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流经济学批判（9）——评张维迎“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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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6/13 10:08 | by admin ]
2011/06/13 10:08 | by admin ]
一旦政治体制改革完成，真正形成政府法人人格化，不但可以用企业家定位国有企业管理者，而且可以用企业家来定位政府官员。
张维迎认为，由于政企分开的不可能性，所有权约束的无效性，解决经营者行为短期化的不可能，所以国有制下根本不可能有一支“有志实业，无意仕途”的职业化经理阶层。张先生把其概括为“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
张维迎“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其前提不成立，或者是把结论当前提。
国有企业要成为合格的市场经济主体，关键正在于国有企业人格化。国有企业人格化包括国有企业主体地位的确立、劳动力产权制度的建立、企业家阶层的形成。国有企业能否形成企业家阶层，关键在于国有企业能否人格化；国有企业能否人格化，关键在于政府法人能否人格化；政府法人能否人格化，关键在于政治体制改革能否成功。因此，要使国有企业成为合格的市场经济主体，使国有企业也能形成自身的企业家阶层，不是取消国有企业，而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一旦政治体制改革完成，真正形成政府法人人格化，不但可以用企业家定位国有企业管理者，而且可以用企业家来定位政府官员。韩国总统李明博不正是称自己为“CEO总统”吗？
一个经济学家给企业家下定义，为企业家划边界，取决于他所属的经济学范式。一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只能以私营企业为模本、以配置经济学为参照给企业家下定义、划边界；在他们看来只有能随心所欲处置资产、随心所欲兴风作浪、为利润最大化不择手段的“经济人”企业主，才可以称之为企业家。但从再生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企业家的本质，是具有较高的主体性、能通过自身创业和管理活动，使游资和其他生产要素以经营权为中心直接结合、更快更好地实现资源的优化再生与配置的经济主体。企业家的最本质特征是创业能力；至于在创业过程中所组织支配的生产要素的产权属性和产权结构，虽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企业家的价值取向、经营方向与管理方式，但这只是企业家的特殊性，同企业家之所以是企业家的本质没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所谓“国有制企业家不可能定理”，是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范式出发、把结论当前提的范式偏见。
至于现有的国有企业由于存在着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现象，使真正的企业家阶层难以形成，那是需要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而不是什么“不可能定理”。如果有问题就“不可能”，哪还要改革做什么？如果不改革，没有健全的市场体制，那么不但国有企业、而且私有企业也难以形成真正的企业家阶层。
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一方面主张经济体制改革可以离开政治体制改革来进行，另一方面却提出所谓“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是自相矛盾的悖论。这个“定理”缺乏公理前提。
可以说，国有企业改革是连接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承上启下的环节。经济体制改革的完成有赖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国有企业改革不成功，将拖住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后腿，使经济体制改革无法成功。因此，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以国有企业改革为接口，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互为前提、相辅相成。国有企业改革是否成功，是改革整体是否成功的综合标准。而改革，只能是一个整体；改革成功，只能是一个整体。
国有经济比重和一个国家的法制化程度成反比只是现象，政府法人没有人格化与民间一样享受国民待遇才是本质。而政府法人人格化、消除权贵市场经济本身只能通过民主法制建设来解决，而不是靠消除国有经济来解决。你不能让克林顿下台后不讲课，你不能让克林顿把巨额讲课费不拿去投资，你不能让克林顿利用他的高知名度和广泛的社会联系赚到更多的利润，但你可以通过法律制约他不出卖国家机密、不搞内线交易、不利用人际脉络搞权钱交易。权贵市场经济本质和要害不在于“权贵”，而在于人治。在健全的法制下，与其说是“权贵”，还不如说是“人贵”，克林顿的高额讲课费和姚明的高额出场费没有本质区别。政府法人人格化是二次改革的核心；只有政府法人人格化，才能在制度上保证劳动力产权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得以确立，使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得以确定，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真正建立。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张维迎认为，由于政企分开的不可能性，所有权约束的无效性，解决经营者行为短期化的不可能，所以国有制下根本不可能有一支“有志实业，无意仕途”的职业化经理阶层。张先生把其概括为“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
