有行政力量的控制，如果强势政府强化到主导资源配置的程度，那就不叫市场经济，而叫权贵资本主义了。”（吴敬琏：《再论权贵资本主义》，中国企业家网，2010-10-20，来源《南方周末》。吴敬琏2008年8月30日参加“市场化三十年论坛”时提出：“正是这些曲折和辩论，使愈来愈多的人明确地认识到，要建立的新的经济体制就是在现代国家中普遍流行的市场经济”。吴敬琏认为，改革开放30年“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逐渐明确起来”的过程，就是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到“现代国家中普遍流行的市场经济”的过程，而“在现代国家中普遍流行的市场经济” 是什么呢？当然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在于用市场取代计划来进行经济资源的配置，决定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如何分配等微观经济问题”。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到了这个程度，终于结束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吴敬琏认为，市场经济制度的有效运转，必须有其他制度的支撑。对于一个所谓“非人格化交换”占主要地位的现代市场经济来说，没有合乎宪政原则的法律和独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执行是得不到保障的。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的参与人为了保障自己财产的安全，就只有去“结交官府”，“搞掂”官员。于是，就出现了寻租的新动力。所以“政治改革必须加快。宪政、民主、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上层建筑保证”。在这里，吴敬琏通过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总结及对中国出现他所谓的“坏的市场经济”即“权力寻租经济”、“权贵市场经济”的归因分析，得出了中国市场化改革就是在经济、政治各个领域一步一步与西方发达国家逐步并轨、改革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结论。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没有本质的区别，有的只是“决定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如何分配等微观经济问题”。这就是吴敬琏对改革30年历史经验的总结。
社会主义市场交换是充分自由而不是完全自由
吴敬琏说：“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点，是自由的，自主的交换，如果上面始终有行政力量的控制，如果强势政府强化到主导资源配置的程度，那就不叫市场经济，而叫权贵资本主义了。”（吴敬琏：《再论权贵资本主义》，中国企业家网，2010-10-20，来源《南方周末》。
吴敬琏在这里把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点定位于“自由的，自主的交换”，把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政府宏观调控等同于权贵资本主义，是混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就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平等交换。要平等交换，就必须打破垄断，限制投机，杜绝各种欺行霸市、假冒伪劣产品，建立健全法制，并通过产业导向避免无效生产与恶性竞争。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充分自由交换而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政府主义的完全自由交换。完全自由：无政府主义，只要效率不要公平，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充分自由：以平等为核心、平等制约下的自由。完全竞争：弱肉强食、不择手段、不按游戏规则出牌。充分竞争：法律、诚信制约下的竞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全自由、完全竞争的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完善的市场经济。平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也是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核心。平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以平等为核心、效率与公平相一致是完善的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因此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不是向不完善的市场经济过渡，而是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过渡。此次源于西方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及西方国家采取的应急措施说明：资本主义与传统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二者都在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过渡，但传统社会主义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过渡有先天的优势：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自由、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竞争需要强有力政府的强力建构、控制与推行。微观的改革开放是宏观转型的基础，宏观的转型是微观的改革开放的主导。通过改革开放实现转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自由的市场经济不是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是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不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吴敬琏否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定位为向不完善的完全自由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定位为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到“现代国家中普遍流行的市场经济”的过程，是把改革开放定位于开历史的倒车。
社会主义市场结构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统一
把市场经济等同于商品经济，把市场经济看成只是微观经济，是吴敬琏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根源。吴敬琏：“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在于用市场取代计划来进行经济资源的配置，决定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如何分配等微观经济问题”。就吴敬琏把市场经济看成只是“决定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如何分配等微观经济问题”来看，号称“吴市场”的吴敬琏并不真正懂得什么是市场，什么是市场经济。从市场经济形态来看，市场不同于商场，市场经济不同于商品经济。商场是平面的、微观的，市场是立体的、宏观微观统一的。市场经济中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生产的各个环节之间的相互关系，政治制度调节是核心，国民素质的提高是根本的因素。因此市场经济的微观层面离不开宏观层面的制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自觉地用宏观经济制约微观经济、因而能做到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统一的市场经济。从社会经济形态来看，人类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六次产业革命：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工业、信息业、知识业，并由此形成五大产业：农业、工业、服务业、信息业、知识业，形成三大经济社会形态：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又分为工业市场经济与知识市场经济两大阶段。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工业市场经济三大阶段的共同本质，是通过资源配置来生产的经济形态。只有知识市场经济，才是通过资源再生来生产的经济形态，才是再生经济。因此，知识市场经济也称为再生经济。通过资源配置来生产的经济形态是平面的，通过资源再生来生产的经济形态是立体的。再生经济活动的最基本规律，是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社会之间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这个交换是一个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是精神价值与物质价值的产生、实现、转化的过程，是知识主导其他生产要素、知识产业主导其他社会产业的知识运营的过程，而政府宏观调控本身就是知识运营的组成部分。因此在知识市场经济时代，经济已经宏观化，政府不在市场外部而在市场内部，“决定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如何分配等问题” 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微观经济问题，而是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相统一的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政府经济职能与服务职能可以统一
吴敬琏认为“如果强势政府强化到主导资源配置的程度，那就不叫市场经济，而叫权贵资本主义”，是把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宏观调控的经济职能与腐败划等号，把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对立起来。实际上，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对称的，以政府行为法制化为中介，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可以统一。
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不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不行。政府是市场的内在环节，政府经济职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组成部分。要使市场经济体制真正建立并使之健康发展，必须强化而不是弱化政府的经济职能。但政府经济职能不是政府部门赚钱职能；如果只讲强化政府经济职能，确实很容易使各个部门各自为政，把政策制订、政策推行作为实现自身部门利益最大化、本部门官员灰色收入最大化的工具，用部门利益侵害老百姓利益，损害中国人民的发展权，甚至危及中国人的生存底线。片面强调强化政府经济职能必然导致执政腐败、司法腐败，而执政腐败与司法腐败必然导致衙富民穷、官富民穷与官民对立，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演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所以在强化政府经济职能的同时还必须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而能把政府经济职能与政府服务职能统一起来的只有法制——完善的法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要的组成部分。只有把政府行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政府经济职能才能成为政府服务职能的组成部分，使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二者得到统一。以政府行为法制化为中介，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不是对立的，而是对称的。而吴敬琏为了避免权贵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因噎废食，彻底否认政府经济职能，不符合科学发展观。
根据科学发展观，市场经济是立体的，立体的市场经济是平面的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立体的市场经济决定了政府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环节，决定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是外在的两张皮，而是内在的统一——真正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只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当西方的市场经济自我完善，就成了社会主义；当社会主义吸收了西方市场经济的成果，就成了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市场不仅仅是资源配置的场所，而且是资源再生的平台；要使效率最大化，不仅仅是使资源优化配置，而且是使资源优化再生；要使资源通过优化配置达到优化再生，不仅仅是靠平面的二维的市场，而是靠主体动态的五维的市场，不仅仅是靠二维市场的均衡，而是靠立体市场的对称。立体市场的对称，就是政府与民间、法制与自由、宏观与微观的对称。这些对称，不是所谓一半是社会主义一半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内在统一：社会主义本来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本来就是社会主义。要理解与把握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内在统一，既不是靠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是靠西方经济学，而是靠对称经济学。对称经济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对称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吴敬琏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没有本质的区别，有的只是“决定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如何分配等微观经济问题”的结论是基于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偏见与理论前提，在传统公有制经济与西方自由经济的两极对立中思维，把商品经济的平面思维移植到市场经济中来，违背了市场经济的立体化、整体化原则，从而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怎样形成的
吴敬琏：在讨论中，政界、经济界和学术界人士大致提出了四种体制目标模式：（1）后斯大林时期的计划经济模式（“改良的苏联模式”），主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给予国有企业更大自主权。这种办法在1970年代末首先在四川省进行试验，叫做“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迅即在全国铺开。不过这种改革并未取得成功，很快就由于引起了财政赤字大幅度增加和经济秩序混乱而在1987年停止。（2）“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东欧模式”）。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在保持国有经济的统治地位和计划经济的总体框架下，力图在微观（企业）层面引进一些市场因素。我国一些学者在1980年代初期写过不少文章介绍这种模式。但是，随着1980年代中后期匈牙利等国的经济改革陷入困境，这种模式的影响力也逐渐消失。（3）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东亚模式”）。“二战”结束以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采用威权主义政治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办法，形成带有重商主义色彩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改革开放初期，这种模式对我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4）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欧美模式”）。许多理论界人士接受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树立起来的观点，认为政府的基本职能是提供包括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在内的公共物品，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会妨碍市场的有效运作并且滋生腐败。而东亚模式中政府对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只是在市场还没有充分发育时期的一种阶段性的替代办法。因此，他们更倾向于以欧美类型的成熟市场经济，即自由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在1980年代中期，在模式（1）和模式（2）的影响逐渐消退的同时，模式（3）和模式（4）占了上风。大体说来，在后两种模式中，东亚模式往往为官员们所钟爱，而欧美模式则为具有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学者所向往。例如，邓小平本人就十分欣赏“四小龙”，特别是新加坡的许多做法。流行的经济学启蒙读物，则以古典经济学为基准。不过，虽然这两种模式在政府的作用问题上存在原则性的差别，但在当时命令经济还占有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它们之间的分歧并不占有突出的地位。而且即使以自由市场经济作为改革最终目标的人们，也往往认为在落后经济高速发展的冲刺中，强有力的政府往往利大于弊。从1984年以后的中国党政领导机关的文献可以看到，在对改革目标作理论论述时，大体上采用模式（4）的语言；而在规定具体措施时，则有更多模式（3）的内容。这样，在具有改革思想的官员和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在1984年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形成了一种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改革思路，这就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或“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吴敬琏：《论中国改革的市场经济方向》，2010-01-26 10:08 深圳新闻网 ）按照吴敬琏上述对“政界、经济界和学术界人士”对体制目标模式的探索和辩论的总结，由于（1）（2）两种在社会主义框架内的市场经济模式都已失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只能是（3）（4）两种，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虽然这种模式贴上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标签，但其形式是欧美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模式，内容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由于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并不在吴敬琏的体制目标模式选择范围中，所以吴敬琏通过对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必然导致权贵资本主义的论证，他最终把我国的体制目标模式定位为（4）种，即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正是这些曲折和辩论，使愈来愈多的人明确地认识到，要建立的新的经济体制就是在现代国家中普遍流行的市场经济”（ 吴敬琏“市场化三十年论坛”，2008年8月30日）。
吴敬琏在这里是把不完全归纳当做完全归纳，把或然性推理当做必然性推理，把通过不完全归纳得出的或然性结论当作完全归纳得出的必然性结论。上述（1）(2)两种并未穷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选项，更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般模式，因而其失败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失败；正好像斯大林计划体制的社会主义失败不等于社会主义本身已经失败一样。“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不是历史的选择，而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斯大林计划体制之所以成为建国以后中国社会主义的模式，就是因为把社会主义模式看成是选择的结果，而斯大林计划体制的社会主义又是当时社会主义模式的唯一选项。同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也不是对世界上现有市场经济各种模式的选择，而是社会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看成是世界上现有市场经济各种模式的优化选择，那么中国将重演当时选择斯大林模式的错误。
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怎样形成的呢？在对称经济学看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与增长方式的设计本来就不应该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而是理论与实践的对称过程，是理论指导实践、实践证明理论的过程。
