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流经济学批判（14）——评厉以宁的股份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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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7/04 20:55 | by admin ]
2011/07/04 20:55 | by admin ]
股份制有姓“社”姓“资”的问题
——评厉以宁的股份制理论
建立规范化的产权制度的中心环节，是建立完善的劳动力产权制度。劳动力产权制度是把社会主义股份制和资本主义股份制区别开来的根本标志。只有社会主义的股份制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只有社会主义的股份制理论才是具有创新性的股份制理论。
厉以宁的股份制理论认为：“中国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它揭示的是企业的资本结合形式，体现着企业的法律形式。就股份制企业自身的性质而言，它不具有特定的社会经济性质，也就没有姓‘社’姓‘资’的问题。股份制从其起源来看，既不是产生于资本主义，不是产生于社会主义，而早在古罗马时期就有了股份制的原始形态。”问题是，这种“早在古罗马时期就有了”的股份制原始形态，早在西方资本主义就已经成熟了的股份制与股份制理论，把它照搬到中国来造成工人下岗、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理论却能获得2009度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股份制没有姓“社”姓“资”的问题吗？NO!在中国推行股份制改革以来的实践证明，股份制有姓“社”姓“资”的问题，社会主义股份制与资本主义股份制有本质的区别；其本质区别不仅仅在于通常认为的抽象的谁控股的问题，而在于劳动者在企业中是否有主人翁的地位、劳动者的利益能否得到保障、国有资产能否保值增值的问题。使劳动者在股份制企业中有主人翁的地位、劳动者的利益能得到保障、在劳动者的监督下国有资产能保值增值的唯一的制度设计，就是劳动力产权制度。如果没有劳动力产权制度，公有控股只不过是提供了国有资产流失的通道。所以是否公有控股不是把社会主义股份制和资本主义股份制区别开来的根本标志。如果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是建立现代化的股份制企业制度，建立现代化的股份制企业制度的中心环节是建立规范化的产权制度，那么建立规范化的产权制度的中心环节，是建立完善的劳动力产权制度。劳动力产权制度是把社会主义股份制和资本主义股份制区别开来的根本标志。只有社会主义的股份制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只有社会主义的股份制理论才是具有创新性的股份制理论。
劳动力产权制度——社会主义的股份制的基础和核心
所谓产权，就是所有权。处置权、使用权、收益权，是产权的实现；权、责、利，是不同所有权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产权本身。所以劳动力产权就是劳动力的所有权。狭义的劳动力是指劳动者个人的劳动力；广义的劳动力包括人格化的企业法人劳动力和劳动者个人的劳动力。如果说，明确商品产权是商品交换、商品成为商品的前提，那么明确劳动力产权、明确劳动者对自身劳动力的所有权即劳动力私有权，则是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前提。
狭义的劳动力产权制度，就是狭义的劳动力的产权及其实现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同的劳动力产权及其实现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法律制度。广义的劳动力产权制度，就是广义的劳动力产权及其实现、不同劳动力产权及其实现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法律制度。劳动力产权，就是劳动者对自己劳动力的所有权。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劳动者即使丧失了任何物质生产资料，也是自己劳动力的主人，也是自己的“人力资本家”。一切财富都是劳动者创造的，只有真正建立劳动力产权制度，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劳动者才会逐步地由少到多占有物质生产资料，最终使每个人都成为占有物质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并形成共同富裕的“资产阶级”。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这些“资产阶级”也不得不“联合起来”。劳动者没有联合起来是私有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实行联合劳动了，就是个人所有基础上的共有。在公有制经济成分中建立劳动力产权制度，可以使公有制经济成分（包括国有独资企业）成为本质上的股份制企业，成为共有制的微观形式，从而使劳动人民同生产资料的结合更加紧密，从一个侧面解决公有制经济中的所有者空位和激励空缺问题，避免公有制资产的流失。所以共有制的基础和核心是劳动力产权制度；“民有、民管、民享”的原则是劳动力产权制度的基本原则。只有共有制才是真正的劳动人民占有生产资料，才是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同的经济基础。当然共有制必须随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完善。
劳动力产权制度使股份制成为完全意义上的股份制
如果我们把企业看成是一个系统，实物资产和劳动力是系统的两个基本要素（其中劳动者是主导性要素），那么企业法人产权就由两个方面的基本初始产权：实物初始产权和劳动力初始产权组成；相应地，任何一个企业，本质上都有两大类股东：拥有实物初始资本的股东和拥有人力初始资本的股东组成。这样，在空间上任何一个企业本质上都是股份制企业；在层次上使股份制真正落实到实处，使之彻底化；在时间上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的统一，成为股份制的现代发展、经营权和所有权相互关系的现代发展的必然方向。这种完全的股份制是实物资本的保值增值和人力资本的保值增值相辅相成，股东、企业、员工相互关系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必要条件。
劳动力产权制度使股份制和科学管理得到有机结合
有的人认为股份制就是私有制，因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不是股份制而是科学管理。
然而，科学管理的核心是什么？是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而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关键是什么？是明确劳动力产权，建立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统一的企业治理机制。只有明确劳动力产权，建立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统一的企业治理机制，才能真正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才能切实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经营权中心同所有权相统一为核心的劳动力产权制度是股份制和科学管理两者的结合点，也是两者的共同本质。只有股份制和科学管理的有机结合，才有真正的股份制，也才有真正的科学管理。两者都必须以劳动力私有制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有机结合为基础和前提。
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最根本目标是建立完善劳动力产权制度
国有企业之所以一收就死，一放就乱，是因为不能处理好国企的财产所有权和法人所有权、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关系。这是国企改革的难点，也是改革的关键。只有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思想道德观念上确立经营权中心同所有权统一为核心的劳动力产权制度，在明确国有资产产权的同时，明确劳动力产权及其两者的相互关系，国有企业才能管而不死，放而不乱，国企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难点和关键才能迎刃而解。
有的人认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关键不是股份制，而是国有资本雇佣制或国有资金优先股权制。但细细推敲起来，这种观点只是变相承包制而已。其合理之处在于确保了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肯定了经营者的剩余分配权；其不合理之处在于不能真正做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因为，作为优先股的国有资产，或“雇佣”给劳动者经营的国有资产，其价值的量化评估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如果是长期的，那么国有资产将随着通货膨胀而贬值；如果是短期的，那么经营者则照样有可能使用各种手段，在下次评估前使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到自己腰包。而且因为有这种变相的承包，使这种“淘金”更能障人耳目。即使账面上或者实际上的“亏本”甚至“破产”，经营者拿什么东西来“赔偿”？如果没有，国有资本的优先股息或雇佣利率何以兑现？所谓的国有资产雇佣制和国有资金优先股权制，仍然只是国有资产的负亏不负盈机制。