张维迎“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其前提不成立，或者是把结论当前提。
国有企业要成为合格的市场经济主体，关键正在于国有企业人格化。国有企业人格化包括国有企业主体地位的确立、劳动力产权制度的建立、企业家阶层的形成。国有企业能否形成企业家阶层，关键在于国有企业能否人格化；国有企业能否人格化，关键在于政府法人能否人格化；政府法人能否人格化，关键在于政治体制改革能否成功。因此，要使国有企业成为合格的市场经济主体，使国有企业也能形成自身的企业家阶层，不是取消国有企业，而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一旦政治体制改革完成，真正形成政府法人人格化，不但可以用企业家定位国有企业管理者，而且可以用企业家来定位政府官员。韩国总统李明博不正是称自己为“CEO总统”吗？
一个经济学家给企业家下定义，为企业家划边界，取决于他所属的经济学范式。一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只能以私营企业为模本、以配置经济学为参照给企业家下定义、划边界；在他们看来只有能随心所欲处置资产、随心所欲兴风作浪、为利润最大化不择手段的“经济人”企业主，才可以称之为企业家。但从再生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企业家的本质，是具有较高的主体性、能通过自身创业和管理活动，使游资和其他生产要素以经营权为中心直接结合、更快更好地实现资源的优化再生与配置的经济主体。企业家的最本质特征是创业能力；至于在创业过程中所组织支配的生产要素的产权属性和产权结构，虽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企业家的价值取向、经营方向与管理方式，但这只是企业家的特殊性，同企业家之所以是企业家的本质没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所谓“国有制企业家不可能定理”，是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范式出发、把结论当前提的范式偏见。
至于现有的国有企业由于存在着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现象，使真正的企业家阶层难以形成，那是需要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而不是什么“不可能定理”。如果有问题就“不可能”，哪还要改革做什么？如果不改革，没有健全的市场体制，那么不但国有企业、而且私有企业也难以形成真正的企业家阶层。
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一方面主张经济体制改革可以离开政治体制改革来进行，另一方面却提出所谓“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是自相矛盾的悖论。这个“定理”缺乏公理前提。
可以说，国有企业改革是连接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承上启下的环节。经济体制改革的完成有赖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国有企业改革不成功，将拖住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后腿，使经济体制改革无法成功。因此，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以国有企业改革为接口，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互为前提、相辅相成。国有企业改革是否成功，是改革整体是否成功的综合标准。而改革，只能是一个整体；改革成功，只能是一个整体。
国有经济比重和一个国家的法制化程度成反比只是现象，政府法人没有人格化与民间一样享受国民待遇才是本质。而政府法人人格化、消除权贵市场经济本身只能通过民主法制建设来解决，而不是靠消除国有经济来解决。你不能让克林顿下台后不讲课，你不能让克林顿把巨额讲课费不拿去投资，你不能让克林顿利用他的高知名度和广泛的社会联系赚到更多的利润，但你可以通过法律制约他不出卖国家机密、不搞内线交易、不利用人际脉络搞权钱交易。权贵市场经济本质和要害不在于“权贵”，而在于人治。在健全的法制下，与其说是“权贵”，还不如说是“人贵”，克林顿的高额讲课费和姚明的高额出场费没有本质区别。政府法人人格化是二次改革的核心；只有政府法人人格化，才能在制度上保证劳动力产权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得以确立，使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得以确定，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真正建立。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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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流经济学批判（8）——评主流经济学的唯科学主义
