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园：http://www.witpark.com/article/4/5609.html
陈世清 2009-08-12 14:48
标签：区域品牌 品牌经济 品牌
(1)建名牌政府
智慧经济时代，名牌经营是企业经营活动的最高层次；提高名牌竞争力是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名牌国际化，是企业国际化的根本途径。名牌经营规范化、系统化、国际化，是迎合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迫切要求。名牌经营的高层性、系统性、规范性、国际性，要求国家和各地政府成为各地推进名牌战略的主角。名牌五度空间模式，确立了名牌政府在名牌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只有充分发挥各地政府的领导作用，才能创造出名牌成长的良好的社会环境，才能在经济全局中发挥名牌效应，才能用名牌文化带动名牌地区，用名牌地区带动名牌产业，用名牌产业带动名牌企业，用名牌企业带动名牌产品，用名牌的国际化带动经济的国际化。名牌五度空间的模式为名牌实践由名牌产品、名牌企业升级到名牌地区、名牌政府，提供了操作方法的制高点。
(2)树名牌地区
目前，名牌理论不科学，名牌经营不规范，名牌企业少，产品档次低，企业规模小，制约了中国企业名牌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根据名牌五度空间模式，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在各省选择一个经济总量最大、经济密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领导班子最有力、名牌潜力最深厚的地区，培植成名牌地区，再来带动其他层次的名牌经营，就是跳出长期以来培植名牌的线性思维方式，自觉运用时间、空间、层次相互转化的系统运作模式，通过现代信息手段和自上而下的运作，使之在短期内树立国际名牌，弥补国际化竞争中中国的先天不足部分。
(3)创名牌产业
生态农业是把现代科技同传统农业结合起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新型农业模式。传统农业是人类一次创业的起点，生态农业是人类二次创业的起点。中国一方面是落后的农业大国，另一方面，真正的比较完整的生态农业的理论与技术却是源于中国。人类二次创业，对于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自觉运用“名牌五度空间”模式中名牌产业的地位和作用的规律，把生态农业作为中国名牌产业来重点发展，我们将化劣势为优势，化挑战为机遇，使中国在人类二次创业中后来居上。由于农业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培植生态农业这一名牌产业，应当得到政府的扶持。
名牌政府主导名牌地区，名牌地区主导名牌产业，名牌产业主导名牌企业，名牌企业主导名牌产品。以生态农业为基础，以生态创业为主线，把市场占有率的扩大同示范、引导实践主体按美的规律来造型有机结合起来，把经济效益同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结合起来，把中国特殊国情同人类二次创业的必然要求有机结合起来，就是名牌五度空间的实践模式及其功能。其中，名牌地区和名牌产业成为名牌政府与名牌企业之间的中间环节，使名牌的宏观环境成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纽带和缓冲带，既发挥了政府在地区推进名牌战略中的主导作用，又避免了政府行政手段对企业微观经济行为的直接于预；既提高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又保证了产业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使政府功能和市场功能、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宏观经济环境和微观经济行为最佳结合，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从而为中国迎接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科学的制度设计、制度安排与制度保证。
西方经济学为什么不能解析中国经济
[
2009/08/16 08:39 | by admin ]
2009/08/16 08:39 | by admin ]
之所以经济学界普遍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经济，是因为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与其说是例外，还不如说是经济发展五度空间模式的典型，只有用五度空间的思维方式才能与经济发展的典型现实相对称。
西方的线性思维方式同经济复杂系统之间本来就不对称，同转型中的中国经济更是风马牛不相及。西方经济学家在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时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思维方式同客观现实的不对称。
西方经济学的主体性和逻辑性是对立的。有逻辑则无主体、有主体则无逻辑，是西方经济学基本思维方式带来的悖论。西方经济学的线性思维方式，使其内容和形式、观点和方法、理论和实际不对称，整体上滞后于西方经济的发展，不能解释、指导经济的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更是一种误导。西方经济学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它们的思维方式只能是线性的、直观的，因而一叶障目，不可能辩证地把握中国改革历史走向。在新的与知识经济相对称的经济学范式面前，它们只能自形羞惭，退出历史舞台。