现在占主导思想的国有企业股份制也是仅仅从实物资产或其货币化着眼。这种股份制即使能达到保值增值的目的，也是不彻底的。大量的因为种种原因只能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则不能用这种方法来股份化，也就不能通过股份制，确保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真正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益，以达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目的。
确立经营权中心同所有权统一为核心的劳动力产权制度，使国家股（国有资产）和私有股（劳动力产权）按合理的比率分红可以使企业在使用国有资本时认真考虑经济效益。如湖南省轻机厂的资产增效过程，通过确认企业法人产权的独立主体，实行资产有偿占用，报酬按效支付，形成了高效使用资产的动力，实现了节能降耗，提高了经济效益。这样，一方面使国家可以依国有资本参与由企业盈亏直接决定的企业收入剩余的分配，另一方面又可以使国家完全放手让企业自负盈亏，独立经营，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因而能够充分调动起来。
有一种观点认为，独立经营的企业总有办法让国有资本亏损，而私人资本获利，认为“只要采取适当措施便能消除国有资本收益跟企业盈亏挂钩与企业自负盈亏之间的矛盾”，只是“从良好的愿望出发，无视事理的幼稚想法”（刘恒中）。
我认为作为科学立论出发点的只能是必然性而不是偶然性，否则可以证明世界上任何一种观点是正确的。当国有资产产权不明确，法制和管理对于国有资产的流失无能为力时，国有资产的非法流失是必然的；当国有资产产权明确、而劳动力产权不明确，劳动者的积极性不能调动、法制和管理对“效益流失”无能为力时，国有资产的“合法”流失也是必然的。但是，当国有资产产权和劳动力产权两者都明确，国有资产的流失只能是由于法制不力管理不严造成，因而只能是偶然的。这种由于法制不力管理不严造成的资产流失，不但在产权不明确的体制下可以发生，而且在产权明确的私有制下也有可能发生。前几年《参考消息》报载由于用人不当、管理不严造成已233年高龄的巴林银行转眼间毁在一名年仅28岁的职员手里，就是一例。要避免这种偶然情况的发生，在任何制度下都只能通过加强法制严格管理来解决。
从逻辑和事实两方面来看，要真正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只有在建立经营权中心同所有权统一为核心的劳动力产权制度使股份制彻底化的基础上，加强管理和法制。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劳动力资本的保值增值在明确产权、建立劳动力产权制度、加强管理和法制的基础上，互为前提，互为因果，相辅相成。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评厉以宁的股份制理论
建立规范化的产权制度的中心环节，是建立完善的劳动力产权制度。劳动力产权制度是把社会主义股份制和资本主义股份制区别开来的根本标志。只有社会主义的股份制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只有社会主义的股份制理论才是具有创新性的股份制理论。
厉以宁的股份制理论认为：“中国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它揭示的是企业的资本结合形式，体现着企业的法律形式。就股份制企业自身的性质而言，它不具有特定的社会经济性质，也就没有姓‘社’姓‘资’的问题。股份制从其起源来看，既不是产生于资本主义，不是产生于社会主义，而早在古罗马时期就有了股份制的原始形态。”问题是，这种“早在古罗马时期就有了”的股份制原始形态，早在西方资本主义就已经成熟了的股份制与股份制理论，把它照搬到中国来造成工人下岗、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理论却能获得2009度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股份制没有姓“社”姓“资”的问题吗？NO!在中国推行股份制改革以来的实践证明，股份制有姓“社”姓“资”的问题，社会主义股份制与资本主义股份制有本质的区别；其本质区别不仅仅在于通常认为的抽象的谁控股的问题，而在于劳动者在企业中是否有主人翁的地位、劳动者的利益能否得到保障、国有资产能否保值增值的问题。使劳动者在股份制企业中有主人翁的地位、劳动者的利益能得到保障、在劳动者的监督下国有资产能保值增值的唯一的制度设计，就是劳动力产权制度。如果没有劳动力产权制度，公有控股只不过是提供了国有资产流失的通道。所以是否公有控股不是把社会主义股份制和资本主义股份制区别开来的根本标志。如果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是建立现代化的股份制企业制度，建立现代化的股份制企业制度的中心环节是建立规范化的产权制度，那么建立规范化的产权制度的中心环节，是建立完善的劳动力产权制度。劳动力产权制度是把社会主义股份制和资本主义股份制区别开来的根本标志。只有社会主义的股份制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只有社会主义的股份制理论才是具有创新性的股份制理论。
劳动力产权制度——社会主义的股份制的基础和核心
所谓产权，就是所有权。处置权、使用权、收益权，是产权的实现；权、责、利，是不同所有权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产权本身。所以劳动力产权就是劳动力的所有权。狭义的劳动力是指劳动者个人的劳动力；广义的劳动力包括人格化的企业法人劳动力和劳动者个人的劳动力。如果说，明确商品产权是商品交换、商品成为商品的前提，那么明确劳动力产权、明确劳动者对自身劳动力的所有权即劳动力私有权，则是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前提。
狭义的劳动力产权制度，就是狭义的劳动力的产权及其实现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同的劳动力产权及其实现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法律制度。广义的劳动力产权制度，就是广义的劳动力产权及其实现、不同劳动力产权及其实现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法律制度。劳动力产权，就是劳动者对自己劳动力的所有权。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劳动者即使丧失了任何物质生产资料，也是自己劳动力的主人，也是自己的“人力资本家”。一切财富都是劳动者创造的，只有真正建立劳动力产权制度，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劳动者才会逐步地由少到多占有物质生产资料，最终使每个人都成为占有物质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并形成共同富裕的“资产阶级”。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这些“资产阶级”也不得不“联合起来”。劳动者没有联合起来是私有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实行联合劳动了，就是个人所有基础上的共有。在公有制经济成分中建立劳动力产权制度，可以使公有制经济成分（包括国有独资企业）成为本质上的股份制企业，成为共有制的微观形式，从而使劳动人民同生产资料的结合更加紧密，从一个侧面解决公有制经济中的所有者空位和激励空缺问题，避免公有制资产的流失。所以共有制的基础和核心是劳动力产权制度；“民有、民管、民享”的原则是劳动力产权制度的基本原则。只有共有制才是真正的劳动人民占有生产资料，才是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同的经济基础。当然共有制必须随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完善。
劳动力产权制度使股份制成为完全意义上的股份制
如果我们把企业看成是一个系统，实物资产和劳动力是系统的两个基本要素（其中劳动者是主导性要素），那么企业法人产权就由两个方面的基本初始产权：实物初始产权和劳动力初始产权组成；相应地，任何一个企业，本质上都有两大类股东：拥有实物初始资本的股东和拥有人力初始资本的股东组成。这样，在空间上任何一个企业本质上都是股份制企业；在层次上使股份制真正落实到实处，使之彻底化；在时间上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的统一，成为股份制的现代发展、经营权和所有权相互关系的现代发展的必然方向。这种完全的股份制是实物资本的保值增值和人力资本的保值增值相辅相成，股东、企业、员工相互关系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必要条件。
劳动力产权制度使股份制和科学管理得到有机结合
有的人认为股份制就是私有制，因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不是股份制而是科学管理。
然而，科学管理的核心是什么？是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而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关键是什么？是明确劳动力产权，建立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统一的企业治理机制。只有明确劳动力产权，建立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统一的企业治理机制，才能真正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才能切实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经营权中心同所有权相统一为核心的劳动力产权制度是股份制和科学管理两者的结合点，也是两者的共同本质。只有股份制和科学管理的有机结合，才有真正的股份制，也才有真正的科学管理。两者都必须以劳动力私有制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有机结合为基础和前提。