[ 2011/06/10 17:03 | by admin ]
2011/06/10 17:03 | by admin ]
唯科学主义主流经济学的毒害与破产
前段时间发生的腐败官员用钱买欢不成用钱抽打服务员嘴巴、烈女邓玉娇为了维护自己的贞洁与尊严而刺死腐败官员、当地政府为了掩盖事情真相而左支右绌欲盖弥彰从而激起民愤事件，典型地说明了唯科学主义主流经济学使金钱至上、道德沦丧、官场腐败、世风日下，是西方和平演变中国深层次的理论基础；虽然兵不血刃、润物无声，然而暗流汹涌、潜移默化，正在以加速度侵蚀我们民族的机体，危害我们国家的经济、政治与道德安全。而邓玉娇的修脚刀不仅修理了贪官的淫念与肉体，而且也修理了唯科学主义经济学的“科学”面纱。
在唯科学主义经济学的“科学经济观”以及用这种经济观武装自己大脑的一些政府官员看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价值不能换算成价格、没有什么东西是钱买不到的；如果人是理性的、正常的，就应该见钱眼开、完全利己；唯利是图金钱至上，应该是人的本性，也是GDP增长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什么理想，什么道德，什么诚信，通通都是伪科学，都是非理性的产物；为了什么贞洁脸面人格尊严而见钱不要、见大钱不要、见大把甚至大捆的钱不要的人都是必须用钱来抽打耳光促其清醒、必须送进精神病院清洗大脑使其与他们的“科学精神”保持一致的“精神病人”。他们推崇社会达尔文主义，推崇狼道；讲科学就不能讲道德，讲道德就不配来做现代“经济人”。
唯科学主义经济学的要害，是市场化改革、科学化经济学名义下的时空错位——用近代定位当代，用西方统 驭东方，用客体吞并主体，用洋人代替祖宗，用科学消解人性。早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就已经打出了民主与科学的两大旗帜。按唯科学主义者的说法，民主也是科学的组成部分，只要打一面旗帜就可以了，何必要打两面旗帜呢？打两面旗帜，简直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他们不理解社会发展的辩证法，也不懂历史发展的螺旋式。他们不懂历史。他们不懂中国的过去，不懂中国的现在，更不懂中国的未来。他们否认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可以把民族文化的传统优势转化为后发优势使中国后来居上。
在西方已经步入人性化管理的今天，唯科学主义经济学却主张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要步西方近代史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阶段，再经历一次血和泪的洗礼；他们认为，中国要重演近代史，要重头再来，要补资本主义的课，要成为西方资本榨取中国人民血汗的世界工厂。他们有一副典型的洋奴嘴脸。他们背祖忘宗，挑起了一次又一次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所谓“合法性危机”，从思维方式（“天人合一”）到哲学到宗教到历史到文学到中医到文字到民族象征；似乎只有西方文化是合法的，中国传统文化都是非法的；在用合法来代替“非法”的过程中全盘西化，在全盘西化过程中，他们在各个领域取而代之，取得领导权与话语霸权。
必须给唯科学主义经济学以迎头痛击。
经济学是否科学，应由实践来证明，而市场检验本身就是实践检验的有机组成部分。市场检验的前提是市场必须健全，健全的市场包括公平竞争与保护公平竞争的法制、道德、阳光透明的“显规则”。
实践证明：隐藏在唯科学主义经济学话语霸权后面的“科学观”就是线性观，他们的“经济发展观”就是线性发展观。在他们那里，腐败之所以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中国之所以只能做世界工厂，大量国有资产之所以可以容许流入少数人的腰包，女人肉体之所以可以也应该拿去换钱，是因为这是科学，是规律，是提高效率的需要，是帕累托最优的需要，是资源优化配置的需要，是GDP增长的需要！而公平？只是效率的补充，小菜一碟不值一提。
唯科学主义经济学打着科学的旗帜，通过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来否定中国的人文精神，使西方文化成为人类文化的正统与主流，西方经济学成为人类经济学的正统与主流，把中国文化贬低为迷信，磨灭中国人民的创造性，磨掉中国人民的人格尊严与民族尊严，使中国人民唯西方资本的马首是瞻，使中国成为西方的经济和文化的殖民地；是我国建立和谐经济、和谐社会的思想大敌。
邓玉娇事件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从邓玉娇本人的表现与事件背后汹涌的民意，可以看出，虽然经过自以为是、不可一世的“唯科学主义”主流经济学的长期肆虐、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刻意践踏，中华民族深层次的价值结构并未被瓦解，中国人民根深蒂固的伦理观念并未被泯灭，中国社会稳定的社会心理整体上并未被扭曲。这显示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顽强的生命力。这是中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中华民族希望的基础，是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的基础！
