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流经济学批判（12）——评钟朋荣“超额货币量形成的倒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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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6/26 10:37 | by 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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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朋荣在《中国通货膨胀研究》一书中提出了“超额货币量形成的倒逼机制”概念，来对我国经济中超额货币量形成与通货膨胀的特殊原因和特殊过程，进行了概括，分析了银行总得为填补企业的资金缺口发贷款的原因，认为在货币供给方不独立于货币需求方的情况下，要想真正“闸住”货币供给量，到头来也就只能由政府通过“指令”，强行约束各货币需求者的需求量；控制货币总量的有效办法，只能是“控制住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在这里，钟朋荣是把贷款增加与贷款膨胀划等号。众所周知，资本是能够带来比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如果所增加的贷款是运用于社会所必须的再生产项目，给社会带来更多的有效产品，那么所增加的贷款只会增加有效经济总量，相对减少社会货币量，并降低物价。认为仅仅增加贷款就必然会造成超额货币量形成，把“超额货币量形成”归因于所谓“倒逼机制”，是本末倒置。“超额货币量形成”的原因只能到经济增长方式即配置性经济增长方式中去寻找；正是配置型经济增长方式，或不分配置与再生、增长与发展的GDP增长方式，才使企业的贷款增加必然转变为贷款膨胀，“倒逼机制”才会形成“超额货币量”。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只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就可以看到，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的泡沫GDP，是供给不足、货币效率降低、超额货币量形成、通货通胀的根源。
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有效经济总量应为社会有效投入总量与社会有效产出总量之和，社会有效产出总量即社会有效供给总量。当货币总量增长速度超过有效经济总量增长速度时，货币效率降低、物价上涨。而货币总量增长速度超过有效经济总量增长速度的根源在于泡沫GDP——在GDP统计数据中，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以致造成有效供给不足。而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既有发展观、发展战略方面的原因，也有过度投机的因素。
发展观、发展战略方面的原因：以GDP数字作为考核各级政府官员的政绩指标，使各级政府官员千方百计、绞尽脑汁地要提高GDP数字（当然不是指在统计报表上弄虚作假），似乎只要全国13亿人每人花一万元买一张本科文凭（当然是正规院校的正规文凭，因而地下经济不在此列），国民经济总值就增加了13万亿元；以致造成配置型经济急速膨胀，无效经济总量大幅增长，使货币效率降低、物价上涨。
只知道个人利益最大化、奉行价格拜物教、不能从理论上区别“投资”与“投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支配下的发展观、发展战略，是过度投机的重要原因之一。过度投机的根源在于供给不足：绝对供给不足与相对供给不足，过度投机的结果又反过来造成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造成有效供给不足、超额货币量形成。
无论是哪一种原因造成有效供给不足，通货膨胀都不是所谓“增加贷款额度”造成，也不是“超额货币量形成的倒逼机制”造成；而由投机造成的“过热”，不是真正的“过热”，而只是病人的“发烧”；要退热不在于“紧缩”或减少贷款额度，而在于改变发展战略；通过宏观调控，提高经济主体性、再生型经济比重与改善经营环境，以增加产出，并不给投机及国际炒家以可趁之机。市场经济不是投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抑制投机。政府扶持创新-创造-创业，就是打破银行的垄断地位，抑制货币投机的必要手段；就是打破上市公司的垄断地位、抑制股市投机的必要手段；就是打破房地产公司的垄断地位、抑制房市投机的必要手段。政府扶持创新-创造-创业是抑制投机之本，加强监管、规范银行股市房市是末。如果不是以创新-创造-创业为本，那么所谓“加强监管”、控制贷款指标，只是强化银行垄断地位、使银行得以自由地大量寻租的手段。
降低物价、抑制通胀的根本措施是根本上改变发展战略，提高本国经济主体性，提高再生型经济比重。以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的泡沫GDP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本身就是一种泡沫经济；泡沫经济发展战略本身就是不可持续发展战略。通货膨胀是经济泡沫膨胀的结果；抑制通货膨胀不但要挤掉泡沫，而且要挖掉产生泡沫的根源——泡沫GDP。钟朋荣“超额货币量形成的倒逼机制”概念源于主流经济学通行的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只看数量不看质量的线性思维方式，仅仅消除“超额货币量形成的倒逼机制”不能从根本上抑制通胀。
抽象来看，“倒逼机制”是客观存在的，但绝非“超额货币量”形成的根本原因。只有配置型经济、GDP经济才是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有效经济总量应为社会有效投入总量与社会有效产出总量之和，社会有效产出总量即社会有效供给总量。当货币总量增长速度超过有效经济总量增长速度时，货币效率降低、物价上涨。而货币总量增长速度超过有效经济总量增长速度的根源在于泡沫GDP——在GDP统计数据中，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以致造成有效供给不足。而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既有发展观、发展战略方面的原因，也有过度投机的因素。
发展观、发展战略方面的原因：以GDP数字作为考核各级政府官员的政绩指标，使各级政府官员千方百计、绞尽脑汁地要提高GDP数字（当然不是指在统计报表上弄虚作假），似乎只要全国13亿人每人花一万元买一张本科文凭（当然是正规院校的正规文凭，因而地下经济不在此列），国民经济总值就增加了13万亿元；以致造成配置型经济急速膨胀，无效经济总量大幅增长，使货币效率降低、物价上涨。
只知道个人利益最大化、奉行价格拜物教、不能从理论上区别“投资”与“投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支配下的发展观、发展战略，是过度投机的重要原因之一。过度投机的根源在于供给不足：绝对供给不足与相对供给不足，过度投机的结果又反过来造成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造成有效供给不足、超额货币量形成。
无论是哪一种原因造成有效供给不足，通货膨胀都不是所谓“增加贷款额度”造成，也不是“超额货币量形成的倒逼机制”造成；而由投机造成的“过热”，不是真正的“过热”，而只是病人的“发烧”；要退热不在于“紧缩”或减少贷款额度，而在于改变发展战略；通过宏观调控，提高经济主体性、再生型经济比重与改善经营环境，以增加产出，并不给投机及国际炒家以可趁之机。市场经济不是投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抑制投机。政府扶持创新-创造-创业，就是打破银行的垄断地位，抑制货币投机的必要手段；就是打破上市公司的垄断地位、抑制股市投机的必要手段；就是打破房地产公司的垄断地位、抑制房市投机的必要手段。政府扶持创新-创造-创业是抑制投机之本，加强监管、规范银行股市房市是末。如果不是以创新-创造-创业为本，那么所谓“加强监管”、控制贷款指标，只是强化银行垄断地位、使银行得以自由地大量寻租的手段。
降低物价、抑制通胀的根本措施是根本上改变发展战略，提高本国经济主体性，提高再生型经济比重。以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的泡沫GDP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本身就是一种泡沫经济；泡沫经济发展战略本身就是不可持续发展战略。通货膨胀是经济泡沫膨胀的结果；抑制通货膨胀不但要挤掉泡沫，而且要挖掉产生泡沫的根源——泡沫GDP。钟朋荣“超额货币量形成的倒逼机制”概念源于主流经济学通行的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只看数量不看质量的线性思维方式，仅仅消除“超额货币量形成的倒逼机制”不能从根本上抑制通胀。