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最根本目标是建立完善劳动力产权制度
国有企业之所以一收就死，一放就乱，是因为不能处理好国企的财产所有权和法人所有权、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关系。这是国企改革的难点，也是改革的关键。只有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思想道德观念上确立经营权中心同所有权统一为核心的劳动力产权制度，在明确国有资产产权的同时，明确劳动力产权及其两者的相互关系，国有企业才能管而不死，放而不乱，国企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难点和关键才能迎刃而解。
有的人认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关键不是股份制，而是国有资本雇佣制或国有资金优先股权制。但细细推敲起来，这种观点只是变相承包制而已。其合理之处在于确保了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肯定了经营者的剩余分配权；其不合理之处在于不能真正做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因为，作为优先股的国有资产，或“雇佣”给劳动者经营的国有资产，其价值的量化评估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如果是长期的，那么国有资产将随着通货膨胀而贬值；如果是短期的，那么经营者则照样有可能使用各种手段，在下次评估前使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到自己腰包。而且因为有这种变相的承包，使这种“淘金”更能障人耳目。即使账面上或者实际上的“亏本”甚至“破产”，经营者拿什么东西来“赔偿”？如果没有，国有资本的优先股息或雇佣利率何以兑现？所谓的国有资产雇佣制和国有资金优先股权制，仍然只是国有资产的负亏不负盈机制。
现在占主导思想的国有企业股份制也是仅仅从实物资产或其货币化着眼。这种股份制即使能达到保值增值的目的，也是不彻底的。大量的因为种种原因只能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则不能用这种方法来股份化，也就不能通过股份制，确保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真正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益，以达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目的。
确立经营权中心同所有权统一为核心的劳动力产权制度，使国家股（国有资产）和私有股（劳动力产权）按合理的比率分红可以使企业在使用国有资本时认真考虑经济效益。如湖南省轻机厂的资产增效过程，通过确认企业法人产权的独立主体，实行资产有偿占用，报酬按效支付，形成了高效使用资产的动力，实现了节能降耗，提高了经济效益。这样，一方面使国家可以依国有资本参与由企业盈亏直接决定的企业收入剩余的分配，另一方面又可以使国家完全放手让企业自负盈亏，独立经营，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因而能够充分调动起来。
有一种观点认为，独立经营的企业总有办法让国有资本亏损，而私人资本获利，认为“只要采取适当措施便能消除国有资本收益跟企业盈亏挂钩与企业自负盈亏之间的矛盾”，只是“从良好的愿望出发，无视事理的幼稚想法”（刘恒中）。
我认为作为科学立论出发点的只能是必然性而不是偶然性，否则可以证明世界上任何一种观点是正确的。当国有资产产权不明确，法制和管理对于国有资产的流失无能为力时，国有资产的非法流失是必然的；当国有资产产权明确、而劳动力产权不明确，劳动者的积极性不能调动、法制和管理对“效益流失”无能为力时，国有资产的“合法”流失也是必然的。但是，当国有资产产权和劳动力产权两者都明确，国有资产的流失只能是由于法制不力管理不严造成，因而只能是偶然的。这种由于法制不力管理不严造成的资产流失，不但在产权不明确的体制下可以发生，而且在产权明确的私有制下也有可能发生。前几年《参考消息》报载由于用人不当、管理不严造成已233年高龄的巴林银行转眼间毁在一名年仅28岁的职员手里，就是一例。要避免这种偶然情况的发生，在任何制度下都只能通过加强法制严格管理来解决。
从逻辑和事实两方面来看，要真正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只有在建立经营权中心同所有权统一为核心的劳动力产权制度使股份制彻底化的基础上，加强管理和法制。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劳动力资本的保值增值在明确产权、建立劳动力产权制度、加强管理和法制的基础上，互为前提，互为因果，相辅相成。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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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流经济学批判（13）——评茅于轼的土地成本观
[ 2011/06/28 09:05 | by admin ]
2011/06/28 09:05 | by admin ]
异化的土地成本观——茅于轼的土地成本观
茅于轼先生认为，“设保护耕地的红线是有成本的。有了红线就不能把耕地转换成城市建设用地，对城市建设是不利的。阻碍城市建设就是保护耕地红线的成本”。这是土地开发中的“外延成本观”。
用“外延成本观”来考察土地开发的成本，是土地成本观的异化。因为既然是土地“开发”的成本，那就应该是土地“开发”过程中所开支的成本，而不是占有土地所开支的成本。而茅先生的“保护耕地的红线是有成本的”中的成本、“阻碍城市建设就是保护耕地红线的成本”中的成本，则是占有土地、包括占有粮田的“成本”。这样的“成本”，同土地“开发”的“成本”之间，无论在概念上，还是在实际操作上都有本质的不同。
由于土地可以卖钱，各地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提高GDP数字，争相出卖好地。这是造成我国耕地面积急剧减少的根本原因。而大量的未开发土地，由于“开发”成本较大、售地价格不高，反而闲置、荒废，造成浪费。现在的所谓“房地产开发”，就是未开发的照样无人开发，已开发的重复开发、深度开发，把重复建设当开发。“开发”的结果不是使土地可再生，而是使土地被垄断；不是增加土地供应，而是反而减少土地供应。这种把良田拿去盖房子的败祖宗家产、断后代良仓的败家子行为却冠冕堂皇地贴上“开发”的标签，“开发”的结果是人为造成土地资源被垄断、土地资源枯竭、土地资源难以再生，是土地“开发”中的异化。
因此，消除土地“开发”中的异化，化解土地开发观中的悖论，不是靠取消保护耕地的红线，而是恰恰要靠保护耕地的红线。只有坚守保护耕地的红线，才能使“开发”回归本义，从而减少土地开发的社会成本；如果规划得好，也能减少开发商的企业成本。
在这里，不是要不要土地“开发”中的成本的问题，而是由谁来支付成本的问题——如果是以“开发”为名占用耕地，那么就是社会、民族、我们的子孙后代成本最大化，开发商成本最小化，而政府利益最大化；如果是真正的、内涵地开发土地，那么就是开发商成本最大化，政府利益最小化，而社会、民族、我们的子孙后代利益最大化。
土地可再生与不可再生的辩证法，决定了土地开发中的辩证关系，也决定了只有辩证地看待土地开发中的成本，才能实现土地开发中社会成本最小化与社会利益最大化，使土地成本观成为科学发展观的组成部分。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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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先生认为，“设保护耕地的红线是有成本的。有了红线就不能把耕地转换成城市建设用地，对城市建设是不利的。阻碍城市建设就是保护耕地红线的成本”。这是土地开发中的“外延成本观”。
用“外延成本观”来考察土地开发的成本，是土地成本观的异化。因为既然是土地“开发”的成本，那就应该是土地“开发”过程中所开支的成本，而不是占有土地所开支的成本。而茅先生的“保护耕地的红线是有成本的”中的成本、“阻碍城市建设就是保护耕地红线的成本”中的成本，则是占有土地、包括占有粮田的“成本”。这样的“成本”，同土地“开发”的“成本”之间，无论在概念上，还是在实际操作上都有本质的不同。
由于土地可以卖钱，各地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提高GDP数字，争相出卖好地。这是造成我国耕地面积急剧减少的根本原因。而大量的未开发土地，由于“开发”成本较大、售地价格不高，反而闲置、荒废，造成浪费。现在的所谓“房地产开发”，就是未开发的照样无人开发，已开发的重复开发、深度开发，把重复建设当开发。“开发”的结果不是使土地可再生，而是使土地被垄断；不是增加土地供应，而是反而减少土地供应。这种把良田拿去盖房子的败祖宗家产、断后代良仓的败家子行为却冠冕堂皇地贴上“开发”的标签，“开发”的结果是人为造成土地资源被垄断、土地资源枯竭、土地资源难以再生，是土地“开发”中的异化。
因此，消除土地“开发”中的异化，化解土地开发观中的悖论，不是靠取消保护耕地的红线，而是恰恰要靠保护耕地的红线。只有坚守保护耕地的红线，才能使“开发”回归本义，从而减少土地开发的社会成本；如果规划得好，也能减少开发商的企业成本。
在这里，不是要不要土地“开发”中的成本的问题，而是由谁来支付成本的问题——如果是以“开发”为名占用耕地，那么就是社会、民族、我们的子孙后代成本最大化，开发商成本最小化，而政府利益最大化；如果是真正的、内涵地开发土地，那么就是开发商成本最大化，政府利益最小化，而社会、民族、我们的子孙后代利益最大化。