前段时间发生的腐败官员用钱买欢不成用钱抽打服务员嘴巴、烈女邓玉娇为了维护自己的贞洁与尊严而刺死腐败官员、当地政府为了掩盖事情真相而左支右绌欲盖弥彰从而激起民愤事件，典型地说明了唯科学主义主流经济学使金钱至上、道德沦丧、官场腐败、世风日下，是西方和平演变中国深层次的理论基础；虽然兵不血刃、润物无声，然而暗流汹涌、潜移默化，正在以加速度侵蚀我们民族的机体，危害我们国家的经济、政治与道德安全。而邓玉娇的修脚刀不仅修理了贪官的淫念与肉体，而且也修理了唯科学主义经济学的“科学”面纱。
在唯科学主义经济学的“科学经济观”以及用这种经济观武装自己大脑的一些政府官员看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价值不能换算成价格、没有什么东西是钱买不到的；如果人是理性的、正常的，就应该见钱眼开、完全利己；唯利是图金钱至上，应该是人的本性，也是GDP增长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什么理想，什么道德，什么诚信，通通都是伪科学，都是非理性的产物；为了什么贞洁脸面人格尊严而见钱不要、见大钱不要、见大把甚至大捆的钱不要的人都是必须用钱来抽打耳光促其清醒、必须送进精神病院清洗大脑使其与他们的“科学精神”保持一致的“精神病人”。他们推崇社会达尔文主义，推崇狼道；讲科学就不能讲道德，讲道德就不配来做现代“经济人”。
唯科学主义经济学的要害，是市场化改革、科学化经济学名义下的时空错位——用近代定位当代，用西方统 驭东方，用客体吞并主体，用洋人代替祖宗，用科学消解人性。早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就已经打出了民主与科学的两大旗帜。按唯科学主义者的说法，民主也是科学的组成部分，只要打一面旗帜就可以了，何必要打两面旗帜呢？打两面旗帜，简直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他们不理解社会发展的辩证法，也不懂历史发展的螺旋式。他们不懂历史。他们不懂中国的过去，不懂中国的现在，更不懂中国的未来。他们否认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可以把民族文化的传统优势转化为后发优势使中国后来居上。
在西方已经步入人性化管理的今天，唯科学主义经济学却主张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要步西方近代史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阶段，再经历一次血和泪的洗礼；他们认为，中国要重演近代史，要重头再来，要补资本主义的课，要成为西方资本榨取中国人民血汗的世界工厂。他们有一副典型的洋奴嘴脸。他们背祖忘宗，挑起了一次又一次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所谓“合法性危机”，从思维方式（“天人合一”）到哲学到宗教到历史到文学到中医到文字到民族象征；似乎只有西方文化是合法的，中国传统文化都是非法的；在用合法来代替“非法”的过程中全盘西化，在全盘西化过程中，他们在各个领域取而代之，取得领导权与话语霸权。
必须给唯科学主义经济学以迎头痛击。
经济学是否科学，应由实践来证明，而市场检验本身就是实践检验的有机组成部分。市场检验的前提是市场必须健全，健全的市场包括公平竞争与保护公平竞争的法制、道德、阳光透明的“显规则”。
实践证明：隐藏在唯科学主义经济学话语霸权后面的“科学观”就是线性观，他们的“经济发展观”就是线性发展观。在他们那里，腐败之所以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中国之所以只能做世界工厂，大量国有资产之所以可以容许流入少数人的腰包，女人肉体之所以可以也应该拿去换钱，是因为这是科学，是规律，是提高效率的需要，是帕累托最优的需要，是资源优化配置的需要，是GDP增长的需要！而公平？只是效率的补充，小菜一碟不值一提。
唯科学主义经济学打着科学的旗帜，通过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来否定中国的人文精神，使西方文化成为人类文化的正统与主流，西方经济学成为人类经济学的正统与主流，把中国文化贬低为迷信，磨灭中国人民的创造性，磨掉中国人民的人格尊严与民族尊严，使中国人民唯西方资本的马首是瞻，使中国成为西方的经济和文化的殖民地；是我国建立和谐经济、和谐社会的思想大敌。
邓玉娇事件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从邓玉娇本人的表现与事件背后汹涌的民意，可以看出，虽然经过自以为是、不可一世的“唯科学主义”主流经济学的长期肆虐、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刻意践踏，中华民族深层次的价值结构并未被瓦解，中国人民根深蒂固的伦理观念并未被泯灭，中国社会稳定的社会心理整体上并未被扭曲。这显示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顽强的生命力。这是中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中华民族希望的基础，是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的基础！
中国主流经济学批判（7）——评张五常价格决定论的“三招两式”
[ 2011/06/08 23:27 | by admin ]
2011/06/08 23:27 | by admin ]
邓玉娇的修脚刀与张五常的三两招
邓玉娇刀刃淫官这一突发事件，以极端典型的形式宣告了主流价格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脱节。邓玉娇的修脚刀表现出来的贞洁无价、尊严无价的烈女事迹，宣告了主流经济学“经济人”、“理性人”理论的破产，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张五常价格决定论的“三招两式”的破产。