首先是理论指导实践。改革开放必须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所谓“摸着石头过河”，指的是社会主义具体模式，不是社会主义本身。“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中国人民摸索了一百多年才得出的科学结论，这个结论不需要再摸索，而是我们理论探索的公理、实践摸索的前提。当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必须与时俱进；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综合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特别是社会发展理论与时俱进形成的，而不是以某一个人、某一本书为依据形成的。以某个人、某一本书为依据形成的，是宗教而不是科学；其实践结果，是宗教狂热而不是社会发展。知识经济时代，不但传统的公有制理论，而且传统的商品、货币、资本、劳动价值、经济增长方式等理论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由逻辑推演和实践发展两方面共同决定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进程，必然要求我们不但要走进《资本论》，更要走出《资本论》；要使社会主义的规范性和实证性得以统一，社会主义理论的规范性与科学性得以统一，就必须首先规范“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规范的“社会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公平社会化、主体社会化（个性、创造性、团队精神、自由自觉地劳动）、资本社会化（社会直接占有生产资料）、富裕社会化（反对两极分化）、保障社会化（法制社会）。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科学化、人道化的“社会”意识形态。改革开放必须以真正科学的科学社会主义为理论指导。
其次是实践证明理论。人类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发展的实践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性，民主与法制、效率与公平的对称性、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统一性；证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有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与完整的理论框架。
在科学社会主义看来，民主与法制，是改革的马车向前推进的两个对称的轮子。只有民主，才能为法制打下人的素质基础；只有法制，才能为人的主体性提高提供正确的行为导向。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是对称的，民主与人的主体性是对称的，人的主体性的发挥程度与法制健全程度是对称的。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民主与法制同步建设是对称的，民主与法制有先有后也是对称的。民主与法制哪个先哪个后，要从实际出发、从国情出发，这也是对称的。“休克疗法”失误在于把政治与经济的对称理解为政治与经济的平行，所以成了真正的“休克”。对称不等于平行，先增长后发展、先经济发展后社会发展、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并不违背对称发展的要求。
在科学社会主义看来，效率与公平是对称的，效率与公平的对称，是改革的马车向前推进的另两个对称的轮子。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没有效率也没有公平，二者是内在一致的。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的传统社会主义只讲公平不讲效率，自由资本主义和迄今为止的改革开放只讲效率不讲公平，那么作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和作为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则是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无效率的公平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无公平的效率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效率与公平的一致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得以统一的核心、纽带与标准。
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不是摸索、辩论出来的，也不是选择出来的，而是理论和实践碰撞出来的。吴敬琏先生擅长对不同国家的经济模式进行优劣比较，然后通过排除法逐步得出该放弃什么选择什么的结论。问题是比较的前提是要有进行比较的正确的思维方法。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经济模式进行比较的正确方法是什么？是对称方法，即时间、空间、层次相对称的方法。根据对称方法，空间上并列的不同经济模式，体现了时间发展的不同阶段。根据对称方法对不同经济模式的比较，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改革开放不但是传统经济学范式的转换，而且是传统经济模式的转轨和全球经济的重新洗牌。根据对称方法对不同经济模式的比较，你将会看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是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市场经济学，真正的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完善的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不兼容的不是公有制，而是单一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不兼容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专制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单一公有制的基础上。真正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单个人的思想理论基础上。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结晶。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也是社会合力的结果。其中，自由自觉的劳动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导力量。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对传统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两者的扬弃、综合、升华，相容与超越来实现。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不但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向市场经济转型，而且资本主义社会也要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转型，所以现在所谓的制度转型实际上只是制度融合，而真正的转型是人类实践模式的转轨。市场社会主义是计划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扬弃，这种制度转型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两大制度融合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综合了两大体制的优点。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证明，真正的市场经济，只能是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全面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更高级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本质与本质特征
作为主客体相互对称、理论与实践相互碰撞的结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形成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社会的对称本质的逻辑与历史的展开，是小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共同的本质、共同的本质特征。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区别开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本质是平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就是以平等为核心价值与机制的要素与结构：政府与民间、法制与自由、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效率与公平的对称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平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规律：价值规律。2.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共有制；完善的劳动力产权制度。3.健全的民主与法制；4.政府宏观调控成为市场必要的组成部分；5.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6.以财富GDP、社会GDP、绿色GDP作为发展的指标。效率与公平的对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本质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和本质特征就构成了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同的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般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模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中，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是外在的两张皮，而是内在的统一——真正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市场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只能是社会主义。西方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二者的互补关系，是用社会主义去整合市场经济，用市场经济去完善社会主义。这与其说是意识形态的功能，还不如说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效率与公平对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不是全盘照搬只讲效率不讲公平的西方市场经济的模式，又不是回到只讲公平不讲效率的计划经济的老路，而是西方市场经济和传统社会主义的“扬弃”和综合。制度高于技术，中国只有在经济体制方面后来居上，率先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式建设比现有西方更完善、更彻底的市场经济，才有可能促进生产力更快发展并后来居上。
根据改革的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的对称性，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好象通向罗马的道路有千万条，而罗马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有同一的模式，不可能有不同的模式。通过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般模式、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研究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建立一般的经济学。这里研究的方法、结论、模式都是一般、特殊、个别的统一，多样性、多元性与一元性的统一。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般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本质的区别。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
理论基础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础是对称经济学与价值经济学，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础是价格经济学与一般均衡理论。经济基础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基础是共有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基础是私有制。经济主体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主体是劳动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主体是投机者。核心机制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核心机制是价格机制。动力机制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动力机制是合作机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动力机制是竞争机制。核心价值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核心价值是平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核心价值是效率。发展条件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条件是充分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条件是完全自由。发展途径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途径是工程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途径是产业化。发展目标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与共同富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目标是利润最大化、经济规模最大化与两极分化。发展阶段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善的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发展模式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是主客体对称、五度空间与复杂系统论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是线性非对称、纯客体均衡论的；发展趋向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向是国进民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向是国退民进；市场结构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结构是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统一、民间自由与政府调控的统一、政府是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结构是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对立、政府属于市场外部性、宏观经济归结于微观经济；政治体制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体制是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下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独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体制是多党轮流执政下的三权分立；发展过程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可持续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伴随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发展是不可持续的。
把改革开放30年“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逐渐明确起来”的过程看成是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是符合历史的逻辑，但往后再到“现代国家中普遍流行的市场经济”的过程则是走了邪路。成熟的市场经济只能姓社不能姓资；从市场经济的本质与发展趋向、发展规律来看，市场经济只能姓社不能姓资。随着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市场经济的经济增长方式将由资本运营转为知识运营；发展模式将实现从生存创业到生态创业的转型、从工业经济到知识经济的转型、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型、从规模到超速的转型、从外延到内涵的转型、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型、从价格到价值的转型。中国市场化改革是经济体制转型与增长方式发展模式转型的历史契合。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发展模式的转轨将给生产力带来裂变级数的增长，中国经济发展应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经典模式。中国市场化改革总体上不是吴老先生说的向谁看齐与谁并轨，而是走自己的路。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评吴敬琏的市场经济与我国改革的目标模式
吴敬琏说：“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点，是自由的，自主的交换，如果上面始终有行政力量的控制，如果强势政府强化到主导资源配置的程度，那就不叫市场经济，而叫权贵资本主义了。”（吴敬琏：《再论权贵资本主义》，中国企业家网，2010-10-20，来源《南方周末》。吴敬琏2008年8月30日参加“市场化三十年论坛”时提出：“正是这些曲折和辩论，使愈来愈多的人明确地认识到，要建立的新的经济体制就是在现代国家中普遍流行的市场经济”。吴敬琏认为，改革开放30年“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逐渐明确起来”的过程，就是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到“现代国家中普遍流行的市场经济”的过程，而“在现代国家中普遍流行的市场经济” 是什么呢？当然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在于用市场取代计划来进行经济资源的配置，决定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如何分配等微观经济问题”。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到了这个程度，终于结束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吴敬琏认为，市场经济制度的有效运转，必须有其他制度的支撑。对于一个所谓“非人格化交换”占主要地位的现代市场经济来说，没有合乎宪政原则的法律和独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执行是得不到保障的。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的参与人为了保障自己财产的安全，就只有去“结交官府”，“搞掂”官员。于是，就出现了寻租的新动力。所以“政治改革必须加快。宪政、民主、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上层建筑保证”。在这里，吴敬琏通过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总结及对中国出现他所谓的“坏的市场经济”即“权力寻租经济”、“权贵市场经济”的归因分析，得出了中国市场化改革就是在经济、政治各个领域一步一步与西方发达国家逐步并轨、改革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结论。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没有本质的区别，有的只是“决定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如何分配等微观经济问题”。这就是吴敬琏对改革30年历史经验的总结。
社会主义市场交换是充分自由而不是完全自由
吴敬琏说：“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点，是自由的，自主的交换，如果上面始终有行政力量的控制，如果强势政府强化到主导资源配置的程度，那就不叫市场经济，而叫权贵资本主义了。”（吴敬琏：《再论权贵资本主义》，中国企业家网，2010-10-20，来源《南方周末》。