土地可再生与不可再生的辩证法，决定了土地开发中的辩证关系，也决定了只有辩证地看待土地开发中的成本，才能实现土地开发中社会成本最小化与社会利益最大化，使土地成本观成为科学发展观的组成部分。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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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流经济学批判（12）——评钟朋荣“超额货币量形成的倒逼机制”
[ 2011/06/26 10:37 | by admin ]
2011/06/26 10:37 | by admin ]
钟朋荣在《中国通货膨胀研究》一书中提出了“超额货币量形成的倒逼机制”概念，来对我国经济中超额货币量形成与通货膨胀的特殊原因和特殊过程，进行了概括，分析了银行总得为填补企业的资金缺口发贷款的原因，认为在货币供给方不独立于货币需求方的情况下，要想真正“闸住”货币供给量，到头来也就只能由政府通过“指令”，强行约束各货币需求者的需求量；控制货币总量的有效办法，只能是“控制住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在这里，钟朋荣是把贷款增加与贷款膨胀划等号。众所周知，资本是能够带来比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如果所增加的贷款是运用于社会所必须的再生产项目，给社会带来更多的有效产品，那么所增加的贷款只会增加有效经济总量，相对减少社会货币量，并降低物价。认为仅仅增加贷款就必然会造成超额货币量形成，把“超额货币量形成”归因于所谓“倒逼机制”，是本末倒置。“超额货币量形成”的原因只能到经济增长方式即配置性经济增长方式中去寻找；正是配置型经济增长方式，或不分配置与再生、增长与发展的GDP增长方式，才使企业的贷款增加必然转变为贷款膨胀，“倒逼机制”才会形成“超额货币量”。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只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就可以看到，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的泡沫GDP，是供给不足、货币效率降低、超额货币量形成、通货通胀的根源。
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有效经济总量应为社会有效投入总量与社会有效产出总量之和，社会有效产出总量即社会有效供给总量。当货币总量增长速度超过有效经济总量增长速度时，货币效率降低、物价上涨。而货币总量增长速度超过有效经济总量增长速度的根源在于泡沫GDP——在GDP统计数据中，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以致造成有效供给不足。而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既有发展观、发展战略方面的原因，也有过度投机的因素。
发展观、发展战略方面的原因：以GDP数字作为考核各级政府官员的政绩指标，使各级政府官员千方百计、绞尽脑汁地要提高GDP数字（当然不是指在统计报表上弄虚作假），似乎只要全国13亿人每人花一万元买一张本科文凭（当然是正规院校的正规文凭，因而地下经济不在此列），国民经济总值就增加了13万亿元；以致造成配置型经济急速膨胀，无效经济总量大幅增长，使货币效率降低、物价上涨。
只知道个人利益最大化、奉行价格拜物教、不能从理论上区别“投资”与“投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支配下的发展观、发展战略，是过度投机的重要原因之一。过度投机的根源在于供给不足：绝对供给不足与相对供给不足，过度投机的结果又反过来造成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造成有效供给不足、超额货币量形成。
无论是哪一种原因造成有效供给不足，通货膨胀都不是所谓“增加贷款额度”造成，也不是“超额货币量形成的倒逼机制”造成；而由投机造成的“过热”，不是真正的“过热”，而只是病人的“发烧”；要退热不在于“紧缩”或减少贷款额度，而在于改变发展战略；通过宏观调控，提高经济主体性、再生型经济比重与改善经营环境，以增加产出，并不给投机及国际炒家以可趁之机。市场经济不是投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抑制投机。政府扶持创新-创造-创业，就是打破银行的垄断地位，抑制货币投机的必要手段；就是打破上市公司的垄断地位、抑制股市投机的必要手段；就是打破房地产公司的垄断地位、抑制房市投机的必要手段。政府扶持创新-创造-创业是抑制投机之本，加强监管、规范银行股市房市是末。如果不是以创新-创造-创业为本，那么所谓“加强监管”、控制贷款指标，只是强化银行垄断地位、使银行得以自由地大量寻租的手段。
降低物价、抑制通胀的根本措施是根本上改变发展战略，提高本国经济主体性，提高再生型经济比重。以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的泡沫GDP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本身就是一种泡沫经济；泡沫经济发展战略本身就是不可持续发展战略。通货膨胀是经济泡沫膨胀的结果；抑制通货膨胀不但要挤掉泡沫，而且要挖掉产生泡沫的根源——泡沫GDP。钟朋荣“超额货币量形成的倒逼机制”概念源于主流经济学通行的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只看数量不看质量的线性思维方式，仅仅消除“超额货币量形成的倒逼机制”不能从根本上抑制通胀。
抽象来看，“倒逼机制”是客观存在的，但绝非“超额货币量”形成的根本原因。只有配置型经济、GDP经济才是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有效经济总量应为社会有效投入总量与社会有效产出总量之和，社会有效产出总量即社会有效供给总量。当货币总量增长速度超过有效经济总量增长速度时，货币效率降低、物价上涨。而货币总量增长速度超过有效经济总量增长速度的根源在于泡沫GDP——在GDP统计数据中，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以致造成有效供给不足。而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既有发展观、发展战略方面的原因，也有过度投机的因素。
发展观、发展战略方面的原因：以GDP数字作为考核各级政府官员的政绩指标，使各级政府官员千方百计、绞尽脑汁地要提高GDP数字（当然不是指在统计报表上弄虚作假），似乎只要全国13亿人每人花一万元买一张本科文凭（当然是正规院校的正规文凭，因而地下经济不在此列），国民经济总值就增加了13万亿元；以致造成配置型经济急速膨胀，无效经济总量大幅增长，使货币效率降低、物价上涨。
只知道个人利益最大化、奉行价格拜物教、不能从理论上区别“投资”与“投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支配下的发展观、发展战略，是过度投机的重要原因之一。过度投机的根源在于供给不足：绝对供给不足与相对供给不足，过度投机的结果又反过来造成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造成有效供给不足、超额货币量形成。
无论是哪一种原因造成有效供给不足，通货膨胀都不是所谓“增加贷款额度”造成，也不是“超额货币量形成的倒逼机制”造成；而由投机造成的“过热”，不是真正的“过热”，而只是病人的“发烧”；要退热不在于“紧缩”或减少贷款额度，而在于改变发展战略；通过宏观调控，提高经济主体性、再生型经济比重与改善经营环境，以增加产出，并不给投机及国际炒家以可趁之机。市场经济不是投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抑制投机。政府扶持创新-创造-创业，就是打破银行的垄断地位，抑制货币投机的必要手段；就是打破上市公司的垄断地位、抑制股市投机的必要手段；就是打破房地产公司的垄断地位、抑制房市投机的必要手段。政府扶持创新-创造-创业是抑制投机之本，加强监管、规范银行股市房市是末。如果不是以创新-创造-创业为本，那么所谓“加强监管”、控制贷款指标，只是强化银行垄断地位、使银行得以自由地大量寻租的手段。
降低物价、抑制通胀的根本措施是根本上改变发展战略，提高本国经济主体性，提高再生型经济比重。以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的泡沫GDP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本身就是一种泡沫经济；泡沫经济发展战略本身就是不可持续发展战略。通货膨胀是经济泡沫膨胀的结果；抑制通货膨胀不但要挤掉泡沫，而且要挖掉产生泡沫的根源——泡沫GDP。钟朋荣“超额货币量形成的倒逼机制”概念源于主流经济学通行的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只看数量不看质量的线性思维方式，仅仅消除“超额货币量形成的倒逼机制”不能从根本上抑制通胀。
抽象来看，“倒逼机制”是客观存在的，但绝非“超额货币量”形成的根本原因。只有配置型经济、GDP经济才是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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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流经济学批判（11）——评林毅夫“比较优势论”
[ 2011/06/20 17:42 | by admin ]
2011/06/20 17:42 | by admin ]
林毅夫认为，“当一个国家劳动资源相对丰裕”，该国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这个国家遵循比较优 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其产品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低，可以作为资本积累的剩余量也就较大；“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并不会导致中国永远落后”， 相反会使我国资本快速积累。随着资源禀赋的变动，可以不断从国外引进现成而较先进的技术来达到技术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林毅夫教授“比较优势论”是我国要教育产业化不要国民创新体系、使中国沦为世界工厂的政策的理论基础之一。