“价格经济学”理论的要害：用经济学的实证性否定规范性，用经济人的经济利益否认道德价值。但“价格经济学”的“实证经济学”既不规范也不实证——“价格经济学”的金钱至上论既不规范也不实证——起码在邓玉娇的修脚刀面前得不到实践的证明，在邓玉娇事件排山倒海的舆论与民意面前得不到实践的证明。
什么是价格经济学的唯理性主义？邓贵大花钱买处、花钱买春、花钱买欢、花钱买身体、花钱买尊严是理性的，邓玉娇欣然接受、乖乖趴下、三呼官人、俯首就淫是理性的。钱多钱少、价格高低可以商量，但不为大把金钱所动、奋起反抗绝对是不正常、非理性的“精神病”人。司机撞倒了人，如果车下救人，赔偿数额大于把人压死，是非理性、非科学的；如果索性再来一下，二次碾压把人压死，其赔偿数额小于仅仅把人压伤，是理性的、科学的。有钱能使鬼推磨、小钱能使小鬼推磨大钱能使大鬼推磨，世间没有用钱办不到的事、世间没有不能用钱来估算其价值的事、世间没有不能用价格衡量其价值的事，这就是中国价格经济学家理性人、“经济人”的基本观点，也就是张五常“三招两式”的精粹。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走向人性化管理的今天，价格经济学家却鼓吹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要步入人家资本原始积累的血和泪的历史阶段，成为榨取中国人民血汗的世界工厂。
靠人民币币值低估来倾销以换取美元，是以降低劳动者的工资为前提、以降低质量为前提、以降低国内人民的生活水平为前提。把换取的美元又借给美国投机、投资、救市，是以降低本国发展速度为前提。
人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标是幸福，而人幸福与否不完全由金钱来决定；价值固然可以量化，但不完全是靠货币、靠由货币反映的GDP总值来量化，而是靠人的幸福程度来量化。金钱至上、价格核心是经济规律论与经济主体论对立的根源。
“主流经济学”宣称的可以用金钱衡量一切、可以用经济学解释一切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实际上是微观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还原论思维方式的“帝国主义”，是把人还原为经济人、把经济人还原为自私的人的“帝国主义”，是把社会归结于货币、把货币归结于价格、把价格归结于交易、把交易归结于产权的“帝国主义”，是把社会产业化、产业市场化、市场金钱化、一切向钱看的“帝国主义”，是把经济学庸俗化的“帝国主义”。
改革开放以后的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以金钱为代表的物质财富的增加；在这样的“经济学”的引导下，不是使财富成为人的手段，而是使人成为财富的手段；不是使经济发展成为人全面发展的手段，而是使人的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手段，从而使财富增长与经济发展越快，人越成为财富与经济的奴隶。所以，“财富悖论”的根源在于主流经济学的范式；解决这个悖论的根本途径，是改变主流经济学范式，以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经济学的核心机制。以价值机制为核心，可以把颠倒了的人和财富的关系再颠倒过来；使财富的增长、经济的发展成为人全面发展的手段。
邓玉娇的修脚刀告诉我们：“理性的”人并不仅仅为钱而存在，“理性的”社会不是只靠GDP增长取得发展。要把幸福确立为经济学的目标，就必须对经济学重新定义与定位。只有把主客体关系看成是基本的经济关系，才能把人的全面发展看成是经济发展的目标；只有把人的全面发展看成是经济发展的目标，才是真正科学的科学发展观。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邓玉娇刀刃淫官这一突发事件，以极端典型的形式宣告了主流价格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脱节。邓玉娇的修脚刀表现出来的贞洁无价、尊严无价的烈女事迹，宣告了主流经济学“经济人”、“理性人”理论的破产，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张五常价格决定论的“三招两式”的破产。
“价格经济学”理论的要害：用经济学的实证性否定规范性，用经济人的经济利益否认道德价值。但“价格经济学”的“实证经济学”既不规范也不实证——“价格经济学”的金钱至上论既不规范也不实证——起码在邓玉娇的修脚刀面前得不到实践的证明，在邓玉娇事件排山倒海的舆论与民意面前得不到实践的证明。
什么是价格经济学的唯理性主义？邓贵大花钱买处、花钱买春、花钱买欢、花钱买身体、花钱买尊严是理性的，邓玉娇欣然接受、乖乖趴下、三呼官人、俯首就淫是理性的。钱多钱少、价格高低可以商量，但不为大把金钱所动、奋起反抗绝对是不正常、非理性的“精神病”人。司机撞倒了人，如果车下救人，赔偿数额大于把人压死，是非理性、非科学的；如果索性再来一下，二次碾压把人压死，其赔偿数额小于仅仅把人压伤，是理性的、科学的。有钱能使鬼推磨、小钱能使小鬼推磨大钱能使大鬼推磨，世间没有用钱办不到的事、世间没有不能用钱来估算其价值的事、世间没有不能用价格衡量其价值的事，这就是中国价格经济学家理性人、“经济人”的基本观点，也就是张五常“三招两式”的精粹。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走向人性化管理的今天，价格经济学家却鼓吹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要步入人家资本原始积累的血和泪的历史阶段，成为榨取中国人民血汗的世界工厂。