吴敬琏在这里把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点定位于“自由的，自主的交换”，把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政府宏观调控等同于权贵资本主义，是混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就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平等交换。要平等交换，就必须打破垄断，限制投机，杜绝各种欺行霸市、假冒伪劣产品，建立健全法制，并通过产业导向避免无效生产与恶性竞争。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充分自由交换而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政府主义的完全自由交换。完全自由：无政府主义，只要效率不要公平，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充分自由：以平等为核心、平等制约下的自由。完全竞争：弱肉强食、不择手段、不按游戏规则出牌。充分竞争：法律、诚信制约下的竞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全自由、完全竞争的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完善的市场经济。平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也是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核心。平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以平等为核心、效率与公平相一致是完善的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因此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不是向不完善的市场经济过渡，而是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过渡。此次源于西方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及西方国家采取的应急措施说明：资本主义与传统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二者都在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过渡，但传统社会主义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过渡有先天的优势：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自由、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竞争需要强有力政府的强力建构、控制与推行。微观的改革开放是宏观转型的基础，宏观的转型是微观的改革开放的主导。通过改革开放实现转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自由的市场经济不是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是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不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吴敬琏否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定位为向不完善的完全自由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定位为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到“现代国家中普遍流行的市场经济”的过程，是把改革开放定位于开历史的倒车。
社会主义市场结构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统一
把市场经济等同于商品经济，把市场经济看成只是微观经济，是吴敬琏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根源。吴敬琏：“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在于用市场取代计划来进行经济资源的配置，决定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如何分配等微观经济问题”。就吴敬琏把市场经济看成只是“决定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如何分配等微观经济问题”来看，号称“吴市场”的吴敬琏并不真正懂得什么是市场，什么是市场经济。从市场经济形态来看，市场不同于商场，市场经济不同于商品经济。商场是平面的、微观的，市场是立体的、宏观微观统一的。市场经济中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生产的各个环节之间的相互关系，政治制度调节是核心，国民素质的提高是根本的因素。因此市场经济的微观层面离不开宏观层面的制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自觉地用宏观经济制约微观经济、因而能做到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统一的市场经济。从社会经济形态来看，人类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六次产业革命：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工业、信息业、知识业，并由此形成五大产业：农业、工业、服务业、信息业、知识业，形成三大经济社会形态：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又分为工业市场经济与知识市场经济两大阶段。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工业市场经济三大阶段的共同本质，是通过资源配置来生产的经济形态。只有知识市场经济，才是通过资源再生来生产的经济形态，才是再生经济。因此，知识市场经济也称为再生经济。通过资源配置来生产的经济形态是平面的，通过资源再生来生产的经济形态是立体的。再生经济活动的最基本规律，是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社会之间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这个交换是一个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是精神价值与物质价值的产生、实现、转化的过程，是知识主导其他生产要素、知识产业主导其他社会产业的知识运营的过程，而政府宏观调控本身就是知识运营的组成部分。因此在知识市场经济时代，经济已经宏观化，政府不在市场外部而在市场内部，“决定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如何分配等问题” 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微观经济问题，而是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相统一的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政府经济职能与服务职能可以统一
吴敬琏认为“如果强势政府强化到主导资源配置的程度，那就不叫市场经济，而叫权贵资本主义”，是把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宏观调控的经济职能与腐败划等号，把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对立起来。实际上，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对称的，以政府行为法制化为中介，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可以统一。
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不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不行。政府是市场的内在环节，政府经济职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组成部分。要使市场经济体制真正建立并使之健康发展，必须强化而不是弱化政府的经济职能。但政府经济职能不是政府部门赚钱职能；如果只讲强化政府经济职能，确实很容易使各个部门各自为政，把政策制订、政策推行作为实现自身部门利益最大化、本部门官员灰色收入最大化的工具，用部门利益侵害老百姓利益，损害中国人民的发展权，甚至危及中国人的生存底线。片面强调强化政府经济职能必然导致执政腐败、司法腐败，而执政腐败与司法腐败必然导致衙富民穷、官富民穷与官民对立，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演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所以在强化政府经济职能的同时还必须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而能把政府经济职能与政府服务职能统一起来的只有法制——完善的法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要的组成部分。只有把政府行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政府经济职能才能成为政府服务职能的组成部分，使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二者得到统一。以政府行为法制化为中介，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不是对立的，而是对称的。而吴敬琏为了避免权贵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因噎废食，彻底否认政府经济职能，不符合科学发展观。
根据科学发展观，市场经济是立体的，立体的市场经济是平面的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立体的市场经济决定了政府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环节，决定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是外在的两张皮，而是内在的统一——真正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只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当西方的市场经济自我完善，就成了社会主义；当社会主义吸收了西方市场经济的成果，就成了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市场不仅仅是资源配置的场所，而且是资源再生的平台；要使效率最大化，不仅仅是使资源优化配置，而且是使资源优化再生；要使资源通过优化配置达到优化再生，不仅仅是靠平面的二维的市场，而是靠主体动态的五维的市场，不仅仅是靠二维市场的均衡，而是靠立体市场的对称。立体市场的对称，就是政府与民间、法制与自由、宏观与微观的对称。这些对称，不是所谓一半是社会主义一半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内在统一：社会主义本来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本来就是社会主义。要理解与把握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内在统一，既不是靠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是靠西方经济学，而是靠对称经济学。对称经济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对称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吴敬琏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没有本质的区别，有的只是“决定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如何分配等微观经济问题”的结论是基于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偏见与理论前提，在传统公有制经济与西方自由经济的两极对立中思维，把商品经济的平面思维移植到市场经济中来，违背了市场经济的立体化、整体化原则，从而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怎样形成的
吴敬琏：在讨论中，政界、经济界和学术界人士大致提出了四种体制目标模式：（1）后斯大林时期的计划经济模式（“改良的苏联模式”），主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给予国有企业更大自主权。这种办法在1970年代末首先在四川省进行试验，叫做“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迅即在全国铺开。不过这种改革并未取得成功，很快就由于引起了财政赤字大幅度增加和经济秩序混乱而在1987年停止。（2）“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东欧模式”）。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在保持国有经济的统治地位和计划经济的总体框架下，力图在微观（企业）层面引进一些市场因素。我国一些学者在1980年代初期写过不少文章介绍这种模式。但是，随着1980年代中后期匈牙利等国的经济改革陷入困境，这种模式的影响力也逐渐消失。（3）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东亚模式”）。“二战”结束以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采用威权主义政治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办法，形成带有重商主义色彩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改革开放初期，这种模式对我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4）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欧美模式”）。许多理论界人士接受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树立起来的观点，认为政府的基本职能是提供包括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在内的公共物品，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会妨碍市场的有效运作并且滋生腐败。而东亚模式中政府对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只是在市场还没有充分发育时期的一种阶段性的替代办法。因此，他们更倾向于以欧美类型的成熟市场经济，即自由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在1980年代中期，在模式（1）和模式（2）的影响逐渐消退的同时，模式（3）和模式（4）占了上风。大体说来，在后两种模式中，东亚模式往往为官员们所钟爱，而欧美模式则为具有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学者所向往。例如，邓小平本人就十分欣赏“四小龙”，特别是新加坡的许多做法。流行的经济学启蒙读物，则以古典经济学为基准。不过，虽然这两种模式在政府的作用问题上存在原则性的差别，但在当时命令经济还占有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它们之间的分歧并不占有突出的地位。而且即使以自由市场经济作为改革最终目标的人们，也往往认为在落后经济高速发展的冲刺中，强有力的政府往往利大于弊。从1984年以后的中国党政领导机关的文献可以看到，在对改革目标作理论论述时，大体上采用模式（4）的语言；而在规定具体措施时，则有更多模式（3）的内容。这样，在具有改革思想的官员和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在1984年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形成了一种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改革思路，这就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或“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吴敬琏：《论中国改革的市场经济方向》，2010-01-26 10:08 深圳新闻网 ）按照吴敬琏上述对“政界、经济界和学术界人士”对体制目标模式的探索和辩论的总结，由于（1）（2）两种在社会主义框架内的市场经济模式都已失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只能是（3）（4）两种，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虽然这种模式贴上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标签，但其形式是欧美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模式，内容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由于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并不在吴敬琏的体制目标模式选择范围中，所以吴敬琏通过对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必然导致权贵资本主义的论证，他最终把我国的体制目标模式定位为（4）种，即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正是这些曲折和辩论，使愈来愈多的人明确地认识到，要建立的新的经济体制就是在现代国家中普遍流行的市场经济”（ 吴敬琏“市场化三十年论坛”，2008年8月30日）。
吴敬琏在这里是把不完全归纳当做完全归纳，把或然性推理当做必然性推理，把通过不完全归纳得出的或然性结论当作完全归纳得出的必然性结论。上述（1）(2)两种并未穷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选项，更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般模式，因而其失败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失败；正好像斯大林计划体制的社会主义失败不等于社会主义本身已经失败一样。“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不是历史的选择，而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斯大林计划体制之所以成为建国以后中国社会主义的模式，就是因为把社会主义模式看成是选择的结果，而斯大林计划体制的社会主义又是当时社会主义模式的唯一选项。同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也不是对世界上现有市场经济各种模式的选择，而是社会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看成是世界上现有市场经济各种模式的优化选择，那么中国将重演当时选择斯大林模式的错误。
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怎样形成的呢？在对称经济学看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与增长方式的设计本来就不应该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而是理论与实践的对称过程，是理论指导实践、实践证明理论的过程。
首先是理论指导实践。改革开放必须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所谓“摸着石头过河”，指的是社会主义具体模式，不是社会主义本身。“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中国人民摸索了一百多年才得出的科学结论，这个结论不需要再摸索，而是我们理论探索的公理、实践摸索的前提。当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必须与时俱进；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综合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特别是社会发展理论与时俱进形成的，而不是以某一个人、某一本书为依据形成的。以某个人、某一本书为依据形成的，是宗教而不是科学；其实践结果，是宗教狂热而不是社会发展。知识经济时代，不但传统的公有制理论，而且传统的商品、货币、资本、劳动价值、经济增长方式等理论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由逻辑推演和实践发展两方面共同决定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进程，必然要求我们不但要走进《资本论》，更要走出《资本论》；要使社会主义的规范性和实证性得以统一，社会主义理论的规范性与科学性得以统一，就必须首先规范“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规范的“社会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公平社会化、主体社会化（个性、创造性、团队精神、自由自觉地劳动）、资本社会化（社会直接占有生产资料）、富裕社会化（反对两极分化）、保障社会化（法制社会）。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科学化、人道化的“社会”意识形态。改革开放必须以真正科学的科学社会主义为理论指导。
其次是实践证明理论。人类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发展的实践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性，民主与法制、效率与公平的对称性、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统一性；证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有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与完整的理论框架。
在科学社会主义看来，民主与法制，是改革的马车向前推进的两个对称的轮子。只有民主，才能为法制打下人的素质基础；只有法制，才能为人的主体性提高提供正确的行为导向。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是对称的，民主与人的主体性是对称的，人的主体性的发挥程度与法制健全程度是对称的。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民主与法制同步建设是对称的，民主与法制有先有后也是对称的。民主与法制哪个先哪个后，要从实际出发、从国情出发，这也是对称的。“休克疗法”失误在于把政治与经济的对称理解为政治与经济的平行，所以成了真正的“休克”。对称不等于平行，先增长后发展、先经济发展后社会发展、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并不违背对称发展的要求。
在科学社会主义看来，效率与公平是对称的，效率与公平的对称，是改革的马车向前推进的另两个对称的轮子。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没有效率也没有公平，二者是内在一致的。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的传统社会主义只讲公平不讲效率，自由资本主义和迄今为止的改革开放只讲效率不讲公平，那么作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和作为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则是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无效率的公平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无公平的效率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效率与公平的一致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得以统一的核心、纽带与标准。