要素禀赋不是静态的纯客体的，而是动态的、主客体共同决定的。在知识经济时代，要素禀赋、先天优势能否转变为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取决于人的主体性的发挥程度。
先天优势转变为比较优势要靠提升要素禀赋。提升要素禀赋使先天优势转变为比较优势是人的主体性发挥的微观体现。
一个国家的资源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个要素不是分离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低层次的要素固然是高层次的要素的基础，但低层次要素的质和量由高层次要素的质和量决定。一个国家的制度和组织程度、国民素质，可以决定低层次资源的开发和使用程度。这就是为什么总体上资本密集型国家会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总体上劳动密集型国家，会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根本原因。资源禀赋是劣势还是优势，不仅着眼于某个资源本身，而且要着眼于整个社会发展水平；是资本密集还是劳动密集，不是着眼于单个产品，还要着眼于社会组织化程度。国际贸易的基础固然是优势互补，但作为互补的优势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制约的。在资源禀赋观与国际贸易观上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线性思维方式的局限性。
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不是静态的纯客体的，而是动态的、主客体共同决定的。在这里，随着社会的发展，主体性的地位越来越高、作用越来越大。在知识经济时代，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将由主体来定义与定位。因此，离开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人的主体性发展的不同阶段，静态地、消极地看待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实际阻断了象我国这样目前来看资源贫乏国家、特别是贫穷国家的发展道路，使之消极地沦为“世界工厂”的地位，靠出卖廉价劳动力来糊口。所以，要把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同建设我国国民创新体系结合起来。如果仅仅从工业经济的眼光消极地、静态地、纯客体的角度去理解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问题，只能使穷的越穷、富的越富，使富国与穷国的两极分化现象更严重，使我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继续拉大。
社会的发展，先天的比较优势会越来越弱化，而后天比较优势则会越来越强化。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时代，比较优势取决于知识、制度与新科技产业中的核心技术。而恰恰是后者，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垄断，“你方唱罢我登场”是规律性的普遍现象西方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克歇尔、俄林、萨谬尔森等人的建立在“生产要素比例——生产要素密度原理”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原理，只适合于工业经济时期。在人类创业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同一个地方、同一种要素禀赋、同一种文化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在国际经济体系中也就有不同的地位。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的发展，可能要以西方“天人相分”为前提；而以相对论、量子为学为代表的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则恰恰需要以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为框架。在工业经济时代，也许东部平原地带更适合车水马龙；在生态创业时期，也许人们更需要西部山区的郁郁葱葱。我国劳动力密集的优势并非只能通过出口产品价格低廉来体现；植树造林、开发荒地也许更能产生生态生产力。“竞争力”这个时髦概念出现于自由竞争时期；然而就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层结构而言，“生产力”是个更重要的概念。以竞争力为核心，价格举足轻重；以生产力为窠臼，人的数量与质量更根本。不同的范式、不同的增长方式，决定不同的比较优势。在这里，是主体决定客体而非相反。
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要靠模式转轨。模式转轨使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是人的主体性发挥的宏观展开。
在16、17世纪以前的一、二千年间，中华文明曾经作为人类当时最鼎盛的文明，中华文明都占有主导地位。只是到了近代，中国逐渐衰弱，人类文明才由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西方世界独占鳌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成为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高级的经济形态。经济全球化时期，全球经济是一个巨型系统，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主体性，或有主体性而不参与全球化，都不能使自己处于同全球经济系统中其他要素的对称关系中，从而实现能量、信息、物质的交流与再生。而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主体性，使之在经济全球化中，使自己处于同经济全球化中其他要素的对称关系中，在全球经济重新洗牌中尽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利，从而实现跳跃式且可持续发展。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该自觉地顺应历史潮流，建立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统一、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统一的经济发展模式。以生产资料共有制为主导的经济制度、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制度，应该成为建立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统一、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统一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制度优势；中华民族固有的集体观念和协作精神优势，应该成为建立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统一、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统一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精神优势。只有这样，中华文明才会发挥自己的“先天优势”和“后发优势”，使自己重放光彩，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由盛而衰、又由衰而盛的文明。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要素禀赋不是静态的纯客体的，而是动态的、主客体共同决定的。在知识经济时代，要素禀赋、先天优势能否转变为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取决于人的主体性的发挥程度。
先天优势转变为比较优势要靠提升要素禀赋。提升要素禀赋使先天优势转变为比较优势是人的主体性发挥的微观体现。
一个国家的资源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个要素不是分离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低层次的要素固然是高层次的要素的基础，但低层次要素的质和量由高层次要素的质和量决定。一个国家的制度和组织程度、国民素质，可以决定低层次资源的开发和使用程度。这就是为什么总体上资本密集型国家会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总体上劳动密集型国家，会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根本原因。资源禀赋是劣势还是优势，不仅着眼于某个资源本身，而且要着眼于整个社会发展水平；是资本密集还是劳动密集，不是着眼于单个产品，还要着眼于社会组织化程度。国际贸易的基础固然是优势互补，但作为互补的优势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制约的。在资源禀赋观与国际贸易观上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线性思维方式的局限性。