靠人民币币值低估来倾销以换取美元，是以降低劳动者的工资为前提、以降低质量为前提、以降低国内人民的生活水平为前提。把换取的美元又借给美国投机、投资、救市，是以降低本国发展速度为前提。
人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标是幸福，而人幸福与否不完全由金钱来决定；价值固然可以量化，但不完全是靠货币、靠由货币反映的GDP总值来量化，而是靠人的幸福程度来量化。金钱至上、价格核心是经济规律论与经济主体论对立的根源。
“主流经济学”宣称的可以用金钱衡量一切、可以用经济学解释一切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实际上是微观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还原论思维方式的“帝国主义”，是把人还原为经济人、把经济人还原为自私的人的“帝国主义”，是把社会归结于货币、把货币归结于价格、把价格归结于交易、把交易归结于产权的“帝国主义”，是把社会产业化、产业市场化、市场金钱化、一切向钱看的“帝国主义”，是把经济学庸俗化的“帝国主义”。
改革开放以后的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以金钱为代表的物质财富的增加；在这样的“经济学”的引导下，不是使财富成为人的手段，而是使人成为财富的手段；不是使经济发展成为人全面发展的手段，而是使人的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手段，从而使财富增长与经济发展越快，人越成为财富与经济的奴隶。所以，“财富悖论”的根源在于主流经济学的范式；解决这个悖论的根本途径，是改变主流经济学范式，以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经济学的核心机制。以价值机制为核心，可以把颠倒了的人和财富的关系再颠倒过来；使财富的增长、经济的发展成为人全面发展的手段。
邓玉娇的修脚刀告诉我们：“理性的”人并不仅仅为钱而存在，“理性的”社会不是只靠GDP增长取得发展。要把幸福确立为经济学的目标，就必须对经济学重新定义与定位。只有把主客体关系看成是基本的经济关系，才能把人的全面发展看成是经济发展的目标；只有把人的全面发展看成是经济发展的目标，才是真正科学的科学发展观。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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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流经济学批判（6）——评陈志武宋鸿兵之争
[ 2011/06/07 08:59 | by admin ]
2011/06/07 08:59 | by admin ]
金融衍生品与金融危机——漫谈陈志武与宋鸿兵之争
金融属于经济系统的高端；金融衍生品的远期合约、套期保值、价格发现、信用约束、风险回避功能，说明市场越来越立体化、系统化、主体化、自觉化，市场的自发调节功能越来越让位于自觉调控。
金融衍生品本身是经济系统的整合器、经济系统功能的催化剂，而不是投机的工具。把金融衍生品当作投机工具而片面长足畸形发展，必将形成金融泡沫，而走向金融衍生品功能的反面。金融衍生品工具可以回避投资性风险，但不能回避投机性风险。由于它的融资杠杆作用，可以通过强化、扩大泡沫来扩大与强化投机风险。
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多样与多元化，同鼓励投机是两码事。不能把金融衍生品的套期保值、价格发现与风险逥避功能归功于投机。投机是配置经济学中“风险越大机会也越大”理论的产物，本身是强化风险、制造风险的催化剂，而不是逥避风险；这和本质上控制风险的金融衍生品创新在功能上是对立的。投机行为和金融衍生品功能相互抵消，是金融衍生品的异化，只能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宋鸿兵先生在《货币战争》1-2两本书中，正确地看到了金融危机背后的根源是投机，但他却把投机归咎于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功能，鼓吹要回到金本位、银本位，这不但如陈志武先生说的，是开错了药方，而且是开历史倒车。但陈志武先生在《金融的逻辑》一书中却把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功能仅仅定位为“人们可以按照自己一辈子的收入来安排消费和投资”，从而促进消费，促使“中国经济从目前的投资型驱动转为消费型驱动”，也同样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
金融衍生品是中性的，既可以拿来投机，也可以拿来投资。如果拿来投机，只能扩大风险、并产生多米诺骨牌连锁反应，产生经济危机。如果拿来投资，就可以回避、分散风险，通过杠杆原理以小博大、融通资金。是投机还是投资，要看它的根扎在投机还是投资上面。
要使金融衍生品工具发挥其稳定型经济的作用，避免其成为投机的工具，必须使其建立在再生型经济基础上。这就要求金融衍生品工具成为宏观调控的手段，成为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转化的环节，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是仅仅成为促进消费的手段。