抽象来看，“倒逼机制”是客观存在的，但绝非“超额货币量”形成的根本原因。只有配置型经济、GDP经济才是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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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流经济学批判（11）——评林毅夫“比较优势论”
[ 2011/06/20 17:42 | by admin ]
2011/06/20 17:42 | by admin ]
林毅夫认为，“当一个国家劳动资源相对丰裕”，该国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这个国家遵循比较优 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其产品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低，可以作为资本积累的剩余量也就较大；“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并不会导致中国永远落后”， 相反会使我国资本快速积累。随着资源禀赋的变动，可以不断从国外引进现成而较先进的技术来达到技术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林毅夫教授“比较优势论”是我国要教育产业化不要国民创新体系、使中国沦为世界工厂的政策的理论基础之一。
要素禀赋不是静态的纯客体的，而是动态的、主客体共同决定的。在知识经济时代，要素禀赋、先天优势能否转变为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取决于人的主体性的发挥程度。
先天优势转变为比较优势要靠提升要素禀赋。提升要素禀赋使先天优势转变为比较优势是人的主体性发挥的微观体现。
一个国家的资源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个要素不是分离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低层次的要素固然是高层次的要素的基础，但低层次要素的质和量由高层次要素的质和量决定。一个国家的制度和组织程度、国民素质，可以决定低层次资源的开发和使用程度。这就是为什么总体上资本密集型国家会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总体上劳动密集型国家，会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根本原因。资源禀赋是劣势还是优势，不仅着眼于某个资源本身，而且要着眼于整个社会发展水平；是资本密集还是劳动密集，不是着眼于单个产品，还要着眼于社会组织化程度。国际贸易的基础固然是优势互补，但作为互补的优势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制约的。在资源禀赋观与国际贸易观上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线性思维方式的局限性。
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不是静态的纯客体的，而是动态的、主客体共同决定的。在这里，随着社会的发展，主体性的地位越来越高、作用越来越大。在知识经济时代，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将由主体来定义与定位。因此，离开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人的主体性发展的不同阶段，静态地、消极地看待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实际阻断了象我国这样目前来看资源贫乏国家、特别是贫穷国家的发展道路，使之消极地沦为“世界工厂”的地位，靠出卖廉价劳动力来糊口。所以，要把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同建设我国国民创新体系结合起来。如果仅仅从工业经济的眼光消极地、静态地、纯客体的角度去理解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问题，只能使穷的越穷、富的越富，使富国与穷国的两极分化现象更严重，使我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继续拉大。
社会的发展，先天的比较优势会越来越弱化，而后天比较优势则会越来越强化。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时代，比较优势取决于知识、制度与新科技产业中的核心技术。而恰恰是后者，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垄断，“你方唱罢我登场”是规律性的普遍现象西方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克歇尔、俄林、萨谬尔森等人的建立在“生产要素比例——生产要素密度原理”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原理，只适合于工业经济时期。在人类创业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同一个地方、同一种要素禀赋、同一种文化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在国际经济体系中也就有不同的地位。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的发展，可能要以西方“天人相分”为前提；而以相对论、量子为学为代表的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则恰恰需要以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为框架。在工业经济时代，也许东部平原地带更适合车水马龙；在生态创业时期，也许人们更需要西部山区的郁郁葱葱。我国劳动力密集的优势并非只能通过出口产品价格低廉来体现；植树造林、开发荒地也许更能产生生态生产力。“竞争力”这个时髦概念出现于自由竞争时期；然而就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层结构而言，“生产力”是个更重要的概念。以竞争力为核心，价格举足轻重；以生产力为窠臼，人的数量与质量更根本。不同的范式、不同的增长方式，决定不同的比较优势。在这里，是主体决定客体而非相反。
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要靠模式转轨。模式转轨使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是人的主体性发挥的宏观展开。
在16、17世纪以前的一、二千年间，中华文明曾经作为人类当时最鼎盛的文明，中华文明都占有主导地位。只是到了近代，中国逐渐衰弱，人类文明才由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西方世界独占鳌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成为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高级的经济形态。经济全球化时期，全球经济是一个巨型系统，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主体性，或有主体性而不参与全球化，都不能使自己处于同全球经济系统中其他要素的对称关系中，从而实现能量、信息、物质的交流与再生。而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主体性，使之在经济全球化中，使自己处于同经济全球化中其他要素的对称关系中，在全球经济重新洗牌中尽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利，从而实现跳跃式且可持续发展。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该自觉地顺应历史潮流，建立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统一、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统一的经济发展模式。以生产资料共有制为主导的经济制度、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制度，应该成为建立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统一、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统一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制度优势；中华民族固有的集体观念和协作精神优势，应该成为建立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统一、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统一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精神优势。只有这样，中华文明才会发挥自己的“先天优势”和“后发优势”，使自己重放光彩，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由盛而衰、又由衰而盛的文明。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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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禀赋不是静态的纯客体的，而是动态的、主客体共同决定的。在知识经济时代，要素禀赋、先天优势能否转变为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取决于人的主体性的发挥程度。