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不是静态的纯客体的，而是动态的、主客体共同决定的。在这里，随着社会的发展，主体性的地位越来越高、作用越来越大。在知识经济时代，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将由主体来定义与定位。因此，离开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人的主体性发展的不同阶段，静态地、消极地看待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实际阻断了象我国这样目前来看资源贫乏国家、特别是贫穷国家的发展道路，使之消极地沦为“世界工厂”的地位，靠出卖廉价劳动力来糊口。所以，要把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同建设我国国民创新体系结合起来。如果仅仅从工业经济的眼光消极地、静态地、纯客体的角度去理解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问题，只能使穷的越穷、富的越富，使富国与穷国的两极分化现象更严重，使我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继续拉大。
社会的发展，先天的比较优势会越来越弱化，而后天比较优势则会越来越强化。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时代，比较优势取决于知识、制度与新科技产业中的核心技术。而恰恰是后者，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垄断，“你方唱罢我登场”是规律性的普遍现象西方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克歇尔、俄林、萨谬尔森等人的建立在“生产要素比例——生产要素密度原理”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原理，只适合于工业经济时期。在人类创业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同一个地方、同一种要素禀赋、同一种文化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在国际经济体系中也就有不同的地位。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的发展，可能要以西方“天人相分”为前提；而以相对论、量子为学为代表的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则恰恰需要以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为框架。在工业经济时代，也许东部平原地带更适合车水马龙；在生态创业时期，也许人们更需要西部山区的郁郁葱葱。我国劳动力密集的优势并非只能通过出口产品价格低廉来体现；植树造林、开发荒地也许更能产生生态生产力。“竞争力”这个时髦概念出现于自由竞争时期；然而就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层结构而言，“生产力”是个更重要的概念。以竞争力为核心，价格举足轻重；以生产力为窠臼，人的数量与质量更根本。不同的范式、不同的增长方式，决定不同的比较优势。在这里，是主体决定客体而非相反。
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要靠模式转轨。模式转轨使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是人的主体性发挥的宏观展开。
在16、17世纪以前的一、二千年间，中华文明曾经作为人类当时最鼎盛的文明，中华文明都占有主导地位。只是到了近代，中国逐渐衰弱，人类文明才由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西方世界独占鳌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成为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高级的经济形态。经济全球化时期，全球经济是一个巨型系统，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主体性，或有主体性而不参与全球化，都不能使自己处于同全球经济系统中其他要素的对称关系中，从而实现能量、信息、物质的交流与再生。而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主体性，使之在经济全球化中，使自己处于同经济全球化中其他要素的对称关系中，在全球经济重新洗牌中尽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利，从而实现跳跃式且可持续发展。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该自觉地顺应历史潮流，建立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统一、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统一的经济发展模式。以生产资料共有制为主导的经济制度、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制度，应该成为建立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统一、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统一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制度优势；中华民族固有的集体观念和协作精神优势，应该成为建立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统一、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统一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精神优势。只有这样，中华文明才会发挥自己的“先天优势”和“后发优势”，使自己重放光彩，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由盛而衰、又由衰而盛的文明。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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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流经济学批判（10）——评《华尔街电讯》评选 “中国十大经济学家”
[ 2011/06/15 22:35 | by admin ]
2011/06/15 22:35 | by admin ]
中国谁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
中国到底有没有合格的经济学家？评价的标准是什么?由《华尔街电讯》评选的 “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排行榜曾经在媒体上大吹大擂，问题是《华尔街电讯》有资格评选经济学家吗？《华尔街电讯》有资格评选中国谁是经济学家吗？《华尔街电讯》有资格评选中国谁是“著名”经济学家吗？《华尔街电讯》评选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家、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的标准有科学依据吗？《华尔街电讯》评选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家、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以美国毕业院校科系的排名、论文引用率的排名为依据，有科学依据吗？
经济学家是什么？
真正的经济学家是什么？
真正的著名经济学家是什么？
能否对全球性金融危机从经济学层面进行思考，是衡量一个经济学家是否真正的经济学家的标志之一。
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不同层面的思考说明，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有本质区别。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的本质区别在于：经济学家能通过思考把握金融现象后面的经济规律与经济本质，而金融学家做不到这一点。只看到全球性金融危机后面的投机因素，只看到投机的主观因素（阴谋论）和投机的客观因素（制度论），仅仅把金融危机归咎于金融衍生品过度投机使用、看不到金融危机背后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历史必然性，只能是金融学家而不能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与金融学家的本质区别说明：能成为哲学家不一定能成为经济学家，不能成为哲学家则肯定不能成为经济学家。经济学家首先是思想家。
思想家：发散思维与收敛思维的对称。思想家：逻辑思维与非逻辑思维的对称。思想家：科学家思维与艺术家思维的对称。思想家：灵感、顿悟，联想、想像，直观、直觉……的对称。思想家：真的思维-善的思维-美的思维的对称。
作为思想家的“经济学家”不但不是金融学家，而且也不是庸俗经济学家。作为思想家的经济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的区别：前者是大海，后者是沧海一粟。从经济学家身上，可以看出思想的力量、思想家的力量。而在庸俗经济学家身上，则只能看到钱的力量、价格的力量、GDP的力量。很难想象只会线性思维的人会是思想家。很难想象只会崇拜名人、权威的人会是思想家。很难想象只会照搬照套别人理论的人会是思想家。很难想象只会用别人的理论为别人的利益服务的人会是思想家。很难想象不是思想家的人会是经济学家。很难想象不是经济学家的人会是经济学家。