如果说，宋鸿兵先生只看到金融危机背后的投机根源，陈志武先生也只看到投机根源背后的“制度结构”，即“金融化水平超出了制度架构所能支持的容量是危机爆发的原因。而这次危机的原因主要是交易链条过长、CDS市场太过分散等原因造成的”。他们一个更多地看到投机的主观因素（阴谋论），一个更多地看到投机的客观因素（制度论）；就他们二人都停留在把金融危机归咎于金融衍生品过度投机使用、都未看到金融危机背后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历史必然性来讲，他们二人的关系可以说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关系，没有本质的区别。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金融属于经济系统的高端；金融衍生品的远期合约、套期保值、价格发现、信用约束、风险回避功能，说明市场越来越立体化、系统化、主体化、自觉化，市场的自发调节功能越来越让位于自觉调控。
金融衍生品本身是经济系统的整合器、经济系统功能的催化剂，而不是投机的工具。把金融衍生品当作投机工具而片面长足畸形发展，必将形成金融泡沫，而走向金融衍生品功能的反面。金融衍生品工具可以回避投资性风险，但不能回避投机性风险。由于它的融资杠杆作用，可以通过强化、扩大泡沫来扩大与强化投机风险。
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多样与多元化，同鼓励投机是两码事。不能把金融衍生品的套期保值、价格发现与风险逥避功能归功于投机。投机是配置经济学中“风险越大机会也越大”理论的产物，本身是强化风险、制造风险的催化剂，而不是逥避风险；这和本质上控制风险的金融衍生品创新在功能上是对立的。投机行为和金融衍生品功能相互抵消，是金融衍生品的异化，只能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宋鸿兵先生在《货币战争》1-2两本书中，正确地看到了金融危机背后的根源是投机，但他却把投机归咎于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功能，鼓吹要回到金本位、银本位，这不但如陈志武先生说的，是开错了药方，而且是开历史倒车。但陈志武先生在《金融的逻辑》一书中却把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功能仅仅定位为“人们可以按照自己一辈子的收入来安排消费和投资”，从而促进消费，促使“中国经济从目前的投资型驱动转为消费型驱动”，也同样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
金融衍生品是中性的，既可以拿来投机，也可以拿来投资。如果拿来投机，只能扩大风险、并产生多米诺骨牌连锁反应，产生经济危机。如果拿来投资，就可以回避、分散风险，通过杠杆原理以小博大、融通资金。是投机还是投资，要看它的根扎在投机还是投资上面。
要使金融衍生品工具发挥其稳定型经济的作用，避免其成为投机的工具，必须使其建立在再生型经济基础上。这就要求金融衍生品工具成为宏观调控的手段，成为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转化的环节，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是仅仅成为促进消费的手段。
如果说，宋鸿兵先生只看到金融危机背后的投机根源，陈志武先生也只看到投机根源背后的“制度结构”，即“金融化水平超出了制度架构所能支持的容量是危机爆发的原因。而这次危机的原因主要是交易链条过长、CDS市场太过分散等原因造成的”。他们一个更多地看到投机的主观因素（阴谋论），一个更多地看到投机的客观因素（制度论）；就他们二人都停留在把金融危机归咎于金融衍生品过度投机使用、都未看到金融危机背后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历史必然性来讲，他们二人的关系可以说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关系，没有本质的区别。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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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流经济学批判（5）——评张五常的“中国医改市场化”
[ 2011/05/31 22:30 | by admin ]
2011/05/31 22:30 | by admin ]
医疗产业化与“GDP异化”——评张五常“鼓励市场专业分化是中国医改的主要出路”
如果说，邓玉娇事件的背景是性产业化的“暗流汹涌”，那么大量假冒伪劣药品和医患事故发生的背景则是医疗产业化的“一江春水”。而无论是性产业化还是医疗产业化，其始作俑者都是新自由经济学家和他们自鸣得意的价格经济学、GDP增长观。正好像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提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我们可爱的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一切领域归GDP”的口号。
一切领域归GDP的基础，就是把一切领域都拿去产业化。张五常在“鼓励市场专业分化是中国医改的主要出路”一文中把医疗专业分工和“市场化”（实质就是“价格化”）结合起来，就是从微观机制上彻底实现中国医疗的产业化。这是他新自由经济学、价格经济学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思想本质的必然表现。
医疗产业化和性产业化一样，虽然都是GDP增长的可观的数据源，然而都会导致GDP异化。
什么是GDP异化？