西方的线性思维方式同经济复杂系统之间本来就不对称，同转型中的中国经济更是风马牛不相及。西方经济学家在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时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思维方式同客观现实的不对称。
西方经济学的主体性和逻辑性是对立的。有逻辑则无主体、有主体则无逻辑，是西方经济学基本思维方式带来的悖论。西方经济学的线性思维方式，使其内容和形式、观点和方法、理论和实际不对称，整体上滞后于西方经济的发展，不能解释、指导经济的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更是一种误导。西方经济学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它们的思维方式只能是线性的、直观的，因而一叶障目，不可能辩证地把握中国改革历史走向。在新的与知识经济相对称的经济学范式面前，它们只能自形羞惭，退出历史舞台。
人民网 ：县域经济与对称经济
[ 2009/08/14 18:29 | by admin ]
2009/08/14 18:29 | by admin ]
陈世清：县域经济与对称经济
人民网 http://theory.people.com.cn/GB/9802884.html
县域经济是一种特殊的区域经济，是典型的空间经济、层次经济、时间经济的对称统一。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纽带——承上启下、前后逢源的纽带，是区域链、创业链、再生链、产业链的纽带，是一次创业向二次创业转化、城市化向“反城市化”转化的纽带，是绿色经济的纽带。发展县域经济——城乡结合部经济是农业与工业不对称、农村与城市不对称、农民与城市人口国民待遇不对称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强化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是国民经济、县域经济对称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本质要求。
定位县域经济、县域经济中国家宏观调控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前提，是正确的经济学范式。要用对称经济学而非新自由主义的制度经济学、价值经济学而非价格经济学、知识经济学而非物质经济学、再生经济学而非配置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而非增长经济学、幸福经济学而非货币经济学、福利经济学而非GDP经济学的眼光，来看县域经济、县域经济中国家宏观调控的地位和作用。
县域经济：农业与工业相对称的结合部
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充分的市场经济；充分的市场经济，就是对称的市场经济。只有农业与工业的对称发展，才有可持续发展。农业与工业的不对称发展，农业与工业的差距太大，将会拖工业的后腿。这是被各国的经济发展所证明了的。而知识经济增长方式与工业经济增长方式在增长路径上面的不同点，就在于工业经济的增长路径是单向度的，而知识经济的增长路径是双向度的、对称的。这种对称，严格意义上不是什么工业反哺农业，而是知识经济的重新洗牌——工业与农业发展不对称的洗牌，通过洗牌使不对称走向对称。而县域经济，是工业与农业重新洗牌使二者由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交接点。以县域经济为平台和纽带的知识经济的横向重新洗牌为落后国家提供了后来居上的机会，以县域经济为平台和纽带的知识经济的纵向的重新洗牌则为农业的发展水平与工业的发展水平持平提供了契机。通过建立知识农业、建设知识农村、培养知识农民，农业将成为与工业相辅相成的一极，而县域经济则使工业与农业两极相逢，使之相辅相成、调剂补缺，使工业与农业从不对称走向对称。
县域经济作为农业与工业相对称的结合部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县域经济：农村城市化与城市农村化相对称的结合部
城市化不等于集市化，集约化生产也并非集中化生产。知识、资本密集和劳动力分散互为前提，相辅相成。知识经济的城市化和工业经济的城市化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在某种意义上，知识经济时代的城市化相当于工业经济时代的“反城市化”。“反城市化”不是“返朴归真”，而是对农村和城市的扬弃，是历史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知识经济是农村和城市双向发展、相互融合、消除差别的过程，知识经济的双向度的、对称的增长路径是农村城市化与城市农村化。县域经济是农村和城市双向发展、相互融合、消除差别的枢纽，是农村城市化与城市农村化的结合部。
县域经济：国家宏观调控与微观经济活力相对称的结合部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经济发展的不对称（“不均衡”）是相对的，对称（“均衡”）是绝对的。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恰恰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农业与工业、城市与农村的不对称状态（城乡差距）中，必须通过宏观调控使之逐步对称，而不是用所谓的“不均衡分析法”使之合理化、凝固化。在对称经济学——国家宏观调控与微观经济活力相对称的经济学看来，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解决“三农”问题，是从县域经济入手。城乡一体化的基础是县域经济，县域经济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发展城乡统一的市场体系、使农村享受和城市同等国民待遇、消除城乡差别的平台。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和国家宏观调控的交接点，是国家宏观调控与微观经济活力相对称的承上启下的桥梁。
应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