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不是摸索、辩论出来的，也不是选择出来的，而是理论和实践碰撞出来的。吴敬琏先生擅长对不同国家的经济模式进行优劣比较，然后通过排除法逐步得出该放弃什么选择什么的结论。问题是比较的前提是要有进行比较的正确的思维方法。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经济模式进行比较的正确方法是什么？是对称方法，即时间、空间、层次相对称的方法。根据对称方法，空间上并列的不同经济模式，体现了时间发展的不同阶段。根据对称方法对不同经济模式的比较，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改革开放不但是传统经济学范式的转换，而且是传统经济模式的转轨和全球经济的重新洗牌。根据对称方法对不同经济模式的比较，你将会看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是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市场经济学，真正的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完善的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不兼容的不是公有制，而是单一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不兼容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专制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单一公有制的基础上。真正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单个人的思想理论基础上。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结晶。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也是社会合力的结果。其中，自由自觉的劳动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导力量。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对传统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两者的扬弃、综合、升华，相容与超越来实现。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不但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向市场经济转型，而且资本主义社会也要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转型，所以现在所谓的制度转型实际上只是制度融合，而真正的转型是人类实践模式的转轨。市场社会主义是计划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扬弃，这种制度转型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两大制度融合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综合了两大体制的优点。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证明，真正的市场经济，只能是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全面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更高级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本质与本质特征
作为主客体相互对称、理论与实践相互碰撞的结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形成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社会的对称本质的逻辑与历史的展开，是小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共同的本质、共同的本质特征。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区别开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本质是平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就是以平等为核心价值与机制的要素与结构：政府与民间、法制与自由、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效率与公平的对称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平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规律：价值规律。2.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共有制；完善的劳动力产权制度。3.健全的民主与法制；4.政府宏观调控成为市场必要的组成部分；5.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6.以财富GDP、社会GDP、绿色GDP作为发展的指标。效率与公平的对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本质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和本质特征就构成了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同的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般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模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中，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是外在的两张皮，而是内在的统一——真正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市场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只能是社会主义。西方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二者的互补关系，是用社会主义去整合市场经济，用市场经济去完善社会主义。这与其说是意识形态的功能，还不如说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效率与公平对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不是全盘照搬只讲效率不讲公平的西方市场经济的模式，又不是回到只讲公平不讲效率的计划经济的老路，而是西方市场经济和传统社会主义的“扬弃”和综合。制度高于技术，中国只有在经济体制方面后来居上，率先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式建设比现有西方更完善、更彻底的市场经济，才有可能促进生产力更快发展并后来居上。
根据改革的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的对称性，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好象通向罗马的道路有千万条，而罗马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有同一的模式，不可能有不同的模式。通过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般模式、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研究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建立一般的经济学。这里研究的方法、结论、模式都是一般、特殊、个别的统一，多样性、多元性与一元性的统一。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般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本质的区别。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
理论基础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础是对称经济学与价值经济学，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础是价格经济学与一般均衡理论。经济基础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基础是共有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基础是私有制。经济主体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主体是劳动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主体是投机者。核心机制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核心机制是价格机制。动力机制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动力机制是合作机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动力机制是竞争机制。核心价值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核心价值是平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核心价值是效率。发展条件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条件是充分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条件是完全自由。发展途径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途径是工程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途径是产业化。发展目标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与共同富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目标是利润最大化、经济规模最大化与两极分化。发展阶段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善的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发展模式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是主客体对称、五度空间与复杂系统论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是线性非对称、纯客体均衡论的；发展趋向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向是国进民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向是国退民进；市场结构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结构是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统一、民间自由与政府调控的统一、政府是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结构是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对立、政府属于市场外部性、宏观经济归结于微观经济；政治体制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体制是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下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独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体制是多党轮流执政下的三权分立；发展过程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可持续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伴随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发展是不可持续的。
把改革开放30年“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逐渐明确起来”的过程看成是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是符合历史的逻辑，但往后再到“现代国家中普遍流行的市场经济”的过程则是走了邪路。成熟的市场经济只能姓社不能姓资；从市场经济的本质与发展趋向、发展规律来看，市场经济只能姓社不能姓资。随着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市场经济的经济增长方式将由资本运营转为知识运营；发展模式将实现从生存创业到生态创业的转型、从工业经济到知识经济的转型、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型、从规模到超速的转型、从外延到内涵的转型、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型、从价格到价值的转型。中国市场化改革是经济体制转型与增长方式发展模式转型的历史契合。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发展模式的转轨将给生产力带来裂变级数的增长，中国经济发展应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经典模式。中国市场化改革总体上不是吴老先生说的向谁看齐与谁并轨，而是走自己的路。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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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流经济学批判（18）——评张维迎市场的逻辑
[ 2011/09/12 17:28 | by admin ]
2011/09/12 17:28 | by admin ]
市场的逻辑就是科学的逻辑
——评张维迎市场的逻辑
张维迎说：“我们追求幸福的方式大致来讲有两类，一是通过让别人不幸福而获得幸福，这包括偷盗、抢劫，计划经济也属于此，不过最主要一种方式的是战争，使民众不幸福而让自己幸福。另外一种方式，我的理解是，通过让别人幸福而使自己获得幸福：你要先为别人创造价值，然后你才可以获得成功。前面一个是科学的逻辑，后面这个可以叫做市场的逻辑。”
因此，张维迎认为“市场的逻辑和科学的逻辑应该是完全对立的”。（张维迎《市场的逻辑》）
“我们讲的市场经济，是一个自发的市场……市场的秩序是最好的秩序，任何人为的干预都不是好的。”“在现代社会，只有一个机构可以以合法的方式通过让给别人不幸福而让自己幸福，那就是政府。政府强制征收税收。在社会中，政府征税，它干什么用，是否给你创造价值？你并没有看到。”（张维迎《市场的逻辑》）张维迎这种把市场与政府、市场的逻辑和科学的逻辑完全对立起来的理论，既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历史，也不符合市场经济的逻辑，只是他极力鼓吹的奥地利学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逻辑引申。而在对称经济学看来，市场的逻辑就是科学的逻辑。
市场的逻辑是科学的逻辑
逻辑，就是思维的规律，逻辑学就是关于思维规律的学说。有时逻辑和逻辑学两个概念通用。从狭义来讲，逻辑就是指形式逻辑或抽象逻辑，是指人的抽象思维的逻辑；广义来讲，逻辑还包括具象逻辑，即人的整体思维的逻辑。逻辑和逻辑学的发展，经过了具象逻辑—抽象逻辑—具象逻辑与抽象逻辑相统一的对称逻辑三大阶段。对称逻辑是逻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是辩证逻辑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具象逻辑与抽象逻辑相统一的、逻辑发展的最高阶段。对称逻辑学就是对称逻辑的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随着对称逻辑学的建立，人的整体思维规律被发现，狭义的逻辑将被扬弃，逻辑将单指广义的逻辑，逻辑将成为人的整体思维的规律，逻辑学成为研究人的整体思维规律的科学。人类逻辑史也将不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而是从中国《周易》的“天人合一”思想和思维方式开始。在对称逻辑学的范式中，中国古代文化不是缺乏逻辑，而是人类逻辑学的真正源头。
有时人们还用“逻辑”来引申指代客观规律。当人们用“逻辑”来引申指代客观规律时，实际上是不自觉地揭示了主观逻辑——科学规律与客观逻辑——客观规律之间的对称关系，揭示了主观逻辑与客观逻辑、科学规律与客观规律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市场的逻辑是科学的逻辑”既指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也指市场经济学的科学规律。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是形成市场经济学的科学规律的原因，市场经济学的科学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的证明。
因此，无论是逻辑的狭义、广义还是其引申义，“逻辑”都指的是规律。但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与所属的经济学范式决定了他的市场逻辑，新自由主义者所属的政治经济学范式不可能以经济发展的规律为自己的对象，市场的逻辑不是科学的逻辑是必然的，决定了他不可能在“规律”的意义上使用“逻辑”一词。从语义学的意义上，不在“规律”的意义上使用“逻辑”是“逻辑”的悖论，张维迎认为“市场的逻辑”不是“科学的逻辑”就是这样的悖论。
对称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学是科学的经济学。迄今为止的市场经济学都是政治经济学，并不等于市场经济学只能是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是特殊的理论经济学，完全可以从中提升出一般的理论经济学，属于全人类的、科学的市场经济的理论经济学。科学是什么？科学是由反映客观规律的科学规律组成的理论体系。科学的对象是客观规律，内容是科学规律，形式是语言。科学规律和语言组成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也即逻辑体系。市场的逻辑，既可以指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可以指市场经济学的逻辑体系。经济学是研究价值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理论，市场经济学是研究市场经济发展的特殊经济规律的理论。市场经济发展的特殊经济规律后面，是经济有机体发展的一般规律；经济有机体发展的一般规律后面，是社会有机体发展的一般规律。什么是社会有机体发展的一般规律？人与人之间互相交换劳动，也就是张维迎的“你要先为别人创造价值，然后你才可以获得成功”是人类社会产生、存在、发展的基础，是社会有机体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人类作为“类”的发展的深层次规律；而剥削、掠夺、战争虽然是阶级社会存在的普遍现象，但只是人类的本质、人类社会的本质的异化。因此，市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同一的——客观规律。市场经济学、经济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特殊、一般和普遍的关系，只要承认社会科学、经济学是一门科学，那么市场经济学也就是一门科学，市场的逻辑、市场经济学的逻辑就是科学的逻辑。否认了市场的逻辑是科学的逻辑，也就否认了市场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否认了市场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也就否认了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否认了社会科学是科学。
要揭示市场经济活动的本质与规律、形成市场经济学的科学逻辑，除了研究人类经济思想史、吸收其精华，还要观察现实的市场经济活动；既观察其静态结构，又观察其动态发展；既观察其逻辑，又观察其历史；既观察其思想史，又考察其发展史。观察的过程，是从感性的具体上升到理性的抽象，又从理性的抽象上升到理性的具体的过程；叙述的过程是从理性的具体到理性的抽象、又从理性的抽象到理性的具体的过程。这种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主观规律与客观规律的统一，是相互对称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相互对称、双向互动、协调发展，构成了市场经济的逻辑——市场经济的客观逻辑即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市场经济学的科学逻辑即市场经济学的科学规律。
市场经济的客观逻辑与市场经济学的科学逻辑是相互建构的过程，科学的方法论是相互建构的工具。实验与经验属于同等层次的范畴，它们都是形成科学规律的对象、过程、中介与途径，而它们本身都不属于科学的范畴。诚然，借助现代技术手段，科学实验可以浓缩经验，并形成直观经验难以形成的各种数据，但本身却仍然属于经验的层面，而并非等同于科学理论。同时，数据化意味着分析，而分析如果不能上升到综合，则破坏了直观经验的完整性，把完整的直觉变成各种理性的抽象。如果把这各种抽象当作科学本身，就将形成偏见，而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如果要把偏见上升到科学真理，必须综合，而综合要有正确的思维方法。中国的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就是这种方法；本人首创的五度空间方法就是这种方法；作为五度空间方法核心的对称方法，就是这种方法。只有用对称方法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学才是科学的经济学，只有科学的经济学才能理解和把握市场的客观逻辑与市场经济学的科学逻辑。而张维迎所属的奥地利学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的性质，把完整的市场经济进行肢解的抽象的、线性的思维方式，不可能正确理解和把握市场的科学逻辑。由于方法论的缺陷，在他们那里市场的逻辑不是科学的逻辑是必然的，正好像他们认为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是必然的一样。
市场的逻辑是规范的逻辑
既然张维迎认为市场的逻辑不是科学的逻辑，市场经济没有客观规律，那么市场的逻辑也就是不可预先设计的、没有规律可以自觉遵循的、自发的“逻辑”。张维迎：“我觉得，你如果可以设计一个市场经济，你就不需要市场经济。我们需要市场经济，恰恰因为我们不能设计。这个过程中，邓小平推倒第一张骨牌，非常重要，但后面演化出来的东西，是人们不断积累所形成的。”“很多改革不是人们精心设计的，而是改革当中逐步形成的，有的是自下而上，有的是我们当初认为错误的东西，有的变成我们改革最终的积极力量。我觉得这本身就反应出市场的固有魅力。”认为市场经济只能是自发的经济、市场的“逻辑”不可预先设计，把“摸着石头过河”作为市场化改革的方法论原则，也同样是新自由主义者的范式偏见。