靠减少耕地、环境污染、口袋经济，百姓生命、健康、创新能力和整体素质为代价来换取GDP数字增长，为官员提高政绩往上爬提供台阶打基础，就是GDP异化；GDP提高并没有同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相反却总体上降低人民生活水平，就是GDP异化。GDP异化，就是为了GDP数字增长而把社会所有领域都拿去“产业化”，以致造成整个社会价值体系崩溃，使社会法制缺失、诚信丧失，坑蒙拐骗横行、假冒伪劣充斥。GDP异化，就是口袋GDP、污染GDP、腐败GDP、愚民GDP、风气败坏GDP、侵犯人权GDP。这样的GDP本来就不是什么改革的成果，当然也就谈不上为人民所分享。
所谓“GDP异化”，就是GDP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背离、财富增加与人的幸福的对立。
出卖耕地，是在社会财富不增反减的情况下增加GDP;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币市泡沫、汇市泡沫，是在个人财富不增反减的情况下增加GDP。“GDP异化”还包括资源滥采乱挖使大量资源荒废对资源开发的异化，教育产业化演变成文凭产业化、学历泡沫化、学术行政化及其对国民整体素质、国民创新能力、国民创新体系的异化，营养品保健品内含有毒元素对国民健康的异化，司法部门也搞产业化为 “创收”而造成系统腐败、系列“窝案”对社会公正保障体系的异化，等等。
由于医患之间、药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医疗产业化必然造成无病要养、小病大养、假冒伪劣药品横行的局面，造成个人财富不增反减的情况下增加GDP，甚至使医疗成为压在低收入者头上的一座大山，使不少人因看不起病而延误医治。医疗本来是治病的，因为被“产业化”后，医院、医生、医药使人没病变成有病、小病变成大病，从而造成医院、医生、医药异化。事实证明：医疗只能作为社会福利的公共品而由政府支出，其只能靠社会价值机制来调节而不能靠价格机制来调节。医疗只能在绿色GDP中实现“产业化”，而不能在价格GDP中实现产业化。在价格GDP中实现医疗产业化只能造成医疗异化、GDP异化。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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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邓玉娇事件的背景是性产业化的“暗流汹涌”，那么大量假冒伪劣药品和医患事故发生的背景则是医疗产业化的“一江春水”。而无论是性产业化还是医疗产业化，其始作俑者都是新自由经济学家和他们自鸣得意的价格经济学、GDP增长观。正好像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提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我们可爱的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一切领域归GDP”的口号。
一切领域归GDP的基础，就是把一切领域都拿去产业化。张五常在“鼓励市场专业分化是中国医改的主要出路”一文中把医疗专业分工和“市场化”（实质就是“价格化”）结合起来，就是从微观机制上彻底实现中国医疗的产业化。这是他新自由经济学、价格经济学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思想本质的必然表现。
医疗产业化和性产业化一样，虽然都是GDP增长的可观的数据源，然而都会导致GDP异化。
什么是GDP异化？
靠减少耕地、环境污染、口袋经济，百姓生命、健康、创新能力和整体素质为代价来换取GDP数字增长，为官员提高政绩往上爬提供台阶打基础，就是GDP异化；GDP提高并没有同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相反却总体上降低人民生活水平，就是GDP异化。GDP异化，就是为了GDP数字增长而把社会所有领域都拿去“产业化”，以致造成整个社会价值体系崩溃，使社会法制缺失、诚信丧失，坑蒙拐骗横行、假冒伪劣充斥。GDP异化，就是口袋GDP、污染GDP、腐败GDP、愚民GDP、风气败坏GDP、侵犯人权GDP。这样的GDP本来就不是什么改革的成果，当然也就谈不上为人民所分享。
所谓“GDP异化”，就是GDP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背离、财富增加与人的幸福的对立。
出卖耕地，是在社会财富不增反减的情况下增加GDP;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币市泡沫、汇市泡沫，是在个人财富不增反减的情况下增加GDP。“GDP异化”还包括资源滥采乱挖使大量资源荒废对资源开发的异化，教育产业化演变成文凭产业化、学历泡沫化、学术行政化及其对国民整体素质、国民创新能力、国民创新体系的异化，营养品保健品内含有毒元素对国民健康的异化，司法部门也搞产业化为 “创收”而造成系统腐败、系列“窝案”对社会公正保障体系的异化，等等。
由于医患之间、药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医疗产业化必然造成无病要养、小病大养、假冒伪劣药品横行的局面，造成个人财富不增反减的情况下增加GDP，甚至使医疗成为压在低收入者头上的一座大山，使不少人因看不起病而延误医治。医疗本来是治病的，因为被“产业化”后，医院、医生、医药使人没病变成有病、小病变成大病，从而造成医院、医生、医药异化。事实证明：医疗只能作为社会福利的公共品而由政府支出，其只能靠社会价值机制来调节而不能靠价格机制来调节。医疗只能在绿色GDP中实现“产业化”，而不能在价格GDP中实现产业化。在价格GDP中实现医疗产业化只能造成医疗异化、GDP异化。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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