按照对称经济学原理、国家宏观调控与微观经济活力相对称的定理，根据目前中国农村发展的近乎无序状态，必须提高县域经济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加强对农村发展的宏观调控。
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可以为农村市场化改革提供基本的制度保证。目前从执政党和国家政策可以决定土地承包期长短来看，在事实上国家拥有土地所有权，而农民包括其村社集体组织并不拥有事实上的所有权。农村土地所有权这种理论（含法律）和事实之间的不对称，使农村土地产权处于模糊状态。而市场经济的基础和前提之一，是产权明确；所谓产权明确就是明确产权主体与产权边界。首先是明确产权主体。产权主体无非是个人、集体、股份制、国有制。鉴于我国历史原因和社会制度，土地分给个人的土地私有制根本不可能。而股份制的前提是私有制，土地私有制不可能，土地股份制也就不可能。由于村社集体组织的临时性、可变性，所以由村社集体组织作为产权主体，将造成主体不确定、主体缺位。只有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才能做到土地产权主体明确，使农村土地成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中适格的基础。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可以在加快市场化改革、搞活微观经济、搞活农村微观经济的同时，保证我们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避免土地流转化演变成土地私有化、变相私有化、土地资本化，避免土地资本化造成的“圈地运动”使农民流民化、赤贫化，根除中国几千年来因土地私有、土地兼并引起两极分化、朝代更迭的源头。土地是国民经济命脉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可以增强整个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
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有利于农村的基本建设。农村的基本建设，包括信息化建设与知识化建设。前者主要指信息高速公路，后者主要指农民的文化素质提高。这两方面只有政府投入才有可能做到。政府所要做的，是在把土地全部国有化的同时，投资农村城镇化必须的基础设施（主要是信息高速公路与交通、水利、水电、学校、医疗保健设施）建设，并通过小额货款，扶持农村创业工程。加大国家宏观调控力度，使农村土地使用纳入国家宏调的一盘棋中，以实现整体规划。通过加大对农村基本建设的投资力度和农村创业工程的扶持力度，提高土地和农村劳力的效率，解决农村大量的实际失业问题。
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有利于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统一土地产权归宿是统一管理的前提，统一管理是规范管理的前提，规范管理是有效管理的前提。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为严格控制土地实用，避免扩大土地经营权演变成官商勾结的新一轮圈地运动、新一轮两极分化的源头提供行政保障。
实际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农民承包使用的制度，不但对于农民产权有名无实，对于集体来讲，土地所有权也十分虚弱。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的农村土地虚弱的产权“主体”在地方政府面前处于弱者的地位。为了使自己能转干、提拔，不少农村干部迎合上级行政领导的口味，采取强制手段强迫农民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甚至随意改变土地用途，使农村滥用土地、耕地、良田近乎失控。如果促使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出台，这种情形肯定会更严重。产权模糊与产权主体弱势地位的结合，使农村土地产权主体虚化。只有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才能避免农村土地双轨制、土地承包经营权扩大造成的农村土地产权主体缺位、人为扩大寻租空间而造成监管缺失、耕地流失，从根本上改革征地制度，完善征地程序，从长远、全局考虑，科学、合理、节约、集约、可再生用地，保护与扩大耕地规模，使保护耕地的措施和农村城镇化、农业工业化进程统一起来。
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还有利于促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促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有利于用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式来组织农业生产，促进农业产业化、扩大生产规模与提高机械化程度、提高技术更新换代的速度、提高土地产出率。
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可以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取消户籍、房产双轨制；建立覆盖农村的公共品服务体系、公共财政制度、有利农民自主创业的直接投融资体制与创业服务体系，在农村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与城市一样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低保体系与公费医疗体系。
