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页: 243/304 第一页 上页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下页 最后页 [ 显示模式: 摘要 | 列表 ]
    马克思建立在一般均衡理论基础上的“价格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的“价值规律”,既没有得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证明,也没有得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实践的证明,只不过倒可以成为投机行为的理论依据。根据“价格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的这一一般均衡理论的原理,价格和价值一致是偶然的,价格和价值不一致是必然的,因此投机、垄断、哄抬物价等均是正常行为;投机是零和博弈,今天从市场上赚到的 “不义之财”,明天会还给市场;投机者总体上只是从中赚得一种冒险的刺激与娱乐,而对社会总体上不但无害而且还会促进市场车轮的运转。但我们一旦发现,市场经济价格本来反映价值;价格反映价值是常态,价格背离价值是非常态,那么就会发现人为造成价格与价值背离的投机就和赌博一样,对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害无益。而且投机者也不是什么零和博弈,而是负和博弈;他们通过兴风作浪、空手套白狼,从社会套走的真金白银,不可能从其他途径以其他方式回报社会。如果说他们的所得同社会的所失相抵,那对于他们来讲是正和,对于社会来讲是负和。如果说,这样的零和博弈可以增加GDP的总量,那么这样的 GDP总量增加对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无关。这说明:《资本论》的理论基础仍然是价格经济学;而以价格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要么是计划体制的传统社会主义,要么通过改革开放演变成名义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资本主义。以价格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是社会主义的悖论。科学社会主义只能以价值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社会主义、真正属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只能以价值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重建以价值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逻辑,也是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这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论是理论基础还是社会发展的阶段,都有本质的不同。因此中国的市场经济不需要、也不可能得到西方的承认。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中国经济解释与重建》,该书近日已由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
      一般均衡理论是配置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消极的理论,产生于小商品经济时期。那时人们的需求结构简单、生产规模狭小、可再生资源有限,可再生生产能力与人的主体性发挥的空间太小、生产与消费之间容易“失衡”;一旦“失衡”,就会出现所谓经济危机。马克思的两大部类生产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出来的经典的一般均衡理论。然而到了真正社会化大生产——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所有的“均衡点”(包括生产与消费)均已不复存在;人的需求结构的变化带来的需求的无限性,生产结构的变化带来生产发展的无限性,决定了主客体之间只有主体主导的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而无静态的均衡。此时只有结构调整问题而无均衡问题。“经济过热论”及其理论基础一般均衡理论都已过时,再秉持这种理论只能损害可持续发展。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中国经济解释与重建》,该书近日已由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
      以配置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为参照系解决不了就业问题。因为均衡是消极的、低层次的,因而很容易出现所谓的“过热”状态。只有对称,才是积极的、高层次的,可以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方法论依据。
      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情况下,只要有非自愿失业存在,就不存在“经济过热”问题,都说明生产潜力未被充分发挥。生产潜力没有充分发挥的根源在于宏观调控。政府有责任安排每个人就业,除了自愿失业。不应该把解决就业问题的责任推给企业。就业,就个人和企业来讲,是微观经济问题;但开辟就业渠道,在于宏观经济,在于政府的宏观调控。首先要在理论和政策上抛弃“过热”观念。把失业问题归因于经济过热,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产物,理论基础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在它们的配置经济学范式中,只有“均衡”没有“对称”、只有“就业”没有“创业”,就业和可持续发展之间永远不兼容,只好把理论解决不了的“就业悖论”归咎于“过热”。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中国经济解释与重建》,该书近日已由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
    一般均衡理论只有实证意义没有规范意义;而缺乏规范意义的经济学,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不可操作。只有再生经济学才是规范经济学,而规范意味着对称而非意味着均衡;西方经济学“菲利普斯曲线”、“IS-LM模型”、“IS-LM模型+菲利普斯曲线”等一般均衡模型虽有对现实的经济关系进行抽象的正确因素,但由于在该模型中不仅价格是刚性的,而且所有的比例关系(包括生产内部、生产与消费、消费关系、交换关系)都是刚性的,这不但不能解释诸如通货膨胀等偶然因素的变化,而且不能解释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储蓄和投资、需求与供给(包括货币需求与供给)、价值与价格、产品价格与成本价格、货币工资增长率与失业率相互关系的必然性变化。这种静态的、消极的“一般均衡”的数字模型,只有“经济学橱窗”意义,没有实际可操作性。如果说,根据菲利普斯曲线,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只是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进行权衡,只能用高通货膨胀来换取高就业,则是对政策的误导,并在实践中造成严重恶果。“IS-LM模型+菲利普斯曲线”失灵的根本原因,不仅仅是所谓人的“理性预期”, 而是增长方式转变;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之所以能做到低通胀与高就业并存,也正在于新的历史时期,市场经济主体化的发展,要求政府宏观调控本身是新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在环节。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中国经济解释与重建》,该书近日已由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
    要区别“调控”与“干预”这两个概念。“调控”是积极的,“干预”是消极的。一般均衡理论由于把经济活动看成只是物和物的相互关系,政府不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所以只有“干预”没有“调控”。把政府“调控”定位于“干预”,正好像把“对策”定位于“博弈”一样,错误的结论已经包含在前提之中。对政府宏观调控的定位错误,是引起“要不要”政府宏观调控的争论的根源。把政府宏观调控定位于消极的“干预”,由于本质上本能解决经济失衡问题,所以只好走向另一个极端,只能取消政府宏观调控。而另一方面,经济周期波动又似乎确实离不开政府的力量;在特定条件下,政府“干预”又确实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这时宏观经济学又占了上风,凯恩斯主义与自由主义相互交替,说明二者都有、也都只有片面的真理。
    为了使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转变成“昙花一现”的“干预”,把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制度化是必要的;只有通过制度化的凝固作用,才会使积极的财政政策成为政府稳定的行为方式;只有积极的财政政策成为市场经济的稳定环节,才能对人的理性预期产生积极的导向,从而对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的导向。控制经济学与市场经济是一致的,规范经济学与市场经济是一致的,必须用规范的方法把握经济世界。与政府“干预”性质不同的政府宏观“调控”只能以对称经济学为理论基础。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对称经济学》,该书近日已由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
分页: 243/304 第一页 上页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下页 最后页 [ 显示模式: 摘要 | 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