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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需求”与“总供给”是货币经济学范畴;只有抽象的货币经济学,才有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或者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说法;而在对称经济学看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存在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或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情况。只有结构失衡而造成的局部供求失衡。只有货币经济学才会把质上的失衡抽象化为量上的失衡。而在对称经济学看来,只要要素与结构对称了,就不存在总量失衡问题。“总供给”与“总需求”这个概念只有抽象的意义,而没有具体的意义。“总量失衡”是个虚幻的问题,建立在“总量失衡”这个虚幻问题基础上的“经济过热论”只是心动,而非风动,更非旛动。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中国经济解释与重建》,该书近日已由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
     国有企业存在的合理性,在于打破垄断,而不是制造垄断;在于杜绝垄断造成的投机,而不是通过垄断扩大投机;在于杜绝垄断和投机消除两极分化,而不是通过垄断和投机与民争利,扩大两极分化。而要使国有企业合理定位,就必须以价值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以价格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国有企业只能唯利是图。通过政府权力制造的垄断和投机比不受节制的、私有化基础上的完全竞争的、无政府主义的垄断和投机,在使国富民穷、衙富民穷、两极分化方面力度更大,后果也更可怕。所以社会主义国家要正确坚持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避免在市场化改革中国有企业由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演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就必须用价值经济学代替价格经济学,作为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中国经济解释与重建》,该书近日已由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源于把效率看成目标,公平看成手段;公平和效率的目的和手段关系的颠倒,源于以价格为核心的传统经济学。以金钱为经济、经济学的目标,效率是目的,公平只是手段;以幸福为经济和经济学为目标,公平是目的,效率只是手段。以价格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无法以价值(使用价值)为调节供给与需求的核心,从而使生产目的与手段、理论与实践脱节。资本主义讲效率不讲效益,传统社会主义讲效益不讲效率,转型、改革是二者的扬弃,使二者各自扬长避短,从而充分发挥二者的优势。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以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但另一方面,就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由于存在着两极分化,而且两极分化是分配不公、起点与过程不平等引起的,也即由腐败引起的,所以存在着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因素。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对称经济学》,该书近日已由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
    西方经济学的所谓“理性”只是偏狭的理性——仅仅从价格经济学角度理解理性。从价格经济学角度理解的非理性,从价值经济学角度来理解却恰恰是理性。花六块钱的汽油费去买5块钱的商品,从价格(货币)的角度来看是非理性的,然而却是实现价值的必须手段,因而是理性的。从汽油费和商品价格的相关性可以看出,发达的工业社会,市场已经越来越立体化了;商品交易已经不是简单的价格关系,而是包括各种复杂的价值转换过程的综合体;价格关系只不过是复杂的商品交易关系中的一个环节。把简单的价格换算关系说成是理性,把除价格关系以外的关系说成是非理性,是把简单的、平面的商品交换关系的思维方式移植到具体的工业市场经济与知识市场经济,是思维方式与时代要求的不对称。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对称经济学》,该书近日已由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
      如果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是价格机制,那么“完全的市场经济”与“完全放开价格”二者间就能划等号。完全竞争意味着无序竞争,无序竞争意味着垄断产生,打着完全竞争旗号的价格垄断,是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之一。垄断产生意味着不充分竞争。要充分竞争就必须控制垄断。完全的市场经济=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能否放开价格,要看放开的是什么价格。如果是平等竞争的价格,当然应该放开;如果是垄断价格,则应当禁止。不加限制地讲完全竞争、放开价格,是为哄抬价格、通货膨胀开绿灯。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中国经济解释与重建》,该书近日已由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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