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可以使国富与民富相对称。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完全价格竞争理论，按目前的粮食价格，农田拿去种田生产商品粮是次优选择或非优选择，只有拿去搞房地产开发才是“帕累托最优”、效率最大化，也即他们所谓的“优化配置”；除非农产品涨价到农田产粮收益与盖商品房收益持平。新自由主义制度经济学家总是把使用权与所有权混为一谈；按他们固有的思维方式，他们毫无疑问会把新一轮农村改革、扩大农村土地经营权政策解读成土地私有化。因此，他们会认为新一轮农村改革刚好是为他们上述理论在实践中推广扫清政策障碍。在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支配下，在地方政府利益驱动、官商勾结、有组织的威逼利诱下，无组织、低文化农民的所谓“自愿”将只是政策制定者的一厢情愿，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不可避免，农田将被逐步地、然而却是快速地蚕食，我国耕地面积将进一步急剧减少，从而违背国家政策的初衷。县域经济也是地方政府和自然资源的结合地，政府行政权力与自然资源的结合主要就是通过县域经济来实现。如果政府利用自身对自然资源、行政资源、政策资源的垄断，谋取政府的垄断利益，将造成国富民穷。如果地方政府利用自身对当地自然资源、行政资源、土政策资源的垄断，谋取当地政府的垄断利益，造成的将是“衙富民穷”。贫困县建豪华政府办公大楼、为党政干部批建别墅区等现象，说明必须把县域政府权力寻租和“衙富民穷”问题摆上理论议事日程。目前最大的政府权力寻租是县域“GDP寻租”，即县域地方政府为了制造GDP政绩而利用行政权力大搞口袋经济学，以设置关卡、增加税费、环境污染、增加企业经营成本、当地老百姓总体生活水平下降为代价，换取县域GDP数字提高与官员政绩提高；最大的“衙富民穷”是县域地方政府通过诸如城市户口身份和买房挂钩等手段，把自然资源行政垄断与政策资源行政垄断相结合，鼓励和支持高价卖房来高价卖地，通过高价卖地来使老百姓的储蓄转变成县域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县域政府之所以热衷房地产业，把其极力鼓吹成支柱产业，就因为房地产业是地方财政收入与政府GDP政绩的最大租源。只有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才能堵塞此类由理论偏差引发的政策漏洞，杜绝两极分化的源头，使国富与民富对称。因此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不但没有违背对称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而且正是对称经济学的本质要求。
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强化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不是只有省直管县这一个环节，而是土地国有化、税收再生化、财政投融资、户口统一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基层民主与法制建设等一系列配套措施组成的系统工程，是整个国家有效宏观调控的“全息元”，也是真正有效提高政府执政能力的落脚点。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提高了，政府是否应该成为市场必要环节的问题，就可以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迎刃而解，市场原教旨主义就自然而然破产。从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来看，问题的焦点不在于政府应该不应该成为市场的环节，而在于政府怎样才能成为市场的环节，政府怎样做才对市场最有利。
人民网 http://theory.people.com.cn/GB/9802884.html
县域经济是一种特殊的区域经济，是典型的空间经济、层次经济、时间经济的对称统一。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纽带——承上启下、前后逢源的纽带，是区域链、创业链、再生链、产业链的纽带，是一次创业向二次创业转化、城市化向“反城市化”转化的纽带，是绿色经济的纽带。发展县域经济——城乡结合部经济是农业与工业不对称、农村与城市不对称、农民与城市人口国民待遇不对称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强化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是国民经济、县域经济对称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本质要求。
定位县域经济、县域经济中国家宏观调控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前提，是正确的经济学范式。要用对称经济学而非新自由主义的制度经济学、价值经济学而非价格经济学、知识经济学而非物质经济学、再生经济学而非配置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而非增长经济学、幸福经济学而非货币经济学、福利经济学而非GDP经济学的眼光，来看县域经济、县域经济中国家宏观调控的地位和作用。
县域经济：农业与工业相对称的结合部
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充分的市场经济；充分的市场经济，就是对称的市场经济。只有农业与工业的对称发展，才有可持续发展。农业与工业的不对称发展，农业与工业的差距太大，将会拖工业的后腿。这是被各国的经济发展所证明了的。而知识经济增长方式与工业经济增长方式在增长路径上面的不同点，就在于工业经济的增长路径是单向度的，而知识经济的增长路径是双向度的、对称的。这种对称，严格意义上不是什么工业反哺农业，而是知识经济的重新洗牌——工业与农业发展不对称的洗牌，通过洗牌使不对称走向对称。而县域经济，是工业与农业重新洗牌使二者由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交接点。以县域经济为平台和纽带的知识经济的横向重新洗牌为落后国家提供了后来居上的机会，以县域经济为平台和纽带的知识经济的纵向的重新洗牌则为农业的发展水平与工业的发展水平持平提供了契机。通过建立知识农业、建设知识农村、培养知识农民，农业将成为与工业相辅相成的一极，而县域经济则使工业与农业两极相逢，使之相辅相成、调剂补缺，使工业与农业从不对称走向对称。