先天优势转变为比较优势要靠提升要素禀赋。提升要素禀赋使先天优势转变为比较优势是人的主体性发挥的微观体现。
一个国家的资源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个要素不是分离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低层次的要素固然是高层次的要素的基础，但低层次要素的质和量由高层次要素的质和量决定。一个国家的制度和组织程度、国民素质，可以决定低层次资源的开发和使用程度。这就是为什么总体上资本密集型国家会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总体上劳动密集型国家，会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根本原因。资源禀赋是劣势还是优势，不仅着眼于某个资源本身，而且要着眼于整个社会发展水平；是资本密集还是劳动密集，不是着眼于单个产品，还要着眼于社会组织化程度。国际贸易的基础固然是优势互补，但作为互补的优势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制约的。在资源禀赋观与国际贸易观上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线性思维方式的局限性。
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不是静态的纯客体的，而是动态的、主客体共同决定的。在这里，随着社会的发展，主体性的地位越来越高、作用越来越大。在知识经济时代，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将由主体来定义与定位。因此，离开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人的主体性发展的不同阶段，静态地、消极地看待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实际阻断了象我国这样目前来看资源贫乏国家、特别是贫穷国家的发展道路，使之消极地沦为“世界工厂”的地位，靠出卖廉价劳动力来糊口。所以，要把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同建设我国国民创新体系结合起来。如果仅仅从工业经济的眼光消极地、静态地、纯客体的角度去理解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问题，只能使穷的越穷、富的越富，使富国与穷国的两极分化现象更严重，使我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继续拉大。
社会的发展，先天的比较优势会越来越弱化，而后天比较优势则会越来越强化。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时代，比较优势取决于知识、制度与新科技产业中的核心技术。而恰恰是后者，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垄断，“你方唱罢我登场”是规律性的普遍现象西方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克歇尔、俄林、萨谬尔森等人的建立在“生产要素比例——生产要素密度原理”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原理，只适合于工业经济时期。在人类创业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同一个地方、同一种要素禀赋、同一种文化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在国际经济体系中也就有不同的地位。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的发展，可能要以西方“天人相分”为前提；而以相对论、量子为学为代表的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则恰恰需要以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为框架。在工业经济时代，也许东部平原地带更适合车水马龙；在生态创业时期，也许人们更需要西部山区的郁郁葱葱。我国劳动力密集的优势并非只能通过出口产品价格低廉来体现；植树造林、开发荒地也许更能产生生态生产力。“竞争力”这个时髦概念出现于自由竞争时期；然而就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层结构而言，“生产力”是个更重要的概念。以竞争力为核心，价格举足轻重；以生产力为窠臼，人的数量与质量更根本。不同的范式、不同的增长方式，决定不同的比较优势。在这里，是主体决定客体而非相反。
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要靠模式转轨。模式转轨使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是人的主体性发挥的宏观展开。
在16、17世纪以前的一、二千年间，中华文明曾经作为人类当时最鼎盛的文明，中华文明都占有主导地位。只是到了近代，中国逐渐衰弱，人类文明才由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西方世界独占鳌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成为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高级的经济形态。经济全球化时期，全球经济是一个巨型系统，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主体性，或有主体性而不参与全球化，都不能使自己处于同全球经济系统中其他要素的对称关系中，从而实现能量、信息、物质的交流与再生。而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主体性，使之在经济全球化中，使自己处于同经济全球化中其他要素的对称关系中，在全球经济重新洗牌中尽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利，从而实现跳跃式且可持续发展。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该自觉地顺应历史潮流，建立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统一、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统一的经济发展模式。以生产资料共有制为主导的经济制度、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制度，应该成为建立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统一、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统一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制度优势；中华民族固有的集体观念和协作精神优势，应该成为建立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统一、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统一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精神优势。只有这样，中华文明才会发挥自己的“先天优势”和“后发优势”，使自己重放光彩，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由盛而衰、又由衰而盛的文明。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中国主流经济学批判（10）——评《华尔街电讯》评选 “中国十大经济学家”
