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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农业经济都是国民经济的命脉;然而恰恰在这个重要的领域,新自由主义的制度经济学、价格经济学范式失灵。
    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完全价格竞争理论,按目前的粮食价格,农田拿去种田生产商品粮是次优选择或非优选择,只有拿去搞房地产开发才是“帕累托最优”、效率最大化,也即他们所谓的“优化配置”;除非农产品涨价到农田产粮收益与盖商品房收益持平。新自由主义制度经济学家总是把使用权与所有权混为一谈;按他们固有的思维方式,他们毫无疑问会把新一轮农村改革、扩大农村土地经营权政策解读成土地私有化。因此,他们会认为新一轮农村改革刚好是为他们上述理论在实践中推广扫清政策障碍。在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支配下,在地方政府利益驱动、官商勾结、有组织的威逼利诱下,无组织、低文化农民的所谓“自愿”将只是政策制定者的一厢情愿,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不可避免,农田将被逐步地、然而却是快速地蚕食,我国耕地面积将进一步急剧减少,从而违背国家政策的初衷。只有明确的土地国有化才能堵塞此类由理论偏差引发的政策漏洞。
    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如果采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热衷、鼓吹的完全竞争、价格调节的方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解决“三农问题”,只能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包括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得到根本解决。舒尔茨、刘易斯等经济学家虽然看到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也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思路,但由于他们的分析框架是价格经济学,所以他们提出的方案也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用五度空间方法与人类二次创业理论,对现代农业合理定位,用国家宏观调控方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这在任何国家都一样,只不过在中国转型时期,这个问题更突出而已。但解决问题的思路与程序同其他国家并无本质不同。



注:阿瑟•刘易斯,英国经济学家,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对经济发展研究方面作出了先驱性工作。刘易斯对发展经济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最早提出了两个用以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二元结构发展模式,阐述和说明了经济发展的过程和途径,解释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决定问题。
      由于线性思维方式的均衡分析法在分析农业、农业与工业的关系时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境,所以舒尔茨提出了不均衡分析法,以作为补救。这本身就使均衡分析法陷入悖论,使均衡分析法的普适性破产。在对称经济学看来,经济发展的不对称(“不均衡”)是相对的,对称(“均衡”)是绝对的。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恰恰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农业与工业的不对称状态(城乡差距)中,必须通过宏观调控使之逐步对称,而不是用所谓的“不均衡分析法”使之合理化、凝固化。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充分的市场经济;充分的市场经济,就是对称的市场经济。
    只有农业与工业的对称发展,才有可持续发展。农业与工业的不对称发展,农业与工业的差距太大,将会拖工业的后腿。这是被各国的经济发展所证明了的。这种对称,严格意义上不是什么工业反哺农业,而是知识经济的重新洗牌。如果说,知识经济的横向重新洗牌为落后国家提供了后来居上的机会,那么,知识经济的纵向的重新洗牌,则为农业的发展水平与工业的发展水平持平提供了契机。通过建立知识农业、建设知识农村、培养知识农民,农业将成为与工业相辅相成的一极。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对农业基本建设的投资与各种政策扶持应起主导作用。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价格经济学与一般均衡论在理论上不能解释、在实践中无能为力的。在解决“三农”问题上,新自由主义的制度经济学、价格经济学必须让位于对称经济学——国家宏观调控与微观经济活力相对称的经济学。