县域经济作为农业与工业相对称的结合部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县域经济：农村城市化与城市农村化相对称的结合部
城市化不等于集市化，集约化生产也并非集中化生产。知识、资本密集和劳动力分散互为前提，相辅相成。知识经济的城市化和工业经济的城市化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在某种意义上，知识经济时代的城市化相当于工业经济时代的“反城市化”。“反城市化”不是“返朴归真”，而是对农村和城市的扬弃，是历史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知识经济是农村和城市双向发展、相互融合、消除差别的过程，知识经济的双向度的、对称的增长路径是农村城市化与城市农村化。县域经济是农村和城市双向发展、相互融合、消除差别的枢纽，是农村城市化与城市农村化的结合部。
县域经济：国家宏观调控与微观经济活力相对称的结合部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经济发展的不对称（“不均衡”）是相对的，对称（“均衡”）是绝对的。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恰恰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农业与工业、城市与农村的不对称状态（城乡差距）中，必须通过宏观调控使之逐步对称，而不是用所谓的“不均衡分析法”使之合理化、凝固化。在对称经济学——国家宏观调控与微观经济活力相对称的经济学看来，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解决“三农”问题，是从县域经济入手。城乡一体化的基础是县域经济，县域经济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发展城乡统一的市场体系、使农村享受和城市同等国民待遇、消除城乡差别的平台。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和国家宏观调控的交接点，是国家宏观调控与微观经济活力相对称的承上启下的桥梁。
应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
按照对称经济学原理、国家宏观调控与微观经济活力相对称的定理，根据目前中国农村发展的近乎无序状态，必须提高县域经济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加强对农村发展的宏观调控。
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可以为农村市场化改革提供基本的制度保证。目前从执政党和国家政策可以决定土地承包期长短来看，在事实上国家拥有土地所有权，而农民包括其村社集体组织并不拥有事实上的所有权。农村土地所有权这种理论（含法律）和事实之间的不对称，使农村土地产权处于模糊状态。而市场经济的基础和前提之一，是产权明确；所谓产权明确就是明确产权主体与产权边界。首先是明确产权主体。产权主体无非是个人、集体、股份制、国有制。鉴于我国历史原因和社会制度，土地分给个人的土地私有制根本不可能。而股份制的前提是私有制，土地私有制不可能，土地股份制也就不可能。由于村社集体组织的临时性、可变性，所以由村社集体组织作为产权主体，将造成主体不确定、主体缺位。只有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才能做到土地产权主体明确，使农村土地成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中适格的基础。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可以在加快市场化改革、搞活微观经济、搞活农村微观经济的同时，保证我们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避免土地流转化演变成土地私有化、变相私有化、土地资本化，避免土地资本化造成的“圈地运动”使农民流民化、赤贫化，根除中国几千年来因土地私有、土地兼并引起两极分化、朝代更迭的源头。土地是国民经济命脉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可以增强整个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
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有利于农村的基本建设。农村的基本建设，包括信息化建设与知识化建设。前者主要指信息高速公路，后者主要指农民的文化素质提高。这两方面只有政府投入才有可能做到。政府所要做的，是在把土地全部国有化的同时，投资农村城镇化必须的基础设施（主要是信息高速公路与交通、水利、水电、学校、医疗保健设施）建设，并通过小额货款，扶持农村创业工程。加大国家宏观调控力度，使农村土地使用纳入国家宏调的一盘棋中，以实现整体规划。通过加大对农村基本建设的投资力度和农村创业工程的扶持力度，提高土地和农村劳力的效率，解决农村大量的实际失业问题。
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有利于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统一土地产权归宿是统一管理的前提，统一管理是规范管理的前提，规范管理是有效管理的前提。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为严格控制土地实用，避免扩大土地经营权演变成官商勾结的新一轮圈地运动、新一轮两极分化的源头提供行政保障。