[ 2011/06/15 22:35 | by admin ]
2011/06/15 22:35 | by admin ]
中国谁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
中国到底有没有合格的经济学家？评价的标准是什么?由《华尔街电讯》评选的 “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排行榜曾经在媒体上大吹大擂，问题是《华尔街电讯》有资格评选经济学家吗？《华尔街电讯》有资格评选中国谁是经济学家吗？《华尔街电讯》有资格评选中国谁是“著名”经济学家吗？《华尔街电讯》评选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家、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的标准有科学依据吗？《华尔街电讯》评选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家、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以美国毕业院校科系的排名、论文引用率的排名为依据，有科学依据吗？
经济学家是什么？
真正的经济学家是什么？
真正的著名经济学家是什么？
能否对全球性金融危机从经济学层面进行思考，是衡量一个经济学家是否真正的经济学家的标志之一。
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不同层面的思考说明，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有本质区别。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的本质区别在于：经济学家能通过思考把握金融现象后面的经济规律与经济本质，而金融学家做不到这一点。只看到全球性金融危机后面的投机因素，只看到投机的主观因素（阴谋论）和投机的客观因素（制度论），仅仅把金融危机归咎于金融衍生品过度投机使用、看不到金融危机背后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历史必然性，只能是金融学家而不能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与金融学家的本质区别说明：能成为哲学家不一定能成为经济学家，不能成为哲学家则肯定不能成为经济学家。经济学家首先是思想家。
思想家：发散思维与收敛思维的对称。思想家：逻辑思维与非逻辑思维的对称。思想家：科学家思维与艺术家思维的对称。思想家：灵感、顿悟，联想、想像，直观、直觉……的对称。思想家：真的思维-善的思维-美的思维的对称。
作为思想家的“经济学家”不但不是金融学家，而且也不是庸俗经济学家。作为思想家的经济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的区别：前者是大海，后者是沧海一粟。从经济学家身上，可以看出思想的力量、思想家的力量。而在庸俗经济学家身上，则只能看到钱的力量、价格的力量、GDP的力量。很难想象只会线性思维的人会是思想家。很难想象只会崇拜名人、权威的人会是思想家。很难想象只会照搬照套别人理论的人会是思想家。很难想象只会用别人的理论为别人的利益服务的人会是思想家。很难想象不是思想家的人会是经济学家。很难想象不是经济学家的人会是经济学家。
用思想家定位经济学家，就不能用数学家定位经济学家。用思想家定位经济学家，就不能用货币、金钱、价格、经济工匠定位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应该为经济体制转型、经济发展模式转轨提供理论依据、理论指导、理论预见；如果原有的经济学范式不能解释这种转型与转轨，那么这种转型与转轨则意味着提出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历史要求，作为经济学家就应该因势利导，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地建立与这种转型与转轨相对称的新的经济学范式，并建构相应的哲学范式。用西方经济学范式生搬硬套、牵强附会、削足适履地解析中国经济，在“左派”“右派”的中间地带寻找生存空间、“中左”“中右”“偏左”“偏右”乃至“先左后右”“左右摇摆”的游离中确立自身定位，是难以支撑“经济学家”、特别是转型与转轨时期“经济学家”这个头衔的。
从科学史的意义上，经济学家之所以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之所以高于经济学者，就在于他有自己的经济学范式。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来看，经济学家不仅能解释经济现象，而且能建构经济模式——先是理论建构，尔后现实建构。解释是建构的前提，建构是解释的完成。理论建构是现实建构的起点，现实建构是理论建构的归宿。只有解释而无建构，那么由于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对同一个经济现实的经济解释将会无限多样，并最终陷入盲人摸象，“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口水战中。这样的“经济解释”没有实际意义。
建构，是逻辑展开历史、空间展开时间的自然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体因素与客体因素是对称的。对中国改革开放从理论上进行系统的总结，将从个别上升一般、偶然体现必然，产生一般经济学、人类经济学，产生经济学家——真正的经济学家、著名经济学家。
著名经济学家是什么？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不同层面的思考说明，著名经济学家，就是名牌经济学家。名牌产品是高知名度、高资信度、高美誉度的统一。著名经济学家也是高知名度、高资信度、高美誉度的统一。
著名经济学家首先应该知名度高。但如果“著名”只是意味着高知名度，那也只能昙花一现、流星一闪。著名经济学家还应该有高资信度，必须有真才实学，有比其他经济学家更深层次的理论功底、更高原创度的理论体系。著名经济学家还应该人品高尚，著名经济学家的利益机制、道德机制与学者风范是统一的，著名经济学家更深层次的理论功底、更高原创度的理论体系建立在人类更一般利益的基础上。为富人说话、被富人捧红的经济学家，是炒作经济学家、“明星”经济学家、泡沫经济学家，而不是著名经济学家。
著名经济学家应该用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服务全人类，为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社会提供有说服力、有影响力的理论原理和可操作的经济模式；应该用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提高经济管理者的经济学素养，使他们按照经济活动的客观规律办事，而不是盲目碰运气。用先进的科学理论来指导经济的发展，使之后来居上，是转型国家著名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
衡量一个人是否著名经济学家的标准，只能是原创思想而不是头衔。由于不同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很难想象以旧范式为参照系制造出来的头衔，会套在新范式创造者的头上。所以，以头衔为“著名经济学家”的标准，本身是一个悖论。著名经济学家就是高知名度、高资信度、高美誉度的经济学家，不管他有没有头衔，不管他有没有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著名经济学家原创思想不是由发表论著的数量、出版载体的级别、论著被引用次数、被引用次数的排名、得过什么奖项决定，而是由理论的原创性本身决定。
原创，就是理论创新；理论创新，就是建构新理论；新理论，就是创新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创新性与系统性的统一、创新性与规范性的统一、创新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创新性与操作性的统一、创新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创新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创新性与主体性的统一的理论。原创理论的核心是创新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原创有建立了新的范式的“原创”和在原有范式里的“原创”。不管哪一种，所谓“原创”，都应该是理论的原创。原创不等于新观点、新解释、新政策、新方案、新模型，而是新理论。