用思想家定位经济学家，就不能用数学家定位经济学家。用思想家定位经济学家，就不能用货币、金钱、价格、经济工匠定位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应该为经济体制转型、经济发展模式转轨提供理论依据、理论指导、理论预见；如果原有的经济学范式不能解释这种转型与转轨，那么这种转型与转轨则意味着提出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历史要求，作为经济学家就应该因势利导，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地建立与这种转型与转轨相对称的新的经济学范式，并建构相应的哲学范式。用西方经济学范式生搬硬套、牵强附会、削足适履地解析中国经济，在“左派”“右派”的中间地带寻找生存空间、“中左”“中右”“偏左”“偏右”乃至“先左后右”“左右摇摆”的游离中确立自身定位，是难以支撑“经济学家”、特别是转型与转轨时期“经济学家”这个头衔的。
从科学史的意义上，经济学家之所以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之所以高于经济学者，就在于他有自己的经济学范式。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来看，经济学家不仅能解释经济现象，而且能建构经济模式——先是理论建构，尔后现实建构。解释是建构的前提，建构是解释的完成。理论建构是现实建构的起点，现实建构是理论建构的归宿。只有解释而无建构，那么由于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对同一个经济现实的经济解释将会无限多样，并最终陷入盲人摸象，“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口水战中。这样的“经济解释”没有实际意义。
建构，是逻辑展开历史、空间展开时间的自然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体因素与客体因素是对称的。对中国改革开放从理论上进行系统的总结，将从个别上升一般、偶然体现必然，产生一般经济学、人类经济学，产生经济学家——真正的经济学家、著名经济学家。
著名经济学家是什么？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不同层面的思考说明，著名经济学家，就是名牌经济学家。名牌产品是高知名度、高资信度、高美誉度的统一。著名经济学家也是高知名度、高资信度、高美誉度的统一。
著名经济学家首先应该知名度高。但如果“著名”只是意味着高知名度，那也只能昙花一现、流星一闪。著名经济学家还应该有高资信度，必须有真才实学，有比其他经济学家更深层次的理论功底、更高原创度的理论体系。著名经济学家还应该人品高尚，著名经济学家的利益机制、道德机制与学者风范是统一的，著名经济学家更深层次的理论功底、更高原创度的理论体系建立在人类更一般利益的基础上。为富人说话、被富人捧红的经济学家，是炒作经济学家、“明星”经济学家、泡沫经济学家，而不是著名经济学家。
著名经济学家应该用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服务全人类，为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社会提供有说服力、有影响力的理论原理和可操作的经济模式；应该用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提高经济管理者的经济学素养，使他们按照经济活动的客观规律办事，而不是盲目碰运气。用先进的科学理论来指导经济的发展，使之后来居上，是转型国家著名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
衡量一个人是否著名经济学家的标准，只能是原创思想而不是头衔。由于不同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很难想象以旧范式为参照系制造出来的头衔，会套在新范式创造者的头上。所以，以头衔为“著名经济学家”的标准，本身是一个悖论。著名经济学家就是高知名度、高资信度、高美誉度的经济学家，不管他有没有头衔，不管他有没有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著名经济学家原创思想不是由发表论著的数量、出版载体的级别、论著被引用次数、被引用次数的排名、得过什么奖项决定，而是由理论的原创性本身决定。
原创，就是理论创新；理论创新，就是建构新理论；新理论，就是创新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创新性与系统性的统一、创新性与规范性的统一、创新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创新性与操作性的统一、创新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创新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创新性与主体性的统一的理论。原创理论的核心是创新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原创有建立了新的范式的“原创”和在原有范式里的“原创”。不管哪一种，所谓“原创”，都应该是理论的原创。原创不等于新观点、新解释、新政策、新方案、新模型，而是新理论。
原创有绝对原创与相对原创。绝对原创是以人类为参照系的原创，相对原创是以中国为参照系的“原创”。牛顿宇宙三大定律、爱因斯坦相对论、本人的对称经济学是以人类为参照系的原创，改革开发以来在中国出现的市场经济理论、股份制理论、私有化理论、市场化等于价格化理论、市场化等于产业化理论、国退民进理论是以中国为参照系的“原创”。以人类为参照系的原创是真正的、有科学史意义的原创，以中国为参照系的“原创”不是真正的原创，而只是忽悠我们这些乡下人的“原创”。
原创经济学理论，就是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同的公理、定理体系或
在原有的经济学范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同的定理体系。不同的公理或定理不可证伪的范围大小，决定原创的层次高低。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不同层面的思考说明：不同的理论参照系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而是分属于不同的层次；以不同的参照系为背景建立起来的经济学范式之间也不是并列的，而是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
不同层次的“原创”，产生不同层次的“经济学家”。
一级经济学家：用自己的原创基础理论构成人类经济认识发展史中的某个圆圈。
二级经济学家：用自己的原创基础理论构成人类经济认识发展某个圆圈中的某个环节。
三级经济学家：用自己的原创基础理论构成人类经济认识发展长河中的某个沙粒。
没有原创基础理论的，不能称为经济学家，不管他有什么头衔、作品、知名度。而著名经济学家，就是一级经济学家，起码是二级经济学家。如果是三级经济学家，那就是普通的经济学家，而不是什么“著名经济学家”。
经济学者：对经济学理论有一些自己的比较完整系统的看法，形成原创理论，但这些原创理论构不成原创基础理论。这些人不能称为“经济学家”，但可以称为经济学者。
经济学研究者：对经济现象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并形成论著，但这些看法和论著未形成新的体系，构不成原创理论。这些人不能称为“经济学者”，但可以称为经济学研究者。
经济学工作者：解析、宣传、传授、介绍、普及别人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观点，并运用这些理论和观点指导经济工作；开展社会调查、着手案例分析、进行经济研究、撰写经济报告、建构经济模型，发表一些属于“心得”、“札记”、政策分析、宏微观经济分析、经济热点问题分析或通俗读物层面的“论著”，踊跃参政议政，有的建议还形成经济政策。他们的工作为社会做出了贡献甚至重大贡献，但这些人只能称为经济学工作者或经济研究者，离经济学研究者尚有一定的差距，不能称为“经济学者”，更不能称为“经济学家”。遗憾的是，无论国际国内大部分的“经济学家”包括“著名经济学家”实际上只不过是经济学工作者。
当今中国谁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中国到底有没有合格的经济学家？评价的标准是什么?由《华尔街电讯》评选的 “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排行榜曾经在媒体上大吹大擂，问题是《华尔街电讯》有资格评选经济学家吗？《华尔街电讯》有资格评选中国谁是经济学家吗？《华尔街电讯》有资格评选中国谁是“著名”经济学家吗？《华尔街电讯》评选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家、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的标准有科学依据吗？《华尔街电讯》评选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家、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以美国毕业院校科系的排名、论文引用率的排名为依据，有科学依据吗？
经济学家是什么？
真正的经济学家是什么？
真正的著名经济学家是什么？
能否对全球性金融危机从经济学层面进行思考，是衡量一个经济学家是否真正的经济学家的标志之一。