不可否认，真正的、完善的市场经济是既摆脱超经济强制的人身依附关系、又摆脱经济强制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充满活力的经济，是人的主体性高扬的经济；与自然经济、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的社会形态有更多的量子场特征。但量子世界的不确定性中有着确定性，充分自由的市场经济也并非完全的无序运动。自由市场经济有着自身的内在规律；人们完全可以认识市场经济的规律，进行理论建设、机制设计、制度安排，自觉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市场的逻辑是科学的逻辑的逻辑结论，就是市场的逻辑是规范的逻辑。
市场经济的规律本身是规范的。
从市场本体论上看，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是规范的。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通过主客体相互作用关系展开，因而是客观性、主观性、必然性的统一，实证性与规范性的统一。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之所以具有客观性、实证性，是因为主体的自然属性是客观的，客体、主体的活动即主客体相互关系是客观的，主客体相互关系的经济规律不能离开这些客观成分，因而具有客观性。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之所以具有主观性、规范性，是因为主体的意识是主观的、规范的。市场经济活动的最基本规律，是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社会之间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与再生，这个交换与再生是一个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是价值的产生、实现、转化的过程，是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是人类理想的实现过程。主体的意识包括理性、理想是构成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起作用的主导方面，主体对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的认识程度及在此基础上的意志努力程度、运用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的自觉性程度可以决定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的表现形式、作用大小，加速或延缓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之所以具有必然性，是因为主客体相互关系的经济规律是社会各种力量合力的结果，具有不以主体的意志为转移的性质。主体可以认识经济规律，自觉地利用经济规律，改变经济规律的作用方式，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但不能改变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本身。所以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是客观性、主观性、必然性的统一，实证性与规范性的统一。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是客观性、主观性、必然性的统一，实证性与规范性的统一，是把市场经济学的对象定位于“规律”而非“趋势”的立足点。
从市场认识论上看，市场经济的科学规律是规范的。量子力学与市场经济学在科学性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都是复杂性科学，都是在无序中包含着有序、不确定中包含着确定性。区别在于：前者的有序无序是自然的，后者是人为的；后者的人为不仅是自发的，而且可以通过自觉性活动，化无序为有序、以有序去整合无序，通过机制设计与制度安排用确定性引导不确定性。所以妄想离开量学力子、复杂科学、主体科学的思维方式，用经典力学的思维方式去追求经济学科学性、实证性无异于拔着头发离开地球，是方法与对象的不对称。而对称本身就是蕴含在量子力学、复杂科学中的根本方法论原则。这可以从量子力学、复杂性科学的历史发展与逻辑发展看出来，也可以从经济学的历史发展与逻辑发展看出来。正因为市场经济活动的量子力学特征，所以市场经济学的是什么、为什么与怎么样是统一的，主体性、科学性、实证性与规范性是统一的，真善美是统一的。是什么通过为什么、怎么样表现出来，操作性是其内部环节，工程方法是经济学方法中一切方法的落脚点。因此，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主体性与科学性、实证性与规范性统一的对称逻辑，就是市场经济学的科学逻辑----研究的逻辑与叙述的逻辑。在知识市场经济时期，经济学是知识运营的组成部分；市场经济学的科学范式应是以主体性为中心同科学性的统一。市场经济学在形成人的理念和心态、决定人是利己还是利人、商场上奉行狼图腾还是羊图腾、社会的制度设计、企业的机制设计方面，其作用不是描述性的，而应该是规范性的。
从市场科学观上看，在人类一次创业时期，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的组成部分，客观性是其他一切科学科学性的标准。在人类二次创业时期，自然科学只是社会科学的环节，真善美的统一才是一切科学追求的目标。不能解决“为什么”、“怎么样”的知识不是真正的知识，“善”和“美”本身就是“真”的一个环节。因此市场经济是规范经济，市场经济学是规范经济学，市场的逻辑是规范的逻辑。市场经济学的科学性和市场经济的规范性可以统一而且也应该统一。市场经济是规范经济——市场经济的规范性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环节。
从市场主体论与历史观上看，市场经济的规律主体是规范的。人的本质是人的主体性，人类的本质是人类的主体性。无论是人类的主体性还是个人的主体性，都是善对恶的相容与超越的过程，而这种善对恶的相容与超越就是人类历史的进步过程。因此主体论与规律论是一致的，历史观与伦理学是一致的，社会的本质是建立在所有个人主体性的基础上的人类的主体性。所以社会的本质、人类的本质、个人的本质是一致的，市场经济是规范尺度和历史尺度的统一，统一的基础是人的主体性。由于人的本质是主体性，客观规律只是前者的总计、总和、结论，因此主体性既是规范的尺度，也是历史的尺度。经济学范式本身的变迁是和人类经济发展过程相一致的，从政治经济学范式向一般经济学范式的变迁是和人类经济发展过程相一致的。市场经济学中的历史尺度同规范性不是对立的；规范尺度本身就是历史规律的必然结果，也是历史规律的组成部分。
从市场本体论、历史观、认识论与逻辑学的一致来看，经济本质就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经济规律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对称关系的展开，认识经济本质是把握经济规律的前提。经济客观规律是主体性与客体性的统一，经济学科学规律是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经济学科学规律与经济客观规律、经济学科学本质与经济客观本质是相互建构的，包含在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中的经济学科学规律与科学本质，既不是约定的，也不是先验的。一方面，它们是主观的，另方面它们又是客观的反映。这个反映不是消极的、照镜子式的，而是创造、建构的过程。经济周期的实质是以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之间、各主要经济要素之间的不对称为中介，实现经济体由低层次对称向更高层次对称转化、发展的规律。这个规律是可以认识、可以予测、可以自觉运用的。认识、予测、运用的关键是把握对称辩证法。经济周期的长度，其间经济危机的程度、经济危机给社会破坏的程度同人认识、运用对称规律的自觉程度成反比。经济必然性是由经济偶然性组成的, 经济规律性是由经济主体性组成的，人的理性不在经济规律之外，而在经济规律之中，构成经济规律的环节，是经济规律中主体的要素之一。把人的理性看成在经济规律之外，甚至把二者对立起来，认为经济规律不可认识、经济发展不可予期、经济周期不可予测，是经济学中的不可知论。西方经济学就是这样的不可知论。西方经济学把经济主体性与规律性对立起来，经济学的主体性与科学性对立起来，思辩与实证对立起来，否定经济学的思辩功能，否认人的理性的无限性、经济规律的可把握性、经济趋势的可预测性，因而否认了世界的可知性，人类经济活动整体上成了盲目的博弈活动，因而是不科学的。
市场经济学是规范尺度和历史尺度、规范尺度和科学尺度的统一，市场的逻辑只能是自觉的不能是自发的；张维迎把市场经济学的科学尺度、历史尺度与规范尺度对立起来，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改革开放的过程只能是自发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实际上否认了他本人的市场的逻辑。
市场的逻辑是平等的逻辑
市场经济的规范性就是平等性，规范的市场经济就是平等的市场经济。平等不是平均，而是机会平等，是奉献与报酬的一致、贡献与索取的统一。劳动是创造价值的主体性活动，人类社会就是通过人与人之间互相交换劳动，实现个体与整体的生存与发展。任何社会，总体上都要“通过让别人幸福而使自己获得幸福：你要先为别人创造价值，然后你才可以获得成功”。计划经济虽然有大锅饭、平均主义的缺陷，但也不是不劳而获的经济。张维迎的“通过让别人幸福而使自己获得幸福”的逻辑是包括计划经济在内的人类社会的一般逻辑而非市场的特殊逻辑，“偷盗、抢劫”、掠夺，在任何时期都是一种反社会的犯罪行为，也只是社会的局部现象，即使在市场经济时期也仍有存在，既不是市场的逻辑，也不是科学的逻辑；张维迎所谓的“强盗的逻辑”从未成为社会任何一个时期占主导地位的逻辑。所以，仅仅“通过让别人幸福而使自己获得幸福：你要先为别人创造价值，然后你才可以获得成功”不能把市场经济与人类社会的其他时期区别开来；把市场经济和其他经济形态区别看来的、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平等。平等交换劳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果，互相交换劳动中平等的程度，决定互相交换劳动的频度；互相交换劳动的频度，决定人类社会的发展速度。市场，就是平等交换劳动的场所、促进平等交换劳动的机制；市场经济，就是保证平等交换劳动的制度，就是在人类互相交换劳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以平等交换劳动为主要内容与根本动力、通过平等交换劳动实现资源再生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经济形态。从市场与市场经济的定义与功能来看，市场经济的本质和核心是平等。正因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平等，所以好的、规范的市场经济就是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坏的、不规范的市场经济就是不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平等，不但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而且体现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以民间微观经济调节为基础、以政府宏观经济调节为主导、以平等为核心、以价值为机制、以对策和价格为手段、民主与法制相对称、效率与公平相协调、通过资源对称配置实现资源优化再生的经济形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贡献与索取的对称、效率与公平的对称是市场经济的根本动力，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结构，平等性、对称性、主体性、价值性、系统性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张维迎否认“你要先为别人创造价值，然后你才可以获得成功”的市场逻辑既是规范的逻辑也是科学的逻辑，是由于他没有抓住市场经济时期“你要先为别人创造价值，然后你才可以获得成功”后面平等的本质。平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也是市场经济和其他经济形态区别开来的本质特征，是市场逻辑与政府逻辑、规范逻辑与科学逻辑统一起来的核心。因此，即使单就张维迎“市场的逻辑”本身而言，也不是简单的“通过让别人幸福而使自己获得幸福：你要先为别人创造价值，然后你才可以获得成功”这样的一个抽象的、贯穿人类社会始终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劳动的一般过程，而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物质、能量、信息的平等交换过程。张维迎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是描述的而非规范的、抽象的而非具体的、片面的而非全面的，并不真正懂得什么是市场经济、什么是市场经济的核心、什么是市场经济的特殊本质、什么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张维迎不能对市场经济合理定位，也就无法真正把握市场的逻辑。
市场的逻辑是立体的逻辑
平等，以平等为核心的市场经济，需要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需要法制的保障。所以市场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政府和法制都是市场的内在环节。张维迎：“市场运作有一个前提，就是自有、私有财产的权利。自有、私有和产权，非常重要。在现代社会，只有一个机构可以以合法的方式通过让给别人不幸福而让自己幸福，那就是政府。政府强制征收税收。在社会中，政府征税，它干什么用，是否给你创造价值？你并没有看到。”“对市场最大的伤害，是来自政府的干预。如果要用充分竞争这个概念，那么多权力掌握在你手里，怎么充分竞争？那么多政府干预，哪来充分竞争？”“所以我再次呼吁大家，我们回到经济学的基本问题，让我们重新读一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不要再相信凯恩斯主义的那些政策。”（张维迎：《回归亚当斯密，告别凯恩斯》）。张维迎的“市场的逻辑”就是通过偷换“充分竞争”和“完全竞争”这两个概念，把凯恩斯鼓吹的“政府干预”和社会主义的政府宏观调控混为一谈，通过反对前者来反对后者；把新自由主义的完全竞争和社会主义的充分竞争混为一谈，通过肯定后者来肯定前者。张维迎反对社会主义的政府宏观调控、主张新自由主义的建立在私有化基础上的完全竞争，是源于他把市场的逻辑看成是平面的、线性的逻辑。而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政府的宏观调控不同于凯恩斯的“政府干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充分竞争也不等于新自由主义的完全竞争。市场的逻辑是立体的、对称的逻辑而非平面的逻辑。
在对称经济学中，经过扬弃的政府宏观调控同国家干予主义有本质的不同。理论基础不同：国家干予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价格经济学，政府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是价值经济学。经济基础不同：国家干予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私有化，政府宏观调控的经济基础是共有制。运用手段不同：国家干予主义热衷运用货币手段，政府宏观调控侧重运用财政手段。调节目标不同：国家干予主义的调节目标是均衡，具有反周期性质；政府宏观调控的调节目标是对称，具有可持续发展性质。调节过程不同：国家干予主义的调节是非常态，具有即时性；政府宏观调控的调节过程是常态，具有稳定性。以上不同决定了二者的概念不同：一个叫宏观调控，一个叫国家干予。
在对称经济学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充分自由同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全自由有本质的不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经济基础、运用手段、调节目标、调节过程和国家干予主义毫无二致，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根本不同。在表现形态上，新自由主义鼓吹完全自由、完全竞争，社会主义自由市场主张充分自由、充分竞争。完全自由：无政府主义，只要效率不要公平，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充分自由：以平等为核心、平等制约下的自由。完全竞争：弱肉强食、不择手段、不按游戏规则出牌，以致假冒伪劣充斥、坑蒙拐骗横行。充分竞争：法律、诚信制约下的竞争。不完善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完全自由、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平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也是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核心。平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以平等为核心、效率与公平相一致是完善的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因此，完全的市场经济≠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而非价格机制，“完全的市场经济”与“完全放开价格”二者间不能划等号。完全的市场经济=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全竞争意味着无序竞争，无序竞争意味着垄断产生，垄断产生意味着不充分竞争。要充分竞争就必须控制垄断。能否放开价格，要看放开的是什么价格。如果是平等竞争的价格，当然应该放开；如果是垄断价格，则应当禁止。不加限制地讲完全竞争、放开价格，是为哄抬价格、通货膨胀开绿灯。打着完全竞争旗号的投机垄断，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之初的价格双轨制，表面上是逐步放开价格，实际上是人为制造垄断价格，限制自由平等竞争价格，从而走向控制价格（控制垄断价格）的反面，也走向放开价格（放开自由竞争价格）的反面；从而既背离了计划经济，也背离了真正的市场经济，与所谓“渐进式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驰。实践说明：双轨制是人为制造价格垄断、非公平竞争、从而制造权力寻租空间的始作俑者，也是让一部分人通过原罪“先富起来”的肥沃土壤。中国所有腐败都是“双轨制”的衍化、延伸形态，或都是双轨制的变种；中国相当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都是靠着双轨制合理不合法、合法不合理先富起来的，并美其名曰“充分利用政策资源”。非公平竞争的“先富起来”，埋下了日后制造垄断、投机炒作、寻租造租、贫富分化的运作模式，蕴含了使市场经济改革向权贵市场经济、坏的市场经济发展的雏形；其所孕育的“官倒”也是通货膨胀、两极分化的源头之一。清算“原罪”总体上就是清算双轨制带来的不法所得，清除其所造成的对人的素质与行为方式的不良影响；完善的市场体制从本质意义上就是清除双轨制及其赖以产生、存在、发展的土壤，在平等起点上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用双轨制的“成就”来证明“完全放开价格”，在双轨制已经制造垄断的基础上“完全放开价格”，是让羊和狼完全竞争，是从错到错、将错就错的循环论证，并无说服力。在市场的核心机制上，新自由主义完全自由以价格为市场的核心机制，社会主义充分自由以价值为市场的核心机制。在市场体系的定位上，新自由主义完全自由把市场平面化，实质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充分自由把自身定位为与政府宏观调控相对而言的民间调节，以强化政府执政能力为必要环节。在对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定位上，新自由主义完全自由把中国市场化改革定位于走资本主义道路，把市场化等同于私有化、金钱化、产业化、自由化；社会主义充分自由把中国市场化改革定位于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市场化是市场的立体化、主体化、规范化、完善化。在发展观方面，新自由主义完全自由奉行的是以物为中心的GDP增长观、只要增长不要发展的线性“发展观”；社会主义充分自由坚持财富增长观、系统发展观、以人为中心的全面发展观。以上不同决定了二者的概念不同：一个叫完全自由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个叫充分自由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不是向完全自由的不完善不完全的市场经济过渡，而是向充分自由的完善完全的市场经济过渡。此次源于西方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及西方国家采取的应急措施说明：资本主义与传统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二者都在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过渡，但传统社会主义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过渡有先天的优势：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自由、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竞争需要强有力政府的强力建构、控制与推行。建立健全法制，维护人和人、人和自然的公平，使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使社会可持续发展，就是政府宏观调控对社会提供的价值，就是政府给纳税人的回报。认为政府是唯一“以合法的方式通过让别人不幸福而让自己幸福”的机构，从而得出无政府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结论，没有事实依据，也不符合市场的逻辑。