原创有绝对原创与相对原创。绝对原创是以人类为参照系的原创，相对原创是以中国为参照系的“原创”。牛顿宇宙三大定律、爱因斯坦相对论、本人的对称经济学是以人类为参照系的原创，改革开发以来在中国出现的市场经济理论、股份制理论、私有化理论、市场化等于价格化理论、市场化等于产业化理论、国退民进理论是以中国为参照系的“原创”。以人类为参照系的原创是真正的、有科学史意义的原创，以中国为参照系的“原创”不是真正的原创，而只是忽悠我们这些乡下人的“原创”。
原创经济学理论，就是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同的公理、定理体系或
在原有的经济学范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同的定理体系。不同的公理或定理不可证伪的范围大小，决定原创的层次高低。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不同层面的思考说明：不同的理论参照系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而是分属于不同的层次；以不同的参照系为背景建立起来的经济学范式之间也不是并列的，而是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
不同层次的“原创”，产生不同层次的“经济学家”。
一级经济学家：用自己的原创基础理论构成人类经济认识发展史中的某个圆圈。
二级经济学家：用自己的原创基础理论构成人类经济认识发展某个圆圈中的某个环节。
三级经济学家：用自己的原创基础理论构成人类经济认识发展长河中的某个沙粒。
没有原创基础理论的，不能称为经济学家，不管他有什么头衔、作品、知名度。而著名经济学家，就是一级经济学家，起码是二级经济学家。如果是三级经济学家，那就是普通的经济学家，而不是什么“著名经济学家”。
经济学者：对经济学理论有一些自己的比较完整系统的看法，形成原创理论，但这些原创理论构不成原创基础理论。这些人不能称为“经济学家”，但可以称为经济学者。
经济学研究者：对经济现象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并形成论著，但这些看法和论著未形成新的体系，构不成原创理论。这些人不能称为“经济学者”，但可以称为经济学研究者。
经济学工作者：解析、宣传、传授、介绍、普及别人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观点，并运用这些理论和观点指导经济工作；开展社会调查、着手案例分析、进行经济研究、撰写经济报告、建构经济模型，发表一些属于“心得”、“札记”、政策分析、宏微观经济分析、经济热点问题分析或通俗读物层面的“论著”，踊跃参政议政，有的建议还形成经济政策。他们的工作为社会做出了贡献甚至重大贡献，但这些人只能称为经济学工作者或经济研究者，离经济学研究者尚有一定的差距，不能称为“经济学者”，更不能称为“经济学家”。遗憾的是，无论国际国内大部分的“经济学家”包括“著名经济学家”实际上只不过是经济学工作者。
当今中国谁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中国到底有没有合格的经济学家？评价的标准是什么?由《华尔街电讯》评选的 “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排行榜曾经在媒体上大吹大擂，问题是《华尔街电讯》有资格评选经济学家吗？《华尔街电讯》有资格评选中国谁是经济学家吗？《华尔街电讯》有资格评选中国谁是“著名”经济学家吗？《华尔街电讯》评选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家、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的标准有科学依据吗？《华尔街电讯》评选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家、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以美国毕业院校科系的排名、论文引用率的排名为依据，有科学依据吗？
经济学家是什么？
真正的经济学家是什么？
真正的著名经济学家是什么？
能否对全球性金融危机从经济学层面进行思考，是衡量一个经济学家是否真正的经济学家的标志之一。
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不同层面的思考说明，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有本质区别。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的本质区别在于：经济学家能通过思考把握金融现象后面的经济规律与经济本质，而金融学家做不到这一点。只看到全球性金融危机后面的投机因素，只看到投机的主观因素（阴谋论）和投机的客观因素（制度论），仅仅把金融危机归咎于金融衍生品过度投机使用、看不到金融危机背后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历史必然性，只能是金融学家而不能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与金融学家的本质区别说明：能成为哲学家不一定能成为经济学家，不能成为哲学家则肯定不能成为经济学家。经济学家首先是思想家。
思想家：发散思维与收敛思维的对称。思想家：逻辑思维与非逻辑思维的对称。思想家：科学家思维与艺术家思维的对称。思想家：灵感、顿悟，联想、想像，直观、直觉……的对称。思想家：真的思维-善的思维-美的思维的对称。
作为思想家的“经济学家”不但不是金融学家，而且也不是庸俗经济学家。作为思想家的经济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的区别：前者是大海，后者是沧海一粟。从经济学家身上，可以看出思想的力量、思想家的力量。而在庸俗经济学家身上，则只能看到钱的力量、价格的力量、GDP的力量。很难想象只会线性思维的人会是思想家。很难想象只会崇拜名人、权威的人会是思想家。很难想象只会照搬照套别人理论的人会是思想家。很难想象只会用别人的理论为别人的利益服务的人会是思想家。很难想象不是思想家的人会是经济学家。很难想象不是经济学家的人会是经济学家。
用思想家定位经济学家，就不能用数学家定位经济学家。用思想家定位经济学家，就不能用货币、金钱、价格、经济工匠定位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应该为经济体制转型、经济发展模式转轨提供理论依据、理论指导、理论预见；如果原有的经济学范式不能解释这种转型与转轨，那么这种转型与转轨则意味着提出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历史要求，作为经济学家就应该因势利导，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地建立与这种转型与转轨相对称的新的经济学范式，并建构相应的哲学范式。用西方经济学范式生搬硬套、牵强附会、削足适履地解析中国经济，在“左派”“右派”的中间地带寻找生存空间、“中左”“中右”“偏左”“偏右”乃至“先左后右”“左右摇摆”的游离中确立自身定位，是难以支撑“经济学家”、特别是转型与转轨时期“经济学家”这个头衔的。
从科学史的意义上，经济学家之所以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之所以高于经济学者，就在于他有自己的经济学范式。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来看，经济学家不仅能解释经济现象，而且能建构经济模式——先是理论建构，尔后现实建构。解释是建构的前提，建构是解释的完成。理论建构是现实建构的起点，现实建构是理论建构的归宿。只有解释而无建构，那么由于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对同一个经济现实的经济解释将会无限多样，并最终陷入盲人摸象，“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口水战中。这样的“经济解释”没有实际意义。
建构，是逻辑展开历史、空间展开时间的自然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体因素与客体因素是对称的。对中国改革开放从理论上进行系统的总结，将从个别上升一般、偶然体现必然，产生一般经济学、人类经济学，产生经济学家——真正的经济学家、著名经济学家。
著名经济学家是什么？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不同层面的思考说明，著名经济学家，就是名牌经济学家。名牌产品是高知名度、高资信度、高美誉度的统一。著名经济学家也是高知名度、高资信度、高美誉度的统一。
著名经济学家首先应该知名度高。但如果“著名”只是意味着高知名度，那也只能昙花一现、流星一闪。著名经济学家还应该有高资信度，必须有真才实学，有比其他经济学家更深层次的理论功底、更高原创度的理论体系。著名经济学家还应该人品高尚，著名经济学家的利益机制、道德机制与学者风范是统一的，著名经济学家更深层次的理论功底、更高原创度的理论体系建立在人类更一般利益的基础上。为富人说话、被富人捧红的经济学家，是炒作经济学家、“明星”经济学家、泡沫经济学家，而不是著名经济学家。