注:西奥多•舒尔茨,美国经济学家,由于在经济发展研究方面所作的先驱性工作而与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一起荣获197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舒尔茨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在于,他使农业经济学成为一般经济理论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肯定了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开创了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提出人的素质对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
      解决“三农”问题的前提,是转变经济学范式。要用对称经济学而非新自由主义的制度经济学、价值经济学而非价格经济学、知识经济学而非物质经济学、再生经济学而非配置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而非增长经济学、幸福经济学而非货币经济学、福利经济学而非GDP经济学的眼光,来看农业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农业之所以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因为它是再生链、产业链、创业链的基础,是二次创业的基础、“反城市化”的基础,是绿色经济的基础。发展农业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而且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前提。知识经济时期,这里的农业是指知识农业,而不是传统农业。知识农业使经济学系统化、立体化、生态化、动态化、文化化,使经济学成为与复杂经济系统相对称的复杂经济学。
    解决“三农”问题,经济学范式要先行。同样是开发土地生产潜力,在配置经济学看来,农村土地生产潜力的释放靠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在再生经济学看来,农村土地生产潜力的发挥靠土地资源的再生。再生靠什么?靠国家投资基本建设、扶持农村创业工程。如果说,土地流转也可以再生,那也只不过是通过配置实现的有限的、相对的再生;而通过基本建设、通过创业工程变废为宝的开发实现的再生,则是绝对的、无限的再生。二者轻重缓急不可同日而语,本末更不可倒置。
    用工业经济时期的思维方式来定位知识经济时期的“农村城市化”,按新自由主义制度经济学范式把土地私有化或变相私有化,要中国重演西方曾经走过的“羊吃人”圈地运动的工业化历史,虽然可以带来GDP的新一轮暴长,然而对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只能是一场灾难。这种经济学范式和思维方式既是时空错位,也不符合中国国情。
    必须用对称逻辑重新定位中国哲学在人类哲学中的地位。
    中国哲学是对称哲学。只有中国哲学才是严格意义上的“辩证”哲学——思辨与实证统一的哲学。
    中国哲学之所以是对称的哲学,是因为中国哲学是
天与人的对称;
阴与阳的对称;
无与有的对称;
理与气的对称;
动与静的对称;
道与德的对称;
道与物的对称;
义与利的对称;
一与多的对称;
名与实的对称;
心与物的对称;
体和用的对称;
忠与恕的对称;
诚与明的对称;
显与微的对称;
内与外的对称;
人治与法治的对称;
德治与法治的对称;
出世与入世的对称;
天道与人道的对称;
共相与殊相的对称;
问学与德性的对称;
成己与成物的对称;
内圣与外王的对称;
形式与内容的对称;
过程与结果的对称;
理想与现实的对称;
目的与手段的对称;
理论与实际的对称;
事实与价值的对称;
科学与技术的对称;
意识与物质的对称;
主观与客观的对称;
形上与形下的对称。
    哲学发展的逻辑:
    中国哲学一西方哲学一中国哲学。
    对称一知性一理性一对称。
    中国哲学在头尾两个阶段较发达,西方哲学在中间两个阶段较发达。
    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线性的。
    东方人的思维方式是对称的。
    线性的思维方式产生线性的逻辑:知性逻辑一传统逻辑;理性逻辑一辩证逻辑。
    对称的思维方式产生对称的逻辑。
    线性逻辑决定抽象的哲学范式;
    对称逻辑决定对称的哲学范式。
    西方抽象哲学,渗透的是线性逻辑。
    东方对称哲学,贯穿的是对称逻辑。
    对称的哲学要靠抽象的哲学来深化,抽象的哲学要靠对称的哲学来整合。
    缺乏抽象的对称是独断的,缺乏对称的思辨是空洞的。只有对称与抽象的融合,才是思辨与实证的统一。
    对称的哲学范式一抽象的哲学范式一对称的哲学范式,是通过空间排列展现出来的历史发展的否定之否定。
    对称逻辑,把逻辑与非逻辑、理性与非理性统一起来,是逻辑的逻辑化。
    对称逻辑,把形上与形下统一起来,是形而上学的逻辑化。
    对称逻辑使对称哲学成为实证的形而上学。
    只有对称逻辑,才能使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逻辑方法与“非”逻辑方法统一起来,相得益彰、相辅相成,构成完整的内容和形式、观点和方法相统一的逻辑体系、哲学体系。
    只有对称逻辑,才能使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获得统一的叙述框架,而不会出现孰优孰劣、孰高孰低,以谁为主、以谁为辅的问题。
    只有对称逻辑,才能确立中国哲学在人类哲学史中的独特地位,也才能指出中国哲学世界化与现代化的方向。