实际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农民承包使用的制度，不但对于农民产权有名无实，对于集体来讲，土地所有权也十分虚弱。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的农村土地虚弱的产权“主体”在地方政府面前处于弱者的地位。为了使自己能转干、提拔，不少农村干部迎合上级行政领导的口味，采取强制手段强迫农民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甚至随意改变土地用途，使农村滥用土地、耕地、良田近乎失控。如果促使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出台，这种情形肯定会更严重。产权模糊与产权主体弱势地位的结合，使农村土地产权主体虚化。只有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才能避免农村土地双轨制、土地承包经营权扩大造成的农村土地产权主体缺位、人为扩大寻租空间而造成监管缺失、耕地流失，从根本上改革征地制度，完善征地程序，从长远、全局考虑，科学、合理、节约、集约、可再生用地，保护与扩大耕地规模，使保护耕地的措施和农村城镇化、农业工业化进程统一起来。
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还有利于促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促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有利于用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式来组织农业生产，促进农业产业化、扩大生产规模与提高机械化程度、提高技术更新换代的速度、提高土地产出率。
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可以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取消户籍、房产双轨制；建立覆盖农村的公共品服务体系、公共财政制度、有利农民自主创业的直接投融资体制与创业服务体系，在农村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与城市一样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低保体系与公费医疗体系。
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可以使国富与民富相对称。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完全价格竞争理论，按目前的粮食价格，农田拿去种田生产商品粮是次优选择或非优选择，只有拿去搞房地产开发才是“帕累托最优”、效率最大化，也即他们所谓的“优化配置”；除非农产品涨价到农田产粮收益与盖商品房收益持平。新自由主义制度经济学家总是把使用权与所有权混为一谈；按他们固有的思维方式，他们毫无疑问会把新一轮农村改革、扩大农村土地经营权政策解读成土地私有化。因此，他们会认为新一轮农村改革刚好是为他们上述理论在实践中推广扫清政策障碍。在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支配下，在地方政府利益驱动、官商勾结、有组织的威逼利诱下，无组织、低文化农民的所谓“自愿”将只是政策制定者的一厢情愿，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不可避免，农田将被逐步地、然而却是快速地蚕食，我国耕地面积将进一步急剧减少，从而违背国家政策的初衷。县域经济也是地方政府和自然资源的结合地，政府行政权力与自然资源的结合主要就是通过县域经济来实现。如果政府利用自身对自然资源、行政资源、政策资源的垄断，谋取政府的垄断利益，将造成国富民穷。如果地方政府利用自身对当地自然资源、行政资源、土政策资源的垄断，谋取当地政府的垄断利益，造成的将是“衙富民穷”。贫困县建豪华政府办公大楼、为党政干部批建别墅区等现象，说明必须把县域政府权力寻租和“衙富民穷”问题摆上理论议事日程。目前最大的政府权力寻租是县域“GDP寻租”，即县域地方政府为了制造GDP政绩而利用行政权力大搞口袋经济学，以设置关卡、增加税费、环境污染、增加企业经营成本、当地老百姓总体生活水平下降为代价，换取县域GDP数字提高与官员政绩提高；最大的“衙富民穷”是县域地方政府通过诸如城市户口身份和买房挂钩等手段，把自然资源行政垄断与政策资源行政垄断相结合，鼓励和支持高价卖房来高价卖地，通过高价卖地来使老百姓的储蓄转变成县域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县域政府之所以热衷房地产业，把其极力鼓吹成支柱产业，就因为房地产业是地方财政收入与政府GDP政绩的最大租源。只有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才能堵塞此类由理论偏差引发的政策漏洞，杜绝两极分化的源头，使国富与民富对称。因此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不但没有违背对称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而且正是对称经济学的本质要求。
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强化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不是只有省直管县这一个环节，而是土地国有化、税收再生化、财政投融资、户口统一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基层民主与法制建设等一系列配套措施组成的系统工程，是整个国家有效宏观调控的“全息元”，也是真正有效提高政府执政能力的落脚点。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提高了，政府是否应该成为市场必要环节的问题，就可以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迎刃而解，市场原教旨主义就自然而然破产。从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来看，问题的焦点不在于政府应该不应该成为市场的环节，而在于政府怎样才能成为市场的环节，政府怎样做才对市场最有利。