著名经济学家应该用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服务全人类，为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社会提供有说服力、有影响力的理论原理和可操作的经济模式；应该用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提高经济管理者的经济学素养，使他们按照经济活动的客观规律办事，而不是盲目碰运气。用先进的科学理论来指导经济的发展，使之后来居上，是转型国家著名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
衡量一个人是否著名经济学家的标准，只能是原创思想而不是头衔。由于不同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很难想象以旧范式为参照系制造出来的头衔，会套在新范式创造者的头上。所以，以头衔为“著名经济学家”的标准，本身是一个悖论。著名经济学家就是高知名度、高资信度、高美誉度的经济学家，不管他有没有头衔，不管他有没有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著名经济学家原创思想不是由发表论著的数量、出版载体的级别、论著被引用次数、被引用次数的排名、得过什么奖项决定，而是由理论的原创性本身决定。
原创，就是理论创新；理论创新，就是建构新理论；新理论，就是创新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创新性与系统性的统一、创新性与规范性的统一、创新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创新性与操作性的统一、创新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创新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创新性与主体性的统一的理论。原创理论的核心是创新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原创有建立了新的范式的“原创”和在原有范式里的“原创”。不管哪一种，所谓“原创”，都应该是理论的原创。原创不等于新观点、新解释、新政策、新方案、新模型，而是新理论。
原创有绝对原创与相对原创。绝对原创是以人类为参照系的原创，相对原创是以中国为参照系的“原创”。牛顿宇宙三大定律、爱因斯坦相对论、本人的对称经济学是以人类为参照系的原创，改革开发以来在中国出现的市场经济理论、股份制理论、私有化理论、市场化等于价格化理论、市场化等于产业化理论、国退民进理论是以中国为参照系的“原创”。以人类为参照系的原创是真正的、有科学史意义的原创，以中国为参照系的“原创”不是真正的原创，而只是忽悠我们这些乡下人的“原创”。
原创经济学理论，就是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同的公理、定理体系或
在原有的经济学范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同的定理体系。不同的公理或定理不可证伪的范围大小，决定原创的层次高低。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不同层面的思考说明：不同的理论参照系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而是分属于不同的层次；以不同的参照系为背景建立起来的经济学范式之间也不是并列的，而是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
不同层次的“原创”，产生不同层次的“经济学家”。
一级经济学家：用自己的原创基础理论构成人类经济认识发展史中的某个圆圈。
二级经济学家：用自己的原创基础理论构成人类经济认识发展某个圆圈中的某个环节。
三级经济学家：用自己的原创基础理论构成人类经济认识发展长河中的某个沙粒。
没有原创基础理论的，不能称为经济学家，不管他有什么头衔、作品、知名度。而著名经济学家，就是一级经济学家，起码是二级经济学家。如果是三级经济学家，那就是普通的经济学家，而不是什么“著名经济学家”。
经济学者：对经济学理论有一些自己的比较完整系统的看法，形成原创理论，但这些原创理论构不成原创基础理论。这些人不能称为“经济学家”，但可以称为经济学者。
经济学研究者：对经济现象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并形成论著，但这些看法和论著未形成新的体系，构不成原创理论。这些人不能称为“经济学者”，但可以称为经济学研究者。
经济学工作者：解析、宣传、传授、介绍、普及别人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观点，并运用这些理论和观点指导经济工作；开展社会调查、着手案例分析、进行经济研究、撰写经济报告、建构经济模型，发表一些属于“心得”、“札记”、政策分析、宏微观经济分析、经济热点问题分析或通俗读物层面的“论著”，踊跃参政议政，有的建议还形成经济政策。他们的工作为社会做出了贡献甚至重大贡献，但这些人只能称为经济学工作者或经济研究者，离经济学研究者尚有一定的差距，不能称为“经济学者”，更不能称为“经济学家”。遗憾的是，无论国际国内大部分的“经济学家”包括“著名经济学家”实际上只不过是经济学工作者。
当今中国谁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中国主流经济学批判（9）——评张维迎“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
[ 2011/06/13 10:08 | by admin ]
2011/06/13 10:08 | by admin ]
一旦政治体制改革完成，真正形成政府法人人格化，不但可以用企业家定位国有企业管理者，而且可以用企业家来定位政府官员。
张维迎认为，由于政企分开的不可能性，所有权约束的无效性，解决经营者行为短期化的不可能，所以国有制下根本不可能有一支“有志实业，无意仕途”的职业化经理阶层。张先生把其概括为“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
张维迎“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其前提不成立，或者是把结论当前提。
国有企业要成为合格的市场经济主体，关键正在于国有企业人格化。国有企业人格化包括国有企业主体地位的确立、劳动力产权制度的建立、企业家阶层的形成。国有企业能否形成企业家阶层，关键在于国有企业能否人格化；国有企业能否人格化，关键在于政府法人能否人格化；政府法人能否人格化，关键在于政治体制改革能否成功。因此，要使国有企业成为合格的市场经济主体，使国有企业也能形成自身的企业家阶层，不是取消国有企业，而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一旦政治体制改革完成，真正形成政府法人人格化，不但可以用企业家定位国有企业管理者，而且可以用企业家来定位政府官员。韩国总统李明博不正是称自己为“CEO总统”吗？
一个经济学家给企业家下定义，为企业家划边界，取决于他所属的经济学范式。一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只能以私营企业为模本、以配置经济学为参照给企业家下定义、划边界；在他们看来只有能随心所欲处置资产、随心所欲兴风作浪、为利润最大化不择手段的“经济人”企业主，才可以称之为企业家。但从再生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企业家的本质，是具有较高的主体性、能通过自身创业和管理活动，使游资和其他生产要素以经营权为中心直接结合、更快更好地实现资源的优化再生与配置的经济主体。企业家的最本质特征是创业能力；至于在创业过程中所组织支配的生产要素的产权属性和产权结构，虽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企业家的价值取向、经营方向与管理方式，但这只是企业家的特殊性，同企业家之所以是企业家的本质没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所谓“国有制企业家不可能定理”，是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范式出发、把结论当前提的范式偏见。
至于现有的国有企业由于存在着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现象，使真正的企业家阶层难以形成，那是需要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而不是什么“不可能定理”。如果有问题就“不可能”，哪还要改革做什么？如果不改革，没有健全的市场体制，那么不但国有企业、而且私有企业也难以形成真正的企业家阶层。
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一方面主张经济体制改革可以离开政治体制改革来进行，另一方面却提出所谓“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是自相矛盾的悖论。这个“定理”缺乏公理前提。