扬弃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对称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产生不同的语境，不同的语境决定同一个名词会有不同的内涵，使之成为不同的概念。比如“市场化”、“国家调节”、“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等等，如果不能把它们放在不同的语境、不同的范式中定义，而是望文生义，就难以完整把握对称经济学，难以准确把握对称经济学同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区别。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政府是市场的内在环节，法制是市场机制的必要组成部分。要使市场经济体制真正建立并使之健康发展，充分竞争的经济必须与民主政治相对称。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对传统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两者的扬弃、综合、升华，相容与超越来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只能是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善的市场经济，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是全面的市场经济，是更高级的市场经济，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市场社会主义是计划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扬弃，这种制度转型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两大制度融合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综合了两大体制的优点。用社会主义去整合市场经济，用市场经济去完善社会主义，这与其说是意识形态的功能，还不如说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必然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偶然的。偶然性为必然性开辟道路，必然性通过偶然性得以展现；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对称经济学的产生，也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市场经济本身是对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是对称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对称本质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得到充分展示；而对称经济学就是对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展示出来的人类经济活动的对称本质、市场经济的对称本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对称本质进行经济学反思的成果。政府与市场、民主与法制的对称逻辑就是市场的逻辑。因此市场的逻辑就是立体的逻辑，立体的逻辑就是科学的逻辑——量子时代非线性的对称的科学逻辑。
市场的逻辑就是平等的逻辑；市场的平等逻辑靠科学的制度设计、有效的政府宏观调控、切实的法制保障来实现。其中虽然人的主体因素起主导作用，然而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因此市场的平等逻辑就是科学的逻辑。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与科学的逻辑是对立的论断，源于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实证性与规范性的对立。我们只能从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中看到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偏见，看不到任何市场的真正逻辑。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中国主流经济学批判（17）——评茅于轼的“择优分配原理”
[ 2011/08/08 20:45 | by admin ]
2011/08/08 20:45 | by admin ]
财富的创造、分配与交换
——评茅于轼的“择优分配原理”
还原论思维方式的要害，就在于宏观经济微观化，把完整的经济系统搞得支离破碎，肆意夸大某个要素、关系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作出错误的结论。
平等自由的交换是创造财富的必要条件还是充分条件？
茅于轼以“平等自由的交换可以创造财富”这一命题作为他的“择优分配原理”的逻辑前提。
茅于轼说：“由于交换创造财富的这一点被人类明白了过来，不一定要劳动创造财富，交换也创造财富。交换和劳动要一样看待，都是财富的创造。”（茅于轼：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演讲 2011年4月7日）“经济学研究财富如何创造。它的答案极为简单：平等自由的交换必定有财富的创造”。“还有其他带有基础性意义的理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交换理论。两个人平等自愿地交换，就产生社会财富。如果大家都在交换，社会财富就越来越多。”（2011-05-05 经济参考网）茅于轼说：“还有个可以作为社会科学“牛顿定理”的看法，就是平等自由是人类发展的必要条件。”茅于轼这三句话里蕴涵着一个悖论：前两句话认为人平等自愿地交换“就”“必定”产生社会财富，在这两句话里平等交换是创造财富的充分条件；第三句话又认为“平等自由是人类发展的必要条件”（2009-04-25 金羊网-羊城晚报）。“平等自愿地交换”到底是产生财富的必要条件还是充分条件？如果说，“平等自由”不等于“平等自由地交换”，“平等自由地交换”是产生财富的充分条件，而“平等自由”是“平等自由地交换”的一个要素，因此是必要条件，那么请问：能从充分条件推出充分条件中所包含的某个要素一定是必要条件吗？
财富的产生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的每一个环节确实都是必要的。“平等”“自由”和“交换”无论是各自来看还是合成一个“平等自由交换”的整体来看，都只是产生社会财富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通过交换实现的消费，是实现价值而不是产生价值。实现价值也是创造价值的必要一环与必要条件，但不是创造价值的充分条件。要现实产生社会财富还需要更多的条件，如创新和劳动。交换是创造价值的必要条件还是充分条件，将决定整个经济学大厦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认为交换是创造价值的充分条件，其经济学大厦就有可能建立在新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基础上；而茅于轼的“平等交换”产生社会财富的命题，其要害就在于把必要条件混同于充分条件，通过这种偷换概念，为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提供理论依据。因为如果“平等交换”是产生社会财富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那么产生社会财富就除了“平等交换”以外就还需要其他条件，如政府宏观调控，如创新、创造、创业，如民主与法制，那么经济学大厦就只能建立在对称经济学的基础上——社会与市场是立体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民间与政府是对称的两个环节，也是经济车轮向前滚动的两个对称的轮子；所以经济自由是充分的不是完全的，政府宏观调控是成熟的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一环，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就不能成立，自由就必须被限制，而社会主义却可以顺理成章。“平等交换”是产生社会财富的必要条件还是充分条件，决定了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理论分歧。在这里概念的细微差别、逻辑的严密与否决定了整个理论范式的不同，在此基础上可以建立起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茅于轼在这里是在偷换概念：通过把交换作为价值产生的必要条件偷换成充分条件，把平面的商品经济偷换成立体的市场经济，把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偷换成科学的经济学，并用所谓“社会科学的牛顿定理”给这种“科学的经济学“披上科学的外衣。众所周知，无论是公理还是定理都是必然的；而只有具备充分条件时才是必然的。把必要条件说成定理，就是把必要条件偷换成充分条件。
茅于轼的这种偷换概念的手法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是中国主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惯用手法，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主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一方面，他们说“理性的经济人”是假设，另一方面，一转身他们就把这种假设当做公理进行经济学推演；一方面，他们说经济学是实证性科学，另一方面，他们把假设当公理进行推演得出的结论又很容易被证伪；一方面，他们极力把经济学打扮成物理数学那样的硬科学，煞有介事地进行经济学实验，建构各种用高深的数学进行推导的经济学数学模型，另一方面当他们的结论、模型被事实证伪时又狡辩说，可证伪本来是科学的本质属性。
“择优分配原理”的经济学出发点“帕累托最优”是过时的理论
茅于轼通过引进帕累托最优理论和帕累托改进理论，提出他的择优分配原理，并以这一前一后两个理论作为分析框架，探讨了我国目前社会经济领域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如“双轨制”、效率与公平、均衡价格、多目标规划、耕地红线、经济自由、经济适用房、我国改革的方向问题等，并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根据他的整个思想脉络，可以说他的择优分配原理的理论出发点就是西方100多年前简单商品经济时期提出来的“帕累托最优”理论。
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如果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分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不会使任何一个人变得更好。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改进状态：如果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分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可以使其中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帕累托改进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路径和方法。由于从帕累托改进到帕累托最优的核心精神是资源优化配置，而西方经济学的本质是配置经济学，“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改进”成了100多年来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帕累托最优”是配置经济学的结论，而配置经济学及其结论“帕累托最优”均是线性思维方式的产物。“帕累托最优”模型所运用的数学工具无论是线性规划还是非线性规划、所实现的目标无论是单目标规划还是多目标规划，其中所渗透的思维方式均为线性思维方式。线性思维方式得出的结论也许在数学上是严密的，但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在再生经济学看来，现实的经济活动中在任何约束条件下都根本不存在 “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不会使任何一个人变得更好”的绝对均衡状态即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宇宙是不断再生的过程，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是不断再生的过程，再生经济学就是指导人们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前提下，通过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不断打破主客体均衡状态，在各种约束条件下使社会资源、自然资源不断地、更好地再生，这个过程也不是什么在现有约束条件下“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更多的人变得更好的“帕累托改进”，而是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过程。作为个人是物质利益、精神利益，绝对利益、相对利益的有机体，作为社会是各种利益错综复杂的综合体，作为资源再生过程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作为资源分配过程的“帕累托改进”有本质的区别：前者的出发点是经济发展的起点和经济学的公理前提即主客体的动态的相互作用，在这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是资源不断再生的过程，因此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伴随优胜劣汰、利益此消彼长、效率与公平互为前提的社会和个人的全面发展、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过程；而作为后者的出发点的只不过是虚拟的、静态的“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其过程只不过是“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分配状态的变化”，期间只有分配没有再生。这种“帕累托最优”、 “帕累托改进”的理想状态与其说是所谓“公理化假设”，还不如说是把结论当前提更恰当。这种线性思维的理想化假设在简单商品经济时期解释经济现象、描述经济增长也许有近似的真理性，但在需要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才能把握的现代知识市场经济时期，用来解释经济现象、反映经济发展或提出所谓的“改进”建议则只能是画饼充饥。
“择优分配原理”的经济学范式“配置经济学”是过时的理论
“择优分配原理”的经济学范式“配置经济学”是过时的理论。
在“配置经济学”看来，实现现有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过程是选择的过程、分配的过程，在再生经济学看来，实现现有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过程是创造的过程、资源再生的过程。分配源于选择理性，再生源于创造理性。再生经济学与配置经济学、价值经济学与价格经济学：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也有不同的自由标准。人类第一次创业与第二次创业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本质不同；在人类第二次创业时期，经济学范式同人类一次创业时期的经济学范式有本质不同，因而也有本质不同的经济理性标准。选择哲学与配置经济学一样，其历史背景是小商品经济；创造哲学与再生经济学一起，是知识市场经济的时代精神。随着选择哲学被创造哲学所代替，配置经济学范式将转换为再生经济学范式。
人的“自由”必须被理性地对待；过分“理性”，使之庸俗化固然不行；但没有理性，或让感性的自由战胜理性的自由，也不足取。人需要自由，也同样需要把“自由”约束在合理的范围内。同时，人的自由不仅表现在选择，人的自由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创造。在价值高低、生死面前人可以自由地选择，但人的自由的真谛，在于创造价值，创造生命。把人的自由限定在选择，是配置经济学的思辩产物；把人的自由升华为创造，是再生经济学的哲学概括。同时，市场也不仅仅是交换；把市场仅仅定位于交换，是商品经济时期形成的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市场，就是互相交换劳动的场所、促进互相交换劳动的机制，保证平等交换劳动的制度。市场经济，就是在人类互相交换劳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以平等交换劳动为主要内容与根本动力、通过平等交换劳动实现资源再生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经济形态。这里，无论是机制、制度还是经济形态，都说明市场、市场经济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资源优化配置模型，GDP能够得到增长但社会财富不能得到增加，社会只能原地踏步、静态循环。社会资源再生不能得到定位和解释，所以资源不能得到开发，扩大再生产不能得到真正进行。帕累托最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经济学作为优化配置资源的学说，是人类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前知识经济时代，人类求生存的生活方式，以实物和能源的不可再生性的开采利用为前提。这个时候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如何优化配置，研究生产关系或生产中的社会关系。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生产中的主导要素，要求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作内涵的有效开发，使人们能逐步以最少的实物和能量的资源就能求生存。这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不是求生存而是求生态——可持续发展。这个时候经济学研究生产本身，研究资源如何优化再生；不但研究生产中的社会关系，而且研究生产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旧经济学是配置经济学，新经济学是再生经济学。
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增长方式有两种：外延扩张与内涵增长。前者是数量增长型，后者是质量增长型。数量增长型靠“约束条件下”有限资源的有限扩张。质量增长型靠“约束条件下”有限资源的无限裂变。裂变，在结构上作文章，而不是在数量上作文章。质量增长型就是结构优化型。新经济就是通过优化经济结构取得最佳功能。作为人类社会整体的经济活动来说，经济学应该是资源优化配置与再生的学说。资源优化配置是手段，资源优化再生是目的。再生经济学应该是经济学的本义。在知识经济时期，把再生引入经济学体系中，说明配量与再生不是人和自然、人和物的两种关系，而是一种关系的两种属性：配量本身有再生功能。
把经济学对象定位为配量而非再生，因而参照系与时代要求不对称、和经济发展的实际过程相脱节，是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没有科学范式的根本原因。
对称经济学同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最根本区别在于，对称经济学研究经济规律, 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研究资源配置; 对称经济学是资源优化再生的学说，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学说。
作为资源优化配置的学说，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视野重在分配领域；生产只是生产领域的分配，生产领域只是分配领域的延伸。对称经济学是资源优化再生与优化配置相统一的学说，视野重在生产领域；分配只是生产、再生产的分配，分配领域只是生产领域的环节。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优化配置，看到的是交易，是人际之间的供求平衡，价格机制成了市场和社会的核心机制；和谐经济学的优化再生，看到的是财富增长，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人的全面发展、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有序与可持续发展，价值机制成了社会和市场的灵魂。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以分配为中心，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经济学与管理学、管理学与创业学脱节，企业成了减少交易成本的产物；对称经济学以生产为中心，经济学就是管理学、创业学，企业拥有了不可替代、不可分割的系统质。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把人际关系看成是此消彼长的交易关系，人与人是狼，必然把商场看成是战场；对称经济学在财富增长的基础上把蛋糕做大，必然是和谐经济、双赢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稳定型经济。企业内外，人与自然、人与人互相依赖、共生共荣、和谐统一；能与狼共舞，才是英雄本色。
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把社会经济发展同宇宙整体发展的过程脱节开来，思维的方式是线性的，分析的方法是抽象的，分析的过程是经验的，分析的对象是平面的，分析的结果是脱离实际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为配置，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为生产关系，二者并无本质的不同：都是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为物质的社会关系。既忽视了形成生产力的系统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又忽视了人与人关系中的精神方面，由于不能总体把握与合理定位形成生产力的社会系统与“社会——自然”统一的系统及其内部各个要素的结构，因而均不能对人类自觉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起到指导作用。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理论基础配置经济学是过时的理论。
“择优分配原理”的经济学基础“一般均衡理论“是过时的理论
茅于轼提出，满足最优配置的条件是各部门所分配的资源具有同样的边际产出；在一个以货币为流通手段的社会中，资源最优配置的条件是供需均衡。（《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择优分配原理》茅于轼，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
刻舟求剑的“均衡”——“均衡点”理论是消极的理论
认为资源最优配置的条件是供需均衡的理论根据是传统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一般均衡理论是配置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消极、过时的理论，产生于小商品经济时期。那时人们的需求结构简单、生产规模狭小、可再生资源有限，可再生生产能力与人的主体性发挥的空间太小、生产与消费之间容易“失衡”；一旦“失衡”，就会出现所谓经济危机。马克思的两大部类生产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出来的经典的“均衡点”理论。然而到了真正社会化大生产——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所有的“均衡点”（包括生产与消费）均已不复存在；人的需求结构的变化带来的需求的无限性，生产结构的变化带来生产发展的无限性，决定了主客体之间只有主体主导的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而无静态的均衡。此时只有结构调整问题而无均衡问题。资源最优配置的条件是供需均衡理论的基础一般均衡理论早已过时，再秉持这种理论只能损害可持续发展。