“山寨现象”说明了什么
[ 2009/08/12 09:49 | by admin ]
2009/08/12 09:49 | by admin ]
如果说，金融危机从宏观层面宣告了市场的立体化，那么当前普遍存在的“山寨现象”则从微观层面说明市场不再平面。“山寨现象”，一方面说明民间存在巨大的创业热情与冲动，另一方面“山寨”产品的大量假冒伪劣与侵权现象说明民间的这种创业热情如无政府的规范与引导将是对真正的创新——创造——创业活动的破坏，从而造成对市场秩序、对生产力的破坏。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创新是创业的市场“准入”，无创新将无真正的创业，小生产时期纯粹的、可以放任自由的民间创业活动已风光不再，产品的知识层次与立体化要求市场的立体化，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脱节、“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对立应被扬弃，任何现实的生产都是主客体相互作用、宏观与微观相互碰撞、政府与民间相互协调的结果。金融危机从宏观层面、“山寨现象”从微观层面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破产。
求是—中国小康网：就业率是指标还是目标
[ 2009/08/11 10:31 | by admin ]
2009/08/11 10:31 | by admin ]
陈世清：就业率是指标还是目标
求是—中国小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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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02 来源：中国经济解释与重建
就业渠道，是微观经济问题，但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在于宏观经济，在于政府的宏观调控。解决就业问题的能力，是政府施政能力的综合指数，也是经济发展状况的综合指标。
形成配置型生产的根本原因，除了配置经济学的错误导向，为了解决严重的就业问题也是其中之一。配置型生产——为就业而就业——配置型生产——为就业而就业，是一个恶性循环。在实践上，这个恶性循环是一个悖境；在理论上，这个恶性循环是由配置经济学引起的悖论。问题的提出本身包含了问题的解决，产生问题的原因也正是解开问题的关键。走出悖论与悖境的唯一途径，是范式转换、模式转轨，用再生经济学代替配置经济学，由配置型生产转型为再生性生产。
是“目标”还是“指标”
认为就业率与通胀率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要人们在“降低就业率”与“提高通胀率”二者间进行二难选择，是口袋经济学——配置经济学——主流经济学的逻辑怪论，也是这种怪论在实践中的结果。由于口袋经济学家分不清配置型生产与再生型生产，所以把所谓就业等同于一个人的事两个人干，提高就业率等同于工资增长率，所以就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造成就业率和通胀率成正相关的结果；当他们推出“把提高就业率作为首要目标”时，实际上是把提高就业率作为GDP增长的目标。而中国人口多、就业问题严重，就此成了主流经济学家用GDP增长代替财富增长、用增长代替发展的理论出口，为泡沫经济、“合理通胀”提供了籍口，也为他们的口袋经济学披上了冠冕堂皇的外衣，从而形成了口袋经济学-就业率—口袋经济学的发展周期；也即以口袋经济学为理论出发点，经过就业率的中介作用，论证了口袋经济学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从再生经济学视角来看，就业率是手段而非目标，因而是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而非“目标”。把就业率看成目标而且是首要目标，为就业而就业，势必降低人力资本的效率（以任何经济学范式为参照），更降低人力资本的效益（以再生经济学范式为参照），造成泡沫GDP与通货膨胀。如果“因人设事”，创办配置型“企业”、制造配置型“产业”、人为增加“流通”与“交易”环节，不但不能增加社会财富，而且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其所增加的社会交易成本将大大高于给这些人发放失业救济金——这样的“就业率”高固然可以增加GDP总量，然而却减少社会财富总量、降低人民生活水平。
就业率与生产率
所谓就业不等于隐性失业。改革开放以前可以说理论上不存在失业者，实际上却存在着大量的隐性失业——存在大量的拿着饭碗不干事的人。这种为“就业”而“就业”，不是真正的就业，而是隐性的失业——失业披上就业的外衣。
在再生经济学看来，不管有没有搞计划生育，只要社会上尚有一个人非自愿失业或隐性失业，经济就不会“过热”。如果每一个人都就业也不就等于经济过热——还可以通过技术更新，提高每个人人力资本的效率。
既然就业与“经济过热”无关，“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无关，就业率高与通货膨胀也就无关。配置经济学的非再生性质、传统经济学的线性思维性质，使它们取微观经济的某个横截面做参照，必然在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左右摇摆。这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必然结果，是主流经济学的范式缺陷。当它们片面看问题时自诩为实证思维，当它拿着自己的片面理论指导实践时，又标谤其理论的规范性与全面性。
应该用发展带增长、用增长带就业。为就业而就业、舍本求末，将拖垮中国经济。如果说，单纯的增长、GDP增长观同就业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那么以对称经济发展观为参照的增长，与就业则是相辅相成、水涨船高的关系。应该以是否实现充分就业作为经济增长潜力是否充分发挥的综合指标，而不是所谓采取就业优先的增长模式。如果离开了对称措施，就业优先会转变成为就业而就业，从而降低劳动力生产率。