    此文已收入《反思与境界——纪念冯友兰先生诞辰110周年暨冯友兰学术国际研讨会文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而近代科学却产生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中国现代中西哲学交汇点的代表人物、哲学家冯友兰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物理学家杨振宁一致认为,中国近代以来自然科学不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
    本人认为,中国近代以来自然科学不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周易以来“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而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计划体制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封建宗法制度、官本位、人身依附关系和行政化的学术方式、行为方式,限制了人的创业精神、人劳动的自由自觉性和人的主体性的发展。缺乏创业自由和人的主体性,创新精神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创新精神,科学的发展将缺乏内在的灵魂,思辨与实证、天与人之间将缺乏内在的联结。中国自然科学不发展的根源,不在于“天人合一”的对称思维结构,而在于以官统学的一元社会结构。
    而“天人合一”的对称思维结构本身只能促进科学的发展,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曾经领先世界就是证明。把中国近代两百年以来才有的自然科学不发展的现象归因于两千年前《周易》以来就有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是因果关系的不对称。
    “天人合一”的对称思维结构就是对称逻辑。
    对称逻辑,是根据宇宙的对称规律,从主观推知客观、主体推知客体、已知推知未知的逻辑。
    对称逻辑,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对称、协调、有序发展的逻辑,是可持续发展的逻辑。
    对称逻辑,是真、善、美对称的逻辑。
    对称逻辑,使形而上学与实证科学得以统一。形而上学不是割裂主客观的屏障,而是连接主客观的桥梁。
    对称逻辑,把社会和意识的必然性同人的主体性有机统一起来,使人的活动逻辑化也即规律化,从而使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得以统一。
    对称逻辑学就是对称认识论。
    用对称的方法认识世界,是用建构的方法把握世界。
    对称认识论认为,科学规律与客观规律、科学本质与客观本质是相互建构、相互转化的。人就是通过创造科学规律来创造客观规律,通过创造客观规律来创造客观世界,通过创造客观世界来证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论、思辨与实证相统一的辩证法、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的世界可知论。
    以人类社会为参照系,思维和存在的对称关系是宇宙基本的对称关系。“天人合一”即对称,是思维与存在的对称关系。“天人合一”无非说明: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世界是可知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是绝对的,差异是相对的。只有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绝对的,才有天人合一,才能实现内在的超越,才有真正的世界可知论。而二元论、独断论、不可知论、证伪主义等都是割裂天与人、思维与存在的不对称思维的产物,是西方“天人相分”的不对称思维方式的产物。
    “天人合一”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是实践问题。中国是“天人合一”的理论发源地,西方是“天人合一”的实践者。这根本上是由于社会结构的不同。中国的封建社会结构限制了“天人合一”。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促进了“天人合一”。
    中国的思维理论同中国的思维实践也是不对称的。“天人合一”需要用五度空间的方法来完整把握研究对象,而注经式的研究方法、考证方法则破坏了这种完整性。
    从分别来看,中西各自的思维结构、实践结构、社会结构之间是不对称的,从整体来看,人类的思维结构、实践结构、社会结构之间是对称的。只有用五度空间的方法才能完整把握这种作为人类整体的对称结构。
    中国哲学范式同西方哲学范式的融合,必须以中国实践模式和西方实践模式趋同为基础。
    创业,就是这样的实践模式。
    人类二次创业,就是这样的实践模式。人类二次创业,不但使人类的劳动方式趋同,而且使人类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趋同。哲学范式的趋同,就是人类实践模式趋同的必然结果。哲学范式的融合,就是哲学范式趋同的必然结果。
    以创业为基础,功利主义的人生观为动力,吸收西方哲学发展的成果,天人合一的对称思维方式将成为科学的思维方式,并促进当代科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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