在全球性金融危机面前，仅仅靠微观经济行为在工资高低、现有企业就业增减上做文章，是舍本求末；用发钱、发购物卷、降低银行存款利率、政策托股市救房市企业税费减免来激活低迷的国内市场，无异于杯水车薪。加大政府投资力度，以宏观带微观，利用投资对消费的乘数效应、基本建设投资对投资的乘数效应，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基础设施建设对投资、投资对消费的乘数效应是永远存在的。而且由基础设施建设本身的基础性与延伸性决定，这方面的投资有无限延续的可能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基础性与杠杆功能，使其具有连续性。政府对这方面的投资是一次性的应急措施，还是长久的战略，不由项目本身的性质决定，而是由决策者的指导思想决定。只要决策者认清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关系，抛弃配置经济学的“均衡点”理论，政府对这方面的投资没有任何客观障碍。市场靠消费，消费靠就业，就业靠企业。企业靠什么？企业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企业靠创业，创业靠推动。任何时候政府对基本建设持续投资都是推动创业、牵动企业、带动就业、促进消费、开发市场、使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杠杆。全球性金融危机只不过是使这个杠杆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充分放大、充分表现而已。“应急”有可能使人大彻大悟，“急中生智”就是这个道理。在关键时刻，只有在象牙塔里坐井观天的“微观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才会固守自己原来范式的一亩三分地，仍然在宏观调控、政府投资与计划经济之间划等号。
投资与需求的关系才是基本的结构关系
找错基本结构关系、结构关系数量化处理而非从质上着眼，是对结构失衡不能对症下药的根本原因，也是“供需均衡论”—— 一般均衡理论的理论根据。
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费资料的生产客观上存在着对称发展的规律。但对称发展不等于同比增长。在投资增长中，有的生产周期更长（如超大型基本设施建设），有的生产周期更短（如高科技企业）。两类生产的对称发展是经济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投资的增长，既不仅仅是储蓄数量变化的结果，又不仅仅是货币数量变化的结果，而是扩大再生产的需求同多种资金来源相结合的结果。储蓄增加只是资金来源之一，货币数量的增加不会带来实际投资的增加。要体现“时际权衡” 与“代际权衡”，不是靠“国民储蓄的黄金律”与“最优的资本积累率”，而是投资与消费的最佳结构、对称结构；通过投资的对称结构、消费的对称结构、投资与消费的对称结构，实现对称发展、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这种投资与消费的对称结构，集中体现在对下一代的人力资本投资、国民素质提高与创新能力提高、提高财富附加值的投资上。这种投资本身也就是一种消费，它们之间是不可能用非此即彼的方式进行区隔、用此消彼长的方式进行“配置”的。通过储蓄率高低进行所谓“最佳”分配，体现的是一种线性思维方式；其结果，是顾此失彼，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做到“最优”。
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只有一次分配，没有二次分配。分配也是交换——交换其价值。只有价值的实现才是价值生产的完成，所以消费、分配都是生产的环节。
把投资和消费的结构看成是基本的结构关系，势必仅仅着眼于投资和消费的比重这一量的因素，而忽略投资和消费各自的内部结构关系这一质的因素。如果要真正寻找通胀的根源，就要从投资和消费各自的内部结构着手。
需求和投资的关系才是基本的结构关系。消费需求只是需求的一个环节。如果说，投资和消费可以从量上平衡，投资和需求则只能从质上对称。而一旦从质上着眼，那么投资和需求不但可以“平衡”，而且只能“平衡”。在质上对称的前提下，投资只能越多越好，越快越好，不会过热，也不可能过热。
从深层次来看通胀的原因，是需求高于供给；而在消费低迷的情况下，之所以需求仍然高于供给，是由于需求有两种：现实需求与潜在需求。潜在需求形成消费预期。
消费需求拉动投资需求，需求拉动供给，供给推动消费，消费推动需求，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基本结构。发展中国家更应该把投资需求的满足放在消费前面。
为了使知识经济时期需求和投资这一基本的结构关系对称，政府必须用内需导向型来代替出口导向型，用知识密集型来替代劳动密集型，用幸福目标来代替GDP目标。企业可以只考虑利润，政府不是企业；正好像政府要提供公共品，企业无此义务一样。虽然大家都是市场主体，但市场主体有不同层次，有与各自身份对称的不同层次的行为方式。知识经济时期无论是从经济客体还是从经济主体来看，一般均衡理论均已过时。
“择优分配原理”的经济学核心“价格经济学”是过时的理论
“用什么价格计算GDP？要用自由交换的价格。没有票证，没有身份限制，没有审批，没有买不到、卖不掉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市场是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学的大学问就在这儿，为什么经济学家都主张自由经济？就是这个道理，反对自由经济的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没搞懂，反对自由经济就无法计算GDP。”（茅于轼：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演讲 2011年4月7日）“价格理论。许多学者争论价格理论，但是并没有搞清楚价格为什么重要，和我们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懂得微观经济学。根据价格理论可以推导出全面的公有制不可能有效率。因此进一步提出价格万岁。想建立一个没有商品经济的社会是不可能的。价格理论还可证明计划经济是不可能成功的，还能够从经济学说明为什么解放初期经济建设能够成功，而后来越来越脱离实际。原因是价格越来越偏离均衡价格。从价格理论可以用通俗的道理解释为什么均衡的交换价格是我们所需要的正确的价格，也就是一般均衡理论的通俗版。这里也解释了为什么真正的经济学家都是经济自由主义分子。”（茅于轼：《80自述》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a3971d0100cuqj.html）
价格、价值、需求
工业市场经济与知识市场经济，其“交易”过程是立体的、全方位的；因此，要求人的“理性”也是立体的、全方位的。必须走出价格看商品。仅仅从价格看商品，即使在简单商品交易时期，本来就有局限性，新的时期使这局限性得以放大。如果在新的时期仍然固守简单商品交易时期的思维方式，以“价格”为标尺衡量“理性”、“非理性”，必将陷入“价格悖论”，使“理性”成为真正的“非理性”，从而走向“理性”的反面。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人的思维方式、“理性”必须同各个历史时期对称的辩证法。
知识市场经济可以使“理性”人明显看出，市场实质上就是主体与客体，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市场就是价值之间发生关系的平台。以价格为市场的核心机制，消费与生产、分配与市场是脱节的，市场仅仅成了交易的平台。
价格经济学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价格机制是微观经济学的“拐杖”，但宏观经济、国家宏观调控则只能以价值机制为“正道”。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主义由于都是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所以二者有着共同的本质，二者的结合是凯恩斯以新古典主义为主体的结合，并未达到宏观经济学的层次，结合的结果并未脱离微观经济学的范畴。宏观理论体系和微观理论体系的真正结合，是以价值机制为核心的宏观理论体系对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微观理论体系的扬弃与升华，使之由局部的真理上升为全局的真理。
价格的五度空间分析
小商品经济用空间定义价格，工业市场经济用时间定义价格，知识市场经济用层次定义价格。贝克尔的“时间分配”理论，虽然扩大了经济学的分析范围，然而只是从工业市场经济的角度进行扩大；这与其说是使经济学帝国主义化，还不如说是使经济学庸俗化；他用工业经济的时间成本收益分析法来分析社会、家庭生活领域，会使社会生活庸俗化。社会生活，如果要用经济学原理来分析，那么这样的经济学只能是价值经济学；如果是用价格经济学来分析社会生活，则只能使社会生活成为金钱的世界。这对社会生活没有解释力，更不会有任何积极的作用。因为以家庭生活为核心的社会生活，金钱关系不是、也不可能是其中最本质的关系。
家庭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真正的宏观经济学的细胞；家庭关系中最本质的关系是价值关系而不是价格关系。微观经济的其他组成部分，是家庭经济的展开。家庭经济典型地说明了社会经济——包括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本质——价值关系；用价格关系来说明家庭关系，用金钱关系来代替温情脉脉的亲情关系，这是对人际关系的扭曲。
市场经济中价格机制作用的范围是相对的
价格机制作用的范围是有限的、相对的，而价值机制的作用是长期的、无限的。由于整体的价值机制的作用，资本-劳动的比率的提高是自然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这个过程中，增大投入的数量与质量，是改善投入的数量与质量的催化剂；虽然改善投入的数量与质量的成本收益比要大于增大投入，但后者却是前者的前提，因此投入的质量的成本收益比不可能孤立进行，而应系统考察。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虽然正确地定位技术与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但对整个经济过程的动态结构描述则缺乏深层次的思考。同样，把工资率与就业量之间的边际替代率看成依赖于失业救济量的大小，也是过分提高了价格的作用。人们是否就业不仅取决于工资的效用与失业时所获得的效用的加权平均数，而且还取决于工作时所获得的归属感与成就感。劳动，某种意义上也是人的一种需要，因此本身也有价值。认为劳动的价值就是劳动力的价格或工资，是片面的。
供给与需求、价值与价格哪个为主的背后，是以人为中心还是以物为中心。
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不是建立完全的价格体制，而是建立完全的价值体制。
连接需求与供给的不是价格而是价值，不是交换价值而是使用价值；价格与交换价值只是辅助工具，是作为必然性的“补充”的偶然性，而不是作为必然性的表现的偶然性。认为价格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价格最终反映价值，只是虚幻的“规律”、不切实际的幻想。之所以要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把不能量化的价值转换成价格，是削足适履、以迎合数学方法的需要。
体现主客体关系本质、正确理解的价值及其发展规律，是联结各派经济学的钮带、把握各种经济关系的关键，也是经济关系发展、变化的源头。所以价值规律是经济学和经济发展的核心规律。
对称经济学是价值经济学
对称经济学不但是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扬弃，而且是对技术经济学的扬弃。在对称经济学看来，竞争的充分性和市场的有序性、和谐性、对称性不但不矛盾，而且是新时期的市场机制。以价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机制，是完全的市场机制、真正的市场机制、对称的市场机制、和谐的市场机制。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在知识经济时代，市场是完全的，供求是均衡的，知识产品、创新产品的竞争是充分的，市场是出清的。对称经济学以价值机制为基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以价格机制为基础。前者的发展是内涵的。后者的发展是扩张的。价格机制以产品运营为基础，价值机制以知识运营为前提。以价格机制为基础，追求的是均衡，手段是博弈。以价值机制为基础，追求的是发展，手段是对策。以价格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与以价值为中心的经济学，是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只有通过扬弃，前者才能容于后者。把前者可以不加分析地包容于后者是不可能的。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以价格为基础，只讲供求平衡，市场不完全，不讲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缺乏人文关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让价格称王，市场就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场所；对称经济学让价值称王，市场就是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的场所。目前流行所谓第三方营销（即所谓顾客应支付的服务价格由第三方支付），实际上是顾客用其他的使用价值（资源，如眼球）来换取第三方的价格支付。这说明价值而不是价格是市场的核心体制，价格可以不在，但价值则无处不在。表面上的转移支付，本质上是使用价值与价格的一种换算关系。用电视上的广告来占用观众的享受空间与时间，表面上观众没有为电视节目付费，实际上是付费的——付出的是观众不得不看广告的时空价值。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以价格为市场的核心机制，说什么经济学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学说，其经济理论基础与人类经济时空层次的不对称是其经常陷入逻辑混乱的根本原因。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评茅于轼的“择优分配原理”
还原论思维方式的要害，就在于宏观经济微观化，把完整的经济系统搞得支离破碎，肆意夸大某个要素、关系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作出错误的结论。
平等自由的交换是创造财富的必要条件还是充分条件？
茅于轼以“平等自由的交换可以创造财富”这一命题作为他的“择优分配原理”的逻辑前提。
茅于轼说：“由于交换创造财富的这一点被人类明白了过来，不一定要劳动创造财富，交换也创造财富。交换和劳动要一样看待，都是财富的创造。”（茅于轼：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演讲 2011年4月7日）“经济学研究财富如何创造。它的答案极为简单：平等自由的交换必定有财富的创造”。“还有其他带有基础性意义的理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交换理论。两个人平等自愿地交换，就产生社会财富。如果大家都在交换，社会财富就越来越多。”（2011-05-05 经济参考网）茅于轼说：“还有个可以作为社会科学“牛顿定理”的看法，就是平等自由是人类发展的必要条件。”茅于轼这三句话里蕴涵着一个悖论：前两句话认为人平等自愿地交换“就”“必定”产生社会财富，在这两句话里平等交换是创造财富的充分条件；第三句话又认为“平等自由是人类发展的必要条件”（2009-04-25 金羊网-羊城晚报）。“平等自愿地交换”到底是产生财富的必要条件还是充分条件？如果说，“平等自由”不等于“平等自由地交换”，“平等自由地交换”是产生财富的充分条件，而“平等自由”是“平等自由地交换”的一个要素，因此是必要条件，那么请问：能从充分条件推出充分条件中所包含的某个要素一定是必要条件吗？
财富的产生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的每一个环节确实都是必要的。“平等”“自由”和“交换”无论是各自来看还是合成一个“平等自由交换”的整体来看，都只是产生社会财富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通过交换实现的消费，是实现价值而不是产生价值。实现价值也是创造价值的必要一环与必要条件，但不是创造价值的充分条件。要现实产生社会财富还需要更多的条件，如创新和劳动。交换是创造价值的必要条件还是充分条件，将决定整个经济学大厦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认为交换是创造价值的充分条件，其经济学大厦就有可能建立在新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基础上；而茅于轼的“平等交换”产生社会财富的命题，其要害就在于把必要条件混同于充分条件，通过这种偷换概念，为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提供理论依据。因为如果“平等交换”是产生社会财富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那么产生社会财富就除了“平等交换”以外就还需要其他条件，如政府宏观调控，如创新、创造、创业，如民主与法制，那么经济学大厦就只能建立在对称经济学的基础上——社会与市场是立体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民间与政府是对称的两个环节，也是经济车轮向前滚动的两个对称的轮子；所以经济自由是充分的不是完全的，政府宏观调控是成熟的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一环，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就不能成立，自由就必须被限制，而社会主义却可以顺理成章。“平等交换”是产生社会财富的必要条件还是充分条件，决定了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理论分歧。在这里概念的细微差别、逻辑的严密与否决定了整个理论范式的不同，在此基础上可以建立起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茅于轼在这里是在偷换概念：通过把交换作为价值产生的必要条件偷换成充分条件，把平面的商品经济偷换成立体的市场经济，把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偷换成科学的经济学，并用所谓“社会科学的牛顿定理”给这种“科学的经济学“披上科学的外衣。众所周知，无论是公理还是定理都是必然的；而只有具备充分条件时才是必然的。把必要条件说成定理，就是把必要条件偷换成充分条件。
茅于轼的这种偷换概念的手法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是中国主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惯用手法，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主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一方面，他们说“理性的经济人”是假设，另一方面，一转身他们就把这种假设当做公理进行经济学推演；一方面，他们说经济学是实证性科学，另一方面，他们把假设当公理进行推演得出的结论又很容易被证伪；一方面，他们极力把经济学打扮成物理数学那样的硬科学，煞有介事地进行经济学实验，建构各种用高深的数学进行推导的经济学数学模型，另一方面当他们的结论、模型被事实证伪时又狡辩说，可证伪本来是科学的本质属性。
“择优分配原理”的经济学出发点“帕累托最优”是过时的理论
茅于轼通过引进帕累托最优理论和帕累托改进理论，提出他的择优分配原理，并以这一前一后两个理论作为分析框架，探讨了我国目前社会经济领域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如“双轨制”、效率与公平、均衡价格、多目标规划、耕地红线、经济自由、经济适用房、我国改革的方向问题等，并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根据他的整个思想脉络，可以说他的择优分配原理的理论出发点就是西方100多年前简单商品经济时期提出来的“帕累托最优”理论。
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如果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分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不会使任何一个人变得更好。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改进状态：如果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分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可以使其中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帕累托改进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路径和方法。由于从帕累托改进到帕累托最优的核心精神是资源优化配置，而西方经济学的本质是配置经济学，“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改进”成了100多年来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帕累托最优”是配置经济学的结论，而配置经济学及其结论“帕累托最优”均是线性思维方式的产物。“帕累托最优”模型所运用的数学工具无论是线性规划还是非线性规划、所实现的目标无论是单目标规划还是多目标规划，其中所渗透的思维方式均为线性思维方式。线性思维方式得出的结论也许在数学上是严密的，但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在再生经济学看来，现实的经济活动中在任何约束条件下都根本不存在 “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不会使任何一个人变得更好”的绝对均衡状态即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宇宙是不断再生的过程，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是不断再生的过程，再生经济学就是指导人们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前提下，通过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不断打破主客体均衡状态，在各种约束条件下使社会资源、自然资源不断地、更好地再生，这个过程也不是什么在现有约束条件下“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更多的人变得更好的“帕累托改进”，而是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过程。作为个人是物质利益、精神利益，绝对利益、相对利益的有机体，作为社会是各种利益错综复杂的综合体，作为资源再生过程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作为资源分配过程的“帕累托改进”有本质的区别：前者的出发点是经济发展的起点和经济学的公理前提即主客体的动态的相互作用，在这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是资源不断再生的过程，因此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伴随优胜劣汰、利益此消彼长、效率与公平互为前提的社会和个人的全面发展、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过程；而作为后者的出发点的只不过是虚拟的、静态的“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其过程只不过是“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分配状态的变化”，期间只有分配没有再生。这种“帕累托最优”、 “帕累托改进”的理想状态与其说是所谓“公理化假设”，还不如说是把结论当前提更恰当。这种线性思维的理想化假设在简单商品经济时期解释经济现象、描述经济增长也许有近似的真理性，但在需要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才能把握的现代知识市场经济时期，用来解释经济现象、反映经济发展或提出所谓的“改进”建议则只能是画饼充饥。
“择优分配原理”的经济学范式“配置经济学”是过时的理论