就业率与经济模式
就业率的背后，是不同经济发展模式中人力资本与人力市场模型、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源开发、人力资本与新经济的重新洗牌、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方式之间的对称关系。因此要以再生经济学范式为基础，用整体论而非还原论的思维方式，从新经济与创业工程、就业工程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维度考察就业问题，而不是就就业问题谈就业问题。
当今世界总体上资本密集型国家会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总体上劳动密集型国家，会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人口密度大的国家由于科技发达、高科技产业发展较快而造成劳力匮乏，劳力过剩失业率最高的国家并非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而是科技产业相对落后的国家，说明智力密集、资本密集与劳力密集并不矛盾。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不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而刻意发展劳力密集型产业，而是在挤掉泡沫经济、大力发展再生型经济的前提下，用智力密集产业带动资本密集产业，用智力、资本密集产业带动劳力密集产业。在这里，配置型经济与再生型经济的区分比是否劳力密集型产业的区分更根本；而造成使智力密集、资本密集与劳力密集此消彼长的，只能是配置型经济模式。事实证明：只要以再生型经济模式为框架，智力密集、资本密集与劳力密集不但不矛盾，而且恰恰以前者为前提。如果把产业政策放在为了解决就业问题而刻意发展劳力密集型产业上面，其结果就是自觉不自觉地用配置型经济代替再生型经济，从而陷入就业率与通胀率共进退的悖境与经济周期波动的困境。所以就业率的背后是经济模式；就业率作为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标，不仅是经济总量的综合指标，也不仅是经济结构与产业政策的综合指标，而是在经济模式基础上，经济模式、产业政策、经济结构、经济总量的综合指标。
就业问题是微观经济还是宏观经济问题
既然就业率是经济模式、产业政策、经济结构、经济总量的综合指标，那么就业问题就既是微观经济问题，也是宏观经济问题。
微观经济学既不能解释、也不能解决失业问题。用微观经济学理论，如成本、工资、价格、市场出清等来解释就业问题，无异于一个人拔着头发离开地球；任何建立在微观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就业模型”，只能陷于悖论，对于解释与解决现实的就业问题根本无能为力。
就业只能是全社会范围内的微观问题，而全社会范围内的微观问题实际上就是宏观经济问题。但是如果以配置经济学的均衡理论为参照系，既使在宏观经济学范围内也同样解决不了就业问题。因为均衡是消极的、低层次的，因而很容易出现所谓的“过热”状态。只有对称，才是积极的、高层次的，可以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方法论依据。无论在任何经济学范式中，就业问题应该既是微观经济问题，又是宏观经济问题。把其仅仅归结于微观经济问题，是参照系错误，不可能解决的结论已经包含在前提之中。
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情况下，只要有非自愿失业存在，就不存在“经济过热”问题，都说明生产潜力未被充分发挥。生产潜力没有充分发挥的根源在于宏观调控。政府有责任安排每个人就业，除了自愿失业。不应该把解决就业问题的责任推给企业。就业，就个人和企业来讲，是微观经济问题；但开辟就业渠道，在于宏观经济，在于政府的宏观调控。首先要在理论和政策上抛弃“过热”观念。把失业问题归因于经济过热，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产物，理论基础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在它们的配置经济学范式中，只有“均衡”没有“对称”、只有“就业”没有“创业”，就业和可持续发展之间永远不兼容，只好把理论解决不了的“就业悖论”归咎于“过热”。其次要扶持创业工程。一个有能力提供良好的政策、制度、法制、金融、社会环境扶持创业工程的好的政府，完全有能力解决充分就业问题。
宏观经济：政府宏观调控的综合指标
就业工程 主体经济：国民创新——创造——创业的素质
微观经济：民间创业工程与就业工程
在再生经济学看来，解决就业问题的能力，是政府施政能力的综合指数，也是经济发展状况的综合指标；应该以就业率作为国民经济增长率与国民经济发展状况的“全息参数”。
解决就业问题的重点
就业的根本出路在创业。解决就业问题的重点，应该是放在鼓励创业、开辟国内市场上面。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必须有配套措施；避免“血汗工厂”的根本出路在于改变劳力供过于求的局面，扩大就业的门路；扩大就业门路最根本的，是扶持创业工程。扶持创业工程包括政府投资牵动创业工程与扶持民间创业工程两方面。要建立健全社保体系与法制环境，给平民百姓创业自由、平等竞争、多项选择的可能性空间。解决存量问题的出路在增量；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解决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才有现实意义。否则，要么逼着企业违法，要么减少用人，或破产倒闭、扩大失业队伍。就业与福利之间的悖境说明：对称经济发展是系统工程，不是心血来潮照搬西方的某一理论片断就可以拿来就用。
本文摘自作者著：《中国经济解释与重建》，该书近日已由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
编辑：费萍萍
来源：中国经济解释与重建
发布时间：2009-09-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