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不同层面的思考说明，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有本质区别。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的本质区别在于：经济学家能通过思考把握金融现象后面的经济规律与经济本质，而金融学家做不到这一点。只看到全球性金融危机后面的投机因素，只看到投机的主观因素（阴谋论）和投机的客观因素（制度论），仅仅把金融危机归咎于金融衍生品过度投机使用、看不到金融危机背后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历史必然性，只能是金融学家而不能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与金融学家的本质区别说明：能成为哲学家不一定能成为经济学家，不能成为哲学家则肯定不能成为经济学家。经济学家首先是思想家。
思想家：发散思维与收敛思维的对称。思想家：逻辑思维与非逻辑思维的对称。思想家：科学家思维与艺术家思维的对称。思想家：灵感、顿悟，联想、想像，直观、直觉……的对称。思想家：真的思维-善的思维-美的思维的对称。
作为思想家的“经济学家”不但不是金融学家，而且也不是庸俗经济学家。作为思想家的经济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的区别：前者是大海，后者是沧海一粟。从经济学家身上，可以看出思想的力量、思想家的力量。而在庸俗经济学家身上，则只能看到钱的力量、价格的力量、GDP的力量。很难想象只会线性思维的人会是思想家。很难想象只会崇拜名人、权威的人会是思想家。很难想象只会照搬照套别人理论的人会是思想家。很难想象只会用别人的理论为别人的利益服务的人会是思想家。很难想象不是思想家的人会是经济学家。很难想象不是经济学家的人会是经济学家。
用思想家定位经济学家，就不能用数学家定位经济学家。用思想家定位经济学家，就不能用货币、金钱、价格、经济工匠定位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应该为经济体制转型、经济发展模式转轨提供理论依据、理论指导、理论预见；如果原有的经济学范式不能解释这种转型与转轨，那么这种转型与转轨则意味着提出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历史要求，作为经济学家就应该因势利导，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地建立与这种转型与转轨相对称的新的经济学范式，并建构相应的哲学范式。用西方经济学范式生搬硬套、牵强附会、削足适履地解析中国经济，在“左派”“右派”的中间地带寻找生存空间、“中左”“中右”“偏左”“偏右”乃至“先左后右”“左右摇摆”的游离中确立自身定位，是难以支撑“经济学家”、特别是转型与转轨时期“经济学家”这个头衔的。
从科学史的意义上，经济学家之所以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之所以高于经济学者，就在于他有自己的经济学范式。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来看，经济学家不仅能解释经济现象，而且能建构经济模式——先是理论建构，尔后现实建构。解释是建构的前提，建构是解释的完成。理论建构是现实建构的起点，现实建构是理论建构的归宿。只有解释而无建构，那么由于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对同一个经济现实的经济解释将会无限多样，并最终陷入盲人摸象，“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口水战中。这样的“经济解释”没有实际意义。
建构，是逻辑展开历史、空间展开时间的自然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体因素与客体因素是对称的。对中国改革开放从理论上进行系统的总结，将从个别上升一般、偶然体现必然，产生一般经济学、人类经济学，产生经济学家——真正的经济学家、著名经济学家。
著名经济学家是什么？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不同层面的思考说明，著名经济学家，就是名牌经济学家。名牌产品是高知名度、高资信度、高美誉度的统一。著名经济学家也是高知名度、高资信度、高美誉度的统一。
著名经济学家首先应该知名度高。但如果“著名”只是意味着高知名度，那也只能昙花一现、流星一闪。著名经济学家还应该有高资信度，必须有真才实学，有比其他经济学家更深层次的理论功底、更高原创度的理论体系。著名经济学家还应该人品高尚，著名经济学家的利益机制、道德机制与学者风范是统一的，著名经济学家更深层次的理论功底、更高原创度的理论体系建立在人类更一般利益的基础上。为富人说话、被富人捧红的经济学家，是炒作经济学家、“明星”经济学家、泡沫经济学家，而不是著名经济学家。
著名经济学家应该用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服务全人类，为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社会提供有说服力、有影响力的理论原理和可操作的经济模式；应该用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提高经济管理者的经济学素养，使他们按照经济活动的客观规律办事，而不是盲目碰运气。用先进的科学理论来指导经济的发展，使之后来居上，是转型国家著名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
衡量一个人是否著名经济学家的标准，只能是原创思想而不是头衔。由于不同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很难想象以旧范式为参照系制造出来的头衔，会套在新范式创造者的头上。所以，以头衔为“著名经济学家”的标准，本身是一个悖论。著名经济学家就是高知名度、高资信度、高美誉度的经济学家，不管他有没有头衔，不管他有没有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著名经济学家原创思想不是由发表论著的数量、出版载体的级别、论著被引用次数、被引用次数的排名、得过什么奖项决定，而是由理论的原创性本身决定。
原创，就是理论创新；理论创新，就是建构新理论；新理论，就是创新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创新性与系统性的统一、创新性与规范性的统一、创新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创新性与操作性的统一、创新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创新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创新性与主体性的统一的理论。原创理论的核心是创新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原创有建立了新的范式的“原创”和在原有范式里的“原创”。不管哪一种，所谓“原创”，都应该是理论的原创。原创不等于新观点、新解释、新政策、新方案、新模型，而是新理论。
原创有绝对原创与相对原创。绝对原创是以人类为参照系的原创，相对原创是以中国为参照系的“原创”。牛顿宇宙三大定律、爱因斯坦相对论、本人的对称经济学是以人类为参照系的原创，改革开发以来在中国出现的市场经济理论、股份制理论、私有化理论、市场化等于价格化理论、市场化等于产业化理论、国退民进理论是以中国为参照系的“原创”。以人类为参照系的原创是真正的、有科学史意义的原创，以中国为参照系的“原创”不是真正的原创，而只是忽悠我们这些乡下人的“原创”。
原创经济学理论，就是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同的公理、定理体系或
在原有的经济学范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同的定理体系。不同的公理或定理不可证伪的范围大小，决定原创的层次高低。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不同层面的思考说明：不同的理论参照系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而是分属于不同的层次；以不同的参照系为背景建立起来的经济学范式之间也不是并列的，而是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
不同层次的“原创”，产生不同层次的“经济学家”。
一级经济学家：用自己的原创基础理论构成人类经济认识发展史中的某个圆圈。
二级经济学家：用自己的原创基础理论构成人类经济认识发展某个圆圈中的某个环节。
三级经济学家：用自己的原创基础理论构成人类经济认识发展长河中的某个沙粒。
没有原创基础理论的，不能称为经济学家，不管他有什么头衔、作品、知名度。而著名经济学家，就是一级经济学家，起码是二级经济学家。如果是三级经济学家，那就是普通的经济学家，而不是什么“著名经济学家”。
经济学者：对经济学理论有一些自己的比较完整系统的看法，形成原创理论，但这些原创理论构不成原创基础理论。这些人不能称为“经济学家”，但可以称为经济学者。
经济学研究者：对经济现象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并形成论著，但这些看法和论著未形成新的体系，构不成原创理论。这些人不能称为“经济学者”，但可以称为经济学研究者。
经济学工作者：解析、宣传、传授、介绍、普及别人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观点，并运用这些理论和观点指导经济工作；开展社会调查、着手案例分析、进行经济研究、撰写经济报告、建构经济模型，发表一些属于“心得”、“札记”、政策分析、宏微观经济分析、经济热点问题分析或通俗读物层面的“论著”，踊跃参政议政，有的建议还形成经济政策。他们的工作为社会做出了贡献甚至重大贡献，但这些人只能称为经济学工作者或经济研究者，离经济学研究者尚有一定的差距，不能称为“经济学者”，更不能称为“经济学家”。遗憾的是，无论国际国内大部分的“经济学家”包括“著名经济学家”实际上只不过是经济学工作者。
当今中国谁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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