可以说，国有企业改革是连接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承上启下的环节。经济体制改革的完成有赖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国有企业改革不成功，将拖住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后腿，使经济体制改革无法成功。因此，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以国有企业改革为接口，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互为前提、相辅相成。国有企业改革是否成功，是改革整体是否成功的综合标准。而改革，只能是一个整体；改革成功，只能是一个整体。
国有经济比重和一个国家的法制化程度成反比只是现象，政府法人没有人格化与民间一样享受国民待遇才是本质。而政府法人人格化、消除权贵市场经济本身只能通过民主法制建设来解决，而不是靠消除国有经济来解决。你不能让克林顿下台后不讲课，你不能让克林顿把巨额讲课费不拿去投资，你不能让克林顿利用他的高知名度和广泛的社会联系赚到更多的利润，但你可以通过法律制约他不出卖国家机密、不搞内线交易、不利用人际脉络搞权钱交易。权贵市场经济本质和要害不在于“权贵”，而在于人治。在健全的法制下，与其说是“权贵”，还不如说是“人贵”，克林顿的高额讲课费和姚明的高额出场费没有本质区别。政府法人人格化是二次改革的核心；只有政府法人人格化，才能在制度上保证劳动力产权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得以确立，使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得以确定，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真正建立。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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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认为，由于政企分开的不可能性，所有权约束的无效性，解决经营者行为短期化的不可能，所以国有制下根本不可能有一支“有志实业，无意仕途”的职业化经理阶层。张先生把其概括为“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
张维迎“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其前提不成立，或者是把结论当前提。
国有企业要成为合格的市场经济主体，关键正在于国有企业人格化。国有企业人格化包括国有企业主体地位的确立、劳动力产权制度的建立、企业家阶层的形成。国有企业能否形成企业家阶层，关键在于国有企业能否人格化；国有企业能否人格化，关键在于政府法人能否人格化；政府法人能否人格化，关键在于政治体制改革能否成功。因此，要使国有企业成为合格的市场经济主体，使国有企业也能形成自身的企业家阶层，不是取消国有企业，而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一旦政治体制改革完成，真正形成政府法人人格化，不但可以用企业家定位国有企业管理者，而且可以用企业家来定位政府官员。韩国总统李明博不正是称自己为“CEO总统”吗？
一个经济学家给企业家下定义，为企业家划边界，取决于他所属的经济学范式。一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只能以私营企业为模本、以配置经济学为参照给企业家下定义、划边界；在他们看来只有能随心所欲处置资产、随心所欲兴风作浪、为利润最大化不择手段的“经济人”企业主，才可以称之为企业家。但从再生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企业家的本质，是具有较高的主体性、能通过自身创业和管理活动，使游资和其他生产要素以经营权为中心直接结合、更快更好地实现资源的优化再生与配置的经济主体。企业家的最本质特征是创业能力；至于在创业过程中所组织支配的生产要素的产权属性和产权结构，虽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企业家的价值取向、经营方向与管理方式，但这只是企业家的特殊性，同企业家之所以是企业家的本质没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所谓“国有制企业家不可能定理”，是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范式出发、把结论当前提的范式偏见。
至于现有的国有企业由于存在着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现象，使真正的企业家阶层难以形成，那是需要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而不是什么“不可能定理”。如果有问题就“不可能”，哪还要改革做什么？如果不改革，没有健全的市场体制，那么不但国有企业、而且私有企业也难以形成真正的企业家阶层。
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一方面主张经济体制改革可以离开政治体制改革来进行，另一方面却提出所谓“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是自相矛盾的悖论。这个“定理”缺乏公理前提。
可以说，国有企业改革是连接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承上启下的环节。经济体制改革的完成有赖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国有企业改革不成功，将拖住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后腿，使经济体制改革无法成功。因此，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以国有企业改革为接口，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互为前提、相辅相成。国有企业改革是否成功，是改革整体是否成功的综合标准。而改革，只能是一个整体；改革成功，只能是一个整体。
国有经济比重和一个国家的法制化程度成反比只是现象，政府法人没有人格化与民间一样享受国民待遇才是本质。而政府法人人格化、消除权贵市场经济本身只能通过民主法制建设来解决，而不是靠消除国有经济来解决。你不能让克林顿下台后不讲课，你不能让克林顿把巨额讲课费不拿去投资，你不能让克林顿利用他的高知名度和广泛的社会联系赚到更多的利润，但你可以通过法律制约他不出卖国家机密、不搞内线交易、不利用人际脉络搞权钱交易。权贵市场经济本质和要害不在于“权贵”，而在于人治。在健全的法制下，与其说是“权贵”，还不如说是“人贵”，克林顿的高额讲课费和姚明的高额出场费没有本质区别。政府法人人格化是二次改革的核心；只有政府法人人格化，才能在制度上保证劳动力产权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得以确立，使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得以确定，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真正建立。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中国主流经济学批判（8）——评主流经济学的唯科学主义
[ 2011/06/10 17:03 | by admin ]
2011/06/10 17:03 | by admin ]
唯科学主义主流经济学的毒害与破产
前段时间发生的腐败官员用钱买欢不成用钱抽打服务员嘴巴、烈女邓玉娇为了维护自己的贞洁与尊严而刺死腐败官员、当地政府为了掩盖事情真相而左支右绌欲盖弥彰从而激起民愤事件，典型地说明了唯科学主义主流经济学使金钱至上、道德沦丧、官场腐败、世风日下，是西方和平演变中国深层次的理论基础；虽然兵不血刃、润物无声，然而暗流汹涌、潜移默化，正在以加速度侵蚀我们民族的机体，危害我们国家的经济、政治与道德安全。而邓玉娇的修脚刀不仅修理了贪官的淫念与肉体，而且也修理了唯科学主义经济学的“科学”面纱。
在唯科学主义经济学的“科学经济观”以及用这种经济观武装自己大脑的一些政府官员看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价值不能换算成价格、没有什么东西是钱买不到的；如果人是理性的、正常的，就应该见钱眼开、完全利己；唯利是图金钱至上，应该是人的本性，也是GDP增长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什么理想，什么道德，什么诚信，通通都是伪科学，都是非理性的产物；为了什么贞洁脸面人格尊严而见钱不要、见大钱不要、见大把甚至大捆的钱不要的人都是必须用钱来抽打耳光促其清醒、必须送进精神病院清洗大脑使其与他们的“科学精神”保持一致的“精神病人”。他们推崇社会达尔文主义，推崇狼道；讲科学就不能讲道德，讲道德就不配来做现代“经济人”。