“择优分配原理”的经济学范式“配置经济学”是过时的理论。
在“配置经济学”看来，实现现有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过程是选择的过程、分配的过程，在再生经济学看来，实现现有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过程是创造的过程、资源再生的过程。分配源于选择理性，再生源于创造理性。再生经济学与配置经济学、价值经济学与价格经济学：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也有不同的自由标准。人类第一次创业与第二次创业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本质不同；在人类第二次创业时期，经济学范式同人类一次创业时期的经济学范式有本质不同，因而也有本质不同的经济理性标准。选择哲学与配置经济学一样，其历史背景是小商品经济；创造哲学与再生经济学一起，是知识市场经济的时代精神。随着选择哲学被创造哲学所代替，配置经济学范式将转换为再生经济学范式。
人的“自由”必须被理性地对待；过分“理性”，使之庸俗化固然不行；但没有理性，或让感性的自由战胜理性的自由，也不足取。人需要自由，也同样需要把“自由”约束在合理的范围内。同时，人的自由不仅表现在选择，人的自由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创造。在价值高低、生死面前人可以自由地选择，但人的自由的真谛，在于创造价值，创造生命。把人的自由限定在选择，是配置经济学的思辩产物；把人的自由升华为创造，是再生经济学的哲学概括。同时，市场也不仅仅是交换；把市场仅仅定位于交换，是商品经济时期形成的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市场，就是互相交换劳动的场所、促进互相交换劳动的机制，保证平等交换劳动的制度。市场经济，就是在人类互相交换劳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以平等交换劳动为主要内容与根本动力、通过平等交换劳动实现资源再生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经济形态。这里，无论是机制、制度还是经济形态，都说明市场、市场经济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资源优化配置模型，GDP能够得到增长但社会财富不能得到增加，社会只能原地踏步、静态循环。社会资源再生不能得到定位和解释，所以资源不能得到开发，扩大再生产不能得到真正进行。帕累托最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经济学作为优化配置资源的学说，是人类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前知识经济时代，人类求生存的生活方式，以实物和能源的不可再生性的开采利用为前提。这个时候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如何优化配置，研究生产关系或生产中的社会关系。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生产中的主导要素，要求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作内涵的有效开发，使人们能逐步以最少的实物和能量的资源就能求生存。这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不是求生存而是求生态——可持续发展。这个时候经济学研究生产本身，研究资源如何优化再生；不但研究生产中的社会关系，而且研究生产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旧经济学是配置经济学，新经济学是再生经济学。
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增长方式有两种：外延扩张与内涵增长。前者是数量增长型，后者是质量增长型。数量增长型靠“约束条件下”有限资源的有限扩张。质量增长型靠“约束条件下”有限资源的无限裂变。裂变，在结构上作文章，而不是在数量上作文章。质量增长型就是结构优化型。新经济就是通过优化经济结构取得最佳功能。作为人类社会整体的经济活动来说，经济学应该是资源优化配置与再生的学说。资源优化配置是手段，资源优化再生是目的。再生经济学应该是经济学的本义。在知识经济时期，把再生引入经济学体系中，说明配量与再生不是人和自然、人和物的两种关系，而是一种关系的两种属性：配量本身有再生功能。
把经济学对象定位为配量而非再生，因而参照系与时代要求不对称、和经济发展的实际过程相脱节，是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没有科学范式的根本原因。
对称经济学同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最根本区别在于，对称经济学研究经济规律, 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研究资源配置; 对称经济学是资源优化再生的学说，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学说。
作为资源优化配置的学说，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视野重在分配领域；生产只是生产领域的分配，生产领域只是分配领域的延伸。对称经济学是资源优化再生与优化配置相统一的学说，视野重在生产领域；分配只是生产、再生产的分配，分配领域只是生产领域的环节。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优化配置，看到的是交易，是人际之间的供求平衡，价格机制成了市场和社会的核心机制；和谐经济学的优化再生，看到的是财富增长，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人的全面发展、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有序与可持续发展，价值机制成了社会和市场的灵魂。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以分配为中心，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经济学与管理学、管理学与创业学脱节，企业成了减少交易成本的产物；对称经济学以生产为中心，经济学就是管理学、创业学，企业拥有了不可替代、不可分割的系统质。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把人际关系看成是此消彼长的交易关系，人与人是狼，必然把商场看成是战场；对称经济学在财富增长的基础上把蛋糕做大，必然是和谐经济、双赢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稳定型经济。企业内外，人与自然、人与人互相依赖、共生共荣、和谐统一；能与狼共舞，才是英雄本色。
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把社会经济发展同宇宙整体发展的过程脱节开来，思维的方式是线性的，分析的方法是抽象的，分析的过程是经验的，分析的对象是平面的，分析的结果是脱离实际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为配置，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为生产关系，二者并无本质的不同：都是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为物质的社会关系。既忽视了形成生产力的系统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又忽视了人与人关系中的精神方面，由于不能总体把握与合理定位形成生产力的社会系统与“社会——自然”统一的系统及其内部各个要素的结构，因而均不能对人类自觉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起到指导作用。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理论基础配置经济学是过时的理论。
“择优分配原理”的经济学基础“一般均衡理论“是过时的理论
茅于轼提出，满足最优配置的条件是各部门所分配的资源具有同样的边际产出；在一个以货币为流通手段的社会中，资源最优配置的条件是供需均衡。（《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择优分配原理》茅于轼，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
刻舟求剑的“均衡”——“均衡点”理论是消极的理论
认为资源最优配置的条件是供需均衡的理论根据是传统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一般均衡理论是配置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消极、过时的理论，产生于小商品经济时期。那时人们的需求结构简单、生产规模狭小、可再生资源有限，可再生生产能力与人的主体性发挥的空间太小、生产与消费之间容易“失衡”；一旦“失衡”，就会出现所谓经济危机。马克思的两大部类生产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出来的经典的“均衡点”理论。然而到了真正社会化大生产——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所有的“均衡点”（包括生产与消费）均已不复存在；人的需求结构的变化带来的需求的无限性，生产结构的变化带来生产发展的无限性，决定了主客体之间只有主体主导的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而无静态的均衡。此时只有结构调整问题而无均衡问题。资源最优配置的条件是供需均衡理论的基础一般均衡理论早已过时，再秉持这种理论只能损害可持续发展。
在全球性金融危机面前，仅仅靠微观经济行为在工资高低、现有企业就业增减上做文章，是舍本求末；用发钱、发购物卷、降低银行存款利率、政策托股市救房市企业税费减免来激活低迷的国内市场，无异于杯水车薪。加大政府投资力度，以宏观带微观，利用投资对消费的乘数效应、基本建设投资对投资的乘数效应，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基础设施建设对投资、投资对消费的乘数效应是永远存在的。而且由基础设施建设本身的基础性与延伸性决定，这方面的投资有无限延续的可能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基础性与杠杆功能，使其具有连续性。政府对这方面的投资是一次性的应急措施，还是长久的战略，不由项目本身的性质决定，而是由决策者的指导思想决定。只要决策者认清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关系，抛弃配置经济学的“均衡点”理论，政府对这方面的投资没有任何客观障碍。市场靠消费，消费靠就业，就业靠企业。企业靠什么？企业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企业靠创业，创业靠推动。任何时候政府对基本建设持续投资都是推动创业、牵动企业、带动就业、促进消费、开发市场、使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杠杆。全球性金融危机只不过是使这个杠杆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充分放大、充分表现而已。“应急”有可能使人大彻大悟，“急中生智”就是这个道理。在关键时刻，只有在象牙塔里坐井观天的“微观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才会固守自己原来范式的一亩三分地，仍然在宏观调控、政府投资与计划经济之间划等号。
投资与需求的关系才是基本的结构关系
找错基本结构关系、结构关系数量化处理而非从质上着眼，是对结构失衡不能对症下药的根本原因，也是“供需均衡论”—— 一般均衡理论的理论根据。
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费资料的生产客观上存在着对称发展的规律。但对称发展不等于同比增长。在投资增长中，有的生产周期更长（如超大型基本设施建设），有的生产周期更短（如高科技企业）。两类生产的对称发展是经济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投资的增长，既不仅仅是储蓄数量变化的结果，又不仅仅是货币数量变化的结果，而是扩大再生产的需求同多种资金来源相结合的结果。储蓄增加只是资金来源之一，货币数量的增加不会带来实际投资的增加。要体现“时际权衡” 与“代际权衡”，不是靠“国民储蓄的黄金律”与“最优的资本积累率”，而是投资与消费的最佳结构、对称结构；通过投资的对称结构、消费的对称结构、投资与消费的对称结构，实现对称发展、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这种投资与消费的对称结构，集中体现在对下一代的人力资本投资、国民素质提高与创新能力提高、提高财富附加值的投资上。这种投资本身也就是一种消费，它们之间是不可能用非此即彼的方式进行区隔、用此消彼长的方式进行“配置”的。通过储蓄率高低进行所谓“最佳”分配，体现的是一种线性思维方式；其结果，是顾此失彼，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做到“最优”。
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只有一次分配，没有二次分配。分配也是交换——交换其价值。只有价值的实现才是价值生产的完成，所以消费、分配都是生产的环节。
把投资和消费的结构看成是基本的结构关系，势必仅仅着眼于投资和消费的比重这一量的因素，而忽略投资和消费各自的内部结构关系这一质的因素。如果要真正寻找通胀的根源，就要从投资和消费各自的内部结构着手。
需求和投资的关系才是基本的结构关系。消费需求只是需求的一个环节。如果说，投资和消费可以从量上平衡，投资和需求则只能从质上对称。而一旦从质上着眼，那么投资和需求不但可以“平衡”，而且只能“平衡”。在质上对称的前提下，投资只能越多越好，越快越好，不会过热，也不可能过热。
从深层次来看通胀的原因，是需求高于供给；而在消费低迷的情况下，之所以需求仍然高于供给，是由于需求有两种：现实需求与潜在需求。潜在需求形成消费预期。
消费需求拉动投资需求，需求拉动供给，供给推动消费，消费推动需求，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基本结构。发展中国家更应该把投资需求的满足放在消费前面。
为了使知识经济时期需求和投资这一基本的结构关系对称，政府必须用内需导向型来代替出口导向型，用知识密集型来替代劳动密集型，用幸福目标来代替GDP目标。企业可以只考虑利润，政府不是企业；正好像政府要提供公共品，企业无此义务一样。虽然大家都是市场主体，但市场主体有不同层次，有与各自身份对称的不同层次的行为方式。知识经济时期无论是从经济客体还是从经济主体来看，一般均衡理论均已过时。
“择优分配原理”的经济学核心“价格经济学”是过时的理论
“用什么价格计算GDP？要用自由交换的价格。没有票证，没有身份限制，没有审批，没有买不到、卖不掉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市场是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学的大学问就在这儿，为什么经济学家都主张自由经济？就是这个道理，反对自由经济的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没搞懂，反对自由经济就无法计算GDP。”（茅于轼：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演讲 2011年4月7日）“价格理论。许多学者争论价格理论，但是并没有搞清楚价格为什么重要，和我们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懂得微观经济学。根据价格理论可以推导出全面的公有制不可能有效率。因此进一步提出价格万岁。想建立一个没有商品经济的社会是不可能的。价格理论还可证明计划经济是不可能成功的，还能够从经济学说明为什么解放初期经济建设能够成功，而后来越来越脱离实际。原因是价格越来越偏离均衡价格。从价格理论可以用通俗的道理解释为什么均衡的交换价格是我们所需要的正确的价格，也就是一般均衡理论的通俗版。这里也解释了为什么真正的经济学家都是经济自由主义分子。”（茅于轼：《80自述》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a3971d0100cuqj.html）
价格、价值、需求
工业市场经济与知识市场经济，其“交易”过程是立体的、全方位的；因此，要求人的“理性”也是立体的、全方位的。必须走出价格看商品。仅仅从价格看商品，即使在简单商品交易时期，本来就有局限性，新的时期使这局限性得以放大。如果在新的时期仍然固守简单商品交易时期的思维方式，以“价格”为标尺衡量“理性”、“非理性”，必将陷入“价格悖论”，使“理性”成为真正的“非理性”，从而走向“理性”的反面。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人的思维方式、“理性”必须同各个历史时期对称的辩证法。
知识市场经济可以使“理性”人明显看出，市场实质上就是主体与客体，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市场就是价值之间发生关系的平台。以价格为市场的核心机制，消费与生产、分配与市场是脱节的，市场仅仅成了交易的平台。
价格经济学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价格机制是微观经济学的“拐杖”，但宏观经济、国家宏观调控则只能以价值机制为“正道”。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主义由于都是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所以二者有着共同的本质，二者的结合是凯恩斯以新古典主义为主体的结合，并未达到宏观经济学的层次，结合的结果并未脱离微观经济学的范畴。宏观理论体系和微观理论体系的真正结合，是以价值机制为核心的宏观理论体系对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微观理论体系的扬弃与升华，使之由局部的真理上升为全局的真理。
价格的五度空间分析
小商品经济用空间定义价格，工业市场经济用时间定义价格，知识市场经济用层次定义价格。贝克尔的“时间分配”理论，虽然扩大了经济学的分析范围，然而只是从工业市场经济的角度进行扩大；这与其说是使经济学帝国主义化，还不如说是使经济学庸俗化；他用工业经济的时间成本收益分析法来分析社会、家庭生活领域，会使社会生活庸俗化。社会生活，如果要用经济学原理来分析，那么这样的经济学只能是价值经济学；如果是用价格经济学来分析社会生活，则只能使社会生活成为金钱的世界。这对社会生活没有解释力，更不会有任何积极的作用。因为以家庭生活为核心的社会生活，金钱关系不是、也不可能是其中最本质的关系。
家庭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真正的宏观经济学的细胞；家庭关系中最本质的关系是价值关系而不是价格关系。微观经济的其他组成部分，是家庭经济的展开。家庭经济典型地说明了社会经济——包括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本质——价值关系；用价格关系来说明家庭关系，用金钱关系来代替温情脉脉的亲情关系，这是对人际关系的扭曲。
市场经济中价格机制作用的范围是相对的
价格机制作用的范围是有限的、相对的，而价值机制的作用是长期的、无限的。由于整体的价值机制的作用，资本-劳动的比率的提高是自然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这个过程中，增大投入的数量与质量，是改善投入的数量与质量的催化剂；虽然改善投入的数量与质量的成本收益比要大于增大投入，但后者却是前者的前提，因此投入的质量的成本收益比不可能孤立进行，而应系统考察。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虽然正确地定位技术与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但对整个经济过程的动态结构描述则缺乏深层次的思考。同样，把工资率与就业量之间的边际替代率看成依赖于失业救济量的大小，也是过分提高了价格的作用。人们是否就业不仅取决于工资的效用与失业时所获得的效用的加权平均数，而且还取决于工作时所获得的归属感与成就感。劳动，某种意义上也是人的一种需要，因此本身也有价值。认为劳动的价值就是劳动力的价格或工资，是片面的。
供给与需求、价值与价格哪个为主的背后，是以人为中心还是以物为中心。
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不是建立完全的价格体制，而是建立完全的价值体制。
连接需求与供给的不是价格而是价值，不是交换价值而是使用价值；价格与交换价值只是辅助工具，是作为必然性的“补充”的偶然性，而不是作为必然性的表现的偶然性。认为价格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价格最终反映价值，只是虚幻的“规律”、不切实际的幻想。之所以要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把不能量化的价值转换成价格，是削足适履、以迎合数学方法的需要。
体现主客体关系本质、正确理解的价值及其发展规律，是联结各派经济学的钮带、把握各种经济关系的关键，也是经济关系发展、变化的源头。所以价值规律是经济学和经济发展的核心规律。
对称经济学是价值经济学
对称经济学不但是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扬弃，而且是对技术经济学的扬弃。在对称经济学看来，竞争的充分性和市场的有序性、和谐性、对称性不但不矛盾，而且是新时期的市场机制。以价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机制，是完全的市场机制、真正的市场机制、对称的市场机制、和谐的市场机制。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在知识经济时代，市场是完全的，供求是均衡的，知识产品、创新产品的竞争是充分的，市场是出清的。对称经济学以价值机制为基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以价格机制为基础。前者的发展是内涵的。后者的发展是扩张的。价格机制以产品运营为基础，价值机制以知识运营为前提。以价格机制为基础，追求的是均衡，手段是博弈。以价值机制为基础，追求的是发展，手段是对策。以价格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与以价值为中心的经济学，是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只有通过扬弃，前者才能容于后者。把前者可以不加分析地包容于后者是不可能的。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以价格为基础，只讲供求平衡，市场不完全，不讲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缺乏人文关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让价格称王，市场就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场所；对称经济学让价值称王，市场就是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的场所。目前流行所谓第三方营销（即所谓顾客应支付的服务价格由第三方支付），实际上是顾客用其他的使用价值（资源，如眼球）来换取第三方的价格支付。这说明价值而不是价格是市场的核心体制，价格可以不在，但价值则无处不在。表面上的转移支付，本质上是使用价值与价格的一种换算关系。用电视上的广告来占用观众的享受空间与时间，表面上观众没有为电视节目付费，实际上是付费的——付出的是观众不得不看广告的时空价值。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以价格为市场的核心机制，说什么经济学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学说，其经济理论基础与人类经济时空层次的不对称是其经常陷入逻辑混乱的根本原因。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