唯科学主义经济学的要害，是市场化改革、科学化经济学名义下的时空错位——用近代定位当代，用西方统 驭东方，用客体吞并主体，用洋人代替祖宗，用科学消解人性。早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就已经打出了民主与科学的两大旗帜。按唯科学主义者的说法，民主也是科学的组成部分，只要打一面旗帜就可以了，何必要打两面旗帜呢？打两面旗帜，简直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他们不理解社会发展的辩证法，也不懂历史发展的螺旋式。他们不懂历史。他们不懂中国的过去，不懂中国的现在，更不懂中国的未来。他们否认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可以把民族文化的传统优势转化为后发优势使中国后来居上。
在西方已经步入人性化管理的今天，唯科学主义经济学却主张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要步西方近代史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阶段，再经历一次血和泪的洗礼；他们认为，中国要重演近代史，要重头再来，要补资本主义的课，要成为西方资本榨取中国人民血汗的世界工厂。他们有一副典型的洋奴嘴脸。他们背祖忘宗，挑起了一次又一次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所谓“合法性危机”，从思维方式（“天人合一”）到哲学到宗教到历史到文学到中医到文字到民族象征；似乎只有西方文化是合法的，中国传统文化都是非法的；在用合法来代替“非法”的过程中全盘西化，在全盘西化过程中，他们在各个领域取而代之，取得领导权与话语霸权。
必须给唯科学主义经济学以迎头痛击。
经济学是否科学，应由实践来证明，而市场检验本身就是实践检验的有机组成部分。市场检验的前提是市场必须健全，健全的市场包括公平竞争与保护公平竞争的法制、道德、阳光透明的“显规则”。
实践证明：隐藏在唯科学主义经济学话语霸权后面的“科学观”就是线性观，他们的“经济发展观”就是线性发展观。在他们那里，腐败之所以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中国之所以只能做世界工厂，大量国有资产之所以可以容许流入少数人的腰包，女人肉体之所以可以也应该拿去换钱，是因为这是科学，是规律，是提高效率的需要，是帕累托最优的需要，是资源优化配置的需要，是GDP增长的需要！而公平？只是效率的补充，小菜一碟不值一提。
唯科学主义经济学打着科学的旗帜，通过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来否定中国的人文精神，使西方文化成为人类文化的正统与主流，西方经济学成为人类经济学的正统与主流，把中国文化贬低为迷信，磨灭中国人民的创造性，磨掉中国人民的人格尊严与民族尊严，使中国人民唯西方资本的马首是瞻，使中国成为西方的经济和文化的殖民地；是我国建立和谐经济、和谐社会的思想大敌。
邓玉娇事件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从邓玉娇本人的表现与事件背后汹涌的民意，可以看出，虽然经过自以为是、不可一世的“唯科学主义”主流经济学的长期肆虐、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刻意践踏，中华民族深层次的价值结构并未被瓦解，中国人民根深蒂固的伦理观念并未被泯灭，中国社会稳定的社会心理整体上并未被扭曲。这显示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顽强的生命力。这是中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中华民族希望的基础，是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的基础！
前段时间发生的腐败官员用钱买欢不成用钱抽打服务员嘴巴、烈女邓玉娇为了维护自己的贞洁与尊严而刺死腐败官员、当地政府为了掩盖事情真相而左支右绌欲盖弥彰从而激起民愤事件，典型地说明了唯科学主义主流经济学使金钱至上、道德沦丧、官场腐败、世风日下，是西方和平演变中国深层次的理论基础；虽然兵不血刃、润物无声，然而暗流汹涌、潜移默化，正在以加速度侵蚀我们民族的机体，危害我们国家的经济、政治与道德安全。而邓玉娇的修脚刀不仅修理了贪官的淫念与肉体，而且也修理了唯科学主义经济学的“科学”面纱。
在唯科学主义经济学的“科学经济观”以及用这种经济观武装自己大脑的一些政府官员看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价值不能换算成价格、没有什么东西是钱买不到的；如果人是理性的、正常的，就应该见钱眼开、完全利己；唯利是图金钱至上，应该是人的本性，也是GDP增长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什么理想，什么道德，什么诚信，通通都是伪科学，都是非理性的产物；为了什么贞洁脸面人格尊严而见钱不要、见大钱不要、见大把甚至大捆的钱不要的人都是必须用钱来抽打耳光促其清醒、必须送进精神病院清洗大脑使其与他们的“科学精神”保持一致的“精神病人”。他们推崇社会达尔文主义，推崇狼道；讲科学就不能讲道德，讲道德就不配来做现代“经济人”。
唯科学主义经济学的要害，是市场化改革、科学化经济学名义下的时空错位——用近代定位当代，用西方统 驭东方，用客体吞并主体，用洋人代替祖宗，用科学消解人性。早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就已经打出了民主与科学的两大旗帜。按唯科学主义者的说法，民主也是科学的组成部分，只要打一面旗帜就可以了，何必要打两面旗帜呢？打两面旗帜，简直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他们不理解社会发展的辩证法，也不懂历史发展的螺旋式。他们不懂历史。他们不懂中国的过去，不懂中国的现在，更不懂中国的未来。他们否认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可以把民族文化的传统优势转化为后发优势使中国后来居上。
在西方已经步入人性化管理的今天，唯科学主义经济学却主张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要步西方近代史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阶段，再经历一次血和泪的洗礼；他们认为，中国要重演近代史，要重头再来，要补资本主义的课，要成为西方资本榨取中国人民血汗的世界工厂。他们有一副典型的洋奴嘴脸。他们背祖忘宗，挑起了一次又一次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所谓“合法性危机”，从思维方式（“天人合一”）到哲学到宗教到历史到文学到中医到文字到民族象征；似乎只有西方文化是合法的，中国传统文化都是非法的；在用合法来代替“非法”的过程中全盘西化，在全盘西化过程中，他们在各个领域取而代之，取得领导权与话语霸权。
必须给唯科学主义经济学以迎头痛击。
经济学是否科学，应由实践来证明，而市场检验本身就是实践检验的有机组成部分。市场检验的前提是市场必须健全，健全的市场包括公平竞争与保护公平竞争的法制、道德、阳光透明的“显规则”。
实践证明：隐藏在唯科学主义经济学话语霸权后面的“科学观”就是线性观，他们的“经济发展观”就是线性发展观。在他们那里，腐败之所以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中国之所以只能做世界工厂，大量国有资产之所以可以容许流入少数人的腰包，女人肉体之所以可以也应该拿去换钱，是因为这是科学，是规律，是提高效率的需要，是帕累托最优的需要，是资源优化配置的需要，是GDP增长的需要！而公平？只是效率的补充，小菜一碟不值一提。
唯科学主义经济学打着科学的旗帜，通过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来否定中国的人文精神，使西方文化成为人类文化的正统与主流，西方经济学成为人类经济学的正统与主流，把中国文化贬低为迷信，磨灭中国人民的创造性，磨掉中国人民的人格尊严与民族尊严，使中国人民唯西方资本的马首是瞻，使中国成为西方的经济和文化的殖民地；是我国建立和谐经济、和谐社会的思想大敌。
邓玉娇事件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从邓玉娇本人的表现与事件背后汹涌的民意，可以看出，虽然经过自以为是、不可一世的“唯科学主义”主流经济学的长期肆虐、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刻意践踏，中华民族深层次的价值结构并未被瓦解，中国人民根深蒂固的伦理观念并未被泯灭，中国社会稳定的社会心理整体上并未被扭曲。这显示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顽强的生命力。这是中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中华民族希望的基础，是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